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东厂胡同有遗德--对黎元洪故宅的寻访(上) -- 边寒剑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尽管它现在既没“王府”也没有“井”了，但历史留在这条街上的遗痕何止琳琅满目的商品所能掩尽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后，气象一新，很有点国际大都市的模样了。我不爱逛店，但每次从那几尊传神的街头人物雕塑跟前走过的时候，就像迎头遭遇到清末民初时代，留长辫的洋车夫和剃头匠，以及那个穿旗袍正说着京韵大鼓的女子，似乎专门在等我这个对近代历史有点兴趣的旅人。每次看到他们，我总要还一个会心的微笑。

　　但要体味真切的历史，还不是在这条从早到晚总是人潮激荡的现代化大街上，而是在它两侧的那一条条深不可测的小胡同里。密密地住着小户人家的巷子里，没准儿会藏着一幢旧日豪门，让你眼前为之一亮。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而那些豪门往往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所以，我告诉过北京的朋友：在北京，我喜欢钻胡同就像女人喜欢钻商店一样的不可理喻。

　　东厂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一条让我期待一游的胡同。

　　2000年元月18日那天下午，北京东城区文化局的小李领我看过面目全非的法华寺后，回到了车流不断的王府井大街。我告诉他：我还想再到马路对过儿的那个大院子里去看看。

　　于是，我们站到了王府井27号大门前。

　　还是那道西洋式的长长的灰墙，还是那个深奥莫测的大门。只是，我最早看到的由郭沫若氏题写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木牌，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铜牌。

　　想入其间久矣！因为，此地曾是明代的令人恐怖的东厂，还曾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的私邸“大德堂”。

　　不过，那时的大门，是在南边的东厂胡同北侧，因为“大德堂”的门牌是“东厂胡同壹号”与“东厂胡同叁号”。现在，那边已经是居民小院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

　　寻古时，有时不得不从旁门左道进入。

　　遥想五百多年前，此胡同甚是了得，哪有普通百姓们安身的份儿！颇有心计的明成祖朱棣为提防皇亲国戚中的敌对势力，特意在这有诸多亲王居住的皇宫东侧设立了一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该“厂”只生产恐怖，而全体“工作人员”悉为嘴上无毛的太监，他们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受命绕开正常的司法检察官署，如都察院、大理寺等，秘密侦缉、审判有可能对“当今圣上”的地位和声誉造成威胁的任何人。所以，无论皇亲国戚，还是老臣勋将，莫不望而生畏。深受帝王信任且又失了男根的大小阉人们，折磨起人来只会感到快慰，所以，在太监业达到顶峰的明代，东厂狐假虎威，广置耳目，滥用酷刑，大造冤狱，致使惨案不绝于世。据说，恶贯满盈的大太监魏忠贤也曾当过东厂的领导。

　　如同设在西安门那边的“西厂”一样，“东厂”也是因位于东安门而得名。有了东厂，无名小巷也就有了留传至今的名字。

　　到了清代初始，满人帝王们不屑于沿用前朝皇帝们的恐怖统治法，就把东厂连同大批太监一古脑给废了，这座大院，成为大清王朝哪位开国重臣的府邸。新主人毁牢建屋，填坑凿河，一番折腾后，葳蕤的草木覆盖了先朝的凝血，流淌的碧水漂洗着瘀痂的冤魂，明明一座人间地狱，居然蜕变成一处有华宇、亭阁、假山、曲溪的绝美之境。至晚清，此宅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交部长)裕禄的家园。

　　到了民国初期，这里成了黎元洪的宅第。

　　因有文物官员作陪，我轻松地迈进了这座被灰墙圈得一丝春光不泄的深院。

　　一进大门，即是一座又一座毫无美感可言的灰砖办公楼。往右，是临街的灰色院墙，锅炉房与煤堆筑起的黑鸦鸦的风景很是扎眼。只有往左，才有飞檐挑起的旧貌在等着我去看。

　　我知道，明代阉党们施虐的痕迹早不可寻，清朝豪门的美轮美奂也不会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里更多。我只想来看看，当年受尽军阀们的窝囊气的黎元洪经常徘徊仰叹的那座假山是否还在？山上那座接待过许多贵客的八角亭还能承受八面来风吗？那道企图超越乱糟糟现实的空中长廊还残存几许？

