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尾声 得失(1)·非常轨迹 -- 双石

　　5月8日，军委和红军总部一直住在江边，等候红一军团赶到渡江。

　　红一军团行走的道路是金沙江边最崎岖难行的路段之一——聂荣臻后来回忆“一夜过了48次急流”，在经过了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后，红一师于傍晚时分赶到皎平渡口，晚22时开始渡江，红二师及军团部则在红一师之侧后跟进，当夜进至新田地域，准备次日凌晨在红一师之后渡江。

　　当天在经过鲁车渡时，正在对岸西进接应的红十一团找到了一只小船划过江来，红一军团野战医院遂将伤员及医务人员送至北岸，红十一团则继续向姜驿方向前进，准备阻滞有可能从龙街渡过江来追击的滇军部队。

　　担任的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为防万耀煌师主力追来，仍以一个营和团侦察排在坎顿阻敌，红三十九团主力则位于赵村以为后盾，军团主力全部移驻皎西地域警戒备战。傍晚时分，董振堂李卓然得到中革军委通报：红一军团已陆续赶至，明9日晨可全部渡完。董、李遂将坎顿、赵村的红三十九团撤回，与主力一道赶往江边，仅在杉乐树留下一营准备阻敌。

　　深夜时分，因仍不见追敌赶至，该营亦随主力跟进江边，准备次日渡江。

　　毛泽东那天一直就在江边“穿洞”里等待红一、红五军团前来渡江的部队，见到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及时赶到他非常高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菠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1）”

　　5月8日深夜，蒋公和“龙主席”对“匪踪”之研判才开始向“正确”靠拢。

　　是日晚上，蒋公在将刘元璋求救电和“龙主席”“匪在龙街渡江未成……”之研判两相比较一番，终于有点回过味儿来：“环州之匪或系匪之掩护部队，其主力潜由洪门渡河。观其焚毁行李，其决心渡河可知。（2）”

　　其实“龙主席”这会儿也回过味儿来了，当天晚上他也得知：“查匪自江日（5月3日）起即已在禄劝属之鲁车各渡陆续偷过，截止今日，已有数日”，但却把一肚子窝囊气撒给了下属——“而我追击部队昨今两日反徘徊于元谋一带，殊欠果断。似此犹移，匪速我缓，何能灭此狡诈百出之匪。”（3）

　　醒过味儿来的两公本能反应当然是督促各部“全力赶赴江边实行堵剿”。可都到这当口了，那是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蒋公“龙主席”麾下兵马中就没有那一路伸手就能摸到“朱毛”。能摸得着“朱毛”的倒有一位，那就是金沙江北岸的刘元瑭，可此公这会儿哪儿还有那个胆儿来摸“朱毛”哟，“朱毛”要能发发慈悲不摸他一把，他就该吃佛念斋烧高香了！

　　最惨的是原本靠“朱毛”最近的万耀煌，7日他刚令所部回师禄劝，这下好了，又得屁颠屁颠地往回赶，而且紧赶慢赶赶到了也只能捡到一大堆人家扔下的烂草鞋，这才真正是冤枉得不能再冤枉的冤枉路哟！

　　万耀煌将军字武樵，1891年生于湖北黄冈，保定军校出身。此公在“剿共”乃至抗战中虽罕有突出业绩，但却是能与蒋公“共患难”的死党：几年后的“西安事变”中，时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万将军与蒋公一起被张、杨所执，万利用其眷属在张学良将军“女人无政治犯”的宽容下所拥有的自由度，与所部暗通信息以与张、杨抗衡，蒋公对其表现极为满意。而此后万将军虽然多居闲差位置，却把与蒋公患难与共的生涯一直延续到了海峡对岸，直至1977年1月31日在台北去世。

　　笔者认为万耀煌将军有一件业绩还是值得史册一书：抗战胜利后万将军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时，为“效忠国家，敬恭桑梓”计，曾四处奔走八方筹措，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然此间蒋公正困扰于“剿匪”所需浩瀚经费，对万将军之屡屡恳请未予理睬，万将军宏伟的建桥计划当然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但十余年后，这个“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伟蓝图在蒋公和万将军的终生对手共产党治下还是变成了现实，而万将军当年筹措建桥时所留下的勘察和设计资料，也为实现这个蓝图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这大概也是万将军此生唯一一次与共产党为同一目的不期而遇异曲同工的真诚合作。

　　当然，当年在金沙江边的万将军也与共产党“合作”得不错，虽然这里头并没有“真诚”。

　　5月9日凌晨，红一军团主力赶到皎平渡口，紧随红一师之后连夜过江，清晨7时，全部过江完毕。后卫红五军团凌晨1时赶到拉戛厂渡口，清晨时分紧随红一军团之后开始过江，至傍晚时分，全部过江完毕。过江后，军团侦察连留守渡口，准备阻扼追敌，主力则连夜经中武山、通安，进至平山宿营。

　　军委和红军总部随红五军团一起离开渡口，当晚经通安进至张官冲宿营。

　　张爱萍率红十一团二营赶到姜驿时，刘元瑭部那个团已经撤回会理。红十一团即沿江岸警戒。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跨过金沙江天险，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5月9日晚，中革军委电告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

　　当日深夜，“龙主席”在得知安恩溥旅追至白马口却“未与匪接触”的消息后，始断定“江南岸似已无匪”，即刻向蒋公作出了恳切万分的“深刻检讨”：“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于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巨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掬诚上闻，伏祈鉴核。（5）”

　　而“剿匪军”各部官长却全然没有“龙主席”这般“政治觉悟”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得悉“匪已渡江”的信息后，各部官长谁也没有理会蒋公“龙主席”关于“猛进”渡江与川康军夹击红军，歼红军于西昌、会理间的命令，而是统统放慢了脚步，慢吞吞地向金沙江边挪去。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在会理休整5天的电令：

　　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集结于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来路侦察警戒；红五军团集结于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警戒；军委干部团集结于景庄庙、沙坝一带，分别向白沙、大栏河两方警戒；红九军团则在巧家附近执行破坏渡船的任务。

　　军委纵队先驻朱家坝，后迁铁厂。

　　同日，蒋公飞抵昆明，南岸各路“剿匪军”始陆续抵达金沙江边，开始架桥。

　　多年后，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李德也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坦陈：“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7）”

　　但这并不是当时所有中央红军领导层成员和红军将领们的共识。四渡赤水西进云南期间，因为战争指挥活动所特有的上下级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不对称状态，以及因各自所处环境、地位、视野的不同所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中央红军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这期间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上上下下都存在着的跑路的情绪和怨气一经交汇，就自然要寻找渠道予以渲泄了。

　　在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毛泽东的爱将林彪就渲泄了一把。

　　多年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

　　笔者没有发现过林彪这封信的原文，不知道他在信中究竟是怎么说的。除了聂荣臻上述回忆外，我们现在能得以确证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

　　而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大致可以这样解读：毛泽东不要再插手军事指挥。

　　爱将向统帅发了难，真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