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康生死后，他收藏的文物到哪里去了[文摘] -- 大大的熊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 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骯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 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 ﹐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 ﹐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王力反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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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占据不还，直到张和陈毅说起这事，又通过周总理的干预才要回来的。

thanks.

第一次看到王力文革后写的文章。想来应该是事实。同意他说的，中国就是这样，墙倒众人推。一旦落势，什么都不对。势利，是许多中国人的通病。王力在倒台下狱后，还能为别人说出公允的话，从这一点上倒有一些佩服他。

引自:

http://cjch.bokee.com/1248634.html

康老身上有一丝中国传统文人气息，对文物有所用心，并有书法功底，这些都不可否认。如果是真正的旁观者做此类文章，也算独辟蹊径，照亮了康生的另一面。

但是此文如果真的出自王力之笔，某指认他这个文革余孽别有用心，而且用心险恶。

现在利用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对某些久有定评的，臭名昭著的历史罪人一点点松动翻案是很巧妙的一手。不易引人反感，放长线，潜移默化，利用时间的催化作用，慢火收功。这类手段讨巧且阴险。

比如，宋朝著名四大书家，苏黄米蔡，那个蔡就是原指蔡京。因为蔡京名声太不堪，换成蔡襄。但是纯论书法，还是蔡京地道。那么就有那别有用心之徒数百年后而今，慢慢地打着还原历史真面目的旗号逐步把蔡京再换回去，而且就书论书，蔡京也不枉这类肖小一番苦心。于是日换星移，蔡京老贼也看上去不那么丑了。

再如，明末叛臣洪承筹，引贼入室，屠剹江南，为汉奸之前辈，连承他叛变果实的清帝，也毫不客气地列这位有功于清的大臣入贰臣传，可算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可是数百年后，又有人从纪念桑梓历史名人入手，在洪之家乡开会纪念洪承筹，搞诞辰，逝世几百年研讨会之类的活动。洪承筹三字，又附在了历史名人的名单里了。

那么读王力论康生之于文物的真相一文，明显看出是把康老还没脏的这面使劲再擦擦亮。康老百罪，犹有一功啊。

接下来，看看，连康老都有这些可圈点的地方，当年文革左派王关戚，关锋临死还出版了一部研究庄子的大书呢，那可是单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作品。那么，再看看，王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一无是处吧，至少还是个会写字的秀才呢。就是，人没有特别丑的。小王，接着写，哈哈，哈哈。

某说他王力写康生别有险恶用心，到这里昭然若揭。

王力此文有何不实之处? 请示之!否则他人也可说"Songhua此文，别有用心!"

以下为节选

說來可笑的是﹐由於當朝權貴從抄家風中撈了一票﹐許多珍貴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領導人康生是抄家物資的蒐羅者。他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當「紅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鄧拓﹑前副總理龍雲﹑名畫家齊白石等上層人士家中時﹐他就先下手了。他將一個心腹召去﹐指示他帶領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當十幾卡車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員會之後﹐他就成了那裡的常客。開始是白拿﹐後來象征性地付點錢﹐比如漢朝蔡邕書寫的石經的宋代搨本﹐他付十元﹐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真跡付五元。另一幅宋畫﹐他看了愛不釋手﹐於是掏出一毛錢﹐說「這幅畫我買了」﹐就拿走了。

陳伯達也是個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錢杏村)藏書甚豐﹐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兩代的書給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書房﹐副總理陳毅﹑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去看過﹐陳伯達﹑康生也去看過﹑借過書。抄家風一起﹐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宣佈陳﹑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書房﹐任何人不准動。」這樣﹐阿英的藏書未被毀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掃地出門﹐「緊接 ﹐陳伯達以『審查』為名﹐親筆手諭﹐搶掠了阿英的全部圖書收藏。」(115)

當朝權貴從抄家中撈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時﹐文管會整理文物者奉命將所有東西攤開陳列後﹐被關進一間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們聞聲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東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還約了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隻十八開金的法國懷錶﹐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並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七元錢。(116)

文革後中央美術學院畫家葉淺予獲平反﹐文化部決定將當初抄家物資歸還給他。但不少珍貴字畫﹑墨﹑硯﹑石章早被當時的「中央首長」拿走﹐文管會只給他開了一張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婦（八件）﹑江青（三件）﹑汪東興（一件）﹑李作鵬（一件）。(117)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宮作「內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為私有﹐他得到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後﹐竟蓋上了自己的印章。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兩千多年前西漢大將韓信的圖章﹐從《紅樓夢》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實﹐只要還留存在人間﹐總還有完璧歸趙的一天。康生蒐羅國寶﹐祗是在他那個大得「足可以辦一所大學」的公館【康生語】裡把玩﹐畢竟沒毀掉它們。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寶物現在又都回到了國家博物館。而被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貴文物﹐則永遠消失﹐再也不會回到人世間了﹗

