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谨以此文纪念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大渡河之役七十周年
忆秦娥•涐江吟
山川裂，
雷奔石走风呜咽。
风呜咽，
英雄末路，
翼王覆灭。
荆关索道嗟锁钥，
神惊鬼骇天易色。
天易色，
孤舟勇渡，
铁索飞越。
——笔者咏史词
1935年5月初，一支戴红星穿草鞋背斗笠的队伍渡过金沙江，由滇北进入了川南。
从江西瑞金出发的这支队伍，衣衫褴缕，满面硝烟，一路上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不过半年之间，已有数万名伙伴的血肉之躯铺垫在了他们浴血转战过的山山水水间。江河复渡，荆关叠叩，他们一往无前，他们辗转徘徊；他们前仆后继，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坚定不移，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勇悍无匹，他们孤独徬惶；……。
革命前景光明灿烂，革命征途艰险末卜。
人人心中都在不停地转着同一个问题：转战逾万里，出路在何方？
一位高个子的湖南湘潭人，现在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按他为这支队伍设计的战略近景，跨过这条江，是这次万里远征摆脱被动走向胜利的又一个起点。
然而，他的对手——一个秃头顶的浙江奉化人的设计却恰好相反，这支冒险出征，犯难远行却仍不屈不挠似乎永无停息的队伍，将被埋葬在这一条江和一条河之间，这支不屈的队伍蹚过的征程，将终止在这高山大河的僻野穷乡间。
应该说，浙江奉化人的设计比湖南湘潭人更有道理，更有依据，更有底气。
这里，是一支望北之师的禁行之地。
距此七十二年前的一八六三年，一支远征数万里的望北之师，就是在这里，走向覆灭。
石达开，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潇湘英杰和他率领的饥疲之师。
“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3万多个顶着红星的脑袋中，都划着同一个问号：
“毛主席，总司令，敢问路在何方？”
石达开踏上这条不归路，乃夙愿也，亦无奈也。
石达开图川之志久矣。早在天国初期太平军由桂入湘之际，石达开在对天王和东王的奏折中，就有图川之议，然因当时天国领导层对进取江南的战略目标非常投入，该议遂被搁置而未予重视。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所部在皖赣浙闽湘广诸省转战两年有余，征程数万里，大小数百战，屡战屡败，屡败屡走，人困粮乏，颠沛流离，终无立锥之地，经营之所。
达开遂重萌图川之念。
石达开此时图川之战略设想，与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非常相似。
——进入四川，袭取成都，建立根据地。
其目的也如出一辙，结束“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生存状态。
为达此目的，1862年1月下旬，石达开率部经湘西北龙川进入四川咸丰、利川，而后沿长江辗转征战，力图寻找清军设防空隙渡过长江，直趋成都。然因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对石部意图洞若观火，处处重兵设防，石部沿长江在川滇黔转战了近一年，屡经挫折，终未遂所愿，实现“击破清妖防堵，渡长江以图川”之战略目的。
1862年9月底，石达开在川黔边境的东溪镇（今四川綦江县）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三路奇袭成都”的长期军事计划，即：分兵三路，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分两路从贵州绕道云南，以赖部为先锋，设法抢渡金沙江；石达开自领主力为一路，仍从叙府以南地区进军，约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木川司（今沐川）会合，合力共取成都。
先锋一路闯关夺隘，顺利渡过了大渡河。
1862年底，石部先锋中旗赖裕新率众万余，从云南昭通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境（今凉山彝族自治州）。赖部在通过越巂彝族区时，被彝族土司岭承恩设伏于白龙沟，激战中，赖裕新牺牲。余部由旗帅郑永和率领，于3月28日在大树堡击破地方团练抵抗，并以布匹连接船只充作浮桥，顺利渡过大渡河。
主力却很艰难。
分兵之后，石达开率主力在云南楚雄横江与清军激战数月，历经鏖战，仍无建树。
达开无奈，遂决定：循先锋之路跟进，北渡大渡河而趋成都，以逞图川之志。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众4万余人，从赖裕新渡过金沙江的同一地点，进入四川。沿途击溃地方团练和少数清军的阻挡，攻占重镇河西，驻节樟木箐。
此时，太平军声势浩大，连营纵横20余里。
石达开向当地人士征询进军路线。士人赖由诚献策：欲取成都，必越大渡河。而趋大渡河边之路线有二。一为大道，经越巂、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此为赖裕新进军路线；二是小径，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大路略远但平坦，小路略近却险窄。
石达开思衬，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队伍走的是大路，沿途清军与彝兵必然有所防备。小路虽然险窄，然设防必定薄弱。
