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李敖回忆录――序 -- 自向荒郊寂寞红

14　复出（1979―1981　四十四到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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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白下的传统》使“台北纸贵”的热潮中，一位美人，当年在大学时代，曾把

《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插在牛仔裤后，招摇而过辅大校园的，这回也赶去买

了一册，这位美人，就是电影明星胡茵梦。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各界震惊，“佳评如潮”。其中以同月17日《工商日报》

上胡茵梦写《特立独行的李敖》一文最引人注目，胡茵梦写道：

李敖又公开露面了，不但公开露面，还出了一本新书，不但出版了新书，并且又在

创作一本“最伟大的小说”；这是继“中美断交”后最惊人的消息。

在一阵“寻根”、“自我肯定”、“老王卖瓜”、“乡上。乡土”这虽正确却不甚

精彩的开倒车潮流中，卷来了“李敖逆流”，使得爱困的读者们再度被惊醒，在拍案叫

绝声中又年轻了十岁。人性中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建设性的宝贵特质――不满现状，因为

这阵再起的逆流而得到共鸣与抒发。

报载李敖出书的消息，第二天，各大书局、报摊已经找不到《独白下的传统》的踪

迹，书局老板都以惊讶又带点兴奋的口吻说：“一天之内就卖了三十多本，现在已经再

版中。”一个星期后，我终于购得再版的“独书”，封底最后一行写着：“远景过去没

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这一行字看得人百感交集，有伤感，有

希望，也有怀疑；伤感为作者的过去，希望是看到作者的未来，怀疑却是怕被出版社和

自称“最高明的宣传家”的宣传术所愚弄。

看完全书，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李敖仍旧是李敖，虽然笔调和缓了一些，文字仍然

犀利、仍然大快人心、仍然顽童性格，最重要的，这位步入中年的顽童还保有一颗赤子

之心。……

胡茵梦的文章发表后，我并不知道。后来《中国时报》的陈晓林告诉我，我才看到。

并且得知：胡茵梦为了这篇文章，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文工会”

行文给国民党党营机构“中央电影公司”，警告该公司所属演员胡茵梦不得写文章捧异

己分子李敖云云，我听了这件事，不禁对她另眼相看。

胡茵梦被警告，她不但不予理会，反倒传出她想结识李敖的消息，可是那时我不轻

易见人，她一直没有机会。直到9月15日，萧孟能约我到花园新城他家作客，我到了不

久，门外车声忽至，原来胡茵梦和她星妈高速光临。后来得知：是萧孟能暗中通知胡茵

梦“李敖来了”，于是机不可失，遂有此一相会。后来台湾与海外报章风传李敖、胡茵

梦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同居、由同居而结婚，花边新闻此起彼落，热闹经年，虚虚

实实，极尽好事之能事，我也自“社会版”人物一变而成“影剧版”要角，想来十分有

趣。尤以1979年11月11日《时报周刊》上以胡茵梦为封面，手执老K红心桥牌一张，牌

上小照片是胡茵梦从背后搂着李敖，最为传神，是陈文彬照的。该期有林清玄专访：

终于见到李敖和胡茵梦了，到底是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一个是蛾眉淡扫，一个是

书生本色，各自显得神采奕奕。胡美人一如在银幕上的形象，娇柔无限，依偎在李大少

爷的怀中。……

胡茵梦有很多追求者，她为什么独独看中李敖呢？李敖用了一句北京土话：“帽子

歪着戴，老婆讨得快。”他不讳言自己是个“坏蛋”，但是坏得很出色。

胡茵梦并不这样想，她说：“我和李敖相处久了，知道他有很多面，一般人看到的

是顽童的李敖、坏蛋的李敖，而没有看到李敖深沉的一面、体贴的一面。”

李敖自负的老毛病经过十几年了还没有改掉，他说：“胡茵梦已经够美了，她不像

一般的女人要去美容，她要用文化美容，而李敖是文化最好的代表，胡茵梦便只好爱李

敖了。”他又说：“我和胡茵梦谈恋爱为写文章的人争一口气，以前，明星们都和老板、

小开们谈恋爱，李敖至少证明了写文章的也可以和女明星谈恋爱。”

……李敖说到一个读者写信给他说：“那个读者写信来说，他们很喜欢读我的文章

和佩服我的才气；他们也喜欢胡茵梦和她演的电影；可是他不喜欢我们在一起，使他有

失落感和挫折感，这大概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看法。”

还有一个在高中任教的老师写信给李敖，说他在班上宣布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全

班学生都不禁“怒吼”，说李敖“抢走了我的爱人”。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有些朋友说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是”堕落”，李敖不以为然，他说他不喜欢摆起脸

孔生活，太没意思了。……

做头发做了半天，胡茵梦回来，李敖说他要去打电话，溜走了，到门口时回头说：

“我刚刚说了你不少坏话，换你说了。”

胡茵梦笑得很开心，她的朋友们的看法很简单：“他们并不觉得意外，一致认为我

们两人是绝配，早就应该在一起了。”

她说，她和李敖都是生命的赌徒，李敖是她手中的一张王牌，她要拿来赌终生的幸

福，“这是我拿过最好的一张牌，非赌不可。”……

《时报周刊》的发行人简志信（简瑞甫）是我老友，他坚邀我写一篇白描胡茵梦的

短文，我花了二十分钟，写下了《画梦――我画胡茵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

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通常明星只有一种造型、一种扮相，但胡茵梦从银幕画皮下来，以多种面目，教我

们欣赏她的深度和广角。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

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

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胡茵梦出身辅仁大学德文系，又浪迹纽约格林尼治区，配上满洲皇族的血统和汉玉，

使她融合了传统与新潮、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她是新艺综合体，她风华绝代。

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茵梦，胡茵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茵梦

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

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

写这篇短文后五个多月，1980年5月6日，我和胡茵梦结婚了。结婚之日，她那星妈

已与我们交恶，胡茵梦根本没有通知她。所谓婚礼，是午前在我家举行的，来宾只有证

婚人高信疆和孟祥柯（孟绝子），后来余纪忠赶来，请我们在财神大酒店吃饭。当天晚

上，胡茵梦的“立委”爸爸胡赓年请我们吃饭。我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时，完全不知道

胡茵梦是谁，但却知道她爸爸是谁。她爸爸是我爸爸的朋友和同事（同在吉林女子师范

教书），他先进南京金陵大学、再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二十三岁去日本，先进早稻田

大学、再入东京帝国大学，追随日本学者神川彦松研究国际政治，前后五年。他是一位

爱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真相，该

团路过东京时，他曾递上英文报告书，并在帝国饭店向该团先行阐述真相。这种爱国绝

不后人的精神，使他在归国后，毅然跟上国民党，先后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

陕西韩城县长、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旅顺市长、辽宁青年团干事长、沈阳中

央日报社长、沈阳市立法委员。1949年他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他是以“国破

家亡”的心情，流亡岛上的。所谓“国破”，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偏安；所谓“家

亡”，因为他抛弃了发妻而与另一抛弃“发夫”的女子私奔抵台，这位女子，就是人称

胡星妈者。东北同乡“立委”如程烈等，都说她是做下女（老妈子）出身，但我不信，

因为她虽然面目狰狞，却颇有文采，她曾拿出旧《畅流》杂志一册，指着其中一篇文章，

自称是她写的，写文章在《畅流》发表，固女作家也。她有一句名言，我最喜欢。名言

是：“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能有这样好的造句的人，不像

是在《畅流》上冒充女作家的。提到下女，并不是说做了下女就有什么不好，有的做下

女的也很了不起，居里夫人就是这种出身的，当然胡星妈纵使做了下女，也无以上比居

里夫人，至多只能在“曾为下女”一事上，与居里夫人相伯仲而已。

胡赓年到台湾后，对政治已万念俱灰。我与胡茵梦结婚，他请我们吃饭这个晚上，

他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

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此公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

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

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

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

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连三十一年都讲的是恶心话、马屁话，那倒真不如不讲话为

佳。也许胡赓年之得意处，正在他能看破政海而别人看不破吧？

胡赓年到台湾后，看破政海，又继之以看破红尘。他原以为可以偕红颜以终老的，

不料这位胡星妈，却是好生厉害，使他痛心疾首。终于在他花甲前夜、在他发现生日礼

物竟是一瓶盐酸的时候，只好仓皇出走。――人家是十六岁小男生才跷家的，可是胡赓

年老先生却六十岁跷了家！跷家以后，他跟三六九小吃店老板娘窝居于陋巷，老板娘和

她的子女们对他不错，从此才得乱世苟活，保住了一张没被毁容的老脸。

胡星妈在胡赓年跷家后，同意放他一马，但是“立法委员”的每月薪水和福利，她

要全部拿去，胡赓年为了自由，全部同意了。从此每月胡星妈进出“立法院”，代夫出

征了。后来胡赓年住进荣总，我去看他，送钱给他，老境堪怜，但是“立委”薪水，未

闻胡星妈有以酌赏一二也。胡赓年跟我感伤地说：“人家爱钱如命，但是她把钱看得比

命还重要。钱第一、命第二呢！”

胡赓年死前不久，我看报赫然有标题如下：

　　老父胡赓年要办自愿退职

胡茵梦：早该走路了！

标题下内容是：“胡茵梦的父亲――资深“立委”胡赓年要办理自愿退职了，这位

知名影星说：‘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她认为，朱高正在“立法

院”高骂‘老贼’等激烈作法，对“国家”民主开放，确有正面影响。胡茵梦的母亲也

指出，在国民党迁台之前，国大代表是采‘无薪制’，迁台后，资深“国代”却以每年

仅开一次会的工作量，要求与“立委”相同的待遇，开会期间还有额外津贴，真是没道

理。”我看了这一报道，觉得有些话，我似乎有义务替胡赓年――长期瘫痪在床的胡赓

年――说出来。因此写了一篇《哀胡赓年先生》发表。在文后指出：

胡赓年先生身背“老贼”之名，却是真正的“无薪制”，亲人花了他的薪水几十年，

最后还奚落他“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人间道理，岂可如此颠倒？

胡赓年先生八二衰翁，身心俱灰，他不会为亲人对他的伤害而置辩，但是我却忍不住要

为这种亲人的无情有以抗议：吃了人家几十年还说风凉话，这种秀，做得太伪善了吧？

伪善的人当然无法反驳我，但是，胡茵梦虽然巧为更正她讲的这些话，但在后来她

以国民党身份为民进党助选时，却在台上谄媚群众，照说不误。我认为她太不对了。胡

茵梦为国民党曾表演“大义灭夫”；又为民进党表演“大义灭父”，但在为妻为女过程

中，却是又花人家的又拿人家的，这种丑恶，未免跟她的美丽太不相称了。

我和胡茵梦结婚之日，私下告诉高信疆，我说这场婚姻不会超过一年。信疆奇怪既

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我说大概我和胡茵梦都好胜，总要把没做完的事做完吧？胡茵

梦没我聪明，她以为婚姻可久，乃问道于妖僧林云。林云说你们的婚姻可维持五年。五

年后，你老了，而李敖一向喜欢年轻女人，那时候你们的婚姻就出问题了。唯一化解之

法是现在你们就要在卧床四角各放铜钱一枚，如此婚姻可以长久。胡茵梦听了这妖僧的

妖主意，回来要我如法炮制，我拒绝了，我说我是信科学的人，一概不信怪力乱神，你

怎么可以这样无知、迷信，听这种妖僧的话！我的拒绝使胡茵梦面露失望，她没有坚持

放铜钱，但她认为我不爱她，所以不肯放铜钱。她为文化水平所限，无法提升到从博大

高明的着眼点来欣赏李敖这种男子汉的坚定、这种不肯牺牲原则的坚定，是很可惜的。

一句西方谚语说：“我们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同我的结婚，正好

相反――“我们因了解而结婚，倒因不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在我出狱后复出后写文章

支持我，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她欣赏我的特立独行，我认为她了解我，但是，最后

因不了解分开了。有趣的是，妖僧林云说这场婚姻会有五年，我却三个月就给它吹了，

我比林云灵得多呢！

结婚后三个月零二十二天（8月28日），我就招待记者，宣布与胡茵梦离婚了。离

婚之前，胡茵梦已回娘家一住多日，我8月28日看报，看到她竟参加国民党幕后策动的

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不知自己是什么身份，我感于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

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我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

们我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当天下午我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

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

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

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茵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茵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茵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茵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茵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李敖 1980年8月28日

