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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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又一陷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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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Appendix 1

這是司某以前的一篇札記,對焦作,博愛等無人區賑濟的功能略作分析.因為不是針對王君之論而作,用在這裏,就顯得繁雜.王君將就著看吧.

在焦作文史资料<抗日战争专辑>中,有中共在焦作建立政权过程的概略描述.焦作原本因为煤矿工运而在1930年代就出现焦作特区区委,但是在1934年10月被破获.一直到1937年4月,中共北方局成立河南工委,才又试图成立焦作的党组织.1937年8月,河南省委(原工委)乘抗战开始,国府无暇顾及内乱之际,成立了予北工委,以张萃忠任书记,统辖新乡,辉县,获嘉,修武,武陟,博爱,沁阳,济源等地党组织.10月又扩为予北特委,并正式成立了焦作工委,以张万来为书记,辖修武,武陟,博爱三县党组织.1938年3月,焦作工委抓紧国府修武县政府撤出的良机成立了修武抗日民主政府,以程明升为县长,这个政权的主要工作是将经过县境的各种小部队缴械,并招募民兵,补充386旅补充团与544旅687团.并成立了一个有300人的游击大队.到了12月,河南省政府发表徐景山为县长,这个焦作工委所建立的政权马上被逐出焦作.

到了1942年,豫北发生严重的蝗灾与旱灾,加上太行山地区的国军部队瓦解,日伪的控制权顺利扩及整个豫北,所以豫北的山区开始出现因饥荒与日伪军劫掠而形成的"无人区".大批居民拥出豫北逃荒.中共太行区委抓紧时机,适时派出武装部队进入灾荒最重的地区,扩张政权.

事实上国府在豫北大灾时,对豫北的未沦陷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赈济,而且豫北本身民间的乡村组织(封建地主)也藉互助方式平缓了灾情.但是在豫北素称穷苦的山区,正好是国府政权瓦解的中空期,而且本身也缺少资产阶级的平时蓄积,所以形成大灾.

太行区委很有脑筋,在决定出兵的时刻上,太行区委刻意选在秋收前后出兵豫北,以免在饥荒与秋收前春荒的双料危机下拖垮自己的部队,而且派出的部队规模不大(反正也不会遭遇多大抵抗),但是随带有”大量”的粮食. 1943年9月初,第一批太行军区老2团(43团)的3连与6连1个排,由团参谋长陈浩率领,协同太行8地委组成的修武工作队(由地委组织部长刘刚率领),从山西黎城出发前往焦作.这批工作队随行的最大武器,就是小米.在文史资料中提到当时豫北大灾荒的惨景"一路见到的是尸横遍野的凄凉惨景,我们的干部战士,看到这些惨状,都不尽失声痛哭,纷纷表示决心要打好修武这仗...工作队来到修武县金岭坡以后,一方面掩埋群众尸体,清除街道上淹没人迹的杂草污浊,一方面煮小米粥抢救奄奄一息的群众.刘刚抵达修武后宣布成立修武县委,以这时躲在阳城的原修武地委书记米光华任县委书记,王一平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郭士英任宣传部长.并重建修武抗日民主政府,以张向毅任县长.随后成立4个区政权,主要分布在修武县北的山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头件大事,就是成立了约有30余人枪的修武县大队.老2团与工作队虽然特地选在9月才光临修武,但是修武北部山区的饥馑并未解除,这使修武县委无法支持区区数百人的供应,甚至必需由山西运来救济粮食.所以来到修武的部队干部,不得不缩减每日口粮(由12两缩为8两).

陈浩在研究修城县境伪军间的关系之后,决定拉一派打一派,将打击的主要对象设为实力较差的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刘明德部,而争取实力较强的伪保安联队宋子协部与伪14旅第2团李乐山部.刘明德部的主力不在修武,在修武只有一个留守处,于是陈浩出兵偷袭了这个留守处,缴获一大批轻重机枪,迫炮等武器,并开了粮仓,动员群众将仓内小麦搬空.对修武境内真正实力派宋子协部与则与之”勾勾搭搭”,互不侵犯.在与伪军取得默契之后,修武县委才得以从容建设新占领的根据地.

