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故事（一）出发 -- njyd
看到河里的朋友文彩一个比一个好，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我也有点手痒，可惜我上学时作文从来没有高过七十分。再看河里的朋友年轻的较多，看来都是朝气蓬勃的年青人，对八十年代前的生活熟悉的大概不多，就算讲个故事吧，
我可以保证在这个系列中（说是系列，因家务繁多，不敢保证能写完）所说的都是“史实”，如有不符史实的只是记忆出错，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史实”加引号是因为只是我自己的史实，与二十五史之类的远远不是一个档次。
先从怎么去的说起。
当年去插队的大多并不心甘情愿，有的还是半强迫去的。不过我们那批去内蒙的都可以说是自愿的，我能去成还经过了一番努力。之所以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们走的可以算是文革中最早的，至少是南京最早的一批。虽然那时“革命小将”的前途已经基本确定，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但初中生还是有其他出路，我所在的班就有十几个升学的。不过按我在班中的地位升学大概无望，不是去内蒙就是到苏北农村。我到现在也不后悔当时的选择，至少我所在的那个知青集体除了极少数人外都是非常团结，积极向上，绝少有悲观的时候。这方面的故事有时间的话还要说说，这也算学萨苏挖个坑吧，不知这个坑能养多少鱼。
是不是要插一段广告？
文革开始时我初二，满脑子革命化思想，当然不是那种“最革命”的。写了一些大字报，还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隔壁班的班主任，把头画成蛇脑袋，意思是用封资修思想毒害学生。现在想起来那时一股革命热情，做法非常幼稚。在这里向那位老师道歉，可惜那位老师的姓名忘的一干二净。
“革命”开始没几个月就停了课，除了少数最积极分子还留在学校“闹革命”外大多数都放了鸭子，我当然是自由了的其中之一。有一次想参加红卫兵，到学校一看不是红五类不收，只能参加外围组织。只能入另册又不甘心，于是成了彻底的逍遥派，每天与几个好友用弹弓打鸟度日。
到了一九六八年七八月还是八九月间，传说提倡知青上山下乡，未来生活的所去所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南京有一帮中学生，不，应该叫革命小将，开始组织到边疆去，有几位还到内蒙进行了考察，我闻讯“出席”了报告会之一。
他们去的是内蒙东部东乌珠穆沁旗，据说那里人骑在马上草能到肩膀高，其他说的什么都忘了。一番鼓动说的我心摇神往（这个词好象错了），第二天就跑到学校报了名。
没几天批准名单出来了（还要组织审查批准），我的大名列在其中。
过了一段时间，第二榜出来了，（天哪，还要三堂会审）我的名字没了。这下我急了，找到校革委会主任，（是个高三学生，革命军人后代，我校实力最强的组织八二七的头头）回答说是名额有限。我妈看到我着急也去找过他，说是回话时面红耳赤，大概是有愧在心。后来分析大概是名额按第一榜报名人数定，后来又有这位主任的朋党想去。我是个无名小辈，又不在“党”，所以把我去掉以腾出空额。从后面的交往看，这位主任为人还是不错的，是个好人。
第三榜出来了，（还真是三堂）还是没有我。
荣登榜中的人都开始做出发的准备，我就拉着母亲直接找到内蒙来接人的代表团，还带了份血书以示决心。（是真的血书。刺手指可真痛，又不敢割个大口子，左挤右挤中间补充刺了几次才写出十几个字）代表们态度还不错，收下血书叫我等消息。
眼看叧人就要出发了还没消息，只好躲在家里暗自神伤。
到了“D”日前两天，峰回路转。学校革委会的组织委员突然送来一份“荣誉证书”，在内蒙代表团的干预下给我们学校增加了一个指定给我的名额。
在父母的帮助下，一天之内买了装具（柳条箱，一直保留到回宁后的一九八八年），领了发给我的棉衣棉被，打好包在“D”日前一天送到车站。
“D”日，(公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没有要家人去车站送我，出门时奶奶看着我的眼神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车站上站里站外红旗遍地，人山人海。送我的只有一个人。（小学同学，和我一样初中都没上完，回城后在八几年以初中毕业的身份考上硕士研究生，后来被美国一家不知是研究所还是制药公司看中，象河里的许多朋友一样也去了美国，前余无量，和我比是一个天上地下。可惜九几年临回国前在美国下海游泳出了事故，经过两年的植物人磨难去世，据说花了美国保险公司一千万美元也回天无术。从小几十年的友谊现在阴阳两隔，写到这儿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
临开车时车上车下哭声一片，使人感觉到离别的悲壮。（没有一个人是为我哭）火车经过刚通火车的南京长江大桥向北行去，（那时桥上公路还未开通）车上同行的没几个认识，从此生活打开了新的一页。
花絮：开车后只要见到铁路边有人大家伸出车窗外手摇红宝书，一不小心把主席语录掉在大桥铁路边的人行道上，还夹了两块钱，因为里面写有我的通讯地址，当时还希望巡道工拣到给我寄回来。
期待大家的鼓励，否则可能没决心写下去。
这种回忆文章不知该往哪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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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老前辈啊...
