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轻薄为文哂未休(1) -- 双石

　　2月21日，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此时的王家烈正在桐梓小水老家为其母做寿。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应日行70里左右，用4天行程逼近桐梓县城，准备于25日攻城。一军团先头部队监听掌握了桐梓守敌的活动规律，于2月25日清晨利用桐梓与松坎敌军换防交班之际发动突然攻击，迅速占领了桐梓县城。三军团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三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是其指挥所，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部，能参战的兵力共四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敌。”

　　攻克娄山关后，“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溃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获知如此重要的情报，林彪与聂荣臻顿觉机不可失，立刻给其正在追击溃敌的前锋部队第一、二师下令：“如三军团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进；如三军团停止未追击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

　　彭德怀则得知吴奇伟的增援部队即将赶到遵义，因此严令部队不怕疲劳，必须在27日晚占领遵义，结果三军团在28日凌晨完成了任务。

　　吴奇伟在27日傍晚赶到遵义南郊忠庄铺，却没有立即投入战斗，而先会见了刚从城里逃出来王家烈，商议的结果是决定次日晨趁红军立脚未稳发起反攻。结果这一切又尽被红军掌握，军委决定针锋相对，趁敌军长途跋涉喘息未定之际先声夺人，发扬红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特长，主动出击，把吴奇伟打得落花流水。

　　这次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长征中红军的通讯技术人员除了利用无线电侦听与破译敌军电报，还充分利用有线电监听敌人的电话而获得长途奔袭进行运动战成功的一个范例。

　　在长途奔袭和持续多天的激战中，红军战士不仅极度疲劳，而且损失也很严重，当时彭德怀以沉重的心情向中央打了份三军团的伤亡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鸭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

　　在桐遵战役中究竟谁起了主要作用？在以往的各种著述中都习惯地归功于毛泽东，但有一本重要著作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周恩来根据中央在川滇黔开展新根据地的决定，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筹划了遵义战役。2月18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然后“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以奇袭的手段，夺取桐梓县城，并乘胜攻占娄山关。”接着“周恩来、朱德决心乘黔军刚败，仓惶混乱之机，抢在敌军增援部队达到之前再次夺取遵义，打开黔北地区的局面，以利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最后作了这样明确的总结：“这一战役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枪1000余枝，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章的标题也耐人寻味：“全面认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很明显，文章认为桐遵大捷是军委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主要指挥者是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是重要参与者但不是主角。这一结论改变了以往几乎所有著述的约定俗成，实在是非同小可，更何况桐遵大捷又是四渡赤水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胜仗。那么，这一持不同观点的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课题组的同志请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这是军委主席江泽民为这本书所作序言的开场白。序言中写道：“周恩来同志为党的军事工作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人们对他的军事建树知之不多。陆军指挥学院的同志们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写出了《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这本书的出版，为全国人民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学习周恩来同志提供了新的教材。”

　　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本书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的数千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记录，还有许多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访问记录等等。在调研、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参谋部领导机关、军事科学院有关部门、解放军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从上述说明中完全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其科学性和严肃性也是其他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其结论显然也是最为可靠和可信的。

　　桐遵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士气，但仅靠一次胜利并不足以使红军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从而停止战略退却。

　　从目前能见到的史料来分析，毛泽东事先应该是不同意发动桐遵战役的。前面提到，建立黔北根据地是毛泽东最早建议的，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扎西会议以后，由于军事决策集体讨论会的不同意见，使得军委在发布的各项命令中一直对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举棋不定。

　　目前虽然见不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究竟谁是代表者的史料，但结合桐遵战役结束后就发生的究竟先打中央军还是先打地方军阀部队的风波来分析，毛泽东应该是前者。其中理由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打垮周浑元纵队，建立黔北根据地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打王家烈虽然能鼓舞士气，但也会损伤红军宝贵的实力，从而直接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毛泽东的担心在随即发生的鲁班场之战中就立刻得到了应验。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因此，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完全有理由反对当时主要打击弱敌的作战计划。

　　此外，在打鼓新场的风波一结束，前敌司令部就立刻于3月13日颁发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况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强调打击中央军为建立根据地服务。更明显的是毛泽东完全反对政治局集体讨论民主表决的指挥方式，所以以后又提出成立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行动。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史料中，似乎都未发现毛泽东在扎西会议后表示过要以黔敌为重点打击目标的观点。这种战略思考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是帅才而不是将才，可惜的是当时的毛泽东还缺乏帅才的地位，而且还是少数派。因此，完全可以推断毛泽东是不主张打桐遵之战的。

　　1955年春天，长征中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作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中，对桐遵大捷进行了这样的评价：“从娄山关一直打到乌江边，确是一个很漂亮的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胜利。王家烈的部队不是被我们‘个个击破’，而是‘个个碰破’的。”“那时我们开会，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

　　但陈伯钧紧接着又说道：“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而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奇伟）纵队还有两个师，周（浑元）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

　　桐遵大捷后不久，由于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无法用运动战达到目的。为了实现回师东进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红军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但血战一整天未能如愿。鲁班场之战之所以失利，红军在桐遵战役中的重大伤亡而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和红军战士的极度疲劳显然是两个重要的原因。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无法在贵州立脚，于是三渡赤水以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