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党逼的-记军统中将文强（序） -- woyan
文强到达徐总剿总时，济南刚刚失守，文强先参与了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一起几乎提前结束淮海战役的小事故。
一天，文强随杜聿明从南京乘飞机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飞机就睡着了。但飞了半个多钟头了还没降落，文强感到奇怪，就问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说：已经到过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正飞往济南，准备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杜聿明吼起来：“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共产党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文强也喊到：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了。怎么还要落下去。
驾驶员也慌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文强说：“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强说：估计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能不能飞回南京？
文强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文强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掉转机头飞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四周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连刘峙的总部里都点着一根根的蜡烛，说是电厂被地下党破坏了，杜聿明很不高兴，说我离开了几天怎么搞成这样！
回到徐州后不久，黄百涛兵团就被歼灭，黄维兵团也被包围了。经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决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弥负责掩护，各部队交替撤出，没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争着往南撤，谁也不听谁的，把路堵的死死的，连杜聿明的车的开不动，只好下车由卫兵搀着往南跑。
在路上，文强的手下抓到了七个共党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咱们粮食都不够吃，还要喂他们，文强就让手下把他们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解放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强就告诉他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１０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让北京的人去查。又说放毒气弹也没你什么事，陆军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可以归到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催泪瓦斯。
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
杜聿明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特赦，比文强早出来15年，杜聿明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中共最后在对被俘人员定罪时，将文强定为甲级战犯，排名比杜聿明还高，搞的文强很不理解。
１９４９年１月, 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达到120架次。除了空军的运输机连“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都全部出动了。可是，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多数都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文强觉得负责空投的人有问题，去找杜聿明，杜说：这是他的老部下，滇缅路打日本时就跟着他，不会有问题。
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文强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他，文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杜聿明让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求援，文强就让舒给他买几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几天后舒回来给文强带来了一身高档西服。文强一见，气的大骂：我是要突围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舒说：这套很贵的。文强说：“贵？穿得出去吗？生怕共产党认不出来吗？！
舒适存后来又去南京和空军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杜聿明也没办法，只好提文强做了参谋长。舒适存后来去了台湾，先后当上了台湾防卫副司令和国防部战略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67年退役，退役后改去学校教书，专教史记和吕氏春秋。
解放军发动总攻后，杜给文强打电话，说午夜12点到邱清泉的第五军军部集合，然后随他突围。文强到了军部，发现杜早已经跑了，文强身边只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往东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条河边实在跑不动了，这时遇见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十五六岁样子，文强的副官问打不打，文强想打死他们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让手下把枪都扔都地下，这些小孩上来就抢武器，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枪回去报功，也不理睬他们。文强对手下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们各自逃命吧。当时文强身上还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轮手枪，就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一个卫士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不久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他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到俘虏营的时候，文强说自己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正赶上开饭，当时天气很冷，文强穿的很少直哆嗦，一个炮兵少将见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文强的腿上，另一个工兵少将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给他，还有人给他毛巾和大衣的，这样一来解放军就注意他了。吃完饭后，一个政委找到文强说：你是个什么官呀？
文强说：上尉书记官。
政委说：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文强说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政委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了讲解放军的政策。
第二天，政委又来找他，还摆起了水果和香烟，问：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文强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政委拿了一张文强的照片说：你再看看，认不认识呀？
文强一看已经被认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政委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晚饭后，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文强站在桌子上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一讲完，解放军把把文强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到屋里去，到了屋里，就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后，文强刚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围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１１个将军来。
两三天后，文强等人被送到山东潍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编成了一个高级班，全是中将军衔的，正始开始了战犯的生涯。
张治中来北京和谈的五名成员中，都能有一位地下党。
