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宁静与芬芳（上） -- 暗香疏影月黄昏

我为达格玛的必看电影录增加了我自己的最爱。南斯拉夫导演Emir Kusturica的《爸爸离家上班去》（ 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表现极权社会里的家庭悲欢，用了一个孩子的眼睛来叙述。我迷恋的还有他的《吉普赛时代》（Time of the Gypsies）,故事前半截里，乡村青年带着妹妹去遥远的城市治眼睛，老奶奶送到路口，递给他们家里的苹果。孩子上路了，老人在路口久久伫立。一切都像张承志《黑骏马》的风格，可是后半截的故事却显现了Emir Kusturica电影特有的丰富元素。青年被卷进犯罪团伙，成了个强盗。小妹妹被扔在医院里，钟爱他的新娘死在流浪路上。Emir Kusturica是个社会批评家，更是个幻想家。他拍摄的节庆日满河漂荡绚丽的灯火，濒死的新娘的白色裙子飘到半空中，奇思异想，不胜枚举。达格玛说，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个导演？我说我在中国就看过另一部捷克电影《科里亚》，从此热爱捷克电影。那部片子里，音乐家在殡仪馆演奏，女高音为进入焚烧炉的死者唱诗，孩子玩送葬的游戏。我喜欢这种喜剧讽刺。而库斯图里卡的心有温柔的一角，见之于他影片里的孩子。在流放地，八岁男孩爱上了老科学家的孙女，夜夜梦游爬到那女孩的床上，老人便给他盖好被子。女孩得了不治之症，被送走时，男孩对她说爱，他说他的爱比她想到的所有的爱都要深！对比这样的童心，成年人生活在一个何等乱七八糟的世界。

我还没有说到我看过的一系列同性恋影片，从美国的记录片《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到德国导演的自传片《打的上厕所》（Taxi Zum Klo）。达格玛说，你一定要看法国片La Cage Aux Folles。每天离开图书馆前，我都要去底层录像带馆藏部。那些由书架上的录像带砌起的小道迷死人，我像猴子掰玉米棒，拿起这个放下那个。这些录像带当天借多少都可以，第二天必须还，否则要罚款。我中午吃饭时看，晚上睡觉前看，实际上一天看一部片子差不多，看两部就很吃紧。我被罚过五块美金，再也不敢贪心借多。达格玛给我开的电影目录省了我好多时间，不然我怎么会注意到这个被台湾翻译做《一笼傻女》的片子，可惜法国演员的绝妙表演，到了美国人那里只是变成了实在拙劣的模仿。

这个片子里两个中年男人雷纳多和阿尔班相爱，他们俩其实应该叫做男异性恋。女装的阿尔班风华绝代，就那幅款摆度步的姿势，还有翘起小手指大惊小跳的模样，一百个女人也比不了。这家里的女侍也是个小伙子，不过是黑皮肤。他时而超短裙时而比基尼，出类拔萃的滑稽模仿，男女观众都要笑断肠子。第一集里雷纳多的儿子要父亲和未来的亲家见面，想让“阿姨”回避，“阿姨”偏盛装出场。一系列歪打正着的插曲，能把正人君子整出屎来。第二集里阿尔班不服老，出街勾引俊男以证明自己魅力，结果惹上命案。俩人出逃到雷纳多老家，没想到在这乡下，女人们里里外外一把手；累得阿尔班直不起腰，悔不该做了女人。最后警察包围罪犯，两人中间隔了枪林弹雨。阿尔班毅然走向火线中央，走得是仪态万方，风情得要命。警察高叫：往哪儿跑呢你？他冲着迎面而来的老丈夫一往情深地说：我要见雷纳多。

