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 -- 语迟

"假如毛泽东在去世以前就把邓推上去，毛死后作为毛钦定的接班人难免代毛受过，被文革受害者千夫所指，这样邓有多大把握坐得稳？即便能坐稳，邓与上流社会的隔阂也难以消除，就不要指望同心协力做事了。于是先把邓打倒，再让民心军心把邓抬起来，邓上台再起用牛棚里的菁英们——自然感恩戴德，跑前跑后的卖力。其实邓公心里何尝又瞧得起他们。我以前一个贴写过这些，毛说，“华是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等于没用”。毛把中间派的华扶上去，就是在给老邓铺路。如果扶江青张春桥之类上去，邓就活不成了。只要保证邓的安全，谁也不是老邓的对手。所以扶植华其实就是在扶植邓。老邓接班是毛安排好的。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理解。邓小平1975年的时候已经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种气势无人可挡。"

看的这段， 感觉你对文革的理解不着边际，你给老毛脸上贴黄的， 也不能太过分了。你把林彪叫伪君子之前， 最好把老林和老毛先比一比。

　　毛泽东逝世后一个月，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寂寞中骤然听到这个消息，邓小平夹着烟的手在颤抖。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这位饱经风雨的老人有些激动，邓小平知道，自己君临天下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古语云，“应事接物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才见涵养”。邓小平上台，却先把最重大最急迫的事情——处理文革问题——放在一边，不着急，慢慢来。此时邓面对着三种势力——人民、军队、上流社会，邓小平分别针对性地做了安抚。安抚上流社会——冤假错案平反、恢复高考等；安抚人民——知青回城，农村包产到户，让日子好过一点；安抚军队——发动对越战争，顺便借此转移国内日渐激化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政治矛盾，转移视线。到了1981年，以上三件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军队经历了战争，军心凝聚，尤其军队看到邓也是一个喜欢打仗的人，管他娘的说干就干，和老毛一样，是自己人，是真的统帅；上流社会官复原职，重新找到了感觉；而人民则有鸡蛋有肉吃了。三种势力都得到了邓的好处，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即便以后邓有什么得罪他们的地方，也不好说什么。

　　在这样的基础上，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一举解决了文革问题。这个政治文件如此经典——历史上罕见的精彩文章，千古绝唱——以至于让所有人都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却勉强可以接受。由此，久违的团结降临了，党和国家从1959年开始的分裂状态终于结束了。全党全国统一了思想，昔日的仇敌们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国是。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稿子给邓拿过去，一看不行，打回去重写，如此五次三番（见《邓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对毛的评价。这些笔杆子几乎都是文革中倒霉的人，对毛切齿愤恨，自然希望彻底打倒毛泽东，下笔是狠的，那是一种自然的感情流露。邓小平这个“头号毛派”能看得惯么？于是在老邓的打压下，笔杆子们不得不一次次修改对毛的愤恨，使语调逐渐变得温柔起来。另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毛邓这个位子上的人，他们是“无我”的，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感情与好恶，不能根据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取舍选择。《决议》要拿给全国全世界看，全世界都在等着这么一个文件，把毛彻底打倒或者彻底不打倒，都不能让所有人接受，还要继续制造分裂与混乱么？

　　邓在上台初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即来自上流社会的要求彻底打倒毛泽东的压力，正是刚毅果决的邓小平代表人民，在政治上为毛主席争取了最大程度的肯定，正是邓小平——而不是后来内些以毛派自居而反邓的人——捍卫了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不是邓小平，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承受来自上流社会的压力。内些大权在握，还掌握着宣传机器的上流社会们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文革把人家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家跟你同归于尽的心都有，对于这种情绪必须妥协而进行安抚，国家毕竟还要指望这些贵族菁英们做事。

　　政治文件与学术文件不同，政治文件在意的不是真相，而是实用，在意的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而真相则是学术文件的追求。我写这个贴就是学术上的东西，如果把这个贴转化成政治文件，那么与《决议》应该是一样的，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七三开”，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云云，这是政治的需要，是团结的需要。

