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人大香港释法，谈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民主 -- 包子1971

一个内地共产主义者看香港反23条运动

区芳

几十万人参加的香港七一反23条游行以及随后的系列集会，虽然没有被大陆传媒公开报道，其实对内地关心政治的人们是个很大震动。可以初步断定，七一游行是香港多数人近年不满情绪的一次爆发。我们大陆马列主义者如何看待七一游行及整个反23条运动？香港的社会风波对大陆工农斗争有什么影响？大而言之，香港能在大陆工农斗争中起什么作用？笔者以为，共产党人应该从阶级立场分析香港社会矛盾，从而回答上述问题，而内地某些跟在中港资产阶级后面叫嚷「港人乱港自受其害」的所谓左派，其实不过是涂了些红粉的国家主义大右派罢了。

生活恶化是反23条运动升级的主要原因

笔者不是香港人，对那里的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从报章上的资料看，大致说来，受持续性失业和减薪潮的影响，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的生活近五年来一直在走下坡；有的人照老习惯买房保值，被投机炒高的房价近年又惨跌，一二十万户人家陷在里面拔不出腿来（「负资产」）；港府只知锄弱扶强，在投资、税收诸政策上优待大资本，同时把无产阶级（包括小公务员在内）的工资福利猛往下踩，鼓吹「大河满了小河有水流」。可是大河早满了，香港富豪投资内地，放眼全球，越赚越来劲；小河汊们却大有「阴干」的趋势。滴水穿石，香港无产阶级以及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怨气越积越厚，遂出现七一决口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七一游行的主调不是反失业和反减薪，而是以反23条立法的形式出现呢？首先，游行中并非完全没有反失业和反减薪的声音（比如香港共产主义团体「先驱社」[1]），但这股声音被中港海外资产阶级主流传媒有意抹杀和过滤掉了。不过，多数（甚至可能绝大多数）游行者恐怕也还没想到必须大张旗鼓地直接反对失业和减薪，而不是仅仅反23条立法和空泛地「倒董」。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得到的东西却喊不出来？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香港并没有具备很高威望和雄厚组织实力的改良运动，一度领导工人群众作过些反剥削斗争的中共在港组织，近20年来急剧右倾，目前已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保守派。这就使当地群众在遇到困难时很不习惯从社会上找原因。第二：由于近三十年来当地经济繁荣、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香港无产阶级（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中间滋生了深刻的政治消极与对主流舆论的盲信与盲从。「敢拼才会赢」、「白手起家」和「打赤脚的非懒即蠢」等等老板麻痹群众的思想毒药，被前者趁着繁荣让后者当作「香港精神」超剂量连续服下。近年来，生活失意固然让香港大众感到身上疼了，但毕竟中毒太深，一时转不过弯来；群众的不满还只能以「特首无能」之类的怨言表达出来，最多是给予主流反对派运动抗议性支持。也就是说，香港广大雇佣劳动者还没有理顺自己的思想，还不清楚所遇难题的根源在哪里，以及该怎么办。

大资产阶级寸步不让

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多年来其核心一直就是与民争利，包括厚待大财团、逐步把社会性服务推给市场以利润原则经营等等「改革」，无不为此目的服务。有鉴于此，香港共产主义团体「先驱社」一直主张在反23条运动中把争民主和改善民生的斗争结合起来。「先驱社」指出港人遇到了私有化和外判化两大威胁：「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务，从公屋到食水邮政，从医疗到教育。当这些服务被私有化、外判化时，……不是服务费用大涨，就是服务质素下降」[2]。甚至连著名自由主义作者吴国光也承认，香港的教育和医疗在退步，在走向商业化[3]。特区当局大搞私有化和外判化的理由之一，是「财赤不堪重负」；但是正象「先驱社」声明揭示的那样：「尚存的三千亿财政储备，设立的本意正是填补赤字……此外还有近万亿的外汇储备，其额之高根本远超过支持一种币值的平均所需。……退一万步说，即使政府已经到了不能再多一分钱来补贴财赤的地步，也不应该向普罗市民开刀，而是应该向那些年赚亿万的大财团开征累进税。」[4]。

