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东厂胡同有遗德--对黎元洪故宅的寻访(上) -- 边寒剑

在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了热烈的迎接，仪式过后，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而这辆大总统专车，除袁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过来京的孙中山。

　　黎元洪被袁大总统迎国宝一样极为隆重地迎进中南海――大总统已经差人把“副总统办公处”的牌匾挂在了中南海里最优美的瀛台的庆云殿里。

　　也就是说，东厂胡同并不是黎元洪在京的第一处住宅。

　　瀛台乃凡人们想象中的仙境，但仙境中的孤寂与清冷又哪是凡人所能忍受的！清代的光绪帝深知瀛台之凄苦，民国的黎元洪也体味到了被闲挂于琼岛上的难耐滋味。贵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副总统大人，竟然发出过“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谓叹。他对前来拜访的故交喟汉过：我做了光绪的替身。

　　民国时代的北、中、南三海，不再是清王室的“西苑”，北海成为国民的公园，但中海与南海却成了民国总统的办公地与住宅。袁大总统从铁狮子胡同把繁多的政务和同样繁多的家眷一道搬进了中南海后，就把面临长安街的宝月楼改称新华门。中南海遂又恢复为禁地。

　　凡进过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新华门与瀛台一南一北，隔一汪碧水(南海)，遥遥相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两入中南海，参观以毛泽东故居“菊香书屋”为主的南海名胜古迹。被称作“拨乱反正”的那个时期，中南海东侧的毛的旧居一带曾不公开地向人们开放过。

　　瀛台有确很美，不大的人工岛上，有宏殿琼阁，有奇石异木，而且，它的色彩十分瑰丽，岛上的皇家建筑不再是单调的明黄色与朱红色的交响，在黄与朱之间，古建筑师巧妙地加进了一方方绿莹莹的琉璃砖瓦的音符，使壮丽的瀛台既不失帝王之气，又不乏人间的平实。

　　上世纪五十年代，健康的毛泽东常从自家的“菊香书屋”小院儿里步出，经过曾做过袁世凯住处的丰泽园，往西没多远，就踏上了登瀛台的宽桥。

　　这座用黄与绿琉璃砖与瓦砌成的桥，是登瀛台的唯一通道。

　　光绪皇帝被困岛上时，没有这座桥，慈禧老太太让她的过继儿子老老实实呆在仙境里悔过，如需下岛，则由太监们划船“接驾”。若不是想到可怜的载??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困在岛上并最终死于岛上的涵元殿里，我还真要在垂柳依依波光涟潋的瀛台上沉醉呢！

　　那会儿我并不知道，光绪之后的另一位大人物也曾是这美丽岛上的孤寂囚徒，只不过他没像光绪皇帝一样死在这里罢了。

　　单从道理上说，袁世凯的安排无可非议：既是“公府”，就该正、副两职邻而居之；正职人多事杂，办公点就大些，副职事少幕僚少夫人也少(黎只有两位妻子，在当时已是罕见的夫君)，居住地就小点嘛！大总统在陆地上班，副总统在孤岛起居，这简直就是前清统治者们提前为民国正副元首备好的宅邸嘛！

　　但实质却远不这么简单，是老袁不放心黎元洪呆在外头，他要把资望颇高的“民国元勋”搁在眼皮底下天天看着他。为羁縻这位寡言而睿智的副手，老袁甚至让第九个儿子给黎家当了二女婿。

　　但黎元洪不为所动。

　　他毕竟不是真的泥菩萨。他也借用老袁对自己的讨好心情，请大总统的军法处杀过两个同乡的军界政敌(这件蠢事使他一下子臭了名声而让人言像苍蝇一样紧叮着他不放)。比泥菩萨有思维的黎元洪对袁氏的用心一眼就看懂了，就像每天看庆云殿(他的办公室)里的那几幅清代的皇帝遗墨一样，他早熟知了其中的每一道笔画。整日在飘浮着前朝阴谋与死亡气息的殿堂里喘息，在大权独揽的枭雄的眼皮底下“从政”，哪有愉悦可言！

