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继续探讨太原战役 -- 回任兄 -- MacArthur

任兄的观点主要有二

（1）“自动顿兵坚城之下，连试探都没有就太说不过去了”

（2）“攻打四大要塞就是乱来”

对于观点一，正如下面klxn的引文指出，华北野战军经过晋中战役，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不止一个连队只剩下几个人，是可谓元气大伤。尽管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兵，但是“即俘即补即战”不过是个别案例，绝大部分被俘国民党兵是做不到这一点。被俘补进的国民党兵开头往往会因为见共军装备落后而产生看不起的情绪。有资料表明晋中战役后，补进华野部队的俘虏兵发生过大规模逃散。以至于部队不得不专门停顿下来抽时间进行“三查三整”和“诉苦运动”，才得以稳定解放战士的情绪和士气。在这种情况下徐帅怎么个“主动试探”法？你八千打人家一万你去主动试探，当你只有八百人的时候时还要去“主动试探”人家一万，那叫以卵击石，自杀攻击。

更何况，晋中战役后的太原，虽然后来文献一致称“人心惶惶”，但是阎老西经营太原多年，特务密布，人心稳定，不可能被吓唬倒的。徐帅手上的兵非疲即伤，用这种强弩之末的力量去“试探”坚强筑垒的敌人，除非是隆美尔或者山下奉文这种大赌棍，任何其他指挥官都不会这样干的。万一被敌人看出破绽，倒扑出来，跑都跑不掉。

这里还有一点是老蒋和老毛的战略不同：老蒋格外看重一城一地之得失，当年十万大军攻打延安就是个例子；而老毛制定的政策则是要打歼灭战，要消灭国民党军的力量，保全、壮大自己的力量，而非夺城。所以徐帅谨慎起见，为保全兵团力量而没有去强行攻打太原，实为明智之举。

站在后来的角度，自可指责徐帅当时没有“赌”一把，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徐帅当时要“赌”这一把的话赢面很小，万一输了的话几千几万条子弟兵的性命就全搭进去了，为了什么，就为了“打得漂亮”这么个名声吗？

对于观点二，攻打四大要塞是不是乱来，这个大有商榷的余地。

上太原战役地图一张好说话:

太原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东靠山脉，西临汾水建立的。西面汾河是天然障碍，解放军当时并不具备渡河作战能力，故不予考虑。剩下三面，城东面从北到南，四大山头分别是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其实牛驼寨西北向的卧虎山也具有相当高度。几个山头，象手指一样把太原城拢在手心。

历史上李闯的农民军和日军都是自东向西平推，占领东边四大山头后方能打下太原 - 他们这样做并非偶然，自有其道理。从记录上看，徐帅最开始的战斗设想是要避开四要塞，从南北向夹击太原城。但是到了太原战役第二阶段，徐帅却不得不把部队投入到四大要塞，与阎军反复争夺。这个转变是为什么？根据地图可以认为，起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如果照徐帅原来的设想，光打不围 -- 仍然从太原城南北两头进攻。上面的地图只是平面地图，没有等高线。其实这四大要塞高于太原城区三百米，可直接俯瞰城区，距离城墙最近处只有两公里！如果任由阎军在上面活动，那么我攻城部队无论如何都躲不过敌人居高临下的覆盖射击，而且任何兵力部署都将为敌人所一目了然。前有坚城侧有高地，这样的攻城战能有几成把握？

（2）就按任兄说的，只围不打，反正已经是孤城一座。不过，围着太原城的城墙包围一圈是一回事，如果不打四大要塞，而是连同四大要塞一起包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可以简单用尺子量一量，看看包围圈比前一种情况扩大了多少？至少一倍。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敌人绝对兵力优势，即使你能形成包围圈，敌人集中兵力，攻你包围圈上的一点，一下就能打破这个包围。以徐兵团当时的兵力，单单包围一个太原城已属勉强，要连四大要塞一起裹进去，恐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后来的四大要塞争夺战来看，太原守敌困兽犹斗，尚有相当的战斗力，围而不严，实则自我分散兵力，还不如不围，搞不好被敌人一个反扑出来逐个吃掉，就麻烦大了。

