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知识分子 -- wanderer

据说，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由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意识极端顽固，处于社会主义形态中的苏联社会管理者，为防止社会大众被某些观点或信息“误导”，从而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这些管理者始终不敢放松对社会信息与传播，以及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监管。他们使用国家机器以及手里掌握的舆论工具，禁止社会大众接触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和信息，禁止知识分子从事任何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思考和研究，并且坚决打击任何突破这些禁止的人和事。以此同时，某些苏联社会管理者还在社会上宣扬，向贫穷和卑微者看齐，号称苏联人民的社会意识是一张白纸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会使人民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大文豪高尔基曾寓意深刻地比喻说，这种做法如同把人放到猪圈里，却要求这个人成为天使。所有这些，毫无疑问地暴露了苏联社会管理者，在控制社会意识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无奈。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意识，从来就没有以整体一致的方式在社会上出现过，而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的。在苏联的这一套社会管理体制下，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超越精神不见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己变成领导人推行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和“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有研究苏联社会的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一员。这样，在苏共的机构内部，出现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往上爬的斗争，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堕落成为“不学无术”的文化政客。

类似于苏联的这些社会现象也在中国出现过。比如说，文革中著名的”梁效“评论员，还有臭名昭著的姚文元，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职业吹鼓手。再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形成。所有这些，可能既不是因为知识分子靠不住，也不是中国封建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毒。这些让俺意识到，社会形态或许决定了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不管他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不管他是博学者还是无知者，也不管他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