　　文革问题妥善处理完了以后——说实话，高，实在是高。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什么是水平，看看老邓处理文革就知道——摆在邓小平面前的还是内个老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答案也很简单，要么和平，要么打仗——发生内乱而民不聊生。邓小平说，“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

　　中国政治亘古不变的追求说出来很简单很平常，那就是和平。和平如此珍贵，以至于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与个人的健康一样，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浑然不觉，但是当你一旦失去了健康，你就会发现健康才是人生最可贵的珍宝。

　　使现代和平社会中的某些人群，特别是读过一些书认识几个字的人，使他们理解战乱的苦难与和平的珍贵很难，他们一般很蠢，他们会以为和平天经地义，是与生俱来的，是根本不需要去花费力气争取与维持的。虽然中外历代的史书都用了大量笔墨来刻画战乱带给人类的痛苦，但是和平中的这些人却很难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一下。他们不会设想假如自己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海水灌满肺部的感觉，他们也不会切身地体味明末清兵攻入扬州，疯狂逃难的人群过后，城市干道上一眼望去，竟然是满地襁褓！他们不会想象一下假如他们站在这样的大街上，会是怎样的心情。中国的改革事业推进到了现在，从不好的一面来看，确实造成了许多的社会矛盾，发生了不少人间惨剧，自杀率很高，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但是这些如果作为国家和平的代价，却是可以承受的。相比战争和全国内乱，这些苦难几乎不算什么，人民宁愿要这些也不会愿意遭遇战乱。如果因为这些问题而挑战国家的稳定与和平，那是不可以的，那是最大的犯罪。所以自由民主的右派与主张倒退的左派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挑战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的国家，把人民推向内战的深渊。

　　中国史籍虽然浩如烟海，其实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共产党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和平，从邓开始，中国的和平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悖论来支撑：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改革业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各种阻力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毛泽东似的英雄气概。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历史总是按着它的固有逻辑运动的，有如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历史显得那么冷血无情，那么没有是非，惨绝人寰的战乱与太平盛世一概作为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地交替出现着。虽然，毛泽东还是渴望能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甚至给整个世界，创造可以持续无限久远的和平局面，永远地告别战争。为此巨人不惜与上苍一决雌雄。辩证法揭示了这么一个真理，和平需要动荡来维持，所以对于文革，毛泽东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的意思正在于让我们的民族时刻处在忧患之中而避免安逸放纵——这个安逸放纵，就是灭亡与战乱的开始。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毛以后的历届中央无不领会贯彻着毛的这一思想。譬如“三讲”、“保先”、基层锻炼什么的。就是要让广大党员时刻感到压力，教育他们并让他们觉得麻烦不舒服，以此来避免党的精神的涣散。从邓开始，中央把“文革”搞得很温和舒缓，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可以搞成１年就来一次“保先”等。如此持续不断地整党。而且，毛以后的中央包括邓在内都决无能力发动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文革是仅属于毛泽东的没有可能复制的专利。毛泽东是可遇不可求的盖世英才，说千年一遇都是不过分的。想象一下如佛陀、孔子老子那样的伟人，我们在有生之年一不留神遇到俩，可能么？时代不一样了，和平的环境造就不了毛泽东。天赋与复杂的经历是成就伟人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而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幻想着再搞一次文革，回归毛泽东时代，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万岁，却不自觉地将创造历史的巨人与自己等同，荒谬地认为自己或者某些人可以再现巨人伟业，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愚蠢的成见不惜意图将整个国家推向大乱，何其蠢也，何其毒也！邓公说过一句话是至理名言，“主要的任务是防左”，左对国家的威胁现在远远大于自由民主的右派，后者的愚蠢浅薄早就把自己打倒了，而左派利用毛主席的声望颇能获得很多不满社会的人的同情。

