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转）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 包子1971

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从行动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得先清楚他经济实践的历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消耗在军专斗争中的。因此，他的军事思想也就最为丰富，最有特色。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生平所耗的时间比较的少，比较的少得多。好像碉在一两年不长的时期中，他栗是专门负责经济指导工作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纪录也少得多。不过虽然少，虽然「选集」中碉有将近十篇专谈经济的文字，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寥寥几篇文章，却已足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经济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泽东的经济工作方以及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办法和所形成的见解，我们约略可以分四个时期来谈。它们是：１苏区草创时期；２苏区内的经济建设时期；３抗战中的「自力更生」时期；４全国胜利以后以迄目前这整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苏区草创时期大致可以说起于一九二八年之初，迄于一九三一年之秋，为时三载余。关于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初期，举凡「苏区」中的经济实况，以及当政者所采取的对策，在毛泽东的文章里有很好记录。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该文写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即在「南昌起义」之后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疋、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日除粮食外约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这段文字把红色割据区域初期遭受经济封锁的情形，说得相当清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然受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应有注意。

在同期略后，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给当时中共中央的报告，即题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那篇文章中，对于这一方面，还有更详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疋、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G，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神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径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疋、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这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困难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处提到军队中的经济困难，写得更加具体，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场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所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见「井冈山约斗争」）

从上引几段文字里，我们大体上看到了红色区域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形，看到它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所遭受到的极度痛苦。这种困难和痛苦，诚如毛泽东所说：假使没有适当的对策，「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是故意以轻松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后修改过的），事实上，照那时的情形看，毛泽东统领下的军队已经到了饿死、冻死和病死的边沿，如果没有适当的办法来改善，那末国民党不需军队进攻，都可以叫割据完蛋的。

当时毛泽东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呢？从毛氏的著作中，我们碉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第一，是收税，主要是收土地税。但一因游击政权的流动性太大，无法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税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据区域「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所以同时采用了第二个办法，即绑架土豪。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告诉我们，当时「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所谓「打土豪」，亦即「绑财神」这个办法，自然是权宜的。如果用以为取得现金的主要的与长期的办法，那末这个军队未有不澈底堕落，变为土匪，而终被消灭的。中共没有因此而堕落而被消灭，并且还成长壮大起来，它当然还靠了其它办法，靠了一些经济性质的乃至非经济性质的办法。这些办法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从毛氏的叙述中看，不能不数那种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在同一报告中，关于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写：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暂）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以上是红军草创时期的经济问题，以及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但因当时他是主要的政军领袖，他直接处理问题，所以其责任不能不归于毛氏。这些办法本身是简单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义英雄，不管他们结果是功成为王，或终败为寇，在初期客观形势的驱使下，都曾经采用过这些类似方法。毛泽东在这里并无什么发明。对经济学家毛泽东这个资?妫?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过从这些措施中，我们仍不能不指出毛泽东所藉以表现的一些特性和长处。第一，他不会也不曾被经济困难所吓倒；第二，他绝非受传统法律和道德观念束缚的书生。有此需要时，他不会在任何「罪恶」之前却步的，能够取法土匪，「绑架财神」；第三，能够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和民主作风联系起来，藉以维系军心，鼓励士气。这三点，自然与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并无关涉，但作为解决经济极度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作为一支革命队伍处于封锁包围之下赖以克服经济绝境的手段，那末，它们就非常值得重视了。毛泽东（当然在这个名字后面还代表着不少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特点和长处，或碉具备了其中的一点或两点，那末红区割据的局面绝对地搞不成，毛泽东的天下也无从打起了。

毛泽东的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的成功发挥，对于他往后的经济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现在我们要谈毛泽东从事经济行政工作的第二个时期了。那是所谓「十年内战的后期」，即指起自一九三一年年底，迄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知道，正是毛泽东最失意的几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斯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统逐出了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受打击后究竟被派担任何项工作，在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共党史中，并无明白说明（暂），不过从「毛选」所收该时期中的文字推测，说他被派去负责苏区内部的经济工作，大概是不会错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在这五个年头中，「毛选」中碉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那篇提纲之外，三篇都是纯粹关于经济工作的。所谓经济工作，在当时的「苏区」中，显然不受重视的。正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演说中告诉我们，那时「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毛泽东被派去指导这项工作，显然是被当作「工作能力较差的人」了。

