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转）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 包子1971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力更生这个名词，究竟有什么含义。据我们看，它可能包含两个极不相同的意义。一个属于行为道德方面，另一个属于社会经济方面。主张自力更生，或反对自力更生，不管着眼于理论，抑或着眼于实践，都必须将这二者分清，绝不容许缠夹混淆。个人的自力更生已经如此，民族与国家的此一方针那就更不必说。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自力更生，在个人，其后果便是堕落腐化，在民族或国家则势必趋于衰败灭亡。毛泽东之强调自力更生，假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完全正确。不但在赣南与陕北时期是正确的，就是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后，在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是正确的，谁若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卖身投靠的洋奴，便是徒托空言的懒虫。不用说：真正马列主义者，真正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绝对不会反对这一种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们毋宁是竭力提倡这种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的。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论不可能成为争论，也不曾引起过争论。

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中间成了争论的，显然是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个意义，即为了??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意义，特别是为了??与国际协力这个观念适相反对，为了??肯定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要问「自力更生」是否正确，碉要看「一国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好了。

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略跑野马，谈谈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应该被推翻，以及它终将被完全推翻，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了。旧世界被推翻以后，新世界行将实现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这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谁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社会主义总归是和民族国家不兼容，??必须在全世界规模中栗能充分与彻底实现的。如今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资本统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便是关于如何达成这个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归结为如下方式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到来，究竟将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经常坚持国际协作，由全球观点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它将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们逐一建设成功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

主张和坚持前一立场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这个立场是传统的国际协力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实行后一立场的是斯大林，这个立场叫做「一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及其趋势所作研究，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与政治发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须靠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来推翻；而推翻了资本统治之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则更非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可。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继承了这个基本立场，并且在行动上实行了??。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经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之后，列宁就全面推行了这条国际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被压迫者呼吁，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同时又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起来革命，务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成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火种。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公式，并且立即实行出来，务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

列宁所以要这样办，不是简单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更是为了客观历史的必然和必需。因为第一，他深信，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而更根本的，??们便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

很清楚，列宁是从世界历史现阶段的理论分析中，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这些结论归结起来，那就是：碉有世界革命栗能彻底打败与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碉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再由此过渡到「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栗能建设成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自然与「一国社会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是在斯大林未曾发明「一国社会主义」之前，列宁提出来的最有力的反对论据。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安知??不正是这个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应用？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离题太远了。在这里，我们碉想略略叙述一下当年产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形，以及它实施以来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知道了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结果，我们上举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暂时已成过去了，跟着，长期间遭受了破坏的国民经济，也稳步走向恢复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后，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建设的问题，已经从各方面提出来，迫切要求有一个决定。可是正在此时，列宁却病死了，西欧的革命形势又迭遭挫折――??们不能像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望那样，及时地以革命支持俄国的革命，使之在联合努力之下，共同解决有关革命之继续前进与继续扩大问题，以及共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两派相反意见。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既然夺得政权，并且保持了政权，那末不管国际革命的形势如何不利，不管苏联是否在一时间或在较长时期内行将处于孤立地位，这个工人政权却不但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然的话，连政权本身都无法长期生存。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该国的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却必须始终信守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原则。因为他们肯定，在一个国家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成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们深信，当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单独一国中建设完成的。根据了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性这个原则，他们又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态度：第一，必须把一国建设的利益从属于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把民族范围内所已建设成功的东西叫做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将它们当作共产主义，以免降底??的价值，丑化??的面貌，减损??的声誉。

这一派的意见，显然是列宁立场的继续。

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以碉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干涉，俄国工人阶级不但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到最后成功。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也采取了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归结于「保卫苏联」。第二，当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完成了国有制之后，祗要再完成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上便已经取消了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便已经建设成功。

托斯两派的斗争，如所周知，主要因为苏联当年国内外的客观因素有利于保守的民族立场，以致它在苏联共产党中以斯胜托败而告终。因此，自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依循着「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进行了的。

结果如何？

从第一个基本态度出发，斯大林将共产国际变成为完全替苏联（实则替克里姆林宫官方）利益服务的一个机关，将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每当外国的一个革命局势发生了，首先要看??是否与苏联利益有所冲突，如果冲突，即如果??妨碍了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斯大林总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帮同镇压那个革命。就这样，一大串亚洲和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名义之下被先后断送了，以致在德国促成了法西斯的兴起，使苏联认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最后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以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让苏联陷入濒于覆灭的悲惨命运之中。