在小麦下种季节,修武县委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并对豫北少量有库藏的殷实人家进行"反奸反霸","向地富借粮"的直接劫掠.只要是"有粮不愿借",就定位为恶霸予以打倒.并提倡减租减息,赎地倒产.在生产上则"割白草","烧火石","上山担粮食",干部开荒(每人一亩),组织妇女进行纺纱代工.很快的修武县委就取得了在路南的控置权,而1944年灾情的解除使修武县委的生产自救获得成功,并进一步巩固了在修武路北的根据地控制.至于路南以武工队进行袭扰.

当日本投降时,太行军区组织了老2团与7分区1团,由8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副司令员萧永银率领,南下争夺焦作.这时,两年前对焦作的投资获得回报,修武根据地顺利进行了规模甚大的征发支前(相对于当时的民力而言),支持了南下的两个团,使共军能够打垮县城内的700余名伪军,占领焦作.

家园 Appendix 2

其实,在大灾中救济与开荒的投资报酬率相当高.在焦作旁的博爱,也在1942年大灾中受灾严重,在<博爱文史第4辑>,也有多篇回忆录,更进一步描述了这种向灾区的发展的投资报酬率.

博爱的共党组织发展也很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10月的清化高团兵暴,在兵暴失败之后,博爱县境的闹红暂时消踪.1939年1月,中共修博武中心县委派张璋在博爱山区成立博爱工委,在12月即被驱离出境.1940年4月晋豫2地委又成立修博县工委,组织了党员60余人,但在1941年5月被破获.最后只剩一个修博矿区工委.1942年的大灾给中共最好的发展机会.当工作队南下时:"土地荒芜,庄稼绝收,只好以树叶,野果,观音土充饥,当时的山区家家屋门前布满了蛛网,户户锅台上落满了厚灰,院落长满了比人高的黄蒿,桑榆树只剩白光光的树干.坑上,地下,村边,路旁处处都是死尸,有的死尸旁摆着一碗干枯的野菜,有的嘴里填满了观音土...先死的人还有幸被亲人用缸扣起埋掉,后死的人倒下后只能被乌鸦,豺狼叨食...光天化日之下凶恶的狼群竟在村里吃人咬人,母狼在院落中生下一窝窝狼崽.强者逃荒他乡以求生存,弱者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一场大雪仅柏山村就饿死300余人,许多小村庄相继断了人烟.原有6万人的山区仅剩7000余人,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山区成了横尸遍野,狼豺出没的无人区".甚至发生吃人的惨状.

同样是在准备收成的1943年7月,太行8地委开始准备进入博爱北部山区.10月成立了沁博县工委,沁博县抗日民主政府与独立营,开始南下”救灾”,形成了动人的王师形象:"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工委和政府首先把机关仅有的粮食集中起来,抱着救活一人多一人的思想,派干部分别带着粮食逐村逐户救济.机关干部和独立营战士从自己每天1斤的口粮中节余半斤支援救灾,余下的半斤走到那里就和群众一锅煮汤喝.战部和战士轮流采集野菜,每人储存300斤干菜以备过冬,并主动协助群众采集树叶野菜.一把干菜,一碗粥,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可是救灾的灵丹妙药”.这种救灾的成本其实相当低廉,工委只从太行边区贸易公司调了区区20石粮食与玉米蕊,秕縠,糠等"代食品",按户分发,就已完成初步救灾,并接收大片新根据地.1944年春节,工委由柳树口再借了20石,将粮食分发给群众,每户3升到1斗,就已经充份激发群众的感恩载德.

在博爱文史也提到了工作队初期难以想象的工作:"为了群众生命安全,军民共同组织了打狼队,挖陷阱造土枪,漫山遍野展开了打狼运动.为了战胜瘟疫,部队首先带头开展了以清尸为主的卫生运动...院里的黄蒿野草也很快就消灭了.接着军民一起上山采集草药,用柴胡黄氏等煮大锅药汤,土汤治瘟疫...军民一体采用土法扫碱土熬小盐(由于敌人封锁,解放区没盐吃),并改善伙食,如把橡子面,小米面,桧树板面拌在一起作菜面修,把小米面加上韭菜,小蒜,盐等作成菜团...".博爱县委从高平调来玉米与番瓜籽,提供1943年下耕的种籽,同时将”没收的汉奸土地”分给贫民耕种,展开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其实这些措施较无意义,因为大量田地成为荒地,以致县委必需大力提倡开荒,每开荒一亩奖给小米3斗.光是独立营就开荒30亩,完成自给口粮3个月的目的.