随后我请孟绝子带着我签好的离婚文件，请他直送胡茵梦家，记者们也就蜂拥胡家，

不久胡茵梦打电话来，说她很难过，无论如何要我亲自去一趟，我答应了。在路上，我

停下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在花店里买了一大把红玫瑰，就去敲门。胡茵梦素服而出，与

我相拥，并一再泪下，我说：“因因啊，你说你将是‘唐宝云第二’，因为丈夫不同意

离婚。今天我保证你不是‘唐宝云第二’――你是‘胡茵梦第一’！”胡茵梦认为离婚

文件要重写两张，用一般离婚套语，我虽嫌俗气，也同意了。于是由她亲笔写“离婚协

议书”，第一张写毕，我看用的是“中华民国”年号，我说：“我是不奉中华民国正朔

的，这张你留着，另写一张写公元的吧，我要那一张。”挤满客厅的记者们闻之哄堂。

胡茵梦事后公然赞美我的书面声明写得文笔优美雄浑，她大概没发现我的整个过程都是

“大男人主义”的气魄。正因为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出口、下笔、送花、签字，都

是豁然大度，包容“大女人主义”的“新女性”的离谱行为。后来人多赞美说李敖真会

离婚，可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概我的离婚离得太干脆、太漂亮了，当天晚上就上了电视新闻，香港的电视公司

也派人访问我，极一时之盛。离婚当天晚上我和几位美女吃饭，有人说我是“离婚大

王”，其实我岂止大王，早就是专家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夫妻同体主义下

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的就是古代的离婚，就被同学戏呼为

“离婚专家”呢！

离婚后不久，有一次，我跟一位刚考取空中小姐的可爱女孩在床上，随便聊天，她

说了一段话是：“李敖，你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你跟胡茵梦离婚前后，她说了你那

么多的坏话，可是你却不说她一句坏话，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跟姨妈们谈起来，

大家都欣赏极了。”我听了，笑道：“梁启超有两句诗是：‘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

狂欲语谁？’我离婚前后，在国民党报纸带领下、在政治阴谋下，蓄意利用胡茵梦来中

伤我、斗臭我，台湾举岛若狂，海外也一样，都使我不容分说。我跟胡茵梦的一些事，

也就全部由她包办了。但是，我的为人，也许正是‘十年以后当思我’，也许十年以后，

事实会证明我多么能有忍谤的本领，那时候，也许我会写出我与胡茵梦的一些真相，那

时候你再欣赏吧！”

1991年1月12日，蔡仲伯难已送我一卷录影带，是日本NHK对仲伯和胡茵梦等的访问。

NHK做《亚洲四小龙》专辑，《台湾篇》要专访两位有代表性的本省人、两位有代表性

的外省人。本省人访问了蔡仲伯，并透过蔡仲伯要访问外省人李敖。我生平讨厌日本，

拒绝了。仲伯乃把机会让给胡茵梦。看了胡茵梦所做的日本人眼中《女优》录影带，我

不伦不类的联想到九百年前古人的《腊享》诗：

　　　　　　　　　　　　明星惨澹月参差，

　　　　　　　　　　　　万窍含风各自悲。

　　　　　　　　　　　　人散庙门灯火尽，

　　　　　　　　　　　　却寻残梦独多时。

除了毫无悲情可言之外，这首小诗，倒颇能显出我与胡茵梦的处境。如今胡茵梦

“明星惨澹”，我跟她鹿港古庙之行，也早曲终人散、灯火为尽；这位明星也春残梦断、

无复当年。一切因缘、一切交汇、一切旧史、一切前情，所剩唯一“残”字了结。胡茵

梦一生力争上游，不同流俗，可惜缺乏真知、走火入魔，终落得脸蛋满分、大脑零蛋。

以20世纪的美人，信12世纪的怪力乱神，还自以为是“新女性”，其愚而好自用，有乃

母风。她因迷信改运，改名“胡‘因’梦”后，身兼结婚离婚双料证人的孟绝子来电话

说：“胡茵梦应该把‘茵’字改为‘姻’字才对，婚姻如梦，不亦宜乎？”我说：“本

来是绿草如茵，人生如梦。现在她要落草为因，自然又是大神附体的杰作。这是小事一

件。大事倒是胡首梦红颜老去，后事如何，倒真有待下回分解呢！”老孟叹息，我亦顿

悟，开户视之，云深无处。

在我大踏步向前复出的过程里，国民党官方也大踏步笼罩下阴影，这一阴影，显然

在封杀李敖的卷土重来。当我在《中国时报》推出《李敖特写》专栏后，国民党以军方

和情治方面为主轴的人马，从王升到白万祥，都一再向余纪忠表达了“愤怒”，立场

“风派”的余纪忠为了《中国时报》的锋头，也力事暗抗，他请我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

楚崧秋吃了一次饭，隐含先取得党方谅解之意。其实在我看来，不论军方和情治方面，

或者党方，都是吃不消我李敖的，所以这一专栏也写不长久。1979年12月6日，我终于

写信给高信疆，结束了我在《中国时报》的专栏。

国民党不但封杀我，也连带封杀胡茵梦。胡茵梦的星路出现了挫折，国民党的“中

央电影公司”带头封杀她，宋楚瑜的“新闻局”也不请她主持金马奖等集会了（有一次

宋楚瑜等几位大员同我吃饭，我附耳问宋楚瑜：“是不是我连累了胡茵梦的电影明星前

途？怎么她没戏拍了？甚至连一向由她出面主持的有外宾在场的节目也不找她了？”宋

楚瑜小声告诉我：“你不要误会。真的原因乃是胡茵梦英文不好。”后来我和胡茵梦离

婚了，胡茵梦做伪证，表演“大义灭夫”。很快的，胡同志又有戏拍了、又主持金马奖

了。――她的英文，立刻又好起来了）。胡茵梦是电影明星，明星岂能长期承受被封杀、

被冷落之感，于是日久愁生，隐成我们分手的伏机。这时候官方意想不到地捡到一个封

杀李敖的机会，就是萧孟能诬告李敖案。这件案子，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四十年同

甘共苦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因而触怒了萧孟能和他姘妇王剑芬。我认为，萧孟

能要离婚，可以，但朱婉坚已年近六旬，生计堪虞，萧孟能至少该把夫妻一起赚的钱分

朱婉坚一半，不该把十五户房地和房租、汽车、电话。押金、家具、用品、债权等等都

过在别的女人名下，不该不但不分给朱婉坚，反倒用朱婉坚名义欠债欠税，最后致使她

不能出境谋生。我是与他们夫妇一起在《文星》共事多年的见证人，我亲眼看到朱婉坚

如何既婉且坚的帮萧孟能赚了这些财产，如今这样子被扫地出门，我不能沉默，我要打

抱不平。为了这一打抱不平，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萧孟能居然受姘妇挑唆，翻脸无情

无义，利用我帮他料理水晶大厦一件事做切入点，诬告我侵占。一开始，台北地方法院

陈联欢法官判我无罪，但到了“高等法院”后，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法官却希旨承

风、玩法弄权，判我坐牢半年，判决内容之蹊跷已到了离奇程度：一、三法官竟不承认

亲笔字据。――在法庭上，李敖拿出萧孟能亲笔写的“字画、书籍、古董及家具等……

均系本人移转与李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之债务者，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的字据，以证

明萧孟能在诬告。但是三法官却说“应有借据证明其有债权”，否则纵使有萧孟能亲笔

字据，也不算数。但萧孟能既然最后以字画等抵债，原来的借据，自然就已返还债务人

萧孟能了。三法官责怪李敖提不出借据，试问李敖若提得出，岂不变成一债两还了？难

道三法官要李敖同意字画等抵债，又要扣留借据吗？天下可有这样的证据法则吗？可是

三法官不管，硬判李敖侵占。这不是笑话吗？

二、三法官竟不承认科学鉴定。――电话乃李敖借给萧孟能的，萧孟能竟告李敖侵

占，理由是电信局的申请书是他亲笔填写的。经法院调卷，申请书赫然竟是李敖弟弟李

放笔迹。萧孟能理屈，改口说是李放代他申请的，当时一次申请几个电话，请法院调次

一号的申请书，如是李放笔迹，电话就是他的。经法院再调卷，并送请刑事警察局科学

鉴定，鉴定结果是前后两张申请书，“非一人所书写”！但三法官竟连这种科学鉴定报

告都不采信，硬判李敖侵占，这不是笑话吗？

三、三法官竟窜改笔录。――三法官说：“据周其新于本院供证确是签付自诉人而

非借票。”因而判决“应可认定上引字据为虚伪意思表示而亦以委托关系交付”。但查

笔录原文，明明是“借票”而非“签付”，周其新供证如此，三法官竟说“周其新确是

签付自诉人而非借票”，法官如此窜改笔录，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四、三法官竟代栽证据。――三法官说：“自诉人复因委任被告处理一切事务而于

备忘录中列入该支票款。”所谓“备忘录”，其实从未给李敖，萧孟能也提不出给李敖

的证据。按萧孟能全部委任共二十三项，为萧孟能书面提出，为李敖所是认，但其中并

无代催讨十三张支票的委任，如果有的话，萧孟能为什么不列出？法官如此代栽证据，

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五、三法官竟捏造配偶。――三法官说李敖把房屋“移转登记与其配偶胡因子”，

是大错特错的！“移转登记”是1980年1月10日，胡因子（胡茵梦）成为“配偶”是同

年5月6日。三法官为了造成“李敖把房子给了老婆”的伏笔，竟提前四个月使李敖结婚。

法官如此捏造配偶，罗织人罪，这不是笑话吗？

六、三法官竟歪曲情理。――三法官说李敖“主张抵债之字画中，有自诉人之亡父

萧同兹做寿时他人所送之条幅等如附表所列，依之情理，殊无用以抵债者，可证其所辩

抵债之不实”。但林紫耀作证时，明明说萧孟能曾以齐白石画一幅向他抵债，画上有黄

少谷题字“萧同兹吾兄主持中央社十五周年纪念”，可见世界上并无“纪念性书画不可

抵债说”！三法官如此歪曲情理，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七、三法官竟对银行作业茫然无知。――三法官判李敖坐牢的理由是：萧孟能（王

剑芬）委托李敖全权处理“天母一路房屋”，李敖不该在“天母一路房屋”原卖主魏锦

水有财务困难时施展全权，把房屋抢救，认为李敖花钱救这房子救错了，判决书说：

“李敖既受托处理该事，本应依约俟出卖人魏锦水涂销抵押权登记后再行付款，且抵押

权尚未到清偿期，无受拍卖之虞，原不发生移转所有权以保产权之问题。”这一段话，

可真大大的无知乱判了！地方法院陈联欢法官原判李敖无罪，已说得明白：“被告嗣接

魏锦水致王剑芬之存证信函，限五日内将尾款直接偿还银行，领取权状办理移转手续，

否则该屋如经银行声请拍卖，其一切损失概不负责。处此情境，被告为保全王剑芬之权

益，乃于1979年12月28日先行垫付五十五万元。”足见这种先行垫付，是为萧孟能权益

着想。不料萧孟能告李敖，反而说：“天母静庐房屋倘遭银行拍卖，一切损失应由魏锦

水负责，而非王剑芬。”这话说得太风凉了！试问如果拍卖了，魏锦水若无其他财产可

执行，则所负的责，也是空头的责，真正吃实亏的，又是谁呢？设想当时李敖若任其拍

卖，则无刑责可言，怎么垫了反倒垫出祸来？天下宁有是理？三法官判李敖不该代垫，

试问若不代垫，被那位自称把李敖“当作至亲手足”的告起来，恐怕三法官又要判背信

罪了！――垫了是“侵占”，不垫是“背信”，如此司法夹杀，岂不太荒唐了吗？另外

好笑的是，三法官竟对银行作业茫然无知！查银行作业，设定的清偿期都不妨长，华南

银行与魏锦水就长达三十年，但这绝非说三十年内，因“尚未到清偿期”，就“无受拍

卖之虞”！那样的话，银行岂不赔光？所以，银行作业，一定在设定时间内，另订单项

清偿日期，叫借方开立票据或借据，以票据或借据上日期为清偿日期，届时追回或转期。

华南银行与魏锦水的作业，也不例外。设定虽为三十年，魏锦水的另立借据上清偿日却

是“1979年6月16日”！魏锦水到期不还，十天后，华南银行就发了存证信，告以三天

内来行处理，否则依法追讨。依法追讨是什么？当然是“拍卖”！要拍卖，李敖努力垫

钱去保全，有什么错？所以地院刑庭判决李敖做的是“事理之常”，民庭判决李敖是

“为被告（王剑芬）之利益着想”！谁想到三法官竟判出“抵押债权尚未到清偿期，无

受拍卖之虞，原不发生移转所有权以保产权之问题”的话，而置银行作业于不顾，如此

无知乱判，岂不是笑话吗？

由以上七项笑话，可知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法官如何在玩法弄权、如何在无知

乱判。这个案子，我后来得知，冤狱之成，与国民党“军机处”王升主持的“刘少康办

公室”有关。王升不介入，萧孟能绝无胜诉之理，连萧孟能的律师李永然都承认，在法

律层面上，他们打不赢这官司。王升这种政工头目的可恶，由此可见！我出狱后，换而

不舍，追究出萧孟能诬告我内情。那时政治因素已结案，法官们乃依法判决，诬告我的

萧孟能失掉政治靠山，一入狱再入狱，最后三入狱前夜，他仓皇逃往海外，至今犹是通

缉犯。这一冤狱的形成，由法官林晃挂帅，此人态度官僚、问案粗率。语气不耐，是我

生平亲见最恶劣的两个法官之一（另一个是现任“高院”长钟曜唐），难怪许多重大冤

狱，林晃无役不兴。另一个陪席法官黄剑青参与了我的冤狱判决，但他升到“最高法院”

