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这个厅官，也太狠了点 -- 漂浮游

可见，58年的极端放权和94年的收权（分税制改革）是央地财政收入占比曲线里变动最大的两个时间点。

可能就是因为中央的力量占比小了特别多，所以在紧接着来的三年灾害中中央的调度力是不够的，所以受灾的地方得到的救助就不足，受灾就更严重。

所以当时的问题就是在于右风起来了，不知道是刘少奇还是毛主席，也可能两者都受到右风影响，提倡“单干”，提倡各地自己负责。尤其是1958年进行大放权，让接下来的三年里中央无力调度救灾，确实放权放得不是时候。现在很多人把三年灾害的救灾不力归因到左倾上其实是不对的。

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农民起义，后来打游击、打鬼子。

在他的熏陶下，张钦礼16岁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

等到解放战争时，他光荣入党。

22岁的张钦礼成为考城县县长。

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

他任县委副书记。

1958年，（县委书记）张钦礼就曾因为揭发政府谎报秋粮数据，而被下放。（哈哈哈）

后来，张钦礼亲自到北京上访周总理。

他有理有据地讲述了兰考百姓的苦难生活。

最终，在总理的主持调查下，张钦礼才得到平反。

焦裕禄去世后，张钦礼就斗志昂扬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还没来得及行动，他就被抓了起来。

因为当时有人说，张钦礼是“机会主义者”，利用宣传焦裕禄的机会，捞取名气。

但令人欣慰的是，还是有很多正直的兰考老百姓为他们说话。

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实绩摆在那里，又岂是三言两语就能一笔抹煞的。

他们坚决声援张钦礼。

但令人意外的是，张钦礼反倒被安上“煽动群众”的莫须有罪名，遭逮捕入狱。

兰考老百姓知道了，更为张钦礼鸣不平。

他们开始不断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反映实情。

与此同时，众人还派出贫农代表李占荣，来到北京天安门哭诉申冤。

此举直接惊动了周总理。

张钦礼在被关了一年后，重获自由。

接着，他去北京，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总理还亲切嘱咐他，回去之后就好好工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切重新开始。

就这样，在北京治好身上的伤病后，张钦礼就带着总理的指示，回到兰考县，重新率领众人风风火火加油干。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噩运远没有结束。

70年代初，张钦礼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下发了一个奖励生产成绩显著者的通知。

不曾想，这份奖励通知又成了有心人做文章的工具。

他们说张钦礼只抓生产、刺激物质，便将其调到信阳。

两年后，又是周总理让河南省军区司令张树芝，将人护送到北京。

再见总理，他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却强忍不哭出声。

那一刻，无声胜有声。

接着，周总理就当众在一次会议上，给张钦礼正了名，并调任他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6月29日

根据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的指示，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和兰考县委研究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兰考县文化革命小组，开封地委驻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团长、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任组长，“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任副组长。

7月7日

兰考全县掀起了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郭晓棠的怒潮。特别是秦一飞传达了中南局书记陶铸的讲话和省、地委会议精神后，一场空前的CR运动在兰考已初步形成。以副团长、县委书记周化民为组长的CR小组重点深入学校、卫生、文化系统等单位领导运动。

7月

中央关于CR运动的决定尚未发表，各地的“CR”仍然在各级“革命队伍”委领导下进行。秦一飞却在兰考县委机关煽动说：“兰考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秦一飞、周化民将兰考县直机关73个干部划为“黑帮”，张钦礼被定为“黑帮头子”。在秦一飞、周化民的操纵下，张钦礼这些人被开花脸，戴高帽，敲锣打鼓地拉着游街示众。

为了彻底解决张钦礼的问题，秦一飞亲自召开全县科局长大会进行动员。秦一飞在大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实际上县委的目标巳经很明确啦，张钦礼‘四清’没问题，也是黑帮。大家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不过是个县委副书记嘛。”

秦一飞接着又把“四清”分团和工作队中的县委机关干部抽回来，周周化民也被抽回县委坐镇指挥，专门揭发张钦礼。一时间，围剿张钦礼的大字报纷纷上墙，上街，“张钦礼是该划未划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是该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张钦礼是黑帮头子”、“张钦礼是三反分子”的大字报贴满了兰考县委大院和兰考的大街上。

他们把张钦礼从三义寨引黄工地揪回县委当牛鬼蛇神，给他打上花脸，拉到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他们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CR”；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秦一飞、周化民并组织人到郑州要求河南省委罢张钦礼的官。

