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接下来笔者要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问题的成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动乱中经济建设长期被忽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为纲的惨痛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我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都采取了成绩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长率，或者以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成绩，经济增长率和外资增长率成为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发展的模式很类似早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采取的模式，国际间称之为“发展主义模式”或是“GDP中心主义模式”，也就是各级政府动用一切资源，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运用一切手段促进GDP的增长。这是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重要国策，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矗

　　当然，任何一种模式和政策都会有缺陷，这种“GDP中心主义模式”也不例外。虽然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政策在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时代起到了促进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更高阶段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全新的审视。具体说来，经济中心主义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经济中心主义关心的焦点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没有考虑到新增经济产值是如何在全社会进行分配的，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加是否让大多数社会群体或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却容易被忽视，只有当大多数社会群体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一块时，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

　　（2）经济中心主义容易忽视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单纯的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一些短期短视的行为，譬如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有意识的降低社会成本和社会标准，从而损害了普通劳工的利益；又比如为了吸引外资而主动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这样的社会成本往往要由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承担；又比如为了拚比GDP增长率，许多地区不顾对环境造成破坏而盲目地上项目和进行重复建设，大大恶化了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看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至上主义才是健康、长期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3）经济中心主义注重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容易忽视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比如说中国在过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长，在“质”的方面我国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中下游，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服装、玩具、鞋子，这些是我国产品中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这主要依靠的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际比较优势。而在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我们真正掌握有核心技术的非常少，在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一般只是完成产品组装、包装的那一部分，而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牢牢掌握在美、欧、日、韩、台、新等国家和地区手中。如何在未来15到20年促进我国经济“质”的增长和飞跃，如何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重要课题。

　　联系到本篇笔者要侧重谈到的问题，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我们进行模式创新。我们应该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中心主义未必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国家必须注意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增强其税收汲取能力，特别是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加强社会再分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应该是当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兴地看到“胡温”新政以来我国对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议题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也很高兴看到国内学界对模式转换和模式创新的讨论，我想这会对未来中国稳定、健康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矗

　　二．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归跟结底是一个政治安排的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而不是经济和财政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愿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穷国也可以在经济底子较雹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与本国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比如斯里兰卡、毛时代的中国和古巴），特别是在毛时代的中国和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了全面、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医疗系统、全民教育和全民社会福利以显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有利于当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完全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东欧和苏联的集体计划经济实验彻底失败了。这里笔者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落后的国家一样可以建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主导的意思形态和政治意愿。当然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未必就能实现现代化（如古巴和斯里兰卡），但是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定离不开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资本主义最盛行的美国也建立了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它如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都无例外地建立了健全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这里正反映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一个误区。本来在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等制度彻底失灵后，我国很自然的会偏向提高效率、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管理和引进市场机制，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我们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机制、现代的法制国家和现代的公民社会机制共存于一体、不可分割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经历过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并经历过垄断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出于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出于战后大众对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结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在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长时间地执政，凯恩思主义更是大大地改良了资本主义制度。加强社会分配，增加社会福利，扩大大众消费不仅让资本主义更加人性化，更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改良和洗涤，让社会稳健的、长时间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在学习西方时，片面的受到了美国市场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忽略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黄金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提高大众收入、刺激大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而产生的。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主流论述是全面的市场化和私营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可以说强调的是人的生产者的这方面，但却忽略了人作为消费者的这一方面。在提高生产力这一方面，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迁，吃大锅饭和铁饭碗早就成了过去时代的代名词，竞争和效率已经得到大多数民众观念上的认同，中国企业的效率、生产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另外一方面在把人作为消费者这方面，我国却经历了很大的曲折，特别是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的私有化是我国自改革以来走的最大的弯路，忽视民众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忽视了通过社会投资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让弱势群体享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本来应当属于国家公共产品的教育和医疗私有化，让民众的生活改善大大地受挫，让内需市场迟迟不能得到发育。因此，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当将社会主义的优势如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和市场调控结合起来，放弃“中国必须经历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万能的错误思想，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某些流行思想应当在新时期得到以下的转变：

　　（1）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不光是道德上的问题（当然道德上我们完全应该关怀弱势群体，关心和改善他们的境况，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更是关系到你、我、他，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重要问题。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通常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社会冲突剧烈、社会治安极度恶化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富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也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难有安全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国民收入极度不平等的拉丁美州，特别是在巴西，也经历过1960-1970年代的短暂的经济奇迹，如今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也有许多繁华的街区、商厦和银行，可是离开这些繁华的街区不远就是大面积的贫民窟，经济繁荣和赤裸裸的贫穷共存于一个大城市，其结果是这里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商业环境和外商投资都严重受到极度危险的凶杀和抢劫的威胁。另外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也是犯罪天堂。为了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大环境，我们也应当更多的关心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不想把中国变成下一个巴西和南非，我们今天就再也不能忽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2）我们应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和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社会分配制度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中国的未来既不应该取决于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市场（见中国崛起策一），也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一个外国市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内需市常我们应当树立立足中国内需市场的意识，在中国内需大市场中最重要的不是精英阶层，甚至也不是沿江沿海地区的富裕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将是城市普通大众、亿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弱势群体。只有当这批数目庞大的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提高了，中国现代化蓬勃的力量才会真正的彰现出来，中国才会真正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火车头。因此中国的长期繁荣、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局取决于中国的农民和广大的穷人，取决于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的富人和精英阶层也将在中国弱势群体的崛起中获利，因为穷人生活的改善和购买力的提高才能让企业家的产品得到更好的销售，才会让中国的企业家立足庞大的内需市场，不用天天担心打国际贸易战、人民币升值和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大众消费、特别是广大穷人消费的提高会带来中国经济长期的、迅猛的增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他，都将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获利。如果我们将工作重点和思想重点真正转移到开发和培育国内内需市场上来，改善穷人的福利，那我们就掌握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把全新的金钥匙，这将让中国的长期发展受益无穷。

　　（3）我们应当转变思维：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要退回到旧有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去，更不是简单的施舍。事实上社会福利中的养老、工伤事故、医疗和失业保险是一种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承担责任的机制，国家承担的主要是建立制度并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险推广到全国。国家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但是，我们在今天综合国力倍增、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也许从财政收入里只要拨一小部分的金额进行社会投资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但带来的将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的长期培育，合格的和健全的生产者的培育，其后续效果和“加乘效用”将远远超过本身投入的资金，将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作出最好的投资。今天每投入一亿，将来带来的附加效用可能是十亿和百亿甚至是更多。有句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千千万万穷人和穷人的小孩通过国家的社会政策改变了极度贫穷的命运后，通过国家公共教育制度一步一步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后，其带来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消费力将是无比巨大和持久的。今天的国家社会投资和社会政策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和长期繁荣而投资，既是为穷人和弱势群体而投资，事实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而投资。相反，今天我们有钱，却不肯投资社会福利、穷人福利，那么当未来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彻底激化后，我们就会经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损失。想想看去年法国的社会骚乱事件吧，平时政府不注意建立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去让外国人融入法国社会，等到民意沸腾、矛盾激化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法国政府才后悔不及，觉得应该早点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平时要防微杜渐，常常有危机感，增加公共投入，关心弱势群体，才会防患于未然。

　　中国今天真正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继续深化改革，往前进，不是往后退，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福利，应该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