一位台湾影评人李幼新说，他写那本《男同性恋电影……》一书的过程好比看一场电影：电影开场时，我以为自己可能是同性恋；电影收场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同性恋。我的感觉和他相反，电影开场时，我知道自己不是同性恋，电影收场时，我怀疑自己是同性恋。李先生说，你是同性恋并不可耻，不是同性恋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甚至，不是还要更糟糕，说不定你也不是异性恋，而是中性、无性、双性以及种种的不可知……我想补充说，还应该加上变性的可能性。而我喜欢阿尔班的原因在于，这个电影从头到尾是喜剧和幽默——“我知道你们说我变态”。如此自嘲心态，泰然应对，从容游戏，二两玩笑拨千斤正统。我后来在纽约中央公园一游，迎面过来一对男人，其中的年长者，金发拂肩，顾盼自如。他可能不知道，我真欣赏他那阿尔班式的丁字步啊，打死我也走不出那般婀娜和轻盈。

在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我看到也许是世界上最甜美的墓地。展厅的一个墙角闪闪烁烁，仿佛无数萤火虫飞集在那个角落。走近了，才看出是一堆玻璃纸包的水果糖，一粒粒在灯光下五彩缤纷。那是一位同性恋艺术家的作品，Felix Gonzalez-Torres,美国人，1957年出生于古巴，1996年去世。这堆水果糖，是Felix生前给他的情人Ross Laycock的写照，Ross 1991年死于与爱滋病相关的疾病。这一百七十五磅水果糖，代表Ross 的标准体重。每个游客都可以自己取一颗糖来吃，有家糖果店会源源不断地补足它的分量。一对参观的老夫妇看了说明，就拣起糖来，细致地打开，放进嘴里。我于是也拿了一颗，是橘子的透明红和甜酸味。我在想，Felix是这样感觉他的爱人的啊，他的寸寸肌肤都这么甘甜多汁。他留下这幅作品，把绵长的爱包裹在一颗颗水果糖块中；又有那糖果店的朋友成全他的心意，让这份甜甜酸酸没完没了，多少人也分享不尽。

我告诉达格玛这样的墓园，她却哼了一声说，什么？堆在地上的糖？我才不要吃。我问，那你想要堆什么？她想了一会儿说：羽毛怎么样？我说，别做梦了，虽然你很瘦，没有一个房间的羽毛也堆不出你的重量。再说，你想要什么毛？鸡毛鸭毛不好，孔雀毛？又得拔秃多少孔雀？

我们说道如何把对方埋葬，我想起在新奥尔良看到的墓景。地面上白色城堡群集，那是死者的城市。新奥尔良靠海，地面潮湿。多少年来，人们在地面之上建构壁垒，保护棺木。那天路过那里时，达格玛的女儿嚷道，妈，把约翰埋在这里怎么样？这就是美国孩子，爹妈也不掌嘴。

我们在墓地看到一切故事的终结，其实，又有多少故事，我们无从晓知。正如一首叫作《白桦林》的吉他歌曲：“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因此我们热爱电影，电影把生命的秘密敞开，故事带我们去未知的世界。我把电影大师归为两类，一类让我们看见痛苦，这是帮直面人生的勇士。不信，你就看印度电影Salaam Bombay，还有《阿普的世界》（World of Apu）。越南电影Cyclo,让我对越南刮目相看，黑暗的故事背后蕴藏穿透现实的能力。还有那个意大利的“希望工程”片Padre Padrone，描述传统的家长制和封闭的环境如何窒息一个男孩的成长，他又如何奋斗求得生机。不看不知道，在发达的欧洲国家，竟还有这样被文明遗忘的山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美国电影《压寨夫人》（Bandit Queen），那女子从儿童时代起就遭遇强奸劫难，最后被迫做了土匪。每次战败，她都成为战利品，被残酷地轮奸。其后她以牙还牙，滥杀无辜，诸多场面让人不忍卒睹。德国电影《潜艇》(Das Boot)结尾令人扼腕浩叹，纳粹水兵们九死一生，带着中弹的潜艇归来。在欢迎仪式开场的瞬间，盟军轰炸。潜艇和水兵就在自家港口丧生。波兰导演的战争三部曲之一Kanal结尾同样如此，抵抗战士们拼死找到了阴沟隧道的出口，德国鬼子正在井口上等他们爬出来。系列记录片《冷战》（Could War）有十盘带子，我一一看完，为这毫无意义的对峙和杀戮发呆数日。其中有一集，记录苏联入侵阿富汗一战，结局是一片坟墓。只有一点不同，阿富汗人的葬礼是白色的，白衣白袍白色缠头白尸布；苏军将士的葬礼是红色的，红旗红棺木红星红礼服。白色和红色的母亲们俯尸恸哭，正如我的越南朋友敏所说：战争总有胜败，惟有母亲们，永远是战败者。

