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岳飞传 文嚎 第一章 -- foundera

第四章

叔本华有一个比方，把人比作苦难与无聊之间的钟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人能容忍一个不摆的钟，而照叔本华的话来看，苦难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一章里，我只能强忍着绝望让我的故事从无聊的这一端摆向另一端。

一

南宋的人们都说临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在我的理解，这是指的临安城里官民比例高，当时的民谚是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一般的小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万一踩了谁一脚都惹不起。由于这个原因，临安城的大街小巷中尽是锦衣官员，每个老外走到这里都要大赞宋朝人民生活水平高，但如果该老外随便敲开路边一座民居的大门，进去讨杯茶喝就会发现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里补充一句，从本章开始，东京将被作者称作汴梁。因为它身处沦陷区，不再是大宋人民的首都。这一点就像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时候叫北京，以前落在小日本的魔掌上就叫北平一样。我还想顺便打个比方，现在我的头头当着科长，我只好叫他科长，等他下了台或者离了休，我就会叫他王八蛋或者老混蛋，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朋友可能看过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那个画里画的是东京汴梁。展卷一看，城内屋舍俨然，很是整齐。而据说那南宋的都城临安，又要比汴梁壮丽上十倍，风景秀丽固然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临安城繁华程度可以在中国历代都城中排第一。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如果哪一天你在大街上走路时发现整条马路就你一个行人，其余全是来来往往的高级小轿车，你也一定会以为这是个繁华的盛景。这时候如果有德国人看见他们的奔驰宝马，美国人看见他们的凯迪拉克，英国人看见他们的劳斯莱斯在异国的大街上飞驰而过，也一定会大声叫好。但同时请注意的是，对外国人的叫好我们应注意分辨其中是否包藏有祸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些个外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乞丐被几个中国青年学生制止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几个青年学生很伟大，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这种爱国青年在封建社会里是很少的，所以在南宋的都城临安，有一支专门维护国体的青年纠察队，他们的队长就是周三畏。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虽然临安城的青砖大瓦房壮丽非常，但往往要在一套房中会挤上许多户居民。上海等地的朋友或许有住团结户的经验。当年老外的大楼被人民政府收回后分给几十户人家，水电共用厕所共用，把好端端的一幢大楼弄成蟑螂窝。不幸的是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临安里，就遍布着这样的蟑螂窝。来临安旅游的老外在城中饱览了秀色之后一推百姓家门，往往会忍受不了巨大的落差昏死过去，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当时周三畏的职责就是尽量减少这种国际影响。

前几天我有位朋友来电子邮件告诉我说他们公司的系统感染了病毒，歇了三天刚刚恢复，对此，他的结论是：人民间最痛苦的事就是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却不能上网。按照他这个观点，南宋时的周三畏也是个痛苦的人儿，因为他身为临安城的青年纠察队长，专管老百姓的非法搭建，但他自己却一直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阁楼里，而且这个小阁楼是搭建在临安城中心的大钟楼顶上，四周没有梯子可上，简直像个鸽子笼。周三畏在学会飞以前要进自己家的门，每次都是从钟楼的一边看准时机跳上三丈多长的大钟摆，像个空中飞人一样把自己荡回家。整个过程很容易让人想起叔本华的一句话，人生就像苦难与无聊间的钟摆云云。

如果周三畏是一个中年人的话，他也许就会对以上的事情感到绝望，也许就会某个人们都在仰望星空的夜晚，悄悄爬上大钟摆，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死在上面，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他还年轻，尽管他对一切都感到绝望，但最起码他还年轻，对未来总有那么丁点儿信任。

二

我年轻的时候，老师告诉过我一句话：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不知道其它同学是怎么想的，反正这句话在我的理解不是个好意思。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言下之意就是说当时我们这群领了身份证的小年轻们还不是祖国的现在。这句话经过一部分朋友的实践似乎已经被证实了，不管你是有饭不吃存心饿死自己还是原地耍赖存心捂出痔疮来，不是现在就是不是现在，一点儿也不让你们掺和。

