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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子的对话”

1792年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政府给使团下达的任务是：一是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的谈判，获得以往各国用计谋或武力都未能获得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二是利用访华的机会，探测中国的虚实，广泛搜集中国的有关情报，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英国政府为了达到使华的目的，对使团的组成进行了极其充分的准备，经费给予充分保障，组成人员、乘坐的舰船和携带的武器、礼品都经过有目的的精心挑选。特别是正副特使人选，更是慎之又慎。特使马戛尔长期从事外交活动，他曾在印度担任要职，后来又出任英国驻俄彼得堡公使，还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但未就职；副职斯当东也有在印度办理殖民地外交的丰富经验。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借口是为乾隆补祝八十大寿，所以清政府对英使来华也特别重视。乾隆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并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进入。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特意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招待使团的饮食规格很高，并预先规定了使团回国时特赏给可供1年食用的粮食。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9月25日，马戛尔尼使团800多人从英国朴次茅斯军港乘海军军舰“狮子”号启航，带着价值13000余镑、代表当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大批礼物，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次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口，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赶到天津接待。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即前往北京，到京住了一个月左右，使团主要成员便赴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了乾隆皇帝。在北京，中英双方就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清朝自视“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接待官员要求使团行三跪九叩礼，使团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拒不接受。使团到达热河后，争执还未解决。乾隆极为不快，立即改变接待的规格。最后，双方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英使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的礼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万树园以庄重肃穆的典礼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呈递了英王的书信，乾隆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使团参加了八月十三日乾隆生日庆典后，返回北京。

清政府认为英国代表团来华仅仅是为了进贡和祝寿。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表面上的应酬结束，应该涉及自己来华的真正使命了，于是在返回北京后，便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四，请于广州附近拨给一同样小地方，让英国商人居住且自由来往；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至广州，请代免关税或减税；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得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另外，使团还希望能在北京设立常驻外交使团。英国使团提出这些要求后，急切地等待清政府派人与他们谈判，而乾隆在避暑山庄针对代表团提出的要求，给英王写了复信，即《赐英咭?国王敕书》，信中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全部要求。九月初三日，马戛尔尼使团被迫离开北京，从广州乘船回国。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中英关系史上政府间第一次接触的重大政治事件。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于“盛世”沾沾自喜。中西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的不同，使清朝君臣们认为“中央帝国”与异帮的关系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异邦只能岁岁来朝、俯首称臣。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因此将马戛尔尼使团视为来自英格兰的朝贡者，使团运载礼品的车船都被插上“英吉利贡使”字样，而且要求英国特使向乾隆皇帝行磕头礼。在欧洲人眼里，马戛尔尼使华的遭遇暴露了清廷对外部世界惊人的无知。

马戛尔尼使团希望通过与清政府谈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的使命没有顺利完成，但搜集中国情报的任务却意外地圆满完成。使团成员对来回沿途的航道、军事要塞、民情风俗，都经过精确测量，作了详细记录，并通过与清朝大小官员的接触，了解到清王朝危机四伏、走向衰落的各种情况，为英国的鸦片贸易、武装入侵提供了详实的决策依据。

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明力的例子。”（《停滞的帝国》前言）

为什么这场“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面被称为“聋子的对话”？

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原因,中国人把华夏文化作为普天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以华夏为天下中心，以外的人为蛮夷的观念根深蒂固。“华夏中心论”与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有何时关联?这一观念与认识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有何影响?

（资料来源：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吴吉远等著《清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

基本理论

1. 近代中国社会

1.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矛盾和特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中华文明，不仅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使封建社会形态发展成结构严密、相互依存的一个超稳定体系。至明代，中国文明虽然仍跻身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但已步履迟缓，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荷。相对于封建社会末期经济、政治、文化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而言，此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18世纪中期英国的蒸汽机和棉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开端，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法国和德国，西方各国相继发生和发展了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它的特点是以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操作，以近代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这就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欧美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使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力空前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以后，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不断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开拓商品市场和掠夺工业原料。为此，西方列强到处开辟航线，强迫别国与其缔约通商，甚至不惜以武力强占他国领土，进行殖民统治。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古老的东方大帝国――中国，被西方列强视为猎取的目标。