后，又在平反判决名列其中，判萧孟能败诉，他这种自我纠正、自己翻自己的案，也许

是愧悔使然。最近检察总长一再提起非常上诉的苏建和等三人强盗杀人案和执行检察官

枪下留人的陈训志强盗杀人案，定谳的审判长都是现任“最高法院”庭长的黄剑青，可

见“上得山多终遇虎”，在他手下出纸漏的判决可多着呢。他信了佛，佛祖无眼，自会

保佑他。最后一名是法官顾锦才，国民党军方出身，他是受命推事，表面上很仔细地审

理全案，后来发现，所谓仔细，是仔细制造冤狱而已。他是我生平最痛恨的酷吏，我的

冤狱细部作业，全是他干的。他也信了佛，日以吃斋拜佛为能事，他的作风，使我想起

古代信佛的六朝皇帝，半夜里悲悯他第二天要杀的人，为之烧香拜祷，第二天到了，一

个也不少杀。幸亏我不信佛教，我若信了，看到这票制造冤狱的法官也佛来佛去，我一

定逃之夭夭，宁愿改信个摩门教！

这一冤狱，我曾以再审寻求救济，但是与林晃、黄剑青、顾锦才同属“高院”刑庭

的法官王瑶、陈健民、吴谦仁以裁定驳回了它。官官相护，我一点也不惊异。这个案子

在林晃、黄剑青、顾锦才还没做成冤狱前，因为萧孟能诬告我，我曾就他和他姘妇王剑

芬伪造文书的部分，告到地检处。检察官陈聪明不但起诉了他们这对男女，并已连同一

起伪造文书陷害李敖的共犯胡茵梦也一块儿起诉了，旋经地院法官郑文肃判决萧孟能六

个月、王剑芬三个月、胡茵梦罚金一千元。到了“高院”后，那时林晃、黄剑青、顾锦

才对我的冤狱判决了，法官陈培基、张济团、谢家鹤竟公然抹杀伪造文书的铁证，改判

三人无罪。这种抹杀铁证的判决方法，真令人痛恨！

这个案于在林晃、黄剑青、顾锦才还没做成冤狱前，因我在地检处告了萧孟能、王

剑芬伪造文书，他们转而告我诬告，我乃转而追究，检察官林朝阳乃把这对男女提起诬

告公诉。地院法官判他们无罪，上诉后，“高院”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又判无

罪。这是进一步地胡来。因为这票法官不但抹杀卷中铁证，并巳还捏造事实呢。判决书

中说：

告诉人李敖虽称：“15日我不在台北，14日上午我陪胡因子（胡茵梦）在万里海边

拍电影亦不在台北”等语，而其所举证人孟祥林（柯字之误）亦称：“7月15日上午八

时许李敖到我家，下午天黑晚饭前回去”（见同上侦查卷第四○、六六页），但纵使上

午陪胡茵梦在万里拍片下午即可返台北，白天在孟祥林（柯字之误）处，晚上亦可返台

北，均无法证明告诉人李敖并无接听被告萧益能电话之事实。显然是说，被告在14日下

午晚上或15日晚上可跟李敖通电话，但是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为什么不翻翻卷

中铁证，卷中被告明明向检察官说笔录通话时间是“上午”！――连被告自己都说是

“上午”通的话，我们的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竟要他稍安毋躁，等李敖从万里

或孟家返寓以后再把电话通成！做法官的竟如此以推测和拟制断案，捏造事实，这是什

么法官啊！

在萧孟能被我反击，使他入狱两次后，我第三次告他，最后“最高法院”果然判决

萧孟能要第三次坐牢了，他告李敖一次，最后反弹之下，自己竟奉陪得过了头。――世

之好跟李敖为敌者，有如此萧！在我反击过程中，1985年4月2日，有日记如下：“二时

后出地检处庭。庭前胡茵梦先向我高声问好，庭后又来聊天。她说：‘李敖你老了。’

我说：‘和你一样老了。’她说：‘你看我头发剪短了。’我说：‘你不是预言要做尼

姑吗？还会更短呢！’萧孟能在旁边，我拍他肩膀说：‘孟能这一阵我告你，你先被判

了一个月零二十天；现在又被判了四个月，一共五个月零二十天。――你还欠我十天，

等我第三次要你坐了牢，十天还我，就扯平了。你死了，我们朋友一场，我会买个金棺

材送你。’孟能听了，哭笑不得。”――这条好玩的日记，可以看出胡茵梦的风华。萧

孟能的风度和李敖的风趣。

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造成了以下四点结局：一、李敖坐了一次牢，但萧孟能坐了

两次，又变成通缉犯，又在“最高法院”六件民事判决中全部败诉。――他想要李敖的

钱，可是一块钱都没要到。二、李敖帮助萧孟能太太朱婉坚拍卖了萧孟能和她姘妇的家，

并为朱婉坚争回天母静庐的房子。三、李敖宣布和胡茵梦离婚。四、国民党做手脚使李

敖入狱，以为封杀此潦，殊不知彼此撩大肆报复，一连报复二十多年，至今未息。

平心说来，若萧孟能本人未被挑唆，他尚不会对李敖无情无义到诬告的程度，可惜

他为姘妇所浼，以致铸此大错。在他声言要告我之际，我对他说：“孟能你告我，官方

一定趁机介入整我，我会垮下来，可是我李敖垮了会爬起来；你告我，你也会垮，你垮

了就爬不起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在我出狱后的楔而不舍里，萧孟能倍感压力。在地

方法院童有德法官判决“萧孟能意图他人受刑事处分，向该管公务员诬告，累犯，处有

期徒刑六月”以后，萧孟能上诉，1987年1月14日“高等法院”开庭，法官廖茂荣一再

劝谕和解，李敖为尊重法官的好意，乃于退庭后委由龙云翔律师去函萧孟能，开具条件；

2月18日再开庭时，法官表示条件合理，萧孟能本人也当庭表示愿以“自承怀疑之错误，

并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文字登报和解。不期书记官完成笔录后，萧孟能的律师又要加

添意见，和解乃告破裂。和解虽告破裂，萧孟能这一当庭表示的心态，却足征诬告李敖

属实，否则又何必认错道歉呢？

萧孟能入狱后，陆啸钊去看他，隔着铁栏，陆啸钊劝他“向敖之道歉”。萧孟能沉

吟良久，表示说“我愿意”，可是“问问剑芬吧”。这时王剑芬在旁怒目而视，陆啸刽

回来告诉我：“孟能为了这种女人，失掉了最后挽回与李敖友情的机会，我真为他可

惜！”

我是1981年8月10日再度入狱的，表面上是普通刑事案件，实质上是第二次政治犯

入狱。我在入狱前写道：

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

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

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

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

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忌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离奇模式，居然不警

觉胡茵梦的“不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

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相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

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新生报》干

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

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

者信条”给我更正。

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

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

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是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

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地判我有罪。

在入狱前十六天，认识“汝清”。“汝清”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留学生的新婚夫人，

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第一次是我二十八岁时候，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流氓

的太太），我真正做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名著的境界。在这一两年里，在我床上，

虽然不乏女人，“汝清”却是一个最能跟我腻在一起的惹人怜爱的小情妇。我跟她同居

十六天。性交N次，每次我都把我的性幻想传给她，她都相与挽仰、淋漓尽致。我入狱

后，她写了大量的情书给我，后来飘然而去。1982年1月23日，我在狱中写《然后就去

远行》一诗，就是写这十六天的：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醒。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收到“汝清”的信，约我一见，我没回她；去年一天在远企大

楼相遇，我含笑问了一句“好吧”，淡然而别。

在复出这两年两个月里，我除了由远景出版社沈登恩出版书，由四季出版公司叶圣

康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李敖全集》外，还为远流出版社王荣文编

了《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极受欢迎，使王荣文发了大财，我发了小财。后来林白出版

社的林佛儿闻风而至，透过陈中雄、黄华成请我挂名出版《诺贝尔和平奖全集》，我以

这种书不可能有利润，免费同意了。后来他怕赔钱，宁肯不顾信誉与商誉，出了三本就

不出了。我责他失信，他说请我吃饭谢罪。到了饭店，我还没点菜，他先发制人，向侍

者说：“我吃蛋炒饭。”――我为之哭笑不得，小气的人你想大吃他一顿出气，都没机

会啊！

复出时期一件插曲，也值得一述。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不准看报，外面消息只

靠日耳相传。有一天，一个外役搞到几“块”破报纸，他说他喜欢搜集歌词，以备他年

做谱消遣。如我能写几首歌词同他交换，这几“块”报纸便是李先生的了。我同意了。

就立刻写了几首，其中一首就是《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这歌词我发表在1979年9月18日《中国时报》，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

出，由许翰君作曲、王海玲演唱，引起轰动。事实上，我认为作曲和演唱都比歌词好。

这首歌词《忘了我是谁》五个字，后来变成台湾报刊常用语，经常用在标题上。传说这

歌是我为胡茵梦作的，绝对错误，因为在牢中写它时全无特定对象，眼前只是一面白墙

耳！

15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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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却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

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

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

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

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

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合，人犯中

身分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

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

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

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国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

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

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

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

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

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了，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

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

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

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分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

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

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

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

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

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

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

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

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

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

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

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

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

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

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

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

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

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

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

“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

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

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

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

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

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

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

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

“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

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

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

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

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他说：“我们‘司

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警”多为欺善怕恶之徒，

在他们眼中，李敖虽动笔不动刀，但与流氓无异，十足一恶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虽然关了三千三百人，但专任医师只一人，专任护士只一人。平均每天医生

要给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难，但一个也不看，也就离奇。专任医师即卫生课长金亚平，

他要办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给王护士，王护士也少看，就推给药剂生和有医疗经验

的人犯。例如逮到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黄仁温，就叫他看所有内科外科，以及

所有的疑难杂症；逮到另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晁煌，也照样如法炮制。这种大

全科医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当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于牙病倒是另有

牙医，只有每星期一来一次，敷衍几十人后，算是看了，所以理论上，人犯牙疼必须选

好时候，牙齿如不识相，乱在星期一以外的时间疼，那可活该（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

军医冯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独人犯陈中统做大全科医师代看，冯胖子在旁边看武侠。

牙医是警总医务室的工友，因为见多识广，也就每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

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

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巢边一坐，

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

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

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

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

奇观。

福利社营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

观的。福利社营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

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

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

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头、糖果、

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

葡萄会使人犯遣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

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

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

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

个人犯亲友老远的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

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

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

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

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

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

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

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k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

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

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像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

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

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掰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

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

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

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

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

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

“侠”“欲”“冤”“仇”等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

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

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

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

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

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

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

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

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

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a

“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

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

墨法，但嫌动笔大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

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

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

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

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

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

“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

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

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

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

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

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上四个扩音器，在收封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

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

《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

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

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

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

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

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杀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

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

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台湾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台湾假日最可怕，一早

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

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

封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封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五十条明定“每日运

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封时

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

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

氓向我打招呼，并奔相走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

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

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

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

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剥，发现在九

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面，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钦定的名单

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

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

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

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

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

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

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

“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

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公尺，宽一点八公尺，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

