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记者的传奇（一）出身摩门 -- 梦秋

一个记者的传奇（三）小记者和共和国总理

光荣参军的安德森和所有的新兵一样，经历了此生最痛苦的岁月。虽然不用参加军训，每天面对着无穷无尽索要袜子和内裤的美国大兵，安德森感到了一种被羞辱的苦涩。但这还不是他最郁闷的事情。这个挂着二等兵军衔的家伙没有任何服役记录，没有服役分数——这就意味着其余的士兵服役分数到达规定可以回家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回国。他只好闷闷不乐地干着这项带有侮辱意味的工作。

几天之后，安德森终于被调走了。把他调走的军士长是战地记者汽车队的队长。可是这次调动比没调动更加糟糕。这个所谓车队只有一辆吉普车。每天早上，队长把汽车交给第一个申请用车的记者。然后，他和军营里另外五个无聊的大兵一块，用扑克和酒精来打发时光。到了夜里，他们就四处召妓彻夜胡闹。安德森本人的摩门教信仰对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大兵们每天都想着法折腾他。把他的脑袋按住，然后强行给他灌酒；找妓女在他面前调情。安德森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认为自己是“纯洁无暇的白雪公主落入了炼狱”。

“洁白无暇的白雪公主”终于在一次事件中受到了彻底伤害。那是在一个夜里，安德森呼呼大睡的时候，这六个喝得醉醺醺的“小矮人”弄来一个防空警报汽笛，放在安德森的耳朵旁，然后突然拉响。整个军营炸营还是小事，安德森的左耳听力受到了损坏，再也无法完全恢复。

此事总算给了安德森一个借口，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军营。但是让他脱下那套恨之入骨的二尺半，根本就是没门。好在这个时候美联社驻重庆记者站的头头给了他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让他负责美联社对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报导。安德森的这份工作实际上名不正言不顺，因为这份工作并没有上报美联社总部和美国陆军有关机构批准。可这总比呆在军营里让人捉弄要强得多，好歹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工作。他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下来了。

有三个月的时间，安德森几乎每天都要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在那个狭小、阴暗的办事处周围，弥漫着呛人的饭菜油烟味。办事处的窗户上糊着褐色的、油腻的窗纸。在昏暗的窗户下，安德森几乎每天都可以和未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面谈。对于这个传奇般的人物，安德森是这样评价他的：

“在所有人的交往中，最难以忘却的就是他。他黑色的眼睛和热情洋溢的智慧，常常能让我想起他那冷静而英俊的面容……他作风质朴，衣着简单，鄙视那些奢华的服饰。即使这样，他还是表现出优雅的风度，行事雍容大度，反应迅速，态度温和……”

周恩来在每次会面的时候都向安德森发表长篇演讲，向他讲述中国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共产党人未来的建国方针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预测。对于23岁的安德森来说，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然而他认为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员所进行的宣传不一样。周恩来说的是事实，是一种巧妙地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编织起来的事实。安德森被周恩来的热情所折服，怀着敬佩的心情这样写道：“历史将会证明：现代中国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在谈论到中美关系的时候，安德森觉得，周恩来试图表明，共产党人正尝试着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周恩来想要告诉美国记者，中共并非是苏联的同路人。中国与美国隔海相望，但是却和苏联有着5000英里有争议的国境线。周恩来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友好的美国将有助于中国的崛起。

安德森还注意到，周恩来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在全中国取得胜利。

正如美国国务院里的远东问题专家沃尔特.罗伯特森所说的那样，安德森发现，周恩来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一方面变成“最有聪明、最有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另一方面，他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切开你的喉咙”！周恩来是个“像顽石一样坚固的人”。至少，安德森已经从新闻工作这个角度意识到，周恩来把记者当作一种宣传的工具。他把安德森也视为一种宣传手段。在未来周恩来管理下的中国，“必定不会有新闻自由”。

周恩来坚定的另一面是他的韧性。安德森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的比喻：

“邓小平没有周恩来的这种圆滑的技巧。他用土得掉渣的，农民式的语言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原文是： If you can’t shit, don’t shit on the toilet!）但是周恩来不同。如果毛泽东对他说：‘你给我拉屎！’周恩来即使没有感到便急，也会到卫生间里坐定下来。”

周恩来以这样的技巧，顽强地越过了一个个自己的政敌，最终幸存下来。在文革风暴当中，有人抨击周恩来跳舞的时候向右转，是右派的表现。周恩来也以极大的耐性容忍了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的政府里只有一小群办事人员。他不得不亲自起草政府公告。”

这些内容自然不是安德森在那几个月里所能够了解到的东西。在他的记者生涯里，安德森一直注视着中国。

大战刚刚结束，在那短暂的安宁日子里，年轻的安德森接受着周恩来的谆谆教导，但是却没有被周恩来的宣传转化成共产主义信徒。相反，后来从他的政治理念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当顽固的反共分子。但这几个月的交往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对周恩来满怀敬意的人。他认为，和周恩来的交往把他带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以前他从未思考过的领域。他开始发现，在这个世界的表面之下，涌动着各种暗潮。外交阴谋、政坛斗争以及有组织的舆论导向构建了人们所看到的表面信息。这样的认识对安德森后来的职业生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安德森的回忆录中，他对冷战在中美之间造成的隔阂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并专门提到了五十年代周恩来试图打破坚冰的努力。据说，在万隆会议上（Bandung，1955），周恩来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杜勒斯却冷淡地转身走开了。美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安德森根据自己的考证，发现在五十年代里，美国国务院有一条硬性规定，不允许外交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有任何的接触和来往，其中包括握手。杜勒斯是否拒绝过和周恩来握手已经成为一种外交传说。但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有这样一件事情确实存在。当时周恩来向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史密斯伸出了手。尴尬的史密斯选择了这样一种答复方式：他用右手拿着一杯咖啡，左手友好地拍了拍周恩来的肩膀。

通过许多渠道，安德森了解到，周恩来至死也没有放弃中美友好的努力。即使是在“文革”极左派当权期间，他也以顽强的意志维持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杜勒斯的冷漠粗鲁与史密斯的友好答复之间，周恩来选择了忘却前者，记住了后者。”安德森这样评论道。

与周恩来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安德森认识了龚澎。这位聪明的女士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也是未来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

1973年，人民共和国在华盛顿设立了外交联络处，派来了老资格外交家柴泽民。在联络处建立不久，安德森接到了它的外交宴会邀请。柴泽民在宴会上对安德森说：“你是我们总理的朋友！”

这是一个总理对普利策奖获得者最后的、最直接的问候。

不过，总理不可能不知道，在一年前，他和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握手的时候，正是这位“总理的朋友”在后面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台。这次拆台的后果是，安德森先生获得了普利策奖。作为间接后果，遥远的巴基斯坦却再次输掉了战争，而且输得很惨。这个话题在后文中将会得到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