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火星人看地球）1 -- 马前卒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火星人看地球）

　　零 前言

　　这篇文章是谈历史的，不过文章的题目似乎很对不起这严肃的内容，这是因为下面的文字本来就是信手写的随笔，为的是整理一下思路。开始写的时候没做过任何计划，就是乱写，因此没有标题，也没有提纲，写到3万字觉得收不住手，打算认真的写完，才拟了这个题目。

　　本文前半部分的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要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视角上去描述历史，作者显然应该站在地球以外。正好，近来网上流行“火星人”这个称谓，作为对那些炒冷饭的人的戏谑。如今传统的共产主义已经过气，这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算的上一盘冷饭，我就不妨自诩火星来客，好对地球的历史做一番客观的考察。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许多经典文献和网络作品，但是由于开始写的时候没在意，现在连我也不能一一指出了，在此一并致歉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各位朋友如对本文有什么批驳或看法，请不吝赐教。邮件请发[email protected]

　　任冲昊 2006年1月1日

　　一 科学历史观的标准

　　都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就要先说说“科学”二字。所谓科学理论，首先是一套描述事实的自恰假说，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不自恰的东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别人？但自恰的理论有千千万万，我们必须用两个标准来筛选。

　　一是事实，你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象，用你的理论预测出来的结果必须符合未来的观测结果。这样的理论才能算科学，同样是逻辑推导，从事实（不管是纯观测的还是实验室的）出发的叫科学，从无法验证的假设（比如上帝至高无上）出发的是神学。

　　即便如此，自恰且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的理论依然千千万万，比如说，你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因为放大和缩小比例相同，这个理论其实很难检验。这就必须利用第二个标准：简洁——当两个理论能以同样的精度解释现实，且暂时无法比较他们的精度时，我们取更简单的一方。这个标准一般被称为奥卡拇剃刀，要刮掉一切多余的陈述。按照这个标准，“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这个理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在让理论变的更复杂的同时没有增加描述精度。

　　两个标准筛选下来，一般我们可以获得1个实用的理论，或是在观测不足时获得一些并存的科学假说。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我们挑出眼下最好的假说叫理论。一旦有了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是有了解释世界更精确的假说，这个理论就退到科学史里面去了。这样的理论和假说可以帮我们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或推测现实中未曾观测的部分。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那么科学理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新理论取代。但科学精神——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

　　定义了科学，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又要先定义历史观，其实，除了那些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而读历史书，死记硬背一些文字的学生，任何人读了历史都有历史观。因为人不是计算机，一旦了解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然会思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发展方式，给自己一个总体的解释。建立历史观的过程，就是在无数个诸如“西历1966年在远东那片通常叫做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通常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描述中找到一些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目的和规律。举两个例子，在原教旨基督教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意愿，上帝无所不能。这就是历史观，教徒读历史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件整理成脉络，分出主次。同样，在希特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铺垫德国的崛起，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伟大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才冲突，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会理解历史并指导实践。而所谓唯物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摆回到与其他万物一样的位置，丢掉面对人类自身或是“上帝造物”的敬畏，象研究蒸汽机或是狼群那样研究人类自身。这种研究方式虽然不免对人类有点不敬，但有利于我们保持客观，这正是科学的要素之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称的上科学，必然要通过前面说的检验标准。其实光是一个“简洁”的标准就足以简化一半探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否认历史有目的。因为科学从来不回答“事件A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只回答“事件A是否会导致事件B?”。对目的的探讨不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但增加了不必要的繁琐，所以科学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外。加利略当年正是摆脱了传统的问题“铁球落向地面的目的是什么？”，转而探讨“铁球如何落向地面？”才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所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寻找历史规律并描述，但绝不寻求它的目标。既然目的不在研究之列，那么唯物主义历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探索历史规律，我们必须说明某些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按照前面讨论的科学标准，这些规律必须来自对历史自身的观察和随后的归纳总结，而且要尽量的简单。

　　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读史书，连续几次发现以强大的政权在灭亡前夕有突破原有军事体系大规模使用雇佣军的记录（埃及的库施军团、罗马帝国的蛮族军团、阿拉伯帝国的突厥卫队），我们就可以初步归纳：古代强国的灭亡很可能伴随着使用雇佣军的现象。然后我们再读到某个国家的衰亡时，我们可以期望在更多的相关材料中找到反映雇佣军的重要性上升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三国史中看到军阀建立私募军队的过程与中央政权的衰落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就在“国家衰亡”和“大规模雇佣军”这两个事件之间确定了一定的联系。下一步是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我们需要在几个例子中寻找类似的结构。通过详细调查和对比，几个例子都表明：原有军事体系的败坏或是作为军事体系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会导致对雇佣军的需求，而雇佣军的实力逐步上升又导致了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这样，我们就得出了比较有意义的结论——雇佣军的扩大与稳定社会的衰退互为因果，很容易同时出现。当我们考察晚清社会时，这个结论依然适用，这就是唯物历史观的一条科学结论了。当我们发现今天义务兵兵源质量的下降、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与国家大力提倡军队职业化同时出现时，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条结论来推测一下未来。当然，根据科学的原则，从农业社会总结的规律用于工业社会这个不同的环境必须非常谨慎。必须认真的考察在农业社会导致雇佣军扩大的因果关系链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工业社会军队战斗力与现代化装备的应用密切相关，专业士官和职业军官比例的提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讨论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必须开始新的归纳总结。

