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人大香港释法，谈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民主 -- 包子1971

由于香港工业外移，缺少强大的工人阶级，所以那里掀不起太大风浪；视中共为命根儿的老左也好，恨中共恨得长痔疮的海内外自由派也好，都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有分歧的只是自由派视美国为自己的命根儿（或无所谓，只是拿谁的钱就替谁说话而已），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他们是完全不考虑的（已把命运绑在另一部战车上了）。老左则是中国资本的免费谋士，常常“恨其不争”，从本质上说代表右翼国家主义立场。这些左右名词，现在全混了，说来头痛，所以倒不必太细究。

下面是当地马克思主义者谈香港阶级矛盾和斗争方式的新文章，也算文件。

香港社运的方向

刘宇凡

在短短五、六年间，香港失业率上升三倍，私营和公营部门轮番减薪裁员。虽然去年经济恢复了增长，但广大受薪阶级的待遇没有改善。而特区政府还继续削减公共开支。普罗大众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缺乏安全感。重重危机要求本地社运拿出新思维，可惜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新思维还太少。

最近一个包括了廾多个团体的〈劳工基层大联盟〉提出了四点主张，可算是社运迈进了一小步。这四点包括1.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2.全民退休保障；3.反对私有化、外判化；4.一人一票普选。

这样的主张在外国可以说是社运ABC而已。晚到现在才采纳，既反映香港社运长期落后于人，也反映残酷的现实总是迫着人们进步的。

提高社运水平，正视财富再分配

这四点正是目前社运最迫切争取的主张，它有助于连结公私两大部门的工人，而且把民主和民生的要求连系起来╋开始出现了同所谓中产民主派有区别的基层民主派的雏形。

不过，要这种联合能够真正巩固及发展，早晚还需要多迈出几步。<联盟>似乎也反对政府削减公共开支，这是对的。但是对另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暂时还没有确定立场。也就是赤字问题怎样解决。唐英年就指责民间团体既赞成灭赤、又反对削减公共开支是自相矛盾。这批评有表面上的道理。我们必须及早回答这种攻击，才不致在以后紧要关头自乱阵脚。笔者在另文[1]谈过，赤字问题本来是小题大做。在这儿我们不妨退一步假设严重赤字成了长期问题?r即使这样，也没有理由要削减公共开支。政府要削减公共开支的理由是灭赤「人人有责」。不少专上学生和教师，公务员工会和社福界等团体，常常喝了这种迷汤而不自知，也相信了什么「灭赤人人有责」，所以许多时候连反对削减同自己界别直接有关的开支也站不稳立场，只求「少削一点」。然而这种妥协立场照例是毫无用处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反对到底？至于「灭赤人人有责」这类迷汤，我们更要坚拒不喝。灭赤的责任在高官富豪身上，普罗大众没有责任！道理很简单，因为二者最发财，但其税负却小得不成比例。政府支出来自税收，但香港税制至为不公平，采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抛弃了的标准税制：不论年赚几百亿的跨国公司还是年赚十万的小商店，一律交17.5%的利得税！这表示越有钱的人交税越少，反之亦然。既然香港财团一直亏欠了普罗大众，那么政府要开源灭赤，自然应该要财团将功补过，增加其税负，实行累进利得税及入息税，而决无丝毫理由要普罗大众分担责任。只有社运在这点上统一立场，才能真正巩固联合，有力抵抗政府的思想进攻。

