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一） -- 王外马甲
而不是强调韩连长那样的榜样作用。。。昏一个！
在单飞之前在一二九师一直受到刘伯承的指导的，应该知道刘伯承的“不打赔本买卖”的原则，何况这次战斗赔本的也太厉害，考虑到骑兵团士兵的技术训练和政治教导，损失这么大数目的士兵确实是伤了元气了。后来的孟良崮华野自己伤亡的很重，但是由于是切掉了敌人机动兵力中的主力，所以之后就有了足够的活动空间。而陈的这次战斗我个人觉得更适合里应外合的智取而不是这么硬攻的。即使是为了政治目的的行动也不应该这么打的，假使敌人知道了陈部这样的伤亡情况，再来几次扫荡怎么办？用另外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罗荣桓的说法：“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当时参加红军和解放军的，经过十年内战，抗日和解放战争，能够活下来而且能够升到高级位置几率真是很低，更不要说敌人对于军属的残杀和迫害了。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痛啊
小叔，当年参加革命。是川东4市十乡大暴动的副指挥，杨尚昆还是某部联络人（？）。起义失败后，不仅他被刘湘通缉，而且上百号人大家族都抄家。我爷爷当时就被送到孤儿院。这个孤儿院是宋美（庆）龄办的。最后，这个叔祖跑路1年后，看到牵扯太多，出来投案自首，被军统招募。解放前后来去了峨嵋金顶当和尚。
jazz爹的中学同学的老爹原来当过红军，结果过草地的时候没有吃的，一个没有挺住，就当了逃兵。
同学老是跟他爹抱怨，说你要是在挺几天，今天不也是老红军老革命了嘛，咱家多光荣啊。气的他爹骂他，要不是当年跑回来留了条命，你这个臭小子能蹦出来么？！
说到逃兵，俺家有传统。
俺爷爷的爸爸，当年在清朝某亲王帐下当幕僚，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亲王要北上勤王，怕打仗就自已己炒了魷鱼。
谁知亲王还未到京，慈喜太后已经和谈回驾，对所有勤王的官兵不管到没到都传旨嘉奖，见官升一级。俺爷爷的爸爸没份，后悔莫及。
俺父亲四六年上海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五十三军当上尉军医，军长周福成还亲自请他们吃了一顿宴席。几个月后听说要到东北打仗就当了逃兵。不过家乡解放后还是参了军当了军医学校的教官，五八年集体转业时是大尉。两边都没当大官。
推广先进的苏联教学方法立了个三等功，奨章给我的外甥“抄家”抄走了。
那些年·那些事 （之一）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策略，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战役，陈再道司令也算是竭尽全力，拼了老本。特别是最后一场战斗攻打刘马寨，他更是把能找到的人马都调来了，结果，数下来，参战部队居然有二十三个团的番号。阵地上一开打，从步枪、机枪、迫击炮，到鸟铳、土炮、鞭炮桶，什么响声都有，动静之大，把鬼子们吓得不轻。从这以后，敌人在元城大名一带老实了不少。
刘马寨战斗，给刘大爷的印象是热闹。从没有见过打一个中等寨子，能遇到那么多司令和团长，搞得连排长们一路忙着敬礼，手举在脑袋边上，半天都放不下来，战士们瞧着哈哈笑。也有调皮的，骑马在前面跑，瞅空子乱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排长们也就赶紧稀里糊涂地敬礼……都被弄神经了。
打刘马寨的时候，刘大爷他们发现，和骑兵团一样，八路军各部队都已经严重减员，但好在，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人数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并没有太减弱，也都还保持着各自部队的传统和习惯。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开拔，路上，有的团队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而骑兵团过去就很少唱歌（骑兵行军间距大，唱起歌来既费力气又吃灰尘），这次也没唱。陈再道看见不高兴了，把团长叫去批评，说“打了胜仗怎么反而没士气了”？曾团长解释“不是没士气，是太疲劳了”。陈司令也就没再说什么。
骑兵团的确太疲劳了，从“五一”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部队一时缓不过劲来。
南李庄使得骑兵团伤了元气，“红军团”里的红军也不多了。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一仗下来，伺候战马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
其实，南李庄战斗之所以艰难，有个原因是敌人已有所准备。在这之前，大名的日军已经预料到我们有可能进攻南李庄（只是没想到我军会一反常态，在拂晓时动手），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因此，南李庄的电话线一断，各路敌军就立刻主动驰援，而庄内的守备部队也防守得格外坚决。这就造成了战斗攻坚时间比我们预料的长，而敌人增援又来得比我们预料的快。
从八路军方面来看，这场战斗，在指挥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后来，有人“翻旧帐”也提到过这事）。一是，在参战部队互不隶属、互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不设立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部队主官都顶到了一线，职务最高的司令员又下到各个阵地跑，这虽然起到了鼓舞士气的效果，但也因为缺少统一调度，导致了各自为战，局面失控；二，对于既有攻击任务又有阻击打援任务的战役，应该准备总预备队。而在南李庄，指挥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显然是过于相信“突袭”的效果，对战场情况变化预料不足；再就是，如果把独立团的部队拆开，让他们协同两个主力团作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不至于被敌人一冲就散了。