而且太原并非只有南北两个机场。北边新城机场，南边武宿机场外还有王村机场，以及汾河西临时开辟的机场和空降场。所以说完全切断阎军的空中通道尚言之过早。

（3）围也不是，打也不是，那不打了行不行？哈，这算是个政治题目，不打更不行。看看全国，辽沈、淮海、平津，一个比一个精彩，长江以北，就剩了个阎老西的太原。你华北野战军是干吃饭的吗？难道非要坐等人家四野过来帮忙才能打么？谁都有个荣誉感，华北野战军躲着敌人走，恐怕不等老百姓起哄，自己就得臊得把脑袋别裤裆里吧...

所以说，徐帅当时采取的策略，恐怕是在当时那个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只是具体到战术运用上，个人认为，可以采取半围半打的方针，不必跟敌人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注重在野战中杀伤敌人。比方说，纵观整个太原战役，在一阶段解放军以相对微小代价大量歼灭出击的阎军。为啥？敌人主动脱离筑垒工事跑来跟解放军打野战，给解放军造成了已己之长攻敌之短的绝妙战机。所以在后面的阶段里，比方说能否放松包围圈，甚至主动放弃一些易攻难守的地盘，撂给阎军，主动分散敌人，创造机会野战歼敌呢？

当然啦，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电子赵括（oops! did I say... ），过过嘴瘾罢了。

• 您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

不过提一个小小的错误，徐向前兵团的正式番号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但并不能简称为华野，这个称呼一般是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的。解放战争中许多兵团习惯上都以主要负责人的名字相称，何况徐向前的兵团仅仅只是华北野战军一部，并不包括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以及杨成武兵团。从建制上看，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前身是来自刘邓129师麾下的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因为长期由徐向前率领，直到由周士第指挥挺进大西北和大西南期间仍被称为徐向前兵团。

下面引用的部分同样出自《沧桑阅尽话太原》：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下太原、大同、安阳、新乡四个孤立的城市和绥远的董其武部。中央军委决定调参加平津战役的第19兵团、20兵团和第四野野战军炮兵第一师西进，与前线原有部队会攻太原。

1949年3月底，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太原城下，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第一次胜利会师。至此，太原前线的攻城部队共集结了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2个炮兵师，连同中央军委补充的15000名新兵和傅作义部改编的4个师，共计25万人（这个数目是徐向前兵团的2倍多），拥有各种火炮1300余门。而太原守敌共有6个军，17个师，总兵力约72000人，火炮900门。解放军从数量到装备都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尤其是用缴获的美式火炮武装起来的四野炮一师，不仅为压制敌军炮火、城市攻坚提供了保障，而且，该师的高射炮从四月上旬开始对空实施封锁，阎军的空中优势得到遏制。

从引用的文字来看，代替徐向前的彭德怀可以说掌握着整个华北野战军的兵力以及东北野战军的部分火炮支援，又有徐前期工作提供的敌人的情报，当然比徐向前那个时候的手中的实力要强的多的多，而且经过几个月的包围，敌人的士气低落，彭德怀进攻起来就容易的多，有这样的优势，四天攻克太原也就不奇怪了。不看到这个因素而苛责徐向前，是不公平的。中央之所以让徐采取围而不打的原因，也应该是出于想等平津战役结束后由整个华北野战军的兵力对太原进行总攻的想法。

最后写下的是“华野”，自己还隐隐约约地觉着这么耳熟呢...

现在终于又能说话了..

