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送道教兄弟: 做官与做人 -- 白堆子

在我们古老的土地上，要做人是最难的，做官次之，做奴才走狗又次之，而做官又欲做人，那就难上加难了。

且看明朝两个人的行迹。

一个是袁宏道。袁氏是“公安派”三袁中的老二，而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则是老大，是“公安体”执牛耳者。据《明史》载，袁宏道万历进士出身，做过吴县的七品知县，官至礼部主事。他对做官似乎不太感兴趣，一会儿“解官去”，一会儿“谢病归”。就是当官吧，也是“听断敏捷，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他在致丘长孺的信中说：“我当县官出尽了丑相，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一般是遇到上级领导，就要装出一副 奴才相；招待迎接贵宾客人，就要使出乐伎舞女的招数；治理钱粮谷物，那就无异于一个管仓库的小吏；如果是安谕百姓，那就更是一个管家婆了。一天从早到晚，冷暖百变，阴阳交替，人世间的所有卑鄙龌龊的脸谱我都戴过了，一切酸甜苦辣的滋味都尝够了。苦啊！累啊！”

既然官场那么累那么苦，还做官干什么？

在封建社会，由读书而步入仕途，恐怕是读书人最有效而又是唯一的生活和生存的道路，为稻粱谋也好，为光宗耀祖也好，为流芳千古也好，为治国平天下也好。所以士人汲汲乎仕途，甚而至耄耋之年还奔波不息的大有人在。而真正能够象陶潜那样逃出樊笼而复归自然，尽管家无隔夜之粮，身无沽酒之资，却舍得俸禄乌纱、自甘寂寞冷清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袁宏道也应该是这样的“毛”和“角”。他在另一封给聂化南的信中表达了“乌纱掷与优人，青袍改作裙裤”的傲岸卑俗的品德和“安能俯首低眉，向人觅颜色哉”的特立情操。

能否与官场拉开距离，能否拒绝金紫庙堂的诱惑，恐怕既与人的性格有关，更与人的品德相关。人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大凡此种人，都是奴性少一点而人性多一点，畜鸣少一点而人样多一点，面纱少一点而真性情多一点。因为，即使是如陶潜和袁宏道等人，要在那样的社会桎梏中做一个完全、彻底的人，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至少，陶潜和袁宏道等人，是想把腰板挺得直一点，多说一点人话，少发一点犬吠、马嘶或者虎啸狼嗷

但是，既要希冀嗟来之食，又要人立而言；既想做人，又要做牛马走，那是多么痛苦的生命历程！在此种炼狱中，人性往往被扭曲变形，由人而变为豺狼虎豹，鲜有能人而至寿终者！

当然，如果一心只在做犬马，那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的情况。

这个人就是明末大将、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熊廷弼。

天启元年，有明的残破之舟已是摇摇欲坠，兴起的后金大举南下，“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吕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在这种情况下，有大臣感叹说：“假使熊廷弼在辽东，肯定不会出现今天难已收拾的局面！”可见熊廷弼当时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于是朝廷复起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受任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户部尚书陈志寰云：“早夜思维，但恨惭悚。况以一盘全负之局，而冀一拔即转之功，则无子空枰，何凭下手？……群公苟旦夕以为安，九重置缓急于不问，似此景象，安卜所终？此弼所以日夜惊愁而大悔出山之误者也！”

正如信中所言，熊廷弼所部，才五千之众，何以抵敌守疆？他几乎就是一个“无子”的光杆司令。由于经略有巡抚的矛盾，又有魏忠贤的“欲速杀”之，还有人假手熊廷弼之名而刊售所谓的《辽东传》，并诬告他受贿十数万，于是，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

一个是以风雅自命，解官而去，安静地病死家中；一个是废而复用，日夜惊愁，弃市通衢。这就是两种人生的道路。孔子有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那也只是一种选择，但有时候，人在江湖，别无选择，做人或做牛马走，那选择的空间就几乎没有或者等于零！

所以，在遍地牛马的时代，要真正做一个人，那是何等的艰难，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个多么美丽而残忍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