不过从「选集」所载的现有三篇文章看，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所表现的「工作能力」并不差，而且还能认识到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想法，还能看到这些见解和想法是怎样发生，怎样形成的。

一九三三年前后赣南「苏区」的经济情形，比一九二八年前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描写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据的区域大得多了（当时估计人口为三百万），军队和党政干部的人数也多得多了（暂）。几年来，经济问题当已不能用原始的应急的方法来解决，它必须树立方针，建立系统，凭常规的课税制度来保证收入，以切实的计划来恢复乃至发展生产，而且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对付国民党的封锁，藉以安定区内的经济生活，或至少缓和经济「围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过从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对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所作的演说看，当时「苏区」，至少在他担负指导工作之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却并未做出多大成绩。譬如他说：

「……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利害。……

「……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b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还有，江西南部的许多土特产，例如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薄荷油等等，因为战争和封锁，有的根本停止了生产，有的虽有生产而运不出去，于是也不生产了。这对于「苏区」经济和财政的开源方面，都是大有影响的。

当时「苏区」政府面对着这些困难，已经采取而由毛泽东强调宣布，并督促其认真实行的，主要有下述三个办法：１普遍设立粮食调剂局；２发展合作社运动；３扩大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好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复与发展「苏区」的手工业与工矿业，其次是帮助农业，这方面有如「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至于对外贸易局，主要当然是要一方面摆脱商人的过分剥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它的任务要把「红区」中多余的粮食及其土特产运到「白区」，换来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盐和布。

上述办法，当然是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也是必须采取的经济政策。它们是割据政权生死攸关的一些对策。这是因客观形势要求而提出这些对策的。几乎每一个人，碉要其地位与见识能关顾到该区全局的，都会想到它们，提出它们。因此，??们的创议权不能归之于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不过这些对策几乎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这些对策在实际上执行出来，而且要执行得好，却是另一回事。在当年「苏区」的实际情形中，后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难能得多，可贵得多。这些办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导之下实行得好，那末，这个领导人当然有功可居的。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当时这些办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实行得如何。究竟从此时（一九三三年八月）及稍前一直到长征开始（一九三四年秋），「苏区」经济情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我们现在也无数据可资判断。据毛泽东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宣布这些办法之后五个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苏区」政府用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的「步骤，现在已着着胜利了」。他说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别在手工业和土特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他说：「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开始走向恢复。」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措施，他说：「……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实行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毛泽东担任经济事务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开始的，所以他老是拿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分界线，标志着「苏区」经济之由恶劣走向改善，由无办法走向有办法。究竟事实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是难于加以证实或否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当年红军之放弃「苏区」，从事万里长征，主要是军事受挫的结果，其次栗是经济陷于绝境所致。从这里，我们如果承认毛泽东在处理经济行政上也有一手，并且说他在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大概不会与事实太不相符吧。

当然，从毛泽东思想长成史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是这些对策和实施对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比较基本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对于日后，乃至今天，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方针，都具有决定力量的。换句话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者，甚至成为坚决而澈底的一国共产主义者，在别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之外，我们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时期与他后来在陕北时期，在此问题上所积累的经验，并由那些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理论。