如果这些话没说清道理的话，我还有两个解放前的例子。第一个是1926年的“三一八”，青年学生们想掺和祖国的现在，段政府的卫队开枪给他们回答。第二个例子温柔一点，1946年，国民党太子蒋经国组织青年打虎队，开进上海狠狠打击投机商贩以维持经济秩序，刚打了几天，就迫于他老子的压散了伙。这两个事情都印证了鲁迅的那句话，关于煤的形成，青年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上这一段令青年们感到万分沮丧的结论是我的个人研究成果，周三畏虽然也是个书生，但他没经历过三一八，也没经历过国共内战，所以不懂得这个道理也不足为怪。有时候正是因为知道得少人才会快乐。周三畏在临安城里抢人东西，拆人房子，玩空中飞人，仰望星空，相信未来，所以他是快乐的，同时和他一样快乐的还有流放荒蛮的杨再兴，罗延庆，还有忠心耿耿陪主出塞的秦桧，还有惹下滔天大祸却躲上太行山的岳飞。这些人在当时都很年轻，年轻人的绝望也是一种快乐。

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没有出现。他也是一个绝望而又快乐的年轻人，一般的书上把他叫做宋高宗，其实他的真名叫赵构。

关于赵构这个人的历史价值，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从古至今，想当皇帝的人历来就不缺货，要找一个不是太白痴的人出来当皇上帝在再容易不过，在我们这篇故事当中，提出赵构这个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看待。

在中国的历代君主中，我最喜欢的是明朝的正德皇帝。他不但私自出宫泡女孩子，还自己给自己封官出外打仗，打胜了还给自己升宫，实在是一个少有的性情中人。相比之下，我就比较讨厌赵构这个人。虽然他天生命不好，生在一个被人追着屁股打的朝代，但他完全可以像他哥哥赵桓那样有一点儿幽默感，让郭京施法退兵什么的，虽然同是失败，好歹也是以笑声收场。

如果站在当代有角度分析历代帝王，大致可将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小资，比如刘恒，刘启，刘备，还有一类是愤青，比如刘邦，杨广，朱寿。有些人一直把崇祯皇帝也当成小资，这是个误解。当年满洲兵兵临城下，这位皇帝就让一个和尚发明家带上他发明的一些新式武器前去退敌，这些武器中包括一些点着引线炮身就会炸开伤着自己的木制大炮。崇祯这种超人的幽默感和想象力是只有愤青才能具有的。

由此可见，如果抛开当时老百姓的感受不谈，单从我们后人希望看笑话的角度出发，我们最希望所有的皇帝都是愤青，但历史总是给们失望的答案。这其中赵构就是一个小资。

三

当周三畏和赵构在临安城渡过他们的年轻时代的那段日子里。杨再兴他们和岳爷爷还有秦桧也在渡过他们各自的年轻时代。如果你现在已经不再年轻，再回忆当初的岁月，也许你什么也得不到。这时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年轻时代被自己虚渡了。当然如果你现在很年轻，你就会反对这个说法，一如当初的岳爷爷他们。

在赵构和周三畏的年轻时代里，他们在临安城中竭力去维持这个时代的秩序。在杨再兴罗延庆的年轻时代里，他们在西南蛮荒顺应着时代的秩序。只有在岳爷爷和秦桧的年轻时代里，他们是在拼命反对着时代的秩序。但需要申明的是，多年以后他们都会被时代的秩序埋没。

南宋的时候有人写过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首反诗，在讽刺南宋政府。但写这诗的人并不知道，临安城里的赵构，其实也是一个心思敏感不甘沉沦的年轻人。

一般人在谈到帝王时，对其评判标准一般是勤政爱民，其实这不对。起码在有些皇帝那里，生儿育女才是第一要紧的大事。不过遗憾的是宋高宗赵构乃是一个敏感的小资皇帝，以上两样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我们现在可以描出当年临安城里的赵构的影像。他是个面色惨白身材孱弱的年轻人。和古往今来所有的皇帝一样，他敏感多疑，常常会在和后妃们干好事的时候想起军国大事，这时候就要一个小太监站在一边，把他讲的话记下来。不过小太监们对男女之事不甚理解，常把皇上对后妃的抒情段落也记录下来，酿成笑话。

