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沙岳麓山禹碑蝌蚪文解读 -- 张新泉

作者按:

五年过去了，已经三易其稿了，也总算是有所交待了。

这五年多尤其是近两三年，虽然主要精力已经逐渐放在了道家思想流变、张天师世家源流方面，但还是抽空把《甲骨文字典》、《说文解字》、《尚书》、《周易》及其相关的研究书籍也断续研读了几十本。

成果不大，修订之处也不多。

《尚书洪范禹碑》解读

一、来历

《禹碑》上蝌蚪文字所刻录内容，主体为《洪范》文本的关键字眼。禹碑上77个蝌蚪文字符集与《洪范》两者之间关系，类似于八卦、六十四卦符号集所组成《先天八卦图》，与《周易》文本两者间之对应关系。

国内及日韩等地现今存世《禹碑》，皆为宋、明及民国以来辗转临摹拓刻而来。其上所刻的蝌蚪文符，最早或源自、转录于上古。也或是颛顼帝"绝地天通"后，尧舜禹在帝位传承时作为传国信物的金册玉牒上所镌刻字符。

从上古到秦汉两三千年间，金册玉牒、夏禹九鼎上所刻文符与禹碑蝌蚪文符之间，更详细来历与中间传承、关联，现在都只能据《洪范》及其它残缺史料信息作合理化推断。其最终结论，尚待将来相关文字、文物考古成果去证实或证伪。

汉代之前，现存文史资料对于石刻铭符《禹碑》(或有相同銘符金册玉牒)均无确切记录。汉末魏晋以来，始渐有零星记载。

汉代以来留有痕迹而为当时文史资料所记录之《禹碑》、蝌蚪文符，也可能经由王莽、刘歆等人之手增修改造。增修仿制改篆之缘由，应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期大造符谶、修篡经史、提倡新学等等事件有关联。

蝌蚪文字《禹碑》为字符集，可视之为原始上古文明初萌时代之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要。将来文字、文物考古发现如能确证它为上古之物，则可把它作为中华文明字典之祖。

《禹碑》作为可能的华夏字典之祖，与传承至今的第一部汉字字典《说文解字》也有若干关联。

《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是东汉通儒贾逵弟子。贾逵是刘歆门生贾徽之子，贾徽又是长沙相贾谊后代。贾徽对汉字体构造六书之说有原创之功，且精通西汉时今文、古文《尚书》文本。

汉代以来文史资料中的字典之祖《禹碑》，如果不是上古先秦之物，复制或增修仿制改造它的第一经手人，应是这位"弟子服其劳"的贾徽先生。

从师门传承言，《说文解字》这本字典，由来有自。

二、解读

《洪范》文本里的九大段落，或文内所谓的"洪范九畴"各畴，就分别对应《禹碑》各列符号，但并不是严格要求一一对应。

如《禹碑》左起第1列5个符号，分别是洪范九畴第一畴、《洪范》文本"五行"文段中关键字眼，即"水火木金土"五字。

禹碑上的碑铭符号、《说文解字》等古文字文本里的这五个字形，都呈左右对称架构。字形也有诸多关联痕迹乃至相似之处。

又比如，《禹碑》左起第3列九个符号，则分别对应《洪范》文本＇五事、八政′两段落中的"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九个关键字。

而《禹碑》左起第2列九个符号，目前来看，更大概率反而是对应《尚书》中《禹贡》篇里禹划九州的九州之名。即"冀青兖豫徐扬雍荊梁"九个关键字。

可见，禹碑字符与《洪范》文本里的"洪范九畴"两者，顺序、具体排列，都并不是严格一一对应。

而且，禹碑上文字更大概率是禹铸九鼎之后，是从夏禹九鼎上文字所翻印复刻而成。不仅仅包括《洪范》篇章，也涉及《禹贡》。由于禹碑上一些字符还与八卦符号也有关联、相似处，它甚至还极大概率直接关联《伏義八卦》、《连山夏易》。

这也与禹碑是按"大夏玉牒"上字符摹刻而成的史料记录相一致。

77字符全是洪范九畴各畴、《洪范》文本中各段落的关键句眼、字眼，又可分为两大部分。

其中九畴(除第五畴外)各畴关键字为:

吉凶

风雨霁

正直刚柔

寿富康宁好

短疾忧贫恶弱

岁月日星辰历数

食货祭司空宾徒师

貌视言听思 金木水火土

以上共四十五字，极可能为夏禹铸鼎之前至上古或颛顼"绝地天通"时的金册玉牒上原本所刻。它们与《洛书》点线数字阵列图形布局相互对应，构成上古或颛顼"绝地天通后"传及大禹的金册玉牒铭符集。它们大概率才是最早的"洪范九畴"原本。

夏禹铸鼎时或其后，夏鼎立于二里头夏代遗址井字道路构成的"九畴"之内，以示定鼎中原王有天下。帝位传承也由公天下时代的推举禅让，变为家天下时的世袭不易。

同时也可能根据夏鼎上重新编订的《洪范》符号文字，另刻制了一套夏代金册玉牒文符。与此前的金册玉牒一起，成为夏代王位传承的传国共同信物。

汉末以来才有史料记录的《禹碑》，应该就是摹刻自这套金册玉牒。它在原有的金册玉牒基础上，又增列三十二字、符。当然，这三十二个字符仍为一家之言、暂时结论，不足为定论。

攸德考终命折寒燠(暘)

天子民王父母皇极

卜筮贞悔克蒙驿冀

青兖豫徐梁雍荊揚

三、析疑

《禹碑》自现世以来，与《尚书》尤其是《洪范》文本之间关系，历来研究者大多会注意到、思考过。但为何两千年来历代儒学诸大家，却纷纷如大禹过家门而不入？最终至今也无人能清楚解读？

宋代以前，南北交通不便，识字人口少，研究型学者更少。这碑刻深藏于南方山地，本来就末被广传，没有被破译尚不足为奇。

中晚明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研究者已渐渐较多。近现代考古科学及近现代语言文字学、符号学等研究体系，也日益走向成熟。为何禹碑蝌蚪文符仍一直号为天书，不得解读？

追究起来，五六百年前大才子杨慎，可能也要负相当责任。号称大明第一才子的杨慎，才气名声足镇当时文坛、影响后世。一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便足可压制中晚明文坛诗文学界。他辛苦拼凑编附出来的一篇解读《禹碑》精美文字文章，后来研究

者即使不尽苟同，但敢于跳出他这状元大才子思维窠臼另寻思路，都得压上自己才智、胆色、名声，好好掂量。

当时与后世禹碑蝌蚪文符研究者，很多人之所以误，恰恰皆在于以杨慎解读为基础。他们只是努力试图寻找更形似文字，以便拼凑编附岀意义更为畅通文章。他们大都陷入科举强人杨慎因为习惯写八股文而拼凑文章的思维怪圈，没有考虑过碑上铭符集合根本就不是文章的最大可能性。

77个古文字符组成文章，每个字符绝不重复雷同。这种古文，先秦两汉魏晋之前文化史上，根本就没有类似古文存在！甚至除了南朝齐梁时才问世的《千字文》外，在杨慎凑出仿《尚书》体八股文之前，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古文(而南北朝时《千字文》，“同样”还是一篇启蒙性质乃至准"字典"性质古文)。

人们只要从杨慎习惯做八股文章养成的思维牢笼里，从篱笆中跳脱出来，破解这所谓天书蝌蚪文符并不难。甚至现在二亿大学学历文化程度学人，几乎人人都可能想到，随时可能找到正确解读思路、方向。

当然，千余年来甚至两千余年来的古今学人，毕竟始终没有人将《禹碑》蝌蚪文铭符号与《洪范》文本认真对应联系，从而正确解读出来。其中真实原因，可能比上述"杨大才子误导"稍复杂。

首先，一千几百年来，因为蝌蚪文符类金石文物极少存世，禹碑也就缺乏可以对比考证对象，让人确实难以辩认。

而《禹碑》石刻与《尚书.洪范》文本，各自面世、存世的时间地点，要么客观上形成，要么人为故意所致，有着彼此相距数百千年、千万里的时空差异。

千年来两千年来，人们思路因此颇受困绕，真地已无人知道两者之间特殊联系。

其次，古代一些对禹碑有所研究的学人，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猜到两者间的密切对应联系。但是，他们却不敢再研究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或潜意识里明白那是巨大灾难！

他们可能意识到，再研究下去，就不仅仅是伪古文《尚书》学派篡改今文、古文《尚书》的问题了，很可能会发现孔子的蝌蚪文版古《洪范》《尚书》书经，本身就是就有大问题。甚至孔夫子本人，就有很大问题。四书五经十三经千年科举，也许考的全是伪造先祖伪圣贤的伪语录。

这在古代简直要命。

此外，千百年来，还有些不知情或多少已略略知情古人，甚至包括杨慎，或无意或有心故意给予后人以误导诱导。

杨慎作为科举受益人代表人物，(虽然历史上他政斗失败失意，但他科场功名文名犹盛。)也有可能为了故意误导后人而玩文字游戏以转移注意力，掩盖真相。

总之，一则各种原因确实难辩认，二则有些古人不愿不敢认真深入解读，三则还有些古人故意误导。

《禹碑》77字符初步解读(暂定稿)

左起

第1列:水木火金土

第2列:冀青兖豫徐梁雍荊揚

第3列: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

第4列:空宾师徒岁月星辰历

第5列:数日天子民王父母寒

第6列:燠風皇极蒙德驿克直

第7列:正柔攸刚霁雨凶卜筮

第8列:悔贞吉富康寿好宁考

第9列:终命折短疾忧贫惡弱

2019年己亥清明于湘西乾州龙江醉爱花肥桥畔张氏老宅邻寓(初稿)

2021年辛丑霜降改于杭州金沙龙湖天街(二稿)

2024年甲辰立秋定于龙江鸡西虎林(三稿)

后记：

1，2003年春节前，游岳麓书院后又上岳麓山，始快步路过禹碑，并无接触。

同月，南粤非典。

2008年5月11日，在武汉汉阳龟山晴川阁第一次认真研读蝌蚪文符禹碑，颇有感触。独坐汉江与长江合流处，见地震云。当夜大雨如注，生平仅见。

第二天即禹帝故里龙门断裂带那里发生汶川大地震。

2011年3月3日，游绍兴大禹陵，入后山炉烽寺为友人(系其生日)及家人祈福。观"窆石"亭内禹帝之定海神针，亦再次见禹碑。

8日后，东夷大震。

2019年4月5日，在乾州桥畔斗室内翻阅《尚书》，忽然脑中灵光闪动。一时思如潮涌，当即下笔，四五个小时即写成近万字《禹碑》蝌蚪文解读。又用近半年时间，演绎约十来篇相关文字。

年底赴湖南衡山，观览翻刻岣嵝峰《禹碑》。几乎同时，又是武汉，新冠病毒突如其来。

《禹碑》这东西，难道是某件上古封印法宝？

武汉这地方，龟山蛇山合一。龟蛇合一，即真武大帝，亦即传说中禹帝父母。

解读禹碑过程中的这几次巧合，竟然象《水浒》里洪太尉破坏了天罡地煞封印？

禹碑.武汉.地震.瘟疫。好象还真有某种神秘关联。

2，《禹贡》里九州：冀、青、兖、徐、扬、荊、豫、梁、雍。

甸、候、绥、要、荒。

《大禹谟》里，"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等。

这些与禹帝相联的关键字眼，是否也在《禹碑》七十七字符内？

3，《禹碑》又有以地名而称《岣嵝碑》者。而考"岣嵝"二字，东汉时《说文解字》尚不收录，至汉魏时张揖编《广雅》(隋代避杨广讳改《博雅》)始有收录。以"岣嵝"两字象形而论，则汉代古南岳衡山一一今安徽潜山天柱山之外观最形似。