但是，中国（而香港牢牢地处于中国政经控制之下）的统治当局，是最贪得无厌的官僚大资本，它的政策（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本质，可用一个「捞」字来形容，而特区政府只是为它（及其本港合作者）办事的马仔罢了。几百亿、几千亿的钞票，哪能让一次游行就给冲跑了？七一尘埃未落，某香港商界大亨就发话「不要再闹了。再闹下去，……谁还敢来香港投资？」[5]；大亨又摆出慈善家面孔，说是「继续闹下去，搞到失业人数更多，……最终受害的，还是香港人」。引资救港的逻辑是「投资多了工作就多了」。可是，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私有化、外判化、企业精瘦化、削减社会福利）在全世界的实践早就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远非一定等于工作、工资的增长。减薪不减（或增加）工作量、企业精瘦裁员等等政策一日不废，投资再多、经济再繁荣，多数人也沾不到多少光（中国大陆的低工资、高增长、高失业就很说明问题）。第二：投资也好，其它什么也好，还是第二位的问题，现实是大批人干的活同过去一样多（甚至更多）生活却变差，而大财团的利润节节增长，无产大众有权问一个「这是为什么？」。不过看来大亨不屑回答

[6]。

无产大众需要了解的是，区区一次游行绝对吓不倒大老板们。想让后者把咬在嘴里的肉骨头吐出来，一定得有打到头破血流的思想准备。某些主流舆论工具这几天已经不动声色地指出「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香港拥有庞大且重要的经济利益。……只要政治情势发展危及到主要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就会出现适当的宏观政治调控……华资财团的主要代表人士也不希望香港持续陷于政局失控的状态」[7]。大亨们甚至在积极活动，试图把坏事变好事，向中央政府要更多的商机（比如向香港股市输血、修建港珠澳大桥、更加推动内地人来港旅游等等）和优惠政策，比如让中央阻止大陆一些新港口的建设，以免与港资争利等等。

港资的立场很清楚，北京的官僚资本大本营呢？

7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是中国与世贸主要谈判人之一）在香港评论七一游行时说，数十万人一起上街全部没有戴口罩，说明「来香港旅游是安全的」，而大型集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和旅游业」。这句话里浓缩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全部思想：「生意、买卖、商机、利润」，除此之外他们简直想不到别的。７月１９日董建华入京「面圣」的全过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在会见董建华时，胡锦涛表示支持香港「保持良好的营商环境，保持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因为这「符合各国投资者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温家宝则许诺加大内地市场对香港资本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包括增值电信服务、旅游、金融服务。无论在香港或是北京，减薪问题、私有化问题根本没被显贵们提到桌面上来讨论，即使那些承认生活恶化是港民上街主因的香港评论家，也众口一词地把结论引到「投资」或「提高市场人气」上去了。

除了减薪与私有化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反23条运动的正式目标。对内地左派来说，这个话题无疑又引出另一个话题，即香港在内地工农抗争中日益明显的「气窗」角色。

　　大陆共产主义者与反23条运动

中国大陆至今仍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专制国家，内地工农大众的反剥削斗争也因此阻碍重重。没有结社自由，工农想组织起来就得冒坐牢的风险（甚至读书会或者工人俱乐部一类团体也不能随意成立）[8]。没有出版自由就等于被堵住了嘴，虽然目前工农的声音太微弱，即使发出来多数人也可能听不到，但我们是连发声的机会也没有。政府对互联网上的言论也不放松监管，至今已有上百（可能更多）位作者因为「祸从口出」而被捕。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香港得以在内地政治和维权斗争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它近似上世纪2、30年代的租界，为全中国的异端分子提供了说话和组织起来的空间。近年来中国阶级斗争的许多消息都是从香港首先发出，然后才通过网络和电台扩散到广大内地；这两年一些国际人权和环保组织在内地的活动也以香港为前进基地。客观上说，香港已成为（包括左派在内的）大陆民间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气窗。

正因为如此，北京通过特区政府强化对香港政治自由的监控之举，让我们内地共产主义者格外警惕。如先驱社所说：23条立法草案使「任何人倘若批评中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如果主张根本废除现有的不民主的政制，就可能被控告犯了颠覆或煽动叛乱罪。揭发政府企图掩饰的黑暗面，就可能犯了窃取国家机密罪。为台湾同胞或者某一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辩护，就犯了分裂国家罪。可能被指控犯了上述罪行的书刊，被叫做「煽动刊物」。任何人「管有」或「处理」煽动刊物，就算犯了同样的罪。……那些法律是悬在港人（主要是普罗大众）头上的刀，政府可以随时用来伤害民众」[9]。要补充的是，那些法律更是用来对付内地异端分子的，用来剥夺和破坏后者的信息来源、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和后援基地。难怪专制反动腐败黑暗的中国大资产阶级政权对七一游行怒不可遏，而它的在港舆论枪手对反23条运动百般攻讦[10]。从工农大众的利益出发，支持香港反23条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自己。