同时应该说明的是，在临安城里，还有一个人也喜欢这么干，这个人就是周三畏。前文我说了，三畏的居住条件很差，但他年少有为，属于少壮派的官员，因此很得临安城里姑娘的青睐，由于这个原因，临安城里的老百姓就经常会看到城里钟楼的大钟摆上挂上一男一女两个人，三荡两荡就没影了。许多不明底细的老百姓看了这个都以为撞了妖，回家后头疼肚痛，只好去买了香烛拿到钟楼下焚化，周三畏就和那姑娘在烟雾缭绕的小阁楼里干好事。每干到高潮，三畏就会灵感横生，往往在烟雾中大叫一声从床头摸出一支毛笔，将灵感写在床头的一摞纸上。但应该指出的是，那时候纸张稀少，售价颇高。有时候周三畏买不起白纸，就用各种动物的肠衣代替，现在人只用肠衣做香肠了，但在南宋，肠衣是用来做安全套的。许多不法商贩专门收集周三畏这样的读书人写字用剩下的肠衣，做出一种黑色的安全套。有的人朋友死了就去买上几个，吊丧的时候可以用来安慰一下朋友的遗孀。

四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周三畏当初戴上染色安全套时的凛凛威风。史载狄青作战时要在脸上戴一个青铜面具，一方面脸皮坚厚刀枪不入，一方面眉眼狰狞令人胆寒。但更重要的是狄青一戴上面具就会勇力勃发无所畏惧。当年周三畏戴上染色安全套时就是这般感受。

早年我看过一部电影，那里有个部落首领生性懦弱，受人欺凌。后来找到副古怪的面具戴上，变得悍勇至极。但后来随着人性的丧失，这面具却摘不下来了。每次周三畏要除下染色安全套时都会痛苦万分，一旦摘掉那东西，剩下的部分便黑水淋漓，就像一只从地沟里捞出来的死耗子。

每天清晨周三畏打来一盆水，洗净那死耗子之后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我在大学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被单位革了，因此对这段程序十分生疏：首先，周三畏要把自己收拾整齐，然后抱起床上仍在睡觉的女孩子从大钟楼上荡下去，像人猿泰山一样。他这个动作当然很漂亮，但是我不敢学，一来我家窗外没有大钟摆却有很多高压裸线，二是我老婆虽然不是太胖，一百二十斤总是有的，要我把她扛到楼下问题不大，但要像周三畏那样挟着她飞是一定办不到的。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三个月没理发，也没有工作，倘若真的挟着老婆跳到大街上又没地方好去，警察大叔看见了一定会过问。

以上这些都是我的麻烦，周三畏是不会遇到的。临安城的老百姓只会看到每天清晨的薄雾里有个影子晃动。部分老百姓的运气不好，在钟楼下被从天而降的周三畏踩死也是有的。到了这个时候，周三畏就会带上怀里的姑娘一起逃离现场，等到上班之后才带一帮兄弟过来假模假样地勘察现场。

对于以上情况的出现，我感到很痛心。我们从来都是秩序的奴隶，现在看到秩序原来是这样被执行的，当然会不痛快。同时对以上现象感到不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制定秩序的赵构。如果把我们和赵构比作一个夹心面包的上下两块，那周三畏他们就是中间的内容，这块内容往往就是最令人伤心的。

关于周三畏的故事，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他长时间在宦海中沉浮，终于变得阴险奸滑，只要一穿上官服，他就变得暴戾非常，吆五喝六地在临安城里横行霸道。但在每天下班之前脱下官服，他的脾气就会好些，往往是轻快地挟上一个姑娘带回自己的窝里去。当时临安城里大约有八成官员是他这个样子，剩下两成是瘫在床上拿俸禄的老头子。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使我对临安城的信心大失，尽管它在夕阳的照耀下金光闪闪，似乎又比原来的汴梁更漂亮了。

