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阿萨德逃亡叙利亚彻底变天 -- 脊梁硬
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在“大义”与“小我”之间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是会被人类社会所淘汰的。
贪官也好，党员也好，整体能力是要高于普通群众的，一个舍不得掏出来的人，就升不了官。一个总舍不得请朋友吃饭的人，也不可能得到朋友的帮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西方，都一样，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法则，舍得、舍得，先舍才有得。
在“大义”与“小我”之间，越是社会精英、越是出人头地的，越会选择舍小我，取大义。不是因为他们是党员、是干部，只是中国的党员和干部，是在群众中筛选出来的，本来就是社会精英。
22年底那一波“大出卖”之后，我们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动员力了
革命先辈和前任领导者们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信用，在2020年绽放出了最闪耀的光芒，然后在22年底，被某“大权独揽”之后、没良心的“甩锅大王”，当成用过的卫生纸，扔进厕所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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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们对我的批评有多大意见，现在我们回看2年前的那两个月，无论领导要做出怎样的决策，有两个点你们终究是没法否定的：
1、那件事不是一定要出卖了基层才能做的
2、如果当时领导承担了责任，甚至事后有人承担了责任，今天整个社会的精气神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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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真离河友没几个观点是一样的，但你与其在这骂他、表忠心，不如早点意识到，他不是什么反华反共反一尊人士，他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缩影。
要信我！我啥时候骗过你？
毛泽东在陕北大概是被老百姓骂的最惨的时候，
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一直以群众路线为荣的老毛，之前之后大概都没这么惨过。
确实是有党员先上，无私奉献的。 我的一个同学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公务员，年头到了，当个小官（官其实都算不上，给了主任的名字的光杆司令），忙忙活活大半年结果自己家孩子没考上重点高中。在我们那个地方，没上重点高中未来的路其实就是有点难的。结果之后这几年，工资还算足额发，奖金啥的已经打折再打折了。
他的领导，则是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带上一堆自己人，开始各种表演。之后各种庆功，总结大会上唾沫横飞的讲话。 还算讲良心吧。跟我说各种评级中，只是把他的工作和一些关系户分了分，吃肉的时候还是带着他的。他这人也属于非常会来事，家里有点小关系，不够硬的。不然的话，更差的情况我认为自然也有。
什么党啊，信仰啊，这些东西感动一下可以。但是真正要想有战斗力，就必须赏罚分明。 而赏罚分明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晋升机制，让基层有盼头有动力。 但是绝大多数人在体制里，天花板是非常非常低的。这恐怕也是当年沈腾那个小品所描述的：躺平式干部的来源。
假如是真的，我佩服你，虽然你回应的很虚。
改开40几年了，党员究竟如何，你心里有数没？方平说党员都好，我很不同意，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这么说事恐怕不好。
但是你说贪官也会如何，就因为他们是精英，这个逻辑合适吗？
当然，你我知道，明朝末年，精英遍地，但是没有挽救大明的命运。
说到抗日，你怎么看抗日，抗日有几个阶段，从哪年算起，你认为如果这些有危机，会计入哪个阶段，你会选择哪个阶段参加抗战？
明末的精英多还是少，或者说，假如是1938年的精英有多少呢？你认为少么？你会在哪个年份假如中国抗战？
我希望你用心回应，不要用楼上的虚话回应，那样没意义，漂亮话谁不会说？
我不知道方平会不会看我这个回应，面对一群导致你损失几十万的官僚，你说我要相信这些共党，有意思吗，方平也是公安口的家属，真没见过完犊子的党员吗？
是啊，杨虎等也抗战，但是他们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我真的希望能从你身上看到实货，不要虚头八脑。
好，请说吧。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5031193
1931年-1937年，中国有没有精英，他们在干什么？
社区支书被骂“草包书记”竟报警抓人？来看看毛主席当年怎么应对“雷公事件”
东方网 2021-01-27 18:49
据媒体报道，近日，贵阳任女士在小区业主群质疑业委会不召开 业主大会，便擅自让新物业公司通过试用期一事。
社区支书刘某回应称“开不开业主大会，怎么开是业委会的事”，任女士不满刘某的回应，称刘某是 “草包支书”。
结果刘某报警后，任女士被 毕节市有关执法人员用手铐从贵阳市铐到了毕节市，并被行拘3日。
1月26日晚上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公安局就该事件发布警情通报。
此事引发热议。新华社评论称：
先有不按规矩办事，后有群众骂声。一句“草包书记”，是群众不满情绪的直率表达，领导干部应该有一笑置之的雅量，如果群众批评得有理，就闻过则喜；如果批评得没理，耐心解释清楚就行。无论如何，因为群众一句骂，就恼羞成怒、跨市抓捕，是不折不扣的权力任性。
那么，面对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该如何面对呢？