遂决定，行小路出奇兵以趋紫打地，冲过大渡河。
这条路，大致也就是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选择的那条路。
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自称，达开此举，早在其预料之中。
骆帅在对朝庭的请功奏析中称：
……此次中旗败匪，足不停趾，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军皆已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臣揣度既审，自当以严扼险隘，毋使阑入。……臣急调总兵萧庆高、何胜必湘军中左中右两军兼程驰赴雅郡荣经以为后劲，以防奔逸；并札饬邓部土司岭承思带领夷兵，将越嶲大路各隘口扎断，迫贼使入夷地小径，即从后包抄，以绝回窜，并售赏岭承思、王应元土夷各兵银物，以昭激劝而资得力。面面张罗，层层设守，乃三月二十五日（注：公历5月12日），唐友耕、蔡步钟等驰至河边，布置甫定，而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人，绕越冕宁，知越嶲大路有汉夷各兵扼截，逐由小路于三月二十七日（注：公历5月14日）通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大地。
虽不无为邀功而自我打粉之嫌，但其所述，应该说大致还是属实。
骆秉章确实作出了对付石达开趋安顺场而渡大渡河之部署：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13个渡口设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勇驻于宰羊溪至安庆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率所部分驻化林坪至瓦斯沟一线，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猛虎岗，以防石达开沿河而趋打箭炉（今康定）。同时，“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及邛部土司岭承恩等”，并允诺：击败太平军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
应该说，作出这个判断和决定，只需以常理忖度，而勿须什么特别杰出的军事才能。
公道而言，骆帅与翼王相较，并非帅才。
可惜翼王之计，就了骆帅之策。
一场悲剧，拉开了序幕。
应该说，太平军在这一征程中，基本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也基本顺利通过了彝族区。
石达开进军之前，遣人沿途张贴文告：“满清异族，荼毒中华巳极。天王拔举义师，大张挞伐。天兵纪律之师，望所到之处，约束所属百姓，切勿听信谣言，滋生事端。”并以重金送达各路土司头人。而沿途土司头人，一则慑于翼王大军声威，二则顾虑自身根本利益，多数听从了石达开的劝喻，与太平军相安无事。少数唾涎于太平军辎重物资而见利起意者，亦为身经百战之优势太平军所击破。
一路上，基本上平安无事。
1863年5月14日，太平军先锋占领紫打地。
大渡河，横亘于前。
大渡河，古名涐江，亦称铜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汇流于大小金川，由西北而走东南，至嘉州而汇岷江。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至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石走雷奔。既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可泅渡。两岸之间的交通只靠少数渡口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紫打地——也就是今天的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当时只有几百人口的小镇。原是清朝越巂厅西北境的一个市场，归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紫打地形势险要，前亘大渡河，左濒松林河，右临老鸦漩河，东南方向峰峦重叠，山势险峻，兵力难以展开和回旋，乃易受包围伏击而难行反击之所在。
山川险隘，河流壅塞，进退艰难，辗转失据。
兵家视为畏途，死地也。
置之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
然而，百战名将石达开令人不可思议的盘恒三日而无“疾战”，坐失了摆脱被动的一线机会。
大平军抵达紫打地之时，骆秉章原部署于彼岸拦截之唐友耕军尚未到达（按骆之奏折，唐部已于5月12日先期到达），是而于松林河索桥阻截王应元部之彝兵亦不过200余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防堵一方虽有兵力优势，表面上看态势主动，但大渡河中下游数百公里长，西起泸定以南，东止峨边以北，自上至下，有海耳挖、安顺场、安庆坝、农场、八排、大冲、大树堡、万江场、临河坝、水打坝、挫贾村、杨村坝、瓦空坪等13处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峻崖峭岩。对手究竟从何下手，在通常情况下，防堵一方未必就能未卜先知。而处处设防，必然兵力分散，变作处处不防也未可知。
故而防堵一方只能取“重点设防，适时机动”之策，掌握一定的机动兵力，随时驰援告急渡河点。