在赣南闽西的割据时代，辖区仅有支离破碎的二十几县，人民栗达三百万，地僻民穷，且又流动不居，这时候，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更难于作「割据社会主义」的梦想，但是我们若细细研究代表他该一时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们却不能不说，此时毛氏已经有建设「区域性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泽东始终和一种不指名的思想斗争着。那种思想，据毛氏说：「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些意思是不对的」，「是极端错误的」。反对着这个错误意见，毛氏提出了「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如下：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这些话当然全都对的。一支革命军队，当它占据了某些地区，在那些地区里且已组织了长久性的政权，此时的经济财政问题毋须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足够注意，对它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否切实执行与行之有效，――与那支革命军队的战争胜负，与那个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自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以为处在战争条件中，无法谈经济建设，甚至无法采取略为长期的经济措施；以为革命战争和革命政权的经济需要碉能靠紧急应付，祗好得过且过；以为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得推迟至革命全部胜利之后――这种看法，不用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苏区」当年确有这样一派主张，而其主张也恰如毛泽东所述，那末毛氏对此提出异议，主张采取成套的，积极的经济措置与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当年的经济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他后来的思想，特别和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时期的思想中，究竟让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萌芽。问题的这一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史的研究，有极大意义。

毛泽东把当时「苏区」的经济工作与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建设。其实此项所谓「建设」的全部内容，如我们上面所见，祗有三百万元建设公债，其中一百万元是红军战费；两百万元用以发展下面三种机构；（一）合作社，（二）粮食调剂局；（三）对外贸易局。这四项办法，实际上只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但是他一定要将它们称之为「经济建设」。这样的称呼表示了什么？

有了内容上的明确规定，名称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泽东如果在这里祗是应用了一个不甚贴切的名词，不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也不应该故作挑剔。我们现在要特别指出来，主要因为这个名词确实代表了一个思想。它代表了毛泽东（当时尚在萌芽状态）后来充分获得发展的一个思想，那就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不论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也不论在多么大的一个地区内，碉要统治的政府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便可以建设这个经济。

这样说，我们是否厚诬毛泽东，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见呢？因为他在文章里处处着重指出「经济建投」的「必要和可能」这个限度；他还具体地说明：「我们并不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在现在的阶段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末，人们会反问：「你们究竟何所据，而说毛泽东即使在那时候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就已含有若干区域社会主义的错误呢？」

我们不曾说毛泽东在那时候就已主张建设「割据的社会主义」。但很显然，他那时的见解早已包含着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种趋向，它们在发展的形态中，必然会变成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或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在他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那篇报告里，毛泽东在谈到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道：「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段话里，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谓萌芽和趋向了吗？什么叫做「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呢？报告人是在什么时候与怎样的条件中预约了这个前提的呢？想想这些，问题便很清楚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自然随时随地都会想到社会主义的。无论他干着什么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是毋须说的，无可争辩的。因为若不如此，那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便是虚伪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前进的步骤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个设施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末同样是错误的。对于革命的利益说，同样是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名实必须相符。这不是为了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而是为了革命利益，为了能给革命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主观的因素能够起重大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里必须遵守着一个条件，即这些主观的谋划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符合于因而是推进着这些规律的。否则，如果主观思想违反于因而是逆转着这些规律，或者，它们不符合于因而是阻挠着这些规律，那末，其结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发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径前进；而在坏的情形中则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断送掉革命。主观的愿望，如果脱离了现实，都是无补于事，或于事有害的。向右脱离如此，向「左」脱离也是如此。在行动上脱离固然有害，在名称上脱离也不会有益，也可能带来害处。这种情形，我们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是累见不一见的。列宁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是他当初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命名。他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名称，不但让好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满，甚至让某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吃惊。这些反对者们所持理由颇不相同，他们对社会主义服膺的真诚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真实。

一九三○年前后由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观愿望来代替客观真实的。他们称自己的军队为「工农红军」，称自己的政府为「苏维埃」――本乎此，他们也称这个地区内的经济措置为「经济建设」，称之为「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胡涂与混乱呢？原因有二：第一，由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斯大林为了要掩盖他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的罪恶，为了要配合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所谓「第三时期」路线，于是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苏维埃」与成立红军；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无知，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苏联种种的景仰，他们一切「以俄为师」，以致不加考虑，随随便便地张冠李戴起来。这种错误的结果如何，我们已在其它章节里详论过了，此地不赘。总之，在事实的碰壁之下，失败一个跟着一个而来，终于乘着抗日之机，取消了所有这一切不合实际的名称和办法，走向了另一个对国民党几乎完全妥协的极端。

