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哈哈

欣见王君新作,其中确有不少司某所未知者,足见王君有不少珍藏,司某尚无缘一见也.例如李小孩之事迹.不知王君可愿点拨一二?

几处可修正处如下.

第一个是龚柏龄.龚氏之名为柏龄,因谐音而常误作百龄.若以字戡,伯百互用,但是柏是不能与百互用的.龚氏资格老,他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的,这期专门调训在职军官,东北几位大帅都在这期镀过金.毕业后龚氏入陆军大学就读,历任参谋本部部员,参谋长,1927年回到东北军任察哈尔特区实业厅厅长兼垦务督办,后任陆大教官.1938年由程潜起用为冀鲁豫边区自卫军总指挥,11月兼任兼豫13区专员.所以他可不是单纯的保安司令,他一度是冀鲁豫三个保安司令部的最高指挥官.程潜调天水行营主任之后,龚氏调天水行营中将参议.1940年他奉派前往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络军务,途中于西安翠微山遭空袭而翻车殉职.所以事实上龚氏可算是因公殉国的抗日烈士.忘了是那篇文史资料有龚氏小传.

陈曙辉的学籍烦参考拙文.无所谓别动总队干部训练班.

忘了是那一篇文史资料提到夏辑熙的贪污畏罪自杀问题.事实是夏辑熙确实贪污,武旭如有权力也有责任逮捕讯问,不能因为武氏来台,就指他的逮捕是意在”敲竹杠”.大陆上的材料这点很能使读史者误解,早期政治压力高涨,所以有理无理,必带诽谤,但是追根溯源,也没什么实体证物.相信王君是受材料的诱导.

静候下文,并渴盼王君赐告李小孩事迹出处.

还尽是沟沟汊汊.

突突君能与王君一般,切实由资料面着手进行探究,这是可喜的现象.适之先生说了,心中有问题,就要”动手动脚找资料”.作空高机锋之谈,自然另有其锻练口才之类的价值,但是难见实质意义.

突突君质疑”四川各省在内战和抗日时期并无中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何中共官方会有征派，还最为骇人？’以下为一则重庆市江北区文史资料的札记.

"在<江北文史资料>第7辑,有抗战时期国府征借购田赋与中共征发公粮的较详细记录.

抗战期间,国府因为军费浩繁,不得不提高征额,并辅以购借,购借之偿金只有3成现款,另7成除以粮食库券抵充外,亦有美金公债券与美元储盖券.1944年最高额度达征借额6万6314石(795万7680斤),另对大户额外征1万4563石,合计8万877石(970万5240斤).另有省,县附加粮,尊师粮,文化粮,献粮(由积縠拨给),积縠,预征等,以致""尾欠积累甚多,虽每年发出训令,但欠额连年有增无已"".

这些欠额在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一笔勾消,但在大陆上的文史资料,讳言此事.

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可损杂税的最高峰,总额折粮970万斤,而且有不少战后被豁免的拖欠.

1949年中共公粮征发达3989万斤,几乎达国府时代最高额之4倍.1950年以年产量13%计征,达3542万斤.其后则展开统购统销.

"

以下为铜梁文史资料的札记:

"在<铜梁文史资料>第2辑,有原铜梁县委工作人员李崇仁的回忆文章,对铜梁县早期征粮的胡涂作风有详细描述,值得参考.1949年12月2日中共于铜梁成立铜梁县人民办事处,22日成立县政府,接管政权.铜梁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原乡保甲人员大致留用.1950年1月,铜梁县接受了1949年度公粮任务6755万斤(其中加征为2500余万斤).李崇仁回忆道:

""铜梁当时共有4,5万人口,在国民党溃逃前已征过一次公粮情况下,人平均要缴纳公粮150余斤.当时完成任务有相当困难,但这是一项必需完成的任务.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公粮,就不能解决大批入川军队和大量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便不能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便不能支持城市建设任务..."".