1 任兄的原话是这样的：

而麦帅讲的是：

也就是说，任兄的想法是徐帅应该先攻占东山主峰，再借助居高临下的优势摧毁四大寨和太原的防御体系。

而麦帅似乎把东山主峰和四大寨混为一谈了。

不过从地图上我没看出来是不是还有个“主峰”的存在，而且即使有的话，为什么阎军不去设防？

2 都说太原易守难攻，可为什么日本人当年一打就破？

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收回太原兵工厂，分为西北育才机械厂，西北机车厂，西北修造厂，晋兴机械厂等14个工厂，当时由于战争破坏及日寇掠夺，各厂均残破不堪，且太原四周均为解放区，阎除了少量购入特种合金钢及精密设备外，没有任何外援，但阎大力发展军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制造了2000多台机械设备，为原有机械设备的数倍，如西北修造厂，日本投降时仅有机械设备78台，到1948年9月增至600多台，西北机车厂由157台增加到500台，现将太原解放以前之每月军工生产数量列出如下：西北育才机械厂，75mm山炮由日本投降时的6门增产至15门，手榴弹9万枚，山炮弹16000发，飞雷筒 15000个，并可年产机械设备150台。西北机车厂，月产75山炮8门，150榴弹炮2门，榴弹3000发，自1948年2月到12月生产重步兵炮 102门，西北修造厂，月产炮弹10800发，重机枪60挺，1948年共产重机枪650挺，轻机枪610挺，西北化学厂，可月产手榴弹3万枚，炮弹 40600发，飞雷3万枚，1948年全年年产炮弹82520发，手榴弹1356221枚，地雷榴弹159084枚，晋兴机械公司，月产迫击炮弹 10000发，掷弹筒400个，西北制造厂，月产步枪1200支。

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九章　抗日烽火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开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准备扶持当时地方实力派人物中资格最老、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阎锡山为其充当“华北自治运动”的领导者。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与日本方面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的日本故交多次来太原访问，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先是避居于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后来又在乘坐日本飞机返回山西，所以，阎锡山在当时是全国公认的亲日派。

　　1935年，也就是山西大规模修建后来在抗战初期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国防工事的那一年，日本军政官员频繁造访太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与游说。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板垣征四郎访问完太原后提出要在山西境内旅行观光，一向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未多加考虑便满口应允，一年多之后，侵华日军正是根据板垣的勘察绕开重兵把守的大同确定了进军平型关直抄雁门关后方的进攻路线。

　　这一年的十月，蒋介石也飞赴太原，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与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早在两年前，蒋介石就曾经来过太原，与中原大战中拼得你死我活的阎锡山言归于好。此次再访太原，蒋介石特意携带了参谋部制定的国防大纲，希望通过这个防卫计划来表白自己“战而不屈”的决心，以此来坚定阎锡山，使他不与日本人合作。蒋介山的多此一虑实在是低估了阎锡山，当他离开太原时，感叹道：“阎先生态度光明，意志坚决，出人意料外。”

　　1936年的早春二月，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入晋，先后消灭晋军一万余人，一支骑兵小分队甚至深入到晋祠附近，一时间太原为之震动。寝食不安的阎锡山一方面向南京请求援助，另一方面调兵遣将作出了“太原决战”的准备。红军东征期间，太原城风声鹤唳，全城居民外出一律要配带识别证，当时正在太原的著名剧作家宋之的感慨“春被关在城外了”，写下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佩带着一等好人证的厨子那跃然纸上的形象至今仍留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

　　东征的红军撤回了陕北，但帮助围剿的中央军却依然赖在山西不走，周旋于日、蒋、共三方之间以图自保、在尖锐矛盾中求存在的阎锡山感叹道：“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一颗都不行。”阎锡山一向积级反共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改变，这个信奉“存在即是真理”这一处世哲学的不倒翁为自己制定了联共拥蒋抗日的策略，继而又提出“守土抗战”的进步口号，阎锡山所说的“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紧自强”这两句话风靡山西，并在日后流传全国。

