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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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8*8·史书大国·大历史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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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8*8·史书大国·大历史

没有想到我还会为8×8再写一篇文章。

祭祀文章是做过的,覆载万物者(上)(下),是否诚恳,发自内心,看官们自有眼睛。80后亦有不少回应的,这些声音真诚不真诚,大家亦可以用眼睛求证。

事实上,科大胡不归在祭祀,一切牺牲都是不朽的;即使说话彻狠的四处晃荡兄,聪明锐利的刺客999兄,在回复里就上代人亦多有体贴。我之所以跟了四处晃荡兄的帖子,亦是因为他的话即使是“一句话标注历史”,而不是客观叙述过程的章法,但却是值人深思的反思,亦是指向未来的反思。说实话,每个百姓若以他甚至不乏阴谋论的看法思考政治,那么,那时中国,其“民主”,大可令人放心,被别人言语忽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当然,即使有心想忽悠别人,可惜市场也很小了。我国历史虽久,有一大切要却被腐儒们讲偏岔了:道德侵占了太多公共“政治”空间。打倒政敌,从道德上搞臭更是寻常的障眼法,其实“政治”即“公事”、“众事”,从道德上考衡便失之不明。单就8×8来说,我不以为“赵君”是一个阴谋家,过程中人的想法是在变化的,赵君初始就想“摘果子”,肯定不近事实。到了后期,学生一派力量不知妥协,泡在天安门,同时弃绝各种力量团结,只跟着美国的风向标走,实际上“政治作为”已经走死了,但凡有些经验有些眼光的必然晓得,这些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么只能被他人用为棋子来收摊。赵君是候选人之一,想法亦是自然的,这亦是政治中正常之事,唐德刚说得好,政治人物的“自私心”何尝不是“责任感”,两者往往混杂一体(关于“候选人”关节可见);当然政治亦多暗合奥卡姆剃刀原理(政治与奥卡姆剃刀原理,赵君收摊,会利用“学生”,亦合美国利益;邓公收摊,学运领袖最好的结局就是平安赴美。赵君和邓公的收摊自然有所不同,况赵君势力亦弱,一需赵君能干过邓公,二来会较邓公绥靖外国,历史到底没有选择他,亦是历史自然,人民的必然选择。在这点上,我们不妨承认史书“势利”和人民“势利”的一面,中国史自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说话的,中国人民自然也是站在自己角度、后代角度说话的。再说邓公,邓公是实用主义的领袖,“激进派”“保守派”之间自然会保持相应距离(历史上但凡不傻的皇帝都是这么干的),到底是“邓公”收摊,而不是保守派如“李鹏”出来收摊。李鹏的稳健亦可见此处,赵君,不免令人一叹。早期,邓公只要赵君摆平此事即可,可是一批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不知妥协,被私利冲昏头脑,赵君的对策搞不定,党内自然另条路子占了上风。