以此而论，汉代及汉代以前，《禹碑》铭符刻录或许在天柱山某处(本来刻在石牛洞石牛背?)，或许某件铭符金册玉牒至今埋藏天柱山上。

隋代改封衡阳衡山为南岳，而岣嵝峰亦为今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南岳会跑路，《禹碑》也跟着长腿。最后干脆直接从第七十二峰岳麓山跑向全国各地乃至日本韩国等海外地区。

4，《禹碑》七十七字符，以左起第三列的“思""食"两字最象形，形象生动有趣。

“思”字符，就象一个人用双手托着脑袋下巴。"思考"的形象，与《思想者》著名石像雕刻堪可对比。“食"字，则明显是人用手抓东西进食形象。

第四列"月"字，也很有意思。象形意境是嫦娥奔月？嫦娥抱玉兔?还是吴刚在砍树？

"岁"字为何不是"日”也不是“年"，而是如今不常用的"岁"，内涵时代特征为何？

5，《洪范五行》以"水火木金土"为序列。

《大禹谟》则以"水火金木土"为序列。

两者有一点差异，(可能本来相同。是古人抄录时或刻版时误操作，后人以误传误)，但都是"水"字在前。

因为处于大洪水时代，第一个字才定选了“水"字？

《禹碑》第一个符号是否也是"水"字？

似乎最后一字是"弱"，加水为“溺"？始于"水"而终于"弱"，合而为"溺"。是"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要把《道德经》也囊收入内？

还是当时大洪水情况下，提前标示记录文明灭亡最可能原因？

6，《禹碑》与本人的渊源确实有一点神秘色彩。

前面说过，就象《水浒》里破封印洪太尉，非他不行，提前就预订了此人、此事。禹碑之功能，有与天罡地煞镇魔碑相似处？

历史上，明朝有个张素，号碧泉，他曾在长沙当过军区政委。后来正是这位张碧泉把《禹碑》送给杨慎去解读，才带起第一波《禹碑》解读热。

与之同期，南京又有个“新泉书院"。而早期传到朝鲜韩国日本《禹碑》版本，就是这"新泉书院"拓版翻印。而这也又带起《禹碑》第一波国内各地乃至日韩等藩属的广印翻刻潮。

冥冥之中，若有意志。

《禹碑》解读与"张新泉"这个名字，似乎有神秘关系？

类似于《水浒》里某代张天师早就刻好了，在洪太尉解天罡地煞封印时所见到的"遇洪而开"。仿佛是高维大能留藏在三维地球上的一个通关游戏隐藏设定？

张，这姓氏在华夏文明文化范筹内论，与孔姓算是经历各王朝而不曾断绝世系传承的唯二姓氏。一为万世师表，一为历代天师。本人家谱，正是张天师世系。"国圣至朝，万世学道。本在其中，永泰有兆"。

新，《禹碑》岀世踪迹，每隔千年似乎大多与"新"字若相关联。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大洪水禹帝制作禹碑，华夏文明正式进入世袭王政新时代。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武王伐纣、纣焚鹿台，甲骨秘埋，《禹碑》隐踪？周革殷命，华夏文明正式开启封建制新时期。

公元前后，王莽刘歆新朝，天柱山《禹碑》重刻？

公元千年左右，王安石等新学新政新法，衡山《禹碑》重刻？

公元二千年前后，新时代新中国，《禹碑》解读完成？

泉，大概既揭示《禹碑》与水之关联，又指示历史上禹碑可能地点地标？

天柱山汉代禹碑在石牛洞、石谷流泉附近，衡山宋代禹碑遗址附近也有山泉？

另：

因姓名，内心倒有可笑想法：也许原始禹碑岀土最可能地点是四川省北川县禹里或宁夏省吴忠市哪个地方。

考大学那年，家乡小场镇同批考取三个名校生：清华某北川、人大吴忠某、北大本人。可谓空前绝后，亦人生一大奇事。与禹碑之际会因缘既已诡异若此，实在不免胡思：他们姓名是否也与禹碑有神秘联系？

北川，因08年汶川北川龙门断裂大地震、武汉禹碑似乎能胡扯联系上。

但吴忠，就真不知何年因何而能牵连到了。

2020年冬至于安徽天柱山下

2021年10.26改于杭州钱塘

2024.8甲辰立秋于龙江虎林

附录：

《尚书.洪范》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华夏文明上古帝王两大特点及其影响

一，巡狩

上中时代，华夏文明是万族万邦星罗棋布、群星闪耀分散四方。渔猎、采集、游牧长期是主流生产生活方式。建城立廓定居农耕，到尧舜禹时才渐渐有所发展，到夏代才相对成熟。定都不迁，农耕大发展，甚至要到商代中晚期、周代才成熟。

这也就造成了上古帝王活动地域分布极广，居住地流动性极大状况。这种模式根本不同于后世帝王们大多困于王都、王宫的模式。

他们主要统治方式、日常行为模式，更近似于游牧民族的宫帐、捺钵、巡狩制度。

上古帝王通常是周期性地在华夏文明几个地区性中心区域间，来回迁移走动。

他们一生主要事功发生区域、统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宗教祭祀中心以及出生地、陵葬地、婚姻地、子嗣封地……，常常彼此全都悬隔数百千里乃至万里，甚至没有一个相同。

帝尧生于某地，即位于另外某地。娶妻于又一地，子孙封地又在另一地。祭天于某地，祭祖、祭母又在这里、那里。他巡狩到历山，觉得舜不错，带在身边。一起到了“三星堆"(或另外某处)，又觉得鲧可用，带到某地，又让他治水。又到了哪哪，让帝舜处理某事，与帝舜分开。然后帝尧死在某地，群臣又跑帝舜那里，拥舜即位。

后世帝王生老病死、一生活动、王朝政治经济祭祀中心，全集中于王都王宫。如果习惯性地按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思考，就很难理解先秦上古分权分离的前封建时代之帝王行为模式。

上古帝王大多还比较长寿，这也更加地令他们的行踪、功业，完全不同于后世那些既短命又困于宫城皇城都城更平常帝王们。

上古帝王在主流行为模式方面，更近似于耶律洪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人，且往往比他们更长寿，动不动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更日常。他们的统治方式以及与地方关系，更趋近"联盟联邦邦联独联体欧盟上合组织化“、更"和平仁爱、亲民民主、尊重地方权利认同分权”。

上古帝王，地位更近似终身制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独联体或终身制与轮值制结合的上合组织轮值国主席。

三皇五帝、尧舜禹都相当于是长年到处巡视、终身任职、在位时间动辄五十年以上华夏文明区域内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主席。

二，寿命

中国古人寿命问题，可以说是个历史谜题集。而上古帝王的寿命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岀的历史谜题。

史料记载的诸多上古帝王，寿命都超长。

他们的寿命不但远超当时普通人、后世普通人、后世帝王，脱离了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较之于今天现代生产力水准、现代医疗科技条件下的平均寿命，他们的寿命常常也会高出一大截。

对这个问题，历来解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其一，上古帝王生平寿命多系传说，无当时实际文字书史、也缺少考古尸骨实物证明。

口耳之间代代传说，也就难免失真、夸大乃至神化。

其二，上古帝王多系部落联盟或邦国首领，未必是同一人，只有一人。

同一个帝王名号，很可能被掌管联盟事务的同一部落的几个几代首领所共同使用。尧帝、舜帝、禹帝，可能只是代表三个强盛部落分别主掌部落联盟邦国事务的不同时期，而并非只是三个具体帝王个人。

其三，一些古代方术、上古医家文献资料中，讨论过上古帝王长寿问题。

它们认为上古帝王之所以长寿，是他们讲究养生有道，当时医药高效医术手段高超。

这三种解读，前两种解读实际上否定了上古帝王的长寿。后一种解释现代人以现代医学等科学体系去观察，又显然会感觉过于牵强。

那么，上古帝王的实际寿命，就真地不可能那么长寿吗？

简单而言，上古之帝王比上古普通人寿命更长，这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但限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他们寿命再长也应有合理限度。动辄八九十岁，一百几十岁，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么，上古帝王为何往往能比后世帝王更长寿？

首先，上古之时帝王传承与后世的继承制度不同，也没有后世的后宫制度。

夏商周之后，尤其是周礼嫡长继承制、封建制度确立后，帝王广立后宫以求多子多福成为制度性强制性需求。这让后世帝王大多沦为生育工具机器。

很多王朝中后期帝王常常陷入儿孙稀少怪圈，被后继乏人问题困扰，同时却又经常被大忠臣们直言切谏要戒色不要荒淫好色。

甚至可以说，继承制度缺陷直接降低后世大多数帝王的平均寿命，也大大缩短了王朝寿命。

而上古帝王选择继承者，就不是父子兄弟相承择优，更不是狭隘到自家儿孙中去嫡长盲碰。而是在巡狩天下时，从部落邦国中选择生活习惯、道德操守优良，才智能力俱佳之人。而这些侯选人大多身心健康超过常人，也就更大概率先天就更具备长寿基因。

上古帝王根本就没有后世帝王那种必须广开后宫，变身生育机器的身心压力耗费、强制性制度需求。

其次，上古之时，仍是木石陶器为主。重金属用于饮食餐具极少，上古帝王因饮食而重金属中毒概率减少。

这一时期，即便统治寄生阶级，也距离普通民众不远。公共事务较多，尚未腐朽到醉生梦死成为日常。修仙炼丹之类也尚未发育，砷汞中毒机率极低。

当然，这一条可以存疑。

毕竟，华夏共祖的炎黄两位大佬，传说中一个就是炼丹升仙，另一个也是食百草嗑药成瘾。

此外，这一时期地广人稀，人类主要还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自然博斗，与人奋斗尚不严重。

宫廷争斗、战争叛乱乃至瘟疫重疾等等对于帝王生命寿命的威胁，都比较后世帝王发生概率更小更少。

这一时期文字初创，教化远未发展。民风尚还淳朴，阴谋诡计还用不上太多，精神焦虑症候也普遍较少。

这一时期，糖、油、盐均属罕有，尚未广普。即便帝王，也难以多糖重盐重油，饮食大多清淡，也较卫生。

所以，上古普通人因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寿命或许不长。但上古帝王们则脱离了这些"低端"生活方式，可以饮食不愁、衣食整洁、不务身体繁劳，精神压力也有限。这样也就具有了长寿的基础条件。

同时，他们相比后世帝王而言，又缺少各种必须作死、自作孽的制度强制、现实需求。权责有限，劳心劳力压力较小，反而具有比后世帝王更长寿的各种现实基础条件。

综上所言，上古帝王寿命八九十岁，乃至过百岁，也未必全无可能，未必尽是代代传说拼凑夸大、虚构。

帝尧：比萧衍、赵构、弘历这些货更长寿，还需要什么理由?