　　二 历史的自然条件

　　上面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其实没什么难的，任何一本物理教科书都会教给你这些原则）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来扫视我们的历史。建立一些基本规律，然后再从这些基本规律出发，对具体的事件进行解释，并尝试分析未来的趋势，这就是本文接下来的内容。

　　考察人类历史，我们必须先对地球这个人类历史的舞台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地球上有亚欧大陆、非洲大陆、南北美洲大陆和大洋洲这几块有人类居住的主要陆地，其中大洋洲在近代以前只有原始文明。至于其余的几块陆地，亚欧大陆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一块，在全球化到来以前，这个大陆及附属岛屿集中了世界80%以上的人口，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大航海时代以后，来自亚欧大陆的移民用病菌、战争和商业消灭了其他大陆的文明和文明胚胎，因此对现代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有99%集中于这块“旧”大陆，唯物历史观的基础也正是来自对这块大陆上人类史的观测。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亚欧大陆（含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地区）适合人居住的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7个部分：1亚洲大陆核心部分的大草原干旱地区（从东欧延伸到蒙古）、2欧洲农业地区（含英国）、3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4印度农业地区（从印度河到恒河再到斯里兰卡）、5远东农业地区（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6东南亚农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半岛和群岛）、7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以南的干旱地区（一些早期农业地区灌溉系统被破坏后也应归入这一类）。其中1和7适合游牧，以游牧文明为主，在现代火器出现以前从未被有效征服，一向是游牧蛮族发起进攻的基地，不过7的面积和气候都不如1，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明显要小的多。其余几块都是农业文明的基地，相互之间被高山大海或遥远的距离隔开，除了6的面积和人口稍小一些，偶尔会在文化或政治上受中国或印度的支配，2、3、4、5在历史上始终旗鼓相当，在西欧发起最后的政府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农业文明能够在政治、军事、文化或经济上彻底征服其他区域。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特征，比如2、3、4之间存在内部水道（红海、地中海、黑海以及周围的海峡、河道），交通相对容易一些，文化交流比较多，远东相对而言比较孤立；印度和东南亚与游牧地区不直接接壤，军事传统稍弱；大草原的西侧要比东侧更肥沃、在埃及-黑海和阿富汗-新疆之间存在两个交通枢纽等等。这就是对人类历史主要舞台的一个初步描述。

　　从地图上看，地区1最大，在气候温暖湿润、冻土和沙漠暂时后退的年代可能会等于2、3、4、5几个主要农业地区之和。但农业，尤其是发达灌溉农业所支持的人口密度是游牧业根本无法相比的，因此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农业地区。人口稀少的游牧地区之所以取得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文化或经济因素。牧民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游牧才能保证在不同季节给牲畜供给足够的饲料，这种生活方式迫使牧民们组织起来，靠部落的力量生存，同时服从领袖的命令和纪律，这种组织资源和纪律性让他们在面对松散的自耕农社会时占尽上风。除此之外，牧民组织骑兵比较容易，这使他们在有机动性和冲击力两方面拥有战术优势，依靠牲畜群组织的后勤补给还给了牧民远远超出农业文明的战略机动能力。因为这些原因，游牧蛮族往往以很少的军队就征服十倍甚至百倍的人口。由于地区1占据了旧大陆的核心位置，2、3、4、5几个主要农业地区分布在它周围的一个大圆弧上，牧民的进攻也比较方便。不过，限于草原的面积和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牧民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游牧生活无法支持稳定的文化发展与传承，因此游牧民族的进攻总是迅猛而无法持久。一旦新胜的锐气散去，蛮族不是被优势人力的反击打回草原，就是被高级文化所同化。

　　在这种游牧民与农民的冲突中，农业文明的长处是人力、经济和技术，还有根基稳固的文化。虽然因为后勤和气候因素，农业文明无法在干旱地区建立长期的军事据点，从而彻底消灭蛮族的威胁，因此战略上总是被动，但也从来没有哪个农业区域在游牧民的进攻下彻底丧失文明遗产和发展机会。游牧民因为自己的生活特性而无法通过时间的推移积累自己的力量，总是被动挨打的农民却因为文明有稳定的基地，发展连续不断，最终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压倒了牧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主体依然是农业民族，游牧民在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改变，只能看作一种固化的历史力量，不时的进行侵扰，但不能主动的促进进步。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地理条件不是现实中的样子，历史完全会有另外一个走向。比如干旱地区超出宜农地区数倍，且在地理上包围了农业地区，那么，牧民们会不断的洗劫乡村和城市，甚至把整个农业地区改造成牧场。农业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低水平上被打断，然后重复发展。那么整个世界完全可能会长期停滞在青铜时代，什么工业革命，什么现代社会只能在虚构中出现。从唯物历史观看来，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被气候和土壤所决定的农牧业生活特征、游牧地区相对农业地区的位置这几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的历史主要是定居农业文明的历史。