　　1936年9月，在阎锡山的支持下，由他亲自担任会长并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万人宣传大会。阎锡山还派人赴北京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太原主持牺盟会事务，薄一波回山西不久，关押在太原监狱内的包括王若飞在内的一批政治犯就被释放，牺盟会后来为山西抗战和共产党在山西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阎锡山一生顽固反共，他这段与共产党的短暂合作在国民党内部备受批评。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去世后，报刊上曾就他是否应予以国葬进行讨论，《民族晚报》在评点阎锡山极其复杂一生的功过是非的社论中旧事重提，“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壮大。民国28年12月，新军15万之众投共，成为晋冀察区的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

　　山西西北的绥远省以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为省会，历史上曾归山西管辖，阎锡山在1926年与冯玉祥的战争中夺取绥远，从此晋军改称为晋绥军，绥远省主席始终由晋军高级将领兼任。1936年11月，晋绥军在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中击退了伪蒙军的进犯，阎锡山成为风头一时的抗日英雄。在此期间，蒋介石第三次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共同商讨收复百灵庙、商都的问题。

　　张学良和杨虎臣也在这一年来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陕北军事，张学良后来又两次飞赴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其中一次还是亲自驾驶的飞机。此后，杨虎臣的秘书和西北“剿总”秘书也先后到太原商谈联合抗日，并在联共抗日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这一系列频繁的会晤最终促成了阎锡山与张学良在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岁生日这一天的联合进谏。一个多月后，也就是绥远抗战胜利不久，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前夕，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抵达太原与阎锡山就合作问题开始正式谈判，不久，在交换对西安事变意见的电报中，毛泽东毫不吝惜地给阎锡山戴了顶“抗日救国义薄云天”的高帽子。

　　1937年那个和熙的夏夜，一名失踪的日本士兵和射向芦沟桥对岸的子弹将一向静谧的宛平县城带入了一个不眠之夜，“七·七事变”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芦沟桥的烽烟促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在共产党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当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成立，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徐向前、肖克等中共负责人相继来到太原讨论合作问题，周恩来当年就下榻于傅公祠，次月，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也进抵太原。

　　8月13日，孤注一掷的蒋介石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军事冒险，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了上海。两天后，日本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展开。

　　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吸引过来，以争取时间加强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军事防御。然而，日本侵略军根本没有给阎锡山更多的准备时间就开始大举进犯山西，全力以赴的晋绥军与赴晋的中央军、地方军、八路军一起进行了顽强抵抗。1937年8月到11月以保卫太原为重心的山西抗战后来被统称为“太原会战”，太原会战包括有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它成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

　　在经历了大同会战的放弃与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的节节败退之后，中国军队终于在忻口稳住了阵角，艰苦卓绝的忻口会战以五万五千人的伤亡阻滞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余日，毙伤敌军一万余人。

　　10月26日，就在忻口前线激战犹酣之际，山西东大门娘子关失陷，溃退的守军始终再组织不起有效的阻击，平定、阳泉相继陷落，忻口守军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阎锡山下令部队于11月2日晚撤出阵地。

　　平型关战役之后，阎锡山由代县太和岭口的指挥部退回太原。忻口会战前夕，对山西门户天镇的失守负有重要责任的军长李服膺被押回太原，做为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李服膺本是阎锡山的亲信，但阎锡山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未经正式的军事审判就将李服膺押至小东门大校场枪决。李服膺死后被埋葬在首义门外满洲坟，太原保卫战前夕，他属下参加守城的杨维垣等一批军官曾集体前往祭奠。

　　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太原防御问题。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官僚资本集中地，保卫太原，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战斗力强健的十万日军的三路会攻下，太原失守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在太原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有着清醒的认识。究竟是战后放弃还是不战而弃，已经一败再败失守山西半壁河山的阎锡山最终选择了前者，为此，他在忻口会战进行期间，就安排傅作义、王靖国等部开始准备太原北线防御。

　　晋绥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计划自然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中央军的卫立煌等人和蒋介石委派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此均表示反对，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仍然没有结果，一些疲惫的将领甚至打起了呼噜，会场上也只剩下阎锡山与黄绍竑两人相持不下，最后，阎锡山明确表示：“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