党的历史上，有一件被称为 “雷公事件”的事情。你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吗？快跟小红（微信ID：hszs1921）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什么是“雷公事件”？
1941年6月3日下午， 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陕甘宁边区县长联席会议，议题是公粮的征收与农民的负担问题。
其间，暴雨突至，一个响雷打来，击中会议室的一根柱子， 一位坐在柱子旁的县长来不及躲闪，当场触电身亡。祸不单行，当天 有位农民在赶集时，一头拉货的毛驴也被雷电劈死。
消息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有农民就说：“ 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
毛泽东同志如何回应？
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下令保卫部门要放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老百姓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这样的话，背后一定有原因。果不其然，恰是因为当时公粮征集任务太重，老百姓感觉到压力太大，才有些怨言。
△毛泽东与延安人民亲切交谈
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四次谈及“雷公事件”。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工作缺点错误时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第二次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报告中讲道：“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家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 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
第三次、第四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结论中，毛泽东说：“ 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 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1943年公粮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再次表示：“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言
“雷公事件”的四次讲述， 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当地群众的不满，具体剖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阐述了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应对方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群众意见、处理群众难题的基本立场和应对举措， 形象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
来源：红色之声（微信ID：hszs1921）综合新华每日电讯、上观新闻
我表哥就是经常去澳门的那种党员，你懂不？
里人？是东北的么？
东北几十万义勇军时期，国内支持抗战的几何？
你怎么看？怎么说呢？
@查干狼
即使强大如教员，也不会认为“自己“单向输出就可以完成”教育“，也会开这样的玩笑。做事，最简单的从来都是”吊民伐罪“，”锄奸铲恶“就要难一些，“革故鼎新”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成本越来越高。
阿萨德政权得失败，说的难听一点，其实也是叙利亚人民得失败。教育这个事情，阿萨德没干成，东大更干不成。或许，叙利亚人需要这个教育。东大这边其实也一样，工人老大哥也是需要“下岗再就业”的教育。关键看经历过教育以后，能不能明白啥，能不能学会啥。
加沙、黎巴嫩接受“教育”的时间比较早，现在都可以使用无人机了。传说阿富汗塔利班接受“教育”的时间更早，是会开真飞机的。
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现在的阿拉伯世界，思想还被传统宗教局限，要是横向对比，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更像是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导致整个社会的遭遇也是接近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经济落后、政治分裂、对外失败、人民穷困。
如果要是和世界历史横向对比，恐怕整个阿拉伯世界需要的，是向欧洲文艺复兴学习，向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东文化求索，来一场宗教改革和思想革命，才能找到符合其需要的道路。
世俗化了，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阿拉维派控制逊尼派。
但是这个教育居然真不只是简单的普通教育模式。
看来教育没有解决叙利亚人民的思想问题，上来沙姆组织，还是很难的。
不过是现实中过的潦倒，心中愤恨，怨天尤人，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全都归结于现在的体制的反建制派而已。
只要为了能反体制，他哪天和公知右派站在一起都不稀奇。
改开几十年民族政策倒行逆施，到习这里才开始拨乱反正，好多人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呵呵呵，股市又赔里了吧，傻逼。
是啊，正如《人民的名义》里的陈岩石陈老说：“在战争年代，扛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我为了争取到这个特权，虚报两岁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