　　关于邓的改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谈，我这里也不想详细写了，大概就是孟子说的一句话，

　　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

　　是绝物也

　　毛泽东有命令的能力，他可以向西方直接宣战，而毛以后的中央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有“受命”，改变不了人家——毛已经做了失败的尝试——那就只有跟着人家变,与西方妥协而“徐图之”。否则，中国绝无生机。就象西安事变之后的共产党那样，在解放区停止阶级斗争，停止土改，红军接受改编，换上青天白日的帽徽，当时很多人也想不通的。

　　这个问题下个节段详细再说一下，就是以前写过的一个贴，现成的，《从毛泽东到朱镕基》，改了改作为这个贴的第九节。还有一个结语这个贴就写完了。

　　待续。

　　（一）

　　89年的动乱并不那么单纯，所谓其由来也渐矣，可以说这个事件从1971年中美接触开始，积蓄了18年的时间才爆发，而江朱政府后来孤注一掷的改革可能也与89年动乱有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朱镕基不惜得罪老百姓而开创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89年的事情很可能还会在短时期内再次上演。

　　表面上，89动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中央集权的挑战，而实质上的原因却朴素简单，因为中国太穷。耳濡目染了许久，豪富的西方美国式生活使得某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难以忍受中国的清贫，对美国式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状的怨恨，使蠢蛋们盲目地认定美国的自由民主才能够带领他们到达天堂。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外界一无所知，中国仿佛是桃花源。中国人陶醉在安贫乐道的高尚生活中，认为中国以外的人类都在受苦。这也并不都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因为那时我们即便敞开大门别的国家也在封锁我们。自从1971年中美接触，双方的大门互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说了发达国家的豪富，他们富裕舒适的程度是那时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随着这样的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人的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阶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两个邻居，一个很穷一个很富有，穷人家的孩子就很容易怨恨自己的家庭，怨恨父母，与此同时，穷人家的父母必然会有压力，会想方设法地来改变现状，来与邻居看齐。

　　邓小平看得很远，特别是他1979年的外访经历更是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那时这种来自中国民间的要求富裕的压力还没有形成气候，而正是这种迟早要来临的压力决定了中共必须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图国家迅速致富。否则，当这种压力形成规模，共产党政权首当其冲会成为所有怨气的目标。共产党挡不住，中国就要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两种含义，第一这是富裕的唯一途径，刺激全民向钱看，也根本没办法整体致富，即便有办法也太慢，来不及。第二就属于政治谋略，在于分化人民。使得当那种危机到来的时刻，共产党不是那么孤立，会有一部分人民支持现政权。

　　80多岁的邓小平率领共产党政府在极其艰难地走着钢丝，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民心——国家投入大量财政来继续维持毛时代的社会福利，福利分房，公费教育及医疗等等，同时还要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却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捉襟见肘，举步为艰。资金缺乏一直到江朱时代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瓶颈。没有钱，拿什么去搞建设？邓小平时代的发展速度相当慢。没法和近几年相比，就是因为那时没钱。

　　我以前一个贴写过这一部分的事情，因为我不懂经济学，只能凭着感觉写，我不敢保证其可靠性。不过陈经对这段话似乎没有异议，他可能同意，摘抄如下：

　　“这个时候（邓小平时代）国家还是没钱，没有多少资金来提升工业。再压榨农民农业是不行了，农民不会造毛泽东的反，但是未必不会造邓小平的反。那么去哪找钱呢？于是在沿海划几个圈，搞点国际加工贸易，挣些血汗钱。国内也鼓励私营经济，鼓励创造财富，国家可以捞一点。从老邓到老江，一直这样，那时候国家寒酸得很，建个宝钢几乎把家底都倒腾光了。军队都不怎么管了，军费省下来支援别的建设，你们自己搞钱吧，经商，走私，甚至开妓院，国家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处捞钱，但缺少大额，都是些小钱，后来农民的负担也日渐沉重，国家又想从农民身上扣，贪官污吏乘机浑水摸鱼，上面要1个，下面就敢要10个20个。农民不堪重负...”