花之花之
支持，继续写精彩故事。
随着火车行进的咣当声，原来不认识的人逐渐熟悉起来。也随着内蒙的临近，一些人的外号也改成具有地方特色。比如说后来成了我的莫逆之交的一位同学因为剃着光头，在南京时外号叫坛子，随着咣当声不知不觉地变成喇嘛。记得不知哪个学校的过带了一条大狼狗，在车厢里窜来窜去，惊的一些胆小的女生叫声一片。
我们这批记得是一千挂零，送我们的是专车，没有个准点，经常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好象是三天后早晨天还没亮，火车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停下来。通知说是临时停车，停到天亮后说是到了，大家下车。
到站叫海勃湾，是当时内蒙为数不多的“市”之一，八九十年代与附近的乌达市合并现在叫乌海市。地处内蒙西部黄河边，在包兰线与宁夏接壤的地方。南北是不知名的小沙漠，东部是光秃秃的千里山，过了山东南就是毛乌素沙漠，现在的地图上变成了沙地。西边紧靠黄河，过了黄河也是一片大沙漠，叫乌兰布和沙漠。可以说是个被沙漠包围的城市。
乌海市的主要产业是煤矿，从市北边往南直到宁夏的石嘴山市地下都是大煤田。转远的东北的内蒙东胜和东南的陕西神木也有大煤田，不知与乌海市间地下是否连在一起。除了煤矿外还有一个大兵工厂，据说是制造自动步枪。（后来我在海勃湾铁路上工作时还在车站上“偷”过运往工厂的三梭枪刺半成品，不过很快就被厂里来人收缴走了。）市北有个千里山钢厂，市南还有一个平顶山水泥厂，和拉僧庙碱厂，都是中等规模，不过在内蒙还是排得上号的。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小厂矿，据当地人介绍除了金子以外其他矿藏都有。
后来看了范长江的一篇文章，二几年时他对包头到石嘴山间沿途进行考查，走到海勃湾这个地方时住了一晚，当时只有两户人家。
不过我们刚到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周围一片荒凉，草也见不到几株。当时车站只有两股道，就象内地最小的会让站（七0年左右开始扩建车站，我还有幸参加，现在是一等大站）。车也没停在站台上，下了火车还要走下高高的路堤。进城只见十字交叉的两条马路，路上一半复盖了流沙，路两边种了沙枣树，要用自来水浇灌才能成活。城里最高的建筑是两层的市委招待所，和百货商店。
在海勃湾住了两天，住在市一中的教室里，除了欢迎仪式外就是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注意事项，说了些什么也忘得一干二净。
抽空到街上转转，第一天那些饭馆简直进不去，一股扑鼻的羊羶味，第二天就什么也闻不到了。到商店买了把挺漂亮的刀子，这可是梦想多时的，以后才知道买的不是蒙刀是藏刀。
后来招工后在海勃湾呆了八年，（老子抗战八年）回宁后九0年又回去一趟，真是今非夕比，鸟枪换炮。
两天后坐上解放卡车，浩浩荡荡行进三百公里来到鄂托克旗，其中有两百人再往前到乌审旗去了。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漠的中北部，一路行去除了很少见的树外怎么也找不见侦察员所说的高过肩的草，完全不象想象中的草原牧区，根本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说到毛乌素沙漠现在改称毛乌素沙地是有道理的，不象电视上的沙漠那样全是光秃秃的流沙（当地叫明沙），多数是长着稀疏的沙生植物的高高低低的半固定沙丘，部分植物长的多的沙丘远看就象江南的群山，只是没有树。明沙也有一些，不太多。明沙一般要高些，最高的有上百米。
鄂托克旗政府所在地直到我们离开是只有一条马路，一二十分钟就能走到头。没有楼房，当时只有五千还是两千人口。照明靠柴油发电机，天黑时开始送电，夜深了就没电了。九0年再去时就变成了三纵四横的柏油马路，高压线也早就拉到了，还是那句话：今非夕比，鸟枪换炮。
当时在旗里干了些什么没印象了，按照分配我们到了公社。
我去的公社叫尔格图公社，也叫额尔和图公社，现在叫苏木（乡），蒙语音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在牧区呆了三年蒙语没学会几句。
牧区的公社面积大人口少，尔格图是个小公社，人口不到两千，相当于内地一个较小的大队，长宽有三四十公里，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县。因为人口少大队为最低经济单位，也就是大队结算。当时内地是小队结算。