房子焚毁之际还重新布置家具

一涉及公共收入和开支，就触及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触及经济统治权。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本地社运特别欠缺宏观眼光，可说几乎忘掉社会地思考，一直限于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你减薪我反对；你加公屋租金我反对)，或者是单议题的抗争，（有些是简单「拒绝」建制，对此我们可以不谈），总之是一个个问题解决，而无所谓整体地改革社会，也不会针对整个资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作出批判和抗争。这种「忘掉社会」有时令人联想起戴卓尔的一句话?s无所谓社会，只有个人。在这方面一些工运或社运中人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自由主义，不，从未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框框，对「小政府大市场」的原则一直很少主动自觉地反对，对政府干预市场及赤字开支这样的政策天然戒惧。所以这种社运难免带有相当的保守性。这就是为什么从工会到其它社运团体以往很少想到必须规管市场和大企业这个方向。当年不少人反对大银行对存户另收服务费，但很少有人要求立法禁止银行这样做。妇女团体抽象地反对瘦身行业拚命推销瘦身，但很少想到可以争取立法管制行业。而每一步的规管如果要成功，往往又要发展为更高级的管制；反过来，大企业也必然每一步都反扑，所以斗争的逻辑早晚要发展为涉及产权的斗争：究竟社会有没有权力干预跨国企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我们先打住，暂时不谈太远。总之，社会运动不可接受什么「大市场」的论述。不，资本主义市场必须规管，才可多少保障人权、劳权、妇权，环境等等。

社运内部的思想倾向自非一致，而是萌芽着不同倾向。这包括流行了一段时期的后现代主义。但这种思想「进化」只是扩大了人们的盲点，使之完全轻视经济和政治分析。这种盲点是中外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共有的。一位外国过来人事后反省他们忽略了经济与阶级两大范畴所带来的后果：

「于是乎，阶级被推下了议事桌，所有重要的经济研究(企业研究就更别提了)也随之隐匿。.........

这种失败后来变得棘手无比，因为过去十年来加速行进的经济趋势都与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及阶层化有关：包括工作、货物以及金钱。除了位于企业精英最高层的人，每个人得到的都愈来愈少。

回顾过往，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当政治正确之政治达到最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巅峰之际，世界其它地方正在进行非常不一样的游戏：有人正在向外张望，扩张疆域。最左翼之进步份子的视野愈来愈小，最后只容得下自身的周遭环境，全球经济的视野却愈变愈大，将整个星球都涵纳进去。当俄国出现麦当劳、上海出现班尼顿、商标投影到月球上的美梦时，太多社运人士及理论家的政治镜头缩得如此之小；除了波斯湾战争的短暂时间，外交及经济政策完全不在他们的雷达侦测范围内。在北美，甚至连抵制自由贸易的战争都完全关乎如何保护美加员工及资源，至于该贸易协议对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响，抑或其它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对开发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随着自由贸易的辩论备受漠视，左翼人士更加画地自限，选择旁支末节的小事来争论。这种倒退反映出的是，面对令人怯步的、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时，随之而生的是更广泛的政治麻痹感──讽刺得很，对于任何关怀社会正义之未来的人，这些议题本该是刻不容缓的。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脉络中，身分政治的胜利等于是在房子焚毁之际还重新布置家具。

回首过往，这似乎是蓄意的盲目。将名为政治正确的各种因素合并起来，作为对妇女及民权运动基本的经济基础视而不见的理由，进而成功地将一整代的社运份子训练成熟悉形象的政治，却忽视行动的政治。假如外星入侵者能昂首阔步走进我们的校园与社区，却无人出声挑战，起码部份原因在于，当时所流行的政治模式，让我们许多人无能力处理那些较多关乎所有权、而较少关乎(各种身份的)代表性议题。」[2]

　　这些话出自Naomi Klein的No logo(中译本最近由台湾出版，此处译文有个别修改)，也完全适用于本地。这就是为什么本地社运许多人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化浪潮、官商的联合进攻、大财团疯狂兼并垄断等一切发生于眼前的大事，几乎都措手不及，目瞪口呆，而且拿不出对策。不过，只要不是麻木不仁，早晚总会有人像这位加拿大活动家Naomi Klein那样反思一切的。重视经济分析不等于「经济化约论」；重视阶级分析也不等于「阶级化约论」。不能把社会一切生活都归因于经济。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不表示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经济规律。要了解到：资本主义具有某种必然矛盾，这种矛盾使它只能不断把更多社会、文化、家庭生活都纳入其商品化、利润化过程中，才能为其矛盾开辟道路。了解这种必然性，才能了解到为甚么跨国公司必须不断为扩大商机而迫使政府进行私有化，才能了解到甚么是全球化。了解这种必然性，不是叫大家向它投降；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向它抗争。对症才能下药。一旦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有所认识，就知道：这种无限商品化既必然带来资本剥削自由的无限扩大，那么到了某一阶段，群众反抗也是必然的。毕竟，同资本的必然性相比，人为了公义和尊严而斗争的必然性更有力量，因为人的力量一定比金钱的力量大。事实上，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说明反抗已经开始。「不容把世界出售！」的总口号，也是对全球商品化的最好回答。这正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反制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的时机。下对了药就能恢复健康。同样，也只有深切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我们才能把文化、教育、艺术、仁爱精神等等从全球商品化的浪潮中拯救出来。