　　　　　　注　釋

(1)　慕湘《阿英的晚年》﹐見《鐘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頁。

(2)　《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一四九﹑一五一頁。

(3)　于輝編《紅衛兵秘錄》第２９４頁。

(4)　《鐘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一頁。

(5)　《當代中國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一六八頁。

(6)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等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冊第9-79頁。

(7)　一九八六年版《川沙縣誌》第38頁。

(8)　一九八九年版《嵊縣誌》第29頁。

(9)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志》第20頁。

(10)　一九八九年版《江寧縣誌》第38頁。

(11)　一九八四年版《青村志》第十一頁。

(1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13)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匯》月刊。

(14)　《人物》雜誌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一三三頁。

(15)　丁力編《風起雨落幾鴻儒》第三○九頁。

(16)　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第41頁。

(17)　《嘹望》週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４２頁。

(18)　《嘹望》週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３９頁。

(19)　《海上文壇》一九九二年二月號第91頁﹐《世紀丹青朱屺瞻》。

(20)　一九八九年版《勉縣誌》第４５４頁。

(21)　一九八二年版蒲山縣《鶴山鎮志》第９３頁。

(22)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頁。

(23)　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２６５頁。

(24)　《鐘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頁。

(25)　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號第４４頁。

(26)　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該文影印件。

(27)　一九九四年版《宣漢縣誌》第968頁。

(28)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２６５頁。

(29)　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１５４頁。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講話選集》第四十二頁。

(30)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陳毅在全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形勢報告﹐同(6)﹐第二冊第１０-１５頁。

(31)《歷史在這裡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１８６頁。

(3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33)　《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頁。

(34)　陳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漢七二○事件親歷記》第十九頁。

(35)　一九九○年版《安陽縣誌》第八十九頁。

(36)　《新華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號﹐艾湘濤《通天人物》。

(37)　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一二九頁。

(38)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來接見半工半讀學校部份革命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10-44頁。

(39)　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一二九頁。

(40)　一九九三年版《安遠縣誌》第587頁。

(41)　《當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十七頁。

(42)　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二二九頁。

(43)　《嘹望》週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４５頁。

(44)　《嘹望》週刊一九八五年第２７期。

(45)　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五一一頁。

(46)　一九九二年版《霍邱縣誌》第六七六頁。

(47)　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597頁。

(48)　《含山縣誌》（合肥﹕黃山書社﹐1995）第20頁。

(49)　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區志》第八七七頁。

(50)　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597頁。

(51)　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五一三頁。

(52)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5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54)　《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頁。

(55)　《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頁。

(56)　一九九二年版《寶山縣誌》第920頁。

(57)　一九九一年版《延津縣誌》第五七七頁。

(58)　一九九二年版《肥城縣誌》第３０頁。

(5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接見大連鐵道學院代表時的講話﹐同(6)﹐第四冊第１２-８５頁。

(60)　一九八五年版《通城縣誌》。

(61)　《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一一八頁﹔

(62)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頁。

(63)　《文史資料選輯》第９２輯第３８頁。

(64)　新華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電。

(65)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發言簡報﹐賈芝發言第五頁。

(66)　同上﹐第六頁。

(67)　同(65)﹐萬里雲發言第3頁。

(68)　一九八六年版《修武縣誌》第７３０-７３１頁。　

(69)　《新華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70)　香港《百姓》雜誌第六十六期陸鏗的文章。

(71)　《三月風》（北京﹕中國殘疾人雜誌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二十三頁。

(72)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

(73)　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華藝出版社﹐1989）第52﹑230頁。

(74)　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號第六十二頁。

(75)　《人物》雜誌一九九○年第二期。

(76)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第二○五頁。

(77)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頁。

(78)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頁。

(79)　《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頁。

(80)　葉永烈《名人沉浮錄》（桂林﹕灕江出版社﹐1992）第39頁。

(81)　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二○七頁。

(8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烏魯木齊市對新疆革命少數派的講話﹐同(6)﹐第三冊第１１-１０８頁。

(83)　《鐘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84)　《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蘇省公安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967）第八頁。