在公社只记得两件事，一是自由组合分配大队，一个大队一个知青点，所以后来我们一提起来都说是我们大队怎么怎么，不象在内地插队的知青一说就是小队。二是会餐。
先从吃说起，会餐只记得脸盆装的大块煮羊肉，我用刚买不久的刀往里一插，起起来一大块－－肥肉。想放回去又不敢，想起介绍过拿起来的食物就要吃下去，否则当地人会不高兴的。于是其他什么都没吃成，还差点吐出来。
到尔格图的都是一个学校的，有七十多人，在南京去内蒙的学校中排名第二，而且基本上都是同一组织（文革中的造反队）。我不在“党”，没几个人认识，因为在火车上与一位高中同学聊的比较投缘，于是选择了他所在的大队，刚好与喇嘛在一起。
从公社到大队是步行，二十公里沙路，大队派了一辆牛车来拉行李。牛车走的不快，消消停停走了大半天直接到了水利队。
当时是滕海清在内蒙主政，他提出个口号：牧区要大搞粮食自给，原来牧区的粮食都是国家供应的。于是各地响应号召各大队都建立专门的农业小队生产粮食，这个农业小队就叫水利队。
只记得到的那天下着濛濛细雨。
插队生活到这时就算正式开始了。
往后就不能按时间顺序说故事了，一是具体发生时间已经记不清，二是各种事情前后交错在一起。只好想起什么说什么。
前面说到刚到公社时只记得两件事，现在又回想起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给分到各个大队的知青做形势介绍。
这位主任是蒙族，汉名叫谢兴岭。他人应该说不是坏人，只是患有当时干部的一个通病：极左，不折不扣地执行上面的左的指示，我想他如果活到现在肯定对当时的做法有所反醒。
对其他大队的知青怎么介绍的我不知道，介绍我们去的大队大意如下：
我们公社是纯牧业公社，在旗里是个小公社，收入也属末流。全公社共有六个大队，最大，离公社最远、最富的大队也叫尔格图；第二个叫什么想不起来，要去问问同学（我们把同到内蒙插队的南京知青都叫同学）（今天终于想起来了，叫“巴音布拉格大队”）这个队的大队长叫道尔吉，是公社贫协（贫下中牧协会）主席，中共九大代表；第三个叫额仁淘老亥，淘老亥是脑袋的意思，额仁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第四个叫东风队，是为粮食自给专门建立的农业大队，收入也最低，一年后干不下去了就被撤消了，知青也分到各个大队，分到我们大队的刚好是和小学同班同学；第五个叫乌兰淖，乌兰是红色的意思，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翻成汉语就是红色英雄，淖的意思是湖泊、沼泽。乌兰淖大队后来出了个牛人，这个人叫榺格尔，不过当时他还很小，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响当当的人物存在；第六个也是我们去的大队叫斯不扣大队，翻成汉语就是糖，要么就是甜的意思。
我们大队大约有三百六十人，南北长约二十公里，东西宽十几公里，人口、面积、收入在公社里都属中等。大队革委会主任，后来改叫大队长是汉人叫李成诚；副主任，重建党组织后任大队书记是蒙人，叫里日布，他也是队上的曽医。据谢兴岭介绍前者是“我们的人”，后者“不是我们的人”。他说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很复杂，要我们积极参与。（把我们当成半个工作队了，其他有的公社知青的境遇就大大不如我们，有的甚至象被管制一样不能外出）
当时榺海清曾下发过一个标着机密的文件（当时这种标着机密、绝密的文件很多，在基层谁都能看），说江西省已经清理出四十多万阶级敌人，内蒙要好好向江西学习，言外之意就是抓的越多越好。
到了大队发现形势确实很“复杂”，任你是谁只要稍微有点理由就会被“群专”起来，（群众专政）有的我们当时认为是正确的，（现在当然微不足道）比如说用刀子划毛主席像的，成份是牧主的。有些我们当时就觉得太过份，比如说有一位被别人发现毡子下面有一张主席像，刚好在平常坐的位置，当场就被群专；还有一位姓贺的汉人（他家还有故事），不同意大女儿自己找的对象，放言说就是毛主席来说也不行。结果自己被专政，女儿还是嫁了自己中意的人。这位还不吸取教训照样口无遮拦，不过也没有对他进一步惩罚。
这些被群专的人都集中在一起被人管着在水利队参加劳动，因为各家放羊不需要那么多人。经常被带到各小队批斗，有时还会挨打，有一次我跃跃欲试，最后还是没伸出手去。
我们大队最多时被群专六十多人，占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尔格图大队更多，三百九十多人中被群专了九十多人。牧区人口分散很难集中，往往台上（也就是个土平场）站着一大溜低头认罪的人，台下喊口号批斗的寥寥无几。