　　（二）

　　危机终于还是来了，89年的风浪虽然有惊无险——10年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相当大的缓冲作用，大大减轻了风浪的冲击力度，试想89年时如果中国人还是78年的生活水平，动乱可能就会糜烂全中国，一发而不可收拾——老邓在风浪平息后却并没有感到轻松，他反而更加忧虑。

　　国家经济的增长在象牛一样缓慢地爬行，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动乱时毫无经验的共产党被逼到了墙角，仓促之下自卫却拿错了家伙。89风暴虽被强压下去，但是激愤的情绪仍然在涌动，也许并没有消弱，甚至可能有加强的趋势。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不飞跃，再不发生质的变化，89风暴就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邓小平踏上了南巡的专列。他出人意料地要和89以后似乎反右反得有些左倾的现政府唱反调。邓小平要求加大在经济问题上向右转的力度，“步子再迈大一点”。于是后来几乎摧毁了中国经济的疯狂岁月开始了。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这个思路是辨证的：邓小平在力保社会主义政权，而力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色的唯一途径，却是使它变色。以变色来保证不变色。这并不是说老邓一定信仰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模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制度能够确保中国的团结与稳定。中国不能够选择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脑子活，中国人聪明。看看台湾就知道。美国人可以搞自由民主，那是因为美国人傻，呆头呆脑。我不排除中国将来也搞自由民主的可能，那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等到中国人普遍变得象美国人那么弱智。

　　从1992年到1997年，期间的过程我很不清楚，这还是我不懂经济学的缘故。邓小平南巡讲话究竟怎样刺激了后来的泡沫经济，国家经济因此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这样。朱镕基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在几年内挽救了危局，在1997年前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这些我没有能力写，对此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到了1993年，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呈现危急态势，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物价飞涨，人大会议吵成一团。就在这一年夏天，朱镕基成了力挽狂澜的人物。1993年6月撤掉原行长自己兼任人行行长铁手整顿金融秩序，约法三章，在金融界又抓又杀，成功地在年底实现经济刹车，朱镕基如此大刀阔斧，斩断了很多个人与小集团的财路。朱镕基“除去承受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更担着阻碍改革的罪名的危险”。根据网上对1993年夏天事件的诸多论述，仅此一举，可能朱镕基就可以青史留名，可能说他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也是不过分的。

　　1994年，朱镕基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英雄所见略同，这与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国家经济要突破资金瓶颈，必须要下铁手了。于是，后来产生了强烈争议的江朱政府的改革开始了，其中就包括停止福利分房、教育及医疗的产业化改革，以及不惜付出高额代价加入WTO。

　　（三）

　　朱镕基说，“只要老百姓说我是个清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再说一句朱镕基还做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总理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老百姓说他的好话，他所谓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指得就是必然要出现的汹汹舆情。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的复兴大业，他不得不开罪于千万百姓。

　　国家和企业及家庭一样，想发展就要有基础，有积蓄，有钱，要有第一桶金。而新中国有么？欧洲日本靠贩毒抢劫地捞足捞够了，美国虽然没怎么抢掠，但是人家有狗屎运，地大物博又大发了两次战争财，于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钱多好办事，发展都是一帆风顺。新中国开始的时候有什么？只有满目的战争创痍和一穷二白。

　　在这样一穷二白破烂不堪的经济基础上，毛泽东要装备现代化的军队，制造上万辆坦克装甲车辆，数千架喷气歼击机，要造原子弹，造核潜，要发射卫星，要培养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要修建几万公里的铁路，更要建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从那里来的钱？毫无别的办法，只有全国上下玩命地苦干，一边苦干，一边还得最大可能地节衣缩食，这样把钱干出来省出来，用来建设很费钱的现代工业，用来培养更费钱的专业技术人才。

