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戊戌变法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法运动 -- 无名氏

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

　　要判断一场历史事变的性质，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谁都承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的：“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虽然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又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确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　　②

　　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还指出过：“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③而民主主义革命，又有新旧之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是走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来说，都是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④

　　很清楚，只要我们把戊戌维新运动摆在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全过程去考察，就不难看出，虽然它有别于稍后的辛亥革命，但决不能否认它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尝试通过和平的方式自上而下夺取政权，改变社会根本政治制度的革命意义。

　　二、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与规律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因此，列宁特别反对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反对那些“害怕人民运动”、主张“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⑤。毛泽东也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⑥这些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我们在判断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的时候，决不能简单地、机械地加以套用，而必须充分注意到世界各国国情不同，不同阶级的革命性质不同，即使是同一性质的革命，其道路、形式也有不同。比如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俄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其革命的彻底性程度不同，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也不同，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共和，当然本质是一个，即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还表明，无论是由城市市民上升而来的资产阶级，还是由封建贵族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它们都可能并且实行了与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封建贵族的妥协。而那部分 比较开明的封建贵族也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使自己逐步资产阶级化。这是因为，尽管它们原先是对立的阶级，但本质上也有一致的地方?D?D都是剥削阶级。

　　诚然，即使比较温和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日本的革命），即通过议会的道路、维新的形式而逐步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了一些国内战争，以平定封建势力的复辟或反抗。就是说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要以一定的革命武力为后盾。这一点，英、日资产阶级也是承认的。比如戊戌维新时期，英国驻香港总督勃来克致英国殖民大臣的公函中讲：“我相信，如果光绪帝能更聪明、更大胆地实行他的计划，且在行动之前先召集一师忠于他的军队驻在宫庭，那么他可先发制人，把西太后加之于他的一切，反加之于西太后。”⑦当时正在中国的日相伊藤也讲：“要知道皇帝没有军队，是办不成事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英、日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是不相同的。即一是以和平形式为主的立宪的道路，一是以暴力为主的民主共和的道路。可见，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主要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发展到了必须和可能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桔，以及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否达到了足以压倒和战胜封建贵族的程度，同时也与国际间的斗争形势有关，而不一定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

　　准此，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主要不应是根据这场运动的形式与道路，而应该根据它所主张的政治纲领，根据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乃至光绪皇帝一再声称，要仿效泰西各国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榜样，“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其变法的各项主张，正如多数论者所肯定的，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利益，至于君主立宪、民权、平等之类的口号，显然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也完全可以援引中外学者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评价的例子，肯定它是一场非暴力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必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套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身上，给戊戌维新运动加上“改良主义”的恶名。

　　三、关于质变的形式问题

　　从政治的意义上讲，革命是先进阶级的统治代替落后阶级的统治，是社会形态的更替。从哲学的意义上讲，革命即是社会的质变。那么，戊戌维新运动是否主张并实行着“质”的变化呢？答复应该是肯定的。

　　早在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指出：“根本不净，百事皆非。”⑧他认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已是残墙朽木，不能补苴罅漏，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后来，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又明确指出：“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⑨维新派反对洋务派在枝枝节节上的修修补补，反复强调必须“全变”。谭嗣同讲，“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根本是“法度政令”。康为讲，洋务派“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他将变器、变事、变政、变法作了严格区分，主张与旧制度“一刀两断”的“全变之道”，指出“盖变者天道也”。从大量的上书、奏折、论著中，可以看出，维新派自有一整套学自西欧、日本的政治、法律、组织、外交、经济、教育、军事、路线、方针、政策。应该说，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已经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观念，承认了道可变，承认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质的变化。