走运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

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

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

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

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

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

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中小学

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

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

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

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

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

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三点前就起来了，六点五十分起床号的时候，我

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清苦闷的邻居，其音

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九点

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

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日“套冰圈”。大便完了，起

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

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

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为单位上，我虽不过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关李敖，却不敢草

率从事。我报到那天上午，“法务部长”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为我特别清洁房间，

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这在看守所有史以来没有过的。

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特别看过，表示满意。他又严格嘱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

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长严格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

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证，又

叫流氓们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我报到当天晚上，就有香烟偷

送进来（他们还以为我抽烟，其实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经一派“天时地利人

和”气象，流氓虽被嘱咐不要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我还是知道了一些秘密与冤情。孝一

舍主管惊讶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

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间，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

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

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

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狱，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

我怀疑此公身分，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

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身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

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秘密写成

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自坐的黑牢〉》长

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

读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

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

“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

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部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部”

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出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出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部”次长施启扬，

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封，禁子牢头匆忙跑来说：“施次长

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

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

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马看花而已。我

拒见施启扬，弄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属甩都不

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

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当子夜梦痕已残，

　　　　　　　　　当午夜梦痕难寻，

　　　　　　　　　你翻过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云。

又有一首《鼓里与鼓上》的诗，写住我楼上的死魂灵，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动哲学。

“狱中独居，楼上关了独居的死回，戴着脚镣，彳亍踉跄，清晰可闻”：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的头昏，

　　　　　　　　　我的脑涨。

　　　　　　　　　声由上出，

　　　　　　　　　祸人人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样。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样。

这种精细的感受、精炼的表达，我不相信别的诗人能达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诗人，

可是笨蛋们都不相信。

我前后两次坐牢，所坐皆为“非其罪也”的冤狱，但达观博识之下，发现坐牢的坏

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

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

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

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

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

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

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

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

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

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

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

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间，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静。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

了。他们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面探望一个得传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

对双方都是解脱。你刚坐牢的时候，他们有的会来看你一次，也只是一次，以后，他们

不再好奇了，一个人到动物园看过斑马以后，可以十年无须再看斑马。所以那次来看你，

不是来探望，而是来了清心愿，或来永别。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在胆小的朋友中，

是伤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没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

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

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

坐牢而一笔勾消。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

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

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

变成一物一职，倒满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

在牢中术语，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却叫“二进宫”。我在“二进宫”六

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

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许以祺有一篇《〈钟声无恙我

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颇能知我，全文如下，用做我牢狱生涯的总结：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

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

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计程车

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

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

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

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

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的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

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

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间。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眼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

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

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

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又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

刘青；也只能以“冷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

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

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

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

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

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

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

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

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却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泊只有神才有。他说

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

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

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

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

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我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

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

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

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

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

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

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客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

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

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

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

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下石，我们连起码的把

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

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

二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曝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

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16　笔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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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

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

霉运，高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

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

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

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

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

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

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

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

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

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二四九八号）！

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

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

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

一字第三一○三一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

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

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

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

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

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

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

“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

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当局这封来

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

“一”指出，台北当局是“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而

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台湾“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

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给台北当局呢？“台湾高等法院”在

本身忙得案犊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当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

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箝

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的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

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

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

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

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

他们的作业：按照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

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三

十六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

援”。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

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箝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

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

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

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

“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

（“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

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

样的，虽然《干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

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记”一般地出现了

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

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

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作法，活像

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

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

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编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

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在狱中结识石柏苍，他一手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

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

《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

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第五期

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

的殷海光》；第六期的《“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

“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

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一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

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后，其中虽有许

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

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

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蜗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

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

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

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

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

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

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

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直到国民党主子蒋氏父子死光，李登辉郝

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评论》

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

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为例，1986

年7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

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

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的相

持，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而我那种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的刚毅性格，

于此可见一斑。最后，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

实的“魔鬼终结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十年以后，停刊

进入历史，前后追忆，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赢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

开宗明义就点出：“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

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

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两个月期

间，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统统被查禁，

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以外，我还贾其余勇出了四册《千秋评论》号外。事实

上，我以《千秋评论》为主轴，展开了党外杂志的大串连。我几乎来者不拒地免费为所

有党外杂志拔刀跨刀，最主要的是邓维祯、邓维贤的《政治家》系、许荣淑的《深耕》

系、周清玉的《关怀》系、林正杰的《前进》系列等等，但是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

郑南榕《自由时代》系。郑南榕活了四十二岁，但他“追随”我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

他本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好学生，从辅仁大学哲学系转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后，深受自由思

想的启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与殷海光并无较深的渊源。他对殷、李的

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时，他曾倭然下泪；李敖入狱时，他曾怆然若狂，这

种感情，都是“我与苍生哭”、“我为苍生狂”式的，全无私恸成分。殷海光没教过他，

他只是殷海光的再传弟子，但他对他老师――殷海光一传弟子刘福增、陈鼓应都看不起，

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与郑南榕之间，并无私交的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两个

人都是阴阳怪气的，他们的表面性格都不讨人喜欢，只有和他们深交后，有识之士才会

肯定他们。他们两人并无深交的机会，自然总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至于南榕和我，

情况就不同了。他二十多岁时，跑来看我，但我并无特别印象，原因是我虽不阴阳怪气，

但有“洗脚戏门生”那种孤傲，以测验人，南榕似乎没有通过我那种奇怪的测验方式。

但他并不灰心，十多年后，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他又来了，在“紫藤庐”里，他

走过来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忆了这个穿短裤的怪朋友。

那时南榕在《政治家》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说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

掌权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为，台湾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个月的

枯囚，同一时间许多人的心灵因而枯萎。”他对我的期许，情见乎词。此后来往渐多，

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办杂志的事。

在杂志创刊之初，他请我到杂志社，拿出封底的设计给我看，上有赫然黄色大字：

“争取100％自由”。当时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国》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编，在

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的漫长黑夜里，我多年躬逢其盛，并且苦战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

百分之几十，始终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当时

做这种表示，心里实在并不怎么乐观，也许是当年躬逢其盛的积压影响了我，使我估算

国民党的余威，有所出入。但郑南榕显然比我乐观，他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我因忙于

《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对他的帮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万”“干”之时，与

《自由时代系列》杂志连线作战，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却也不甘后人。回想创刊之初，

我和南榕携手争取言论自由，南榕亲笔在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宣

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

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

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

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只不过都是

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

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

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自由时代系列》在郑南榕的实际主持下，最后打着李敖的旗号，真正做到了百无

禁忌的言论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这种成绩与勇气，可谓历

来所无！当时突破行动中，最有名的是连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南榕这一举动，连

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后却在封面印着“李敖总监”的声势下，冒险推出，由此一事，可

见我对他如何纵容与信任，他对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想来不胜惊叹。

江南命案后，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给我。在1985年3

月23日，由一位“许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许先生”方脸，戴眼镜，身高约一米七

○，微胖，年纪三十出头，外省口音，会说台语。他开门见山，坦白说他不姓许，有关

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务请原谅。他登门拜访，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交付一包

东西给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

“许先生”告诉南榕说，这包东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宾前亲笔写的，小董本想留下录

音带，但怕录音有误差，所以决定用手写。小董在偷渡前夜，把这文件托许先生转给李

敖，并说由李敖自行处理。小董走后，“许先生”想直接见到李敖，但是苦无门路，所

以耽误一阵。最近他看到《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里头有李敖二月份的日记，在日记

中发现：郑南榕在二月里见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郑南榕一定可靠，所以亲自来找郑南

榕，请把文件转给李敖。送走“许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转来密封的一包东西。

我立刻决定由我写篇文章发表。两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后来听说，南榕在发排我这篇文

章时，在杂志社“清场”，提前让人员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觉性，由此可

见。在我写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带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时告诉我，为防这一密件的真

实性出问题，那位送信的“许先生”虽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会留

下手印，可以追踪。我说我相信东西是小董写的，没问题，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给送信

人惹来麻烦，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这个故事，显示了郑南榕虽然刚

毅木讷，学哲学的，但是极有才干，做事举重若轻，“于无声处听惊雷”，真是罕见的

大将。

这种罕见的大将，在发起反国民党的“五一九绿色行动”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

干。“五一九绿色行动”倡议之初，大家都意存观望，但郑南榕认为可行，他向我募捐，

我捐了十万无，心里还想：“这回给郑南榕买爆竹玩。”后来行动开始，把国民党闹得

七荤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郑南榕这种大将，国民党当然要去之而后快，所以在他加

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等相继而来的时候，国民党只好以

康宁祥系大将张德铭控南榕讼案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郑南榕落网”的大标题，广事宣传，俨然把他当做江洋

大盗。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骂他洪水猛兽，江亢虎说，我姓江，江者，

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兽也。说我洪水猛兽，我真高兴呢！如今郑南榕以江洋

大盗落网，乍看不伦，实乃神似。郑南榕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发起“五一九绿色

行动”、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最后又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在思想界与政

治圈中不断兴风作浪，说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盗，不亦宜乎？南榕下狱后，我亲自送十

万元到他家里，给他母亲；另约南榕太太叶菊兰和邱谦城（杂志社业务负责人）到我家，

面致五十万元，告诉他们：杂志赔了钱，本来与南榕讲好各赔一半的，现在由我全赔，

不要南榕赔了。叶菊兰谦辞，我强她收下。南榕出狱以后，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仪访

问，刊出访问记。曾心仪问他：“李敖与你的私交，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这个案子里，

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李敖对你的关心是对别人从来没有的。从你被收押起，他就为你做

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么样？”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们的交往已经不

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浓

如蜜。他会对我这样超乎他平常对朋友的行为规范，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会出庭、打

点等等，他用写文章来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样。他会对我这样，

是因为看得起我办杂志有格。他对其他的朋友只会做到某一个程度。”从这些话里，可

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访问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评台湾人的文章。他说：“李敖常

常发表政治方面的意见，他刺伤了他现有的听众。他现有的听众大部分都只见过台湾岛。

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动，他也没有放弃台湾，也没有和国

民党妥协要国民党让他去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他在这里批评、批评、批评，就是他喜欢

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希望这边的人他妈的比较有格调一点。”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

榕清楚知道我对台湾的感情。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民主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

是不赞成台独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

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

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台

独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

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

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阳

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对小女儿而言，

南榕是太阳；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进党。

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党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党员”。殊不知南榕不屑入

这种党，正因为这种党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耻至此，南榕、南榕，

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警察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

“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

大作文章：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

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

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

北派的不同说词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

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

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

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

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

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

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色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党议员

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

“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党外。我交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

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身上佩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

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祯的建议，把我

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

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蒋经国带进场，

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干了一年多了，还是由你来挂名吧。

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

《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

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党报禁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论坛报》邀我写专栏―

―《世论新语》。《世界论坛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台湾只有这一家报的发

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

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交也，自是意料中事。

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禁开放后，我自己倒

阴错阳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身，是高斯机的总代理，报禁

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却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

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通过海

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高干，当

年负责查禁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毛、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

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色，从不奉“中华

民国”正朔到天天彩色“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

有兼任的胡基峻帮我，就每天出刊起来了。从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办了近半年，

最后以曲高和寡、资金不足，以致中道崩姐。虽然周孟禄、伍振环双双被我告到法院，

但我仍要公平地说，他们两人实在眼光不错。――他们能找到李敖做这场空前绝后的大

买卖，虽然买卖垮了官司在，但他们绝对可附李敖骥尾而青史留名，桥也桥、路归路，

我虽然告他们背信罪，但仍不埋没两人的功劳。

办报期间，彭明敏来信问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写这一生涯：

《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

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

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

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

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

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

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 santayana与阳春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

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

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水、清风徐来，

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

靠有性欲才能接客，还能干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

“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

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

东西。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鸡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三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

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

我一起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点半”了，――每天

跑夜里“十二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四点钟由DHL快传到美国出美洲版，“十

二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日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三日，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

今双双达成它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酞。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五十六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

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

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

和掌舵。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

是我一个人发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振聋醒聩之言、“虽干万人，吾往矣”之言，

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中国”开道、为

“中国人”导向。“中国人”混蛋混蛋满天下，上自高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

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处都是混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