从第二个态度出发，斯大林采用了极端蛮横的官僚办法，付出极高的生命代价，不顾极大的财富损失，去完成农业方面的初步集体化。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斯大林就贸然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见斯大林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所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却消失净尽了，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整代老布尔雪维克将被杀尽灭绝了，略有批评精神的年青一辈给摧残镇压了，全体劳动者被置于资本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严厉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务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用苏联工农的血泪绘成的一幅对于人类理想制度的讽刺画。

可是这样的讽剌画，却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所能绘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决非马列二氏的国际主义革命立场在历史新条件下的应用；恰恰相反，这是人们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叛离了这些原则，栗制作出来的一种理论，??在理论上根本背弃了国际主义，在行动上根本放弃了革命，在实际上根本弯曲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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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无论就社会根源说，或就思想内容说，都是一类东西，都应该归入民族社会主义之内。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找出区别的话，碉在于前者比较着重「主观的能动性」，着重于「本国人民的辛动劳动和智慧」；后者比较着重「客观的实现性」，着重于俄国所具备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过二者的畸轻畸重，根本不曾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有关自力更生的不同含义，所以实质上??们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所有批评，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自力更生论。

中俄两国不同的民族环境，相距二十余年的不同时代条件，是否能使这同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发生不同结果呢？我们以为不能，因为首先，中俄两国的民族差异丝毫不影响二国相同的阶级关系。其次，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虽然具有极不相同的时代特点，但这些特点不足以影响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或民族性这个根本问题（如有影响，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国际性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时代的最基本的特点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挣扎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进展。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

因此，斯大林曾经以一国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恶，毛泽东在自力更生名义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经犯下了，有的则迟早也会犯下的――碉要这个方针继续发展下去。

已经犯下的错误与罪恶，主要是在「三面红旗」底下干出来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指一九五六年开始扯起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挂出来的「大跃进」，以及一九五八年高举起来的「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们在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掀起过空前巨大的波澜，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闯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灾害」。这个灾害，比起一九三○年代初期斯大林「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来，纵未超过，也决不逊色的。

不过我们不想在这里多事讨论「三面红旗」的错误。因为要详尽地分析和评量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来，将会大大超出我们本篇所定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毕竟祗是经济学家的毛泽东，祗是想知道毛泽东对付经济问题的态度，想知道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政策的结果，当然可以用来评量政策制订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情形下，也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评量的。不过为了测验和决定某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订政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却具有更大意义的。当二十年代中叶，斯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与世界革命战略家的斯大林，其地位与身量固已完全确定，根本不需要以后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了。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的毛泽东，其地位与身量，也碉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竖起这三面大旗就可以决定，不必更待??们造成的结果来证明的。

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们的经过和??们所造成的成绩（如果有的话）和祸害，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特别关于最后与影响最大的那面旗帜――人民公社，当??刚刚挂起来不久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分析和批评，也曾对??的后果做过预测。这些预测，不幸都被往后的事实所证实。现在我们将该文不加修改，附录在后面，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

这里，我们将专谈围绕在三旗周围的毛泽东思想。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实上，??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实行，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最初形成，却更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这条路线如何闯进毛泽东的思想，是什么客观情势使他想到了这条路线，毛泽东又是怎样从客观的经验中做出他主观的意见，――这些，实在是极典型的例子，足以让我们凭此来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五年年底，就中共的「经济战线」说，那是：经济的恢复阶段（一九五○―五二年）早已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执行了三年。因为有了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援助，因为有了苏联早期建国的正反经验，再因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基础低，起跑点近，恢复比较容易，所以无论是经济恢复工作，或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执行，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方法相当健全，成绩是非常显著突出的。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在各项成绩中，自然以工业为最突出，根据政府所发表的统计，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工业生产，每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截至一九五五年为止，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已经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五；而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增长百分之九十八．三。这就是说，三年时间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额。又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七，而在前三年少每年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这种增长速度，不用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少见的。不特工业方面如此，其它部门，除了那从无到有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之外，例如交通运输部门，手工业与商业部门等等，它们增长和扩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虽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样。

可是在整个突飞猛进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农业。它非但没有跟其它部门一样去提前与超额完成计划，却一连两年（一九五三与一九五四年）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副业在内的总产值，原本应该逐年增加百分之四，三；可是，据说因为那两年在许多地区发生春旱秋涝的自然灾害，以致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非但不能按计划增长，反而差点儿达不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为要配合基本建设及工业方面的飞快发展，使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可以跟上来，使各部门的发展能够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于是，中共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就计划着，而且在秋天就发动了所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企图给前进了的生产力配上与之适应的前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同时凭借这样的关系和组织，进一步地加速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生产和运转，其中自然特别要想促进农业的生产力，想补救??在过去两年中无法完成计划的缺点，更想藉以解决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大问题。