""在征粮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政策问题.如按田赋征收的办法,好处是简便易行,群众习惯,但原来的赋元基础不合理,难免有畸轻畸重的问题,而且负担面很窄.全县共有占总户数20~30%的佃农,因为自己没有耕地,也就没有赋元,所以就不负担公粮.这次征收的公粮实 上由30%左右的人来负担,这个问题开始时并未引起重视,后来才根据上级规定,向佃中农征收年产量5~6%,佃贫农征收年产量2~3%"".

""大户加征的政策问题更多,所谓大户,是指地主.政策规定地主除完成普征粮外再加征40~50%.当时并不知道全县有多少地主,应完成多少普征粮,便已定下2500余万斤的加征任务.这实际上是以任务来定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政策与任务的矛盾.什么是地主?当时认为出租土地,不劳而获的是地主(实际上许多是小土地出租),因而便一律加征40~50%,这就加重了小地主与小 土地出租的负担...,当时县委试图将大户加征的政策具体化为只有少量土地出租,生活相当于中农者加征20~30%,一般地主加征40~50%,对大地主加征70~80%.但又怕完不成任务,未能实行.当时是以完成任务为最高原则,加征40~50%的政策规定实际上是放在参考位置,加征任务轻可能不到40%,加征任务重,便要超过50%..."".

""因为刚解放,征粮任务紧迫,力量有限,又不了解情况,不可能事先经调查研究定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征粮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实行上述方法,工作做的粗些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没有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思想上逐步形成一种只要任务,不讲政策的单纯任务观点,对后来的工作危害非浅"".

这种搞法,李崇仁下一个印象深刻的工作经验,自然就是剿匪了.1950年1月下旬铜仁县境暴发农民起义,""这些土匪暴动起来,首先是围攻区政府,捕杀干部,破坏征粮.平滩区被匪围攻,区委副书记被害...江津基干团政委曹弋笑同志带领一个营到铜梁,在西泉山上被冷枪射杀..."".

李崇仁总结道:""当时有人认为,这次匪乱是征粮引起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不甘心灭亡的.我们不征粮,他们也要捣乱.但征粮工作首先触动了地主阶级,而且工作中又有一些缺点,他们便乘机用来欺骗群众.如果当时工作做的好些,有可能缩小他们的叛乱规模..."".

在<铜梁文史资料>第3辑,有铜梁县田赋与中共的农业税比较.抗战期间,1943年征额为18万771石,1944年在18万771石上再加征借额4万3300石(实入库2万4457石).1947年加文化事业縠4460石.即国府时代征粮的最高峰为2200万斤.

1949年度6670万斤农业税在4个月的征发后,大致完成.每征3斤縠,并附征人民币20元,柴草2斤.加征大户不足可以金,银,棉纱,桐油,菜油等抵交,对佃耕中农与贫农则按人口每人征收扩大粮5~10斤(时称翻身粮).所以1949年度的公粮除征到5047万斤之外(完成任务82.6%),附征到人民币1亿171万元,柴草928万斤.

征额约为国府最高峰时之两倍.

1950年,完成公粮5238万斤(涵附加粮683万斤),超出任务17.95%.

1958年征额为6254万斤.1961年因自然灾害影响,降为2247万斤.

当年在四川的重派形成大规模暴乱,中共官方定义为”剿匪”.司某也搜集了不少这类故事.

突突君又质疑”另外我们讨论的是抗日时期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看法问题，最多延续到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比较，为何扯出解放后的东西，甚至三年自然灾害……”

司某为什么跨度如此大呢?因为唯有作如此跨度的观察,才能明白四川,乃至全国,这场灾难的根源.其根源即为中共在建政之后,始终没有停止其战时征发之思维,他就是说,战时体制并未被收束.在平时仍作如战时之征派,最后基本否定私人产权,以最低廉工资累积成骇人的国家资本,以推动其政策目标.

