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花项虎龚旺自述之一:我的大学 -- AleaJactaEst

在对于梁山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泊内有一部分头领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上梁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相信天命有迅速降临到梁山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夺取天下的计划，而只赞成在梁山附近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梁山附近区域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天下大乱来夺取全国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老百姓现在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境地，在距离处处揭竿而起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梁山的力量加上去，就能够打上东京去。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当前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东京朝廷的虚弱本质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东京朝廷的虚弱本质，则一，就会明白何以宋朝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上，事实上不是大一统，而是三国分立，三国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时激烈，一时缓和，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从开国时候就有(王小波，李顺)，又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历史上只有宋朝有中国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梁山，方腊和其它义军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义军和草寇而来的，成长于四围官府中的小块山寨的存在和发展（宋朝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义军、草寇和山寨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上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夺取政权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夺取政权的任务，而刘邦萧何式、曹操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开展屯田的，扩大武装的路线是经由强盗，草寇，义军直至王师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群众的信仰，如炎黄之于天下百姓然。必须这样，才能给东京朝廷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义军，成为将来夺取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天命的降临---革宋朝的命。

如李逵等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兄弟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叫嚷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梁山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宋朝落后的脆弱的立国基础之上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乡绅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唐末黄巢起义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梁山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唐朝朝廷的力量比东京朝廷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失败了。现时梁山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梁山革命的夺取政权，一定会比黄巢成功。

　　（二）和祝家庄，曾头市作战的艰难，显示出梁山力量的不足，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头领们（作这样看法的头领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我的私塾先生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当前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打曾头市及其以后的战争中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东京朝廷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宋帝国立国精神是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东京朝廷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

以中枢三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使司为例: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头领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朝廷必然会差遣枢密院进兵.在义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天下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梁山何以必然会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著也怕?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对手的虚实，才能作决定。

东京朝廷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东京朝廷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由兵马都监指挥。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由节度使指挥。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

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王钦若，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低落。

更何况现在掌权的蔡京，童贯，高俅，比王钦若更加不学无术。高俅的底细，林冲，杨志等兄弟都很了解。现在来介绍一下另外两人。

蔡京是赵佶把旧党最后一任宰相韩忠彦免职后，任命为宰相的。但蔡京虽以新党身份作政治号召，其实他并不是新党，而只是一个一再变节的、投机取巧的官场混混。他对新党的一连两任宰相曾布、张商英，同样排斥。虽然也下令恢复王安石的新法新制度，但只是一种宣传手段，并不认真执行，他所认真的只是如何打击他的政敌——他效法旧党的手段，针锋相对的，也宣布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奸党”，刻在石碑上。公告全国。但蔡京的政敌包括新旧两党，新党旧党人士，同时在政府甲绝迹，只剩下一群新贵官僚，新法新制度不久也都取消，一切又恢复原状，而且比原状更糟。

赵佶还时常驾临蔡京家中欢宴，这是一种特殊荣耀。赵佶所以这么重用他，是因为他的谄媚有独到之处，赵佶只有在他面前才感觉到心情舒适。所以有时候赵佶虽然有点厌恶他，但终于仍离不开他。蔡京在这种情形下，把赵佶引导向一种看起来并不浪费的浪费漩涡。在皇宫里大量兴筑人工山，布置奇异花草和奇异石头。这种微不足道的庭院园艺，不久就成为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官员们从全国各地，经由长江、黄河，把那些奇花异石，运到首都开封。船舶相连，称为“花石纲”。纲，结队而行的货物，在当时一批称为一纲。无论什么人家，一根草或一块碎石头，都可能忽然间被率领着士兵的官员闯进来，加上标帜，指为“御前用物”，命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不能使官员满意，那就犯了“大不敬”罪状，依法主犯处斩，全家贬窜。运走的时候，则把房屋墙垣拆掉，恭恭敬敬地把御前用物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为最简单而有奇效的敲诈勒索的法宝。——这使我想到五胡乱华时代石虎“犯兽”的怪事。

蔡京所以能得到权柄，由于宦官童贯的支持，童贯才是赵佶唯一始终宠信的助手。赵佶曾派他代表皇帝出使四方，没有人能比他更炙手可热。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情况，就知道东京朝廷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与民更始“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现在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准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所谓天命快要降临到梁山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头领的共同的问题。我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天命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土鳖扛铁牛花项虎龚旺自述之五: 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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