这个运动，就其意图说是正确的。处在当时情形中，从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原本应该如此。可是结果却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着相当坚实步子前进的中国经济的各个单位，此时，一经努力「改造」，却好像是几匹竞赛的马，突然被疯狂的骑师策进到一条完全没有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断头跑道里，以致混乱、冲撞、盲进、瞎退，发生了一场自相践踏的大惨剧。它让整个中国经济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声誉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打击。

怎么会如此的呢？让我们从头讲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他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书。全是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个「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的成绩。特别是要了解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情形。这个收集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那是他从来爱好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实施。这部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发给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全扩大会议的各省级以下干部阅读，会后，大多数省、??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毛泽东于是将全部材料重编一次，同时又重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不但告诉了我们中共怎样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毛泽东是怎样做他们「调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样从「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来的。

在那篇序言里，毛泽东写下了后来颇起作用，因而颇为出名的下面那段话：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这段话，对中共往后的全盘政策起了什么作用，刘少奇曾经给我们做过了系统说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向八届全代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刘少奇说道：

「……事实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数据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常规』就已经必须冲破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

「毛泽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它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这篇「序言」与五年计划的「冲破常规」有什么关系，它跟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有什么关系，刘少奇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显然，「序言」代表着十余年来中共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标志出这个政策之由比较稳健转为狂妄，由比较注意客观规律转而为「冲破常规」，由各部分的较有协调转而为推翻平衡，由比较的遂年增长转而为大进大退，由比较地能考虑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真实可能性，转而为唯心主义地一味强调主观的能动性，最后，由比较重视国际协作态度，转而为专靠本国人力物力的单干立场。

这样一个关键所系的重要文件，我们自须好好加以研究。不过在这里，我们碉想从上引文字中提出三个问题来谈谈。

一、根本变化的实质。 在几个月时间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进入了半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无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国的情况中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这样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情况？它是否确实能医治这个农业的落后病？那还得看其它条件的。

较为进步的生产组织当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能力。合作化的农业经营，当然会比独户单干更有出息。可是归根结蒂，生产力的提高是要靠技术改进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单干户真能多出粮食，还得看人们走进合作社是否自愿。如果以合作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并没有与之适应的技术基础；又若这种经营方式并非为最大多数参加者自愿接受，那末，所谓「先进的生产组织」，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有时还能降低生产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进的生产组织」，应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技术改良了，生产力提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无法与之适应了，那时候便顺理成章地，产生出较大的、从个体趋向集体的、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

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此，某一经济部门的变革也是如此。

当然，这个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那种基础和上层关系虽然不变，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却是可变的，而且是多变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主要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形，可以先发生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在某一个较为落后的经济部门中，也可以先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然后凭此组织去加速促进该部门之内的生产力。

但是先变上层后动基础的办法，无论行之于一国之内或行之于一个经济部门之内，都必须时时记得二者应有的关系，务使二者不要脱离得太远，务使基础能随即追上并适应那跑在前面的上层。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太离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无法稳固，必然要倒坍下来。

毛泽东似乎懂得并且注意了这一无的，因为在指出这个「根本变化」的同时，他要求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其它方面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藉以「适应农业方面发展的需要」。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彷佛正是说：现在，农业组织的先进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技术基础跟不上，远远地落在后面。为的要让这副架子不致落空，为的要使??真能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工业必须以比前更大的规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将新的技术来支持农业，给先进的组织及时提供先进的基础。

毛泽东是否这样想呢？并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根本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发展，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足够保证。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要求扩大和加快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其用意显然不在于使农业的技术基础赶上它先进的组织形式，而在于使工农二业齐头并进。

这是一大错误，也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经济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来，合作化的推进，为的要鞭策农业去追赶工业，可是突然间，发见农业中起了一个「根本变化」，于是倒转头来，要鞭策工业等等去追赶农业了。这样的「你追我赶」，只因那个「根本变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实之故，以致一着错，全盘落索；那原已落后的农业竟因之而更落后，原本快速的工业却因进得太快而倾跌了。