六八年底到六九年上半年，整个内蒙古都在深挖内人党，挖不到内人党的就抓“现行反革命”等。不光是内蒙，那时好象全国都这样。南京的亲友写信来说正在挖五一六。这五一六的来历不清楚，内人党全称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时成立的中共外围组织，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好象是在一九四八年在党中央的指示下解散，党员好象都转入共产党。文革中给搞出个子虚乌有的新内人党，所谓的内人党头头乌兰夫在北京受保护，普通干部群众给打成内人党分子饱受其难。直到搞的人心慌慌，全蒙大乱，连国家给牧区供应的粮食也运不进来，好不容易运进点玉米里面还夹杂着大量的冰碴，自己水利队种的点粮食也远远不够。直到实行军管形势才逐渐好转。后来接替榺海清的尤太忠（二十七军？）军长刚去时到的就是我们所在的伊克昭盟，（相当于内地的专区，现在叫东胜市，地级）开大会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尤太忠！”，没有这股威风当时真还压不住阵。
内蒙军管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就逐渐停了下来，接近六九年底（这儿的时间大概不准）时开始平反，被群专管制的受难者得以一个个回家。
我们公社停的就较早了，六九年春节后抓人就停止了，当然平反工作还是和全内蒙同步的。
为什么们公社停的比内蒙其他地方早？是因为知青采取了行动。
萨大，我的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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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上花就篇篇花!
很可惜，因为六九年一月十五日我骑马摔断了膀子，大约半个月后不见好就到东胜治疗去了，直到三月初才回到队里。本公社知青的行动无缘参加，所以以下有关行动的部分都是回去后听说的。没有亲历印象就不深，又隔了那么多年，这一部分只能大略写写了。里面一些人的想法都是我猜的，也许不是我所说的那样。
因为我们对当时的一些过火做法不理解，（实际上当时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与那些“积极分子”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每次到公社去时都要到公社革委会主任谢兴岭处去反映。每次他的回答都是“现在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就是要把深藏的敌人挖出来。你们要相信人民相信党（当时的党已经基本瘫痪，除了象征性的党中央外已经没有组织）回去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励，再多挖些敌人”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就只好带着疑惑瓜回大队，说返回大队就是回到我们住的水利队。
原来谢兴岭认为我们是“革命小将”，把我们作为依靠力量，拿我们当阶级斗争工作队。反映的次数多了，他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发现我们和他不完全一条心，不能依靠。就想给知青一点颜色看看，给知青一个警告。这时，机会来了。
乌兰淖大队（就是榺格尔的故村）有个知青，姓刘，比我高一级。他是个很随便的人，经常说些所谓落后话。同队的一位“积极向上”的章姓女知青没有少给他“帮助”。那天不小心把一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照片洒上了墨水。
本来就是被重点“帮助”的落后分子，这下可闯下大祸。
怎么办？他想出了个歪主意，把照片撕的粉碎，撒在野外，谁知这祸闯的更大。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人发现了碎片，一点点拣回来拼出一张主席像。这位刘知青知道后赶紧自首，以求从宽处理。
章知青也算是个小头头，接报后马上向公社汇报。我猜她如果有先见之明，知道刚好给谢兴岭送去一只鸡，很大可能会把事情压下。
谢兴岭接到汇报如获至宝，想睡觉给送来一个枕头。立即派几个民兵，在其他大队知青知道此事前把刘送到旗群专队（相当于劳改队），给送到一个碱湖去劳改。这个碱湖中挖出的结晶碱就是送到海勃湾那个碱厂去提纯。