毛泽东为了造成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思想，事实上碰过怎样的硬壁，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在非常与极端贫穷的困难境地中，任何超现实的夸大的幻想无法付之实行，甚至没有可能作小规模的样版式的实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虽有建设「割据社会主义」的萌芽想法，却不曾实施的。但是正因为未曾在事实中试验，这个思想种子越发可以保存。

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一味着重「人定胜天」的官僚唯心主义，应该说，就是从那一棵种子发长出来的。

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至中共的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定形时期。当他较有系统地补习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地阅读了斯大林著作，他便企图将自己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见解都弄出个系统来。这项工作当然也伸展到了经济思想的领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地方详细谈过了，此地碉谈到他的经济方面。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作详尽的介绍和批评。因为这样做的话，许多地方难免要重复，而且会大大打破这本书所能给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这里我们碉能指出毛氏在该一时期中有关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我们必须指出他在这个时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二，他在此一时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号。

「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字，首次见于毛泽东与人合着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那个课本上。这个未完成的小册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写的。原计划要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别的人起稿，但经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党的建设」，据说「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即在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那一节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紧接着这篇文章，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上面的观点更充分地发挥了。自来，至少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新民主主义」曾经被宣传为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为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好像并未见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文件上。那末事实上是否如此呢？这个理论的价值如何？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对一般的中国革命，对特殊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创见」，也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中的「创造性的发展」。归根结蒂，它不过是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阵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说明而已。所谓「新民主主义」，就理论的基本点上说，原不过是受到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旧立场，再由毛泽东做一番中国化和通俗化的手术吧了。在这次手术中，列宁那个早已过时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但换上了孟什维克「各革命阶级大联盟」的烂招牌，而且还替??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也划上了一个荒唐的等号。这手术乃是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实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泽东在此略前时期，曾经把他的军事见解与战争经验系统化了，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字，其中确实含有大量为毛氏所独有的东西，含有许多不愧为有创造性的见解。可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化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远了。这里没有任何独创，这里更谈不到什么发挥，有之，祗是他那种有时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领。有之，碉是他那种古今中外牵强附会的拉扯手法吧了。凭了这些本领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五年时代的列宁立场和一九二七年的斯大林路线视同一物，不但把列宁政策与马尔丁诺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还能将列宁当年的革命代数公式，硬套在孙中山幻想而反动的三民主义身上。

从「新民主主义论」表现出来的政治理论家的毛泽东，委实矮小得很。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们曾在有关的地方讨论过，此地祗想谈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学说。碉想看看这学说对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自己说得非常坦白：其实也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与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相结合吧了。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则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却是真信这个理论。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下策略呢？因为共产党既然宣称信仰三民主义，而事实上又不甘心这样做，于是就运用诡辩，耍点手法，说共产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义，却是新三民主义，而所谓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即等于新民主主义。这样一来，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论上投降国民党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党内群众认真地走向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可以拿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无原则的权变作风，可以拿来说明他时时以原则服从策略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但是因为同样理由，这个「理论」本身却不值得对??作郑重研究。因为理论的「发明人」自己就没有看重??――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样呢？当毛泽东宣布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当他宣布在此阶段里必须让「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同时又宣布这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多为此，他以「新民主主义」的名义拚命攻击「一次革命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竭力反对「不断革命论」――当这时候，毛泽东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说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不是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是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这是既遵循了列宁主义，而又符合于中国国情的。那末这个信念，这一个基本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与研究？它当然有很大影响，我们自然应该对它注意和研究。不过这个思想之本质上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中如何被证明为错误，因之，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偷天换日地将「不断革命论」来代替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在谈到「不断革命论」的一章里，很充分地讲过，不必冉在此多所辞费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毛泽东与所有经验主义的实行家一样，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论」，祗要形势略变，或与事实发生冲突时，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弃，还可以毫不加以说明地采取昨天被他所攻击的理论；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将此理论应用或解释到荒谬地步，让自己走到另一个、与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对的错误。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一下子跳到了「不断革命论」；从整个历史时期让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下子变成了在短期与一国之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泽东思想中一贯的原则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实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论的拘束。