有人说，香港的自由也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自由。这自然是大实话。保障国家安全法例（例如煽动、叛逆、窃取官方机密等）自港英殖民地时代即已存在，只是数十年来香港政治相对稳定，国家安全法例才不为多数市民所察觉[11]。如果阶级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香港也好，瑞典瑞士也好，统治者都不会手软。但我想问：结论是什么呢？一个工人不会因为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其实是对他的剥削而拒绝工作，因为无产阶级首先要生存下去，然后才能解放自己，虽然无产者（首先是先进工人）不会因为暂时吃饱了而忘记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同样，当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把工农积极分子、维权活动家和仅发表了些反政府言论的网络作者们一批批投进监狱时，我们共产党人更要珍惜香港这个气窗，关死了它，内地阶级斗争就会更容易被窒息。

群众运动与所谓外国干涉

七一事件后出现了一种声音，对特区政府多年来「兴资灭无

」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避而不谈，却百般强调所谓的外国干涉。在内地某些以左派自居的人士中，类似的论调不仅没有遇到迎头痛击，反而可以听到不少附和之声；更多的左派保持着暧昧的沉默。笔者认为，对七一游行的立场问题，首先是个牵扯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即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群众意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一个大的事件乃至运动出现后，不去分析研究引发事件的社会原因，却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使着眼色暗示什么惊天内幕，或气势汹汹冲上前沿要「揪出一小撮」，这哪里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只有那些对资产阶级精神灌输的魔力崇拜到家的人，才会以为群众即是群氓，群众性街头运动则是牵线木偶，只能永远受幕后主使者的摆布。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蔑视这些「阴谋论」、「控制论」的炮制者及其追随者。我们认为，阶级社会的现实矛盾及其发展才是工农以及全体无产大众思想和行为的总根源。我们看到的是，最近五年香港群众（包括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统治者损害得很厉害，前者的利益动机要求它反击，所以全世界才看到了七一事件。

那么，国外资产阶级传媒为七一游行拍手叫好，美英驻港机构大声助威，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嚷着要求「现在就开始为推动香港的更大民主而采取行动」，反动老窝梵蒂冈教廷在港代理人为七一游行煽风点火等等，又是怎么回事？这要从中外资本的竞争性并存关系中找原因。香港和中国民主化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国内高官在西方的匿名存款和地产一样，一直是国际资本与中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即使是被董建华当局捧在手心里的港资内部，也有些人因为少吃了几口奶而对老董不满呢！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之所以较大胆地要求香港民主化，还因为前者自信被「薯条+刘德华」喂养多年的港民，根本不具备坚决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七一事件是国际及香港资产阶级大规模舆论及组织动员的结果[12]。甚至北京政府在港头头之一曾钰成也被迫一脸窘相地表态：「七一游行的筹备和动员过程，历时逾月，其间有带着某种政治目的的外国势力在「推波助澜」，毫不奇怪，但这不可能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不足以改变

游行的性质 」[13]。

关于「外国干涉」的叫喊，还引出另一个极重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阶级斗争的国际化问题。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系统，它的两大产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都带有国际性。在阶级斗争中，承继马列道统的左派从不把来自国外无产阶级的支援看成是「干涉」，只有国家至上（即本国统治阶级至上）的维持现状派，才会把参加国际运动看成是一种原罪。某些中国「左派」一听到对中国资本的抨击就大叫「外国干涉！」，可是当中国石油资本在苏丹对当地群众赶、杀、烧、奸的时侯，当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中资企业雇佣的本地工人罢工的时侯，他们到哪里去了？大红面具之下，隐藏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秩序党的一张张干黄老脸而已。

香港共产主义运动与内地密不可分

有人可能会说：「香港人当然应该反抗大财团，逼后者拿出些钱来改善生活也不错，可是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大陆比起来越来越居于劣势。今天还有三千亿的储备，十年后呢？坐吃山空，香港人那时怎么办？」我们共产党人并不认为香港的全部难题只在于大富豪们不肯「有钱大家赚」，放点血出来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当然很幼稚。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曾是大陆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的中转站。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让东北和华北的经济一团糟，也结束了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也曾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外围生产基地，现在它已完全被内地所取代。既然香港经济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它的远景很可能是长期的衰退和停滞，而香港人的日子很可能会越来越难熬。当然，金字塔顶端的狂欢派对还会继续，也许一部分殷实人家会陆续移民（包括移民内地），但大多数人只能留在原地苦挨。香港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当地左派的任务，是在扩大本地影响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与内地工农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本地尚存的政治自由，大胆地「干涉」全中国的阶级斗争，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老板和商机的自由社会贡献力量。这才是香港多数人的真正出路。

