主题：【作者授权】他们怎样成为勇士的——一段历史的辩证 -- 双石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改造旧军队不搞控诉运动行不行？

　　历史表明，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是被逼出来的！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规模比较大的起义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的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的台儿庄起义、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的海城起义。对这3支起义部队，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派去了极少的政治工作干部，采取的是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

　　然而，海城起义部队在4个月后，近半数叛变，台儿庄起义部队在1年后全数叛变，邯郸起义部队也在1年零7个月后因疑似叛变被解除武装。

　　改造旧军队用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为什么不奏效？个中缘由十分复杂，就思想动态而言，官佐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当八路没搞头”。在国民党军队，不仅实行薪金制，收入比八路高，更重要的是，各级长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喝兵血”，如“吃空”，克扣粮饷，挪用军费，等等。海城起义士兵吴荣珍回忆说，他的连长在军官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他就曾公开说：“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国民党第184师起义后，我东北民主联军将其“扩编”，军官随之“见官升一级”，但起义军官还是要大发牢骚：“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二是认为“当八路没前途”。官佐阶层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代表国家的“正统”，八路是“匪”，与国民党争社稷，出师不名。对“当八路”的前途，更是悲观，认为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共产党打不赢。

　　三是认为“当八路没脸见人”。旧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基于军权私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畅行的是封建的忠义道德，因此，起义通常被认为是“背主求生”的叛逆。而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舍弃原有的阶级地位，“落草”当“共匪”，是被认为丢面子。

　　士兵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因为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长春起义士兵罗珠成对此，曾有过经典的比喻，他说：“当初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像电影《末代皇帝》里的奴才一样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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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部队发生一系列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当作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据我了解，最先找到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突破口的，是改造海城起义的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据记载，早在1946年海城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政治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根据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的“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方针，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

　　不料，徐文烈等我军派入海城起义部队的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也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基于起义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教训及“倒过来讲”的成功探索，海城起义部队到达北满根据地兴隆镇后，采取“倒过来讲”的方法，展开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新式政治整训，迅速实现了起义官兵的灵魂觉醒。

　　在海城起义部队：

　　胡宗南第7兵团经过改造后，变化更大：

　　控诉运动是历史的选择，但当代一些知识精英却要千方百计地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去诋毁。

　　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问：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精英，如果能回归当年，也被“国军”用一根绳子捆去当壮丁，整日挨打受骂，其改良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