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喜欢另一类电影大师，那些诗人梦想家们。像解禁的前苏电影《女政委》（Commissar）,那结尾时的奔马，作为激情、梦想和牺牲的象征，胜过无数写实场面。日本导演黑泽明、波兰导演奇士劳斯基、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这些人是平庸的死敌；有了他们，又不知多少有才智的人对艺术创造望而却步。如是，在我们重述一场场电影和一本本好书以后，达格玛平静地说：所以，我愿意做个读者，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好书好电影等着我呢。

而我则想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那本关于阅读的书，在《寒冬夜行人》（If on a Winter Night, a Traveler）的最后，他说，所有的故事无非是同样一个故事。“古时候小说结尾有两种：男女主人公饱受磨难，要么结为夫妻，要么双双死去。一切小说最终的涵义都包括这两个方面：生命在继续，死亡不可避免。”在新奥尔良的艺术博物馆，我看到一位业余画家的画作，画的正是The City of the Dead。春雨潇潇，年轻夫妇打着伞，一个孩子在死者的城堡前摆放着什么。我想她放的是鲜花或者绢花吧，这是我在美国墓地看到的最多的祭物；不似中国的墓地，烟香袅袅，人们供奉食品；黑色蝴蝶般的纸钱翻飞，那是捎去天国的花销。这里，绢花被做成小小的心形或者花圈，上面用粉色绸带扎出Mom 或Love的字样。而我看到的画作，出自一位医生之手，名字叫《永久地址》（Permanent Address）。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归宿之地，无论你权倾一时，或一贫如洗。也许正是这样，我们在墓地感觉到平静。青春、生命、激情和爱恋，在这里归于永恒。风吹时，小草微语，花儿管自开放。那Dogwood 的花全是十字花瓣，传说这树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此它愧为高大乔木，再也不肯长出个样子，只是歪着扭着，让人们无法派上用场。白色十字花，上面有红色斑点，人说那是基督的血痕。Wygelia是一丛丛的灌木，开星形紫色花。它的花蕊是甜的。宝石红的微型蜂鸟煽动着翅膀，把针尖的长喙埋进那馨甜里。草地上，风铃花摇着蓝色花苞，延龄草开着粉色小花，叫做鳟鱼的百合花朵与叶子同色，叶子长出了鱼形。五月苹果的草叶像伞，当叶子变成两顶雨伞时，叶梗中间伸出绿色花蕾，这是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里提到的花儿。开小白花的毒芹和叫春美人的小白花，这里那里，好象洒在草地上的米粒。野生的郁金香被鹿衔走花朵，金鸡独立地挺着秃茎。鸟们秋天吃下橡子，飞到远方上厕所；第二年在距老橡树好远的地方长出小草一般的橡树苗。青草簇拥的地面，有一座修女塑像，底座上铭刻着那著名的文字：

If you pray, you will have faith. And if you have faith, you will love. And if you love, you will serve. And if you serve, you will have peace.

(如果你祈祷，你就有信仰。如果你信仰，你就能爱。如果你爱，你就会奉献。如果你奉献，你就能得到宁静。)

这让我想到了又一个电影，我的朋友你一定要看那个苏联片，十七世纪亚美尼亚诗人的电影传记：《红石榴》（Red Pomegranate）。演员都不说话，他们用形体构成这被称为“歌王”的诗人作品的意境。其中有一个场景，鲜红的石榴绽开，如血的浆液渗出亚美尼亚的版图。你能否记住Sayat-Nova的名字都不要紧，他说过：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的歌将唤醒王国；尽管我已消逝，我在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会失去。

想你已闻到了故事的芬芳，芬芳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