当然,在基础粮食供应稳定之后,仅有7000人的山区对共党并没有太大益处,所以县委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吸引逃荒人民返乡.返乡的人民每人都开欢迎会,并且安排投入生产.到了1944年7月的夏收,北部山区就开始上缴公粮,并且返还了所有的救济粮食.

1944年4月,沁博工委升格为沁博县委.1945年春,又在路南成立了博爱县委与博爱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说,沁博县委在站稳步伐之后,开始将势力伸向灾区以外较为富庶,甚至足以开展土地革命的平原地区.而投资只是40石小米与一些平时用作喂牲口的”代食品”.这一点点投资,直接效用解决了豫北人烟稀少的山区灾荒,固值称道,但是客观让太行边区跳出太行山的原始目标,也无需隐昧.

在1944年基本解决山区的灾情并开始向南部富庶地带发展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土改.博爱的土改大致可以分为三期.1944年11月,县委布署了第一期土改,以”集中全力开展"反奸反霸,赎地倒产,退回讹霸财产,消灭黑枪手"为方针. 1946年3月接着进行以减租清债为主的运动,方针为"二五减租,订五年以上契约,分半清理血债,收回文约,适当增资,提高工人生活待遇".1946年8月起到10月则为突破双减,直接分配土地.接着就是五四型过左土改.

河南因为民国之后常年匪患,所以民间纷纷成立以防匪为土的乡团组织.这些乡团在救灾上的功劳绝对不亚于北部山区一年之后要还粮的中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乡民.在中共进入博爱时,博爱乡间的乡团将中共视与日伪差不多的敌人,所以博爱县委冠之以"黑枪"的恶名.但是,主持"黑枪"的"封建地主"却往往获得乡人拥护,乡民在中共倡议土改时,甚至在浮财前有不领情的不合作态度.县委的解释是:"旧社会博爱的特点是伪特多,土匪多,同时又以打黑枪为后盾统治社会.农民在思想上道德上习惯上受封建束缚是严重的.特别是打黑枪对群众的压力很大.为了鼓舞贫民反对"黑枪",县委在各村反复进行动员宣传,并组织贫民讨论"穷人是怎样穷的".在砖井村出了讨论的典型答案,即穷根为”两千多年的地租”,”高利贷剥削”,”兵差官差”,”土匪抢掠”与”平均每天管50个以上黑狗(伪警察)的饭”等5项.

但是在博爱的”大地主”,却不怎么大.作为地主典型被提出的小高庄村地主孔繁聪一家,在全村322亩地中占250亩,孔家有17口人,人均土地约14.7亩.是全村人均的”6倍”.孔家将所有土地租出,每亩年产360斤,孔家要收”300斤”(这个租率高的离谱,等于孔家收租是85对15…,在华北诚属罕见,一般丰年最高是73分).所以孔家每年可以不劳而获7万5000斤粮食.

在激起贫农的苦大仇深之后,各区武工队开始收缴这些地主武装的枪支.当然这都以最勇敢的积极份子带头,并以县大队为后盾,以巩固统治.县委成功地在运动中收到了2000多支枪.花园村的恶霸地主张世冲是村自卫团的团长,在缴枪时杀了村农会主席,他与他的儿子马上被处决.卜昌村的王家被10个村动员来的村民批斗,但是集10个村,5000余名村民,却只有34人上台诉苦,当然,王家的几个当家的恶霸一定被处决,以激劝土改热诚.群众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一方面他们乐意接受浮财,一方面却不愿要地.共干认为这是"怕变天"的反动思想,于是提出"挖出老穷根,端回聚宝盆,分给活财神","贫雇带头为骨干,发动中农一起干",硬将土地分配出去.这样,群众就无法回头了.工作队并严厉控制翻身农民与斗争对象间的私下善意关系:"在运动过程中,县委始终掌握运动大方向,发动农民对准汉奸,恶霸,地主,豪绅开火.而对农民间的问题妥善解决…,如发现某些干部被地主收买时,就动员干部把东西交出来,揭发地主阴谋,把目标转向地主".