如何进一步开展反23条运动？

目前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香港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和其它左派。大致说来，笔者以为当地左派应该在已动员起来的群众中详尽地、不厌其烦地宣传开展反失业、反减薪、反私有化和外判化运动的现实性。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我不能妄下结论，比如到底有多少群众真的动员起来了；他们的社会成份等等，对这些问题香港同志最有发言权。当地左派面临的任务，在我看来，是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对运动路线的影响（暂且不必高调地谈领导权）。七一热浪之后，有不少迷信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一选就灵」的香港人正在要求尽快推行普选特首和普选立法会议员，却避口不提在普选总统的阿根廷，几个当选总统持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让一半劳动人口丢了饭碗。再说，港府一再表示，普选是早晚的事，中央对此也点了头[14]。左派要当仁不让地打破「普选」这个斗争框框，把斗争向前引入经济领域，并努力提倡群众性直接施加压力的斗争方式。先驱社的同志已经提出「要真正达到目的，往往需要把行动升级……从事更高级的斗争方式需要有一个比现在强大百倍的普罗民主派，……更重要的是，即使暂时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运动已经振奋了人心。……所以普罗大众更应该利用目前比较自由的条件来发展民主运动。以退为进，分化反对派阵营，把反对廿三条的诉求偷偷扭曲为改良廿三条。所以，普罗大众必须擦亮眼睛，坚持目标，充份利用忽然增多的时间把运动深植于基层，为不久将来的较量做好准备，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议员政客身上」[15]。对这番话我暂时没什么好补充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1/07/03

PS：七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一个现象：某些内地「左派」对中国资本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亲密合作（比如同以色列的多年军事合作以及近期的朝鲜危机斡旋）默不作声或高声赞美或出谋划策，而每逢中外老板狗咬狗的时侯，则旗帜鲜明地站在本国老板一边。这个现象说明，全面系统地清算左翼阵营思想领域的第五纵队，比如「维持现状主义」、「国家就是美的主义」、「想反帝就得爱政府主义」「老板饱了等于你也不饿主义」等等资本家说客伎俩，是先阶段中国马列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附注：

[1][2] [4]见2003年6月28日先驱社声明《反廿三　争民主 ． 反裁员　保饭碗 反外判　保公营 ． 反灭赤　增公帑》。

[3]见香港《大纪元时报》《专访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吴国光》。

[5] 见香港《文汇报》十三日相关报道。

[6] 难怪7月14日董建华仍公开自称自赞，说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已经复苏，证明政府过去几年重整经济方向正确。

[7] 见2003-07-19 《联合早报》署名陈子帛文章《香港政局会不会不可收拾？》。

[8]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控制相对薄弱而阶级矛盾特别激化的某些内地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半公开的农民组织。

[9]

见2002年12月12日《先驱社反对23条立法的声明》。下面是23条立法草案上的相关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10] 比如香港《文汇报》7月9日发表了题为《23条立法决不能延迟》的社评，叫嚣「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天经地义」。

7月14日代表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发表署名文章倒打一钯，声称「特区回归中国後的难题并非由行政主导制引起，而是向行政领导层施压掣肘的各团体造成」。

[11]见「香港人权监察」的相关文章：《廿三条、国家安全法与香港人权：一颗待爆的计时炸弹》。

[12]

2003年7月15日《信报》「调查指市民自发参与七一游行」。调查称「大部份市民是自发地上街，而不是被宗教人士或政党动员……有团体发起游行，各方即自动响应，……六成受访者更认同香港的民主运动缺乏领导」。调查的结论是「七一游行是自发动员多于组织动员，好处包括……号召覆盖面广泛、动员网络个人化，不容易为权力中心瓦解等；弱点是缺乏紧密组织、抗争行动难以持久、参与者较难快速制订应变策略」。

[13] 见7月24日《 明报》曾钰成署名文章《中央对游行 未有负面定性》。

[14] ７月１９日胡锦涛接见董建华时表示，香港政制问题应按香港实际情况， 以循序渐进原则推行 。

[15]见2003年7月8日新苗网刘宇凡文章《不要让政客模糊了反廿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