这个机动，需要时间。
这相当于送给石达开一个机会。
彼时彼刻，石达开至少有两种选择。
一是迅速征船造筏，抢过大渡河。
此时彼岸尚无清军主力，3天时间，石部主力渡过万余兵马当无问题，而3日后赶到的唐友耕、蔡步钟军，也不过8000余人，陆战接仗，未必是能征惯战的太平军之对手。
二是迅速抢过松林河，溯大渡河而上，直扑泸定。或夺泸定索桥经天（全）芦（山）雅（安）而趋成都，或走康定以在广阔空间寻求新的机动。且彼时松林河乃一宽不过二三十米的小河，虽然河上索桥已被拆除，但仍可徒涉。彼岸守军不过是王应元部200余名彝兵，以石部战力倾力一击，喻以“以石击卵”，当属正常。
然而，恰恰在这当口，老天爷帮了石达开一个大倒忙。
石部到达紫打地的第二天，大渡河河水陡涨数丈。
达开向居民询及水情，当地人称，时非雨季，河水数日后将退去。
石达开放下心来，即令将士休整筹粮，以待河水退去后渡河北上。
三日后水势稍缓。
然而，此时此刻，大河彼岸，清军疾驰而至；松林断桥，“汉彝兵勇云集”。
“达开欲退出险，遣人回视隘口，则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上有夷兵把守，难以退出。欲觅两旁小径，又皆千仞绝壁，无从攀登。”
石达开，兵困紫打地。
壮士犹作困兽斗！
石达开不愧为一世英杰，太平军不愧为一支劲旅。
5月17日，太平军千余人沿大渡河发起抢渡，未果。
5月21日，太平军五千精锐“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发赤足，腰悬利刃”，分乘数十艘木船竹筏，轮番发起抢渡，数万名太平军将士在岸边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声震山谷，惊天动地”。
清军炮火猛烈，弹如雨发，且水势迅猛，浪遏飞舟，太平军木船竹筏或触礁沉没，或中弹起火。
五千精锐，无一生还。
抢渡亦未果。
石达开无奈，转而抢渡松林河，以图转道北上泸定，西走康巴。
5月22日，太平军将士口衔利刃，手执竹杆，沿松林河岸数处徒涉抢渡。
松林河虽为小河，然水急如箭，水寒刺骨，河中乱石累积，漩涡丛生，太平军将士拼力涉达彼岸，已精疲力遏，手僵足硬。而王应元部兵卒长枪结阵，以逸待劳，将太平军将士纷纷刺倒于河中。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松林河抢渡又未果。
屋漏偏遭连夜雨。
正当石达开殚精竭虑抢渡大渡河、松林河之际，土司岭承恩又乘火打劫，与清军都司吉庆部联手，不断偷袭太平军马鞍山大营，劫掠粮草辎重。
5月29日。清军及夷兵“从上压下，达开猝不及防，伤亡数百人，马鞍山失守，粮道遂绝。”
“达开乃缚书于箭射投王应元，许赠良马二匹，白银千两，请其让路，王应元不应。又以金请岭承恩缓攻，而承恩攻益急”。不日，太平军粮草尽失，只得以草根树皮和宰杀战马充饥，以致连鞍辔也煮食一空。
石达开“愤而思怒斗”，又屡次大举抢渡，然已属强弩之末，虽倾全力而终难遂愿。
6月9日，石达开率余众6000余人突围东走，于10日到达利济堡，却为陡涨的南桠河所阻。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兵临绝境，起死无望。
太平军将士人人悲愤填膺，热泪长流。
想当初，蹈海翻江等闲走；看如今，阴沟河里翻大船。
伤患们相拥痛泣，联袂投河。
翼王王娘王妃五人亦携二幼子投河殉节。
石达开悲歌相送：
“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6月13日，石达开为保全余众，自入清营“献死”，欲行诈降之计，以图东山再起。
可惜翼王之想，再次就了骆帅之谋。
一场悲剧，拉上了帷幕。
1863年6月19日，清军将太平军余众诱至大树堡，随即“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众二千余名，同时围杀。”
1863年6月26日，被押解至成都的石达开被骆秉章以“凌迟极刑处死”。
史载：达开“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其枭杰之气，见诸眉宇”，“至死亦均默然无声”。
翼王时年33岁。
时人叹曰：“真奇男子也！”
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踏上了这条“翼王故径”。
如今，这支队伍的名字，在许多国家的军事百科全书中都能找到。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时称“中央红军”或“朱毛红军”
他们踏上的，又是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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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欣赏您的作品的原创性。考据细节是要下大功夫的。
第一章没读完就知道下面准有好故事。献花守坑。
双石兄辛苦。
这些年来颇挖出不少“真相”来，关于强渡大渡河印象当中有这么几个：
1）当地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故意放人；
2）军阀武装家伙太差，根本打不中。不过这一点在当年那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倒是也提到了这个原因：拿的大多还是土枪什么的，而且子弹受潮，威力大减，也罢，倒是还有一些可能；
3） 这个比较狠。忘了头次在那看得了，话说两个英国青年对红军长征的故事非常敬佩，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在大渡河周围探访到一个老太太结果挖出一个惊人的秘密：当年红军根本不是强渡过去的，而是采用蒙古人的法子，强迫当地老百姓走在前面，守军不忍乱杀无辜-随被红军突破。