二、怎样发生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 毛泽东把「根本变化」的表象当成了实质，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于他根本不查问一下，究竟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样发生的。在「序言」里，他提出过问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这问题当然间得很好。如果他认真、冷静而客观地去寻找答案，那末，他当能看到那个根本变化的真相和实质，因而可能收回这个宣布吧。不幸事实并非这样。紧接着问题，他便自己断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举出了两个：第一，「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第二，「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这两个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义官僚机器的最高领袖的可怕处境和他可怜的思想。同时步它们又暴露了毛泽东式「调查研究」的不济事。一切事，祗要是在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之下的，就已是足够的保证，保证它们是「在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了。这种论断，其实碉是如下一种逻辑的应用，??就是：因为党领袖的英明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一切党组织的领导也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党组织的一切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们领导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错误的。依据这个逻辑，党领导成了正确或健康的同义词，党组织的本身就是正确与健康的本身。因此，当你要「调查研究」一件事进行得是否正确，碉要问它是否在党领导之下就得。至于党领导之绝对正确与永远正确，那是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根本不许成为问题。

这种态度是罗马教会那个「教皇永不犯错」，「教会永不犯错」态度的翻版，是斯大林官僚办法的承袭，与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革命精神毫无相同之点。

当然，你也许会说，毛泽东这句话恐怕只是一时「语病」，因为事实上，他授集、批阅和编订了这样一大批第一手数据，已经足够证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对，他是在调查，不但调查，他还在不断地清洗这些组织哩。可是问题不在于调不调查，问题更在于目前中共业已形成的那种制度和作风是否还能让毛泽东调查出个什么来。

由于疯狂的个人崇拜，由于全能的官僚独裁控制，毛泽东要想在他部下所写的文章或报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说过或不准备说的话，那简直比在沸汤里找活鱼还难。地方组织的所有文章报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会有一点异见，更不会有丝毫批评。??们碉能把下面的实况砍之削之去凑合上级命令的框框，却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领导上发给下级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争取上级的表扬；如果行不通的话，干部们也得不顾死活去行，或者装模作样去行，以此表示他们自己有办法，有能耐，让上面赏识；如果终于无法「克服困难」，行糟了，那他们就来一个忧报喜，凶报吉，同样「证实了」上级领导的永远正确。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这样的一种风气中，毛泽东纵使有万分诚意，想从那些报告中调查研究自己政策的执行结果，试问又怎么能够？从那些报告中，他所看到的祗是自己意见之较好或较坏的摹拟，以及自己爱憎之夸张的与虚伪的发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泽东想从这些报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确反映，实际只是听到了扩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说话的回声吧了。

当毛泽东在湖南向「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钱粮师爷与小狱吏」作调查研究时，他可能得到点真实知识的，因为那时候，他「给他们当小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做了中国历史上权势空前的统治者之后，当全中国的党政干部与非干部都必须依照「毛泽东思想」说话和办事的时候，这样的调查研究便丝毫科学性或客观价值都没有了。

因此，以党组织领导来证明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进展，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毛泽东所举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他们是从哪里看见了「自己伟大的前途」的呢？据说是从五年计划中。「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无异在说：中国农民与全世界的农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须从长期痛苦的经验中，必须从亲自体验的利害比较中，栗能逐渐放弃小有产者的资本主义的偏见，栗能接受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农民却碉要看见中共拟订的三个五年计划的数字，碉要听到将来计划完成后的美好光景，就能够大彻大悟，心服情愿地听从党组织的领导了。他们有热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且将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提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如果毛泽东这个理由是符合实情而又正确的，那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便是错误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小农所说的一切话都是错误的。

英国人有句谚语：「你能够赶马入水，却不能强迫马儿喝水。」同样，你能够用命令（甚至像斯大林当年用过的机关枪）在「几个月时间」驱使五千几百万农户走进合作社，却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科革家的郑重先见呢，还是占星家的轻率预言？ 在「序言」中，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爱给重大事件开出期票的特点。他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革命思想家，当然有权利预言。甚至可以说，革命理论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于他对事变发展能有所先见。在预先指出事变的发展时，大体用上几个年份的数字，当然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使这个确定的年月数字实在是分析了过去和当前种种条件的结果；其次，这个确定的数字，又必须是郑重分析今后种种条件的结果。碉有这样的时间数字栗是必要的，线对事变的推进有帮助，栗对政策的实现有好处。否则，时间预约变成不兑现的期票，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大大有害：因为预约者的丧失信用事小，全盘工作因时间表之错误安排而遭致严重损失则事大也。

毛泽东爱定时间，爱以明确的数字来规定时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郑重分析。他总是直觉地估定，随随便便出口，为了宣传，为了好听。这样的时间数字，当然不会比「烧饼歌」上的预言有更大价值，但是有无可比拟的更大害处。

星相「哲学家」们给你谈了流年终身，到时不灵，充其量不过让你损失少数金钱；一国元首给国计民生订定了计划，预言「交运」，「旺财」之期，如果一再失误，却关系着几亿人民的休咎，关系着无数财富的得失。