但是博爱县委的土改也有底限,同样为"有钱人",工商业获得了保护.有些村将工商业者的财产也分了,遭到纠正,县委提出要"保护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保留工商业部份".

在分产中也出现了弊端:"在分配果实时发现一部份干部将斗争果实入到合作社的倾泶,县委随即指示,果实应分给群众,而且分的面要宽,特别要照顾好民兵与抗属.若斗争果实太多,可一部份分给群众,一部份成立义仓".

在1946年退出博爱之前,全县经过说理斗争赎回的土地为1万多亩,经小调解收回土地2万亩,房屋3000间,粮食1万3000石,得利户为1万户(占全县总户数1/4),发展了农会会员17200人,其中妇救会近7000人,民兵3575人.在1946年8月进行五四式土改之后,在张茹集村地主的人均土地由10亩降为1.1亩,富农由5.847亩降到2.66亩.中农由2.455亩升上2.588亩,贫农与赤贫由1.564亩与0.363亩升到2.17亩与2.231亩.

当然,有土改果实就有义务.在内战中博爱解放区所控置的(估计)不到2万户中有4409人参军,全县并组织了600名民兵与700名民工常年支前在外.1947年8月组织1000名民工随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在大军攻打县城时,博爱提供了极高的支前实物.

极左土改最大的意义是完全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1946年10月13日,国军克复博爱.还乡团开始了大量”暴行”, 博爱县的保安团大队长皇尚礼在城南关外大堤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

1947年7月4日博爱再度失陷,县委布署了”反奸复仇运动”,造成一次惨烈的大屠杀.事后县委总结了反奸复仇运动中的"左的倾向":”1.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提出"农民坐天下,说哈就是啥",不加区别地将地主和富农一律扫地出门,使地主"住庙开荒,吊蛋净光".2.复仇心理严重,片面强调农会作用,忽视党的政策,对地富与历史上有罪恶的人镇压偏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3.平均主义思想些部份伤了中农利益,还错斗了一些中农户".

共干认为,这场大屠杀除了还乡团所引起的仇恨之外,"主观上,领导的左倾指导思想,县区干部怕说右倾,村干部怕说包庇,群众怕说落后,助长了左的错误.坏人的挑拨离间起了兴风助浪的作用”.导致反奸复仇运动虽然给地主阶级以歼灭性的打击,但其左倾造成的恶果也是严重的,广大群众思想动荡,敌人也乘机造谣,使不少争取改造的对象逃到敌占区.

最可悲的是这些激烈的左倾土改发生时,豫北再度遭灾,以致沉溺于政治斗争的县委再度组织生产自救.直到1948年7月焦作失守,整估豫北沦入中共控制,不再有制衡力量时,才进一步展开阶级斗争.1949年先整肃了党员,并加速发展到1802名党员,3万2000多名农会成员,进行了人代会选举,然后开始细致的”划阶级”,评丈土地与填平补齐.

結論
家园 是怜悯而不是不爽

其实还没资格让俺感到[真是不爽]

[不爽]是要别人认识到[他说得不错,虽然我不喜欢他说的东西,但我得承认他是对的。唉,真是不爽]

阁下的作品让我感到的是怜悯。是逾半百年而毫无进步的怜悯。随便拿本5,60年代的台湾反共文学,司先生的作品除了多了些一面之辞的考据,有什么分别?

遗老遗少不是调侃,而是悲哀。一个人放不下固有认知去接受新事物,去扩开自己的思想范畴,何其悲也。辛亥革命,民国立政,开中国数千年之新风。大破大立之志,言犹在耳。司先生为什么就如此闭塞呢?50年如一日的,[共军太狡猾了]。可惜了吧?