如果真地把老百姓当肉盾，红军的精神力量早就垮了
这一刻，我泪流满面。
太不可信了，那时的红军怎么会这么做。
不过第二点应该还是真的，看过一个老将军的回忆。说当时地方军阀的部队装备差，士气差。根本不敢于红军拼刺刀，武器都是土造的，精度差，杀伤力差，射程短，也就能充当充当保安团。。。
——谨以此文纪念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大渡河之役七十周年
循其途，而不蹈其辙？
这支队伍事实上的统帅——也就是那位湖南湘潭人，也是一位时人及后人口中的“奇男子”。
他叫毛泽东——这个名字后来响彻了五洲四海。
这位“奇男子”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这支队伍重蹈七十二年前那位“奇男子”的覆辙。
这是他在上演四渡赤水好戏，从而“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胜利进入川南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最大难题的头一个命题就是：从哪里渡河。
过河的路很多，但比较现实的基本选择有两个——走大树堡，还是走安顺场？
与石达开面临的选择基本相同。
毛泽东的对手在军事上的见识，应该说绝不低于扑灭了翼王石达开的骆秉章。
这位姓蒋名介石的浙江奉化人，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握雄兵数百万。
这与对手那点本钱，是不好放在同一个数量级的天平上称量的。
应该说，蒋公对朱毛红军“兵临贵阳逼昆明”之后，突然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在战略大势上是缺乏预见且措手不及的。兵临贵阳之红军离去后，委员长曾设宴款待前来解“围”的湘军第五十三师的旅以上官长，席间，委员长很是踌躇满志：
“这次的追剿，与国军在江西围剿时，情形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能够解决他们，你们必须有信心。目前一般人判断共军的动向，第一，窜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窜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烟稀少，石达开就没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盘踞盘江八属（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安顺、盘江等8县），照目前情况看，也不可能。总之，共军已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机会。”
于是，“追剿”军的官长们也就乐得在贵阳消遥了几天。
然而，没过多少日子，朱毛红军在昆明故伎重施，虚晃一枪，大摇大摆地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把蒋公的“追剿”大军扔下了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而按蒋公命令赶赴金沙江下游的川军杨森部主力布防甫定，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一番折腾却在顷刻之间化作了无用功。
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蒋公就不再走眼了。
红军一过金沙江，蒋公就对其此后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判断：
朱毛主力此次渡金沙江而入川南，与徐张主力渡嘉陵江西移相呼应，其旨在会师川西，另造苏区。
而蒋公的这个判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作出的“北渡长江，在成都以西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是吻合的。
当然也是准确的。
应该说，作出这个判断，也只需以常理忖度，而勿须什么特别杰出的军事才能。
蒋公认为：此乃我军聚歼“朱毛匪众”之良机。
委员长为“剿灭朱毛股匪”策划了一个名为“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准备以十余万“追剿军”的强大兵力，辅以大渡河沿岸4万余众的川军，将这支不足3万人的饥疲之师压迫至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窄地域，予以彻底剿灭。为此，蒋公晓喻“追剿军”各部：人人洞悉七十二年前石达开率师十万尚败亡大渡河之故事，而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居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状况远非石达开可比，势必蹈其覆辙，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之壮举，与友军同心协力，于大渡河两岸南北夹攻，将“朱毛匪众”予以聚歼。
这与当年骆帅之期望值，完全一致。
期望合理，决心合理，无可厚非。
这大概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报纸上天天吵吵的“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之由来。