毛泽东的「张铁嘴」作风，便曾造成了莫大损失的。下面我们将约略谈谈「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不过首先请让我谈几句题外的话。中国旧文人对于数字的态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学的，却从来不是科学的。他们从数字中看出来的意义，多的是神秘的象征，少的是确切的关于量的概念。毛泽东虽然不迷信，却是个词人，他的数学又是「蹩脚得可怕的」（他的数学老师徐特立给下的评语，见「西行漫记」），这就使他很自然与很出色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当他将外来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化的时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项……」、「五反」、「四清」之类，不仅见之于通俗的口号标语，而且见之于郑重的政策政纲。这类用语，在宣传艺术上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因为??们易懂、易记、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语法和想法。这是毛泽东在继承了中国文人「数字传统」的好的方面。

可是还有??坏的一方面，而且这方面为害之烈，其坏之甚，却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处的。

当毛泽东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最高指导者资格出场时，他的那个词人式的数学头脑便闯其大祸了。无论什么数字，不管??是关于时间年代的，也不管??是关于经济资料的，或关于统计数值的，毛泽东都贯澈他那种词人态度：粗枝大叶，不求精审，以意度之，称心为尚。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类的时限和数字，在诗词里固然不失为好的词藻；但他以同样态度，应用??们于经济计划之中，应用??们于有关此等计划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贻害无穷呢？

在「序言」中，方毛泽东给农业方面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期定为一年，给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转变定为三年到四年。这个「一」、「三」、「四」的数字是怎样定出来的？仅仅从一个事实推算出来，那便是：「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这里的「几个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间有着怎样事实上与逻辑上的关系？文章中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也许毛泽东是考虑过这些关系的吧，不过事实证明；他即使考虑，也决非郑重的。他定下了时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时限让事实超越了，他从不加以交代；他时常以甲时限去代替乙时限，却绝不给人以解释。你们看，在「序言」中，毛泽东告诉我们：「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但是事实上，这种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时间了。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后，干部们就再不耐烦去按部就班搞什么「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了。他们干脆将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和其它已经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拉在一起，一同跃进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时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转变不是在三、四年内完成，而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毛泽东如果对他自己走过的时期看得郑重的话，对于这两种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应该有个交代与解释，以便对今后新时限的订定能有所参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没有再作任何检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干脆把??们忘却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泽东写作「序言」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在他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关于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关于「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时间表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语来说明。他只是根据了新的「现实」，又给未来定下了一张新的时间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合作社栗能巩固」。换句话说，那些提前了好多年办起来的「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虽然成立，都还不曾巩固的。据毛泽东的估计，如果??们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迟稍许的时候多「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毛泽东这一次的时间表如果真是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定出来的；定出来之后，如果他又真能郑重其事地依照这张时间表，切实加以执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旧时间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为问题毕竟不在于面子，而在于实质也。

不过事实证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时间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时间表，制定得更加轻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从这张新时间表定下来，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时候，依照「序言」的旧表，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内部矛盾」报告中所定出的新时间表，则离开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的「巩固」，至少还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泽东通过那个震惊中外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告诉我们道：现在问题根本不再是关于合作社，不再是什么巩固或整顿，因为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着那张过时的时间表，提出一张最最新的时间表：「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同样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这一年内中国农村中将能与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前后相距不出三年的时期内，却能有三种极不相同的想法与估计：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内将可使大多数低级合作社变为高级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中将开始「巩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进了这一年，毛氏却说一切合作社均已过时，现在要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这里我们不谈事情发展的实质，不谈毛泽东在此期间一再改变看法是否正确，不谈这些改变是否为客观所需；我们仅仅从他预约确定时限与年数，并随便改变时限与年数这一点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儿戏，多么的信口开河！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有关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的还在后头。

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由这个制度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些时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泽东没有给过确定数字，他碉是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不过由于他接着声明「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这个「多少年」显然不是指几百年，甚至不是指几十年。

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又将近过了五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时，按照人民公社决议上所定的时间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建成」了。那时就要准备在并非很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据他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两张时间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张，对于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穷二白的中国说，在「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多少年」之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第二张，对于十月革命后已渡过了四十六年，经济发展的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的苏联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却还离得「很远很远」；它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将要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实现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的话，那末毛泽东在前后五年内对??能约许了两个如此不同的时限，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过，令人大惑不解的还有更基于此者。