　　于是，在这人人向往的仙境里只呆了一年多的光景，黎元洪就坚决要走人。

　　不是他不想为民国干事，实因他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老袁太专权又太想“家天下”了！他只是老袁手里的一个招幌儿，老袁不需要他真干事儿。

　　就在老袁为圆一个荒唐的皇帝梦而越来越犯糊涂的时候，黎元洪实在不忍再与袁比邻而居了，他提出了两个要求：

　　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本人能力实在不能胜任；

　　请允迁居“海”外――瀛台冬日过于寒冷，夫人有恙，惧冷。

　　比鬼都精的袁世凯立马一拒一允：坚决不准其辞职，同意迁往他处居住，且连新宅都替你打点好了：袁氏自己出资十万元，从前清遗老的手中买下了东厂胡同的那处名宅，然后，无偿转送黎元洪。

　　这就是黎元洪入主东厂胡同的由来。

　　但有谁知道，黎元洪不是“不拿白不拿”的人！待袁大总统死后，黎元洪致送奠仪，恰好也是十万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这是偿还老袁的房钱呐！

　　其实，当个光拿钱不干事的副总统有什么不可以？据黎的女儿著文称，黎元洪在任时，每月副总统的俸金加参政院的补贴等，一共五万元。天！五万元呀！

　　我匡算过，民国初年的银元与二十世纪末的人民币比值约为1：100；而房地产，又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10000。如黎元洪手下的教育部普通官员周树人(鲁迅)，凭自己一两个月的收入(三百元月薪加讲课费、稿费)，就能买下白塔附近的那处已被辟为“鲁迅纪念馆”的宁静的小四合院(当时他花了八百银元)，而时下在京城二环路以内想买那样完整的住宅，岂不得八百万！一个北洋大兵，每月六块大洋，就能活得比较像样，除了自己天天能吃上肉以外，还能按月寄回家去几块钱(难怪那年头不乏兵源)，这比黎家的厨子收入还高呢――黎的厨役每月工资四块钱。正因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前为什么会当了几个月的北洋大兵，后来为什么会为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八元月薪而沾沾自喜。那时的大学教授们，学问与月薪均如泰斗一样令晚生高不可攀，哪个也得几百元，像年轻的周作人，刚到北大任教就有二百元的工资，等于现在的两万元呀！陈独秀是系主任，月薪三百。但是比比国家第二公务员黎元洪，教授们统统是小巫见大巫了，副总统兼参政院议长的收入，竟是陈先生的一百倍！等于时下物价的社会中，他黎元洪月薪是……五百万！吓死人了！

　　然而，黎元洪宁愿不要这一切。他要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

　　“淡泊名利”，说说可以，真要拒绝唾手可得之巨名与暴利，得有多大的意志和多高的品位啊！

　　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东厂胡同里。离袁氏远了，离政坛远了，离自我却愈来愈近了。

　　他为自己的家起了个堂号，叫“大德堂”，此后，在此向左邻右舍前院后街扩展的房地产买卖中，就均用“黎大德堂”名义进行了。做个有“大德”的人，不再趋炎附势迎合谁，这样活着，即使钱少点，又何其畅快！

　　入住东厂胡同后，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并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他自我“下课”，不当这没滋没味的二把手了！不再去备受袁氏欺凌的参政院主持会议，更不去中南海里去拜见“老大”――那边，称帝的鼓点越来越密。他以消沉来表明一个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对窃国者的忿忿然。

　　就在他刚刚在这“大德堂”里安好家未过仨月，中南海里传出“登基”的喧嚣，他参与创建的“中华民国”竟成了袁氏的“中华帝国”，首任大总统摇身变为了“洪宪皇帝”！

　　袁“天子”颁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新帝国的“武义亲王”。次日，新朝的衮衮诸公奉袁皇帝之命浩浩荡荡赶来东厂胡同致贺，王府井一带，居然为之路塞！