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真正彻头彻尾地继承了骆秉章当年的思路。
早在5月12日，当刚刚“巧渡金沙”的朱毛红军还在围攻金沙江畔的会理城之时，坐镇昆明的蒋公对大渡河河防就有一个总体部署：
二、刘文辉部，除原驻康、巴及大渡河部队不计外，应以有力部队固守西昌、会理待援，并另派一部，担任自安庆坝(含)经擦罗、三道桥、大营盘、大桥、冕宁、凹古脚、河边、沙坝、拖琅，至集福场之线，扼要筑碉防守，并左与杨部，右与雅砻江孙渡部，切取联络。
三、龙云应以薛岳部之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及其以北沿雅砻江西岸，筑调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翼与刘文辉部切取联络。
……
这是个很原则的部署，下的是个大包围，尚看不出蒋介石着意要将朱毛红军压迫至大渡河上游之企图。其防范重点显然是放在挡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富林（今汉源县城，位于南岸大树堡对岸）以东的河防上——此河段渡口较多，大渡河中下游沿线14个渡口，有7个位于在富林以东的下游流域。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将军称，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指挥官薜岳将军曾经有一个电示，要其稳扎稳打，每至一处，先筑工事方能入营。这显然是在四渡赤水期间吃了朱毛红军的几次回马枪，尚有余悸。而薜岳部本来就在川滇黔边被红军东摇西晃过了多回，部队拖得疲惫不堪，伤病落伍甚多，每团兵员已不足千人，只得逐日强征民伕扛枪抬弹。此时得此尚方剑，自然乐得松一口气。故而虽屡奉蒋公解会理围之严令，却仍然进展迟缓，与红军保持数日之行程。
这或许也有蒋公自保实力，让川军为其卖命的小算计。
彼时彼刻，对于毛泽东来说，大形势严峻得令人喘不过气来——东南西北都有大军云集，虽然因巧渡金沙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却是个时效有限的主动权。一个不当心，就很可能是个短命的主动权——倾刻即可易手。
然而小形势却仍有相当抉择空间。
在蒋公部署大渡河会战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为解决粮草而围攻会理县城。
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机会，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因“四渡赤水”期间大幅度机动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讨论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在会理稍事休整，尔后经西昌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先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会理乃小城也，本不属通衢要冲。红军攻城，为的是筹粮筹款，解决给养问题。既然咫日难克，劳师费时，又徒增牺牲，攻之无益。不如断然弃之，以赢得时机，保持主动。
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伺机抢渡大渡河，寻求新的机动。
此时，毛泽东等显然也没有定下如何突破、从何处突破大渡河防线之决心。
一个星期后，大形势更加紧迫，小形势也逐渐明朗。
5月15日，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同时调刘湘第二十一军装备精良的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部归杨指挥，担任大树堡对岸富林（今汉源县城）之守备。杨森部全部6个旅又3个团共2.4万余人，担任富林至峨边段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不足万人，担负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务，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守泸定附近，第五旅（旅长杨学瑞）防守安顺场至富林河段。
薜岳率中央“追剿”军和滇军一部也进入盐边、盐源一线，堵住了红军南下去路。
从这个部署看，上游轻，下游重，似乎仍然看不出有压迫红军进入“翼王故径”之企图。
笔者没有查到蒋介石本人对这个部署有什么具体意见。
或许蒋公也有蒋公的难处：朱毛突然进入川南，而几位川军地主，要么还远在金沙江下游设防，鞭长而未及；要么还在川西北阻挡西移的徐张，捉襟而见肘。蒋公摆布起来，有点勉为其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蒋公以聪明之心忖度聪明之朱毛：
聪明如朱毛者，岂肯蹈翼王覆辙乎？
蒋公很可能还在心底生出了“朱毛虽未循翼王途，却必蹈翼王辙”的得意。
殊不知这样一来，朱毛的选择反而就相对简单了。
这就叫，兵无常势，兵循常理。
实际上，朱毛原拟定的渡河地点，与蒋公的部署，正好对上榫头。
在蒋公作出这番部署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从会理北上，进展相当顺利。