舜帝：老丈人，偶只想知道为嘛要一次送俺俩母老虎？

三，举例

夏代商代早中期，尤其是夏代之前的上古考古，应该注意上古帝王有别于后世的这两个重要特点。

比如，三星堆与濮阳酉水坡，可能都与帝高阳颛顼相关，一者是"绝地天通"祭祀宗教改革发生地，一者是改革后新的祭祀中心。

三星堆的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西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事功，就是"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顾名思义，大概率是上古时代的一次祭祀宗教根本改革。

当时各地方文明区域各部族有着众多巫教、多神信仰自然崇拜，但已逐步为公共宗教祭祀一神教、祖宗祭祀、统一集中教权所取代。神权政治大发展，会严重干扰世俗权力正常运行。于是颛顼帝采取果决措施，切断神权向世俗权力渗透，实行了政教分离。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铜人、“外星"造型……很可能是"绝地天通"改革后，公共宗教已经完成教权统一，确立了统一祭祀树立了新的宗教信仰时，所创制采用的仪制礼器。

帝颛顼时，可能主要是用玉、陶造型。夏商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支庶后裔、后世的“教宗"们，才逐渐用青铜代替。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西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关类似文化联系。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屈原《离骚》自陈，楚人系帝高阳之苗裔。

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文明文化，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

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

更早的三皇五帝，就似乎更是只有传说近似神话了。

三星堆、西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是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也实在让人头痛。

但如果考虑到上古帝王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寿命特点，也就不再难以理解。

四，靡不有初，唯我有终。

近代考古学传入后，周代之前的历史，甚至夏商时代都一直被人疑古。

即便殷墟、甲骨文先后为大规模考古发掘证实，商代之前的历史至今也仍颇受质疑。

夏代之前，年代与世系，几乎全赖口头传说。因为文献资料极少，甚至成为所谓"神话“时代。

夏代城址已发掘不少，但因为所谓的无文少典，至今难以厘清。夏代之前，就更不用说了。三皇五帝尧舜禹，至今也完全都是只能作为传说乃至神话参考。

其原因又恰恰尤其在于两个方面：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大多长寿，这有悖基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条件水准、医疗卫生水准岀发的理性逻辑推断；

上古帝王活动轨迹过于地域广阔，也有悖基于当时交通状况、生产力水准的合理推断。

然而，这两个最大疑点，其实更多的只是近现代学人思考分析上自陷思维窠臼所致。

把相关文献资料与古代若干类似的前王政时代部落文明对比综合分析，这些所谓的疑点反而正是大概率真实事件。也是华夏文明赖以立足于世且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来说，2100BC之前——3000BC的考古，都要考虑上古帝王巡狩制度模式产生的影响。

两个、几个文化遗址岀现众多类似文化特征时，要考虑它们这些相似特征极可能正是某一位上古帝王巡狩所致结果。

可以考虑根据文献资料规划出各上古帝王活动轨迹，再与城邦部落遗址文明考古文化传播交流轨迹作对应比较，再根据年代先后，综合分析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起源与交流互动情形。

中华文明内部各支各系的交流，先天就较少战争冲突，而更多相互和平交流融合。很早就呈现多源并起而又趋向中心统一。

这一特征与中华文明特殊地理方位结构、特定婚姻宗法祭祀文化等先天后天主客观条件有更大关系，也构成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绝最重要最突出特点。

它与中亚南亚北非西方美洲其它古代文明，有明显差别。

上古帝王巡狩制度及选贤任能禅让传承机制，以及因此有更高比例长寿帝王主持事务，华夏文明发展进程在其萌芽期得以能稳定持久和平融合式推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们也恰恰是塑造华夏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独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们既因于独特地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本身又成为华夏文明独特性重要源起。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而华夏文明能成就人类史上唯一延继五千年之独特文明，成为唯一"有终“之"鲜"，正在于华夏文明之"初"，从一开始就有各种独特性与众不同。

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长河中不断发挥着各种影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性。

附: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龙虎墓葬，墓主或许是张氏始祖张挥公。

墓主应该不是三皇五帝。

因为形制规格、陪葬物品等等，都不够"级别"。

从墓主之墓葬规格、形制、内容而论，他也不应只是普通部落首领。墓主应该与古代天文、历法、宗教祭祀事务关系较为紧密。

墓顶弧形，既象征天圆地方，亦可视为所谓"观弧星而制弓矢″。墓主下方向来被视作"北斗七星"象征的小腿骨与蚌壳三角组合，其实也可以看作"箭矢″。

张挥公辅颛顼帝，发明弓箭，制颛顼历。地位级别、一生功业，与墓葬诸多信息相符。

张氏在华夏原生独有自成的宗教——道教体系中地位独特，其渊源恐怕比张良师从黄石公学黄老道、张道陵创天师道还要更久远。

左龙右虎之类，向来明显可视为道家文化信息，尤其是张氏道教派系更是所谓龙虎道派之主干。以此墓葬而论，当时显然已有比较成熟、系统的相应观念乃至"理论″体系。

由此，道家之起源，恐怕自黄帝时代始，若干道家宗教信仰之关键"理论"体系、观念要素就已经创设、形成。并非春秋战国之后，才由老聃、庄周等人逐渐创建。老庄等人，也许只是道家"理论体系"之整理编纂者、发扬发展、集大成者。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鸡西虎林

汉代以来，禹碑就断断续续于文史志书资料中出现，也不断被人陆陆续续发現踪迹。魏晋南朝时，一些道士、学者、官员、皇家宗室，曾与它有丝藕关联。宋明以后，一些学者、道士、地方官员，或翻刻或拓印或复制石碑于四方。

这期间，接触过禹碑蝌蚪文符的，免不了都会要对之研究一番，会尝试阅读理解、古文翻译一下。

结果也自然都是望碑兴叹不知所云不了了之。

明代嘉靖时期的才子状元学者、权臣二代流放官员杨慎，肯定不是历史上最早尝试译读《禹碑》蝌蚪文符者。但他却大概是自认为或被公认为最早完整释读出了一篇《禹碑》文章的人。

杨慎手书释读禹碑序文

杨慎释读《禹碑》，既有他在文字文化研究上的个人兴趣使然，更多的则是掺杂了政治因素上的考量。他的释读并不单纯，他把古人字典当成八股文章翻译题目，结果自然也就差之千里谬出地球。

嘉靖三年，承祧继位的嘉靖帝不甘心皇权被侵犯侵蚀侵夺，掀动大议礼政潮。四朝元老两朝首辅皇帝空窗期摄政四十余天的权臣杨廷和致仕。其子杨慎高呼"国家养士百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朝"，鼓动数百朝臣官员跪谏宫门。

嘉靖帝借机清空朝堂，当场就打了二百多官员屁股，投闲置散。将杨慎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十三年前后，大议礼政潮中，因支持嘉靖而大获全胜被快速提拔上位的首辅张璁请病辞官，不久去世(嘉靖十八年)。

此时，流放云南已十年的杨慎，拿到了张素张碧泉送来的长沙岳麓《禹碑》拓本。于是，游山玩水泡温泉之余，他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去解读《禹碑》。

不久后，大明朝很多地方很快就掀起一场翻刻岣嵝碑的浪潮，这股浪潮甚至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流风所及，到万历早期后，甚至连海外藩属朝鲜日本也纷纷效仿，那里的儒家学者、官员，也在其国内翻印禹碑拓本，到处刻石立碑。

禹碑母本翻刻复制

明代各地及朝鲜日本翻刻的《禹碑》、《岣嵝碑》....，摹刻形制大都与最早版本岳麓《禹碑》有明显差异。

大韩平水土赞碑屏风

它们基本上都不再按原来母本禹碑上的九行九列(最左第一行五列）去排列字符，而是参考借鉴采用了杨慎解读文字后，按照更符合当时阅读习惯的形制重新排列。

云南安宁温泉禹碑(杨慎释读标准版本)

换言之，明代嘉靖年间很多地方官僚、学者卷入参与这场翻刻浪潮，大家其实对禹碑蝌蚪文符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他们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地在为长期流放的杨慎吹了集合号后，"看齐队伍"“站了一次队”。

杨慎释文禹碑书法作品

秉政时间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帝，在大议礼案后被迅速提拔的张璁等人辅助下，威权日盛。大议礼案中被廷杖后投闲置散的官员们，十年过去了，他们不但没能因廷杖涨资历声望反而只能看到前途日益渺茫。他们这次集体站队，也是一次小型的政治抗议、情绪发泄。

杨慎释读《禹碑》，有没有投向往修仙一心"慕道"的嘉靖所好意思呢？从他释读的文字与序文讲叙的经过来看，其实也有不少故弄玄虚的嫌疑。

父亲去世已五年，流放蛮荒已十年，朝堂上又将有大的变动，他又不是甘当咸鱼之辈，那时尝试一下投石问路，也是正常之举。

《禹碑》上的蝌蚪文字现在已经能确定就是古版《尚书》《洪范》《禹贡》纲目，杨慎当年的解读完全是牵强附会。

那些为杨慎站台的明代地方官员、学者名流、闲散官员到处翻刻复制的禹碑，也都是被杨慎误导，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都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闹剧笑话的参与者。他们本来也只是随声附和充当站台吹鼓手帮闲。

那么，杨慎当年的解读错误，究竟是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呢？

这又关涉几个问题。

杨慎之前，是否有人正确解读过《禹碑》？

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派这些人，现在存世最早的《禹碑》母本，就是他们这些变法新党派人去临摹刻制的。而王安石当时变法的纲领就是《洪范五行》。他们刻录的版本，形制明显与《洪范九畴》相关。

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禹碑》与《洪范》的关联，很难说得过去。

当然，要让他们一个个的字符讲清楚，为何这个符号是这个字不是那字，恐怕他们也办不到。

毕竟，这东西就是个孤本，甲骨文那时还没出土。甲骨金榴大篆小篆这些古文字之间，中间断档太多了。

同样，杨慎即便略知禹碑与《洪范》关联，他当时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杨慎即便能解决一二，但他还有时间吗？

从嘉靖十三年他拿到张素张碧泉送来的禹碑拓本后的一系列操作来看，他根本没有做长期细细研读的打算。只是在精心做了拿手好戏对图作文揣摩出了一篇八股文章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忙于政治操作了。

此外，杨慎他也有和宋代、汉代儒士相同的难题。即便他知道禹碑与《洪范》关联后，他们当时敢公之于众吗？

这就转回到那个难解之谜了，禹碑与《洪范》的关系，为什么要被隐藏掩盖埋没？

此外，杨姓杨氏在《禹碑》上误导世人，其实杨慎还并非最早的。

古南岳天柱山，岣嵝二字呼之欲出一望可知

隋杨政权当年把南岳从古代的潜山天柱山，改封为现在的衡阳衡山。造成史志书记录与禹碑实物各种踪迹矛盾、成迷，也误导了很多人。找寻禹碑线索时，就必须注意隋代以前的资料和隋唐以后的记录，常常是有互相矛盾之处的。隋朝之后，摘录翻印抄写古书资料的人，常常以此为彼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如果再考虑到杨氏杨姓与胡人、佛门之间，汉代以来的渊源深厚源远流长。考量汉代、隋唐、嘉靖时的佛道之间明争暗斗，杨慎的解读、误导，也许甚至还另有玄机，当然那也就难免有罗织之嫌了。

杨慎与禹碑关联年表：

嘉靖三年，承祧继位的嘉靖不甘受制于人，发动大议礼。四朝元老二朝首辅杨廷和“致仕。”杨慎(杨廷和子）发起二百余朝臣抗谏。杨慎被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

嘉靖十三年，长沙兵备道张素(张碧泉)将拓印《禹碑》带给杨慎。帮嘉靖打赢大议礼政争的宠臣，杨家政敌首辅张璁多次请辞。

杨慎这时已流放十年，年已五十。

嘉靖十五年，张璁致仕归乡，杨慎解读《禹碑》，并作序文、诗，广寄友人。

各地开始摹刻禹碑。

张新泉

甲辰立秋於龙江虎林

原始《禹碑》撰制者及存埋地的考证浅析

《禹碑》蝌蚪文符与《尚书》《洪范》文字息息相关，禹碑所刻录77个蝌蚪文符，主体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及《禹贡》的77个关键字眼。