但客观地说，陈再道司令也有他的难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是从杨勇司令员那里“借”来的，人家是115师序列的部队。而独立团呢，又是政委出身的桂干生司令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宝贝，他们几个月前还是游击队，因此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独当一面，树立“正规军”的形象（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脾气大，但桂司令员待人却很和气，对发动群众很有一套。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再道还早，极受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调到新四军去工作，在行军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因此，细算下来，在南李庄战斗中，陈再道能够下死命令的，也只有骑兵团了。
文革中，有人“翻旧帐”。刘大爷对此并不同意，他始终认为陈再道是很能打仗的，虽然，元城战役在指挥上有些毛病，但毕竟是打赢了。当时，在“大扫荡”之后，有许多地方的领导怕“惹火上身”，采取了声东击西、能躲就躲的办法，生怕把鬼子引来。而陈再道，敢在自己的地盘亮出主力打硬仗，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月，这真是有胆量、有气魄！
只是，名将也是磨练出来的。名将的经验，原本是从一次次“小失误”中逐渐积累形成，而名将的威名背后，更有着许多悲壮的英魂。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烈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这样啊。
元城战役结束后，陈再道司令到骑兵团看望战士们，他表扬了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顽强战斗的咬牙精神。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敌人拼消耗，我们难受，敌人也不好过，谁能咬牙坚持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此以后，“咬牙”和“消耗”就成了每次开会发言说得最多的词语。
的确，敌我都在拼消耗了。南李庄战斗，骑兵团拼掉了不少红军骨干，虽然没有消灭多少日军，却使敌人损失了皇协军的“种子部队”。
这些由二鬼子组成的“种子部队”，顾名思义，是日本人计划在未来改造中国军队的样本。那么，除了战斗力较强以外，他们和一般伪军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很容易区分的是，这伙人每天洗澡。他们在军营里，露天支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当官的先洗、当兵的后洗，洗澡之前咿哩哇啦喊口号，洗完之后唱歌吃饭。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象他们这么穷讲究的，实属罕见。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比一般部队干净整齐得多。其实，他们也只有一套新军服，其它衣服要等日军换装后再把旧军服淘汰给他们（因此那套新衣服平时就不能穿，叫做“阅兵服”），但二鬼子们如果把正宗鬼子的旧衣服穿破了是要挨打的，所以平时就必须把军服补了又补、小心翼翼。不管怎么样，其他汉奸那种又破又脏的军服，在“种子部队”那里是看不到的。
在战场上比较容易区分的是挖战壕。其他伪军挖坑，土往前面堆，挖一尺深的坑，前面就有一尺高的土，加起来差不多合两尺，这样挖不了两下就能趴着打枪了，而且前边堆老高、背后空荡荡的，随时都可以逃跑。但这样的话，枪就是架在浮土上，影响射击精度，并且老远就可以看见一堆新土在哪里，哪里有人哪里没人，一清二楚；而二鬼子挖战壕，土往后面甩，平平地铺出去，不起堆，不注意还真不容易发现枪架在哪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日军的后勤保障，平时总是练习挖坑架桥搭架子，所以即使修简易工事，动作也特别快，八路军和他们打仗，经常就把野战打成了攻坚战。
再就是区分口音了，一般伪军部队有很多本地人，他们还特别喜欢招那些回到乡里的兵痞惯匪。可“种子部队”不这样，军官里面那些“棒子”是外地人自不必说，即使是扩招的士兵，也不用本地的。在这个省招的就送到那个省去，还不愿意用旧军人，宁愿招新手自己训练。这样一来，士兵自己没经验也没主意，人生地不熟悉，打起仗来不容易逃跑，都比较听命令，同时，欺负当地老百姓，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种子部队”的骨干是那些个军官，汉奸部队里也就只有他们挎指挥刀，所以一交战，八路军就瞄着带刀的打，争取先把他们消灭。
在南李庄，皇协军守备队被全歼，日本人把尸体拉回大名，还从邯郸派了“火化队”来处理后事，搞得挺沉痛。的确，象这种铁杆伪军，“消耗”了以后，再想恢复就困难了。到43年以后，“二鬼子部队”就很少了，取代他们的是成建制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部队，不过这些“伪顽”部队，反共虽然积极，战斗力却很差，容易对付多了。
42年底，骑兵团开始休整，根据刘伯承师长的要求，加强学习。干部们开始学着用电话机，战士们则训练放联络哨，还新来了两个译电员，小电台也经常滴滴答答地响起来了……象过去那样只顾闷着头自己打仗、不懂得加强联络协作的习惯，赶不上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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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给俺抢到一次,得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