是的。历史向来不会第二次渡河,历史往往只给一次机会。试图改革的力量抓不住机会,事实上便会造成特权集团的狂肆炽烈。这样的事又不单单是8×8一出;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性格老成的金庸先生《天龙八部》里亦专程以半章节记刻他的误国,几千年来,王安石改革是与非,还不是众说纷纭。其实若引入“政治学”的眼光,此等公案说复杂亦复杂,说简单亦简单。到王朝中期,多半会有一个“中兴”还是就此“沉沦”的历史契机,改革之难亦在于断腕之难;在此关头,“下刀”还是“不下刀”是有一个选择的。不开刀,王朝寿命相当有限;开刀开得好,会相应延长不少年,可是开刀开坏了,亦要短寿,甚至是“遽坏”。若要成功,那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一批人不计自家得失,又能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王安石的手下“吕惠卿”等小人颇失众望,改革力量内部不乏出位者或捞钱者,韩琦、司马光、范仲淹这等爱国重臣站在他的对面,亦可见安石性格之缺陷。坐在这个位置上,一旦不成功,后面“矫枉过正”,往往就再也不会有下一次这么好的机会了,历史的确如是残酷。比照张居正的相应成功,虽家族受累,张居正深切人情世故,却为做事不惜代价,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等牺牲和胸怀,堪共国史而永光。8×8试图跃上历史舞台的“学运领袖”们和“思想精英”们亦不过证明了自己没有完成历史给予的可能性,当然,客观说来,一代人思想力量有限,把握不住机会亦是客观必然。此缺陷亦是历史客观情状,(123略有所述)。等下代人周折一圈,为绥靖付出高昂代价,折过头来再做努力,此时特权集团或已势大不掉,或“网络时代”大有制衡周转的余地,这次的机会并不如上次近乎垂手可得,确是上天厚待我族,而且新一代人必须竭尽全力,再容不得任何倦怠或迟疑了。大家关于历史自然会有种种说法,个人均有取舍裁剪,但是否指向未来,后代子孙们亦会选择的。是的。史书本来读者便是未来者,子孙们;历史“不仁”亦在于此,于前人的分寸“体贴”即可,于后世的谋划计较确需倾囊倾心!前辈们哪处机会没把握住,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好,这都是要摸着胸口说真话的!否则,孩儿他爸妈犯的错将来孩儿继续重演,悲剧反复,逃不出生天,这等丧气场面有谁想看见的?!为了自己面子,非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了,我要死了,可以告诉你真话了。——翻翻史书,这样的浪费和耽误,还少吗?!

的确,我和胡不归兄多少有些不同,祭祀是祭祀,反思是反思,祭祀得也反思得,我并不愿以祭祀代以反思。每人均肩负着当下,对前人要客观体贴,对后代子孙亦要负责,于是尺度上亦要平衡得当。我不觉得亲历者可以私据“牺牲者”的死,我们每个人都记得那沉甸甸的“血”,就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汶川亡灵,有些时候说话做事,记得便会承担得多些。

有人想拿6.4比5.4,那不妨一比。当时学生们自认为是又一个五四,当时民众不少人也视之为五四一代人的,但是比一比才会吓一跳,到底不是的。

5.4精英们的传统力量、西方思想,6.4一代均是比不上的。5.4精英们对学潮大有担待,即使是学生领袖们的谋略素养,也是比不上的。林达:杀君马者道旁儿五四起于混乱、激进,火烧曹(汝霖)宅、重伤章宗祥,且看学潮领袖罗家伦如何联络校长学界人士共进退这一次,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根本不提辞职,而是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如何顾全参与学生利益而懂得适机妥协唯一例外地赞同这个妥协的是罗家伦:“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校长们说,“我们可以以生命人格为担保,”还告诉学生代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于是,罗家伦说,“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复课好了。”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22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

又如何借“郭钦光”来应对法理追究的:此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死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惟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又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卖国条约的罗家伦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发出学生被捕的电文,成为各大城市新的耸动新闻。南下点火的北大学生,遂发动劝说上海商家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

感动”,这个词实是大“关节”。新的精英想登上历史舞台有所改良,“取信于民”是大关节。我在前面写过,黄花岗72烈士之死绝不是“不值”,实有大分量便在于此。精英的血是写给人民的“情愿书”和“投名状”,你身先士卒,肩挑重担,甚至不怕牺牲,家世好地位高术业有专攻的“现代精英”们都在所不惜,普通百姓豁出去,亦是自然而不是难为之举。今天汶川地震,陈光标一人作为,不知能感召多少人死活再挤出一点力气。这便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们。99大使馆游行,我到底没去,无他,一见组织的是学生会干部,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没有去;可是北宸mm爱台湾爱中华,人家倾心话胆,人非草木,有所感动,自然亦倾心话胆。“人民是可以感动的!”正是在这点上,五四学生到底是五四学生,土共,尤其是早期土共,真正是几千年来未见的现代力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子弟兵今日抗震救灾自家忍饿先让群众亦可见“风骨”犹存,重活儿累活儿“共产党员先上”,人家的江山其实是“感动”来的。有些前辈颇高兴民众当日送饭或免费表示支持,今日亦津津乐道于此,可曾扪心自问,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对得起这碗饭?这碗饭是几代学生(不乏土共先贤们)作为换来的,6.4这一用,可还给后来爱国学生留下一碗饭的信用?!当然,后辈必须自己努力,躺在前人功名上混饭是没出息的;可是,做事时亦需有给后人留余地留遗产之心,也是真的。