　　绕楼南去，拐过楼角，嚯！还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面居然还保留着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长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存一截！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怔住了。

　　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写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满清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满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但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型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文革”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1-800000册，定价却只有0.17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引者注)：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响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史学家教给我对黎元洪的认识。

　　天下大乱的年代，只在教科书上骂遍古人还不算过瘾，掘了“反动头子”的坟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早在此书出版前六年――风雨苍黄黄的1966年，黎元洪的后辈乡党就宜将剩勇追穷寇地一举捣毁了其在武昌南士宫山上的“前大总统黎公墓”。

　　沉梦被惊破的黎元洪一定会对阳间的胡闹而大感震惊与惶恐，但若闻知同时发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桩毁墓壮举后，那他则一定会顿感庆幸：不管怎么样，他还留了个囫囵尸首，浩劫过后还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筑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县那边，他的恩师、清末最主要的汉族大臣张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当地的革命小将捣毁，而且，其尚未全腐的遗骸竟然被拖出阴沉木的棺椁被并其后裔拖在地上“游街示众”！

　　呜呼！这决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当事人张遵埏老人亲口对我讲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青岛针织三厂当库工时，张之洞的重孙张遵埏老人与我成了忘年交，那时他刚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实”回青岛原单位。1957年他被划为“老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除了曾祖父为大坏蛋张之洞外，他本人还在解放前担任过天津广播电台的公职)，还有现行的反党言行(他曾和妻子把一位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被邻居的厂长拒之门外的前妻)。记得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革”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惟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地、富、反、坏、右”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们对自己和对丈夫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时，自悬于梁上。话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是哟，比比满街碎骨枯肉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被礼葬的“黎南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共和国终于承认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总统了――此前的“中华民国”似乎是不存在的，“解放前”、“旧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即是共和国的人们对1912年-1949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个朝代任职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伪”字，大如蒋介石的“伪总统”，小至村子里的“伪保长”。

　　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抬上国家元首位子上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呆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最多的则是黎元洪了――他居然当过三届副总统和两届大总统。

　　其实，黎元洪不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他的一生，也饱经磨难。他的卓然超众，除了天资与人格外，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死后被其后世乡亲们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张之洞――当初不是封疆大吏张大人慧目识才把个落魄的北洋水师下级军官收留并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会有日后的出人头地？

　　生于1864年的黎元洪，曾在三十岁那年参加过极为悲壮的甲午海战，而且是极少数死里逃生中的一个。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难更长久――他所在的军舰被日舰所击沉，全舰官兵落水，绝大部分人惨烈殉国，他竟然一个人在茫茫黄海里漂流了十个多钟头才被救上岸！

　　按说，有这样一段为国浴血奋战史的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时代的全体坏人中的一个，至于他早年是否有过报效国家的光荣履历，负责注释历史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

　　威海的刘公岛也不告诉我们。

　　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府”(海军司令部)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从仰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里参观过一座带有中日战争遗物陈设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上的“大车”，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却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成为中国第一代海军，缘于他十三岁那年随当兵的父亲离开故乡黄陂县来到北方的直隶省。父亲乃李鸿章大人的军队里的小官佐，曾带儿子到兵营。某日，小小的黎元洪见到持洋枪出操的士兵们整齐划一的阵容后，大为激动，遂立志弃文修武。彼时，李鸿章正锐意整军练兵，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更是把天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北洋水师学堂即是李大人创办的一所待遇较高的军校。黎元洪夙学习新式军事知识为国效命疆场之愿，又有健壮体魄，遂瞒龄报考了水师学堂(人家限龄于十七岁，他已十九岁了)。在校期间，黎元洪即以勤奋好学、坚忍耐劳而出人头地，毕业后被派往“广甲”舰任职。