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是全台湾唯―‘一个崇尚真理、全

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我敢说，看了它，台湾任何刊物都“不够看”、

都“何足数”了。――浅人看来，这种开场白有点吹牛；但真正有眼识泰山的人看来，

李敖几十年孤军奋斗、呼啸丛林的纪录，岂不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吗？

《李敖求是评论》共办了六期，为时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日，我急着写我要写

《北京法源寺》以外的那些书，决心结束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于是在《李敖求是

评论》第六期出版后，告别了这一每月折腾的生涯。自《千秋评论》起算，这一生涯长

达十年之久。

这十年中，我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

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整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

诗，约可谈笑得之：

　　　　　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翻。

早戒夺命酒。不抽长寿烟。

忙时撼天下，闲来逛地摊。

周公不吐哺，独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东流浑似水，北望气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来心更宽。

蜀中需大将，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笔写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酿工蜂蜜，不搬陶侃砖。

知音究竟少，何必相见欢？

　　　　　五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六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我这十年的“笔伐”大业，内容涵盖极广，回忆录中无法细表，大体上可说天文地

理，无一不批；三教九流，无所不捣，这在我办的《乌鸦评论》发刊词中，早有概括的

描述：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

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笔下“莫洛博士岛”那样光怪，但

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

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

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

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

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

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里，乌鸦

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白骨剥露，凄风永拂”。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以上的概括描述若以具体表征，看我一次“吃死尸”表演便可落实。以批蒋介石为

例：蒋介石是武人，但综其一生，有武无功，可为定论。但蒋介石本人和他的走狗们，

却厚颜丑表其功，从在大陆时举国上下，到逃到台湾后全岛上下，都众口一声。这种现

象，别人能受，我绝不受，因此奋笔为文，以千秋之笔，斥一时之谎，虽在蒋家天下统

治下，却一无所惧，我这种人格与文格，可谓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来，不禁

频频佩服自己也。

我从在台湾出书以来，在我名下被禁的书，高达九十六种之多，国民党箝制言论自

由，有如此破世界纪录的成绩，真令中外侧目。或说这种对异己的不容忍，是国民党师

承中国文化使然。其实中国文化也不尽如此。骆宾王生前是骂武则天的，但在《新唐书》

说他“亡命”后、《旧唐书》说他“伏诛”后，武则天却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

卷，“盛传于世”。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

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国民党没有也！所以

局面是“无人信高洁，他来禁我书！”――国民党唐突中国文化，武则天不着也！

国民党一查禁了李敖的书，便即时出之以抢书行动，我却尽量用计谋减低损失，就

是同他们捉迷藏。不过，有时来不及捉迷藏，他们先驰得点，查到装订厂，先来抢书，

那种情况，就最惨重。那种情况都由上级人员带队，手下的人也放不了水。《千秋评论》

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嘱咐我弟弟，所有的书不要全部在装订厂集中，这样的话，他们

到现场抢书，顶多只能抢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礼拜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弟弟看第一

批书已经安全出笼没有被抢，他就跟工人说，我们下午赶快一起装订完了，大伙好出去

玩。于是就运进了一万本，该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馊主意，竟然还跑回去大便，结果当天

下午一万本被抢得干干净净。我当然大发脾气了，我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

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

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

田’！”不过，我弟弟的辩解却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几期，安全过关后，印刷

厂装订厂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泻一次，给官方做点成绩，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合

作的纪录。――他们跟我们、跟官方，是交替合作、两头合作的。他们是你的朋友，有

时候也客串你的敌人，不得不告密。何时书被抢，其实跟我的水肥并无关系。我的水肥

肥到哪里，都是一样啊！”

蔡汉勋（陈中雄）是我这十年笔代成绩的最好统计者，他在《文化顽童李敖――李

敖被忽视的另一面》书里，有《李敖复出文坛的总成绩单》之作，他指出：

“文化顽童”李敖在1979年6月复出后，除了办过每日准时发行达一百七十二天的

《求是报》外，他更以令人难能置信的毅力先后创办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二十

期、《李敖千秋评论》号外四期、《万岁评论》四十期、《李敖求是评论》六期、《乌

鸦评论》二十四期；以及出版过八大册《李敖全集》、七本《李敖新刊》和三十余本丛

书，堪称是著作等身的文坛异数。

蔡汉勋又有“官方查禁李敖著作的‘理由’”一节，我抽举二十六册，以见数斑：

《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刊载“新夷说”一文，内容将“国父”遗教断章取义，

故为曲解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传统下的独白》：攻汗台湾当局现行法制，恶加渲染，足以淆乱视听，挑拨当局

与人民情感。

《历史与人像》：诬指孔子为反动，并歪曲历史事实，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

气。……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诬蔑儒家思想，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文化论战丹人剥：诬指传统文化是繁殖共产主义的温床并为其铺路，足以淆乱视

听，影响民心士气。

《教育与脸谱》：鼓动学生背叛师长，并煽惑学界“造反”、“革命”，足以淆乱

视听，危害社会治安。

《上下古今谈》：公然反对台湾当局法令，诬指警察公报私仇，逼良为娼，足以淆

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

《乌鸦又叫了》：作者借彭明敏事件之发生，倡言发起“学习李敖运动”，鼓励青

年走李敖路线，自认代表“反盲动”“反以暴易暴”“反枪杆对付异己”，并妄言“主

张和平改革、社会改革、思想改革”。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并有危害社

会治安之虞。

《孙悟空和我》：指“蒋廷黻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错误的”，并诬指有“这种论调

的人，他们专门表演集体、统制、官办、党营、公卖、国有等把戏”，显有淆乱视听，

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之害。……

“李敖写的信”：诬指“内政部”依据出版法“侵害”人民自由系“违宪”，并主

张知识分子提倡“不合作主义”，显有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及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之害。……

“也有情书”：攻击台湾烟酒公卖制度为“专卖的统治经济制度”，并诬指烟酒专

卖为“垄断的苛税”，另妄称“老百姓麻木得没有‘心’了”，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

心士气及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之害。……

《不要叫吧》：诬指“出版法”完全“违宪”。煽动人民“多还他们几手”，并指

“社会上‘暴戾之风’系法律不能为其辩冤白诗，自然最后要被逼到绝路上去，‘官逼

民反’”等，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之害。

《千秋?冤狱?党》（千秋评论①）：内容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

《放火?放水?光》（千秋评论[11]）：其中之《放火的》及《论中门村事件》两

文蓄意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鼓煽暴力、夸张事实、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政治?女人?蛇》（千秋评论[16]）：《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废除的吗？》及

《政治与生殖器》等文，内容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

《老儿?小儿?病》（千秋评论[22]）：刊登《王国维自杀写真》、《天涯哭此时》

等文，内容歪曲事实，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

《钞票?肚皮?尿》（千秋评论[26]）：其中《国民党与钞票》等文，内容挑拨当

局与人民情感，破坏“国军”团结，更以猥亵文字，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淆乱视听，足

以影响民心士气。……

《大使?老鼠?怕》（千秋评论[27]）：其中《国民党的三通前科》、《大使垮台

秘闻》、《上县太爷书》等文字，曲解事实，蓄意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

以影响民心士气。

《活爸?死爸?黑》（千秋评论[28]）：其中之《乱世父子泪》、《活人不要要死

尸》、《向国民党讨十大债》等等文字，为共党宣传，曲解事实，诬蔑“当局”，蓄意

挑拨分化‘当局”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放屁?放屁?真放屁》：（万岁评论③）：其中之《人间不是你们的》，《马璧

奉化现形记》、《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曲解事

实，诬蔑“当局”，蓄意挑拨，分化‘当局”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

气。……

《打炮?打炮?别打炮》（万岁评论）：其中之《乡愁》、《马可仕》、《文化》

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捏造谣言，蓄意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

民心土气。……

《涨价?涨价?买》（千秋评论[40]）：部分文字内容扭曲事实，并捏造谰言，侮

辱壮烈“殉国先烈”，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蒋介石研究》：其中部分文字，前于千秋、万岁评论丛书各期刊载时，已予查禁，

今再予刊出。……

《蒋介石研究续集》：部分内容不妥。……

《蒋介石研究三集》：部分内容严重不妥。……

《孙中山研究》：封面违反“出版法”规定，应予行政处分。

上面这些洋洋大观的罪状，如果逆向思考，岂不正好反证了李敖的功劳所在吗？这

种由敌人揭发的罪状，只消一念反转，就是我的功劳簿了。我再举胡秋原在“1991年度

诉更（一）字第十五号”的“民事答辩状”为例：

原告（李敖）虽非知名作家，但确实写了许多文字，其所写之文字，主要可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卖国汉奸性的，原告曾写文字污辱台湾当局为“伪政府”，原告要“鞭蒋

介石之尸”，又说李、郝体制是“谬种流传”，要加速打倒蒋家余孽，骂李登辉是“伪

总统”，郝柏村是“奴才”，又骂“最高法院”“荒唐”、“笑话”，原告还控告李登

辉伪造文书。第二类是猥亵下流性的，以原告最近之作品为例，如“从小就舔在女人?隆?

（按此指“新闻局长”邵玉铭说的，而被胡秋原断章取义）、“鸡巴学”、“鸡巴中

正”、“屁股功夫”，写“性文诗”，满纸生殖器、排泄器。又原告自《乌鸦评论》以

至《求是报》，每期必刊一春宫照片，且要李登辉“总统”、前“新闻局”局长邵玉铭

看他的“三点不露”，如此下流不堪入目之作品，不胜枚举，古今中外有如此以猥亵文

字，妨害风化之知名作家乎？

上一宣布，可与当年徐复观所列李敖罪状比美。此李敖赫赫之功也，见誉于敌人之

手，看似骂我，其实不知乃肯定我也。

笔伐时期，在编印发行上重要的“共犯”有：“汝清”。林秉钦、叶圣康、“老大

哥”张坤山、赖阿胜、石柏苍、黄菊文、苏荣泉、何玉芳、苏久洲、苏世芳、曾骏龙、

黄慧隆、郭宝秀、洪富仁、詹赐珠、姚文玲、张月华、陈淑美。陈兆基、胡基峻、孟绝

子、李放、郭文宏。特别一提的是吕佳真，她毕业东吴历史系，自参与李敖出版社后，

所有阶段的出版品，无役不与；编校、印务、仓储、发行……十项全能。办《求是报》

时，甚至在办公室打地铺而眠。工作精神与成绩，允称第一。我李敖生平不没人之功，

特此肿列“共犯”，聊示崇德报功之至意也。

我1982年2月10日出狱后，展开笔伐时期，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

为重镇。4月25日，我四十七岁生日，党外人士为我在紫藤庐祝寿，虽然许荣淑等坚邀，

我不肯露面，喜欢独行。四十七天后（6月11日）的下班时间，我在忠孝东路独行，认

识了“安”，那时她在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不久。当晚我请她在法国餐厅罗曼蒂吃饭，

自此就有了“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安”和我之间没有任何书信、游踪、也没看过

电影，两人见面就进浴缸，在一起的时间，似乎床上多于地上。大约每周两次，都使我

尽欢而射。“安”身高一米七一，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我做爱时喜欢从三面大镜子中

看多角度的变化，而“安”却是镜中的极品。她带给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长久、最单一

的床上日子。“安”喜欢看小说，一整套一整套地看，又写了一手好字，偶尔说笑话，

但不多话。她最喜欢猫，而性格也最像猫，来时美丽，去时无声。我送了她一只波斯猫，

取名“波波”，有一次过年，她回花莲看她父母，“波波”暂寄我家，我酷爱之，为写

《波波颂》一文并定为书名。胡茵梦说她以前养过一只波斯猫，但懒得给它洗澡，结果

浑身沾了泥土粪便，积重难返，乃把毛剪短，结果不成样子，不要了。我说：“你这不

是爱猫，你是害猫。你对猫的爱，我看是假的。”我笑胡茵梦是“假爱猫家”，而我却

是“爱假猫家”，因我不养猫，只看猫照片。但“安”却是真正的爱猫家。

所谓我不养猫，主要是没时间。十七年前，我弟弟捡到一只退罗猫，送了过来，该

暹罗猫作息有定，只在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跳上我书桌，表示：“老爷开饭了，停

工吧！”其它时间，一切自理，绝对尊重我的私生活，给我印象不恶。后来此翘家猫去，

香港邵氏公司马芳踪送另一逞罗猫给胡茵梦。于是胡茵梦和我，就养起马家猫。不料胡

星妈大叫一个人寂寞，坚持要马家猫给她。胡茵梦说另找一马家猫给胡星妈，胡星妈不

肯，非此马家猫不要，大闹不已。我意不能平。我说：“当初说把这猫给她，她不要，

现在我们养了，她又抢，这是什么意思？”但胡茵梦，孝女也，仍忍痛予之。于是我家

缺猫，正好我弟弟养了一只暹罗猫，说还不错，愿暂借养。于是李家猫到。但该李家猫

绝非李家猫，因为太没骨头与志气：在没骨头方面，不论你怎么摆它，它就怎么成姿，

你把它横披在脖子上，它就像巴黎贵妇人脖子上的狐狸披肩一样，完全成注音字母“n”