　　好一个黎元洪，只着便装出面，以示对新朝的不承认，他不卑不亢地告诉文武百官：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

　　说完后，他转身入屋，甩下的满院子贵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这番名副其实的“推辞”，绝对是篇经典的骂贼书。你看，黎元洪开口闭口称袁为“大总统”，而决不称其为“皇上”或“吾皇”，当然也就更不会自称是“臣”；而且，他直奔主题地提到武昌首义，为的是让在场的文武百官牢牢记住，“辛亥革命”是胜利是怎么来的，别忘了他袁世凯也曾为之努力过！袁氏斗胆称帝，就是“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这时的黎元洪，不再是一声不吭的菩萨，简直成了怒目的金刚！

　　当天下午，有人奉袁命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平素和蔼的黎元洪却黑着脸表示：“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句话，把来人打发出门。

　　数日后，尴尬的袁世凯又派要员手捧“诰令”请其接受王爷之封，但倒霉的“钦差”竟被一向温文尔雅的黎元洪骂出门去！

　　没几天，潜出京城的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讨袁大旗。黎元洪闻讯，击节赞曰：“松坡(蔡锷字松坡)不愧英雄本色！”这是英雄相惜的夸赞，又何尝不是黎元洪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写真？

　　半年后，恼羞成疾的袁世凯一命归西。黎元洪按法律程序，于袁氏辞世次日在东厂胡同住宅中一切从简地宣誓接任。

　　忠厚者往往执拗。为了维护民国政体，黎元洪以誓不从逆的执拗捍卫了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纯洁。如此“大德”，难道不该在这东厂胡同的名宅里有一尊不大不小的雕像吗？

　　绕过假山，我还真发现了一尊雕像！

　　我将信将疑，有点近“像”情更怯地走上前。

　　其实我知道，共和国的研究所里，断断不会有民国先总统的雕塑，尽管是考古单位。但我又多么想在这个院落里一睹这位周旋于各军阀巨头中的文弱元首的神姿啊！

　　雕像立于北边那排清代旧房的门前空地上，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在凝思。

　　像下，一方铜牌，趋前读过，方知果然不是黎氏尊容，而是已故夏鼐先生的座像。

　　我这才模糊记起，夏先生乃我中华著名考古学家，曾长期任该所所长。也许，身后这排房子就是他生前的故居或办公室吧？尽管此像不姓黎，但能在本单位院内为自己的学者领导竖碑立像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不过，为什么不是黎元洪的雕像呢？

　　先前的大德堂内院里，空空如也，没有人回答我的疑问。南边的那座月亮门那边时有学者模样的人出入，但他们与我相距甚远！

　　雕像后那排灰瓦红壁的老房子，已被封条闩紧了门缝。门两边的红柱上各悬一方我们常见的那种挂着小锁的小木箱(上有“举报箱”仨字)。东侧的方箱之上，钉着一竖条小木牌，“图书室”三个有些歪扭的字告诉了我这所厅堂现在的用途。

　　从这排房子在整个大院中的位置和其不凡的气度猜，它也许就是当年的内院客厅？

　　黎元洪自我放逐后，并未门前冷落车马稀。恰好相反，比他独零零呆在瀛台时更为热闹了。高朋满座，鸿宾接踵，东厂胡同，冠盖盈门――不怕别人讥讪泡妞的蔡锷将军秘密南下前来过，许多看不惯老袁称帝的政客们来过，湖北原籍的同乡故交也来过。人们来谒副总统，不为溜须拍马，只为互通声气，相泄牢骚。

　　有人回忆过，不吸烟也不喝酒的黎元洪先生待客也是既无烟亦无酒，只白水一杯。君子之交，十分清爽。

　　民国五年(1916年)端午节那天下午，一向不上门的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在黎的湖北籍老友张国淦陪同下，忽然造访。