了解资本主义经济

　　最近一位学者提出「零增长」的主张[3]，就说明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事实对资本主义一窍不通。他的理由是高速增长是「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体质的破坏」。其实必然起破坏作用的不是物质生产的高增长本身(可能破坏，也可能不破坏)，而是穿上了商品化、利润化的拘束衣的资本积累的增长。不过，暂时不谈这个吧，只谈谈零增长怎样达到。要达到零增长，首先得控制增长。但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正在于它无法自觉控制自己的增长率，永远只能在过度扩张(繁荣期)和过度收缩(衰退期)的循环动荡中发展。如果要达到零增长，除非你废除资本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这明显不是他的想法，因为在文章中他同工商界一样关切提高香港的竞争力。然而，他立刻就陷入另一矛盾。要加强竞争力，就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增长呀！又要零增长，又要加强竞争力，不就像有人想画一个方的圆形那样荒谬吗？

　　这些错误的根由还是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缺乏这种认识有时会把好事也变成坏事。例如合作社吧。合作社本身值得发展；也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从事合作社的社员(或每一个单议题运动)都要同时从事改造社会的斗争。发生问题的不在于此，而是在其它方面：如果把合作社夸张为「过另类平等生活」的单方独味，以为在毫不触动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只须几个热心份子实行自我放逐，做现代鲁宾逊，就能脱贫及享受平等生活，这就未免是空想，就像把治疗感冒药当成治癌药一样有害。可叹的是这种空想竟然再发展为甚么社区货币。现在连典型的社区经济即街市商贩也逐步被大超级市场挤垮，如果在这时候你们连小商贩也保护不了，又谈甚么发展社区货币和社区经济呢?t而如果要保护小商贩，第一要务就是同大财团作斗争。连小商贩也知道的道理（他们多次罢市抗议），这些学者却不知道。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这种思想的特点正是没有丝毫斗争性，?迅掖ザ?大财团的利益，只顾埋头参与市场交换及市场竞争╋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过复制自由派的市场神话而已。

不要忘记阶级身份

另一个盲点是把一切重视阶级的分析都一概打为「阶级化约论」，一概视之为否定了其它各种各样的「身份」。真正的阶级分析不是这样庸俗偏狭的。在今天，我们尤其要重视阶级这种身份，才能巩固社运的联合。现在社运之所以严重分散零碎，各种抗争难以整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各界只知自己直接的身份：下级公务员、教师、社工、清洁工、公屋居民、大学生等等，也只知保卫自己的直接利益，却很少认识到彼此的共同利益。如果真要巩固劳工基层联盟，前提正正是使上述种种直接身份都认识到其实大家有一个更普遍的共同的身份。它不可能是「公民」，因为失之太宽。只有「打工阶级」这个「身份」能够涵盖(不是代替)上述各种身份。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只有两个阶级，然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切以出卖脑力或体力为生者)总是两个主要阶级，彼此有着对抗利益，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不论国民收入这个饼多大，在利润与工资两个部份中，资产阶级总是不断追求扩大利润那一份，挤压工资那一份。只要把目光上升到财富分配的层面，就不难看出，只有所有打工仔女团结一致抗争，才能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