他是从红军里叛逃出来的，蒋介石对这类人都不信任，49年大撤退时曾命令除了特别必要的，其它这类共党叛徒一律不许撤往台湾，舒适存是和陈诚搭上了才去的台湾。
文强是自己退出的共产党，又被军统请过去的，信任程度不一样。
文强被俘后，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湾。葛世明是文强在淞沪会战时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学生，当时她举目无亲，文强就让她去后方找他的的妻子周敦琬，后来葛就一直在文强家帮他妻子照顾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术时赶上日军空袭，医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钳拉在了肚子里，几天后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临死前给文强留个了遗嘱，说：儿子由葛世明带着，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
44年文强和葛世明结婚，婚后又生了三个儿子。
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这时一个和文强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来，跑到了台湾，对葛说文强在山东。她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嘛？”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逃回来，就到山东关押文强的地方想见一面，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后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妈家。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当年文强跟朱德到四川时，文强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两人很熟悉，陈毅就说：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曾是我们的同志，后来受了委屈离开了，但不是坏人，现在人们都往台湾香港跑，她能回来，很好。”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文强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又开始开展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工资全部取消，工作变为在学校清扫厕所，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
据文强的儿子文贯中回忆：一次文强在监狱里交代说他家里有十几把枪，当时文强并不知道她们母子已经回到大陆。马上公安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可那些枪早就没了，只有结婚时文强送给母亲的一把勃郎宁牌小手枪，是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给文强的，枪很小，镶了一些宝石，很漂亮。母亲一直留着当做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现在没办法就交了上去。公安局又问其它枪的下落，母亲也不知道，公安局便觉得是一个悬案，就判母亲管制三年。每天都要向居委会报告。邻居也不敢再有来往了，每个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来要她交待历史问题，一次竟然问：象你这种身份的人，往台湾跑都来不及，竟又带了全家从台湾回来，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务。
文贯中说一次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母亲找到学校，学校竟以他父亲的问题说事，家长又吵上门说反动派的狗崽子要反攻倒算，当时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去同学家赔礼道歉。
葛世明觉得绝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给孩子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又让孩子们要相互团结，并说奶妈是全家的恩人让他们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她。
等孩子们睡着了，他去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然后躺在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上，往身上盖了一条白床单。
半夜时被奶妈发现，邻居帮忙把她送到医院，当时还有口气，可能还可以抢救过来，但医院当时不敢抢救，说反革命分子自杀属于自绝于人民，要等上面批准才抢救，等得到批准，已经没办法了。
葛世明写了一份遗嘱在身边，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儿院，要奶妈尽管拿走家中她愿意拿的一切东西，回宁波养老。但奶妈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负担.而文强的大一点孩子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只有四子文贯中因年纪小仍去上学，并且是兄弟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人。
在山东的高级战俘营，解放军对他们这些高级官员很好，除了自己做饭挑水外，没什么体力劳动，关他们的地方以前是个图书馆，他们可以自由的借书看，管理他们的人姓蒋，留个大胡子，文强就叫他蒋大胡子，一天文强闲的没事对蒋大胡子说：你们打仗行，管理战俘不成，怎么一点规定都没有。
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这个，管理战俘应该有什么规定，我们也不知道。
文强就施展在军统里学到的东西，写了十几条监规给他，主要是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等等。大胡子也都按着执行了。后来文强还教一些管教人员识字，又管墙报，管文艺，文强后来回忆说：感觉当时比在国民党里当参谋长时还忙。
在山东过了近半年后，管理所将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文强的编号是７２号。文强对这里很熟悉，在军统北方区时曾来过这，这所监狱是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成立的，开始叫“模范监狱”。后来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关过一些汉奸和刑事犯。文强在里面很不高兴，说我们是战俘，不是罪犯，为什么往监狱里送，吵着要见周恩来。
监狱长找文强谈话，说说你们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你们每个人要写一个悔过书。
文强说：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祖上就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不能写！
过了几天，监狱又让文强写悔过书，并让其它战犯劝他，说不写过不去。文强就写：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监狱长看了气的够呛，但也没办法，当时的规定是不许打骂，也不能关禁闭，只好发动其他战犯在开会的时候批判他，后来文强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写悔过书，最后也只好由着他了。
文强事后曾说，中将军衔里只有他和黄维没写过悔过书。
虽然文强不写悔过书，但和黄维不同，黄维是一直拒绝改造，事事对着干。文强除悔过书一项外，其它方面还是很配合改造的。曾被选为学习组长，在杜聿明特赦后，还负责缝纫组的工作。一次缝纫组里做的背心少了几件，肯定被人偷走了。文强是组长，被监狱里查出来肯定脱不了关系，于是让以前他的一个手下，现在和他关在一起的一个姓黄的军统站长去查，此人以前在军统里就是以搞侦察出名，果然没两天就报告说找到偷的人了，东西藏在枕头里。文强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很会做思想工作，就劝那个人说：咱们在监狱里关着，偷了东西也拿不出去，要了也没用，还是主动交上去吧。 那个人后来又偷偷放了回去，还很感谢文强。
在第二批特赦的时候狱方的推荐名单就已经有文强的名字了，但每次都在最高层审批的时候被刷了下来。后来文强的儿子文贯中问文强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悔过书的原因？文强也不太清楚，只好说：我对国共两边知道的东西太多，又不属于任何国民党这边的任何派系，可能不方便让我出来吧。
直到74年，由于文革导致战犯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恶化，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先后病逝。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外影响不好，都释放了吧。毛表示同意，并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75年3月文强在关押了近26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
可能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理解不够。
黄维是研究了永动机，而且很下力气，其理论论据是依靠惯性和地球重力。中科院告诉他这东西在十八世纪就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反而回复说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提出时也被人证明说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