五

在赵构他们定都临安的时候，许多人对这个暮气弥漫的城市产生了厌恶。周三畏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是一个制度的维持者，所以他只有无奈地适应。正如我们把一条鱼放进被污染的河里，如果它这时还想去管理别的鱼那它就一定会长成怪胎。

和周三畏相比，当初从汴梁城中被发配出去的杨再兴他们就幸运很多。在当年的那场大学潮里，他们失去了很多的朋友，但起码他们自己还活着，这就是幸运。

在大宋西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杨再兴和同学们一起在监工的皮鞭下砍木头砸石头，每当脑袋顶上的太阳把他晒得头昏目眩之时，他就会想起当初在汴梁城里和他爸爸的一段对话：

杨再兴：我没错！

杨爸爸：没说你错了！

杨再兴：我没错！干吗拉着我？

杨爸爸：谁说你错了？但就不准你出去！

杨再兴：凭什么管我？我没错！

杨爸爸：错了！说你错了你就错了！不准出去！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话发生在汴梁城的禁军大营开出连环马的前一夜。这天夜里，杨再兴偷偷溜出了门去找罗延头他们，结果在第二天就被连环马赶进了下水道。

在下水道里，杨再兴和罗延庆又讨论了一下自己的问题，讨论的结果仍是他们没错，直到被发配到这个农场，他们还一直没觉得自己错了。如果他们知识够广博，他们甚至完全可以用歌德的话来反咬一口，说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

在劳改农场砸石头的时候，杨再兴还能回忆起当初在下水道里的每一个细节，这其中包括当时下水道里的每一个拐角，每一个漏水的破洞，每一只惊慌逃窜的耗子，甚至是那弥漫的湿润腐败的气味。有一段时间内，他甚至认为自己就属于那个世界了，这样一来，当他从回忆中醒来就会非常痛苦，因为他刚才还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转眼被抛到了热带农场的烈日下，就像一只要被晒干的软体动物。这个时候，杨再兴就不免要暗暗问一问自己，难道是我真的错了？要不怎么会这样儿？

如果我是杨再兴，我就不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不管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关于杨再兴一直不认错的事，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他在作梦，在拒绝真实。维特根斯坦说：“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事件，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真实。”杨再兴拒绝悔罪，自然也就拒绝了真实，与真实环境格格不入。而维特根斯坦又说了，当一个人与环境格格不入时，他的一切智能就失去了应有的正常，他就会显出病态，只有让他回归自己的本性，才会导致良好的结果，使一切显出正常。杨再兴当年因为高唱非理性主义而显出种种不正常被发配，如果他想好受一点，他就应该悔罪，应该有所信仰。这一点杨再兴不久就认识到了，据我所知，他当时开始了悔罪，而且信奉了佛教，尤其迷恋密宗的欢喜大法，不久就和劳改农场周围的女孩子打成一片----我的意思是说，他开始恋爱了。

对于杨再兴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我可以给出如下描述：在一个秋日的傍晚，劳碌了一天的杨再兴正趴在草地上休息，就见兄弟罗延庆挽了一个小蛮婆走了过来。杨再兴登时大怒，暴起质问：延庆！国事如此！何以家为？当时罗延庆只回答了一句：再兴！打击太大了，麻痹一下自己。这样一个坦白而又崇高的理由反而使杨再兴不好再说什么了。

六

按照一般的描述，杨再兴这个人应是穿白戴素，白盔白甲像是死了主子的吊孝兵。但我们都知道白马白衣在中国古代是牛逼的象征，大凡这般打扮的人多半身手不凡且英武非常。

当年杨再兴发配西南的时候随身带有一套白色的战袍，但这行头如果在热带农场穿上就很难看，特别是晚上，谁撞见了一准小便失禁。所以这套衣服就一直压在箱底，直到不久前，杨再兴听了罗延庆的一番话，这才幡然悔悟又把这套东西找出来捂在身上。