秦一飞、周化民他们还组织一些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焦裕禄，用墨水把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掉，把焦裕禄纪念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全部捣毁。新华社记者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他们砸烂。

7月20日

张钦礼贴出了一份题为《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揭发秦一飞在树立焦裕禄典型过程中的问题。

周化民等把批张钦礼的大字报张挂到县委大院，让外地来兰考串联的学生参观。

同日，秦一飞、周化民把北京大学来兰考串联的大学生请到开封地委大院，介绍“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产生的背景和他们认为“大通讯”中关于焦裕禄事迹的诸多不实之处并授意这些大学生以赴兰考串联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名义写出一份《〈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的大字报。

9月16日

这份以北京大学等8所大学赴兰考串联的大学生名义写出的污蔑焦裕禄通讯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兰考街头。

大字报的理由是：

一、“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只报道生产斗争，丢掉阶级斗争，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情调悲观，小资产阶级人性论严重。大通讯夸大灾情，把社会主义兰考写得凄凉悲惨，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诬蔑；

三、“大通讯”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枕头下发现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替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张目……,

这份大字报在指责穆青、周原等人的同时，还把矛头集中指向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等人，大骂道：

“这篇通讯为什么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通篇连阶级斗争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谁提供的材料我们要质问那些混蛋们：‘你们为什么不体现县委的集体领导?写这篇通讯的混蛋和介绍情况的那些王八蛋,你们居心何在？’

“这是哪些混蛋、王八蛋给记者介绍的材料？你们这些混蛋、王八蛋只介绍生产斗争，用心何在？你们这些政治扒手利用宣传焦裕禄，捞不到什么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由秦一飞、周化民授意兰考县委机关干部以“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名义写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这份大字报与北京大学等8所大学生的大字报并排贴在一起。《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要求把“污蔑、诽谤、攻击“领袖”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这份大字报上写道：

“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

杨悍东在2005年5月接受田力为（笔名“老田”，文革史民间研究学者）采访时这样评价这两份大字报：

“在CR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兰考县委出资将这两份大字报铅印成数万份大字号传单，散发至兰考城乡和郑州、开封及全国各地，一些地方甚至动用了飞机向农民散发。

两份传单，一个内容，矛头均指向“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和“大通讯”作者穆青、周原以及积极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等人。传单说，《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是修正主义大毒草，作者穆青是已揪出的黑帮，周原是大右派，向记者介绍焦裕禄的张钦礼是混蛋王八蛋，是政治扒手、大骗子。

9月25日

1、兰考县委把县直机关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由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和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

2、兰考六中“焦裕禄战斗队”全体red guard及革命师生和堌阳公社的干部在张钦礼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和《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两份大字报中的错误观点。

9月

在秦一飞和周化民的支持下，兰考成立了一个“兰考县赴京揪斗穆青战斗队”。他们把大字报贴到穆青的家门上，逼迫穆青承认“大通讯”是大毒草，面对恐吓、批判和质问，穆青态度坚定地说：“大通讯不是大毒草，历史是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兰考县赴京揪斗穆青战斗队”的成员说：“张钦礼介绍焦裕禄是政治投机，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是一个政治扒手！”

穆青反驳说：“焦裕禄这面旗帜是毛主席树立的，是中央肯定的，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对的。如果谁积极宣传模范英雄人物，就说人家是政治扒手，想捞取稻草，那么，先进人物谁还敢去宣传呢？”

由于新华社的坚决抵制，把穆青揪回兰考批斗的目的没有得逞，他们就回到郑州揪斗周原。他们扭住周原的胳膊，准备揪到兰考批斗。

在扭送周原往火车站的途中，周原急中生智，向街上的群众大声呼喊：“我就是写‘焦裕禄’的周原。他们要打倒我，要否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群众一拥而上，驱散了他们。

得以趁机逃脱的周原有家难归逃到兰考县爪营公社，找到了公社贫代会主席黄高昌，黄高昌告诉他：“周记者，你放心，你宣传焦裕禄，是俺兰考的大英雄，你来到这里，我们拼上命也会保护你的！”

黄高昌将周原安置好，就告诉了张钦礼。张钦礼嘱咐他：“一定要像当年对待八路军那样保护好周原。”

周原在农民的草庵里写下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驳斥了那些堆焦裕禄信口雌黄的诬蔑。周原的文章在兰考引起很大震动。有人把这篇文章传到北京，张贴在西单的报栏里。

北航教授韩德强在他的文章《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张钦礼的生平经历。

　　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58年大跃进，中央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省长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

　　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

“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

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