不过，毛泽东并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论的拘束的。人总是受思想拘束的，问题碉在于受哪一类思想的拘束。深刻与具有原则性思想的理论家，他的行为受着一贯的与系统的思想的指导；浮浅的与印象的实干家们则受他们由某些经验累积的个别思想所拘束。毛泽东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贯的「教条」，他受着牢牢拘束的则是他本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见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类成见是很多的，其中占据着首位的，自是「枪杆子万能」这一点，其次恐怕要算他经济理论中的「自力更生」说了。「自力更生」这个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思想中属于不变部分，??不受时间与地点的影响，??进入了毛泽东的下意识中，根本不需要经过分析性的思考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识思想的出发点，成了他那些思想的决定性的基数。

「自力更生」这个思想是道地的传统货。不管毛泽东是从「板仓先生」那里继承了朱熹的学说，还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头禅，这总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做人治学的老口号。毛泽东是从小就受了这个思想影响的，在中国革命初期，即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为「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号叫得太响亮，这个「自力更生」想法无由抬头。虽然从当时的种种事迹看，毛泽东显然倾向于从国内找寻力量这个路线，而且也不太看得起处处寄托希望于莫斯科的那个作风，但无论在行动和言论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来和「他力」方向对抗。当红军困斗于江西之时，军事与经济都必须藉自力以图存，事实上也确乎凭自力在挣扎之时，毛泽东也不曾叫出这个口号，其原因，主要自然在于形势太明显，光靠当时割据区内的这点力量是难有前途的。当时的红军虽然不可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军火或某他种类的物质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旧要靠「他力」的，例如，红军的指挥员需要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人来充当和补充，战争所必需的医药物品一定得从大城市购买，而这笔钱多数就是联共党来的（暂）……因此，不管毛泽东只依靠，甚至碉相信自己看得见、触得着、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却仍旧不曾，也不敢将「自力更生」加以理论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毛泽东还将恰好相反的理论，充分加以发挥了的。他在该文的第七节中，写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确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毛泽东这番言语虽然是用来反驳「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很显然，如果拿??来反驳「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论」，非但合适，而且毋需掉换一个字。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会有这种正确主张？这首先当然表示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当「新民主主义论」写作的时期，毛泽东还存着获得外援的希望，同时陕北政权的处境，照毛氏自己的话说，是「还有饭吃，有衣穿」的。环境还不曾逼着他们自己动手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因此，「自力更生」这个问题还不曾在客观上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来，在主观上也就不需要郑重考虑，更不需要加以理论化了。

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的思想着重地提出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将??当作革命地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当西北边区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情形越来越艰苦的条件中发生出来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客观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如何决定了这个方针，毛泽东自己有段话说得很明白：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见「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国民党「反共磨擦」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办法使中共渡过了难关，做出了成绩，有了经验，毛泽东对它更加重视，更有信心，因而将它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但虽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曾完全用??来代替那个「他力援助论」。紧接着对于「自给经济」的高度估价之后，他立即指出「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这表明出，毛氏在一九四二年还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论」者。

公然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提出来，而且当作一条与「希望国际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线提出来，将??确定为今后中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这也就是说，在提倡「工农商学兵」及政府机关全部实行「自给经济」之后一两年，站在这一两年的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栗比较坚决，也比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题，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讲了话。在这篇讲话里，我们栗第一次听见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

从此之后，中国人传统的这一个有关兴家创业的旧观念，这一个一直潜伏在毛泽东心底里的先入之见，就爬上了他的心头，正式压下了外来的关于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的新思想――这个思想他虽然一度信仰过，却从来不曾真正服膺的。从此之后，自力更生这个观念，基本上就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毛泽东思想」。

不过光就那篇讲话的意见而论，当然，我们并不能马上达到这个结论。因为在那里，毛泽东说他主张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于反对他们「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他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中共虽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兵的创造力。」所以在这里，讲话者显然不是原则性地提出问题，显然不是谈论建设经济的方针，更不是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里的问题显然是限于应急的，是属于权宜性的办法。