在前面讲秦桧的时候，我举了我一个农村朋友到上海唱歌的例子。需要向大家解释的是那是1985年，电视里正在播一个叫《上海滩》的连续剧。我那农村朋友为了效仿许文强就在七月天也捂上一件黑色的风衣招摇过市。当然，领子上的白围巾在这个时候往往就代替了手绢，起了擦汗的作用。

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当年杨再兴的情景：在一片热带林木中，站着一个全批挂整齐的白衣大汉，说不出的诡异。我小时候有位同院的老先生当年是国民党派往缅甸的远征军。据他讲，热带丛林里毒虫横行，军兵行路一律要用绳子扎紧裤管儿。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年杨再兴在热带丛林中一身白衣傲然屹立时又是扎紧了裤管的。考虑到战袍宽大，如果从背后看去，这时的杨再兴就活像一个高丽参客。如果他不是很有耐心，站了一会儿就脱掉上衣露出结实的胸脯，你又会把他当成航海中的辛巴达。

不过按当时实际的情况来看，杨再兴既不像高丽参客也不像辛巴达。那会儿烈日当空，热带树林里瘴气又重，杨再兴的白袍很快就被汗水浸湿裹在了主人的身上。如果一定要用比喻来形容，那就是一根被水泡得褪了白皮的猪肉肠，而且这根猪肉肠呼吸粗重，眼看就要昏倒了，杨娘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现在可以说一说杨再兴他们下放的劳改农场的周边环境了。当年我有一哥们儿因为打架被下到渤海边上的一个盐场里去了，在我看来那是全世界最糟的一个劳改场所。举目望去，尽是白花花的盐土和灰突突的山包，远处的大海也像上了发条一样，传入耳中全是工业化的海潮音，整个看来死气沉沉要让人疯掉。更可怕的是里面的囚徒工作要一直踩在盐土里行走。古书上说尧舜因为下田劳作致使腿毛都无法生长，我那哥们出来后给我们看过他的双腿，那简直就成了腌肉。相比这种情况，杨再兴他们下放的地方就好得多，地处热带，植被丰富，生机盎然不说，脚下踩的也是千年枯叶，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高级地毯上一样舒服。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劳改农场周围就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其间驻扎有几个土人部落，那里的蛮婆生性泼辣，经常到劳改农场去钓城里来的帅哥。杨再兴在原始森林里亮相那一天就吸引了不少蛮婆的注意。最先跳出去的一个就成了后来的杨娘子。

七

当年中国流传有这么两句诗：“就算我仅仅只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这个可恶的时代的喉咙。”对此，革命警惕性高的同志一般会把它当作特务接头暗号或者是反动道门会的咒语。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愤青的愤诗。当年秦桧出塞时就带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条幅：“就算我仅仅只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卡住这个可恶时代的肛门。”虽然只是小小的改动，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秦桧的抗争态度更为坚决。

在金兀术眼里，秦桧是个古怪的南蛮。当年随徽软二帝一块儿被掳来的臣子们大多已经变了节，唯有这个姓秦桧的书生却一直死硬到底，而且还敢在人眼皮子底下骂娘。同时在秦桧看来，金兀术也是一个古怪的番子，草原上其它小番见了秦桧的老婆王氏，总是掏出一把碎银子塞在她怀里，然后用牛皮绳把她手脚捆上，搭上马背带回自己的帐子里去。唯有这个四太子见王氏却是翻身下马恭身一礼：“请问夫人，您先生在吗？”

金兀术初见秦娘子王时，王氏还非常年轻，皮肤白里透红，身材绝佳。在北国那种恶劣的环境里生长的女人多是皮肤粗糙三围相等的水桶般悍妇，此类江南佳丽极为少见，因此那些贩马的番子们只要手里一拿到钱，也不管自己家里已经几天没开火了就去找王氏。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人沦落于斯，虽然我不是秦桧，但也会很痛心。但对于有3年经验的前大宋妓女王氏来说，这些也没什么。至少她可以想怎么叫床就怎么叫，而且那些人生龙活虎甚是雄壮，没一个阳痿。能挣些钱让自己相公的生活变得更好，王氏也很开心。在中国，女人只能以她们的身体进入历史，她们的心情必须要我这种人去考证出来。这也是我能把现在这个无聊的工作做上如此之久的原因。我一趴到办公桌上，就总能找到一些事做。