要考证搞清楚原始禹碑的源流，就必须也要搞清楚《尚书》文本的来龙去脉。

从禹碑及其蝌蚪文符与《尚书》文本两者各自历史流变轨迹出发，有以下三种可能情况：

两者是同人同时创制；

两者为不同人先后创制；

两者为同时同人或不同人先后创制后，又有后人修改整理。

因此，参考《尚书》《洪范》《禹贡》，原始《禹碑》的来历，大致上就有几种可能：

一、先有蝌蚪文符、金册玉牒、夏鼎乃至禹碑，而后才有《尚书》上的《洪范》等篇目。

上古或至迟颛顼"绝地天通"后，直到尧舜禹时代，距今约四千一二百年前后(约公元前2100年前后)，主要是作为帝王传位之信物，同时也可作为传承文明文化之纲领。于是，便早就有了金册玉牒之类的物件。

此后，为了应对持续的空前大洪水灾变所可能带来的文明毁灭，为了保存延续既有文明成果。上古华夏文明上层文化精英们，又发明、精心挑选、刻录了一些同类文化符号，范铸了夏禹九鼎。

二里头夏鼎

其价值意义，与美国向太空发送的旅行者号携带的钛金箔上刻录符号有异曲同工之处。

夏禹九鼎，既有纪治水之功、划九州而定鼎天下内涵，也是为了改推举禅让为世袭不易造声势铺路、有传承信物作用，同样有保存传承文明文化精华之功能。

在汉代以前，最早先的原始金册玉牒这一上古文明结晶应为孤立物件。它只由三皇五帝尧舜禹及夏商帝王家族内部传承，并不为世人所知。

当然，因为封禅、祭天地先祖、陪葬帝王陵乃至教导传承学习等等现实需要，它也可能有复制品。

但商周鼎革之际，由于纣焚鹿台、甲骨秘埋，最早的孤立件金册玉牒母本，可能损毁或流落他方。周代中晚期发生了王子朝之乱，王室宝器典籍散落列国，甚至复制品也可能下落不明。

原始金册玉牒可能出自仓颉之手。但更大概率是颛顼"绝地天通"时，负责宗教祭祀天文历法的张姓始祖张挥公制作，他也极大概率是濮阳西水坡龙虎墓墓主。

夏禹九鼎范铸时，应该又有新的与现存禹碑蝌蚪符文版本大体一致或完全相同的金册玉牒，也被同时制作出来。夏商时期，它取代了或与上古原版金册玉牒同时作为王位传承之信物。

这件新的金册玉牒母本，即便在商周鼎革时损毁失落，但由于有夏禹九鼎存在，周代仍可以重新制作新的金册玉牒，供传承、祭祀、封禅、传承学习等日常使用。

王子朝之乱后，周代或传承下来或复制翻造的新版金册玉牒也可能流失。

秦灭东周后，至迟到汉武帝之后，夏禹九鼎则完全失踪。

秦汉之时，因为有新的传国玉玺，金册玉牒、九鼎即便仍有复制件、缩微品，也都只是皇家珍藏不传之秘。它们已丧失了传国信物功能，甚至其字符信息也渐渐失去传承而不为人知。

王莽篡汉之后，大造符谶图箓、修篡经史、立新学，禹碑蝌蚪文符此后不久出现。

其来源，或自秦汉皇室珍藏复制品，或系刘歆贾徽师徒根据孔宅壁古文《尚书》蝌蚪文符变异修改所拟制。

二、蝌蚪文符、《尚书》文本大体上同时出现，为同一批人创制。

从上古直至周代的王子朝之乱，均无所谓金册玉牒、蝌蚪文字，夏代无文的夏禹九鼎上也没有文字符号。

蝌蚪文字是纣焚鹿台甲骨秘埋后，残留的商代祭祀贵族后裔、祭司文化精英阶层所制作、发明。目的是为了传承祭祀、保存宗教秘密，它们既参考了又有别于殷商甲骨、周代流行的金榴文字。

春秋时礼崩乐坏周代统治秩序崩坏，政治与宗教文化管控逐渐松弛。王子朝之乱后，周王室宝器典籍更是散落列国。

王子朝之乱时，殷商后裔当时的祭祀教主孔子紧急奔赴洛邑。

他以周王室最近支鲁国的知名大学问家身份，人高马大地举着克己复礼吾从周大旗，带着孔武有力的保镖头子打手子路、国际大富豪大外交家子贡、好好学生形象专家颜回等等组成的庞大团队，以向周王室图书馆长档案馆长博物馆长老子问礼学习名义，软硬兼施，大肆窃夺了其中最重要关键典籍。并或捧杀或威吓，将老子等人驱之出函谷关远离中原。

在此背景下，以孔子为首，他们既继承了上古至商代文明文化，又参考吸收融合了一些周代礼乐文明若干成就，用自创的蝌蚪文字制作出了《禹碑》、金册玉牒等物品。

他们以此作为殷商后裔祭司阶层内部秘密传承的关键物品。

对于孔子为首的殷商余孽祭祀武士儒家学者集团而言，《禹碑》或相同蝌蚪文符刻录的金册玉牒之类物件，其价值在宗教上相当于"约柜"、"传承袈裟"、"都功印"、"麦加陨石"。

在世俗上，则等价于"传国玉玺"、"王冠王室权杖"、"日本天皇传位三神器"之类。

即，春秋时殷商后裔救世主先知孔仲尼，一方面打着"述而不作"旗号，整理了殷商后裔私藏秘传的上古夏商，及被西周强抢后王子朝之乱时窃夺回的文化古籍。一方面又用自创的蝌蚪文符秘密制作一些用以标示传承上古至殷商文化的关键物品。

比如托名天帝上古圣君先贤制作的，刻有《洪范》关键字眼的金册玉牒之类。以此类神圣化器物作为凝聚人心的工具，增强信徒弟子们参与"反周复殷"事业向心力。

这些物件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孔子及儒家未能取得实质权力而难以示人。仅在孔子家族族长或关键弟子中挑选优秀成员，内部私自传承。

在战国后期、秦代及秦未汉初战乱时代，也始终没有公开示人的机会。又因一直是在最小范围内秘密传承，也可能因长期战乱变乱最终丧失了传承。

直至汉景帝武帝时，儒家重新获取大一统王朝重视后，才果断借机会被破壁被推岀来面世。

三、蝌蚪文符、《尚书》为前人所先后创制、传承，《禹碑》为后人所改创、自创。

王莽篡汉创建新朝建儒家理想国时期，为了制造神迹，精心策划组织一部分古文《尚书》派儒家所创制。

包括两种可能性：

其一为王莽与刘歆共同主导策划。

王莽主导，刘歆及其主使的古文《尚书》派具体组织落实。

其二为王莽完全不知情，刘歆及其家臣古文尚书派儒学弟子们私自另行策划。

他们面对王莽篡汉后天下混乱的新形势，试图以拔乱反正名义再取而代之。大体上与孙中山同盟会与袁世凯同床异梦妥协联手完成推翻满清，再发动反袁护国二次革命，异曲同工。

身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后裔的刘歆，与汉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的后代刘演刘秀兄弟，他们都是西汉刘姓皇室宗族后裔。在西汉末期面临王氏外戚篡夺汉室皇权的大背景下，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反抗王莽重兴汉室道路。

由于当时流行符谶有所谓"刘秀为天子"之说，刘歆也曾改名为刘秀以应天命。这真伪两刘秀也是史书上一段趣事。

与刘演刘秀兄弟选择投身武装反抗不同，刘歆及其家臣古文经学派弟子一方面与王莽虚与委蛇，积极参与王莽篡汉。在此过程中获取高位牢牢占据舆论。另一方面私下里则图谋朝堂夺位。

《禹碑》这东西，很可能就是王莽篡汉后，刘歆古文经学派师徒家臣集团为了完成朝堂夺位而准备的，私自在楚王封国区域里秘密创制。

这也极可能正是《禹碑》虽然刻录在汉代南岳(今安徽潜山天柱山，汉代为楚王封国区域)，却始终既不见于两汉及先秦上古官方史料记载，也从末被当时人所知晓，始终不见天日的原因。

四、蝌蚪文符、金册玉牒最早就有，夏鼎次之，蝌蚪文《古文尚书》又次之，禹碑最后创制。

虽然《禹碑》有可能是王莽篡汉时期，刘歆为首古文尚书儒学及新朝朝臣集团私下创制。但这并不排除它有更原始版本依据的可能性。

即，现存《禹碑》上所刻录蝌蚪文符号，传承自春秋时代孔子整理的蝌蚪文《尚书》文本，秘藏于孔子旧宅壁中。而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出的蝌蚪文《尚书》，确实传承自上古而非自创。

刘歆为首的古文尚书儒学派对此只是作了进一步整修或篡改创制。

当然，也不排除完全是刘歆为首古文尚书派，单方面独立全方位系统作伪。他们甚至从《史记》到所有相关书籍，都有全方位系统编改。整个古文《尚书》及禹碑，从汉鲁王坏孔子旧宅壁出土蝌蚪文儒经事件，到孔安国传习古文《尚书》，全部是虚构历史文本历史事件。

只是这概率实在太小最小，全盘伪造操作难度极高且不论，相关信息能一直保密到今天就更是根本没可能性。

总结上述几种情形，即：

金册玉牒传自上古，或最迟到颛顼"绝地天通"后就有最早版本。

壁刻碑刻蝌蚪文符的最早版本则是尧舜禹时代。它们是为了应对大洪水文明毁灭危机，为了保存文明成果而刻录的文明结晶。

它们的内容比现存蝌蚪文符更简炼，按《洛书》点线图形排列，大约只有四十五个字符。

当然，名称也自然不是什么《禹碑》，而是《洛书》碑或其它的《仓颉碑》之类。

此后，这些实物或其复制品，仅在夏商周王室内保存秘传。

夏禹治水后，又以它们为依据，增加修改扩充了内容后，范铸了夏禹九鼎。同时也可能又壁刻碑刻了相关文符，制作了新的金册玉牒。

最后确定了与现存禹碑文符内容大体相同的版本。

春秋时，孔子及其它殷商祭司后裔为了特定目的，将其主要内容整理或自行创作了《尚书洪范》，以进一步阐释解读。

王莽篡汉时，刘歆师徒等为政治需要，又对其再有修订。

原始蝌蚪文符号，可能以金册玉牒等为载体，埋藏于会稽禹陵定海神针(即窆石)之下，或天柱山某处。

也可能以刻石形式至今隐藏于天水蟠塚山、北川禹里、天柱山、禹陵乃至殷墟、秦陵、曲阜孔陵孔宅等地某处，至今未被发现。或已因历史过于久远、战乱及自然原因早已损毁。

绍兴禹陵窆石(定海神针？大禹出品必为精品，难怪石头里出来的猢狲，认定了此物)

当然，上古至春秋之时，也许本来既无蝌蚪文符、金册玉牒、禹碑、也无《尚书洪范》篇。

它们全都是在春秋时期，是孔子及其它殷商祭司阶层后裔，为了特定政治目的托古改制才制作岀来的。

孔子在笔笔削削述而不作，吾从周整理周故时，用殷商祭司后裔们自创的蝌蚪文编篡、塞入了《尚书》里的《洪范》等篇章，又自行制作特殊物件作为学派、家族传承。

王莽篡汉时，刘歆等因为政治需要，据此又进一步修订。或仅仅根据《古文尚书》蝌蚪文字就完全自创了这些东西。

毕竟蝌蚪文《古文尚书》《禹贡》《洪范》当时都是摆在他们面前，从中挑出77个关键字符艺术化点画扭曲一番，制作出一块石碑乃至金册玉牒出来，或派人偷偷地刻在天柱山或衡山。都没什么太大难度，甚至都是他们司空见惯熟能生巧的基本操作日常技能。