在群专队比在水利队劳动辛苦的太多了，他又算是“现行反革命”，平反要比其他人晚的多，劳改了两年才回到队上。还好这位刘知青身高一米八几，又高又壮，身体很好。就这样他也几乎脱了层皮。
事情发生后，知青开始有了反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那位当时让我差点不能到内蒙的校革委会主任姓高知青主持下，知青开始密谋。我们公社七十多知青基本都是一个学校，一个造反组织，所以都很齐心。这位高知青原来就是这个组织第一把手，又是校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带队来插队自然就成了全公社知青的主心骨，他的话没什么人不听。
知青串联后决定要反击，怎么反击？用原来在学校随便造反的方法是不行的，毕竟对方是个被认可的“革命干部”。要造反就要找到能摆上台面的理由。
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蒙族，叫包赫来，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朱赫来“同名”。他是个解放战争时参军的老干部，（可惜当时没想到挖挖他的故事）比谢兴岭资格老的多。此人虽说也属于审问人的人，但对对谢兴岭的极左做法一直有不同看法，与知青很合得来，（背着盒子炮，每次下大队都要到知青处玩玩，而每次来我们都马上把他“缴械”，然后把盒子炮拆的七零八落）有“情报”说谢兴岭因此正在搞材料要整他，他觉得自身难保。
这天一位被咬成内人党的“犯人”供出一份"内人党秘密地下组织”名单，落到包赫来手中。他打开一看，谢兴岭的大名赫赫在目。他马上收好名单，警告“犯人”不得乱说，“谢兴岭是个革命干部，你怎么能乱咬？”回头把名单送到知青手中。
这可是个超级重磅炸弹！
当时内蒙的阶级斗争工作挖内人党是重中之重，各地被人乱咬，乱牵连被打成内人党的人不计其数。当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后来才知道全部是被冤枉的）但对谢兴岭我们可不管这些，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
有了重磅炸弹，知青还整了些其他补充材料，（当时所说的材料就是整人的材料）如迫害贫下中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最后一条在当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多总比少好。
下面就是确定行动时机，公社所在地虽说人不多，但还是有些普通干部，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会站在哪边，这时已临近春节，就定在春节全公社知青到公社聚会的时间，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春节前夕，包赫来也被打成内人党，谢兴岭的材料中又增加两条：迫害革命干部、私藏枪支。
包赫来被关押时，佩枪被谢兴岭收走，我们推测不是藏在家中就是藏在办公室中，藏在家中的可能性大，而谢兴岭是没有佩枪资格的。
因为路远，除夕那天该到的知青就全到了，只有少部分没来。春节一清早，知青就闯到谢兴岭家中，向向宣布了罪状，搜出了枪，押着他往外走。
一出门，撞见道尔吉，就是那个贫协主席、九大代表。谢兴岭还指望他来求驾。谁知道尔吉喊起了口号：“坚决支持知识青年的革命行动！”，原来道尔吉早就和知青串通好了。公社的普通干部们好象事一样，不知他们是怕知青人以势众还是本来心里就站在知青一边。
关好谢兴岭，一边准备批斗，一边向旗里打电话汇报查出谢是内人党。旗里闻讯马上派人驱车七十五公里来要人。知青开始不放，要求留在公社批斗。经谈判做出让步，让旗里来的人把谢接走了。谢到了旗里也没有被当做“内人党”对待，闲斌了一段时间被派到全旗最富的一个公社去当主任。塞翁失马，看来谢在旗里的根子还是挺厚的。
谢兴岭走后，尔格图公社的阶级斗争全部停了下来，正审查未定性的“犯人”全部回家。已定性被专政的犯人还要等半年后与内蒙其他地区同时平反，不过批斗基本上停了管制也放松了很多。过了很长时间旗里才派人来当主任，新人在政策上也小心多了。
我们公社知青为自己的反击歪打正着，提前纠正了极左政策，我们公社牧民与知青的关系也因此比其他公社好得多。
这段故事是我的知青生活中最“惊心动迫”的经历，剩下的都是平常生活，如果大家感兴趣待我慢慢道来。
太渴了，怎么还不见水来？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