字符号，动也不动，“n”在你的脖子上，浑身若无骨焉。在没志气方面，该猫极贪食，

你吃饭时，它跳到你腿上吵着要吃，屡骂无效、屡打不退，愈关愈鬼哭狼嚎，太不成体

统。如此没骨头没志气的家伙，虽极美丽，然为我所不喜，我把它叫做“全世界最不要

脸的猫”。最后，李家猫出局，我跑到信义路新生南路口，在猫店笼子里，物色到一新

暹罗猫，此猫下巴很胖，是暹罗猫中的上品，我抱它回家，正值胡茵梦出浴，她欣然裸

迎此猫，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人猫画面。我离婚时，鉴于胡茵梦“守玉如身”、

“爱猫如己”，把古玉和猫都让她留在身边，当然这不是“陪嫁”，这是“陪离婚”。

从此我长时期不再养猫，也不再收购古玉，一个人做工快活。一天在杂志上看到，说胡

星妈胡茵梦为了怕猫生小猫，乃予阉割，猫从高楼跳下，自杀身死，我见此消息，心中

惨沮，不乐终日。这头猫店笼中猫，极为通灵，我常对它开玩笑说：“要不是我把你救

出来，你恐怕还在监狱里！”它若有所悟。它的离去，使我想起金露华电影中那只猫的

离去，使我颇为感伤。胡茵梦那么迷信，我想她如看过爱伦坡写神秘人猫恩仇的《黑猫》

短篇，一定若有所悟了。

17　口诛（1993―　五十八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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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

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

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

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

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

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

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

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

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

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

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三月二十六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

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

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

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

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

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

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

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

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

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

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

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

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

衣“保缥”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

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

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

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

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

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

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

日常的谈吐――主导式地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

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

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

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

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

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

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

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

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辞严质问我：

“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

“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

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

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

“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

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

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

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

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

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忠实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眼李敖，于

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

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

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

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

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包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

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

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

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

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

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

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

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

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

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二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

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二个大人物之间作穿针引线的工作，是

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儿像

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脑

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

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

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

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

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

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身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

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如果东吴有机

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

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

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

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深，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

我们进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做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

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处，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

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

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出，由于校长

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紧跑到校长身旁

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露出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

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

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

胸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

他，你就先帮我的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爽快的回答，连跑

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

喜若狂，无限欢乐。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

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做见面礼，李先生

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人人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别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作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

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

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鲁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

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

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们，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

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

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

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

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中起实际政治，我在

《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

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

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

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

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

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

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

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

偿宿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讯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

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

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

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

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

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

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

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

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的，我去了东吴。

去东吴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学

生们贴海报，一路从校园里贴到校门外，这一演讲，算是一场“下马威”；9月对日，

我上课那天，教室内外也形成挤挤挤挤场面，我在头一堂课先花许多时间骂章孝慈的爷

爷、骂章孝慈的爸爸，然后才进入正题。海内外舆论报道我上课盛况，当晚“中国电视

公司”也播出了。

9月21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如下：

　　到东吴大学教书　自嘲这是十余年来的第一份正式职业

　　李敖突称章孝慈“引狼入室”

　　【本报系记者简余晏专访】“蒋介石、蒋经国对我的政策是放虎归山，

章孝慈则是引狼入室。”时常撰文批评“蒋家”，且曾因政治主张入狱十

年的作家李敖，受蒋家第三代现任私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之邀，今天开

始在东吴大学历史系教书。李敖表示虽然与章有所交情，在上课时如果谈

到必须批评蒋家的内容，李敖强调：“一句话都不会饶他。”

　　李敖表示，这是近十余年来他的第一份正式职业，以前没想到有人敢

聘他到大学教书，更有趣的是：出面“三顾茅庐”的还是身份特殊的东吴

校长章孝慈。他表示，年届五十八岁，许多同年龄的人都快从大学教职退

休了，他才进大学教书，心里觉得怪怪的。

　　李敖说，很佩服章孝慈的胆量和度量。例如他形容章孝慈是“歹竹出

好笋”，而且打比喻说，秦桧的曾孙秦钜也是抗金而死的好臣。听到李敖

这番形容，章孝慈只反问：究竟指谁为秦桧呢？然后一笑置之。此外，李

敖担心聘他任教会遭刁难，章孝慈也坦白相告：让李敖进来教书后，未来

的麻烦可多呢。

当时台湾《联合报》标题“李敖东吴开讲座无虚席没准备特殊内容但见流利口才”；

《民众日报》标题“‘失业’十年后获教职天马行空畅谈古今李敖‘忘我’爬上讲桌授

课”；对聘李敖到东吴，更是得意之举，早在9月16日的美国《侨报》上，就标题出

《章孝慈聘李敖任教决建东吴为具人文精神大学》，可见章孝慈心中的人文精神大学与

李敖之来，不无关联。这在10月1日香港《开放》杂志刊出《批蒋作家李敖东吴开课―

―蒋家后人章孝慈引狼入室》一文中说得更明白：

　　章孝慈指出，未来东吴大学将以发扬人文精神为办学宗旨，绝不让政

治和商业干扰校园。章孝慈说，也许这种人文风气好几代才能扎根，但是

第一步就是从聘请李敖做起。

可见李敖在章孝慈眼中的地位。1994年5月23日美国《世界日报》刊出《章孝慈洛

城谈身世成长与东吴大学》，进一步看到他的得意：

　　在“兼容并蓄”上，东吴大学最近聘请李敖担任该校历史系的特聘教

师一事，充分说明了章孝慈一再强调的“包容性强，大学才会活泼”观念。

也是其追求东吴“作风保守、学风自由”的具体做法。

　　谈起邀请李敖至东吴执教的经过，章孝慈也忍不住面露微笑，他说，

当初是一位学生，向他推荐请李敖来东吴执教，他听了学生的陈述理由后，

觉得颇有道理，就至李敖家登门拜访，长谈数小时后，宾主欢畅，章孝慈

也提出请李敖执教的请求。

　　章孝慈说，结果李敖在东吴大学历史系开课，其教法大受学生欢迎，

原预定上课地点只是能容纳五六十人的普通教室，后来换到大教室，依然

挤得满满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章孝慈自美返台后，8月15日在华视演讲会上播出“大学教育之精神内涵”，特别

指出：

在去年，我们聘请了李敖，李先生到学校来任教，有很多的报道满关心的，说东吴

大学怎么聘李敖呢？李敖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作家。有人说他是个疯狗、有人说他是个流

氓、有人说他是个打手、有人说他是个天才，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很单纯，我们认为任

何角度的学者都可以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能不能

被接爱，就须经过所谓的市场检验，这是一个最客观的环境，而不是某些人来认定是好、

是坏，让他有机会在学校里、在大学里，把你的学术见解提出来，如果你真的是被大家

所无法接受，可能的结果是没有人选课嘛！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向

各位报告，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他清清楚楚的，你教的

东西有没有内容，他也是清清楚楚的。让李敖李先生到东吴来，赞成他也好，不赞成他

也好，那你在课堂上。在学术上和他讨论，让同学来做个选择，这是一所大学的学术生

命，要延续、要发展，不可缺少的就是兼容并蓄。

这篇演讲后三个月（11月14日），章孝慈突在北京脑溢血，从此陷入昏迷。12月13

日我写信给东吴历史系主任王庆琳，说：

前承素昧平生之东吴高材生黄宏成青眼建议、校长慧眼亲邀，复蒙吾兄大驾光临，

竟使李敖在他人濒临退休之年，得进大学执教，对东吴言，足彰自由人文学风之光宠；

对李敖言，终得有人识货之礼遇，“寒雨连江夜人吴”，每一念及，百味杂陈。近日校

长一病如此，百味之外，益增苦涩，正思有以略尽心意之际，顷得系上转知东吴大学秘

书室专函，云“各单位同仁之捐款，可委请专人统筹，齐一划拨入户”，特写此信，奉

报三点：

一、自执教以还，每月薪资，皆由校方直汇我在邮局专户，我一直原封未动，早拟

退还，为恐校长怪我矫情，故暂置之。于今累积至新台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五元，我特

全部提出，再照数加捐一倍，共计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元，随信附上，敬请查收。

二、今后每月薪资，累积到学期终了，我会继续比照办理，加倍奉还。

三、我正筹办一李敖私人收藏拍卖会，如果成功，对校长自可多金多助。

深感校长与吾死相知之情，特陈心意，聊报一二。……

我筹办的拍卖会，陈中雄介绍由传家艺术公司白省三主持，1995年3月5日在新光美

术馆举行，结果极为成功。4月5巳《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为章孝慈筹款拍卖所得完成分配

　　李敖捐七百万元给东吴大学

　　【黄富美?台北】喧腾一时的“为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筹款”拍卖会

活动昨日划下完美句点。提供收藏品义卖的作家李敖昨日公布拍卖所得分

配，当场捐出七百万元予东吴大学，及个人1993年度教学薪资的二倍十二

万六千五百一十元，由当初向章孝慈力荐聘请李敖任教的东吴法律系学生

黄宏成代表接受，另四百九十六万九千元李敖将另行斟酌移做雏妓救援、

促进二二八族群融合及子女教育基金。

　　李敖表示，“拍卖会成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反而是大众力量

有以致之。这方面他首先要感谢二十九位买主的大力襄赞，尤其买了孙中

山先生墨宝的张慈让先生，他不但花了三百二十万买字，还当场捐出一百

万元帮助章校长。听说事后有人出六百万元请他割爱，他都不肯，真是义

行可风。会计师黄秋雄买字之外，又捐出五十万，也让人感佩。”总计这

次拍卖所得落槌价共一千一百零二万元，加上另外捐赠的一百五十万元，

并扣除拍卖公司手续费五十五万一千元，总计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九千元。

　　李敖依当初约定，把它分成五项用途，其中七百万捐给东吴，由东吴

自行决定在章孝慈医疗基金，兴建女生宿舍，章孝慈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推

广上的分配比例。另四百九十六万九千元，李敖则决定自行调配用做雏妓

救援、二二八族群融合及子女教育基金。李敖并当场致赠书帖予张慈让、

黄秋雄两位先生，表达个人敬意。张慈让稍后并表示，在“国父”墨宝风

波告一段落后，他会把该幅字捐给“政府”单位。

《中央日报》未便报道的，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我在4月4日的记者报告会宣布捐

给章孝慈七百万的同时，还发表了我与汪荣祖合写的《蒋介石评传》。我即席说：“今

天是蒋介石死后二十年的日子，别人把他做的坏事忘记了，可是我没忘记，所以二十年

后，还由汪荣祖教授同我合写这部评传鞭尸他。――刚才捐出的七百万，证明我李敖多

么爱蒋介石的孙子；现在发表的这部书，证明我李敖多么恨章孝慈的爷爷。我李敖的恩

怨分明，在他们祖孙二人身上，正好做了既强烈又鲜明的对比！”