从1840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其中规模大的有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外，西方列强还多次侵略中国西北、东南、西南等广大的边疆地区。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大块领土，勒索巨额赔款，攫取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特权，最后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这样，就使中国逐步丧失了领土和主权，丧失了民族独立，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1840年6月，英国以中国严禁鸦片贸易损害了它的商业利益为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军事武器的落后，加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忍辱接受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而告结束。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2、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4、中国对英国的进出口商品所收关税税则须同英国商定，即所谓的协定关税；5、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美国、法国也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它们不仅取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的一切特权，而且美国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法国则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关税、司法、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破坏，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转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1856年10月至1860年11月，为了扩大在华侵略权益，英法两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结束前后，清政府被迫两次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第一次是1858年6月，清政府先后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2、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游历；4、扩大领事裁判权，中外民众争讼事件由中外双方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会审”；5、对英赔款白银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6、减低关税。第二次是1860年10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九龙司割让给英国；对英、法赔款各增至白银800万两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也采取武装威胁和外交讹诈的手段，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掠夺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去了中国西北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主权等进一步丧失。外国势力遍及沿海、深入内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了影响：第一，外国侵略者凭借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各种特权，把中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使中国变成了他们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地方。第二，中国的城乡手工业在外国资本的打击下，因失去市场和原料而纷纷破产，农民也因战争负担过重而失去土地，这就使中国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活跃起来，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外国商人、传教士的大量涌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更多地传入中国，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到洪仁?\的《资政新篇》，都说明西方文化正在冲击着传统文化，人们的观念也开始有了某些变化。总之，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表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在不断加深。

甲午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1894年8月至1895年4月，经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的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政府最终屈辱乞和而结束。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3、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4、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5、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帝国主义列强便在中国掀起了以强占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为主要内容的瓜分狂潮。其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俄国强租了旅顺、大连，把东北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了威海和九龙半岛，把长江流域划为其势力范围，并进一步向华北、华南渗透；日本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则在1899年提出关于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要使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对各国开放，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八国联军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的形成。1900年6月，英、德、俄、美、日、法、意、奥等西方列强，为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大举侵略中国，即“八国联军之役”。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英、美、德、俄、日、法、意、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共12款，附件19个，主要内容有：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亿两，再加上地方赔款2000万两以上，总数超过10亿两，并规定了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2、拆毁北京至大沽沿线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军事要地，天津周围10公里内不许中国驻扎军队；3、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各国可以在使馆区内驻兵，禁止中国人在区内居住；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清朝地方官吏对所属境内的“违约行为”，如镇压不力或不及时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其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通过扶植清朝傀儡政府，加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清政府也彻底转化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中国社会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在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中国封建社会也逐渐演变为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清政府控制的加强，中国的经济命脉也逐渐被西方列强掌握，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依靠攫取的种种特权，对华的商品输出又迅速增加。在扩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也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主要有贸易商行、银行、轮船航运业及各种工业企业。资本主义各国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方面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了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由完全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

早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爱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为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就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和措施，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遭到顽固势力的极力阻挠和破坏，结果中国社会二十年间事局巨变，却仍旧没有发展、革新的新希望。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冲击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双重压力，在此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当权官僚以“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为指导思想，开始着手兴办制船造炮的军工企业，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始是以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为标志。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第一个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办江南制造总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运动由以“自强”为目的的兴办发展军用工业，转变为以“求富”为目的兴办和发展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兴办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1877年，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李鸿章倡议郑观应主持的上海机器织布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虽然这些民用企业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在经营管理方面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终究意味着中国已出现新兴的生产方式，民族资本工业随之出现、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已有少数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20年间中国民族工业企业约有72家，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火柴、印刷、五金修造等行业。其中1872年广东南海侨商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以及群众性的抵制洋货的运动，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族工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时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尤其是自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以来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各种企业，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但毕竟跨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的一步。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得不到顺利的、充分的发展，不可能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半封建状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企业具有畸形发展的特点：第一，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不是由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而是直接从国外输入机器、技术而创办起来的。第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西方资本入侵而产生的。与外资经营的企业相比，民族资本企业投资少，规模小，以轻工业为主，因而难以与外资企业竞争。且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族资本的发展往往后劲不足。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分布比较集中，发展极为不平衡。大多数企业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第四，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面临西方列强的特权优势及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压迫，发展缓慢曲折，无法在中国社会占据优势。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逐渐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近代中国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帝国主义列强全面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受到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的诸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第二，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结合，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三，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原先是皇帝和贵族专制制度，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第四，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五，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1.2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逐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自此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百余年间，虽然经历了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等不同时期，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既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完全的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即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突出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在深刻揭露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罪恶的同时，预见了中国社会演化的趋势。他们认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但已经腐朽的“半文明”国家，在与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对抗中必然要死去；同时，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破除了保持中国社会旧秩序的前提条件，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解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将在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崩溃、瓦解。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分析和预见。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双向演化”的趋势。这一“双向演化”使近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近代新的生产关系（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存在着虽不相等但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即民族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微弱的、部分的、但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新事物，伴随而生的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各自凭着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强烈要求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农民群众，才构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支柱，中国历史才由此最终打通了前进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运动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到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多次论及了近代中国及其性质，并在1912年使用了“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这样的词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两个方面的科学分析，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启示，并最终引导他们科学判断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1921年中共一大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原则制定的党的纲领，还没有提出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共二大的宣言在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陈独秀使用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中共三大的宣言将中国的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以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1929年2月，中共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了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此后，通过与党内在此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认识的辨析，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基本阐明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9年，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系统、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确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的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这个科学理论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