这里特别需要打破所谓「中产阶级」论述。一个有趣现象是人们可以大声疾呼的谈中产阶级，却从来不想提「工人阶级」。其实把中小学教师或大学讲师视为同工人阶级有根本不同利益的「中产阶级」根本不符合事实。只要其薪金不足以积累资本，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是打工阶级，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承认。他们只是高、中收入的工人阶级，而不是什么「中产阶级」。其实，在很多国家，教师、公共医生和护士同基层工人一样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同基层工人一样反抗管理层的压迫。香港才会在中高收入雇员和低收入雇员之间出现那么严重的鸿沟甚至人为矛盾，才会出现教协这个教师工会的立法会代表竟然一度同意政府向校工开刀的荒唐现象。民主党之流大捧中产论述╋是因为要绑架中高收入的工人阶级以壮自己委弱的声势?r有些基层团体则大贬这种暗含歧视基层的论述╋但不能够分别开绑匪与人质╋相反真的视为一伙╋一概视为非我族类╋这种否定其实不是有效的否定╋相反是接受了他们的论述的大前提。真正的思想出路应当是分别开绑匪与人质╋把高中收入的雇员同样视为打工阶级╋

不论彼此间有甚么差异，归根到底都有基本共同利益。明白这一点，才不致出现现职教师和未来教师（教院学生）互争饭碗的悲剧。[4]顺带一提，大部份大学生其实也不过是未来的打工族。

我们再说一遍：打造工人阶级意识并不等于抹煞其它身份的独立组织和抗争(妇女运动、环保运动、消费运动、居民运动等)，也不等于否定，在工人阶级之中，由于收入高低以及行业区隔而形成的种种局部矛盾。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对社运的挑战正在于怎样用长远的社会及历史眼光去把握共同的阶级利益，那么种种局部矛盾就有克服消弭的可能。这是艰巨任务，却方向对头。分析到底，不论社会上有其它什么各种身份，「劳动者」（包括脑力和体力）的身份仍然是基础性的身份，因为说到底，人的生存建基于劳动；社会没有劳动生产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其它身份。

刚才我们提到过「人的力量一定比金钱的力量大」?r现在我们必须补充?s当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能力。这时候我们更须要一点阶级分析。资产阶级不可能去反制金钱力量，因为他们就是金钱力量的法人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自己往往只希望变成大资本家，所以也不可能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只有工人阶级，由于其社会生产上的地位及其利益所在，才有反制金钱力量的潜能。每一次大罢工都说明这一点。

社会运动如果要夺回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主导权，同时意味要把自己变成政治运动。什么叫政治？政治不过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各阶层围绕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斗争(或缺乏斗争)的集中表现而已。所以，各种具体议题的斗争大可继续关起门孤立奋斗，可是其成败得失最后也决定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斗争。放弃从政策及法律去规管大企业，固然难以抗衡资本的进攻。就算这样做并暂时成功，也?训扔诔て谟行АＫ?谓「徒法不能自行」。法律还要靠人去执行，而在现实的条件下就是由国家机器即?咽苊裰骷喽降淖ㄒ倒倮糁葱小Ｋ?以立了法能否真的贯彻，就说不准了。得准备作长期的政治斗争，直至社会彻底民主自治为止，才能够提供根本的保障。眼下则至少要在今年九月选举中不再甘心于追随中产民主派，也不要甘心于消极低制选举，而是准备推派尽可能多的基层民主派的代表参选以便扩大影响。

本地社运要有发展，就要循名责实，做到社会地思考，政治地行动，把斗争方向提高到根本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上，把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从官商垄断中交还人民。要做到这点，就须要大家更努力地了解经济及阶级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2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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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赤字小题大做，灭赤声东击西> , http://xinmiao.hk.st

[2] No Logo, 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157-159页

[3] 〈非典型的经济生活〉，许宝强。

[4]这方面责任自然首先落在教协身上。它坚持用冻结招聘来保住几百个超额教师教席，

惹来教院学生「违反公平竞争」的批评。这种自相残杀正中政府下怀。其实教协有足

够实力迫使当局采取小班教学、以便扩大教席的办法，这样便能避免内部分化，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