自从毛泽东宣布苏联离开「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之后一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透过另一个基本文件（「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再提出了一张时间表。根据这张时间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栗能成功。」所以他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请大家注意，这回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了，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高阶段」，而碉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的完全实现，据说都「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既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都需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得在遥远的未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仅仅在六年之前，毛泽东曾经庄严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这是怎么同事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于不远的将来；一会儿，却又说连社会主义的实现都得在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如果前一个断语是对的，那末后一个时限便错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泽东却能兼包并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后两忘，说过就算！

如此这般的确定时限与年数，那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任意与不负青任！

当然，轻率、任意与不负责任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远较严重的实质。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无知或忽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多么的不严肃，不科学；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任何重要问题时，是多么的欠缺一贯性，多么的陷于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联系着一九五五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我们再来研究上举的那些时限和数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弱点。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之宣布??们，虽然轻率，却非任意的。原来每一个时限和数字，都是以毛泽东在该一时期的经验印象为基础的。「形势大好」了，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便即将在中国实现；等到形势一变，三面红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脑袋了，他就宣布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得在「几百年之后」。一切都有根据，一切都有基础――可惜根据的不是真实的客观，而只是行情性的变化；它们的基础，不是严肃的分析与一贯的认识，而只是毛泽东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

上面，我们主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观察了并且研究了他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如何竖起那三面红旗，如何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研究是极不全面的，因为我们不想埘越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度量作为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身材。根据上面所说，大体上已经可以让人看出这个身材高矮了。我们原可以不再词费。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后的一面，毛泽东之提出这个办法，据宣传又是他对马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因此，毛泽东如何想到这个办法，如何提出这个办法，如何决定实行这个办法，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性的问题。我们还得谈一谈。

前面我们叙述过：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间的短短几个月中，中国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合作化了，毛泽东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情况的根本变化，主张在经济文化建设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规，加快发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变化的新情况相配合。接着，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又号召了「全民炼钢」，大兴水利的「大跃进」运动。由庞大严密的党机器带头，在更为庞大的各种群众组织的辅助之下，一个「热火朝天，气吞山河」的生产建设运动发动起来了。结果，「捷报」像雪片传来，「奇迹」不分昼夜出现，弄得北京城里的中共领袖们欢欣鼓舞，认为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预言正在实现中。于是，原本被他们认为能促成生产建设战线上全面大跃进的那个农民生产合作社，现在却倒转来成为农业生产更大高潮的障碍物了。必须突破合作社这个小框框，于是「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就适应需要而升起了。

这是三面红旗先后升起的程序，也是那几年事实发展的表面经过。这个程序的推进是否由于客观群众的要求，那个表面的发展下面是否有真实基础，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讨论过，此地不赘（暂）。此地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谈谈，所谓合作社妨碍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须打破这个小框框，必须代之以人民公社这个大组织――这究竟何所据而云然？还有，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查研究？

关于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这个判断，中共领袖们所根据的显然是下级机关送来的「喜报」，甚至是领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奇迹」。不过二者相比，我们看见，「奇迹」所起作用，还大大超过了「喜报」的。

农业的全盘合作化，最后完成于一九五六年初。这一年，据宣布，乃是建设战线上初现高潮的一年。这一年，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五六年又是所谓「右派猖狂进攻」之年。这一年，根据刘少奇的同一报告，因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这就是说，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也许还减少了。究竟减少了多少，刘少奇没有发表具体数字，在同一会议上作「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的谭震林也不曾提及。按着便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了。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据谭震林在五月间对中共大会发表的乐观估计，「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这样，我们看见了：自从农村中实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后，一直到合作社被宣布为「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必须转变为人民公社，这中间，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是一九五六年所曾实现的百分之四．九，以及一九五八年所预许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可是，请读者们注意读一下同年八月，即在上引刘少奇和谭震林发表报告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特别请注意读一下决议案的第一节，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观原因一段。??说：「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加重圈是我加的――作者）

所谓「成倍」，即百分之二百；「几十倍」，即百分之几千。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前，农业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当作理想年景的，到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栗碉希望增长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哩！

究竟哪一个文件对呢？究竟连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都尚待实现对呢？还是两年来早已增长了百分之几千对泥？根据那时以前和那时以后的中共自己发表的文件，再核对一下客观事实，当然，谭震林的数字是较为老实的――虽然也已经大大夸张了。

然则，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员们，怎么能全无根据地，显然与自己刚刚发表的数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码的常识都违反地、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样荒唐的数字写下来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宣传，不是群众大会上的鼓动演说，而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它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决议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会上关于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决议。这件大事与五亿以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有关。这件大事将要在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转变。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个人类史上创造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如此伟大的一件事情，为这件事所作的如此郑重的决议，其中写下来的客观的物质的理由，怎么可以如此的信口开河，如此的胡说霸道，如此的随便到近于儿戏？