　　有些论者引毛泽东关于“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⑩这段话，认为康有为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属于庸俗进化论。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可以商榷的。庸俗进化论的主要特征是否认事物的质变，只承认量变。而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并不是这样。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改扮孔子为托古改制的圣人，发挥公羊 家“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表面上继承了今文学家的传统，但是值得注意，公羊家的“三统”、“三世”是循环的、倒退的，而康有为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比附，认为循序渐进，却是愈变愈进步，“愈改愈进也”（11）并且，他还将天生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灌注了进去。梁启超评价说：“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而先生却以所谓尧舜禹之文明事业，不过将来太平世之倒影，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更无复返其初。”（12）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人类进化，“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致精华”。“孔子据乱、升平，托文王以行仁政”，这是第一步，而“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这是第二步。即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发展。在后来的《论语注》中，康氏还讲过：“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惭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我们知道，公羊说的“统”与“统”（黑白赤三统）之间，即新朝与前朝之间，并无进化关系。显然，康有为的上述思想本质上与公羊说不同。有些论者不顾这个本质区别，抓住康有为的“进化有渐”，“万无一跃飞越之理”以及梁启超评述康氏“三世”思想时讲过的“义取渐进，更无冲突”，将康氏的进化论归结为庸俗进化论，把梁启超的话理解为康氏主张阶级调和，否认冲突与斗争。其实这是误解。梁启超所说的“春秋三世，可以同时并行，或此地据乱而彼地升平，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义取渐进，更无冲突”（13），并不是讲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中“更无冲突”。在康、梁看来，维新与守旧形同冰炭，势不两立，毫无调和的余地。康有为讲：“国体宜变，而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而国亦不能自强也。”又说：“守旧开新……互相水火，有如仇雠，理无两可，事无中立。”因此，他既讲“进化有序”，也主张“犁庭扫穴”。当时，他的思想、著作，正如梁启超所称誉的，如台风、火山、地震，怎么好说他否认冲突斗争、主张矛盾调和呢？由实论之，维新派所谓“义取渐进”，只是质变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否认质变的问题。康有为在《〈礼运注〉序》中还讲过：“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拔，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故他早年著《大同书》而“秘不示人”。质变是有阶段的，不可期之以骤，不能举一役而毕其功，社会的进化，不能一跃而至于太平。否则，求成过急，欲速不达。这个思想，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

　　总之，康有为一方面改扮孔子，托古改制，一方面效法泰西，“按迹临摹”，实质正如当时的顽固派所指出的，“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完全是“以夷变夏”。这个“夷”，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夏”，就是封建主义，这个“变”就是质的变化。不过，他主张的是非爆发式的阶段性的质变。对此，我们决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否认质变的庸俗进化论。

　　四、关于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关系问题

　　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还有必要考察一下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关系，虽然光绪个人不能决定维新运动的性质，但他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程是有影响的。

　　有人认为，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不过是“同床异梦”，“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而“西太后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因此，对于光绪《明定国是诏》等等，也“并不觉得有在原则上反对的必要”。于是维新与反对维新的政变就似乎仅仅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 争夺权力的斗争”了。

　　无疑，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父子兄弟之间，有过多次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戊戌维新与西太后的政变，却不能归结为那一类的斗争。光绪本人，当然不甘心只做西太后手中的傀儡，他希望有所作为。但选择谁，做什么，这使他与历史上的封建皇帝区别开来。当时，国际列强侵凌，瓜分豆剖，国内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他“不甘作亡国之君”，为此，他选择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决心变更祖宗之法，同意采用西方及日本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当时，有人主张开议院，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曰：“吾但欲救中国民耳，君权有无何为焉？”光绪还在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讲：“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14）正是因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光绪才可能与康、梁结成同盟；正是因为与西太后有根本的政治分歧，光绪才遭到十年的幽禁。

　　从维新派方面来看，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主张一直是公开的。康有为讲：“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尊严，咸奉伪经为圣法。”“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谭嗣同更直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他们颂扬陈胜、项羽，“是亦汤武”，宣称“求为陈胜，死无憾矣”。因此，当时顽固派指责他们“乘光绪倾向变法之时，阴谋革命”（15），窃变法之说，“借以谋乱而己”。

　　维新派一方面公开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一方面又把光绪帝抓在手中，口口声声圣君明主，岂不矛盾？不。他们拥戴光绪，是有条件的，他们拥戴的是一位接受变法的光绪。同时，这更是一种斗争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变法，保护自己，分化敌人。从中外历史上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某些阶级的最高统治者转变阶级立场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有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有过，即使光绪帝立场不变，仅仅只是利用维新，也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为不管是光绪用康、梁，还是康、梁用光绪，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用来干什么。至于维新派所谓如不变法，“金田之役将复起”，“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不忍见煤山前事”云云，当然可以看出，维新派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本质上害怕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但作为斗争策略，未尝不是对光绪的警告，促使他早下变法的决心。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什么戊戌维新是企图维护封建统治，“想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作为一场非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但事件的结局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失败了的革命仍然是一场革命。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了戊戌维新的教训，才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没有1898年的戊戌维新，也就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蔡四桂，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⑩，《毛泽东选集》，第632页、第558页、第665页、第666?D667页、第547页、第301页。

　　⑤《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69页、第479页。

　　⑦《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39页。

　　⑧⑨《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78页、第197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12）（1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文集（下）》《传记》第12页、第22页。

　　（14）（15）《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25页、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