5月16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一纸文书送给德昌守将、刘文辉部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
许剑霜曾为刘伯承的川军部下——据说还曾经是共产党员，被刘伯承连唬带哄一通招呼，不敢也不好接招，抬腿就走了人。
红军唾手而占德昌。
第二天，刘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书挡道于黄水塘高地的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大意不外是汉彝一家，红军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开枪，红军不会还手，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该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邓秀廷一来前几天刚见识过被从巧家渡江而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撵得如同丧家犬般的刘部毛国懋团之狼狈惨状，二来目睹红军之严整阵容、精良装备及其勇悍无畏之气慨，三来慑于刘伯承昔日川军名将之声威，不敢随意造次，妄动干戈。遂严令所部不得开枪，撤至两边山头，任由红军大队通过。
有一彝兵慌乱走火，引得一片枪声，被气急败坏的邓秀廷跳脚骂止。
红军并不还击，高呼“汉彝一家”，从容通过。
邓秀廷擦去一头冷汗，刚想喘口气。不料凭空飞来几架飞机，看见下边打枪，以为是逮住了红军大队，兜头扔下几个炸弹，当即炸死邓部连长邓华钦等十余人。邓秀廷手忙脚乱，又找不着联络布板放在哪个马驮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宁。
一道荆关，三千彝兵，又被一纸文书赚开。
红军直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将、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乃刘文辉族侄，有点二杆子气，决心与西昌共存亡。为“扫清射界”，竟下令将城门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孰料红军早有主张，要河不要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西昌城高而厚，守敌众多，且具困兽之状，攻之无益，反增牺牲，不如绕道而行，取礼州而趋泸沽。
中革军委采纳了林、聂建议。
于是跟进的红五军团留下看住刘元璋，掩护主力绕道马道子、小庙，直奔礼州而去。
刘元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也不敢出来招惹是非。
5月19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礼州以北地区。
前面就是泸沽。
泸沽是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分岔口。
路有两条：
一条经登相营、越嶲到大树堡渡口，对岸就是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是茶马古道，也是当时的通衢大道。
一条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径”。
——走哪条道？从哪里渡河？
“朱毛”当时的第一选择是直出大树堡——也是翼王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
当日，朱德总司令作出部署安排，红一军团第二师派出一个团组成渡河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任政治委员，前出泸沽，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次日，根据初步掌握的“泸沽、越嶲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且红一团已先行向泸沽侦察前进而罗瑞卿尚在病中的情况，中革军委对部署进行调整，确定：由杨得志、黎林所率红一团及红一军团工兵连组成渡河第一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明日向登相营、越嶲前进”；红五团和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所率侦察连作为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指挥，携带电台，随第一先遣队跟进（后来加派了邓国清、张爱萍所率红十一团随第二先遣队行动）。
如果中央红军主力就这么也跟着去了大树堡，不知道后来的历史会怎么写。大树堡渡对岸的富林驻有川军刘湘部装备精良的王泽浚旅，还有在安顺场——富林一线布防的川军刘文辉部的杨学瑞旅主力，中央红军要由此过河的可能性即或存在，那也是很小很小的。
当然，如果在大树堡碰了钉子，按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思路，红军极有可能沿河转道再走上游，或寻隙渡河，或溯河而上走康定。此时杨森主力尚在从金沙江下游赶赴大渡河下游河段布防途中，薜岳部中央“追剿”部队还在金沙江边慢慢爬行，红军还有几分机动的时间与空间。
不过那时再走，杨旅和王旅可以马上沿河西移，眼光可以聚集于集中在上游一个方向，再施骆帅故伎，以陷朱毛灭顶。
虽未循翼王途，却易蹈翼王辙。