　　三 架空式的思考方式

　　这里可能会有读者置疑我这种随意架空历史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看来，地球只有一个，我所设想的另外一种地理模式下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这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科学固然要以实际观测为基础，但对于许多暂时无法验证或观测的事实，如果相关的规律已经被充分认识，在头脑中作一些架空的试验是允许的。起码比没有思考，盲目的承认真实的历史就是必然结果要好。只是这种思考不可以用来推翻已被实验或观测的结果，只能用来检验现有理论的自恰性，或是把现有理论适当外推进行谨慎的预测。还是迦利略，当年在考虑惯性问题的时候苦于缺乏试验条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其实是很一般的条件）就屡次应用“理想实验”来进行推导，最终为牛顿定律建立了基础。即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得到“绝对真空”“无摩擦运动”，但我们依然承认惯性定律，承认它是足够精确的描述，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不完美的试验中得到了足够的数据，足以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理论外推至理想状态。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把科学理论定义为目前最好的假说，同时强调科学理论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更好的假说推翻。那么，我们在观测基础上通过架空思考而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可以是科学理论的。

　　历史学的观测对象是人类社会自身，这是个独特的事物，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其他星球上找到类似的智慧生命集体来进行对照。因为这种独特性，我们在观测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时，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事件来做对照，总结规律；当考虑足以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规模相提并论的历史事件或讨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只能是以对一般性历史事件的总结为基础，用严密的逻辑进行谨慎的推导。这种推导可能有错误，但无论如何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把一切无法精确描述的事件丢给上帝或者命运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宁可相信最差但是有依据的假说，也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上帝或命运。

　　另外，尽管现实只有一个，但当我们基于历史经验向未来张望时，必须明白未来的物质条件尚属未知。我们不会知道下一种能源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和多大的环境成本，也不知道工厂式农业是否可行，不知道是否会有某种技术彻底解决人口问题，我们至多可以估计一下这些偶然事件的概率。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架空思考，历史知识是无法应用于未来的。同样，在考察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可以作出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测就妄加评点。因为许多对我们来说属于已知的条件对于古人来说完全未知。比如说，后面我们将要提到西欧工业革命的问题，英国曾经在工业革命的萌芽期就消耗了本土的大部分森林，对燃料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煤矿的开发和对海外的原料贸易，并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但我们不能因此评论英国人有远见或是砍伐森林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事实上，没有任何古人知道煤炭足以代替木材应付人类在工业化初期对燃料的需求，更没有人知道英国本土有多少煤炭储量，我们只能说，英国人运气不错，如此而已，唯物历史观是承认偶然性的。

　　就这个架空的话题展开说一下研究历史的思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中有一些规律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后面将谈到的经济基础主导论和人口的无限扩张趋向。这些规律比较稳定，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都会制造类似的结构，这种规律本身和规律的缓慢改变是历史学的重点，因为解决大部分历史问题都要用到它们。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对历史影响巨大，但基本属于偶然因素，人力无法改变或无法预测。比如美洲的发现（没有人可以在哥伦布出发以前预言他将带给处于生态危机的欧洲一块几乎空白的大陆）和成吉思汗的军事成功。（游牧部落的冲击力和周围农业文明的暂时衰落可以预计，但成吉思汗本人创建的士官培训制度出现在那个时代却是偶然）。这些因素应当看做一些孤立性的事件，应当掌握，但除非我们能从中总结出规律（不大可能），否则无助于我们解决新问题。

　　关于普遍规律和偶然因素的关系，我倾向于用下面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有人喜欢把历史比做一条河，把这个比喻推广一下，历史学家就是一个试图从零开始考察河流的水文地理学家。那些比较稳定的普遍规律就是牛顿力学定律、流体力学、水力学、沉积速度等基本的历史规律和参数，除了这些东西，河里还有一些礁石，河流遇到山脉必须换个方向，这些同样会影响水流的山峰和礁石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我们试图在某个具体河段考察水流的流向，作出具体描述和计算时，必须把水力学等基本原则和具体的礁石、山峰位置结合考虑，才能对水流真实流向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对无法直接观测的河段进行推断。当河流流入一段新的河道时（用历史规律去看未来），我们只能根据那些基本原则作出一个大致的预测，然后再进入河道，根据具体的礁石位置作出具体阐述。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精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对过去的观测，掌握一些历史规律后作出的推断依然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四 农业社会的特征

　　回到最前面的话题，既然我们可以确定定居化的农业文明是历史的主体，至少是现代社会所直接继承的那段历史的主体，那么解释历史所需要的规律就必须基于对农业社会的观察。

　　我们可以从漫长的定居农业社会（区别于不断在迁移中烧荒种地的早期农业）中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

　　1稳定性

　　自从人类发明了轮子、冶金术、陶器、建筑学、历法和初等的水利知识，过上了定居生活以后，在基本的生产方式方面就陷入了停滞。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尽管各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的政府形式、文化特征、宗教千差万别，但农民们始终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生活水平在温饱线附近波动，同时向上层社会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期间只有高级宗教的产生和铁器取代青铜器真正算的上明显进步，不过前者的影响主要还在上层社会，农民们的信仰始终搀杂着原始宗教的迷信（许多欧洲的偏远山区直到新教产生前后才真正皈依基督教）；后者则使农业地区变的更广阔，让农民从此可以把青铜器和石器无法改造的密林、沼泽变成农田，但没有改变农业生活本身。