　　按说，段总理既是来向副总统报丧的，也是按礼仪向继任领导请示工作的。然而……

　　这时发生的事，《北洋军阀史话》里有段非常有趣的记叙：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地从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四十分钟，段站起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其实黎元洪已经听说了袁氏过世的消息，但这个谨慎的人不敢轻信，遂派自己的女儿前往中南海打探情况。女儿亲眼见到怀仁堂里尚未入殓的袁世凯的尸体盖上了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他才始信轮到自己施展身手了。

　　然而，一切尚没来得及筹划，段祺瑞就堵上门来演了出哑剧，并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发得远远的了。在其位，谋其政。身为最高领导人，却被属下如此轻视，黎元洪即使再谦和，也不会无动于衷啊！

　　是的，擅权的段祺瑞根本没把继任总统放在眼里。黎与段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正是段带兵赴鄂逼黎来京就职的)，但从这一天就表面化了。“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这东厂胡同里就开始萌芽了――“府”乃总统府，“院”为国务院，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为了民国五、六年间(1916年-1917年)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对赳赳武将的过招。

　　后来几天，在对待袁世凯的葬事上，黎元洪显然也不能让段祺瑞满意。老袁过世以后，段总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表现得悲悲切切――连周树人(鲁迅)这样不信邪的部员都被派去守过灵呢！

　　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本应亲自垂泪执绋的继总统黎元洪却并未没有露面，只是在灵枢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跚跚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鞠躬礼后，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

　　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

　　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统制(师长)、军统(军长)、提督(军区司令)，还署理过权力极大的湖广总督，而自己的军衔远在其之下，最高只是个协统(旅长)。在论资派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北洋学堂的科班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缘附时当上继任的总统，是以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

　　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响应孙中山的倡议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先生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近二百万元一下子降至仅不到六十万元。

　　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了。

　　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我曾见过那份黎任命蔡任北大校长的“大总统令”复制品)，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钜子。

　　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不幸的是，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的黎元洪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喜欢揽权且连袁大总统也敢顶撞的武夫段祺瑞。当初老段拿你当领导，并不是真让你管事儿。可你，竟真的要说了算了！于是，段祺瑞得寸进尺，“泥菩萨”欲忍不能，“府院之争”就越演越烈。

　　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

　　那天，段派其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将军前来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盛气凌人的小徐居然颇不耐烦地嚷嚷：“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国家元首应有的态度？

　　黎元洪决不是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参战一事，段祺瑞又目无领导地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且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黎大总统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

　　权力从来因人而异，对性情刚烈的强人来说，只要有实力，名义可有可无；反之，则名实难副，要么当个舒舒服服的傀儡，要么活活被气死。不信，你看，光绪贵为一国之君，却保不住自己爱妃的性命，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业的维新党人的死活，最后，连自己的皇位差一点也保不住；而老袁当权时，却管他什么议会制还是内阁负责制，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铁腕袁世凯，但又绝不愿做光绪第二。于是，就难受，就幽恨，就每每在这假山上下踱来踱去最后终于踱不下去了。

　　让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请来北京“调处国事”的军阀张勋！众所周知，民国六年(1917年)初夏，一直留着长辫以示对清王朝依恋的“辫帅”张勋率所部抵达北京后，上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历史闹剧！

　　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现出了忠厚人的执拗――他正告前来劝他退让政权的张勋的说客：并非我个人贪恋这个位子，而是“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

　　他避居东交民巷后，立即通电全国：

　　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原则问题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让。

　　好在马上又被黎总统重新任命为总理的段祺瑞大事不糊涂，当即在天津举兵讨伐张勋，并在打败“辫帅”之后，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诚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假如――尽管历史不能“假如”，我还爱一遍遍替黎、段两位民初时的钜子“撮合”――你黎先生为政再圆滑些，你段将军待人再谦恭些，北京政府是否会由此走上民主之途、而中国政坛是否会不再风诡云谲？须知，总统与总理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并在历史上留下清誉。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请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权力，自己携家眷亲随等黯然离开大德堂，去了天津，当寓公去也。