撇开客观的需要不谈，这里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那种轻率、大胆、冒险、浪漫与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自然让他做成过一些事情，但是也让他搞坏了不少事情，而在这些搞坏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这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泽东决心制定人民公社办法之前，中共曾经大事宣传，详尽地记录了毛主席亲自访问各地农村的情形。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想告诉大家：毛泽东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走群众路线的，事非调查研究是不肯轻易举办的；所以那些报告竭力报导了毛主席如何不耻下问，如何谦虚和蔼，如何一边学习又一边教导。总之，这些报告一方面宣扬毛泽东处处落实的工作态度与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证明人民公社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一个普遍要求，然后栗是「向群众中去」的一条指导路线。

事实上，这些报告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去管??。不过我们却应该感激??们的，因为正是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形象地，因而更真实地看见了毛泽东怎样「到群众中去」，他的所谓「调查研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当时各报登载的一篇有名通讯。题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再过半个月，即到了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了。毛泽东在赴会之前，顺道访问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显然，这次调查研究，是要给人民公社制度寻找「客观的事实」根据的。那时人民公社已开始在河南的一两个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说，这次调查促发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起意的人民公社办法，经过这次调查，巩固下来了，坚决起来了，一定要把这制度推广到全中国（不仅农村，当初连城??都包括在内的），因之写下了那个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并且轰轰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运动。

现在请看他是怎样调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点半钟，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满脸红光……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一边就站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读到这里，我简直疑心是在读红楼梦了。「老祖宗」游花园，身送围绕着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妇、丫环。她们像众星拱月似的，簇拥着这位宁国府里的最高权威，这里看看，那里坐坐，千方百计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个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乐了，偶尔也说上几句笑话儿，那时这些丫头，媳妇们便互相小声说着：「老太太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凤，配上那个善体人意的刘佬佬，即席表演了一两段胡闹剧，老太太就笑她们小家子气，说道：「谁教凤丫头这么塞伧来着，像咱们这种人家，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琏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吧，趁势儿又大捧了一阵贾母。大伙儿自然又免不了齐声颂赞一番。

宁国府里的老祖宗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摸清楚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调查出农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围绕在这个「老祖宗」身边的，虽然不是珠光宝气、千娇百媚的娘儿们；但是这些身穿中山装的伟丈夫，这些书记、省长、主任和社长们的伶牙利齿，他们的刻意奉承，他们那窥伺颜色的本领，他们那「逗人开心」的能耐，却决不在于王熙凤，薛宝钗等人之下的。

不过，让我们跟着这位现代贾母再游一两处风景吧：

「从食堂出来，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鼓掌欢呼，毛主席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一边又对陪同他的人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由于这样的一问一答一肯定，我们看见，在那时以后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国农民家庭中的锅台全给拆了，人们必须每天两次，在炎日下，或寒风中，走上长短不等的路，上被庙或旧祠堂改成的「食堂」里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黄墨黑的公家饭。这办法给五亿农民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却原来是如此轻松地调查研究出来的。

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这一段游园的精??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又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最后――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首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的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后说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不出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这些凤奶奶们也算真的有本事，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着，不断点头」。不过老祖宗给哄胡涂了，充其量不过是叫丫头打开私己的箱笼，拿出些绢帛珍宝来打赏打赏吧了。毛主席给哄胡涂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过去几千年的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了。」他真的以此作为根掳，在十几天之后草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上，写下了「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千倍地增长」那样的字句。他真的以为那时中国农业之所患已经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过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让人人多吃小麦，多吃猪肉，让玉米和山药喂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础进入农村共产主义组织了。

「七点半钟，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的容光，把西边地平在线黄金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

黑夜……早晨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十几个钟头以后就不仅办到，而且被超过。大寺各庄早已酝酿的公社，也在这天黑夜正式成立。树木全部由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我们真得感谢这位随驾记者的精细描写。它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公社决议拟订前夕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已经形成的那架官僚主义的机器。这架机器性能不坏，效率很高，结构严密，行动迅捷。它是非常便于操纵的，而且是在毛泽东的绝对操纵之下。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泽东想对了主意，把正了方向，碉要将电纽一按，机器开动，行动和效果立见。但这架机器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坏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严密结构靠下对上的完全服从来维持，它的高速的效率凭上对下的绝对控制来获致；随着机器的愈来愈庞大复杂，控制者的愈来愈骄纵自满，纪律的服从或变成盲目的执行，或变成虚伪的做作；上级领导堕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辅之以最残酷的镇压，以致这架机器的性能大成问题了。效率也许还是很高的，但因上骄下谄成了风气，批评精神荡然无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会推波助澜，以致这种效率时常向相反方面表现！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闯下大祸。