　　阎锡山为太原制定的是“依城野战”的战略，所谓依城野战，即以守城部队为核心，城市外围防御工事为主阵地，内外防守部队合力包围聚歼日军于太原城郊。为此，阎锡山任命中央军将领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太原守备司令。

　　在确定守城主将时，阎锡山一开始就属意傅作义，当晋军将领在11月2日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缄默不语时，傅作义挺身而出临危请命：“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十五岁时从家乡荣河考入太原陆军小学的傅作义在太原起义中曾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山西，为晋军屡建战功，1927年在宋哲元的猛攻下坚守天镇三个月，北伐战争中奇袭涿州，在奉军的包围下以不足万人的孤军死守涿州百日，为晋军赢得善守之名。1931年，傅作义将军开始兼任绥远省主席，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领导绥远抗战，名扬全国。由于有着天镇、涿州两次成功的守城战例，无论阎锡山还是他自己，对保卫太原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11月4日，阎锡山率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匆匆撤离太原，周恩来、彭雪枫等中共代表和八路军总部也随后撤离，参加了11月2日军事会议的周恩来临行前向接受守城重任的傅作义将军表示了敬意，同时诚恳的提出了劝告并请他多保重。太原城中的居民也大多逃离了这座大难临头的城市。

　　当时，山西省保存的明、清两代和辛亥革命以后的档案、卷宗、表册、图书多达五十卡车之巨，有关部门将它们全部迁入东山的防空土窑中，原计划在必要时炸掉洞口封存。但是，在山西省政府南撤前夕，有人害怕日军占领太原后发现这些档案，利用其中的省情资料和数据掠夺山西，因而派遣三十余名工作人员从中挑选了两卡车资料运出，然后架起三十多堆炭火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剩余的珍贵历史资料付之一炬。后来，运出的那两卡车资料也在转移途中遗失。至此，山西政府所有明、清两代以及辛亥革命到抗战以前的旧档案片纸无存。当年决定烧毁档案的山西省秘书长王尊光自以为给山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建国后，当我们在编写有关山西的历史资料时，常常会因为历史档案的遗失而无处考据对证，许多历史事件都变得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追悔莫及的王尊光此时才明白自己当初草率的决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山西历史档案的焚毁，比宋初的火烧晋阳更令人痛心疾首。

　　按照阎锡山的设想，由忻州退下来的部队在太原以北的黄寨、阳曲湾一线修筑的国防工事建立防御阵地，由娘子关撤下来的部队在太原东山一线建立防御阵地。但是，溃不成军的孙连仲部过早失守太原东山阵地，使东路日军直插太原侧背。蒋介石派遣的援军裴昌会师刚刚开到阳曲湾就仓惶退回，从忻口后撤的部队未及进入阵地，日军板垣师团即跟踪追至，于是纷纷由汾河西岸向南撤退，太原环城附近已经没有我军部队，阎锡山的作战计划废为一纸空文，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除了他所辖的第三十五军主力孙兰峰、董其武两个旅外，还有原李服膺部的杨维垣两个团，其它部队三个团以及炮兵部队。部队番号不少，但经过两个月的艰苦鏖战和严重损耗，实际兵员不过一万人左右，而傅作义对其他部队在使用上又有所顾虑，在周围几十里的太原城圈布防，就更显得捉襟见肘。

　　11月4日，从忻口南撤的卫立煌进城劝傅作义一同南下，傅作义表示：守土抗战，军人有责，野战军在，太原当然要守，野战军走了，太原还是要守。卫立煌给傅作义留下“相机撤退”的手令后率领他的部队南撤。

　　守城部队布署完毕后，傅作义下令封死城门，傅作义曾在军官会议上说过：“我们守城就好象躺在了棺材里，就差盖盖子啦。”他这番誓与太原共存亡的讲话却激起了一些贪生怕死之辈的求生欲望，一些士兵和军官在封城前相继溃逃。

　　11月5日，日军步兵已经迫近太原，日本空军也开始对太原市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轰炸。