至于秦桧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他脸皮很厚。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王氏在五国城外放歌的情景。许多朋友以为五国城外是茫茫草原，这不对。据估计，那块地方应是现在吉林的农安，城外一片荒凉。黑土之上杂草横生，如果走岔了路就有可能陷入泥潭遭受灭顶之灾。这样的一个环境只适合土匪练兵而绝不适合一个美人来唱歌，所以当金兀术看到这个情景时，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正如我要是在街上看见一个半老头子搂着一个美女招摇过市也会恨不得冲上去踹他一脚。

有的朋友可能听过藏歌，据说那种感觉很奇妙，空灵纯净什么的。一般来说，北国荒原上的歌声是无法与之媲美的，虽然演唱者们一般都有帕瓦罗蒂的体格，但这时唱歌的是一位江南佳丽，如果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一切都不一样了。金兀术像一个飘浮在外太空的僵尸，一但接受到一组奇妙的宇宙射线，他就会苏醒过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金兀术比作一个生活在五国城里的孤独瘾君子，城里没有他的朋友，当那一天在城外遇见了王氏，他就仿佛一个离魂的吸毒者找到了货源，整个人顿时苏醒过来。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非法持有毒品多少多少克要判刑，但还是有不少人甘冒大险在家里留下储备。金兀术和他们一样，为了霸占货源，在和王氏客气一番后就叫手下把她抓进府里去了。这是种令人愤怒的行为，正如杨再兴他们在山东九龙山造反时，往往劫了路人的金银还要拉住人家聊一会儿天，等人家聊完以为没事儿可以走了的时候，他们就转身给人一刀灭口。

八

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艺术特别有名，唯一一个牛逼一点儿的故宫也是阴暗非常，叫人气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五国城内金兀术的王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是二丈高的围墙圈上一片小平房，但无论如何，比城外的牛皮帐篷是要好多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中国的长处只有烹调，后来该老师移居美国，我估计他现在除了嘴巴之外全身都爽了。那时金兀术的王府里，王氏可能是除了心之外全身都爽了。那时金兀术常常会在酒足饭饱之后把王氏搂在怀里问她爱妃为何愁眉不展啊？这时王氏就会对金兀术说想老公。王氏就是这个样子的人，而且一辈子如此。尽管金兀术是一个注重礼仪的理想主义者，也常常受不了这种打击昏过去。正如哪一天我在一家情调餐馆里，借着烛光隔着低胸晚礼服琢磨对面有夫之妇的胸部为何这样大之时，她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告诉我抱歉，她要回家给孩子喂奶了，这时，我也会承受不了打击昏死过去。

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理想主义者是范蠡，他帮勾践灭掉仇家之后就挂印隐居，携西施泛舟五湖去了。这种人无疑是后世的榜样，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明朝时候有个读书人冒辟疆，和董小宛逍遥了九年就因为山河破碎而劳燕分飞。关于金兀术和王氏的故事，历史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桩正经的爱情来记录，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在金兀术的心中是更爱江山还是更爱美人。

当金兀术大排筵席邀请秦桧过府一叙时，王氏就倒在金兀术的怀里，眉眼低垂，不敢再看秦桧。秦桧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心中大骂贱人，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假意聆听。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壮的画面，在这幅画里，金兀术说完了他的目的之后，静看秦桧，良久，秦桧从牙缝里挤出两句诗：“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再泼你的剩菜残羹。”有人可能听出来了，这是闻一多的《死水》，秦桧这时候背这种诗，说明他已经彻底对南宋朝庭绝望了。如果他是一个像岳飞那样的理想主义者，那么这种绝望就不会出现。本雅明曾就理想主义说过：“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所以我可以说历史上绝望的汉奸都是经验主义者，而历史上的精神病，比如切格瓦拉，则多是理想主义者。