章孝慈在1996年2月24日死去，我隔天即写一信给他双胞胎哥哥，全信如下：

孝严先生：

　　几个月前你的电话，我至今未回，你当然不会以“无礼”论断此事。

　　昨天《联合晚报》发出“李敖建议把孝慈葬在东吴”的新闻，我已请

东吴学生黄宏成（就是向孝慈建议东吴应请李敖来校的那位学生）向校方

转达，如校方由于官僚作风搪塞，我建议归葬桂林，长眠于令堂之侧。盼

你不基于政治考虑，婉商此议于申德夫人。并请转告：火葬才是真佛教徒

的作风，此有史迹可考。若以巨金市墓地，绝对是下策，务请三思。我生

平不参加婚丧喜庆。申德夫人处，请代致意。此请

双安

　　　　　　　　　　　　　　　　　 李敖　 1996年2月26日清早

我的建议未蒙章孝严这个小官僚采纳，章孝慈最后由“星云大师亲自主持诵经仪

式”后，“安葬于三芝乡白沙湾安乐园”，从他卧病到死亡，我都没去看他。――我用

我的方式，怀念了这位小我六岁的朋友。

我在东吴教书期间，留有一信致章孝慈：

　　孝慈兄：

　　昨天下课回来，得知吾兄亲邀参加东吴音乐会，我歉不能去，有愧雅

意。今早复电，适吾兄外出，特请秘书小姐代达，想蒙鉴及。

　　日前周玉蔻向我描述吾兄桂林行，听来令人动容。这位女士上穷碧落

下黄泉，不遗余力，可惜史学方法训练稍差，故所作流为“报道文学”。

　　静宜大学受吾兄感召，亦以邀请信及聘书前来，我最后谢绝了。

　　吾兄大手笔请李敖来东吴，岛上报章所刊已多。海外报章亦复不少。

就海外友人剪寄者影印附上，聊供一笑，最有趣的是《东方新闻报》说李

敖“言行如禽兽”一段：

　　　　　　　　　　　　　　　 言行如禽兽

　　当然，我并非在此指责章孝慈恩怨不分，是非不明，他能够放开胸襟，

容忍异己，忘记怨仇，固然可博得君子坦荡荡的赞赏。但过分迁就类似李

敖这种人，除了给人有欺善怕恶的印象外，还给人有额顶的感觉，对章孝

慈及他先辈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如李敖自己所说，章孝慈请他教书，正是引狼入室。

　　足见吾兄不辨禽兽，去孟子诛杨墨远矣！

　　台大近日调查哲学系事件，我有一信给陈维昭，副本附上，可见我火

气之盛。

　　来到东吴，独步后山，独通书库，山林与学术之乐，他人不知也。独

乐之时，心想大江东去，垂老入吴，此皆章孝慈破格“引狼”之功，如不

被解聘，此生或将终老干斯。窃笑之下，不禁神驰。此问

　　孝慈校长大好

　　　　　　　　　　　　　李敖　1993年10月27日

　　 黄宏成下周去服兵役，一年后回。

章孝慈收信后还不死心，又来电话亲邀，我还是拒绝了。我不参加音乐会的真正理

由是我不去“中正纪念堂”，但我不愿伤他心，故不说理由，这是我为人又守原则又细

心之处。一如章孝慈到我家来，我事先请我母亲到街上去玩一样。――为了他自幼失母，

我不愿他看到我家有老母，以免使他看了难过。我愈老愈不好交友，但一旦成为我朋友，

我总是很古典很旧式地与朋友交，我也欣赏“深情哪比旧时浓”的那种年长于我的老哥

更是老派作风。我的好友施珂大哥、陈兆基、江述凡、元丰瑜等等，都属此类。我的同

乡吉垦者派之尤，老友韩昭先也同属此类。李世振常常向人说；“你们别以为李敖是个

‘新家伙’，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比我们还多的叫日道德’！”我觉得李士振的观察

角度，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度。我在东吴上课，旁听的张泉增，海军上校退伍，好学不

倦，向我执“旧道德”的弟子礼，我说“泉增兄你跟我同岁，不要这样称呼”，他坚持

不肯，老派得令人赞叹。我久更忧患，曾声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乃

有感而发也。有一次在程国强家与张光锦会面，光锦抱怨说：“我们是一中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二三十年不见人？”我说：“光锦呀，我上次见你，你是少校；现在你是中将。

我这问题人物若见你见多了，你还升得了中将吗？”章孝慈算是我的新朋友，――“三

顿饭的朋友”（即他请我吃了两顿，叶明勋与人为善，为贺孝慈与我的东吴之缘，请大

家吃了一顿），两人并无深交，但他有胆量和度量，还有超人的眼光，请没人敢请的李

敖到东吴，使我得以展开笔伐以外的口诛大业，在他不幸因公殉“植”（植物人）之际，

捐之以款、援之以手，岂不正是侠骨柔情者所应为的么？相对的，以章孝慈朋友自居的

秦孝仪，没看到他捐过一块钱，反倒出来搅局，信口雌黄拍卖物品的真伪，这种货色，

自然被我一状告到法庭。为了他捏造历史败坏学风，我特别以论文加以纠正，拟刊东吴

历史学报，系主任王庆琳同意我原文照登于先，却又要求我删除批秦文字于后，被我拒

绝，我一方面抽回论文，一方面向系中老师们问卷调查，1995年2月13日，我写给他们

每一位说：

东吴大学本有它声援言论自由的历史学风，这由“苏报案”前国学大师章太炎能被

东吴请来讲学可以为证。虽然这一学风，几十年来被国民党消灭已尽。章校长请李敖来

东吴，从不讳言以李敖为样板，用心至明。如今竟发生为蒋介石徒子徒孙秦孝仪大布禁

网，箝制“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这真是东吴大学的耻辱、

东吴大学历史系的耻辱，也是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的

耻辱！

为免系中老师同受不白，我特写此信，挂号寄上，请求就有否介入“删除李敖批评

秦孝仪一段”之事惠赐回件，以便统计，公布大名。届时介入者可显其光明正大、敢做

敢当；未介入者可证其事不关己、一清二白，这样问卷，谅蒙首肯。

问卷于2月底截止，结果如下：蒋武雄、林慈淑、何宛倩。黄兆强、关玲玲、刘静

贞、李念营、王芝芝、廖伯源、周健、张炎宪、詹素娟、张中训十三位皆勇于签名表示

“并未介入”或“反对删除”，而蔡学海、俞雨梯、甘怀真、胡菱兰、何永成、刘家驹、

蔡玫芬、翁同文、陈清香九位直到截止后二日犹未回件。回件中只王庆琳一人赞成删除。

是谁目无“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自毁立场，甘心护航秦孝

仪，自此呼之欲出。

这一事件加上章孝慈之死等原因，使我对执教东吴有意兴阑珊之感。我决定任教满

三年后，就告一段落。1996年3月21日，我阴历生日前两天：新任系主任黄兆强以卡片

前来，向我祝寿：

李敖教授吾兄：

　　感谢您历年来对东吴的厚爱，更感谢您不辞辛劳，教育历史系的学子。

兹趁吾兄生辰之际，敬献上薄片，聊表祝贺，并致感谢之意。

　　　　　　　　　　　　　　　　晚　黄兆强　1996年3月21日

我在向他道谢之时，就顺便告诉他我在学期终了后不再教书了。1996年5月21日，

我在东吴上完最后一课。东吴三年，发现其他方面优异的有之，但有治学潜力的学生不

多，陈正凡（陈复）、陈敬介较出色。倒是旁听的学生好学有成：王裕民、陈境圳都有

很好的治学潜力。其他张琳、郑国洋。林祥福、陈奎翰、黄玉娟、庄惠雯等也都使我印

象深刻。

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时，海内外新闻媒体颇多报道，1993年10月回日，《联合晚报》

有记者黄靖雅的《孤独的狼重新啸傲江湖？》一篇，文题最令人侧目。同月21日，吉隆

坡《南洋商报》改题《李敖重新啸傲江湖？》刊出。大体说来，我到东吴后，文字之业

减少了，声音之业增多了，也就是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了，在口诛时

期啸傲江湖，已经变成我一生的主调。口诛要讲台，东吴的讲台是闭路的，若论开放的

讲台，则非电视莫属。而台湾电视最初掌握在国民党台视、中视、华视三台手中，偶有

邀请，所谈局限饮食男女，无从一抒怀抱，直到解严后，媒体稍加开放，三台以外的有

线业者才有一点生存空间，在群雄并起，形成“五胡十六国”局面里，才有一点李敖的

笑傲空间。电视界老手杨楚光首先判定：“李敖个人秀”绝对有它的可能性。后来TVBS

邱复生约我试录，试录以后，他大概吃不消我对国民党当道的批评，而这种当道，正是

他刻意交好的对象，所以计划就吹了。台大老同学陈安澜约我做了一阵批蒋介石的录像

带，但传播方式限于“跑带子”结果有疾而终。1995年春天，真相新闻网的周荃约我吃

饭，谈“李敖个人秀”的可能性；到了夏天，周荃又约来她的老师张煦华同我谈，张煦

华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淡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大众传播系主任的专家身分，

也看好我这节目；到了冬天，经崔家瑞和董兹中（介强）同我商谈细节，做最后敲定，

10月20日，由真相新闻网代表人即执行副总李吴?佑胛仪┰迹?当天约来记者们共餐观礼。

但李吴?痈么颍?签约后只给我一张支票。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吴?又醋?：

　　昨午承赏饭，快慰平生。依贵我双方合约第五条第二款，明订“其余

费用”由“甲方开具”“期票”，既云“期票”，自系未到期之支票先行

“开具”交付乙方之意，且据草约原议，亦属如此，此由崔姊、小董二位

可证。昨天饭后，承蒙下周一开具交付，至感德便，幸勿遗忘。如有遗忘，

乙方届时必然在进棚后忘尽所有台词，口中但喃喃以“还我支票”为念，

或许举牌抗议、或许坐地撒赖、或许高呼“TVBS万岁”虽不按第八条第九

款告你们，但其恐怖有甚于告者。合作伊始，伏望贵我双方均守约定，则

双方幸甚。昨午我即席说：“今晚TVBS请我上‘台北夜未眠’现场节目，

我一定插播我给真相新闻网‘李敖笑傲江湖’广告。”果然我说话算话，

昨晚播出，TVBS方面大吃一惊，向我抗议，我奚落他们小气八拉，他们始

哑口无言。匆匆奉闻，即请

大安

　　　　　　　　　　　　　　　　　 李敖　1995年10月21日

照双方约定的重点是：

一、节目名称：《李敖笑傲江湖》。

二、播出时间：自1995年10月3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三十分钟，共二百

六十集。

三、播出时段：每日二十二时至二十二时三十分。

四、甲方（真相新闻网）如不得乙方（李敖）同意片面删改节目，乙方得要求甲方

每集赔偿新台币叁拾万元。

五、乙方于合约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电子媒体任何频道任何节目担

任主持人。

六、唯乙方同意，除非甲方未履行支付乙方主持费用或删改乙方节目，乙方自不能

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向甲方提出告诉。

很明显的，我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

钱；相对的，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结局可

谓皆不满意但均可接受。

《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

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

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总之，任何认为一个人做

不了的节目，都被我一个人做到了。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

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得未曾有之奇，说它乃千古一

绝，也不为过。玩电视的专家邓育昆以六页长信给“敖哥”指摘这节目制作方面的失败，

但却掩不住对内容方面成功的欣喜。总之，这是电视开天辟地以来又一次的开天辟地，

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今年旧历除夕，陈文酋打电话来聊天，

说邱复生告诉她：“如李敖年轻一点、言论缓和一点，李敖将通吃所有谈话性节目，没

人是对手。”我告诉陈文茜：“邱复生错了，我就这么老、就这么激烈，就足以通吃了，

这位李登辉的朋友，站在商业观点，他一定后悔对我不守信了。”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一年后，又由周基妹妹周菲出面，双方再续约一年。至今已

播出近四百集，目前仍在继续中，被盗录的已远及美国等地，一般咸认这是唯一说真话

揭真相的保悍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这个节目的成功，使我的口诛时期进入新

境界。我最感谢周荃的眼光与度量，她在那么艰苦的处境中，对外为我撑住自李登辉以

下的各种压力、对内任我“客大欺行”、由她苦撑待变，她真了不起。传说真相新闻网

是新党的电视台，完全不确。周氏姊妹以宽容的心胸维系真相与自由，与新党毫不相干。

有观众写信说新党花大钱收买了我，这种观众既不了解新党，也不了解李敖，混蛋极了。

《李敖笑傲江湖》的最大特色是：它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

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陈

文茜向我开玩笑说：“我们民进党不怕你骂而怕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你骂人凭证据，我

们如该骂，被你凭证据骂了也就算了，不过你已建立起骂人的信用，一旦你老年痴呆了，

不凭证据骂我们，甚至造我们谣，别人听了信以为真，我们就惨了。”――古话说“人

无远见，必有近忧”，陈文酋有近见远忧如此，“惨”乎哉？不“惨”也！

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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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

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

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

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

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

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

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

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

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

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

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

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

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

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

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

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

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

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

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

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

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录一锒?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

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

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

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

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

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

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

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

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

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

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

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

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

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

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

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

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

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

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

“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

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

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

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

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

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

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

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

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

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

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

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

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

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

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

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

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

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

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

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

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

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

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

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

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

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

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

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

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

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

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

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

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

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

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

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

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

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

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

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

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

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

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

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

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

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

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

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

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

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绝子）

执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

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地正告我：“我

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

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

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

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

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

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

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

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

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

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

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

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来了，标题

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发

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

主教头上。田耕宰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谁？

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

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

否认。田耕率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能证

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

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挂铜铃”。

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宰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