　　 这种稳定意味着经济生产上限、社会结构、文化的全面停滞，直到大航海时代从美洲带回的新物种改变了农业生产的上限。随后的工业革命通过从生物界之外引入新能源的方式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结构。从宏观来看，几千年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人口从2-3亿增长到接近10亿，手工业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增长实在是太慢了。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社会的经济或技术水平上限为纵轴做一条发展图，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条走向几乎水平的曲线，如果从曲线起点到终点引一条直线，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直线存在正的斜率，终点比起点有微小的抬升（这种增长是客观存在的，并最后触发了工业革命，只是实在太慢了）。如果把这条曲线画到2005年，我们一定会发现这500年中曲线以前所未有的斜率向上抬升。作为一个生活在高速增长的社会的现代人，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看到显著的增长与改变，但研究漫长的农业社会时必须时刻记住停滞是它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到技术史时还要进一步阐述。

　　2波动性

　　我们说经济发展在几千年中陷入停滞，并不是说经济水平始终不变。确切的说，停滞的只是技术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的上限。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偶然冲击的影响，各个农业文明的实际经济水平和规模一直在波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资源比例的变动所带来的波动。

　　农业社会的经济的基础是种植业。在18世纪以前，除了象罗马帝国、中国统一王朝这样的大国通过水路运输调运一些粮食外，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在本地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而即便是拥有内海或内陆运河的的大帝国，也只试图解决几个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相对整个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微不足道。至于跨文明区域的粮食运输，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余所有经济部门的人力供应都受到粮食生产剩余的限制，这种粮食剩余一般来说是很少的，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个文明体系的剩余粮食生产水平，就可以确定它的经济水平。

　　一般说来，粮食生产由四个因素决定：气候、土地、人力和技术。如果考察长期趋势，气候可以看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参数，丰年和荒年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工业革命前夕，农业技术也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的因素。那么粮食的总产量和剩余产量（可以拿出来供养不参与农业的人口的部分）主要取决于土地和人力两个变量。很显然，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加（新土地被开垦，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都可以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同步跟上，那么这种增长严格遵循效益递减原则。具体而言，当劳动力不变，土地无限供应的时候，开垦第一亩土地可以得到最高的产量增长，随着土地增加，总产量也增加，但人力不足会逐步让单产下降，直到趋近于0，新增土地不再增加产量；同样，如果可开垦土地有限，劳动力不断繁衍，那么第一个新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然后逐个递减，随着粮食单产达到精耕细作的极限，每个新增劳动力能带来的产量增长为0。

　　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靠的是人口增殖，土地供应的增加却只能通过开垦来实现。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类和绝大部分生物一样，具有无限繁衍后代的趋向，因此在大部分成熟的社会里，相对稀缺的是农田而不是劳动力。在古代，农业民族进行大移民来释放过剩人口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旦人口超出土地负载能力，新增加的人口无法使粮食相应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剩人口对生态的破坏反而会降低产量），剩余粮食（先是人均、然后是总量）就开始下降。在农业社会（其实也适用于今天），这意味着可以供养的非农业人口开始减少，军人、贵族、工匠、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生活水平与规模都同步下跌。

　　一般来说，上层社会不会坦然接受这种现实，他们会利用自己统治社会的权力提高实际税率，并雇佣过剩的流民加强对下层的镇压，可相对长期积累的矛盾，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社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最终导致暴动、内战、分裂、水利失修、蛮族入侵等灾难性事件。从长期来看，灾难性事件会减少人口，让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回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但短期内灾难性事件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生产，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制造更多人祸。即便人口已经被灾难减到了过剩以前的水平，也不会有一只上帝之手让内战、分裂等人祸在瞬间停下来。灾难还会继续，直到社会崩溃带来的矛盾充分释放后才会停止。经此大灾难，人口大幅度减少，过剩的反而是自然资源，于是人口开始重新增长，各种被损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社会一片繁荣。如果没有太大的偶然冲击，人口将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超过土地承载能力，下一个周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开始。

　　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周期，灾难性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余大部分时间可以划分为人口过剩前的增长期与人口过剩后的衰落期。在增长期，人口快速增长，剩余粮食总量不断增加，由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基础设施的修复，人均粮食剩余甚至也会增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可以转为牧业（每亩牧业土地能养活的人口要远少于农业，但能提供更多的肉、蛋、奶），让各个阶层的生活更舒适。社会可以供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将更多的财富投入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承受各种新制度的试验成本。而人力的相对稀缺也会产生对节约人力的技术的需求，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让经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提高（当然提高很有限）。无论是对于后世的评论者还是对于当时的百姓，增长期都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一旦人口的增加致使剩余粮食总量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剩余的减少趋势压倒了纳税人口的增加），农业社会就进入了人口周期的衰落期。由于上层社会占有统治地位，他们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是有刚性的，剩余产品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生活的艰难，还导致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减少，社会在外表上立刻就萧条了下来。由于人口过剩，任何可以节约人力的技术进步都将被废弃，因为没有哪个前工业化社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能力，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不仅新技术消耗的资源比人力可能要贵的多，节约的人力也无法再次融入社会，必然成为流民和暴动者。因此理智的统治者不会在衰落期推广节约人工的发明，这也是一个技术停滞甚至后退的时代（罗马皇帝曾拒绝用原始蒸汽机取代人力去竖起石柱，理由是让穷人获得面包；晚清的中国官僚拒绝用海运代替漕运，用铁路代替骡马，因为担心裁减的人力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是对的）。在彻底崩溃以前，这种衰退期可能持续很久，但明智的观察者会从基层的经济变动中看到危机。