　　11月6日上午九时，板垣师团进抵太原城东北，双方开始接火。日军随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包围太原城，陆续扫清了傅作义布署在城墙外围的守军。日军炮兵在敌机指示目标下，从四周高地向太原猛烈炮轰。在日军火力的集中轰击下，东北段城墙逐渐被打成缺口，崩落的碎砖土块在城下摊成斜坡，守军连夜封堵修复缺口。日军飞机还在这一天撒下传单，扬言将在次日早晨开始进攻，要求守军投降，第三方人员迅速出城等等，气焰嚣张至极。与此同时，潜伏在城内的汉奸敌特也不断展开破坏活动。

　　11月7日早晨，日军开始正式猛攻，北城东半部和城东北角是攻击重点，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沿着打开的缺口轮番猛攻，一股数百人的日军在黄昏时分突入城内，占领小教场，守军顽强反击，却始终无力将其歼灭，双方就在对峙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眠。这天晚上，傅作义亲自登上城墙巡视，以激励士气。

　　就在将士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时候，第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率领一些侍从来到大南门，命令守军搬开沙袋，从一个狭小的缺口中仓惶出逃。此后，戒严副司令马秉仁也不甘落后，从炮兵射口逃出城外。曾延毅既是傅作义保定军校的同窗，又是坚守涿州的患难之交，北伐战争后，傅作义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任命曾延毅为公安局长，人们传说曾延毅就是在此任上迅速致富的，傅作义曾说：“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傅作义将曾延毅提拔为副军长，就是要剥夺他的军权以免在关键时刻影响大局。曾延毅和马秉仁出逃后，“副军长出城走了”、“副司令出城走了”的消息很快传开，最后以讹传讹，成了“傅军长”、“傅司令”出城走了，一时间军心动摇，不断有人越城逃走。

　　11月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从东、北两面猛攻城垣，大北门城楼被燃烧弹击中，三重檐的城楼火焰弥漫，如同一支冲天的火炬。密集的炮火覆盖之后，一些区段三丈高的城墙被炸得不足两丈，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于十一时再次从城东北角缺口涌入城内，他们与盘踞在小校场的日军会合后，开始在城内扩张，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与此同时，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河西迂回，并占领了汾河桥。傅作义得知城墙东北角阵地失陷后，悬赏五万元收复，孙兰峰旅奋勇反击，到下午四时全部收复城墙上的既失阵地，拔掉了城上的日本旗，但由于形势混乱，官兵们并未领到这笔赏金。缺口虽然被重新封死，但日军飞机搭载着士兵在入城日军的配合下几次从小东门大校场强行降落，向城内增兵。

　　天黑以后，眼见大势已去，继续困守孤城只能白白增加伤亡的情况下，傅作义顺应部属的要求下达了撤退命令，守城部队陆续涌向大南门，由于各城门均已被封死，城门口一片混乱，当城门被打开后，军民一涌而出，很多人倒地后被践踏而死，而更多的官兵则干脆从城墙下掏空的火炮和机枪射孔中钻出了城外。

　　出城之后，汾河桥和南下道路均被日军火力封锁，出城军民只得就地西渡汾河，枯水期的汾河虽然只有齐胸深，但时值初冬，近岸一带已结有薄冰，河中流凌不断，官兵们踏入冰冷刺骨的河水徒步涉水，由于不熟悉河道情况，不断有人陷入泥淖中淹死，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傅作义将军下河不久，两只鞋就陷入泥中，赤脚过河后，才有一名士兵给他递上一双布鞋，由于尺码太小，只得剪去前端匆匆上路。

　　傅作义收集残部后撤至石楼休整，电请上级给予处分，阎锡山一度准备追究他失守太原的责任，由于卫立煌下达过“相机撤退”的手令以及蒋介石的反对而作罢。一年之后，由于在太原失守以及与共产党合作上与阎锡山产生隔阂，傅作义脱离晋军，接受蒋介石的任命，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板垣征四郎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他的学生的统治中心，此时的他的身份已经从一年前的外宾、教官而变成了一个征服者、侵略者。日军占领太原后，也暂停南下转入休整，从此开始了对太原长达八年的奴役统治。