　　甲午年(1894年)，中日两国海军于黄海大比拼，“广甲”舰奉命增援威海，途中，不幸被敌舰击中。铁甲轰然沉沦，将士全部坠水，场面一定比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表现得更为惨烈。是役，中国近代海军极为屈辱地全军覆灭，刚好而立之年的黎元洪也极为黯然地结束了其海军生涯。

　　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尤其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张之洞所倚重的军事助手。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指挥者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阅操大臣”袁世凯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老袁赞扬的“湖北一镇”，即黎元洪所在的驻鄂陆军第八镇(师)，镇统制(师长)虽是张之洞的“丫姑父”(张家婢女的丈夫)张镇，但实际上的指挥者是协统黎元洪。不过这老袁也实在够滑头的，他的赞扬很巧妙，他只说该军队是“东南第一”，偏不说在整个参加“秋操”的军队里应算老几，因为“北军”是由他的爱将段祺瑞统帅的，表现得不如“南军”出色。

　　两年后，朝廷在太湖边上又举行了三天的南北军对抗赛，依然是段祺瑞与黎元洪“掰手腕”，结果，“南军”三战皆胜，“北军”连战连败，故有人背后讥老段为“北军三战三北”――“北”的原意为两个人相背，后引申为背向敌军逃跑谓“败北”。北军的段总统官心胸本来就不宽广，不知闻此讪言后心里会对黎元洪作何感想；更不知这是否为后来成为总理后与黎屡相龃龉的伏笔。

　　清代的黎元洪，尽管成为朝野刮目的中年将领，但随着恩师张之洞的调走、新总督的接任而止步于原地，一直到清廷退位，他也只是个协统?D?D原地踏步走的旅长而已。

　　古往今来，有几个当官的不贪？新总督大人一到湖北，官场又照例找了个理由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进献礼品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这可能与他早年在水师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无关系。他的上司张镇筹集十几万银两向总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领导，惟他这个正需要提拔的旅长却仅凑上寥寥数元“意思意思”，转过身来，却为饥寒交迫的汉口灾民捐出了多达三千银元的善款，一时大得人心――他月薪为五百两银子，三千元是他整整半年的工资啊！这可不是“作秀”，历来大小官员们“作秀”总是花国家的钱。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一位士兵闻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闻知，亲往该兵班上慰问并致送八十银元嘱其归家安葬亡母，后还保养其进入军校。刚才说了，协统大人的工资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工资帮助一个无名小卒倒也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这却体现了一个长官的高尚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恕。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却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清朝标志的辫子，这不仅仅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的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一如既往。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战士们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封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满清的官员。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他甚至亲手砍杀过一名前来本协报信儿的起义士兵。他躲在部下家中的床下希冀逃过哗变，他被自己的下级军官逼到起义军大本营后还连连朝推举他为都督(司令)的部下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当代宋江的模样。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黎”字的。

　　与长期不屈不挠地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相比，他头上戴着的“民国元勋”高帽实在有些大，在民初的孙、黄、袁、黎“四巨头”中，不待言，他的资望最浅。

　　资望最浅，性情也最温和，那三位，个个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他却温吞而谦和，完全不是政治强人的模样。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认定目标，就会死心塌地去做；而这样的人入了伙，凭原先在江湖上被传诵的为人，往往又很快后来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领。北宋末年山东郓城县的宋江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黄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黎元洪就属于一旦决心下定便义无反顾再不翻悔的那种人。

　　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像被他放过的那名学兵一样决然剪掉了那根“猪尾巴”。男人的发辫一直是满清强加给汉人的一根自缚的绳索。