　　除了人口——资源比的变动所导致的波动，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上限，其他一些意外冲击也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波动。比如蒙古人对整个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入侵，黑死病对中东和欧洲的影响，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等。农业社会的全部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都是为了应付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构筑的，一旦环境剧烈变动或社会结构被破坏，经济水平会立刻下降，然后再重新向既有的上限发展。这种波动在历史发展曲线上应该是一个V型。即便没有其他冲击，消耗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本身的腐化堕落也会引发革命与内战，制造出一个相对有效的上层社会，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前提下，这也是一种周期性波动。不同的社会由于地理或偶然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同的波动所主导，其中人口自然繁衍导致的波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原因导致的波动一般也会大幅度减少人口，造成人口——资源比的变动，从而产生类似的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的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上限的停滞，人类社会无法在短期内用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人口压力或应对环境的变化，只能进入衰退或崩溃阶段。但除了少数几次生态灾难外（如中东部分地区在生态退化和蒙古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变成荒漠），大部分导致经济水平下降的的灾害并没有伤及农业文明的基础——农田，因此幸存的人口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新社会，让经济重新恢复到原有水平。各种波动不是独立出现的，它们可能互相叠加，可能互相抵消，还可能互相影响。由于历史资料考证困难，我们很难量化的用这种模型去解释全部宏观政治史或军事史，但近似的考察是可能的。中国在汉朝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200-300年的主周期波动。其他几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虽然规模与中国相近，但经济-人口波动周期明显要长一些，约为400年-450年，这或许可以用文明的相互影响来解释。欧洲、中东、印度之间有通畅的水路交通，又没有可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相比的地理险阻，因此一个文明兴盛的时候可以通过掠夺、不平等贸易、殖民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优势，释放矛盾与过剩人口，延长增长期；衰落时又要受其他文明的压制，复苏要慢一些，循环周期自然要比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中国稍长。

　　3 地域性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长期经营的肥沃土地和同样无法移动的灌溉系统（在气候稳定的部分地区，靠天吃饭也会有好收成，但已经开垦的熟田依然是无法移动的）。除了盐和金属这两种物资以外，大部分农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关键生产物资仰赖于长距离贸易。因此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象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同时，铁矿的分布远远比青铜所需的铜、锡等矿藏广泛，因此盐成了粮食以外最重要的长距离贸易物资（忽略那些服务于少数人且数额不大的奢侈品贸易），如果能解决盐的供应问题，大部分地区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中国历次长期分裂（三国、五代、南北朝），如果并存的政权不能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下进行稳定贸易，那么各自的领地内必然至少有一处盐的主要供应地（如山西的盐池、四川的盐井、沿海盐场）。但如果从整个大陆的视角来看，农业文明地区必然分布在湿润的沿海地区，因此没有哪个农业文明不能独立产盐。从经济上看，旧大陆在农业时代不存在对统一经济体系的需求。 军事行动是将不同的地区统一的最直接的方式。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拥有很高的机动性，因为没有定居的习惯，整个民族都可能和军队一起行军，庞大的畜群可以让军队在荒野中得到食物，因此他们可以发起横跨大陆的征服，但农业文明的军队不行。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补给线，农业文明的军队在给敌人造成伤害以前就会自行解体。我们注意到在铁路出现以前，陆上运输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马车、骡马、或民夫自己也是需要粮食的，有效的运输效率随距离而下降，因此军事行动的规模随着活动半径增加将逐渐减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另外一种选择是沿途劫掠，但这往往会激起巨大的反抗，减慢行军速度，而且，如果身处荒野或贫瘠地区，劫掠或就地征发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从后勤角度来说，任何跨越文明区域的军事行动都不大可能成功，即便侥幸成功（往往利用了游牧民的力量或依托于内陆水道），也只能是短暂的袭击，然后或失败或分裂。这种天然的防御优势导致了农业文明在政治上的分立。一个农业政权或一个文明体系无法在农业时代通过暴力无限推广自己的制度。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还限制了农业人口迁徙的频率和规模，考虑到长距离商业以少量非生活必需品为主，文化的扩散也很缓慢。除了几个高级宗教能够同时影响数个农业文明外，其他基本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民风、世界观、聚居方式等，各地都各有特色。这其中有当地地理环境塑造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迁徙比例低造成的文化自然分化。即便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广阔地区的宗教，在被引入各个地区后也受到改造，带上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他们的创始地反而不见踪影了（伊斯兰教创立比较晚，因此分化和消亡较少）。

　　总结下来，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定居性与自给自足性，从而限制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因此，基本生产方式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文化、社会结构的完全一致。

　　4 农业组织方式的一般变化趋势

　　游牧社会或采集游猎社会是一个强调基层组织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或一个小家庭能够独立的在草原上游荡，应付各种猛兽、恶劣的气候和艰难的食物匮乏季节。那个年代没有无线电，交流与协作只能在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进行，这导致在非定居生活中离开熟悉的团体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生活，因此恶劣的环境强迫非定居者结成紧密的基层团体。在初期的农业社会，人们同样需要严密的基层组织，因为这种利用金属农具在熟田上进行反复耕作的生活在旧大陆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很难在社区以外找到类似的条件。因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旧大陆各地最早的农业社区基本都是城邦模式。城邦一般会包含数万核心人口，拥有城墙或卫城，向居民提供金属农具、灌溉体系管理和保护。其中保护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城邦往往被落后的非定居人口所包围，好似蛮荒部落的大海中的一些孤岛，再加上城邦之间的一些冲突，农民无法从不受保护的土地上获得收益。在早期农业城邦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和粮食储备的统治集团也会严密的控制城邦成员，不断发出指令，以保证城邦本身的存在。

