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可能是经过了翻译加工（由藏语翻成汉语）﹐这些藏农的话都有党八股的味道。不过还是可以看出﹐西藏的翻身农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是衷心感激﹑真心拥护的。因为后者确实在那时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切身的利益﹐即便是达赖喇嘛以来世天堂的名义也无法叫他们放弃毛与中共给他们的尊严与利益。这就是为什幺西藏的老翻身农奴会对我说﹕“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是中共赢得汉农支持﹑打败蒋介石的法宝﹐用在西藏也同样成功。蒋介石因而吸取教训﹐亡羊补牢﹐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又因他手里有日本人留下的企业﹐使他有资本赎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土改。蒋介石死后﹐台湾的老农披麻带孝﹐跪在路旁给他送灵。毛死后﹐西藏的翻身农奴也痛哭流涕。假如中共当初在西康﹑青海藏区不急于土改﹐或一开始就在那里实行赎买土改﹐西藏叛乱是否能够避免呢﹖中共平叛虽然合法（国际法）﹐但后遗症极其严重。特别是让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从而使西藏问题再度国际化﹐这是毛泽东的头号失策。他只知道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孔孟之道﹐根本不懂文化心理学﹑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过于低估了西藏宗教的影响﹐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威力。他从来不曾想到﹐翻身农奴的感恩心理并不能遗传给新一代藏人﹔他那套穷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会导致身后的改革开放﹑ 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会借助于洋人的威力重新在西藏发动骚乱（不拿枪的叛乱）。如果毛一开始就对全体藏族农奴主实行赎买土改﹐也许叛乱就不会发生﹐达赖喇嘛就不会外逃﹐西藏问题就不会国际化﹔如果毛在平叛民改后把经济搞得很成功﹐以致中国毋需改革开放﹑崇洋媚外﹑仰人鼻息（这是穷国对富国开放的必然结果）﹐那么达赖喇嘛在外面也就无隙可趁。他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5、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平叛民改这场以道德代价换取历史进步的悲剧变成了闹剧。文革既是毛泽东利用﹑愚弄人民打击﹑清除政敌﹐从而导致中共内部疯狂地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丑剧﹔也是毛煽动﹑愚弄人民残害精英﹑毁灭中西精英文化的闹剧（56）﹔更是毛残酷迫害﹑镇压人民其中包括被他利用﹑煽动﹑愚弄过的人﹐强化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悲剧。全面论述西藏的文革过程﹐特别是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斗争﹐不是本书的任务﹐那可以写一本与本书一样厚的书。本书只能作一简述﹐重讨论与西藏问题有关的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先斗班禅﹐然后杀回西藏。在他们以及陜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藏族红卫兵的鼓动下﹐藏人捣毁了除布达拉宫等八个著名寺庙以外的所有寺庙（那八个寺庙未毁是因为中共派兵保护）（57）﹐连扎什伦布寺里历代班禅灵塔内的木乃伊也被藏人扔出来喂狗（这是我八十年代初去参观时听当地藏人说的﹐不过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与世界最高的铜佛----强巴佛却完好如旧）。所有“阶级敌人”----贵族﹑噶厦官员﹑活佛﹑叛匪及其家属都再次遭到批斗﹑游街﹑抄家﹑示众﹑殴打﹑侮辱﹔所有僧尼都遭到批斗﹑污辱﹐被迫还俗﹔所有民间佛教用品----玛尼堆﹑经书﹑经幡﹑佛龛﹑佛像等也几乎全部被捣毁﹔所有宗教活动都被禁止﹔连类而及﹐所有民间节日﹑歌舞﹑艺术（包括说唱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民族手工艺品生产）﹑甚至集市贸易也全部被取缔﹔在城镇里﹐连藏装也几乎绝迹﹐代之以中山装与军便装（这都是我在西藏时听过来人说的）。

不过我对艾夫唐大肆宣扬的红卫兵强奸藏女的说法深感怀疑。他说﹕

早在1966年8月就出现了轮奸。红卫兵将扎木四百户藏人的女孩脱得一丝不褂﹐在外周游﹐开斗争会﹐最后将她们全奸污了。……1966年至1967年冬季﹐革命造反派来到拉萨北面的那曲﹐在这里他们对大批游牧民也犯下了类似暴行。……妇女们全身脱得精光﹐五花大绑站在结冰的湖面上﹐还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玛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儿次仁卓玛被迫当众发生关系。在山南各地区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暴行﹐……日喀则的强奸和打人事件更多（58）。

