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经济大潮中的中国科技之路（一） -- 陈经

科技发展的道路不能摆脱人文环境的影响。在批判的对待中国数千年的科技史时，不能单纯使用现在对科技的定义来面为过去的科技文明。面向应用的科技发展和来自应用科技发展，如何对待其背后的基础是需要慎重的。

只好靠地大人多,保证一定的技术改进水平.

感觉这种着眼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经济模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不知作者如何看？比如，文中提到的中国科技扁平化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也和对当时中国经济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合作没有强烈的需求有关？

好文，例花

不仅仅是水密仓，还有很多，比如牵星过洋术，即比较完善的导航方法。航海营养学。。。姑且这样称呼吧。。。中国没有坏血症的

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一无所有的贫民卖猪仔去海外作苦力，国内留下的竭尽所能为了一分一毫费尽心思不择手段，中国人不敢拼命的时候都是那短短的20-30年，让党给强迫吃大锅饭的，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吃大锅饭，一有机会就要做老板的，所以这点来看根本没有改变过。

中国科研几个问题：

1没有创新的科研（普遍性的，公司的研发也如此）

2商品化的科研不是科研，现在拉项目，跟摆摊卖大白菜一样，这样的方式搞不好科研

3官本位制下没有真正的科研，院士副部级，所长局级。。。

4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研，连科研成果也要服从纪律，下级服从上级

2-4是现在中国科技界浮夸、造假的根源

不然，它也不会每年收那么多钱，它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使我从全球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国际环境，而且使我明白中国的真正唯一对手是美国，以前我还对日本忧心忡忡呢？当然也有给政府不一样的就是，小泉当政时，它几次建议政府对日本施行经济制裁，可总是未被采纳。可惜我看到的时事部分都是简版，经济部分从来也没有见过。

您一嘴咬住了豆馅馍，问题就在这里，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怎么样？我想问一下每一个在校的大学生都知道宏观、长期的趋势和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体现陈经的高明，反而是向非共识方向的预见才能说明问题（当然要言中）。就您给的链接说一下人民币的问题，人民币要在2005年升值，我想自从温在新闻发布会上“出其不意”之后，看过新闻报纸的人都知道吧？对期货，十窍通九窍。

马甲我是无意的，说实话，对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科技目标，我没有信心。

拼命可能无法推动科学，但不拼命肯定无助于科学发展。

您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现在比起100年前，可谓敢想敢干。1903，冯如试飞飞机，清政府可给了一点支持？现在，凡是上得了台面的项目都敢开口要钱。

当然，在科技投资上有巨大问题。但这里只讨论投入的胆量问题。

那也绝对是“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

别把中国所有的事都往坏处理解

“中国古代技朮发展的一大麻烦是，几乎只有实用技朮与生产战争等实践活动的互动，很少有科学理论与技朮实践的互动。”——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特点，就算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也是如此，甚至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是先有技术成果，后有科学理论，比如蒸汽机的改进就明显领先于热力学的进步。科学理论对于经济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明显表现的，二十世纪就更明显了。

我想陈老大所讨论的，应该是指和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技术、工程方面的应用科学，至于理论科学，和经济的关系相对要松散多了。

我是记住晨枫兄这句话了。

赶紧锻炼身体，也许还赶到及看到这天的来到。实在不行，也只好“家祭毋忘告乃翁”喽

如果这是“不争论”的话，那么这也是理论上的“不争论”，现实中的，想必老兄也明白吧！对中国科技问题的建议少吗？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但是谁听呢？那些有权力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听了吗？其实我说的“不争论”是建立在你读完这个系列之后的感受上的，读完之后，你肯定感到我们的未来很美好，那么再谈过去的时候，很多人的一句话就是不争论。见这篇文章http://www.qiche.com.cn/files/200512/23069.shtml中的“不争论”，我想更能说出官方的态度。

老兄啊，例子太多了吧，我没有必要一个个弄链接吧，举一个人所共知的核电吧！

http://211.88.5.45/inforadar/radar_detail.do?id=335631

http://business.sohu.com/20060427/n243026490.shtml

我想以上两篇文章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我的观点。

在读官办的时候，你是否读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下一步”或者“我想政府下一步”，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我们的政府很英明，总是能够抓住一个又一个发展方向，而且还不早不晚。这就是这个系列要带给大家的，而且也一定会带给大家的。这一系列的文章就是要说明我们现在正是实施这个政策的好时候，早了，现在的领导人不掌权，而且从官办还知早的时候，我们正在忙着抓钱，这个顾不上。这就是我说的“恰好”。

中国过去是向上走的不假，现在是不是，未来是不是，将来能不能上去，这个很难说。通过你的话可以很好的验证我的“实践真理论”。“中国是向上走的”，这是实践的“成绩”，所以我们的科技政策是对的，这就是你的逻辑吧？我同意中国过去是向上走的，那是大的方向，科技政策是这个大方向中的小部分，它不是向上走的，但是它并不能影响大方向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话，科技可能就会变成主流，这就是整体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请注意，我指的是过去的。

我们再说现在的，http://www.jdyz.co.uk/cgi-bin/topic.cgi?forum=6&topic=446这篇文章介绍中国科技体制的深层次变革，我们看到没有施行或者施行的趋势。然后我们说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833595.html这个主体也是我们经过多年教训才认识到的，而且需要13个部委8次到深圳调研，你说搞笑不搞笑，如果那些政策制定者不是瞎子的话，睁开眼看看美日的经验好不好，还需要8次到深圳，然后就是全国各地到深圳取经，学习4个90%。我已经有点出离愤怒了！说到企业，我不对国企抱希望，实践检验过了，那就只有民企了，虽然江core提出了“三个代表”（它改变了中共的性质，我记得16大举行的时候，南方周末的一篇采访专家的文章说16大可以和1大相提并论，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但是我们说“共民关系”(中共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中共并没有真正做好应对民企（不敢选拔，不敢扶持，而且每次宏观调控，受伤最大的就是民企）的准备，为什么，害怕失掉政权。然后我们来说科技创新的源头教育，小学到大学，尤其是大学，建国后的大学教育很有讽刺意义，我就不多说了吧？前一段的北大特聘教授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需要长期依赖海外人才，不是教育的失败吗？还需我举例子吗？

既然科技创新的各个部分还和以前一样，我为什么相信这次目标就会实现呢？

因为2010或者2015年就会显出结果，如果那时我说错了（我是多么希望我说的是错的啊！）那么陈经再为这个政策鼓与呼也不晚，如果实现不了，那就不用写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说的对，尤其是像我这种这辈子在这片土地上，子孙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只有义无反顾的改革下去才行，我相信伟大目标终究会实现的，但不是政府规划的时间，也许我们需要再吃些苦头。谁想吃苦头？但是现实是严峻的，更是残酷的。

(节选)

千古浩叹：明朝真是可惜了……

-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不论政治文化，哲学理念，还是医学科技，都处于旺盛的创作期，而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无聊的重复了一遍从奴隶到封建的历史，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已经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为什么大家都以为明朝昏暗，而清朝似乎个个君王英明，太平盛世呢？也许，历史都是下一朝写的，抹黑前朝在所难免，在辫子戏横行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为什么，如果仔细考究，我只能说：明朝，真是可惜了……

从几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趋近成熟的内阁制度，已经具备英国式民主雏形，即使皇帝和朝堂有乱象，天下依旧太平。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按：国人似乎只是太舒服了，不太愿意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动力的话，这里有一个成本问题；毕竟科学只是一个工具。

• 不仅实用科技领先，理论也不差

一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另一个是盐铁专卖。影响之大，就不是几个包子打得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