　　随着农业地区逐渐拓展，农业社区开始从一个个孤岛连成一片，最终把旧大陆中央干旱区南侧的巨大弧形区域变成了稳定的农业地区，城邦层次的灌溉管理开始显的落后。冶铁业把金属工具的制造变的更简单、更廉价，也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管理。农民们发现做一个自耕农，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土地上无法生产的东西要比在城邦下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更好。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大型农业国家最终通过长期的斗争取代了城邦，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并认真的保护自己的税源——维护社会秩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水利。从此，小型而有力的基层城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收税，不具体管理生产的统一政府与大量零散的自耕农。

　　早期统一农业国家的产生似乎也刺激了草原上游牧部落的统一（这一点尚属推测，但确实大型农业国家的建立往往和附近游牧部落的统一同步进行），牧民们学会了组织起来对付农民。人数众多的骑兵入侵是不可能被零散的城邦所阻挡的，因此统一的职业军队被建立起来，修筑永久性的工事与蛮族对峙，还可以用来打击内部的分裂倾向，新秩序拥有了强大的暴力基础。

　　占据整个大河流域或农业地区的国家取代城邦，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弱化和一个高层组织的建立。新的国家肯定要比以往任何的城邦都强大，但具体到个人而言，它们并不试图象旧的城邦那样干涉具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不打算创造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用人身依附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层秩序。 因为喜欢那样做的统治集团基本没有机会取得政权。理智的统治集团只是尽量维护好社会秩序，让农民们按自己的想法去经营土地，从而生产出尽量多的剩余产品可供交税收，稳定是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农业资源尚属稀缺的早期，城邦只有通过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才能制造足够的生产要素（安定的环境、固定的土地、良好的工具），而农业的普及化使孤立的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旦生产要素得以满足，无法严密监测的农业劳动显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更有效率。

　　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几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安定的环境都再次成为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劳动只有在军事强权保护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于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化再次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和社区对生产的干涉成为有效率的选择。统一的大国家会再次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社区，在衰落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政治力量成为社区的核心，世袭、拥有特权，明确有别于平民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一时间似乎整个社会倒退到了农业社会早期，一般我们称这种变化为“封建化”。由于高比例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存在和封建集团无法遏止的内斗，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本是很高的，随着秩序的恢复和农业的自然扩张，这种制度将逐步让位于拥有官僚体系的统一国家。

　　在西欧、中国、中东统一大帝国崩溃的时候都有封建化进程，当某个军事集团刚刚完成对广大地区的征服时，也往往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和相关的技术在整个旧大陆扎根越来越深，灾难对农业本身的破坏相对越来越小，因此基层社区的弱化和地区性国家权力的强化是一个普遍趋势。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因此比较早的进入这个状态。

　　五 物竞天择

　　在总结前面几个农业社会特征的时候，我已经在无意中应用了一个唯物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在给定的外界条件下，任何社会都有自发调整自身结构的趋势，使社会的生产能力达到外界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换成常见的一句话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条很有用的规律，不过传统上对这个原则的定义不够确切，许多人在应用时又不分条件的随意外推，从而引发了许多荒谬愚蠢的结论。为了更好的理解并应用规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科学研究开始，弄清这个原则的来龙去脉。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唯物历史观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进化论的出现。进化论的出现也是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理论突破之一，我们通常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许多人认为进化论给出了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物会在进化中胜出，但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必然会发现“适者生存”这句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适者”的定义正是在进化中生存并能繁衍后代的生物，它不意味着更快，也不意味着更凶猛，或是产卵更迅速，它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事实上，这句话应该比理解成一个陈述，而不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它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生物形态都是自然界各种外界条件（以及一些偶然性）造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什么造物主的意愿或伟大的目标而产生的精巧设计，并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出预测。

　　今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达尔文的思路。生物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形态必然要受周围物质条件的塑造。引入一个上帝或高于一切的目的只能徒增复杂，并不能让我们更精确、更方便的描述世界。既然上帝不能被证实存在也不能被证实不存在，那么达尔文宁愿让自然独立完成造人的工作，让上帝下岗。只是长久以来，因为人也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个把人类从世界中心拉出来的理论，不愿意承认人和生物界的规律可以用科学原则去研究。达尔文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整理，以过人的胆识，把生物研究归入了讲究实证的科学范畴，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虽然进化论没有对具体的研究提供任何标准，但从此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生物学和人类学，这就是进化论的意义所在。至于达尔文提出的其他一些具体假说和结论，在现代遗传学和基因科学确立以前，只是缺乏根基的假说。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说达尔文的直觉和运气都很好，如此而已。