　　沦陷期间，驻守太原的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又称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就是签定《何梅协定》的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其实梅津美治郎反对将战争扩大到山西，但他的意见被好战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否决。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在原大校场新建了司令部大楼，这里成为日军在山西的最高军事机关，普通士兵和平民进入这栋等级森严的大楼时，必须脱鞋以示尊敬，而尉官和校官在进入不同的楼层时，同样必须脱鞋。建国后，这里成为山西省军区驻地。日伪政府留在太原的其它著名建筑物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文瀛湖畔的去思碑在抗战胜利后即被推倒；田径运动场在建国后被扩建为杏花岭体育场，九十年代被转让后盖起了大楼；日伪时期修筑的汾河洋灰桥在建国后成为辅助桥，1997年在重建迎泽大桥时被炸掉。因此，不论从历史学还是建筑学的角度，这栋侵略者建造的大楼都是一段鲜活的见证与标本，它都应当得到很好的保护。

　　抗日战争爆发前，山西已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其军事工业在全国更是首屈一指。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实业公司转运走的设备不足全部资产的百分之二，阎锡山凭着他对日本人的理解而认为侵略军只会利用这些工厂与矿山而不会加以破坏，它们日后都能够随着太原的收复而收回，因而在撤离太原时没有进行破坏。太原沦陷后，所有设备、厂房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留给了日本人，日军将其中部分设备拆运到了东北和本土。

　　1942年，一批日本新兵被分配到太原，日军为他们进行了一次惨无人道的“试胆教育”，也就是以活靶为对象进行刺杀训练。日军当时在小东门建立了名为太原工程队的战俘营，这一年的七月和八月，日军分两次在小东门外赛马场让新兵集体屠杀战俘营内的战俘，前后共有三百四十余人遇害，这其中包括五十余名抗大女学员。建国后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培宪是这场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暴行中唯一的幸存者，他逃回解放区后，惨案得以揭露，日军为此将大屠杀的责任人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太原沦陷期间，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等首脑机关驻扎于吉县壶口瀑布北侧的克难坡，山西著名记者、王靖国的女婿郭从周在这里写下了令人怆然泪落的《太原的魔群》，“在痛苦的回忆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巍峨的西山，那绵亘十余里具有四十年历史的兵工厂的伟大建筑，那北门外落成不久的的炼钢厂，那正太路旁山西大饭店的雄姿，那无数大小工厂的烟囱，那小‘小北京’之称的整齐街道，那敦厚朴实的民风……然而，这样美丽的太原城，现在是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之下了……”

　　八年的血泪终于流到了尽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昔日精诚合作的国共两党开始了激烈的争夺，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而让国民党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毛泽东则向各解放区下达命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7日，晋绥军将领赵承绶在日军的配合下抢先进入太原，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发布的对敌伪进行全面反攻的命令准备夺取太原。按照统一布置，计划以晋绥军区张宗逊、罗贵波指挥南线反攻大军进军太原；太行军区夺取榆次、太谷，向太原逼进；太岳军区向平遥、介休出击，配合晋绥军区行动。赵承绶进入太原当天，榆次和太谷已经被八路军攻取，到19日，太原外围据点已被扫清，八路军基本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但是，以当时的条件，八路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还缺乏打大规模城市攻坚战的装备和经验，驻太原日军也在国民党的命令下积级坚守。8月22日，中央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太原城外的八路军撤围。

　　8月30日晚，阎锡山在日军的迎接与保护下，乘坐火车回到太原，沦陷八年的古城正式光复，一个更为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时期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谈战役，没地图就是两眼一抹黑。

还包括太原城防的诸多要塞和堡垒，这些大多是在抗战胜利后吸取教训修建的。因此徐面临的困难远比日军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