　　如果我们还在古代，不需要去搞什么现代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会象历代开朝不久以后那样，百姓日子很快就好起来，普通百姓都吃上肥肉白面。但是新中国不行，本来可以吃白面吃饱了，却只能换成玉米面，而且还吃不饱，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拿去建设工业，去造桥修铁路修公路。

　　所以新中国的政治宣传极力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让人民误以为他们吃的穿的远好于过去，而实际上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在毛泽东时代过的是两千年以来最清贫最贫困的日子。因为要打仗，国民党40年代末收农业税居然预收到1986年，要农民提前把1986年的税都交了上来，国民党因此被誉为刮民党，而实际上，两千年以来刮农民刮农业刮得最狠的却是共产党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人物，让百姓过得那么贫苦，百姓却依然爱戴怀念他。

　　我们能因此而责怪毛泽东吗？共产党这么干，并不是为了丰富一己私利，也不是象国民党那样为了支撑战争，而是为了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这么做。

　　朱镕基现在受到这么多责备，尤其是有些老百姓骂他，下岗职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都可能要责怪朱镕基，这个问题的性质，与因为当年生活过于贫苦而指责毛泽东的性质完全一样。

　　苦干同时节衣缩食的确建立起了毛时代的工业，但是仅仅依靠苦干和节省而创造的财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办法不足以使中国获得象欧洲日本那样的足够的第一桶金，来迅速地使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这个第一桶金的问题与由此而产生的局促寒酸的困境一直到江朱改革见到成效，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1992年南巡讲话正是老邓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而不惜孤注一掷。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仅仅以他个人的权威，就足以维持国家的团结稳定，这就是后来老邓说的“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这是很不健康的”。一旦这个权威消失，毛泽东去世，国家的团结稳定立刻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使继任者几乎难以招架。“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并不是一个可以延续的稳定结构，因此是不健康的。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原因上文已经谈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是否会天下大乱。想要国家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到南巡讲话以前，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几乎陷入了泥潭。这个道理我觉得不难理解。共产党想坐得稳，就必须给予老百姓实惠。人民对毛泽东时代的清苦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邓小平政府在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支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消费状况。原来白面换成玉米面的事情不敢再做下去了，要让老百姓吃白面，还要有肉吃。这样一来，发展工业的钱就少了。拿不出很多的钱去投资搞建设。所以从78年到92年，国家建设几乎是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从军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连航天这样的尖端核心产业国家也没有钱拨给它。要让它自己去找饭吃。

　　这之中有一个简单的关系，国家、人民、钱。人民创造财富，创造钱，毛泽东时代人民创造100块钱的财富，国家要拿走90块，只给人民留10块钱。邓小平时代是国家不敢再拿走90块钱了，只敢拿走也许20或者30块钱，把80块钱的大头留给人民，这样搞了十几年的时间，国家弄得精穷，干什么都捉襟见肘，人民手里却有了些积蓄。打比方说吧，毛泽东30年人民总共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就拿走了900块。邓小平十几年因为改革，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了些，也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拿走了200块，这时人民兜里有了800块钱的积蓄。这800块钱是个大数目，但是这个钱在人民兜里，国家无法支配。于是国家开始打起这笔巨款的主意。

　　朱镕基准确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江朱政府想率领中国突破发展资金缺乏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内搜刮民财，二是向外去挣外汇。譬如人民币大幅贬值，譬如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就是向内搜刮民财的重要举措之一，老百姓住房子要自己拿钱买。土地是国家的，国家于是在房地产行业捞了一大票。其他还有一些行业也类似，譬如电信，当年装门电话居然敢要他妈的5000块钱。正是这样的雄厚积累，才使得各种行业突飞猛进地发展。