　　与生物学和人类学在进化论以前的的地位相似，历史学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排斥科学的研究方法（天文学也遭到过类似对待）。因为整个历史是都是人类独自继承的遗产，今天的全部人类生活也将变为历史，人们很难相信人类生活和最卑微、最平常的自然事物会遵循一样的规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研究。同时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总喜欢制造出一套理论来证明当前社会的神圣性、永存性。因此人们竭力要为历史找到目的，用当代的善恶标准或某个集团（民族、阶层）的价值观为历史设定方向或规则，而不愿意象研究水利那样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规则去进行研究。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类最终还是意识到应该把科学的原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两个标准）应用于历史研究，不过在一开始大部分人对此仍保持怀疑。直到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了第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指出经济基础塑造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解释历史和现实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唯物主义历史观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说了，进化论指出目前存在的所有物种不分强弱大小，都是竞争的结果。由于自然界的养料和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争取养料和生存空间的物种可以存活下来，并在客观上扼杀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必须注意的是，物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只是一种结构，物质和能量迅速的流过这种结构，前一辈的生物很快就会成土壤的养料，为但我们并不认为物种因此发生了本质变化。对于某些喜欢走极端的生物学家来说，物种不过是基因复制自身的一种聚会方式而已。与之类似，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也只是一种保持动态稳定的结构，它们的存在需要消耗人力和物资——经济活动的成果、人类社会的稀缺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在人类社会某个时期内，各种上层建筑的组合方式之间存在着与自然界类似的竞争，那么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制度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

　　回顾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是可以满足这个竞争条件的：

　　首先，旧大陆各地主导的文明形态都是定居农业文明，只要有机会，大部分制度可以很方便的在另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保证了整个旧大陆是一个完整的竞技场。

　　其次，竞争是各个文明之间的事情，农业文明在地理上的分隔状态保证了制度变异和新制度出现的机会，不会因为某个制度将旧大陆统一成铁板一块而终止竞争。即便在某一个稳定的文明体系内部，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气候、新农作物的引入）的变化，某一地区率先出现制度变革并独立于其他地区建立新制度依然可能（存在许多经济上不对外依赖的地区）。

　　最后，各种制度和文化在农业文明土壤上确实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制度在农业文明中传播不外乎军事征服、随人口扩散和和平传播三种。其中，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基本与经济剩余成正比，产生过剩人口并占有其他地区意味着人口基数大，和平传播则意味着对方感受到了新制度的诱惑或压力，哪一种都将使经济水平高或规模较大的一方占上风。另外，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威胁虽然与经济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作为一种常设的外部条件，也有助于淘汰那些人力、物力、组织能力上不足的文明。

　　鉴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尝试用竞争原则去解释农业社会历史。按照本文开头提出的科学原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客观条件的指标，然后比较各种制度下的历史上限，最后确定是否新制度一般会比旧制度更适合新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相对简单却非常耗篇幅的工程，恐怕不是本文这几万字能验证的，但经济基础塑造制度这条规律提出了一百多年，有许多长篇巨著论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得到了世人的承认，愿意从统计数字中验证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本文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进一步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从采集社会转向农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变革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规律。因为采集社会也是一个在地理上均匀、分散的社会，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或政治上的惯性来阻止新制度的出现。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地方和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直到16世纪才引入水稻种植，这种新技术立刻就引起了一场革命——传统上与采集-旱地刀耕火种经济相配合的大家族迅速在2代人的时间内分裂成依赖小块稻田土地生存的小家庭，而私有土地产权的建立也促进了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发育。这种变革在大约1万年前曾在所有的旧大陆农业地区发生过，不过毕竟太遥远了，印度尼西亚的小岛和其他一些因为全球化而发现生存环境和经济基础发生巨变的国家可以为验证我们的结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

　　六基本物质条件与上层建筑

　　从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在这大约10000年中，以经济基础为主的外部条件基本确定了了社会上层建筑的面貌。在这种分析方式中，唯物主义者无视任何人对任何制度的厌恶或崇拜，把所有制度都用经济——所有社会活动的成本之来源这个天平来衡量。唯物主义者承认各种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但同时指出经济压力和随经济压力而来的社会、军事、文化压力保证了那些利于经济扩张的制度变化会得到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因此最终稳定下来的制度一般是能在既有的外部条件下最大限度发展经济的制度。对历史的观察和对近代社会的人类学观察也验证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方式蔑视任何权威、宗教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用纯粹的物质分析来解释历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种解释方法与兽医观察动物的方式并无差别，有辱人类的尊严。其实，人类来自生物界，自然也继承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之所以能用与进化论相类似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人类与海胆、蘑菇和袋鼠一样，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至少到工业革命之前这没什么问题。

　　但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什么算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外部条件和经济基础。

　　气候的变化肯定要算数的，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庄稼的收成，庄稼无法象牛羊那样被赶到雨量、土壤和阳光更适于它们生长的地方去，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平均气候来制订种植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任何气候变动几乎都会打乱农民的种植计划，让以往的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作废，给农业文明带来灾难。一般说来，气候变冷带来的灾难更大一些。

　　长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许多，比如秦汉帝国和隋唐就各自与一个长且稳定的温暖湿润周期相对应，在随后的冷周期内，南方的许多河流经常封冻，让北方的骑兵如履平地。从黄河到海河乃至辽河之间原本繁盛的农业地区，农业产量急剧下降。这时，原来常设的儒家官僚机构虽然一度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如今却成了过分精巧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在动乱中统治成本较低的地方性政治组织和军事体系迅速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下取代了原有制度数百年。由于类似的原因，第一个从旧大陆向西去美洲的的移民群体（维京人对冰岛的移民）也在小冰期的作用下从农业社会退化为采集社会。当然，气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做统计分析的话，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变动（趋势是从复杂、统一的结构后退）与气候波动之间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