蝌蚪文字直到春秋战国、孔子之前，都没有史料记录，也无考古实物。

古文《尚书》尤其是《洪范》等篇章是不是孔子儒家自创、修删补篡，难以定论。

历史资料对于《禹碑》仅在汉代之后才有零散记录，《禹碑》这东西同样也就可能既非上古之物，亦非春秋孔子时就有。

上古至商代末年，乃至到春秋孔子时，有或无《尚书》尤其是《洪范》等篇内的具体内容，暂不能确定。

但《禹碑》这件刻石作品，确实有一点概率纯粹是王莽篡汉时期，刘歆集团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单方面独立私自制作岀来。

个人判断，上古乃至颛顼帝之前，就有最原始版本的禹碑蝌蚪文符上部分内容，也有保存这些文符作为传承信物、教导学习等等用途的金册玉牒。

因为它们对于上古时代的华夏文明现实需求、生存生活条件而言，既有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它们本身就还是华夏文明文化代代相传能延续至今的重要根源、保障、条件。

上古时就有这些东西的概率无限大，没有的概率反而无穷小。

华夏文明传承有序，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绝，独一无二，它们的存在有着其它因素难以比拟的作用、价值、效果、影响。

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绝不是什么空话。

但具体到字符，显然现存禹碑上的文字，最早源头却最多只能到禹帝治水时代了。

从濮阳西水坡墓可以推断，道家思想、五行观念等可能源自上古而非什么战国时期，最迟到颛顼帝时肯定已经比较成熟。

但九州之名，王、天子这些观念，出现的时间显然较晚。还有个别更具体的汉字，可能商周时乃至春秋时代有没有它们这些字，都存在疑问。东汉时的字典《说文解字》里，《尚书》中好些字就没有收录。

附：

《禹碑》的名称问题

一、衡阳南岳衡山岣嵝峰有摩崖石刻巨幅《禹碑》，但那是现代人几年前才临摹拓刻地。

其母版现在岳麓书院后岳麓山上禹碑亭内。它是一千年前宋代古人临摹拓刻，五百年前明代古人又翻刻维护，百年前民国时期因有日本学者考察或偷盗又维修重刊，还题了《禹碑》于石碑头上。

这块蝌蚪文符石碑，名字名称其实一直待定、未定。

宋代以前情形暂且不论。

从宋代至今一千多年来，虽然拓印摹刻复制翻刻者历代多有，但此碑最初究竟何人制作，为何制作，上面刻的是什么？已经全都没人知道。

只不过历代或口头相传或留有文字资料记录，都认定石碑与禹帝、大禹治水有关。

东汉以来历代文献资料提及这块蝌蚪文符石碑时，或因石碑所在地而称之《岣嵝碑》，或因历来传言石碑与禹帝与关而称之《禹王碑》或《禹碑》。

由于名称不一，还引起若干无稽争论。

禹碑蝌蚪文符如今基本解读了，它与《尚书》尤其是《洪范》的关系一目了然。从今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称之为《禹碑》，或更准确地称之为《大禹洪范碑》。《洪范碑》或《禹碑》可为其简称，《古南岳岣嵝峰大禹洪范碑》可为其全称。

古南岳其实是安徽天柱山，而其外形，才真正望之即知"岣嵝"二字名副其实。

宋代之前，蝌蚪文符刻件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石碑或摩崖石刻。或刻于古南岳天柱山，或刻于今南岳衡阳衡山。甚至可能汉晋之前刻于天柱山；晋代南渡尤其是隋代南岳改封之后，才刻于衡阳衡山。

现在不同年代不同排版的禹碑，国内几十处地方都有，日本韩国也不少。古代情况虽然没有这么复杂，但如果是因为隋代改封南岳之类历史事件，当时有重刻翻制禹碑的情形，导致宋代之前就可能会多岀一块碑刻来，那也比较正常。

第二种就是金册玉牒了。

这个只存在于少数文献资料中，至今没有实物。但截至目前，最早提到禹碑的文献，就提及金册玉牒。

而隋代改封南岳于衡阳衡山，北宋末年所谓的新党当权时，又派朝奉郎刘跂奉旨临摹拓刻重立禹碑于衡山。这两次事件也都极可能与金册玉牒有关联。

换言之，隋代、宋代重修重刻立禹碑于衡山，可能正是根据当时皇家手里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临摹拓印放大复制翻录。

追溯《洪范禹碑》蝌蚪文符的源头，寻找更早期的蝌蚪文符文物制品，既要找寻宋代之前或隐或埋的石刻石碑，也要关注留心金册玉牒的相关信息。

传承到宋代的金册玉牒，如果当时没有被埋藏于衡山(封禅的仪式)，那极可能已毁于不久后的北宋靖康之耻亡国兵火。

当然，也甚至可能随当时完颜女真人大掠东京金宝而流落到东北，也许至今还静静躺卧在金上京故地、黑龙江阿城金太祖金太宗或完颜希尹等某位宗室贵族墓葬里。

房山金世宗陵

龙江阿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外墙

2019年清明湘西乾州醉爱花肥桥头张家宅

2021年小寒天柱山古皖国故址

2024年立秋改定于龙江鸡西虎林

附录：

《尚书.洪范》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禹碑》77字符初步解读(暂定稿)

左起

第1列:水火木金土

第2列:冀青兖豫徐扬雍荊梁

第3列: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

第4列:空宾师徒岁月星辰历

第5列:数日天子民王父母寒

第6列:暘風皇极蒙驿德攸正

第7列:直柔克刚霁雨凶卜筮

第8列:悔贞吉富康寿好宁考

第9列:终命折短疾忧贫惡弱

2019年清明于湘西乾州龙江醉爱花肥桥头张家老宅邻舍

2024年甲辰立秋於龙江鸡西虎林

--

一、两汉

《禹碑》上所铭刻的文字符号，以前虽未被人正确解读出来，但历来却都被称为蝌蚪文。

史料对于"蝌蚪文"的记载，最早是司马迁《史记》。

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平定后，作乱的七国旧地被收回或重新分封。胜利者景帝往山东派了成年儿子去当鲁王，既是打破旧格局掺沙子，也是战后重新安定地方的需要。

当然，也许还有继续完成当年汉文帝下诏求《尚书》后尚末完成的任务要求，对卷入到七国之乱的儒家孔家进一步压榨。

鲁王到了封地，便主使了史上著名强拆事件，为修鲁王宫室而坏孔子宅。从强拆的孔子故宅墙壁中，果然岀土了大量用蝌蚪文字写的《尚书》《春秋》三传等等文书简牍。

孔府

这批蝌蚪文字，只有孔子后裔孔安国能辩识整理。司马迁向他请教学习颇久，还是觉得这门外语太难，自承学不会。

这实际上已点出了蝌蚪文字、《尚书》、孔子及殷商等等几个要素。

当然，这一次还沒有禹碑岀场。

禹碑第一次岀场现踪迹，已是经历了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的东汉时代。

当年西汉景帝时的鲁恭王，是汉景帝刘启第三子，其母为程姬。景帝有次去程姬宫室，适逢程姬月事，程姬便让侍女唐氏代替侍奉。

然后，唐姬就生下了刘启第六子长沙王刘发。他的后代中便有刘演刘秀兄弟，重建中兴了汉室。史称东汉，再延命刘汉二百年天下。

汉景帝刘启，名字与建立夏朝开创王权世袭制度的禹帝儿子相同。他的后代中，刘秀创建东汉。还有一个据说是他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人刘备，则创建季汉、蜀汉。

王莽新朝时，有个超级学术巨头封为国师，名叫刘歆。他是西汉景帝时参加过七国之乱的楚王之后裔，他大力提倡孔安国蝌蚪文版本古文《尚书》学派，把当时今文、古文《尚书》两派斗争推进到白热化。

刘歆有个门客或弟子叫贾徽，精通西汉时今文《尚书》，还师从孔安国后的再传弟子涂恽(禹帝妻涂山氏后人，涂山在今安徽天柱山附近。)学习蝌蚪文版古文《尚书》。他还是汉字构造六书之说创始者。

此外，他也是曾做过汉文帝时长沙王太傅的贾谊后人。贾徽后代贾逵，是东汉早中期最有名大儒。贾逵弟子许慎，则写了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上述一团乱麻，多条线头交织。

既有西汉、新朝、东汉，刘家皇室、诸候王宗室、王氏外戚之间，各种权力斗争乃至朝代更替。还有黄老道家与儒家、儒家内部今文古文学派及董仲舒等等之间，争夺道统、官学博士职位的斗争。

但它们又都与《禹碑》、《尚书》、蝌蚪文字都有若干关联。

东汉时，始有禹碑、金册玉牒、汉南岳衡山(今安徽天柱山)的文字见于史志资料。

这算是禹碑第一次正式岀现踪迹。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

魏晋南北朝时，禹碑在文史、方志、传记、道家书籍中开始渐多记载。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时，未收见"岣嵝"二字。曹魏时张揖编《广雅》(隋代避炀帝杨广名讳，改为《博雅》)，始见"岣嵝"二字。并记载衡山有《岣嵝碑》、金册玉牒，记大禹受帝命治水事功等。

“岣嵝"二字应是出自象形。但比较而言，汉代南岳天柱山，外观才最形似"岣嵝"。

这一时期，因洛阳武库大火五胡乱华，书籍文物再遭浩劫为之一空。

又有梅赜献古文《尚书》，就是所谓伪古文《尚书》。这时期还有件事，孔家在东晋时又出了个孔安国来安邦定国。

隋代改封今湖南衡阳衡山为南岳。文史资料中的《禹碑》，从此就都与这座南岳改封后的衡山相关。

隋唐时代，很多名人找这个禹碑。但都是听说过，没找到没看见过。

中晚唐时有个宰相叫毕誠，居住在天柱山。他的传记与墓志中，曾提到有人指点他挖岀过、见到过一块蝌蚪文字古碑。据说是他所写的《潜山赋》里，也似有提及，赋中文字有所谓"谁解窥虫学篆"之类。

唐代孔家，又岀来一个著名大儒孔颖达。他写了包括《尚书》在内的《五经正义》，但其所据版本基本是伪古文《尚书》。

三、宋明

禹碑真正明确面世，是在宋代。

天柱山石牛洞石牛

王安石做舒州通判(副司级？)时，大半夜跑到天柱山石牛洞打火把找东西。大概他是觉得禹碑应该在那里。

他写了《洪范传》，算是他创立新学的总纲。此后，搞了半辈子新政新学变新法。

从神宗到徽宗，新法祖法新党旧党你落我起，来回好几次大折腾。

王安石变法派里，有个伙伴、干将叫刘挚。刘挚儿子刘跂，在新党重新得势时，以朝奉郎身份被派到衡山摹刻了一块蝌蚪文《岣嵝碑》。

这块碑，据说就是现在所有禹碑的最初母版。刘跂据说是"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摹刻"。

他从哪里搞来的玉册文？暂无更详细资料。粗略估计是宋太宗搞淳化阁帖、宋真宗搞天书天降祥符时，从散落到民间那里的古董古籍里头搞出来的。

这块碑刻岀来不久后，就靖康耻、天下大乱。

于是，它又不知所踪了。

南宋时，朱熹一面考证批判伪古文《尚书》，一面跑到衡阳南岳和张拭一起到处找《禹碑》，最后也没找到。

他死了不久，四川道士何致在衡山找到了此碑。长沙知府拿到后，把它搬移或翻刻到岳麓山岳麓书院。

此后又是宋元明鼎革，天下大乱。禹碑也再次失踪。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它才重新被人发现。

与嘉靖皇帝在朝堂发生过激烈争斗，失败后被流放的杨慎(其父杨廷和担任过明武宗明世宗两任皇帝首辅)及其同年、同事、门生等等，到处临摹拓刻解读传扬这石碑(这举动另有其政治意涵，暂不论)。