　　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

　　天津的黎宅有两处，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这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一处了：1976年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不仅使唐山、天津一带瞬间死难了近三十万条无辜的生命，而且，还使数不清的老房新宅轰然变成一地残砖碎瓦，这其中，就有黎元洪遗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楼。

　　20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和伙伴赶到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馆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伟巨楼矗立在先朝副总统的废址上，门口有两位立得笔直的士兵在站岗。士兵身后的红漆大字标牌赫然注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委员会

　　倒也有趣，若黎元洪有幸活到共和国时代，起码也是全国政协常委了。不过，他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寿限的，他死的那年，已经六十四岁了，大大超过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

　　黎元洪先后寓居天津两次，换言之，亦即他曾两度出任大总统又两度辞职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与段祺瑞的关系，结果把政局搅得乱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干了；第二次是被急于取自己而代之的直系军阀曹锟压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这海河边上。

　　说来生气，不是那个打败了奉系的曹锟一个劲央求，自己哪会再度出山？曹锟的头号大将吴佩孚以少胜多，赢了直奉战争，曹氏便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只因一时觉得分量不足，加之吴佩孚的坚决反对，才不得已请出了德高望重的前总统黎元洪。

　　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上一回当总统也是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

　　五年的赋闲，使他已无意于政治。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方式的崇尚者，此时已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大实业家，他在房地产、金融、矿业等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嬉浪，居然如鱼得水。他辞退了代总统冯国璋按月发给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贴，这既是表明了他一贯清高的为人准则，也说明他家私殷实并不缺钱花。

　　他是在军阀们答应“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顶复职条件后才回到东厂胡同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为何能卷土重来。曹馄的资望不够，南方孙中山的割据政权“军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适做各方都认可的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这点，那个连袁世凯都敢骂的“章疯子”写道：

　　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袁世凯)，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

　　有趣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章大师怕老实巴交的朋友受直系军人之制，竟想出了“迁都武昌”的奇怪主意：

　　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首都是不会迁的，但态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对记者们发表谈话：

　　余为中华民国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

　　临危上任，对明白人来说，当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所以，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经常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豪言。复出的黎元洪也许正是以这种心态坐回中南海居仁堂里的。

　　倒霉的是，这次刚好干了一年，就又饱尝了军阀的颟顸与欺压，他不得不赍志而归。真是应了一年前的预言：牺牲了个人的前途。

　　这一次，直系的曹锟比皖系首领段祺瑞更蛮横地赶走了他。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风！他们先后将老段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打败，成了北京政坛的新霸主。吃饱了撑的，津门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竟想过元首瘾，便令手下软硬兼施逼黎让位。

　　执拗的黎大总统又犯了“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坚决不向恶势低头。头顶鸡毛帚的中国军人们在洋人跟前一地鸡毛，但收拾一个迂腐的文人首脑还有大有招数的。

　　且看可怜的黎大总统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间通电全国时的悲惨自诉：

　　本日(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二百余人到府索薪……

　　(6月12日)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居仁堂，藉口索薪饷，百喻不散……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段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呼喝之声响震屋瓦……

　　领头闹事的，就是直系大将、陆军巡阅使冯玉祥。

　　至8月份，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掐断，总统卫队也奉令撤走。

　　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卷起大权――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国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等图章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那时的人憨，以为只要图章在谁手里，国家就是谁的。这种迂病居然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之时，少年的我，眼中满是唱着《造反有理》等“战歌”的“夺权”者，只要抢到了某单位的那柄小圆木头，该单位就轮到这一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死不改悔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黎元洪想继续主沉浮，就誓不交权，所以，就憨劲十足。想不到，那时，“走资派”憨，“造反派”也憨，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枪自杀，却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难，归去来！什么鸟世道！

　　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权杖。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还曾有机会复任总统，至少是续完被强行中止的任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上当了。