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

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

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

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

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

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方

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这

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

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

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

《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

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

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

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

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

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

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像！你可以转告田耕

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闭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

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

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方面还

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

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

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

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

默！”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

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

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

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开除教籍（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

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

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

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

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

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

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

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

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

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

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

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

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

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

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

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

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

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

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怀

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

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

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

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

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

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

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

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

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

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

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

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

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

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

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

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

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

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

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

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

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

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

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

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信疆一再劝慰

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

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

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治

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

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

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

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

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

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

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

明敏》拆穿他。或间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

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

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

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

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

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

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

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

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

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真

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之

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

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海秘

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于刘心皇之

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军》、

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干《安全局

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到我这

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

“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

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

事缘三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

审”、“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

“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

平。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

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间，为真理、

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千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

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

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

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

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

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

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

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店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

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

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批判”、“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

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

“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

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

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

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

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

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

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

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

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

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

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冶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

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

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

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

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

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

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

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

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

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

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

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

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

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

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

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

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

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

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

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

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

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

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

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

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

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

“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

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

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

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

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

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

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

戏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

“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 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

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

能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

是：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

他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

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

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

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可

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

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做假，也不屑做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

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

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

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

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

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有

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

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

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

也不如大陆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

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专栏时候，段宏俊（现已

绝交）打电话来，说有读者抗议，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诉他：

“你呀，要有见识一点！台湾哪有大事可谈？台湾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谈这些，没

得可谈了。”其实，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谈，就近取譬、随缘论人、因材施教、雅俗共

赏，并无所定型。纵所论者小，也是以小喻大，乍看起来，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物，

其实文章深处，别有大义存焉。这些大义，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英国哲学家

洛克说得好：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无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所以，我人

虽与台湾偕小，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与小岛根本二分。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但救世方法上，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

然。我有严肃的一面，但此面背后，底子却是玩世，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正因为玩世，

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轻快处世，二来

是避免得胃溃疡。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我曾仿其例，一再

写“不亦快哉”，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以看我严肃中玩世之态：

其一：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不亦快哉！

其一：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不亦快哉！

其一：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

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五书，并编

《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不亦快哉！

其一：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大书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

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厕所里读党义，不亦快哉！

其一：在监牢里读禁书，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己像死猪一样，不亦快哉！

其一：在动物园，抱小老虎、小狮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蚁窝，见彼等奔相走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喷马蜂窝，见彼等欲振乏力，个个倒毙，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

慢五拍），看了笑不可仰，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己出书、看朋友出狱、看高手出招、看敌人出丑，不亦快哉！

其一：看丑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钞出笼、看老贼出殡，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彀、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脑每下愈况、脸蛋美下愈况，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萧孟能说：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免

得我改电话号码，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非逼你改号码不可。气得他呼呼直

喘，不亦快哉！

其一：萧孟能诬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国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学邱创焕讲台湾语，一边学一边笑，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台湾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替高山族仗义执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儿念美国学校，不考三民主义，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己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

花、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

快哉！

其一：与牙医为邻，十多年拔牙不给钱，不亦快哉！

牙医张善惠和林丽苹小两口儿做我邻居二十年，一直相处甚得，我笑说我不同你们

吵架，就是要你们永远做“李敖为人很好相处”的证人。不单牙医夫妇如此，我还把许

多好朋友“保存”下来，做我的证人。以姓名笔划为序，眼前的夫妻档就有丁颖和亚蔽、

王惠群和朱先琳、王荣文和陈芳蓉、汪俊容和阮雅歌、周弘和“女强人”、周渝和林慧

华。沈登恩和叶丽卿、林永丰和连凤珠、孟绝子和欧阳杏如、施性忠和庄姬美、高信疆

和柯元馨、徐汛和玉芝芝、孙英善和“小林”、黄胜常和高继梅、黄奠华和李元枝、许

以祺和梁绪华，陈兆基和应雅玲、陈良榘和叶于玫、陈彦增和郭文华。张坤山和陈秀梅、

陆晋德和邱素莲、邓维桢和黄宝云、赖阿胜和邓玉娟、赖宪沧和张玲玲、简志信和黄月

桂、刘峰松和翁金珠、刘绍唐和王爱生、刘显叔和陈烈、蔡仲伯和李金环、龙云翔和李

琼媛、罗小如和‘小马”、苏秋镇和邓香兰。萧启庆和王国樱等。至于其他熟知旧识，

除书中已提到的外，台大老同学有李念萱、翁松燃、景新汉、马宏祥、袁祝泰、龚忠武、

胡之伟、陈又亮等。同学以外，王长安、王孟亮、王秋原、王维贞、王维纲、王树权、

尹章义、包奕洪。石文杰、石齐平、江述几、池士勋、何伟康、何国庆、李昂、李宁、

李安和、李志仁、李成林、李华俊、周才蔚。林秉钦、林清玄、武忠森、金惟纯、马家

辉、胡兆扬、胡基峻、施寄青、宣中仪、洪金立、唐德刚、夏光天、梁铭远、连家立、

黄玉娇、屠申虹、张明彰、张福淙、张锦郎、郭鑫生、曾心仪、曾祥锋、赵文华、陈中

雄、陈宏正、陈平景、陈芳明、陈晓林、庄申庆、汤麟武、潘君密、杨祖?B、应凤凤、

戴天昭、魏光中、苏??基、苏洪月娇等，都可做我的证人。此外，在我眼中，王淑江、

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黄怡是最有观察深度的人，陈文茜是最聪明慧黠的人，汪

荣祖是最有正义感的文学家，陆善仪是最纯正的“新女性”，周之鸣、郁慕明是我化敌

为友的朋友，而胡虚一、林永智、赖智信、罗贤义等他们都是义人。……老辈人物我对

沈铭三先生（已故）、胡适先生（已故）等，感其鸿恩；对叶明勋先生、杨西??先生等，

怀其令德。我的新朋友中，谷正文老将军心狠手辣，却豪迈过人，最有特色；亚洲巨星

王靖雯（王菲）从香港来台特别看看我，最不寻常。

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

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

可是我却愈者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谍”；

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关于朋友是“匪谍”方面，我在台中一中，认

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那时他四十出头，河北饶阳人，英文造诣颇深。他很孤僻，

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谍”怎么办？此公理由颇为有趣，我戏而

识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来，不幸还是交到“匪谍”，因而进出警备总部，几

无宁日。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匪谍”，我自己既是“匪谍”，则复何惧于“匪谍”

耶？从此“匪谍”坦荡荡，再也不怕“匪谍”矣！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

上方面，这一怕，随着年华老去、来日无多，更形严重。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跟

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极

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视之。

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当然我是不

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

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

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

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种极热

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

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惯去别人

家作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作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容！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

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

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我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

反应和应对。我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

领。我告诉客人，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一边跟太太吵架，而证国

演助中的庞统庞士元，更是十项全能。《陶庵梦忆》中的黄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

来牍，手书回札，口嘱亻奚奴”一身四用的本领。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

的本领，所以我待客时，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

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什，

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像孟绝子、像陈兆基、像陈彦增……一到我家，就从客人

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骆

明道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

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

但他不知道，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怀

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

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

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有一次，哥儿们邓育昆请

“敖哥”吃饭，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下著之后，问我口味，我说：“我实在消受

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它不如吴郭鱼好吃。”育昆闻而大笑。我不好吃，并已饮食极有

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看起来比所

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至于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买百货

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

量来量去。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说：

“李先生，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不合身啊，我闻而大笑。我

做“李敖笑傲江湖”节目，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大丈夫不

靠衣服显，由此可见。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

不怪形怪状。我本有一件，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为着急，因此把

同样的都买来了，现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辈子，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

我儿子勘勘四岁半，女儿湛湛两岁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小屯十九岁时

候，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下穿短裤、大腿极美。她

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中兴大学中文系，

成绩优异。她为人聪明、漂亮、善良，喜欢偷吃零食，还会写诗呢。还有，她又脱俗纯

真、不喜奢华，因我反对戒指等俗套，我们结婚时没有戒指，她也同意玩笑性的以“易

开罐”上金属环代替。和她认识八年后，在1992年3月8日结婚。我笑她“骗婚”，她笑

说：“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这次结婚，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买了市面上卖的

“结婚证书”。陈兆基、陈良榘、陆啸钊、陈彦增四老友见证完毕后，我题字其上，字

曰：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三人人出炉。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

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戏呼她“王大牌”，因为她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看来架

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质朴的河北省人，节俭持家，不慕荣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

的人，但我和他们说话却说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娘年纪比我还小，我不

知道怎么说。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是美国人，名叫Hedy Lee，小

名小文，与我太太同岁，我有“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就是写给她的。

1964年她在美国出生的时候，陈鼓应跟人说：“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

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分去美国。”这话传到我

耳里，我开玩笑说：“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

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如今，“岁月如矢，

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靠老蒋回大陆固是笑谈，靠小文去美国却逼人成

真呢！如今许多家长大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还不如李敖的“小

头”远见呢！又何止他们，连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头”不如我“小头”有远见

呢！鼓应老友，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他真是先知呢！不过，我靠女儿去

美国，又何必呢？我三姊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请成功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

会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机会，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国人身分死在台湾，此志不移了。

在小文成长过程里，我正坐牢，她被我妈妈溺爱、又加上在美国学校学到不少坏习惯，

最喜奢华，所以不无“世纪末”的问题，近年在我金钱攻势下，“折节读书”得到哥伦

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来跟我

住，现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写信给在昆明的大姊，有这样的话：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大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中“从兹始免征云南”之慨！本

来是“应做云南望乡鬼”的，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红砖之上，意气风发，不似八十老

妇。两个月前，我的四个朋友，都在一月之间，死了八十老娘，我笑谓老太：“别人的

妈跟你同岁，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体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

死！”

老太太的风趣，由此可见。

在《李敖回忆录》这最后一章，我故意写得很随性，信笔所之，像个老去人儿在话

家常，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别有倚卖之趣。既然行云流水般地写这部回忆录，我想随

性谈谈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学四年级十岁以后，因为看到北新书局《健康的性生

活》一书，就发现了手淫之乐。这个习惯，跟随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两字

对我说来，其实不符实际，因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选美女图片，虚拟实境，顾而乐之；

穷极视想之欲，意而淫之。因为美女图片愈选愈是极品、愈是上选，所以去实际上的女

人愈远，实际上的女人其实极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审美标准，因为她们缺点太多。古

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对的，因为马路上颜如玉的毕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标准的，

多在书中。这也就是我愈老愈难被实际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见得太

多了；实际上的，反倒不够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讥，但我看来，幻

其实也未尝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对的，真之为物，也并不与幻相对，它其实也未尝

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

写《真与幻》一诗，表达此义：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士。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真幻一体，但是幻是更根本的。这种根本，并不是

笛卡儿“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种，而是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

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这种关系，有点玄妙，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我们便可看到

它的相成。没有幻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假的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现实与索然，并且变化不居。逃离这

种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恋爱”。“限时分手”，此外别无他途。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

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

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

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

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

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

“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

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

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

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

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蜒点水”、“似有若无”。

“虎头蛇尾”、“迷离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

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

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

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

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

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

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

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

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

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

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

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

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如

果时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一生曾有过

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

《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

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丹妮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

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

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

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

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飚的、快

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

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

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

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

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

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

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

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

（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

是不能格守本位。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

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途而淫之，正是

“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

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

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八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

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

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八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

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

合该只做“个体户”、“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

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

地方。

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的凌

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

是我的战场，但却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

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

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

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我素来讨厌中国

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

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

少了，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

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

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

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说

来，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不上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李敖是真正大

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岛上、在圣赫勒拿岛上，但我总归是

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

写道：“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而不是东，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但昆仑

之西是大陆的根、大陆的动脉，虽然那个根、那个动脉，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

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

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区布得天

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梦》的诗，我最喜欢：“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译成白话是：“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

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

的功德。）台湾对我说来，是一个诗人康明斯嗜痴下的小写字母，不论怎么放大，限于

格局，也是小写；但在因寄所托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本《李

敖回忆录》，“诙达多端”、“朔皆敖弄”，纵平阳之虎，犹欺犬也。台湾何幸，有李

敖俯仰于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灵气疝气，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岛

与谁归？

1997年3月31日，去国泰医院给名医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在台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