那末我们凭什么理由说这个时期毛氏的经济主张大大影响了、甚至基本规定了他今后一般的经济建设思想？

这当然不是凭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论据，而是以他后来的行为和事实作根据的。自从毛泽东正式宣布自力更生的主张以来，到现在已经有整整二十个年头。在这中间，对此根本问题毛泽东表示过不同的态度，经历过不少改变，但其基本倾向却是一贯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这个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们现在不预备详细叙述二十年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因为这样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为要了解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本也不需要这样的详细叙述。所以我们在这里祗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当他觉得有可能取得国外援助时，他就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反之，当他无法取得这种援助时，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依靠单独一国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国范围之内达到成功，乃是一个极其基本的原则问题，是国际主义抑或民族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可是在毛泽东，这问题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政策问题，变成为依可能性而转移的办法问题。毛泽东所以能有这样态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本质上是「一国社会主义者」，是民族主义的，是自力更生论者。因此，在他看来，自力更生是不变的原则，而国际援助、国际合作或国际分工，则不过是附从于原则的手段，是为实现原则所需要的，但不是绝对必需的手段。

认识了这个主要点，那末我们就不会迷惑于二十年来毛氏在此问题上的种种变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们上述的所谓第四时期中，即当中共全国胜利之后，毛氏对经济建设问题所曾提出的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主张。

在胜利前夜，毛泽东写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提出了「一边倒」的口号，强调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并且着力地批判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思想。他庄重地宣告：「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这毋须说是「自力更生说」的否定。所谓「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胜利后有关国家诸方面的初步建设，其间特别指经济方面的恢复、巩固和初步建设。既然初步的经济巩固和建设，如果没有国际援助都会是不可能的，那末长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必然有赖于国际援助，??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栗能思议，自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毛泽东在踏上全盘胜利门坎的时候，忽然把他多年来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说」收了起来，换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张？是否他从「第三时期」走上「第四时期」以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根本改变了？我们得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们不想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发挥的论点是虚伪的。当中共军队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毛泽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全中国主宰之时，他面对这个原本「一穷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战争灾难的大国，那是无法不有此想法的。这里不需要精深的经济学的知识，也不需要有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只要具备中国旧式大家庭中一个负责的当家人的头脑，就会发生毛泽东在当时的想法。要想从无中生有，要想于百废之余从事兴建，至少在最初时期，总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凭借，得以发挥其更生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之大喊「一边倒」，大叫「国际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亲赴莫斯科，亲自去向斯大林求教又求助，并没有意味着他抛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张，并没有意味着他要在国际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中国当前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恰恰相反，那是为了取得在一国之内恢复与建设经济的初步条件，栗不得不将国际援助用作手段。这样的国际路线，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时候的苏联如果是列宁时代的苏联，??真能给革命胜利了的中国以无私援助，??真能不分彼此地考虑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那末，凭着事实与思想二者并进的教育，也许能将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至少是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改变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吧。??也许能让毛泽东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国际任务，??也许能让他切实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国际规模，因而让他由衷地抛去那种狭隘的、实质上反动的「民族社会主义」吧。

不幸事实上并非如此。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他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他之急欲恢复与坚持沙俄时代的对华特权，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个被一时革命形势所促成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以一次切身的经验，证实了「国际主义」之仅属理想，甚至是仅属幌子，使他最后地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必须以民族国家作坚实基础，必须靠自力单干以谋国家富强。当然，他没有立即把这个信念公开说出来。只要有必要与有可能取得苏联的「无私援助」，他是不会作这样的公开声明的。斯大林死去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这个系统最初表现得比斯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长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姿态。后来，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逐渐恶化，「国际援助」的获得越来越显得不可能，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理论便遂渐地叫得响亮起来。直至最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将这个理论正式写进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去，这栗公然而肯定地宣布「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个方针，而且还当作一般的真理提出来，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这时候，毛泽东栗算最后地从一个割据区内自力更生的经济行政家，发展成为一国之内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了。

?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