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8﹑卫生与生育

九﹑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旧西藏只有三所设备极为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多人。1991年西藏有1197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3张﹐医生2.1人﹐分别相当于和高于中国平均数。到了1997年﹐西藏有1324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5张﹐医生2.5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从旧西藏的35岁增加到65岁（69）。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西藏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70）。

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对全体藏族实行免费医疗﹐这是中国其它55个民族包括汉族都没有的。近年来﹐鉴于公费医疗浪费太大﹐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公费医疗改革﹐在西藏对占西藏藏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依然实行免费医疗﹐对没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职工家属）也实行免费医疗﹐对有收入但不是国家职工的市民（例如个体户）酌受部分医药费﹐对国家职工（不论汉藏）由单位给每人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医药费（具体数目由各单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钱﹐用不完归己﹔住院费包括医药费报销70%到95%（各单位根据工龄自定）。汉族干部的家属看病全部自费。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治下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费﹐药费与住院费却须自理（71）。

达赖自传说﹕“关于保健方面﹐的确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但是医院却偏袒汉族移民。（72）”这又是谎言。西藏城乡医疗条件悬殊﹐这是事实。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为33.6万人（不包括住在城镇里的农民）﹐其中汉人6.9万人﹐占总数的20.5%﹔藏人26.7万人﹐占总数的79.5%。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公费医疗﹐藏族职工家属也有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没有公费医疗﹐更不必说汉族流动人口。我在西藏时亲见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最大最好的医院﹐也是自治区政府干部的公费医院）里有许多藏农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们全部免费﹐这是汉族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可见西藏医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汉人。

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险恶﹐农牧民分散在极其辽阔的地方﹐去拉萨及地﹑县﹑乡医院看病远不如拉萨市民看病方便﹐这是西藏的地理条件造成的﹐却也成为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的理由（73）。且不说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农牧民根本没有可能去医院看病﹐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为此指责中国政府﹔单说西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2%﹐其面积却占中国面积的12.5%﹐如果西藏的医疗网点也要像内地一样密集﹐中国就必须把全国12.5%的医疗费用在只占中国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换言之﹐西藏人均占有的医疗费将是中国人均占有医疗费的63倍﹐如果考虑到把医疗设备与药品运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与维持西藏各地医院运作的其它成本（人员﹑能源等）远远高于内地﹐这一比例恐怕要上升到100倍。达赖喇嘛认为这样做合理吗﹖是不是有另一种种族歧视的嫌疑﹖

我在西藏时亲见﹐中国政府对占西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不搞计划生育﹐对藏族市民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在藏汉人也和内地一样只准生一个。连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承认﹐藏人在计划生育方面较之中国其它民族有优惠（74）。《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两个孩子是“灭绝西藏民族”﹐却闭口不提中国政府只准全体汉人生一个孩子﹐莫非在他们眼里﹐汉人就不算人﹖《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造谣说﹐中国政府“对农牧民在执行计划生育时虽然宽大﹐实际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处高达1500至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超过两胎的孩子将得不到粮户本”。最后一句话漏了马脚﹐农民哪来的粮户本﹖

戈茨坦在1985年至1988年曾专门去西藏各地考察计划生育问题﹐其研究报告《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节育政策----神话与现实》（75）说﹕在拉萨市﹐汉族干部和群众实行中国内地城市的节育政策﹐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胎﹐藏族干部和群众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在西藏农牧区（农牧民约占藏族总人口的90%）﹐虽然计划生育受到赞扬﹐但他们却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农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个有很多子女的妇女竟然来问他们要控制生育的药。在拉萨北郊﹐计划生育家喻户晓﹑广泛实行﹐这里的妇女有的做过人工流产﹐但这里没有强制性节育政策。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人口高出生率阶段﹐并不存在一个导致人口下降和威胁藏族生存的所谓强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该报告最后指出﹐艾夫唐之流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强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权的报告与其说反映了西藏的现实﹐不如说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们的反华支持者的强烈情绪。本报告（指戈茨坦的报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强烈情绪如何容易误导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