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4、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吗﹖

达赖喇嘛从1991年起一贯反复声称﹕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还在《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里开列了明细表(时间范围是1949年到1979年)﹕

死亡原因 卫藏 康区 安多 总计

狱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枪决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于战场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于饥饿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杀 3375 3952 1675 9002

批斗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总计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据“西藏流亡政府”解释﹐这里的“卫藏”指西藏自治区中西部﹐“康区”指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和云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30年里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120万藏人﹐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数字经西方媒体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愤﹐有人甚至把它与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提并论（34）﹐无怪乎西方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然而当我把中共统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长速度与同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加以比较时﹐却产生了怀疑。

据1950年11月3日噶厦政府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国侵略”的呼吁信称﹐当时藏族人口不足三百万（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大致上相当于今日的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数字﹐而是当时全体藏族的人口数字。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的人口据戈茨坦说是“至少一百万”（这个数字包括昌都地区）（36）﹐据国民党政府内务部1947年估计是一百万（37）﹐据噶厦政府自己1953年上报中国政府的数字是一百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昌都地区）（38）。到了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时称藏族人口六百万（39）。由此可见﹐藏族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翻了一番还多。

又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人口1949年为5.4亿﹐1987年为10.8亿﹐从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长率年均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国人口为10.6亿﹐可见中国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只增长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长率低了至少四个百分点。

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消灭（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多少中国人（绝大多数为汉人）﹖丁抒研究大饥荒的专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根据中国政府近年来公布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估算﹐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3500万人﹐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41）。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又据《历史不再徘徊》估计﹕“低限值也在4000万人”（42）。我现在假设在中共统治下共饿死4500万人。被中共杀死﹑斗死﹑逼死﹑关死的人数没有可靠的统计。据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估计﹐文革中各种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万（43）。文革是中共残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运动﹐几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文革就占了十年。中共杀人第二多的运动当数五十年代初与土改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劳改专家吴弘达考证﹐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51年5月16日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通知》以及这次会议的文件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吴根据当时中国人口（5亿多）﹐推算出实际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44）﹐我取100万。在镇反运动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许多人死于劳改﹐还有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假设也有100万﹐则镇反死了200万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共打了55万右派﹐加上准右派﹐共约100万人（45）。名义上对右派不开杀戒﹐但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许多人死于劳改﹑劳教或其它形式的折磨﹐假设有50万人死于非命。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反右倾”﹑“六四”等运动﹐假设也死了50万人﹐则共计500万人。我现在将这个数字翻一番﹐即中共杀﹑逼﹑关死了1000万人﹐加上饿死的4500万﹐就是5500万。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在失去其1949年基数的10%（5.5千万比5.4亿）的情况下﹐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增加了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1951年基数的40%强（120万比不足300万）的情况下﹐在头37年中增加了至少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中国人口实际增加了1.19倍﹐即从4.85亿（5.4亿--0.55亿）增加到10.6亿﹔而藏族人口实际增加了2.33倍﹐即从180万（300万--120万）增加到600万。换言之﹐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藏族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的1.96倍﹐几乎高了整整一倍。无论从世界人口史看﹐还是从医学上﹑生理上看﹐这都是惊人的奇迹。（按中国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长率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将藏族由于自然条件特别严酷因而在历史上人均寿命就比汉族短得多（见第一章引戈伦夫的话）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奇迹就更加惊人。

对于这个奇迹﹐可能的解释只有两个﹕要么是中共在消灭了120万藏人以后﹐给予剩下的藏人以极其优厚的生活﹑医疗条件﹐使他们能以两倍于汉人的速度高速增长﹐想必达赖喇嘛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要么是中共并未消灭那么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这也证明中共对藏族的迫害还不如对汉族的迫害严重。

1998年5月3日我在纽约“《天葬》讨论会”上说了上述意思﹐当时在场的藏独人士阿沛晋美后来说﹕“按人口比例来算﹐这个数据（指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引者）太高了﹐我对这个数字始终是有保留的。我个人估计﹐整个藏区----包括西藏三地区（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万人（被中共消灭----引者）。（46）”

那么中共究竟消灭了多少藏人呢﹖估计应低于被中共消灭的1949年中国人口基数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统治下仍然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既然1950年底藏族人口“不足300万”﹐那么被中共消灭的藏人应不足30万。考虑到藏人由于自然原因在历史上寿命就比汉人短得多﹐估计此数低于20万。当然中共杀死（其中大部分当死于平叛战场）﹑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不足20万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须知据张荫棠估算﹐西藏人口自干隆初年到光绪年间的170余年内﹐也只减少了80万（47）。不过不足20万离达赖喇嘛所说的120万究竟相去甚远。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道为了西藏独立﹐可以违背佛教的“妄语戒”﹐将事实夸大五倍以上﹖无怪乎戈茨坦认为﹐达赖喇嘛对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的攻击“常常夸大其辞﹐远离事实”（48）。

我在1953年3月号《北京之春》上对“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提出质疑（49）后﹐有个汉族女人在1998年3月15日当面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的疑问﹐她说﹕“另外一汉人对西藏流亡政府说的中共统治西藏以来有一百多万藏人遭到杀害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达赖喇嘛回答道﹕