(85)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葉劍英接見首都十三個藝術院校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9-91頁。

(86)　一九八六年版《建德縣誌》第五○二頁。

(87)　一九八一年版《臺安縣誌》第三八九頁。

(88)　同上﹐第一三三頁。

(89)　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１５４頁。

(90)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陳毅在外文出版局全體職工大會上講話﹐同(6)﹐第二冊第９-５６頁。

(9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來接見西安同學時的講話﹐同上﹐第９-６１頁。

(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九六○頁。

(93)　一九九五年版《貴德縣誌》第27頁。

(94)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對全國紅衛兵代表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10-5頁。

(95)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見中央民族學院干殉班的西藏學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10-82頁。

(96)　同上。

(97)　美洲《民主中國》一九九三年七月月號第二十二頁。

(98)　一九八八年版《代縣誌》第三七八頁。

(99)　一九八六年版《運城地區簡志》第五一二頁。\r

(100)　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四八六頁。

(101)　一九八九年版《新津縣誌》第７３５頁。

(102)　一九八八年版《什邡縣誌》第２１-３１頁。

(103)　美洲《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4)　一九九○年版《歷城縣誌》第三九四頁。

(105)　一九八八年版《五臺縣誌》第７１１頁。

(106)　一九九○年版《休寧縣誌》第３１頁。

(107)　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108)　《黑龍江四十年》第375-376頁。

(109)　一九九○年版《嶗山縣誌》第７３５頁。

(110)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報》。

(111)　《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號第六十七頁。

(112)　一九八九年版《銅鼓縣誌》第五七八頁。

(113)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

(114)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115)　《歷史在這裡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頁。

(116)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六十七頁。

(117)　葉淺予《十年荒唐夢》。\r

(118)　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盜竊寶記》。

1，以 google 检索 “康生 交公 文物”，你会看到只有这篇文章在很多个网站上的转帖，提到

他交公文物。

2，从官方记载，不同的有实名的目击者，和文革受害者那里你会看到很多是关于康生夺取他人文物的指控。

http://www.yfzs.gov.cn/gb/info/LawData/gjf2001q/gwyfg/2003-07/16/0830298564.html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收回文化革命期间散失的珍贵文物和图书的规定

http://www.bjww.gov.cn/2004/6-28/99.shtml

北京文物事业五十年梗概---荣大为

http://www.bjww.gov.cn/2006/4-6/173132-2.shtml

忆北京市文物局藏近现代新善本书刊文献的来历--孙春华

十年荒唐夢---葉淺予\r

如章乃器

见下贴

将别人家里的文物掠夺为己有，再假惺惺盖上个“交公”字样的图章，这个“雅贼”作的滴水不漏嘛！

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某贴开篇即写道：

但是康生之于文物如何如何，别人评得说得，就是王力之徒他说不得。因为他们嫌疑太大，自身太丑。这些小人把康生脸上的一块不太脏的地方再擦擦干净，借机顺便也就拂去了肖小王力之徒脸上的一些灰。

所以对此文革小人，不容其再有话语权。只可给他一支笔，（量他也不会别的），老实交代情况，只有叙述，绝无一字一句涉及评价。

再说几个例子：

百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有英雄如邓世昌，也有败类如方伯谦。其实方伯谦其人也是早早年间中国留学欧洲习海军的先驱留学生，本人也相当聪明，在学习期间的成绩也好。这些“实”的地方，后人客观研究一番他的留学经历无妨。但是方家自己的子侄后辈罗掘出这些陈年旧事，加以渲染，再出版个小册子，挖空心思取个看似中性的书名“甲午海将方伯谦”，什么意思啊？居心何在啊？大家看到这样的书舒服吗？

例二，本党本军第三元帅林彪的战功已经被正面肯定，电影里也出现了真实的镜头。这都是实的地方。但是林总在世的女儿跳出来喋喋不休地絮叨他父亲当年并不愿意出逃，而是被叶群，林立果所左右的，被迫的，云云，什么意思啊？还是有人正告林立衡说的对，林彪，岂是叶群之流能“左右”的？！

日！ 看的我作呕！

把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物保存下来是第一位的。至于保存这些文物的手段，和今天这些文物所在的位置（在其他国家收藏）我觉得倒是次要的。

另外我觉得王力写这篇文章没有为康生翻案的意思，他自己还没翻案呢，哪有能力为别人张罗翻案。只不过是以自己的眼光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为别人解释和洗刷一些污点和不实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