　　当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不少政坛人士咸以为强人时代已经结束，老实人开始新的时代，天下将从此太平，因而奔走相庆。那位不识时务的名士严复却捋着白花花的胡子冷笑道：“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实话好说，就是难听。黎元洪二十几岁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严复就是学堂监督，校领导的话十分入骨地阐明了黎之优劣――德高，才疏。

　　的确，在中国，光有德还玩不了政治。

　　由于不擅权术，也由于不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那样一直拥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军人部下们看不起。就连东交民巷也一样，从来都是功利主义的使节，他们从来没看重这个没有实力的元首，而宁愿与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来。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后世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政坛的格斗场上，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输家，但在生意场上，他却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赢家。成为寓公的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七十多个，尤其是他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而且还凭眼光与财力(而不是凭以前的领导人身份)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业并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成了富翁的也不仅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的家，有的是凭从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让他的政治抱负惨淡夭折，却使他的经济才干大放光芒。说他是民国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也不算溢美之辞吧？

　　饶有意味的是，黎的经营活动多是以“大德堂”名义进行的。他要矢志不移地把“大德”弘扬到底吗？

　　有德的富豪会把赚得的钱回报给社会。黎元洪就并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军阀巨头那样当守财奴，他还真有点像八百年前的“及时雨”宋江哥们儿，仗义而又疏才。在繁多的善举中，他特别热衷于投资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学、大学，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动辄成千上万。

　　他告诉过天津的记者：“

　　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曾亲临学校祝贺，并与欣然的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当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却对黎说过的话耿耿于心――1949年11月，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一些实业家们时，得知邻座的中兴轮船公司老板即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大姐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广东成了国共两党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杰之时，开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开黎公馆大门，让躲避兵燹的南开的女生及部分教员家庭入住家中。

　　黎元洪在天津市政协大厦所在的这个地方一直住到死。

　　他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晚在家中猝逝的，死于脑溢血。

　　那一刻，正是张作霖被迫离开北京的时候。次日晨，张作霖被日本人预埋的炸弹所毙命。

　　两位北洋时代的元首，竟死于差不多同一时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死被普遍视为整个北洋时代的实际终结，而天津英租界里的前总统的噩耗就成了无关政局发展的局外事。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伐军的枪炮声中，黎元洪的遗体被安放在了漆着黑漆的楠木棺材里，他的寿衣既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更不是一身北洋将军的戎装，而是那身大总统礼服，胸前还缀着大总统的金牌――他自认是无愧于这一职务的。

　　他的死，何尝不也是北洋时代寿终正寝的象征？

　　他死后的第五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第十天，国民政府通知中国驻外使馆改挂青天白日的新国旗；第十七天，直隶处改称河北省，北京市因失了京城地位而改叫北平。

　　尽管奉军还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的统辖下，但是，北洋时代真的结束了。

　　推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国民党政权，独对担任过这个政府首脑的黎元洪表示出敬意。因为，他们与这位下台元首之死有难逃之责――北伐军打到鲁南时，先要没收黎元洪的中兴煤矿(今枣庄煤矿)，后又向该矿摊派军饷一百万元并限期缴清。黎元洪受此重创，心绪大坏，在马场看赛马时忽然昏迷，几天后便溘然辞世。

　　6月8日，战火尚未熄灭之时，国民政府就颁布了优恤令：

　　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

　　所有丧葬典礼，著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他的那位国士朋友章太炎则以一幅挽联说尽故人一生：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最令人愕然的是，同在天津洋人租界里当寓公的段祺瑞突然赶来吊唁。两位北洋老人，互不原谅久矣，虽说同居一地，老死不相往来。但闻黎元洪过世，刚强的老段却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面对长眠了的政敌，不禁老泪纵横！