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以禁欲主义为特色的运动。文革初汉族红卫兵曾把裙子﹑紧身裤当作“四旧”来破除﹐因其有性感之嫌﹔凡是有过“男女问题”的人都被当作“坏分子”批斗﹑游街﹔所有裸体或半裸体的绘画与雕塑﹑描写爱情的小说与电影﹑性医学著作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而烧毁或禁止。北京红卫兵在“红八月”（1966年8月）里打死了数千“牛鬼蛇神”﹐却未听说有过强奸或当众脱光妇女衣服的事件。在那时汉族红卫兵的心里﹐所有涉及性或色的语言﹑行为﹑乃至恋爱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怎么可能跑到西藏去当众脱光几百妇女并集体轮奸呢﹖即便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所以这类事即便有﹐也是藏族流氓干的。

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西藏的干部职工就纷纷给领导贴大字报﹐并与“保皇派”（拥护领导的群众）展开激烈的辩论。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被攻击的干部的级别越来越高。自治区党委为了“舍车保帅”﹐也不断拋出级别越来越高的干部供群众批斗﹐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藏日报》总编金沙﹑自治区党委常委惠毅然﹑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等。11月初﹐北京几所大学和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在拉萨贴出大字报﹐攻击以张国华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与中央文革的鼓动下﹐西藏造反派纷纷在各厅局夺权。2月5日﹐造反派“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或“老造”）夺了自治区党委与政府的权﹐把各级汉藏干部斗得威风扫地﹐还要揪斗军区司令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 可能是毛泽东的意思﹐2月24日“中央文革”来电说﹕“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张国华抱病指挥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并获大胜﹐毛因而对他高抬贵手﹑另眼相看）2月底﹐中央决定由西藏军区接管西藏自治区党委与政府的权力。刚好全国各地军头发动了“二月镇反（革命分子）”运动﹐张国华随即反击。他在3月（西藏的事总是比全国慢半拍）以“镇压反革命”为由﹐逮捕了“造总”的头头﹐夺回了被造反派夺去的各单位的权。他的行动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又称“老大”）的支持﹐该组织被“造总”称为“老保”（保守派）。3月﹐中央文革发起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4月﹐大批北京造反派红卫兵进入西藏﹐给“造总”翻案（又慢半拍）。5月﹐中央下令对西藏军管。几乎同时﹐张国华升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主持蜀政﹐不久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林彪嫡系曾雍雅调任西藏军区政委﹐曾给“造总”平反﹐引起支持“大联指”的军区副政委任荣的不满。从此“造总”和“大联指”各有后台﹐不断斗争﹐从文斗发展成武斗﹐使西藏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必需指出﹐西藏两派中都有汉人藏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并非是汉藏矛盾引起的。双方都指责对方受达赖特务控制﹐并到处大抓达赖特务。文革中在拉萨从未出现过以宗教﹑民族为诉求的骚乱。倒是1969年﹐丁青﹑边坝﹑尼木﹑比如等县出现过以宗教﹑民族为旗号的暴动﹐打﹑杀解放军和干部﹐很快遭到镇压（59）。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与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他们是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中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两个。西藏革委会先由曾雍雅任主任﹐1970年12月﹐随着林彪失势﹐曾被调走﹑降职﹐由任荣接替（60）。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制造敌人。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名义迫害汉藏干部﹑职工﹑市民与部分农牧民。除了“反革命”﹑“农奴主”﹑“叛匪”﹑“上层喇嘛”等老罪名外﹐增加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达赖特务”等新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又以“补民主革命课”为名﹐在农区推翻民改时不划富农的政策﹐补划“富农”﹔在牧区推翻民改时不公开划阶级的政策﹐补划“牧主”﹑“富牧”等﹐使农牧区的“阶级敌人”比例由民改时规定的5%上升到7-8%﹔在城镇则推翻民改时不划资本家的政策﹐补划出206户商业﹑房产﹑手工业“资本家”﹐制造出一大批新的“阶级敌人”（61）。

