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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有一个好女婿的国军中将-杜聿明(1) -- w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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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一个好女婿的国军中将-杜聿明(8)

 11月6日,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杜聿明奉蒋命飞徐州,仍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挥解黄百韬第7兵团之围。在战前会议上,杜聿明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竟然是“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一周至十天,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十六兵团会合十二兵团先击破二野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三野以解黄百韬之围。”在大决战电影里,邱清泉对这个方案连称高明,但实际上此方案绝不可取。当时根本就搞不清中原野战军的主力位置,怎么能找到二野主力都是个问题?此时郑州洛阳开封都已经被中野攻克,中原有巨大的回旋空间,估计等找到二野,连黄伯韬尸体都凉了。另外邱当时也没参加会议。第二方案是全力解黄伯韬之围。12日,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大兵团由徐州东援黄百韬,但遭华野阻援部队顽强阻击,直到22日黄兵团在碾庄地区被全歼。

11月28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南京开会,决定放弃徐州。杜认为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建议徐州主力经永城撤到蒙城、阜阳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共军进攻。蒋当即批准了杜的计划,命杜马上返徐州进行部署,一定要想法把徐州的3个兵团安全地撤出来。杜聿明回徐州后立即召集各兵团司令官开会,提出“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要求各部在撤退中以“滚筒战术”行进,即各兵团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式态势,以免被解放军包围。

12月1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撤离徐州,向永城方向前进,但只带了7天的口粮,撤退时国军还带着大批党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甚至还有不少徐州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大家混成一团,速度还奇慢无比,三天时间只向西南方向前进了四五十公里。

到12月3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投的手令,令其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认为蒋的命令违背了当初他提出的“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允诺,将导至全军覆没。他最初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按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但转念一想,如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于是,他把各兵团司令官召来,出示了蒋的手令后说:“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敢于集体向总统负责,就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各将领知道杜不想执行命令,但又不想背个抗命的名声,想让大伙给他垫背,谁都不说话。最后,众将决定服从蒋的命令,停止撤退,前去解救黄维兵团。杜聿明即下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术,向濉溪口发起攻击,结果没救成黄维,自己也被包围于陈官庄地区,陷入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

邱清泉、孙元良见态势险恶,主张突围。杜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杜召开会议,最后仍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未几,杜又改变主意,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不久全军被围,12月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包围圈里粮食困难,一张饼买到1两金子,大批平民和伤兵冻饿而死。杜聿明向蒋介石呈献了上、中、下三条计策,供其选择。上策是集中武汉、西安的兵力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中策是持久固守,以争取政治上的时间,下策是冒险突围。

年底,蒋介石电杜:“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治。”杜感到,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蒋:“生虽有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指上中下三策的建议),生一息尚好,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杜见蒋还是选了下策,认为这下子没有希望了。

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被迫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之后,他仅带着副官、卫士等十来个人向南跑去。

10日凌晨,这一行人迷了路,跑到了华野四纵政治部所在的一个村庄,他们冒充华野第十一纵队的人向村民问路,问完后居然拿出一个金戒指作为酬劳。村民又惊又疑遂向驻在村内的四纵11师卫生处报告。卫生处派出两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的但是答不出11师的师长姓名,便将他们全数扣押。

讯问的结果,这十几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记者,一个自称是徐州被征用的汽车司机,另有一个穿普通士兵军服中年人的声称自己是军需官。

卫生处赵云宏处长便给负责收容俘虏的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打电话。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身份不明,估计是个将官。

陈茂辉要赵处长赶快将人送来,可是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负责押送的干部进来报告,陈主任不免发火责问。那个负责押送的干部说:“这几个家伙特别怕飞机,一路上总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喊道:“进来!”据陈茂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到,当时这三个人仍然躲在屋外不肯进屋,那个“军需官”还不停地嘟囔“有飞机,躲一躲吧”。陈茂辉当时真的以为他是害怕飞机,安慰他说:“你们的飞机也没什么可怕的,炸不到人。”实际上这个“军需官”哪里是害怕飞机,他是因为周围都是他昔日的部下而自觉没脸见人。

 这位军需官此时穿着一身士兵的棉军装,脸上抹得黑黑的,连军需处长都不太像倒是活脱脱地像个老伙夫。他进门以后,向着陈茂辉主任敬了个礼。陈茂辉让他坐下,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来放在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美国骆驼的香烟,撕去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先抽出一支很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称“记者”的那个人,竟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军需官瞪了一眼。“记者”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将火送到陈茂辉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陈茂辉警觉起来,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细一看,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没刮干净的胡髭,很明显,此人本来是留有颇为威严的唇髭的,只是因为临时剃得匆忙,没刮干净。 从他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处长一类的角色。下面就是那一段著名的对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十三兵团军需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据杜聿明自己回忆他没有说是处长)

“姓什么叫什么?”