　　用国民政府提供的万余元丧葬费，家人们把这位喜欢西方文明的前总统安葬在了他自家洋房的院子里。

　　大殓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共同在京发起公祭仪式，北海公园成了吊唁场所，新扎的素牌坊上缀满白花，牌坊上的横披没什么新意，就是这种场合常见的“名垂千古”四个大字，倒是两边的挽联言简意赅，分别是“首义”和“护国”，只四个大字就把他毕生的功劳都浓缩在里面了。胜利者国民党人和失败者北洋故友们一道凭吊了这位忠厚的死者。

　　五年之后，黎元洪与夫人灵枢迁往武昌暂厝，两年后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安葬了这位前政府的元首。是日，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活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了“民国元勋”匾，国民党中央、军方、各省市代表、外国人士，以及多达五万多名武昌民众参加了这一迟到的葬礼。

　　九泉之下的黎元洪终于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褒奖。

　　黎元洪在天津的另一处遗宅也不复存在，据知现址是烟台道上的儿童影院。

　　那座在原英租界里占据了好大一片地的黎公馆，是黎元洪的第一处天津住宅，有四幢小楼共一百七十一间屋，可见其公馆之阔绰。几座小洋楼中，最有名的乃戏楼，每到传统节假日与辛亥革命周年日，他便广请宾朋来家看名家唱戏，他念念不忘他是“民国一分子”。后来，那条街上的北洋旧人的寓所越来越多，抬头不见低头见，使他不得开心颜，他才又往德租界另购地皮建起新宅。新公馆建成后，他的元配夫人留下居住，他只在逢年节时才过去邀请故旧赏堂会。

　　历数津门豪宅，没有哪一个下野了的国家领导人能比黎元洪过得更潇洒也更从容。

　　我是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白丁，得不到他的邀请，所以就不去儿童影院探看了，即使去了，相信就像在全然新貌的解放大道一样，看不到任何黎氏遗痕了。这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谁还能在并不景气的银幕上隐隐看出叠印着的一个老古董的身影呢？

　　天津的黎公馆面目全非，但北京的东厂胡同里却大致如旧。不过……

　　我有些心惊地发现，考古学家夏鼐的雕像后有一包捆着的物件，而其西侧也有什么东西被用编织袋扎得紧紧的，像要搬家的模样。看看窗上的蒙尘和门隙间的封条，再看看枯死的老藤和被劲风折断的满地碎枝，我忽然感到了瑟瑟风中分明透露出的一丝丝让人发冷的不详信息：

　　莫非，这座著名的大院也要被“改造”？

　　王府井大街乃至整个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已经大有成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举世独有的大片明清建筑为牺牲物的“旧城改造”工程虽让不少如在下之类的“恋古癖”们太息，但也多少宽裕了久居此地的百姓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了整座都市的繁华度与“世界化”，当然也顺便暴发了一些官场上和生意场上的巨贪――“顺天府”的“父母官”陈其同、王宝森不就栽在这条大街的南端吗？

　　现在的王府井，只有那座洋教堂得以安慰性地照料，从南头看到北头，谁能再说这是一条举世仅有的东方皇城里的王公宅第群？拆掉的不仅是陈年老屋，还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拆掉就永远不再重现。患了“统一模样症”的新建筑们好则好矣，但你能知道这一座摩天厦与那一片光幕墙是矗立在哪国哪地，又体现着一种什么文化吗？

　　我欲因之祷上苍：保留东厂胡同这座庞大的名宅吧！

　　怅然登上风骨嶙峋的假山。山上一棵楸树已经很有些气势，却不知是否黎氏当年手植。偶一打量，极意外地发现了两块石上居然还有先前的刻字！一曰“岭崎磊落”，一曰“崖半亭高”。是从前的清代某大人寓此时所镌呢，还是黎元洪购得此宅后刻石明志？旧时代的遗存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一时喜欢莫名，不觉忘了方才满腹的郁闷。

　　登上了假山，却走不进那座著名的八角亭。八十多年前黎大总统经常接见贵宾的风雅之地已被砌了灰砖垒成“亭子间”，且各面的窗上尽糊着白纸，让人怎么也看不透里面储藏着什么。