天佑红军。
几乎就在红军主力从会理向西昌前进的同时，罗炳辉、何长工指挥从巧家渡过金沙江正赶来与主力会合的红九军团突然掉头，杀了个回马枪，将正向德昌疾进之薜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前锋击溃，吓得李韫珩停下脚步，再不敢冒险前出，使红军主力之侧翼相对安全。
红九军团从容进至礼州，与主力会合。
5月20日，刘、聂率红一团到达泸沽，即按军委命令迅速派出侦察人员，对进至大渡河的两条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和给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侦察。与此同时，闻讯前来接应的中共冕宁县委派出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等人也到达泸沽，与红军取得了联系。
是夜，刘、聂听取了侦察人员和冕宁地下党组织的汇报。
刘、聂在对各种渠道收集的敌情进行综合分析后，判断敌人显然“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倘由此渡河，则“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遂决定致电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沿“翼王故径”，经冕宁、大桥、拖乌等彝族聚居区，直出纳耳坝、安顺场。而左、刘所率第二先遣队仍“往越嶲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军委尚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
二人即行临机处置：先遣队立即转道冕宁，到达目的地后，再向军委发报。
刘、聂当时选定的纳耳坝、安顺场两个渡口都是大树堡渡口的上游——特别是安顺场，这是川军杨学瑞旅防御线的最东头，也是杨旅与负责上游防务的袁国瑞旅的结合部，是川军防御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聂的这个临机处置，对于争得抢渡的时机，至关重要。
5月21日上午，中革军委收到刘、聂建议，当即予以肯定。
当日18时，中革军委电令：红军主力以“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箕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先遣队需“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日前赶到渡口”。
为继续迷惑敌人，中革军委要求左权、刘亚楼率红一军团侦察连和红五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如查明越嶲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嶲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嶲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嶲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
罗炳辉、何长工率红九军团继续断后，阻滞尾追之敌。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茂县等地的积极策应行动，也直接影响到了蒋公的判断与抉择。
在朱毛作出直出纳耳坝、安顺场的决定的同一天，蒋公作出判断：朱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徐张会合。鉴此，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手令，其要点为：此次“进剿”之主要战略，一是防止朱毛与徐张会合，二是防止朱毛西进西康。现在不必防徐张东回，而应“防其南下”。应令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部和第三路军李家珏部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阻止徐张南下。同时，薜岳部迅速渡过金沙江北上；杨森部第二十军主力及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防御力量。
可以看出，蒋公的判断，仍然没有把大渡河上游段河防作为重点考虑。而且对红军渡河地点的判断，显然也是放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大树堡——富林——荥经——雅安这条道上。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判断。
而朱毛红军，却踏上了“翼王故径”。
兵行险道，剑走偏锋。
循其途，能不蹈其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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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中央军打下来，让给共军。因为有揭露的真象说老蒋要借剿共为名， 趁机
消灭大西南的军阀。 如果共军到了大渡河，就给消灭， 离革命成功还差一大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