“高文明。”

“这个名字倒不错。”陈茂辉笑着说。“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高文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简直象个魔术师”,多年以后陈茂辉回忆说。

“写啊,怎么你连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高军需”嘴里说着知道,可是写来写去也只是在“军需处长高文明”的字样上又描了几笔。那个“记者”见势不妙,上前要替他写,被陈茂辉轰到了一边。

陈茂辉看透了“高军需”的紧张心情,安慰他说:“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是谁不就行了?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除了战争罪犯杜聿明以外,只要放下武器,不论大官小官,我们一律优待。”

杜聿明当然更不可能主动承认了。杜聿明心里想着:“我就是,你还不知道”,便一声不吭了。

陈茂辉又说:“你们国民党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想逃没有逃掉,也被活捉了,你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杜聿明听了一惊,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两三天之内就可以。”

杜聿明陷入了沉思,陈茂辉也不再理他,埋头处理自己的工作。

这时,又有几批国民革命军俘虏被送到政治部,陈茂辉故意指着俘虏们说:“你看看,这面一堆是你们的士兵,那边一堆是你们校以上级别的军官,他们都是自己主动坦白的。你想瞒过他们的眼睛也瞒不过去,还是主动坦白的好,不要等他们来检举。”“高军需”见到这么多自己昨天的部下又羞又恼,将头深深低下,既觉得自己打了败仗对不起部下,又为解放军明显的怀疑感到恼火,再也不肯看那大群的俘虏一眼。

过了片刻,杜聿明想通了些,打算同这位“风度不错”的陈主任好好谈谈,但他觉得附近人太多,谈话不太方便,就要求换个地方。恰在此时,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在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所以陈茂辉误以为杜聿明是怕飞机,就说:“没关系,我们和你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你们的空军有多大本事我们早见识的得多了,它吓得了你们,吓不了我们。”

杜聿明见不能换地方就不再说话,只是拼命抽烟和吃他的牛肉干。时近中午,陈茂辉命令伙房给杜聿明等人准备饭菜。既然估计到是个大官,当然就得按照俘获的高级军官的待遇,事隔几十年,陈茂辉仍然记得给杜聿明准备的饭菜是“炒马肉和韭菜炒马肝”。杜聿明心里有事,只吃了半碗小米饭就停箸不吃了,倒是“记者”和“徐州司机”从突出陈官庄后就一直没吃饭,狼吞虎咽吃了个饱。

饭后,杜聿明问陈茂辉:“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

“也好,等你休息之后我们再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优待,只除了战犯。”(按:这最后的半句话是不久以后杜聿明闹自杀乱子的导火线)

陈茂辉以为杜聿明怕飞机怕得要死,又担心他在空袭时玩什么把戏,就命人将他带到了村口一个四外不靠的磨坊里休息。一进磨坊,杜聿明就把头蒙进大衣里睡了。

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里的俘虏群中,忽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

总司令!总司令是谁?陈茂辉马上想起了那个还没查明身份的“高军需官”。一经检查,原来是“高军需官”趁警卫战士小便的机会用一块石头猛敲自己的头,打得满身是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查清楚情况,陈茂辉一面令人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往卫生处治疗,并令专人严加看管,一面命令把“记者”立即带到自己跟前。这一次陈茂辉不再客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个‘军需官’到底是什么人?你必须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全部交代,你再敢坚持反动,我马上就枪毙你。”

“记者”魂飞魄散,“我交代,他……他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作为证明,他从身上掏出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筷子上的字样表明这是杜聿明在驻昆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过生日时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礼物。

次日,陈茂辉带着一张从师敌工部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来到卫生处关押杜聿明的地方再去看这位“高文明军需处长”。

“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着问。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还来问什么?我要求会见陈毅司令员。”

陈茂辉对照着照片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杜聿明:方方的脸孔上除了没有原来的胡须和多了一圈纱布以外,别的地方完全一样。

他的头衔在照片背面写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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