关于有120万藏人遭杀害的说法﹐这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这些人不完全是在战场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说某一个年限﹐比如说某一年杀死了一百多万人。

这个数字是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1983年以前﹐这一期间﹐由于中国人进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中包括战死的可能有20万人左右﹐还有许多人死在狱中﹐比如说达赖喇嘛的医生﹐他被关进监狱时﹐一同被关押的大约百余人﹐活着回来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它很多人是饿死的。由于饥荒﹐安多那一片大约是在1959年期间发生大饥荒﹐大批的藏人饿死﹐今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是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批的人饿死﹐像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983年﹑84年为止。还有许多人是经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杀了。

我们通过调查﹐是很多人来报告﹐说我们地区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和数字﹐把这些数字统计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大约有120万西藏人死去的推算。这是中国人进入西藏以后﹐到1983年为止﹐这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统计数字。

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本书里有有关的统计数字﹐可能上报来的统计数字有一些重叠﹐例如某一件事情﹐有两个人来报告﹐因此重叠了。像这样的事情是技术性的﹐难免的（50）。

达赖喇嘛说“中共消灭120万藏人”的时间范围是中共进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的《用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却说其时间范围是1949年到1979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不管时间范围如何﹐“中共消灭120万藏人”都是弥天大谎。时至今日﹐达赖喇嘛仍然罔顾妄语戒﹐坚持这样的弥天大谎。这也难怪﹐他作为“人权斗士”的世界声誉就是建立在“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等弥天大谎之上的。如果他承认这是谎言﹐他就会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如前所述﹐西藏的叛乱起因于中共企图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奴隶﹑实行孙中山说的“耕者有其田”。这本是与法国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麦克阿瑟二战后在日本进行的土地改革及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一样合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权﹑申张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行为。不幸的是﹐中共一开始就在西藏外围采用了法国革命式的暴力方式﹐从而激起了美国南方奴隶主式的叛乱。在平叛民改中﹐中共又滥杀﹑滥关﹑滥斗无辜或不该杀﹑关﹑斗的人﹐同时又企图消灭客观上确实与叛乱及农奴制纠缠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农奴与奴隶视为命根子的喇嘛教﹐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51）。中共的平叛民改本是为了把最基本的人权----人身自由交还给农奴和奴隶﹐结果侵犯了农奴主﹑喇嘛和部分受农奴主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农奴与奴隶的人权﹐这真是个难解的怪圈与悖论。然而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南北战争不也杀死了许多王室成员(包括国王与王后)﹑贵族﹑保王党人﹑教士﹑革命党人﹑市民﹑奴隶主以及受其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平民﹑农奴与奴隶吗﹖“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52）。

撇开手段﹐单看结果﹐平叛民改至少做了两件好事﹕一是给农奴与奴隶以人身自由﹐这是比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为基本的人权﹔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场与畜生）﹐从而不仅实现了社会公正﹐还解放了生产力。旧西藏的农奴制使农奴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他们在主人的自营地上怠工偷懒﹐甚至故意破坏﹔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庄园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而老实耕种的农奴则不堪重负﹐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晋美说﹕“记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53）”连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认﹕“叛乱后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54）”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击中共﹐但他们从来不敢攻击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标榜他们本来也打算作这样的改革﹐可见中共的改革确实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事情。

林田1959年去山南采访时﹐亲眼看到农奴与奴隶“翻身”的景像。他在日记里写道﹕

六月十日

凯松溪卡（“溪卡”是藏语“庄园”的译音----引者）今天举行斗争叛乱分子﹑地方恶霸的群众大会。从早上起﹐溪卡的大门里﹐双行道的楼梯上﹐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本溪卡和外溪卡的农协筹委会委员﹐赤脚的妇女﹐戴破呢帽的男人﹐头发蓬乱﹑满脸黑胡须的老农奴都来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庄宅前的树荫下﹐大会开始了。当了叛匪小头目的溪堆（溪卡经理----引者）﹑索康（噶厦政府的首脑﹐已逃亡----引者）在凯松溪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现在﹐跟着溪堆作了许多坏事的根保（溪卡小头目----引者）和小恶霸平措占堆被带到了会场前﹐面对大家垂头站立。尼玛次仁﹐那个从八岁起就给扎西家当差徭的小伙子﹐新当选的农协筹委会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站在一张满是油泥的小桌子前讲话了﹕“诸位乡亲们﹐现在大会开始了。过去﹐贵族索康﹑溪堆﹑根保﹑坏人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剥削﹑压迫了我们多少年﹐最后发动了叛乱﹐阻挡我们翻身。现在﹐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帮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赶走了﹐消灭了。我们从地下站起来啦﹗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大会﹐斗争坏人。……”接着他历数根保和平措占堆跟着溪堆干坏事的罪行﹐然后说﹕“我们的苦﹐像河水一样﹐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还在流﹐今天﹐我们要把苦水倒出来﹗”