不少前辈自述,高自联算得了什么,个人均是独立的,那么对于柴、吾当时看不顺眼可有制衡或抗议?那时你不说话,站在广场上,只是一个站桩而已;学运领袖们无需民主,通报实情,径直决定以他人之血换自家前途,后生们看得愤怒暗烧,愤懑不已,但历史就此定格!

是的。我身为后辈,这些话也许过重;还望诸位前辈念在我一番用心,原宥一二。我还曾在网上见有人痛骂工人下岗“活该”,谁叫你们89不支持学生呢?当日惊骇,自不必言。今日讨论中,亦有人认为农民尚不开化,便参与不够。土共当年是怎么做的?人民不明白,我们做起来,我们耐心给人民讲道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想取江山者,想改良社会者,这便是土共的成功秘诀;你必须做的比他们还好!若他们丢了传统,你做到了,“人民是可以被感动的”,能有作为成全的野心便是雄心壮志,人民自然乐见其成,谁也不会反对的;若野心远大于能力,偏不自知,只能误己误人,更误国家、后代。

文革后一代精英精神缺失,撑不起6.4,亦撑不起今日中国。不信,可拿台湾林毅夫、香港郎咸平(生于台湾)做一比较。历史很残酷,史书上的美誉功名,实在不是好拿的。林毅夫1979年从金门游回大陆,80年代精英们忙着和中国划清界限,小乘平安;林毅夫对大陆的认识却是:“虽然总的来说,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还很低,但基本上每个人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做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林毅夫:写给表兄李建兴的信(1980年)

是的。台湾宜兰人林毅夫,因为洞察大陆乃是中华中坚,遂致力于大陆;郎咸平亦致力于大陆未来,较真于特权盛宴狂欢。比一比,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分量了。陈光标会入民族心史,王石却到底不过是个商人,就这么简单。这不是道德主义,政治大处的取舍,是道路的取舍,方向的选择,各人得其所哉,哪里是道德能涵盖的呢?!

不是我苛刻精英,而是“史书”对精英们自有要求的。中国确实有自己独到的传统,史书之重,便在于真话之重,功名之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英们才可以拿到相应功名的。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史官为讲真话掉脑袋,便在于此;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倒也不是玩笑话。古代限制官僚特权有“言官”,不过御史言官亦是官僚一部分,“打打小苍蝇沉默大老虎”,这样的作派多了;何况,“言官”们有时不懂专业亦难免乱发议论,哪怕在外鏖战的武将们、忙着治水的技术人员们气得要死亦无济于事。(今日堰塞湖,民科说法不还海了去了呢。无非是民众惊惧情绪之表达,专家们用事实慢慢说服民众就是,开启科普,自然民众亦是可以改良观念的。)不过古代制约官僚特权,亦能引发“理想”士人与“重利”官员之相搏,“史书”之重,才是关键。想有所作为,想留名青史,好,“史书”是属于未来者的,于是一些精英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代代相继,永远有这样的人,我们才终于拥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就这点来说,胡温用心,颇合传统;激励他们的,未来“史书”,实亦有些分量。

是的。我们纪念八九年的“血”,我们也反思“血”的教训,但仅靠这点“血”是无法得史书之大功名的,也是痛切真话。“五四”是现代中国的开端,各种力量均有所表现,其动员力量深广,6.4是难比的。精英们的承担,更见高下。“五四”是你把“学潮”的“血”暂时忽略不计,还可以自足的华彩篇章;而6.4,却亦只有普通学生的牺牲、热血,令人嗟叹了!

缘何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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