到了万历初期，甚至藩属李氏朝鲜，以及结束战国乱世后安定下来的德川幕府日本，都有摹刻，在各自国内到处拓印立碑。

热闹之后，又是三百多年无人问知。

直到民国，因抗战前有日本学者来考察或亦有说是试图偷盗，地方政府又重修刻记，并题写《禹碑》二字冠于碑首。

四、诡异

禹碑现世与隐藏的轨迹，有些诡异。

先秦之前暂且不论。

汉代以来，汉(晋)宋明三四个朝代，它有比较明确踪迹现世。而其它朝代，经常有显贵名人专门耐心寻找它，却都找不着。

(商)汉宋明，都是儒学鼎盛之时。而且其帝王皆岀自距天柱山涂山较近的淮泗地区，皆起于淮泗、殷商故土。

尤其是宋代。赵宋取代柴周，反周复殷。宋、殷、商是同一个千年老字号。赵匡胤赵匡义父亲名字就叫赵弘殷。从开国便兄终弟及，后来也屡见，也是殷商旧制而其它王朝罕有。

赵宋有所谓"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以商兴国。在秦汉至明清两千年诸王朝中，可谓独具一格。

命延三百年，偏安而未曾真正一统，可谓半享六百年殷商天下共主地盘岁月。

边夷的辽夏金元四丑四凶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狠。

当今之世，市场经济已立，入世也已二十年，又是商业社会大兴，堪谓史无仅有的大商时代。

于是，禹碑就又要被解放了？

《禹碑》解读后，它与《尚书》《洪范》的对应关系可以说是极为清楚明确。

如果它是秦汉之后，才被人撰制铭刻。它与《洪范》的这种明白对应关系，又怎么可能隐藏两千年？始终不被人明白知晓，一直未被人发现解读岀来？

如果它是先秦之物，如此意义重大的物件，为何秦汉以前文物资料却没有任何记载？

究竟是什么人撰制刻录了它？为什么又要隐藏它与《尚书洪范》文本的对应关系？

是各自分别传承过程中，因历史久远、战乱等各种客观原因导致失掉了关联，再发现时自然而然已无人能识?还是一直有人故意隐藏？隐藏目的又何在？

常常忍不住真想问那位始作者、那些“隐藏者"一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值得掩盖、需要隐藏地？

唐代刘禹锡、韩愈，宋朝王安石、朱熹，他们都花了不少时间耐心寻找过禹碑。他们都大概猜测到，乃至知道禹碑与尚书洪范的关系。他们也是当时最有可能见到禹碑后，就能解读岀来的大儒。

然而，偏偏就是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

案：以王荆公之渊智博学广思，又特作《洪范传》为倡立新学之纲领而推新政变法，苟得见禹碑，必解蝌蚪文符于千载之前矣!

惜哉!竟遍寻不遇，亦怪哉!

考证伪古文《尚书》的朱熹，曾遍寻衡山，但就是找不到。死后十来年，一个道士就发现了，然后就是官吏手中不知所谓的临摹拓刻。

明代杨慎为首那么多进士，一大批各地书院儒家学者师生，乃至一大堆李氏朝鲜日本儒学师徒，研究那么久。个个天天只读几本孔子书，能倒背尚书洪范的比比皆是，他们甚至还都知道碑文与大禹治水有关，就真地就愣是找不岀与《尚书》《洪范》之关联？

无法相信。

他们又不用考数理化，学外语研究经济！数以万计的人，那么久，范围那么小，线索方向基本都对上号了，瞎碰也会有人能蒙对！

杨慎拼凑岀八股附会文章，会有错误影响，但就能误导当时所有人？他的政敌、对手并不会少，就沒有人另寻思路以便打他脸？

那么多人，甚至已形成当时官场文坛学界一股风潮热潮，却居然没有竞争斗争，甚至连竞猜都没有。

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任何时候，文人相轻官场倾轧都不会少见。但这场热潮里，一个被皇帝所记恨，朝中有一大堆敌对派系进士大儒当权主政的杨慎，只是拼凑了七十几个字的八股文章(还是错的!)，居然一个出来打他脸的也没有。

换胡适之顾颉刚郭沫若李学勤试试？只要他们敢写解读文字，会跳岀来打他们脸的，只怕多如过江之鲫。

禹碑解读后，想到这些事，愈想就愈觉得荒唐、诡异。

难道真地是"遇洪而开"？既非他不行，他要破封，别人也阻拦不了？都是早就预订了。

荒唐诡异，莫此为甚。

历史上，《尚书》能因今文、蝌蚪文两个版本而分为两派，学术界、官场上都斗得你死我活不亦乐乎。

晋代，书籍因战乱再次几近全灭。当时，梅赜等人只要手里有书，献岀来就是功盖当世。可以凭此名彪青史，坐得富贵安享盛名。

他们偏偏却还要费耗心思，冒天下之大韪，凭白弄险去各种增编删改组合分割，画蛇添足另行作伪！

简直匪夷所思，有如患了失心疯。

那时又没有袁隆平可以让他们吃得太饱！他们在发哪门子神经！？

难道《禹碑》、《尚书》这些东西，自带降智商乱心神夺魂魄功能？谁遇上它们，就会自动"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能"，神智昏乱胡搞八搞？

莫明其妙，令人百思难解。每每思及，都深感郁闷。

追根溯源，也只能找孔夫子这始作俑者。

《尚书》总是你天生圣人孔仲尼最先编删改定的吧？蝌蚪文字最早见之于史料，总是从你孔子故宅墙壁里扒爬岀来的吧？

后世汉代宋代明代儒门的这些莫明其妙学案，追因溯原，大概是因为孔夫子本人那里，就有很多莫明其妙。

万古长夜之后，虽然天生了一个圣人孔仲尼，但从他老人家自己那里，就隐藏太多秘密。身为殷商祭司后裔秘密教主救世主的他老人家，要掩盖的东西，他老人家七搞八搞隐藏了的东西，本来就都太多了。

2021年元月小寒于安徽天柱山

2021年小雪于浙江杭州钱塘

2024年立秋於龙江虎林

《禹碑》77字符初步解读(暂定稿)

左起

第1列:水火木金土

第2列:冀青兖豫荊梁雍扬徐

第3列:貌视言听思食货祀司

第4列:空宾师徒岁月星辰历

第5列:数日天子民王父母寒

第6列:燠風皇极蒙驿德攸正

第7列:直柔克刚霁雨凶卜筮

第8列:悔贞吉富康寿好宁考

第9列:终命折短疾忧贫惡弱

2019年清明节于湘西乾州龙江醉爱花肥桥头张家老宅邻寓

2024年立秋于龙江鸡西虎林

中国历史分期的另一种范式

一、分期

公元295年——公元960年。

洛阳武库大火开启五胡乱华，至赵宋建国。

前后相距666年。

公元961年——公元1626年。

北宋建国，赵宋代柴周。至耶稣会士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开启华夏卷入全球化时代。

前后相距也是666年。

三个历史事件都有特定标志性意义，甚至都可谓直接决定影响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进程。

它们能形成等长的时间区间跨度而数字又颇为奇特，难免会让人有些惊奇。

历史上这类巧合，其实并不在少数。也许都只不过是数字游戏而已，不值一提。

那么，之前呢？

战国时代，按前历史研究所长郭沫若设定且列入历史教科书，却一直饱受争议的开始时间，是公元前476年(亦即周元王元年)。而周王朝则亡于公元前249年(亦有前256、前250年之说)。

这两者与洛阳武库大火发生的公元295年，一个相距700多年，另一个又相差500多年。

那么，中间又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的哪一个年份，距离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正好666年呢？

有预感，不是商鞅变法还能是什么？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不久任命商鞅实行变法。——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

居然又是一个666年。

关于公元前362年，有必要再多写点。

这一年发生的历史大事件真不少。

这年，卫声公去世，其子卫速即位为卫成侯。卫国是最后一个被灭掉的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灭亡时间比秦灭六国完成统一的时间还要晚十几年。要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它才被灭。它灭亡三年后，连秦王朝也二世而亡了。

同年，燕桓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文公。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唯一的姬姓诸候。

它在战国后期，带头先后组织了五国伐齐几乎灭齐、六国合纵讨秦。灭亡之前，它还把殷商的最后残余箕子朝鲜给灭了。

还是公元前362年这一年，秦献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孝公。

他上台后不久，就任用商鞅开始变法。

秦国就不说了，第一个大一统封建专制王朝。《尚书》的最后一篇就是《秦誓》。

《尚书》中关系各诸侯国先祖的篇目并不多，而燕国就有《君奭》，卫国有《康诰》，秦国有《秦誓》，都是重要篇章。

同时，公元前这一年还有件历来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实关联却极重大的历史大事件。

东周列国诸候中，魏惠王在这一年最先开始称王。

郭沫若确定战国开始于前476年，主要有几方面理由、考虑:

其一，历史上标志着周王室进一步衰败、礼崩乐坏到无可挽回的事件是王子朝之乱。乱后上台的周敬王在位长达四十四五年，他在公元前476年死了。

由于春秋和战国同属东周时期，具体划分按一般历史分期习惯，是以其中一位周王的上台或死亡时间来确定。

而周敬王去世的这个时间点，就比东周时期其它周王去世的时点相对而言更合适。

其二，孔子笔笔削削得据说让乱臣贼子惧的《春秋》，就断代结束于公元前481年的西狩获麟事件，两年后孔子也死了。这两个时间点，也离公元前476年较近。

其三，随后不久又发生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田齐取代姜齐。

它们可说是标志着周王室彻底败落。

曾经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玩争霸的齐桓晋文，是支撑周王室名义共主地位的两大支柱，因此彻底完蛋已经都被取而代之了。

中原列强除远方动不动就几十年不通贡赋的燕国外，已经与周王室完全没有了宗法名义上的羁绊。从此再也没有谁还去提尊王攘夷口号去玩争霸了，而是直接开启相互战争以完成重新统一为目标。

但是，公元前476年之后一百多年里，韩、赵、魏、齐中原四国，它们虽然在宗法名义上与周王室已经没有关联，却仍都要向周王请封诸候。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虽已名存实亡，但在这期间仍然得到了诸候们的承认。

一直到了公元前362年，在这一年里，魏国率先直接称王了。这也就正式宣告结束了周王的一王天下共主时代。

此后，列国先后纷纷称王，接二连三粉墨登场。到战国后期，齐、秦两国还自称东帝西帝。

魏惠王在前362年迁都，改称梁惠王。

也是在这一年，孟子跑到了魏国去游说，并大开嘴炮。当然，他的这个举动其实也暗含捧场、站台、投机。

同样是这一年，韩昭侯还正式任用申不害为相，也开始变法。

而殷商后裔残渣余孽们，无论是诸子百家这些明线团队，还是鬼谷子等暗线团队，显然也都选择了这一年，纷纷登场。

第三个666，同样还是有标志性大事件！甚至大事件更多太多，让人都不知该选哪一个作为真正决定性分期标志性事件。

那就再把时间线往前推移看看。

在魏惠称王、商鞅变法的666年前，不会正好是武王伐纣、周革殷命或周公东征分封诸候吧？

公元前1028年，有什么事发生?——公元前362年，魏惠称王，商鞅变法。

果然，公元前1028年，恰好是一些历史学家、研究者所论证认定的周灭殷商之年。

《全球通史》一书，就是以这一年为界来断代商周。

当然，武王伐纣、商周鼎革这起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年份究竟是哪一年，至今还会继续留有争论。

作者案：

《全球通史》采用前1028年作为商周断代年份，大约有三大依据：

《竹书纪年》等一些史料对武王伐纣事件的年代记载比较明确；

考古上经碳14测定，划出的时段区间范围上下限，这一年最接近其区间中值；

依据天文星相日月食记录，推定了三个年份，它也恰好是其中之一。

三个最可能年份中，它甚至是唯一一个先有史料可确定，后有旁证可证明。

而不是另两个，先选定范围，再据资料(可靠性存疑更大)去一点点推断。

此外，《洪范禹碑》的蝌蚪文字解读后，《易》《书》《春秋》《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皆需重读。它们的相关记录，其可靠性要打些折扣，反不及《竹书纪年》可靠。

这亦可作为一弱效力旁证。

此外，666年怪异数字周期，虽暂不知其所以然，但其本身，似乎亦可作一更弱效力之旁证。因为有前述诸多666年并立，它甚至也不算是循环论证。

第四个666，竟然依旧成立。

继续。

事情似乎变得有些奇怪、有趣了。

难道大邑商不是存活了约六百年，而是精准到666年？或者是商汤这位"尧舜禹汤最古老四人帮"组合里的最后一位汤帝，他的岀生年代就是公元前1694年？

公元前1694，商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公元前1028，武王伐纣或封建诸侯。

暂且把它当作第五个又是666。

再往前呢？

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颛顼即位、"绝地天通"。——公元前1694年大邑商成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

尧舜禹汤最知名最古老四人帮时代。

这就算第六个还是666。

再来一个。

公元前3026年，黄帝诞生或黄帝即位。——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颛顼即位、"绝地天通″。

三皇五帝时代。

这算是第七个666。

第七个？这么巧？

六、七，少阴、少阳之数。

难道华夏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周期分期，可用666年这一奇特数据作为基本周期，或大体上以殷商体系为其最基本底盘?