尼玛次仁一讲完﹐乌金又走上来﹐说﹕“今天我们开大会﹐就是要本着天下一家人的精神斗争这两个坏蛋﹐过去我们有苦有冤不敢说﹐今天剥削阶级灭亡了﹐以前被他们当成地下虫子的人﹐现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许多坏事。以前他们跟着溪堆打人骂人﹐叛匪占据时﹐帮助叛匪抢东西。叛匪逃跑时﹐他们帮助叛匪把炮弹箱子藏在草里。把溪卡仓库里的贵重东西﹑粮食偷运到自己家里﹐那都是我们的血汗啊﹗……”

一个老妈妈站起来揭发﹕他们还藏了许多枪﹐勾结反动派﹐准备让反动派打回来。

一个名叫白干的青年站起来﹐呼呼喘气﹐说不清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被他们打得说话不行了。我和姐姐从地里回来﹐拾了他田里的一穗庄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顿。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站起来就呜呜哭了。她是十三岁的孤儿白玛玉珍。父亲是个穷差巴﹐她很小时父亲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领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来﹐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了。白玛声泪俱下地哭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泪水顺着枯瘦的脸向下流﹐她张开两手﹐呛地呼天﹕“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诸位乡亲们替我们作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溪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场男女老幼都哭了。这老婆婆就是小白玛的外婆﹐她说出了农奴们的共同遭遇。悲愤的呼声像春雷一样响了起来﹕“打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

本来会前已经讲好﹐斗争大会上只动口﹐不动手﹐还规定了不准带铁器和棍棒。

谁知乌金听着听着﹐走到前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短棒﹐朝半跪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这个高个子麻子恶霸挨了这一下﹐就势向前一倒﹐碰得鼻破血流。这样一来﹐原来愤怒的群众﹐有些却一下子转为可怜起这小恶霸来了。这小恶霸家里的一个小朗生﹐一个脸像小黑鬼﹑衣服破成条的小姑娘﹐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现在却哇哇哭为主人求情了。但也有人为乌金助威﹕“打得好﹗打得好﹗”

尼玛次仁把乌金拉到一边。请大家继续控诉参加叛乱的反动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怒潮继续在会场上激荡。

八月五日

今天凯松溪卡农民举行庆祝民主改革胜利大会。……庆祝大会开始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穿花衣﹐戴金丝帽﹐拿着花束﹑树枝﹐准备跳舞的妇女﹐也穿起了红绿绸衫﹑新靴子﹐笑容满面﹐他们多半是朗生﹐今天要尽情欢乐。其余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在帐篷荫凉下。

阿旺讲话了﹐这个穷差巴﹐九个孩子﹐老婆多病﹐经常一家人饿肚子﹐现在﹐有政府帮着﹐不愁吃穿了﹐差地属于自己了﹐一切负担废除了﹐从心底里乐。两个月来﹐他作为农会副主任﹐领导全村农民大闹翻身。今天﹐他穿著新的氆氇衣﹑皮靴子﹐端端正正站在台前﹐他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很大胜利﹐让我们尽情庆祝。每到这个时候﹐正是“望果节”（丰收节）﹐可是往年望果节﹐正是我们绝炊断粮﹐望着庄稼愁交租完债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帐篷里﹐穿著这样的新衣服﹐心里这样痛快﹐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都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得到的。

群众代表次旺扎西讲话了。他分地那天﹐站在油菜田里只是笑。今天他说﹕以前我们连手指大一块地也没有﹐如今每家分了十几﹑二十几或三十多克地﹐没有牲口﹐分了驴马﹐没有家俱﹐分了家俱﹐为啥不心花怒放呀﹗……

拉珠讲话了﹐这位满脸胡须的六十岁的老人﹐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胜利了﹐我这老头子来祝大家﹕‘扎西得来平桑错﹗’（吉祥如意）。在旧社会﹐拿我来说﹐几岁作差徭到十五岁﹐领主给我一块差地﹐可是我出比这块地还大还重的差。又压上一大笔债﹐大家知道﹐这债不是我欠的。

“藏政府也好﹐贵族活佛也好﹐他们的肚子是填不满的﹐百姓多少东西也填不满他们的肚子。

“我们在草地上放个马﹐他们说草地是他们的﹔我们在树林里拾个柴棍﹐说树林是他们的﹔我们走的路也是他们的。现在﹐我们走在路上﹐再不必向他们弯腰吐舌了（藏人表示恭敬的习惯行动----引者）﹐遇见贵族老爷﹐我们可以大摇大摆从他们身旁走过了。土地﹑森林﹑道路﹐一切都是我们人民的了﹗

“乌拉废除了﹐差役取消了﹐朗生解放了﹐土地分给大家了﹐债契烧掉了﹐西藏地方旧政府千百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新政府成立两个月就全卸掉了﹐这都是共产党给的﹐我们要在党领导下﹐团结得紧紧的啊﹗有今天﹐是不容易的﹐而明天﹐更要我们努力﹐只有团结才能保住果实﹐建设新生活。”这老人讲得多好啊﹗

分工委王运祥书记讲话祝贺。他告诉农民三件事千万记牢。第一﹐要跟党走﹔第二﹐要团结﹔第三﹐要警惕反动的阶级敌人﹐保住果实﹐发展生产。

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书记献了哈达。

歌舞开始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