　　八角亭该是储藏着许多奇闻轶史的。比如说当年主人如何在此接见各方俊杰商讨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正是因为拥护这一主张而在党内饱受指责不得不一再检讨)；再比如逃离京城前的蔡锷怎样坐在亭子里与主人发狠地说：“四十日后必有佳音”；还有，我的踌躇满志的胶东老乡吴佩孚如何走出亭外对主人畅抒安邦鸿志……

　　俱往矣！凉风打着唿哨掠过，席地掀起一道看得见却躲不过的沙尘潮。

　　我沿八角亭走上当年的空中长廊。

　　长廊已不长矣，只余半截，就颓败至山下。残存一段，柱栏朱漆斑驳不堪，窗台地面积尘淤淹。廊房一间间被临时门框隔开，似前几年还各有所用，但现在又统统舍弃。

　　第二柱内的墙角，竟有一铁制保险柜弃置地上！它显然是北洋时代的旧物，床头柜一样大小的笨重的个头，坚实的构造，厚敦地承受着近百年的风雨侵浸。虽那时尚无密码锁附着其上，但两片又大又粗的铁活页也足以使内藏物品安然无恙。保险柜正面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025三个阿拉伯数码。

　　我费力地掀开保险柜的顶盖，空空如也，只一柜底的积尘随风而旋。

　　我知道，他的政治遗嘱是不会残留在这保险柜里的，那十点最后的意见其实很有考古价值。

　　比如他说：

　　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以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再比如他说：

　　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

　　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毋忘数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价值。但大部分旧朝的遗产，并未能被妥善收藏并精心研究之。物质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国的心病，那么，精神的文物的废弃呢？

　　我有些怅然，便轻轻合上保险柜的铁盖，还好，总算没被里面的厚厚的尘土呛着。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他把这座已经扩展至四十八亩地足有五百多间房屋的偌大院落，缴了经办实业的学费――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因连年遭遇新旧军阀的混战，终致亏损，为还银行贷款，无奈只得把这“大德堂”卖了三十万元以偿债。

　　新买主是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有文章称，这是一所特务机构。若果真如此，那东厂胡同又可能恢复了大明王朝时的社会功能。抗战结束后，日本人走了，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远扬，他叫胡适。

　　出大门后，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当年“大德堂”的后院墙北行了几步。

　　此墙居然还保留着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颇为时兴的西洋式院墙，雕花装饰与基础均十分别致，只是后面改了模样，平庸地顺着胡同向西伸延。

　　蓦回首，见一方红色路牌在无言昭示：翠花胡同。

　　原来，这条并不起眼的细巷，就是北洋时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虽不知翠花胡同深浅，但我知道，里面有一座当年热闹一时的宅子，即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办公地。袁世凯统治后期，这条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为独裁者取缔了代表“暴民”利益的“乱党”，密探、军警们一定像他们的老祖宗魏启贤公公他们那样尽职地从事着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执政始，党禁解除，国共两党的北方大本营才重又活跃起来，成了北京国民运动的火源地。革命党的党部与大总统府邸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国内民主政治才渐渐复苏。只是，好景不常，到了奉系巨头张作霖入主中南海后，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党”，国共两党的北方领袖徐谦、李大钊等人悉为政府通缉犯，市党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复归无声无息。

　　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细细觅找八十多年前的历史遗痕。

　　果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那段硕果仅存的民国原貌的墙脚处，我极意外地发现了几个模糊的刻字。俯身辨识，十分难解，但待我把地下的积雪搓上那块小碑后，那几个字便逐一变得清晰起来。

　　这几个字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真正是这所历史名宅的注脚：

　　黎大德堂界址

　　其中，“黎”与“址”两个字已经被后来修复此墙时的水泥抹得看不太清楚了，“德”勉强可识。

　　识“德”难，识一个污烂时代追求“大德”的故人，尤其难。

　　2000年10月13日于山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