对于尚未腐化的官僚主义的党政机器言，碉有自己行动造成的祸害，而且还得是非常显著、绝对无法掩饰的大祸害，栗能起若干批评作用。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证明最高当局的「英明领导」，每一个报告都要歌颂上级决定的「完全正确」，每一个结果都要说成是总路线带来的「伟大成就」。

在这样情形中，最高领导者要想从下面执行者那里获知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毛泽东方式的调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么科学方法的，它仅仅是新闻记者的访问；可是等到后来，特别是当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后，那末它的这一套调查研究方法，正如另一位新闻记者所纪录的徐水情形告诉我们的，简直连新闻记者式的访问价值都没有了。我们不想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他仍旧是「实事求是」的，仍旧想先做调查而后取得发言权的，所以他虽已贵埘帝王，却仍不辞炎热之苦，不辞跋圪之劳，自行到乡村去下放几个小时。也许，他仍然怀着做小学生的心情，去向父老们学习研究的。可是那整个的官僚机器不让他这样做了。眼见的都是逢迎的笑脸，耳听的都是他最乐闻的答案。「圣意」是昭告过的，根本连揣摸都用不着，人人碉要顺着这个方向（即所谓总路线），添油添酱，推助煊染，以此去证实主席的远见，以此去让「老祖宗」既惊且喜，让他觉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还超过他之所料（暂），因此乐得连连点头，不断欢笑。

拥有无上权势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为的墙，甚至许多道人为的墙，将他和周围世界，和周围的人，甚至和他最亲密的人，都隔绝起来。不管他原本是多么的聪明，一旦被隔离在这道权势之墙的后面，总就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了。当然，这也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绝好例子。就拿这篇「徐水纪行」中的情形来看吧，毛泽东在和下属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轻信与颟顸，简直是令人万分惊奇的。譬如！他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十一亿呀！」按常理，亦即按昔通人的思想方法，这两句话接下去一定会问：「这样大幅度的增加真的办得到吗？如果办得到，那到底是怎样办到的？」因为这样发问栗能算作「调查」，这样追寻栗能称得上「研究」。可是事实上，毛泽东并不这样问。打上引的说话跟下来，按着他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关于粮食收获量之「成倍、几倍，十几倍、数十倍的增长」，关于这个自然界中未曾前见的奇迹，毛泽东听了连丝毫惊奇的感觉都没有；相反，他竟把??当作当然之事，把??当作完全已经实现之事。所以问题不再是研究这个「奇迹」，而是要以此一奇迹作为前提，研究如何处置这个奇迹，如何适应这个奇迹，乃至使其它种种如何都去追上这个奇迹了。人民公社及其有关的整套办法与全部理想，便是以「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个「科学」结论为前提的。人民公社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恰恰因为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这个奇迹，恰恰因为具备了这个「客观物质基础」，栗「不得不」设计出来的「上层建筑」，以便适应和追上这个奇迹的！

以这样的奇迹为前提，以这样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逾斗，惨遭失败（暂）之理？

人民公社的试验给六亿人民带来了莫可名状的痛苦，造成了无法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唯一的好处，就是作为一个最集中与最澈底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让我们确定了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高度，并且让我们看到了成为最高权威后毛泽东那种「调查研究」的无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们观察了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毛泽东的许多方面。已经够详细，而且近乎琐碎了。现在得总起来说几句，做个结束。在经济问题上，跟他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毛泽东始终以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思想方法。这样的基础和方法，也曾经在经济事务和经济建设方面，大有助于毛泽东这个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共官僚主义化的愈来愈严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完备，毛泽东要想凭调查研究去获得直接经验的可能就愈来愈小，以致逐渐碉能以被官僚机器可怕地加以夸大了的他主观的意图或幻想，当作「客观经验」，结果，他那策略家的特点再也不能起正的作用，而碉能起负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据地区的主人，??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难藉以谋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全国的统治者，??的任务，用列宁的话说，不但要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中图存，也不但要在被严重破坏了的穷白国土上从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且要「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世界经济」。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毛泽东一向发挥作用的那个「自力更生」方针愈过愈不合适，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愈过愈显出其反动性质，而战略家毛泽东的弱点也就暴露无余了。

中苏两个共产党所以会发生严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苏共方面「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家都坚持了和坚持着一国社会主义（或一国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