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5﹑复兴宗教

六﹑重建寺庙﹐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捣毁了绝大多数寺庙﹐禁止一切宗教活动。1971年林彪事件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共允许有限度地恢复宗教活动﹐并拨款修复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中国政府拨出巨款修复寺庙﹐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已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46380人。政府给予僧尼生活津贴与公费医疗﹐还给部分僧尼发薪。由中国政府出资﹐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1987年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各寺庙也开办了学经班﹐由政府津贴﹐1997年底有3270学僧。由政府供养的自治区佛教协会（佛协）办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经院（设在木如寺的拉萨印经院）﹐出版了许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华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带头参加宗教活动﹐西藏各级官员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是谓“落实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宣称﹕1959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庙﹐592558名僧尼﹐这些寺庙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为废墟。592558名僧尼中11万人被迫害致死﹐25万人被迫还俗。它说的寺庙与僧尼数字与“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发表的前述班禅《七万言上书》相矛盾。后者说﹐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多座﹐僧尼11万多人。为何相差这么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许会说﹐班禅说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他们说的是“大西藏”的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万﹐其中200万住在西藏自治区﹐400万住在中国其它省份。可见中国藏人总数与自治区藏人成三比一。而同书却说“大西藏”有592558僧尼﹐与班禅指出的自治区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远远超过了三比一。姑且假设1959年前中国藏族总人口是300万﹐而自治区藏族人口是100万﹐（具体数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么在1959年前由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根据《十七条协议》直接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僧尼占当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统治的﹑并已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毁寺庙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却占那里的藏族人口（300万--100万=200万）的24%﹐是前者的2.18倍﹐这是多么荒谬的数字啊﹗对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内进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还要残酷的迫害僧尼的运动﹐从而使他们在当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云藏区内僧尼在当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么是《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数字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该书所谓的“事实”与“真相”也像“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一样都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

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去西藏旅游﹐达赖喇嘛无法矢口否认中共自文革结束以来恢复了宗教自由﹐于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辞﹐他在1995年访问美国时告诉美国人说﹕“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但他们经常不被允许接受布道﹔藏民已被允许在菩萨前烧香﹐但他们不被允许纪念重大的历史或宗教节日”（44）。这话又是弥天大谎。精通藏语文﹑经常去西藏各地调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萨戒严期间﹐“只要拉萨人不参加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见朋友﹐请僧侣做佛事﹐聚会等等”（45）。请僧侣做佛事﹐不就要念经吗﹖佛教的念经不就是布道吗﹖西藏的头号宗教节日是藏历新年的传昭大法会﹐1988年3月5日的大骚乱就是借传召大法会发动的﹐当时有多名国务院的部与自治区级的领导人坐在大昭寺里面观看（参加）法会﹐还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后文详述）﹐大昭寺内外有几万藏人参加﹐怎能说藏人不被允许纪念宗教节日呢﹖当然﹐达赖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乱首日）定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达兰萨拉开会纪念﹐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在西藏纪念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叛国事件。

达赖喇嘛在同一个讲话里还告诉美国人﹕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摧毁了6000座寺庙﹑宗教场所和古迹（46）。关于消灭120万藏人的问题﹐前面已经澄清过了。他在控诉中共摧毁寺庙时﹐闭口不提中共修复了寺庙﹐这就和他在同一讲话里说的“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庙至今仍是一片废墟的话﹐藏人怎么可能“去寺庙祈祷”呢﹖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头﹑转经﹑诵经﹑烧香﹑立经幡﹑点供灯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动”的自由﹐但又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习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对佛教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等方面﹐采取公开或秘密﹑直接与间接等方式加以反对和否定。因此﹐这如同中共所认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样﹐佛教也就变成了一种迷信。”佛教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而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这属于学术自由﹐达赖喇嘛无权禁止﹐也作不了定论。达赖喇嘛所谓的“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如果指的是喇嘛学习﹑研究佛经﹐那么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西藏有西藏佛学院﹑西藏佛教协会﹑《西藏佛教》杂志﹑拉萨印经院和各寺庙的学经班﹐它们都是专门学习﹑研究佛经的﹐并由中国政府出资供养。我想中共还未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古藏文与藏文佛教典籍的干部来监视﹑干涉那么多机构与遍布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庙的学习﹑学术活动﹐并阻止其朝学术上的深度与广度发展﹐除非那些机构与寺庙的喇嘛自愿为中共效劳﹐在内部捣鬼。如果指的是本书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几岁的处女作“明妃”的“慧灌顶”之类﹐那么我想﹐称之为迷信都还是轻描淡写。如果西方人权卫士有一天忽然问达赖喇嘛﹐这种灌顶活动是否侵犯了无知少女的人权（在美国﹐成年人诱奸18岁以下的少女﹐即便后者愿意﹐也属犯罪﹐必须判刑）﹐达赖喇嘛何言以对﹖难道只有让这类侵犯藏族少女人权的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学﹐宗教自由从来指群众性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的自由﹐既然达赖喇嘛都承认﹐藏民有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无论他怎样诡辩都无济于事。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指责说﹕“对入寺僧侣的数量也作了限制”﹐这是事实。我在本书导论里已经根据戈茨坦的话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习惯﹐旧西藏的喇嘛多达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这是对藏族妇女的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在本书第四章里还引用戈茨坦的话﹐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着﹐喝着﹐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民族也没好处。（47）”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西藏妇女的人权和藏族的繁荣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没有编制的僧尼不算在内）仍然占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僧尼所占人口的百分比0.7%（出处见本书导论）。

甚至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48）都承认﹕“有些旅游者报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为西藏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继续拨巨款修复文革中被毁的寺庙﹐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但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为僧。”“当局允许许多传统宗教活动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那些鼓吹西藏独立或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是政治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所以充其量只能说西藏没有政治自由﹐却不能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说﹕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宗教与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个国家允许违法的宗教与文化活动﹖难道只有允许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并打砸抢烧﹐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国有这样的宗教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