难怪殷商余孽孔夫子能万世师表称圣封王，难怪赵弘殷的两个儿子称宗做祖、国号大宋的赵宋王朝，能够半享大邑商地位、岁月！

由此，这也算是厘清了上古及夏商周历史分期？

夏禹帝夏启王，居然都被这种分期给隐藏掩盖淹没了。

六或6这个数字，在华夏文明文化概念体系中，代表的是少阴、是坤、是凤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凤鸣岐山周兴姬昌。

华夏文明难道竟不是龙子龙孙么？

也许公元前1694之前，是以少阳、太阳之数，以777年乃至999年为分期。

其实，周代若以前1028年武王伐纣至前250年秦灭东周迁九鼎而论，大体上就正好是777年。

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一公元前1694年。

尧舜禹夏时代，或前商汤时代。

公元前3248年(或前3692年)一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三皇五帝时代，或前帝尧时代。

张子曰：噫，666，斯数大哉！奇哉！怪哉！

二、特征

从黄帝至明末，华夏文明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七个666年分期(有一个656年？)，共经历约4652年。

而自明末王恭厂爆炸，华夏文明正式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至今则约395年。

两者合计，约为5047年。这就是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未曾中断之历史了。

七个666年分期，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其特征。

从文明发展之连续进程角度作整体观察，结合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应变革，参考同时期全球范围内各文明进程及相互交往等等，大致上能作一些宏观系统分析，获得若干有价值意义的结论。

第一个666年，从黄帝至颛顼"绝地天通"。

这是华夏的文明初萌时代。

从万族万邦群星散居，到围绕争夺山西盐池附近的中心区域，建立部落联盟。进而确立炎黄部族在华夏文明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也初步确立了完整系统的古华夏天下格局。

第二个666年，从颛顼"绝地天通"到商汤伐桀。

这是华夏文明从部族、城邦迈向王政国家时代。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抑制了神权政治与商文明的过早过快发育。鲧筑城建廓，禹治水土、划定九州，启建国称王。

华夏文明从此告别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迈向私有制大发展世袭王权时代。

以建廓筑城、平治水土来组织民众推进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等重要手段，实现了定鼎于中原。初步完善了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大体框架。

这两个时期，华夏文明仍然以木器、石器为主要工具。治水、与自然蛮荒作斗争，仍是主要挑战。

第三个666年，从商汤诞生或伐桀到武王伐纣。

这是华夏文明第一个强盛奴隶制军事王朝时代。

以商业、青铜冶炼的快速发展高度繁荣为基础，华夏文明开启快进模式。

六百多年的商贸往来、军事侵吞掠夺，建基于早期生产力技术上的华夏文明发展潜力被最大限度不断挖掘、压榨出来。万邦万族群星散布，逐步向商王天下、百诸候邦国臣服局面快速演进。

这一时期，华夏文明进入青铜时代，金属时代。

第四个666年，从武王伐纣到魏惠称王、商鞅变法。

这是华夏文明的周王时代，也是华夏文明第一个大治时代。

以周王天下、制礼作乐、封建诸候、井田采邑为主体，深耕华夏文明区域沃土。华夏文明区域内长期整体上秩序稳定、和平，逐渐积累起雄厚根基。

第五个666年，从魏惠称王开启战国、商鞅变法到洛阳武库大火。

这是从战国到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再到汉末乱世时代，主体是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

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华夏文明整体框架，华夏文明从此进入长达二千年的治乱周期循环。

这一时期华夏文明向西、南开始拓展并抵达文明区域可控极限边界范围。

华夏文明进入铁器时代。

第六个666年，从洛阳武库大火到陈桥兵变。

这是华夏文明最长的一个乱世时代，虽有隋文帝、唐太宗至安史之乱前约百年短暂和平安定，但整体上是五胡乱华、藩镇割据混战、五代十国。

这一时期也是所谓文明大融合时代。

第七个666年，从北宋建国到王恭厂爆炸。

这是以宋明理学、心学为主体，华夏中古文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

华夏文明逐渐从金属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

宋元明时代尤其是两宋时期，华夏的科技、经济，已达到前资本主义时代最高峰。但由于长期重农抑商，忽视乃至限制技术应用推广，华夏文明在科技进步方面逐渐失去领先地位，但整体上也已做好了被动卷入全球化时代最低限度生存发展条件准备。

以上只是初步简单分析，尚不能建立完整系统框架，只是略具雏形。

后记：

从《洪范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开始，到揭开孔子儒家与殷商后裔背后隐藏的真相解读，旁及佛教耶教东传华夏某些历史事件真相解读，最后回到华夏文明史分期，大体上完成了一个闭环。

这算是中国文化文明史研究领域最大一盘棋了。

它显然不再是一个点、线、面，而已经可以算是历史学上一个全新的体系、范史了。

另：

前362一295年，其实是656年而非666年。

这个历史周期其实不太精准，更象是被谁偷走了十年。

很多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事件的历史记录，就常见有十年的矛盾误差。

比如，秦汉以来历朝君主的生卒年月，因为有起居注、实录、本纪等史料记录，往往能精确到年月日乃至时辰。(野史中，康熙就曾拿弘历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时辰去让周瞎子推算，因为他认定周瞎子算得还算准确。爱新觉罗家族似乎对找瞎子算命都比较迷恋，邵氏SB港片《乾隆下扬州》里就有找江湖神算批字的奇幻段落戏码。)

但刘邦作为四百年大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在生卒年代的史书记录上却竟然有九年或十年的矛盾、误差。

在这个666年历史周期区间内，大汉王朝独占了四百二十年！

流氓头子汉高祖开国君主刘邦，可说是这段历史周期内戏份最重的主角男一男二男三之选(毕竟还有秦皇汉武可以强力与之竞争咖位)，但其人生记录却疑似被偷走了整整十年时间！

前362魏惠称王——295洛阳武库大火的这段历史周期，上承周王室王子朝之乱后王室典籍散落四方，教育部长图书馆长档案馆长保密局长政研室主任老子，带货跑路沿途布道。殷商余孽祭祀教主丧家之犬孔子，整理周故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有教无类拉扯出三千门徒七十二贤人队伍开办"新东方教育集团"，夹带私货周游列国大肆倾销。

这个历史周期上承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乱局，以商鞅变法战国大乱世启动开篇，诸子并起百家争鸣。

中间又经历秦皇焚书坑儒、萧何搜罗图籍项羽火烧咸阳。

继之以汉文帝下诏求书，派专案组长晁错去学传伏生述献的今文《尚书》，又派副组长贾谊去长沙国周室余孽吴王少子家里去翻抄(已埋进了马王堆？之类墓葬)，召回贾太傅后"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汉景帝诛晁错平七国之乱后，鲁王修宫孔宅壁又出土了古文《尚书》，又指定孔安国单传给了都尉朝这个莫名其妙的二传手白手套。

然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罢黜百家。接着又有王莽篡夺时，大肆伪造符谶修改经史。

汉末又是大乱，洛阳长安尽成废墟。贾诩毒计祸长安后汉献帝仓皇东逃时，皇室典籍珍藏再度大量入河漂没。

此后，三国并立战火连天烽烟遍地。一统归晋后，又挖出了魏惠王儿子陵墓中的《竹书纪年》《周穆王传》等等。

最后又归结于洛阳武库大火，历代珍宝为之一空。

以衣冠南渡新亭对泣，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领衔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局。

这段历史周期后面的剧情就是胡佛大举入侵，梅赜奏献伪古文《尚书》，同时期孔家还又蹦出了一个孔安国来定国安邦。孔家后世子孙孔颖达还专门为这伪古《尚书》写正义疏议作为官方钦定教科书。

也是这一时期，禹碑蝌蚪文也开始出山面世，见于史料了。

这一时期，文化文明史上浩劫级别的大灾难可以说是接二连三。

今文古文、伪古文《尚书》之间的纷争不断，《春秋三传》争吵不休，还有《竹书纪年》岀土，也与其它史书大见参差多有互异。

总之，这段历史时期虽然有史书可征，年月脉络虽然也似甚为清晰，但诸多史料历经劫难已然残缺，后世传抄时各种拼接痕迹不少，也多见误差。不少史料显见有误且互相矛盾，乃至一本史书中就自相矛盾，考证难以落实者更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现存史料又经历代多次传抄整理乃至篡改，发覆订正犹待将来。

尤其是这一历史时期又横跨公元纪年前后各三百年。而正是在公元前后，东方、西方还共同的多见玄怪奇异。东方以王莽篡汉前后诸多怪异人物\事件为最，西方则以耶稣诞降前后为显。

东西方这些怪异人物、事件，最典型共同特征就是时空线上显得极其混乱、错谬，各种以时间线大混乱为标配的大预言术盛行。

比如，王莽四个儿子都活不过三十岁，到点就各种离奇必死，还专门记入正史史册。同样疑似被穿越寄生附体的大卫王后裔耶稣，三十岁时也被犹太人必杀而后快——否则哪有复活离奇戏码及时上演？

大佬们下界来穿越度劫受难一次不容易，大家都是很赶时间的。

所以，这个历史周期内，这个位面的历史记录中，失落、错谬、误差、抹掉乃至被“偷走"了十年，也不足为奇。

一些位面穿越小说剧本，就以探索位面世界时偷取时间为其利益所在。

天堂天宫里神仙们下凡显圣，浪费修炼时间降维降级跑下来历练渡劫受难，天廷的奖励就是蟠桃(逃)、人参(生)果等等延寿珍品、通关考试逃课作弊利器，本质就是拿时间作为等价物、货币做交易。

时空宇宙，什么灵气灵力灵石金丹妖丹蟠桃人(参)生果之类，它们所浓缩的精华，本质都是时间。时间就是时空宇宙里一切生灵最重要的流通货币。西方观念里，要与魔鬼达成交易，同样得用人生时间这种硬通货。

这个位面至今似乎只是被高维大佬们穿越时或偷或换走了十年而已。

洒洒水啦。

当然，齐齐整整奇奇怪怪的666年数字周期，本身就实在太诡异。

有一个656年，反让人松口气。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定于龙江鸡西虎林

一、概况

《天变邸抄》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承门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合科道意，火药局失火，缉拿奸细而报，伤甚多，此真天变大可畏也。