关于秦桧当汉奸的故事，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民间还有其它说法，但在我看来都不足为信，在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发生了，过程却早已被人谈忘，只有结果抹不掉，一直流传下去影响后人的生活。但是因为后人看不到原因，就把这结果当作世间的公理去遵守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只会去说秦桧如何汉奸而不会去想秦桧是不是汉奸怎么成的汉奸。我一生见过不少假洋鬼子，却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汉奸。这也许是我和大家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有的人，比方说秦桧，大家都说他是天生汉奸，我却不同意。我见过很多人，在头一天还是大家的英雄领袖，第二天就成了所谓的汉奸。也许我不能说服大家，但我必需证明，起码是在某个晚上之前，那些“汉奸”们还和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士兵或者学生。

秦桧回国的时候是连夜走的，很屈辱。妻子王氏和他各骑一匹小毛驴准备穿越一路上的山山水水。背后是金兀术假模假样地点齐大兵一路喊杀，开枪为他们送行。

九

我现在很能理解岳爷爷当初在太行山上落草的心情，在中国古代，乱世里上山落草并不丢人。如果势力大，只要看准时机打起一杆义旗说不定就能夺取天下，万一势力小，只要眼光准跟对庄也能封王拜相，当年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知道这是不是劝人当海盗。卡夫卡说过受苦是这个世界与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由此可见不想受苦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所以自古以来享福的都是西门庆，受苦的都是岳飞。当然，卡夫卡说的是一般情况，不知道该准则在乱世也是否适用。

据说每到乱世的时候总会有妖孽横行，在我的理解，这是指的乱世中秩序败坏，牛鬼蛇神都从所罗门王的瓶子里跑了出来。当然，以上现象还有个文雅一点儿的说法，乱世出英雄什么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在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那段乱世里，太行山上就汇集了一帮牛鬼蛇神，他们在首领岳飞的带领下开荒耕地，贩卖私盐，种植鸦片，尽可能地在这乱世中活得更加舒适一些。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皇帝的日子里贩私盐就是掉脑袋的卖买，同样，种植鸦片毒害人民也是丧尽天良的行为。再进一步，开荒种地是向地球母亲的无耻掠夺，也必遭天谴，照这么一说，人类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而实际上，在这几十年前的北宋就专门生活着一群人教人怎么样不好好活。当时他们的职业名称是“理学家”，而他们的工作干起来则很容易让人想到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遗憾的是，岳飞的师父周侗就是半个理学家，所以在岳飞的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理学家血统。

岳飞理学家的特性在太行山上主要体现在寨子中的厕所里。如果当时全世界来搞一个马桶大会的话，不管是杨再兴的九龙山还是杨幺的洞庭湖还是赵构的临安皇宫，都比不上岳家寨的厕所高级。

岳家寨的厕所是一排吊脚竹楼，天然清香，门前走廊上有一大块木牌，上书：“甘上茅厕固非性，而全其天则，则上茅厕固天理之自然，比说亦是生众却不知有所无则，但见其甘上茅厕，即谓之性也，殆矣！须当谨记：茅厕虽好，不忘岳公。”

以上这个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文化革命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猜测，当时岳家寨是沉浸在一种什么样的狂热之中。而实际上的岳家寨则不是这样，人们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厕所时除了欣赏环境，读一读摆在草纸架上的中文《肉蒲团》之外，一点也不搭理坐在门口的岳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四分之一个理学家的岳飞为什么会把《肉蒲团》放在草纸架上，当时的情况是岳飞一共在草纸架上放了三本书，一本中文《肉蒲团》，一本德文《肉蒲团》，还有一部其厚如砖的德文原版《资本论》。岳飞的目的是希望寨子里的兄弟们通过比较阅读两本《肉蒲团》学习德文，再进一步研究《资本论》。可是兄弟们不理解他的苦心，另两本书都被当作草纸用掉了。