　　辫子从这个人的脑袋后坠落以后，从整个武昌城里坠落以后，各地的武装反叛便和剪辫子运动同时迅疾开始。

　　在起义后的第三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留着短发的黎元洪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再是效忠清朝的统兵之将，他正式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那一天，他的宣誓算得上慷慨激昂：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黎元洪遂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其实，风云突变的那几天，逼他革命的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却难窥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且看他的一封私信：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黎元洪自称)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感人。他的这番表白，既不是对报馆发表的，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宣称的――这个务实的政治家很不爱当众表演。他只是在给自己的北洋水师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说出上述的话的。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发高烧的荒诞岁月里，史学家的论断也是全不可信的胡话。

　　辛亥革命以清王室的退位而告胜利，古老的华夏第一次把“中国”两个响当当的汉字用作了国名――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首义的那一天成了民国的国庆日，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为首任大总统，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丝毫未撼。

　　当初武昌的革命士兵们没有看错人，黎元洪确有声望。

　　说起来，黎元洪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中国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传统包围着的“民主”国度当家，要有诡计，更要有铁腕，必要时要不惜杀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称作“黎菩萨”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

　　“黎菩萨”之名，最初得之于武昌首义之初，当时他面对下级的用枪顶在脑袋上的逼迫一言不发，生死置之度外，正如庙里的泥菩萨一般――当地人的“泥”与“黎”音同；而后北京的政坛又都这样称他，是因为他心善面慈，性情温和，总一幅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众生有心的“菩萨”，若生于民主国家里，没准是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但上苍不悯老实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专制之国的风雷激荡时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亿民之上的最高座椅。于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爱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着军装的虎狼中间行进，再高洁再骁勇的马也会失蹄并随时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

　　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总统决不是传说中的癞蛤蟆转世，而是一只随时能扑食各路奔马的巨兽。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宁愿继续呆在武汉。

　　但足智多谋的老袁识破了副手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继续兼任鄂省的一把手，还让他当了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参谋总长。

　　老袁很有办法。起先，他送给黎元洪一纸“民国柱石”的题字和一百万元军饷，从精神到物质，都让你感动一把儿；后来，又笔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派专人送达武昌，那块挂了一年半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旧匾自然被取而代之。

　　不过，让黎元洪难受的不是这块新匾，而是大总统推荐来副总统府当差的来路不明的人，受之难受，却之无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着将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单收下。

　　身边有了大总统的人，副总统的日子就过得不自如。所以，当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钊前来拜访时，他便吓出一头冷汗。

　　黎元洪知道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前清时即有过节，同为平级的封疆大臣，互不服气乃官场正常之事，但风传这位西南实力派人物时下正在竭力筹划军事反袁行动！而且，他也知道这位名满南北的章士钊乃袁的红人，章妻吴弱男女士是袁的亲戚，向以“四伯父”称袁。现在，此二人联袂来鄂，定有大事交底！果然，主客坐定后，客人即称：袁世凯正在北京帝制自为，成为窃民国之大盗，他们已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达成共识，拥立副总统起兵讨袁！

　　估计那会儿的副总统又犯了“泥菩萨”的本性，他只乐呵呵地听却决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态时，他却大摇其头，十分自信地断言：袁大总统断不会称帝，君等尽可放心。

　　然而，等客人们怏怏离开后，他又急遣手下人为二位说客各送去五百银元敦其从速离汉，因为会谈时，屏风后面即有老袁密探！

　　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前的选择，你说他圆滑也罢，精明也罢，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冲动，不盲从，有后手。

　　很难说袁世凯不知道发生在武汉的那场密谈。所以，一旦平定了南方的军事反抗，江山坐稳，老袁就不容黎元洪独立在外了。三番两次请不来后，大总统索性将自己的第一悍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了湖北，“迎请”副总统到北京“磋商要政”，且连北上的专列都准备好了！这回可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矣！

　　民国二年(1913年)岁杪，黎元洪只得愀然告别故里，赴京去当他的挂名副元首了。

　　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直到整整二十年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躺在巨大的楠木棺里的他被国民政府隆重地自天津运回武昌。是年，黎元洪已在津门过世已五载矣！

　　是的，当初启程赴任的黎元洪显然没有料到，他会一去不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