　　气候的短期波动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但也可以触发一些历史事件。1815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曾导致全球气候下降，温带地区失去了夏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骚乱（德国近代第一次全民性的反犹暴动因而爆发 ）。1982年墨西哥的火山爆发给苏联随后几年带来的农业歉收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间接因素。（没有火山爆发，估计还是要解体，但未必是在那个时间了）

　　除了气候，其他的一些非可抗力因素也算外部条件，比如欧洲沿海鱼群分布因为一些人类至今不掌握的规律而变动，这些变动就曾经影响了近代西欧航海国家的经济力量。

　　还有一些条件，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确定，比如海陆分布，比如矿产资源的位置。由于没有人或神灵事先给人类设计发展路线，在某个条件没有进入历史以前，人们无从知道它将带来什么后果。以石油为例，在机械工业进步到可以制造内燃机以前，油田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但一旦人类把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油田的分布与储量就足以决定历史了。当英帝国随意的在中东的土地上为阿拉伯王公们划定国界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虽然这些王族的后代依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腐败堕落、乐于内斗，而且没有建立任何象样的自主工业，但他们拥有的石油财富却可以让他们和世界列强坐在一起谈判。既然在石油变的重要以前没人知道它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如果石油不存在，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式一定和今天有巨大的不同。石油的性质、数量和位置应当看做随机的外界条件。

　　与之类似的还有农业物种的分布，美洲存在一些旧大陆没有的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和土豆，这些作物传到旧大陆以后，在整个旧大陆引发了人口爆炸（相对此前的停滞而言）。不过我们在1400年同样无法控制或预测航海家将从海洋的另一边带回什么，因此这也算外部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工业化以前，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也应该视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参数。技术进步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进步是一种罕见的随机现象，因为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业与初等手工业，基本的材料和运用方式都已经在农业时代的开端得到充分尝试（自然的安排！），如果不改变技术探索的领域，那么可供探索的空间并不太多。因此，当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技术进步体现为一系列的零散突破，不能在经济或军事领域造成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艰难和可预计的微小收益反过来又压制了人们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的愿望。当然，在某些时期，科学作为满足有闲阶级好奇心的一种工具确实得到了有意识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科学和技术之间并无联系，生产技术的进步只依赖于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运气。

　　工业革命以前，冶金术发明以后，没有哪个技术能够取得足够的重要性，以至于它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经济部门的大发展，也没有哪个技术可以直接促成其他技术进步。因此大部分技术进步的影响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既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也无法促进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任何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努力，其收益与成本之比都非常低。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不鼓励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因为那样做基本上等于浪费资源。这种文化特征又反过来阻碍了技术的停滞趋势。

　　因为技术进步本身是偶然现象，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往往被复杂的无效工艺或神秘主义仪式所掩盖。19世纪英国化工厂把蓝色染料放在铁锅里拼命搅拌，认为搅拌的声音与染料的质量成正比，并以这种染料获得了高额利润，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只是搅拌时刮下来的铁屑。现代化学出现以后，德国人李比锡用向染料锅中添加铁化合物的方法很轻松的节省了这道工序。类似的，部分土家族部落通过知道使用抗蛇药草和根据蛇的行动规律来决定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采草药的伤亡，但这些知识是通过一种叫“锁蛇”的神秘仪式表现的，还伴有一些秘密口诀，外人根本无从判别究竟是哪个环节起主导作用。其实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中医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药理。这些在农业时代很难看清的技术成果让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模仿来学习技术，即便是非常简单的技术。由于技术本身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至多是不拒绝新技术，很难做到有意识的传播。造纸术算是简单而又实用的技术了，但它向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却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象西方向东方刺探丝绸制造技术那样的有意识传播是很罕见的例外。

　　技术传播不畅导致许多技术在不适合应用时被放弃，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重新发明。正如前面指出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口资源比有利的时候，科学可能昌盛，但那与技术创新无关。至于技术，人力成本高的时期技术进步迅速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更可能被广泛利用而得到流传，而不是因为随机出现的创新更多一些。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除了刚刚从采集社会转向定居农业社会的那一两千年（农业和定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新空间，农业时代的初创年代，人类从0开始发展，很快掌握了门槛并不高的大部分农业-手工业技术，速度还是很快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创新始终是个别、零散的现象。同样，技术的传播同样是通过无意识的缓慢扩散进行的。由于旧大陆和周围的海洋在地理上的连通性，技术扩散缓慢却不停顿，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曾经有效的促进或阻止这种扩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技术水平是差不多的。

　　在掌握足够史料并确定标准后，耐心的唯物主义者可以给出农业时代稳定以后的旧大陆文明技术进步与扩散的平均速度。作者并不试图在这几万字里完成这个工作，前面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从长期来看，把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太平洋小岛上因为探险队的到来而产生的迅猛技术进步属于例外）而既然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决定上层建筑的背景条件之一。

　　另外，当某个制度-文化体系因适应了长期不变的经济基础而固化的时候，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也将成为部分上层建筑中短期变化的背景条件。比如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前后的主导制度都是贵族分封+统一教会的松散统治，但对东方的远征消耗了许多人力，尤其是大量消耗资源的贵族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提高了人均生活水平和贵族的财富。贵族们有财力也有精力去为游吟诗人支付薪水，从而带来了骑士文学的黄金时期。骑士文学只是上层建筑的一小部分，其兴亡对整个封建制度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骑士文学的一个固定背景条件，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带来的经济因素则是触发这种文化繁荣的一个条件。后面将要谈到的宗教对政治制度的适应也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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