相较之下,抗战胜利之后,国府在1946年至1947年之间豁免全国赋税与拖欠.

虽然因为地方需求而继续出现小量摊派,但是国府收束战时体制的决心,仍然使国府在内战初期对内战显的力不从心.

这是司某将致力深入的题材,聊草数笔于此,供突突君参考.

第三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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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材料就是必带诽谤，国军说没有训练班就是没有。多斩钉截铁啊。

如此读史，佩服！

前面龚专员一死换人，后头的县长就因贪污畏罪自杀。那是不是龚专员失察呢？

不管怎么说，要这边只凭武专员自述就相信武专员是不贪污的国民党比较难.总得有些人证吧。例如怎么清苦自戒之类的例子。

横竖也是国军腐败，还要调过来毁谤吴专员干啥。。。

咋这边就不诽谤他俩贪污呢？不是必定诽谤的吗？

先前，国共两党在滑县这一带的关系还算平和。县政府官员变来变去地出洋相，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指责、干涉，还很注意维护专员和司令们的权威，一门心思地搞宣传动员、协助建立抗日武装，忙得热火朝天。实事求是地讲，若没有共产党的帮忙，张荫梧的民团和丁树本的游击纵队是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的。

抗战之初，豫北地区共产党特委书记是沉稳老练的王从吾，滑县工委书记是精明强干的吴蓝田。而那些负责搞宣传、跑联络、走“上层路线”的，大都是些地方名家子弟，聪明、热情、灵活。有一次，聂元昂（聂元梓的三哥）在街上刷标语，写的是“不分党派，一致抗日”，豫北专员龚柏龄（先前马甲误作“龚百龄”了，谢谢司徒卡兄指正）看见了，觉得不爽，聂元昂马上就改成“不分派别，守土抗敌”，龚专员顿时舒服多了，直夸奖小聂聪明。

共产党人不争官、不贪财、办事积极，组建的各种抗日团体也都经过了批准，名正言顺。政府的专员县长们找不出啥毛病来。

38年9月，吴蓝田调到东进纵队三团（原四支队）当政治部主任，19岁的赵紫阳接任了县工委书记。于是，滑县的共产党干部就基本上是些“毛孩子”了。从这以后，滑县的党组织只掌握一个规模很小的“独立大队”，没有再能够组建起有力的武装，从而也给日后的形势变化留下了隐患。

39年初，丁树本、龚柏龄去洛阳开“九届五中全会”，他们不仅领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精神，还带来一批国民党干部。回到豫北，专员们就着手解除共产党人担任的各项职务、取消抗日救国会的供给、要求民先队员加入国民党，还撤换了和共产党关系较好的东明县长张惠僧、长垣县长毛迪亚。

这么一来，原本在各个政治处、政工队“打工”的共产党小青年们就“失业”了，于是都跑到赵紫阳那里，帮他发展党员。一帮“红孩儿”你追我赶的，短短半年时间，就把滑县的共产党员数量从一千人发展到一万二千人，小赵同志也从“工委书记”变成了县委书记。

不过，毕竟是小年轻，办正事也喜欢出怪招。有时候到乡下去搞演讲，老百姓围着听得挺开心，可最后叫他们登记参加共产党，却都笑着摇摇头走掉。小伙子们白忙活一场，郁闷得要命。于是晚上就开会，也不讨论正经事，几个人猛唱歌：“河里的水呀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今日又烧张家庄……咱们活着有啥用哟，拿起刀枪干一场”……

村里的农民觉得好奇，就跑来偷听，结果被埋伏在窗口的小伙子抓住了，“我们开会，你们竟敢探听机密！要么打一百棍，要么入党”。那还用说，当然选择入党。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大地上，不管领导提出多么不合实际的指标，下级都可以完成。但不择手段的结果也就经不起检验、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共产党员多了，丁树本很不高兴，他命令滑县县委停止活动。赵紫阳反驳说：“我们是在野党，可以不干涉政府政令。但协助抗日、发展党员是我们的责任和权利”。丁专员讲不过赵书记，就找个借口把县委委员穆俊民杀害了。对此，抗日救国会也只是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