有些叶子长不好,春天也会掉下来。

家园 再次请教司徒先生

1941年春遭到日军扫荡,冀鲁豫军区各高级领导与机关一度退入清丰县境
中共是什么时候回到内黄南部,更准确一点,是沙区的?

家园 好资料,谢了

事实上国府在豫北大灾时,对豫北的未沦陷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赈济,而且豫北本身民间的乡村组织(封建地主)也藉互助方式平缓了灾情.但是在豫北素称穷苦的山区,正好是国府政权瓦解的中空期,而且本身也缺少资产阶级的平时蓄积,所以形成大灾.

这个国民政府相当程度的赈济去到什么程度我们暂且不理。

地主们怎么平缓了多少灾情,我们也晾一边。

反正客观事实就是形成大灾了。

有大灾,救人赈济的居然被说成是[投资]

嘿嘿,这种措辞把灾民置于何地呢?

心态问题啊。

家园 大赞同

感觉是可气可乐,所以忍不住才看两句回一句

不爽是不痛快却说不出话来,只能假装没看见

想起个事儿来。上世纪末的某一日,俺和一个狗友在一个聊天室里碰上了,互相要求对方请客吃饭,并且描述自己多么多么惨,几天没吃饭就等他这顿了云云。没想到这个聊天室的主持是个台湾mm,忽然作声:真可怜呀,我早就听说大陆人民生活困苦,没想到苦成这样。要是我在大陆,一定请你们多吃几顿饭。还说春节的时候她尽量想办法来大陆一趟,届时请俺们吃顿烤鸭子。还说俺们一定没尝过烤鸭子甚至没见过,还大大描述了一番烤鸭子的美味……俺俩开始以为她是在调侃,听到后来觉得味道不对,人家是认真的。赶忙解释俺俩不过是两头懒猪,以敲诈对方为乐趣而已,并非揭不开锅的主儿,俺更是坦白交待了俺不到10岁就能一次啖半只烤鸭子,让俺娘担心不能消化那mm才将信将疑的去了。

后来俺狗友埋怨俺怎么会出没在如此一个幼齿mm主持的聊天室,天可怜见的,那个mm当时是基隆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班了都,后来很快在一个中学找到一份教职,哪里是什么幼齿……

这个事儿,哪里会觉得不爽,只好觉得可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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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粮不借

可参考明末诸王的例子

谁能说有明灭的不是活该?

家园 烤鸭……

俺头一次吃烤鸭是80年代初,有亲戚从北京到穗,带了一只。

那时候的经济水平的确还没赶上来。不过对岸也就领先几年而已。

60,70年代郭衣洞的写实小说还是很沉闷的,也从另一个角度写出台湾的实际情况。

台湾新娘80年代依然是香港王老五的首选。说明了什么呢?

家园 哈哈,大乐

那时候,烤猪在哪?在网吧上网一两个时辰的上网费,就能在熟食店里买半只烤鸭了吧。这位台湾MM真可人。

家园 到底哪个是大屠杀?

还乡团开始了大量”暴行”, 博爱县的保安团大队长皇尚礼在城南关外大堤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

县委布署了”反奸复仇运动”,造成一次惨烈的大屠杀

家园 给这个mm送朵花。

  谢她的博爱之心。

家园 惭愧惭愧

当时在大学实验室里,免费上网啦

记得当时俺导师就常常告诫俺,不要总在波导口晃来晃去,小心被烤熟

家园 俺头三次去北京没吃到烤鸭。

  那是66年大串联,67年文革结束前最后一次使用铁路免票,69年回家看病经过。

  71年到79年,每年一次探亲路过北京都要去全聚德吃一顿,两人也就花四、五元。

  90年携妻女回内蒙,回程时路过北京,到全聚德一看,最低消费每人三十二元,那可是半个月工资。只好到前门另一饭馆,那烤鸭就差的多了,差点吃倒了胃口。

  以后就只在南京吃过,还将就。

家园 你给乞丐指了一条明路啊---上网乞讨。

坐在电脑前哭饿,会有MM请你吃烤鸭。

劝导词----现身说法,本猪亲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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