当岳飞对寨子里的厕所失去了信心之后，他便产生了小小的心理障碍。等每天弟兄们歇工之后，他就跑到大烟地里去拔两颗罂粟花点燃了麻醉自己。就像现在的作家们都爱抽过滤嘴一样，那时候的思想家都喜欢抽大烟。

十

有很多人看过岳飞背上那四个字，大家众口一词咬定是精忠报国，对此我也不好谈什么。但值得研究的是岳飞刺这四个字的目的，传统的说法是天下大乱，岳母怕儿子走上邪路，就在他背上刺了四个字以为警诫。但我以为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前几天我们这里一个刚上大一的孩子正在赶写入党申请书，我当时看见了还在感叹现在的孩子真是要求进步，比我们那时强多了。谁料这小子头也不抬地告诉我说现在入了党将来犯错误也多一层保障，万一要处罚也得先开除党籍，起码不用动不动就退学了，由此我也可以对岳飞刺字作出一个阴暗的解释：他知道自己早晚要犯事儿，所以在自己背上刻了四个牛逼的字，好在将来减轻罪责，万一这字不能打动审判官，被押到万人刑场上脱掉衣服一亮字号也尽可以唬住在场的老百姓。起码是不能再让别人说什么闲话了。正如当年我回家晚了，家里人责问，我就说是为国家为人民去了，家里人隐隐觉得这里头不对劲，但也说不出理由来。

岳飞年轻的时候常常会陷入无边的狂想中，在这里有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自己的死。他曾经幻想过自己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押上断头台，塞进断头机。那天的天气如何，观看群众的男女比例，其中美女比例，监斩官是胖是瘦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列。甚至连断头机突然卡壳这种意外情况他都考虑到了。这样一来，就勾画出了一幅极其真实的画面，而且细节还在不断地完善，直到他坚信这情景一定要发生为止。而他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将来自己会不会被吊死而不是被砍头。正如当年“三一八”的学生们，可能考虑到了游行的路线，游行的标语口号，游行的人员安排甚至和政府谈判的代表的衣帽鞋袜也被想了一遍，但谁也不会想到面对段政府卫队的枪管是该往左跑还是该往右跑。

关于岳飞的砍头幻想我还有一点补充的。当我和我的同学也像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同样为自己勾画了种种壮烈的死亡方法，印度战场朝鲜战场珍宝岛战场越南战场，几乎所有打过仗的地方都是我们考虑埋骨之地。在这其中，顶不济的同学也是拉响手榴弹和台湾特务同归于尽。我当初的同学中有几个已经死了，有被砖头砸死的，有病死的，有被人捅死的，也有两个莫名其妙被压成大肉饼的，反正没有一个是按理想中的方法死的。有时我在北京城里跑东跑西忙事情，就常会想起这些同学的死和他们的誓言，谁知道我将来又会是怎么死的？

岳飞走向断头台的时候面无惧色，就差喊上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了。他打量了一下围观群众，向他们展示了一下背上的字，然后主动把头塞进了机器，在最后的一刻有人听他叹了口气，当时听到这叹息的人百分之百都以为他后悔了。

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悔，他叹气是因为他发现断头机设计得太不合理。看过《双城记》的朋友应该对那里的断头机有印象，那洋货利用了杠杆原理，只用提刀就成了，效率是国货的两倍，尤其适合用来砍掉大批人头。岳爷爷最后叹的一口气，意思应该是：国货当自强。除此以外，他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都信仰背面的力量，只看前面的他走向疯狂：

初次的爱情人们已经笑过去，

再一次追求，只有是物质的无望，

那自觉幸运的，他们逃向海外，

为了可免去困难的课程；

诚实的学生，教师未曾奖赐，

他们的消息也不再听闻，

常怀恐惧的，恐惧已经不在，

因为人生是这么短暂；

结婚和离婚，同样的好玩，

有的为了刺激，有的为了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