滑县这里的共产党组织虽然活跃，但国民党的实力却要强大得多，并且到了39年的时候，国军的正规军也越来越多（在当地主要是孙殿英部和杜淑部）。各种武装都在这里聚合，彼此间就难免磕磕绊绊，打黑枪、绑票、抢劫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6月的一天，聂元昂和县委的部长钟本舟去中妹村联系工作，正巧，开封名角田秀英也在村东大庙唱豫剧，俩人就跑去“追星”。演到一半，聂元昂发觉周围的人很杂，就回驻地去了，十七八岁的小钟部长拍拍腰里的头把盒子：“熊！怕他谁？”，继续看戏，结果第二天被打死在村北。

有人认定这件事是王泰恭干的（因为中妹属于王主任的联保处），并归结为他对共产党的挑衅。但马甲个人认为，钟部长之被害，多半是那把崭新的“头把盒子”惹的祸。在当时的豫北，有两样东西最能引起游民的贪念——枪和青铜器（号称青铜之冠的“司母戊”方鼎，就是39年在这里被盗掘出来的），因此，小钟被人打黑枪，或许并非出于王泰恭的指使，物质诱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县城被日军占领以后，国民党政府机构跑到万古镇去了，而共产党的县委却依然坚持在县城附近的留固集。留固周边，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较好，赵紫阳等人都在这里办公，而这一带也正好是王泰恭负责的联防区。虽然找不到什么具体事例，但从当时的共产党县委能够支持群众选举王泰恭为本区的区长，并且认为留固区是自己的“控制区”，可见双方应该相处得不错，至少不至于发生恶性的纠纷。

39年底，经过周道村战斗的王泰恭声名如日中天。虽然早期的基本力量在以往战斗中消耗很大，但这时候却有更多的人携枪牵马来投奔他，他的自卫大队也很快超过了千人。一些地方豪门和有名的大地主纷纷为王泰恭提供物资、寻求庇护，这使得老王的经济实力有了本质的提高，他也因此进入了“千顷牌”的行列（所谓“挂千顷牌”其实是个荣誉称号，并不一定要有十万亩地，只是表示经济影响足够大，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信用等级”的意思。滑县还有个汉奸地主孙步月，也是因为枪炮厉害而声称挂上“千顷牌”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国民党干部和地方失意官员（比如以后被骑兵团活捉的副司令郭壁臣、还有司徒卡兄文章中引用的暴惠民等人）也陆续依附王泰恭，这一方面使得王大队的训练、管理逐渐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使王泰恭这个地方豪杰越来越多地接近政治、越来越需要在政党态度上表明立场。

而这时候，在王泰恭的身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曾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豫北组织部长的吴蓝田。吴蓝田也是滑县人，和王泰恭一样是地主出身、师范毕业、能文能武，俩人的关系很不错。39年底的这段时间，吴蓝田经常在王部活动、其警卫员和助手也在王大队兼职，虽然现在无从考证当时都做了些什么，但从吴蓝田的个人能力和既往业绩来看，如果不发生意外，王泰恭所部被争取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营中，应该是早晚的事。

然而事不从人愿。就在这时候，豫北地区的“肃托”运动开始了。

（如果讨论“肃托”，一定见仁见智。这话题扯起来难免太长，干脆跳过吧）

既然是“肃托”，就要找“托洛茨基”。39年“肃托”的目标是“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也就是要抓间谍、特务。

新上任的豫北地委书记信西华对“肃托”很重视。信西华这人疑心特别重，往好里说是“极左”“主观”，往坏里说是“狭隘”“阴毒”，他当组织部长时就经常杀人，甚至部下没及时汇报工作竟然也会被他下令处决。动不动活埋、杀头的，搞得大家都很怕他。