　　关于教育产业化，悲观者只注意到它把很多百姓搞得倾家荡产，人民对此怨声载道，却忽视了此项改革巨大的社会效益。现在中国每年本科毕业的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在教育体制改革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当年国家是又想高校大规模扩招又想不拿钱，这个钱让老百姓来掏。我上学那会，我93届的，高校改革前的最后一届，每个学年只有几百块钱学费书本费，每个月学校还倒贴给每人30多块钱什么“人民助学金”。这样培养一个本科生，国家要拿几万元出来。高校一改革，这个钱就由老百姓来掏了。所以高校肆意扩招，反正国家不掏钱，没有了限制。进大学门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多了。这样几年下来，社会人群中的大学生比例大幅提高，大学建得也越来越漂亮，教学设备实验室等硬件建设迅速升级，直追发达国家。如果一直是国家拿钱来达到现在这样一个教育的局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多长时间才可以。医疗体制改革性质可能类似，现在中央宣布医疗改革失败。这个问题要在这个五年规划中解决。

　　接着就是WTO的问题，中国政府真正变成富翁就是从加入WTO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以上教育医疗的问题陈经已经说得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再看看陈经的文章。

　　（四）

　　正如总理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了新的辉煌征程。

　　中国必然会从1949年以前的卑微状况而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必然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最文明的国家，就象40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的那样。这是清醒的人们都坚信不疑的。当然，中国现在和未来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会存在危机，这些问题有很多是朱镕基的改革造成的，但是哪个时代又没有问题和危机呢？有问题有危机本来就是国家社会的常态。

　　我认为评价朱镕基要站在国家民族而不是个人立场才能够看得清楚。说得严重一点，总理推行他极其艰难的改革甚至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总理一心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丝毫不计个人得失毁誉，其高贵情操值得所有人敬畏。

　　更为难得的是，他成功了，他的才华和刚毅改变了中国，使中国经济跃出泥潭而进入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巨变必然也将改变整个世界。

好像是我父辈们会给我讲的故事，不过角度很不一样。介绍一下周的背景，他是从小寄宿在一个浙江官宦亲戚家庭的，从小接受的也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言谈行动都很有封建上层的遗风。不过他在国外也不全是赞美之声。有人形容他是个天才的演员：你会随他哭，随他笑，但当你清醒过来，你才发现你被他牵着鼻子走。毛是中国的开国英雄，但也恰好是外国心头的肉中刺，诋毁中是带有刻意丑化的心态的。

我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察察之明而待人严苛，说话做事孟浪浮躁，常常自己就会后悔。你能不计前嫌，宽容我，我心甚慰。向你学习。我混迹网络多年，颇有所得，很多都是在你哪里学到的，能结识陈经，是在下的荣幸。感谢你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说些道歉的话，不打不相识，我很高兴。

明理是一面，做事又是一面，能明理又能做事才是水平。仅仅纸上谈兵，无非赵括马谡之流，何足道哉。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我发一点议论。

晚年的毛，对于是否把权力交给邓，从上面的几句诗，我猜想是比较犹豫或者说不情愿的。可当时的形势，主要是叶的归顺于邓，又使此人选不作他想。

从你这个系列的行文来看，更有西方文学的特点。我是说更注重心理脉络的延续，而不象中国传统文学那样注重对人行为的描述；当然，这样能使人更容易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但是，这样也易使读者进入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产生美化——心理上的肯定或丑化——心理反感的作用；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是以文伤义，偏离了人、事的本来面目。

当然，对于历史事件，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往往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此忽视行文可能产生的反面影响，应当给读者提个醒，由读者自行判断。

例如，晚年的毛，从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有点谢顶，身体有点发福，有点肚子的老头，举止象是一个老农民；而周则是一个思维缜密，行事小心的书生。

权力、地位、功绩，并不能改变由天性与环境形成的个人本性。他们都是普通人，所干的事情都在一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论功过多少，赞扬与贬低也都应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过度会产生相反效果。

这个‘无论功过多少’，是指要抛开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否则赞扬与贬低会无法控制。

还原本色，更加出色，是吗？

随意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