第二﹐人民公社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剥夺农牧民在平叛民改中分到的土地﹑牲畜。早在1960年﹐西藏的干部就迫不及待地要办合作社﹐当时中共中央还比较冷静﹐指示西藏五年内不办合作社﹐让藏农牧尝到民改的甜头。1965年起﹐西藏开始试办初级合作社﹐冠以人民公社的名称。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西藏自治区革委会雷厉风行﹐用强力突击成立人民公社。由于阻力重重﹐直至1974年10月﹐才在西藏95%的乡办起了人民公社（62）。

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把民改时分给翻身农奴的大部分土地与牲畜收归社有﹐只给社员留下少量自留地与自留畜。社员们在集体地里消极怠工﹐就像农奴制时代在领主的自营地里消极怠工一样。人民公社又号称“政社合一”﹐既是生产企业﹐又是政权机关﹐不仅有财权﹐还有司法权﹐也很像农奴制时代的庄园。有人说人民公社是新的农奴制﹐确有一定道理。不过集体地的收成毕竟要以“工分”的形式分配给社员﹐不像农奴制时代的“自营地”的收成全部归领主﹔社队干部毕竟不能随便打骂社员﹐不能干涉或禁止社员的婚姻﹐不能强奸女社员﹐不能拆散社员家庭﹐不能放高利贷﹐更不能买卖﹑抵押﹑赠送﹑转让社员﹐所以人民公社只是准农奴制。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是“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社员毫无集体生产积极性。中共还要他们“高原学大寨”﹐种植藏人不熟悉也不爱吃的小麦。更有甚者﹐西藏当局曾异想天开﹐要在西藏生产糖。他们投资数百万元﹐从内地购来成套设备﹐在昌都和拉萨办了两个制糖厂。然后强迫藏农种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糖萝卜﹐结果收获的糖萝卜在价值上还不及种青稞的十分之一。全部原料交那两个糖厂加工﹐仅够生产一﹑两个月（63）。如此折腾﹐自然是民不聊生﹑家家皆尽。以致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时﹐发现藏农牧的生活水平较之民改前并无显著改善﹐愤怒地质问任荣﹕中央给西藏的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啦﹖

三﹑小兴土木。中国政府在文革中也给了西藏许多钱﹐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64）。这一事实说明﹐即便在文革那样疯狂的时代﹐中共也并无掠夺西藏的企图。在“填补空白”﹑好大喜功的心理驱动下﹐这笔钱被西藏当局用来小兴土木﹐建造各种工程。1974年与1965年相比﹐西藏的工矿企业由80个增加到218个﹐主要工业产品由18种增加到70种﹔发电量增长6.7倍﹐水泥增长1.6倍。修通了中尼（泊尔）﹑滇藏两条公路。修建了贡嘎﹑和平﹑邦达机场。特别重要的是﹐修成了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长1080公里﹑年输油量在八万吨以上的输油管（65）。那些工矿企业大都像糖厂那样亏损连连﹐据统计﹐1965年到1968年﹐在“三线”建设的名义下﹐共投资7273万元﹐报废2300万元。1970年后﹐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的趋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提倡“无米之炊”﹐在拉萨﹑昌都等地建造玻璃厂﹑化肥厂﹐浪费1500万元。又提出3年内修通拉萨到林芝的铁路﹐结果不了了之。向阳煤矿建成后挖不出煤来﹐480万元投资只换来一个“煤矿烧牛粪”的笑话。墨脱公路盲目上马又下马﹐浪费2000多万元。当时投资的几个电站效益也不好。塘河电站工期近十年﹐装机6400千瓦﹐千瓦造价464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倍﹔昌都金河电站302万元投资全部报废。1978年前后﹐全国掀起“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运动﹐西藏立即建立了50多个“农机修造厂”﹐却没有原料﹑技术﹑管理能力与市场﹐其投资又被扔进了雅鲁藏布江。不过盲目建厂也做了一点好事﹐比如当时建立西藏电力建筑公司﹐就是为了解决在文革中被迫还俗的青年喇嘛的就业问题（中共称﹕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今日该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当年还俗的喇嘛（66）。那时修建的公路﹑机场﹑输油管为西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大修水利也使农牧业有所发展﹐1976年与1965年相比﹐粮食产量由29万吨增加到47万吨﹔牲畜头数由1701万增加到2180万（67）。

总而言之﹐文革是一场漫长的恶梦﹐其残酷性足与其荒谬性媲美。广大藏民既失去了民改的胜利果实﹐又失去了传统宗教的安慰﹐许多人受到迫害﹐生活水平下降﹐其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