运动一开始，信西华首先盯上了陈曙辉。小陈当时担任冀鲁豫卫河支队司令员，信西华对这个别动总队出身的国民党少将很是怀疑，决定杀掉他。理由是国民党的《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中有一条：“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队，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因此，信西华判断这陈司令肯定是特务。

特委书记王从吾闻讯赶紧劝阻，说了半天，信西华才答应把陈曙辉送去学习，但却始终不同意他入党、也不承认他是高级干部。40年百团大战中，文化教员陈曙辉抱着机枪冲锋，牺牲了。战友们检查烈士的日记（这日记后来出版了）才知道他曾经是个支队司令员，新八旅把事情捅上去，引来了中央调查组，信西华这才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

在39年底，信西华没杀成陈曙辉，又盯上了吴蓝田。

吴蓝田这人有本事，可惜却患寡人之疾。他原本是有老婆的，却爱上了一个又一个女同事，偏偏那些女人们也都爱他。于是每次恋爱都惹起大风波，吴蓝田也一再被降职，从部队转到地方、从冀南地委组织部长降为豫北组织部长、最后一直降到回滑县立功补过。

信西华认定吴蓝田已经变质，理由一是其生活作风有问题；二是他和王泰恭交往密切，形迹可疑。于是，地委书记决定采取“断然行动”。可吴蓝田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老手，信西华没有能够杀掉吴蓝田，反而逼反了他，从此，豫北出现了一头疯狂的恶狼。

吴蓝田的叛变，导致滑县的抗日统战工作出现全面的倒退，也使得原本有可能与共产党合作的王泰恭，逐渐倾向了国民党。

39年底到40年初，冀南和冀中的八路军实施了反击石友三的两次战役，129师骑兵团也参加了战斗，而且是绝对主力。石友三是个什么玩意马甲我就用不着多解释了，国共双方对他的评价应该差不多，反正该打就是。

可没想到，打着打着，把丁树本给绕进来了。

石友三和丁树本是老熟人，他们原来是西北军的同事，只不过一个是带兵打仗的将官一个是搞后勤支援的军需官。于是这次石友三和八路军开仗之前，先就拜托军需官准备帮忙，丁树本虽然是个文人居然挺讲义气（西北军里讲义气的人可不多），满口答应“放心放心，出了事我兜着”。打了没几天，石友三果然出事了，掉头就往濮阳方向跑，丁树本立刻出兵掩护。

八路军本来是争取丁树本“中立”的（人家孙殿英就“中立”得不错），可既然他主动出头了也就不能再客气。于是顺手就打个卫东战役，把丁树本从直南赶到了豫西，控制了周边十多个县的广大区域，并且在滑县歼灭了县城附近的日伪军五百多人。

在此之前，滑县政府的事都是由丁树本定夺（豫北专员吴旭如是个没兵的官，说话不管用）。现在，滑县县长贾心斋就宣布反对丁树本的倒行逆施，带领县政府职员和武装接受共产党领导，受到了我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贾心斋后来担任了冀鲁豫行署副主任、平原省副省长，解放后任河南省副省长，1964年去世，享年80岁。

在卫东战役中，八路军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石友三、丁树本和日伪势力，也顺势消灭了一些不抗日、专扰民的土匪武装。在此期间，共产党的部队曾经集中在县城附近，也曾经在王泰恭的老家岳村一带搜寻叛徒吴蓝田，但并没有和老王的队伍发生任何矛盾。

可是，虽然县委机关就在王泰恭的驻地附近，却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去做过老王的统战工作。原因很简单，连老资格的吴蓝田和他混在一起都脱不了干系，在“肃托”的影响下，上面还有个那么多疑的地委书记，谁会愿意去惹这个麻烦呢。

于是，王泰恭终于和共产党差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