明末王恭厂大爆炸事件中，现场死伤官员里，高中级官僚并不多。但是，当时的工部尚书、侍郎，却都赫然在死伤之列。

这个细节值得关注，它对于这起事件的起因及后果，有关键提示作用。

王恭厂爆炸后，主持军器火药制造的高级技工人员、大匠匠头，以及底层技术员工、熟练杂役，当场被炸死的，经事后统计有名有姓者，数量就有几千。合家皆死，事后统计无名无姓者不知多少。一些生产制造工序，从匠头到底下杂役全死光。只有个别人(如某位吴二?)，种种机缘(或另有别情?)苟活。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熟练生产人员百不存一，中高级技术人员也一时皆尽。

否则，也许轮不到有耶教背景的编外军火专家孙元化等人随即就闪亮粉墨登场。

明末清初的三顺王们反叛事件背后，真相又如何？

再联系到明末辽东战场重要主持者袁崇焕，也是广东籍。清廷早期火器头目平南王，裂土封疆于耶教基本盘广东。以及耶教在清代军火专家戴梓被杀案中的作用……等等，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可以说，王恭厂大爆炸直接造成明代火药火器生产体系彻底崩溃，这丝毫不是夸张。

万历三十三年的军火爆炸，就曾造成"地库储备一时皆尽"的严重后果。那时，被炸死的匠役不过数十百余，但已对此后军工生产以及军事战争产生重大影响。

更何况王恭厂爆炸这种小型核爆能级？

二、推测

明末王恭厂爆炸时，耶稣教在此前二十多年便早已进入北京，立足中国北方积极开展传教。

洋教士所发展的早期中国本土耶教干将孙元化，万历中后期就是在北京入教。天启初年时，他已成为工部主持军工设计、生产的中级官员。

而耶教捧起来的超级明星徐光启，当时甚至已进入大明朝堂大员行业。

他们和其他一大批中上层文官武將，已对明末军事国防事务有极多极深入参与，也有较大权力可以被当时耶教实际主持人士利用来布局安排，事后还能提供有力庇护有效遮掩。

在军火技术上略有领先的耶教精英，完全可以自己置身于事外，布局操纵利用底层信徒制造这起大案。从技术上而言，其难度并不大。

他们制造这起大案，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让明代中国陷入分裂混乱争斗。他们才能从中混水摸鱼，为快速推进耶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明末清初时的耶教人士，既具备当时中国人所没有的全球眼光格局，又已见识过乃至手里就掌控着相对更先进近代军火武器。

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彻底摧毁明代中国人军工火器生产体系，才能为红夷大炮闪亮登场，打开并垄断中国近代军火市场提供条件。

王恭厂爆炸案，极可能就是罗马教会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以及金尼阁、阳玛诺等人所组团队所策划。

龙华民等人当时在中国的行踪轨迹，与明末清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神奇巧合，甚至堪称诡异。

王恭厂爆炸发生前，他们一直在北京。深宫内廷、朝野文官、乃至军队的中上层人物及其内眷，均有不少教徒被他们发展吸纳。

王恭厂爆炸后，龙华民便迁驻西安，恰又适逢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然后，他转向济南，并从此长期驻留山东。

同年，就发生了登莱叛乱，三顺王叛明降清。当时主政登莱的天主教徒孙元化，在一系列事变中的各种举措表现，可谓匪夷所思。

就龙华民等人的行踪论，可说是哪里有足以影响改变格局的大事件大乱子发生，龙华民等人就一定离现场不远。

虽然明末本来就是乱世，到哪里都可能碰上大事件。但同等性质、后果、影响力的大事件，毕竟有限。

而巧合太多，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在其中的作为。

他们也许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终究会有痕迹。

他们在此期间踪迹列举:

1613年，龙华民派金尼阁赴欧洲。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难爆发。

龙华民闻讯，回北京设法缓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奋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难。最终，耶稣会士被明廷命令从各地驱逐出境，仅少数获免。之后，除南京外，教难逐渐平静。

同年，后金政权建立。

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正式反明。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大败。

1620年，万历帝驾崩，泰昌帝即位一月后又驾崩，天启帝即位。

天启帝接受奏请，召回被驱逐传教士。旨在利用西洋人以新法练兵抵御满州入侵。

龙华民与阳玛诺进北京，去兵部报到。后又声称对练兵不感兴趣，重归教区传教。此后，龙华民忙于培育新教友，开辟新教区。

1622年，天启二年，教案再起，有教徒殉教。(注：“殉教"一旦发生，既预示矛盾激化，也导致立场态度、应对手段方式都改变。毕竟死都不怕，漠视生命，何事不可为?)

这次教案在徐光启、李之藻等努力奔走后，很快获得解决。同时，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安排下，大批底层天主教徒进入明末军工生产体系，渗透参与明代军火生产。

1626年，天启六年端午后。明代最主要火药制造机构及军火军储仓库王恭厂爆炸，明代军火生产体系从此整体瘫痪。

工部尚书、侍郎等受伤，去职。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掌控明代工部、军火生产。

1627年，天启七年，龙华民赴西安传教。

同年，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1629年，崇祯二年，龙华民迁驻济南，从此长驻山东。

同年，满清皇太极避开袁崇焕耗费巨额"三饷"营造的宁锦防线，从喜峰口入关。绕道千里大掠关内，北直京师震动。八旗兵锋直至山东济南而止。广东籍辽东督师袁崇焕，以通虏大罪被诛或被冤杀，明辽东战场几近彻底崩坏。

同年，天主教徒孙元化巡抚登莱，登莱发生叛乱。明末一批较懂火器、也有较多实战经验官兵以三顺王为首，正式叛明降清。满清在军事战场上，缩小了与明军火器作战上的技术差距，甚至从此具有了火器作战方面的对等均势。

三、背景

明代耶稣会士正式进京，也不过是在公元1600年前后。这距离王恭厂大爆炸，仅有二三十年。甚至他们随大航海时代潮流东来中国，也不过几十年百来年时间。

他们在中国的根基浅薄而非深入牢固，远非汉魏以来到晋代时佛教已东传两三百年的情形。

他们当时就敢、就能够做下如此大案？

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具备么？

现在重新观察当时的这起事件会发现，它距离天主教狂信徒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开创史上最大战争奇迹并不久远。

距离王恭厂爆炸事件发生的几十年前，皮萨罗仅用一个连队兵力，就征服消灭了另外一个地域广大、近千万人口、文明悠久的富饶帝国。

这样的"神迹"及其所带来的财富权力，足以鼓舞地理大发现后的其它宗教信徒们纷纷效仿，驱动他们奔赴世界各地疯狂冒险。

当然，在遍布东厂锦衣卫严密管控下的大明王朝统治中心，在天子脚下制造王恭厂大爆炸事件，操作难度毕竟还是大了些，至少远超岀常人想象。

然而，罗马教会从来就不是单纯宗教团体，而是早已涵盖宗教教堂教士、世俗政权教廷宗裁所、资本商团、骑士团军事组织的混合集团。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殖民全球时代以来，耶稣会士们团队更一直都是殖民开拓的先锋队、探险队。

利玛窦等罗马传教士，从中国澳门广东北上，经过南直江浙到北京，他们一路上看到了什么？会怎么想？

他们看到了一个远超西方任何一个近代萌芽小城小国实体规模、人口众多、富裕繁华、统一强大的庞大帝国。

仅仅是东南地区的纺织工场、铁器工场、商业规模，就都远超过当时西欧之总和。东南地区中下层社会识字率、文教发达文明开化程度，同样也远超欧洲同期水准。

商业化市民化的士大夫们，对于西方新科技知识的开放吸纳能力极为惊人。

规模庞大的东南海盗海船纵横东南洋，西班牙、荷兰的殖民先锋与之相比，也全都无法占据上风优势。

他们到达北京后，又看到一个万余人、数万人规模的庞大近代军工生产体系！一支火器装备比例不输西欧各国，由数十万兵将组成的庞大军队！一座超百万人口巨大城市！

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对这些具有全球新视野的冒险家、开拓者们来说，这一切都只会让他们极其震惊乃至恐惧！

这根本不是哥伦布、皮萨罗们所遭遇过的情形，根本不是新大陆印第安土著、千万人口印加帝国，见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视为神灵跪拜的开局模式！

他们唯一庆幸地，当时这些中国人对他们真正目的一无所知！中国人对于新的全球时代一无所知！很多人还对他们十分友好，乐于与他们交往交流。

当他们发现有机会一击致命，毁掉这个上帝子民们、西方各国共同的潜在最可怕对手、亿计人口异教徒的庞大帝国时，他们会怎么做？

尤其是这个帝国大多数人对这潜在致命一击、最大死穴尚末足够重视，还不知道其真正价值份量时？还忙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朝野纷争没完没了之时？

他们会帮这个帝国一把，努力把它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让它从此更加不可战胜？

大明帝国转危为安后，就会从此感恩他们的努力帮助而敞开对上帝使徒的怀抱？

金尼阁1613年罗马汇报之行，1621年带新指令重返中国，背后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秘档？五年之后，就发生了王恭厂爆炸。

真地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明末天启六年时，朱由校已然坐稳了紫禁城里的宝座。经过数年激烈党争，朝局也已渐渐安定。

辽东战场经过孙承宗等人持续努力，也逐渐稳住了。

后金势力还远在关外，这个时候根本伸不进北京。

陕北三边灾情严重，但发酵犹需时日，民变尚末爆发。

当此之时，在北京城内，既具有全球大视野和殖民冒险狂徒狼子野心，敢于、能够敌视明廷，又具备人财物条件和组织动员能力，还具有从战略高度看待火药军工技术体系眼光，能下决心策划炸毁火药局的，甚至就只剩有在几年内两蒙"教难"，曾被明廷诏令完全驱逐的耶教势力！

这些耶教冒险家们，还受到了几十年前皮萨罗"神迹"式成功经验鼓舞，完全可能学习效仿！

可以说，排除自然天灾，在天启六年能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几乎非他们莫另属。

四、后果

历史不可假设，不能说没有1622年的耶稣会教案，就没有1626年的王恭厂大爆炸。而耶稣会所谓教案的发生，也从来并非明廷单方面的原因、责任。殖民狂徒的冒险尝试，一次次冲击底线，一向都是所谓教案发生的真正根源。

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于中国境内的几次所谓耶稣教案事件，很大程度上使得天主教士们改变了对于明廷过往的基本立场态度。他们不再一步步尝试试探底线，而是因此铤而走险，决意策划制造了王恭厂爆炸。

此后，耶教更是明显采取了各种扶清乱明、灭明的多管齐下战略大转变。

这些都极大影响乃至根本改变了明末清初中国境内各主要势力的原有基本军事格局，极大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放在全球背景大格局中观察，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十七世纪来临之时，在大航海时代大势大格局已成决定全球根本走向的新态势下，耶稣教势力这次冒险突击与后来各种扶清乱明、灭明战略转向，影响更是致命地。它直接关系决定了谁兴孰亡。

甚至可以说，明亡清兴，真正转折点其实就在于1622年及此前的耶稣教案后，一些天主教士改变渐进冒险尝试，而是铤而走险直接策划了王恭厂爆炸。

所谓大潮之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格局根本形势改变了，华夏已然被动卷入了全球化初期浪潮。此前数千年里一直相对封闭，主要以内生逻辑缓慢发展演进的华夏文明，从此内在诸因素逐渐不再是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

地理大发现之后，迅速攫取到全球全人类文明发展主导优势，日渐取得人类近代文明中心地位的西洋文明，已经开始试图影响、逐渐渗透控驱、进而主导改写华夏文明进程。

同样也可以说，这一历史过程就是以1626年王恭厂大爆炸为其正式起点。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本来既面临内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又有击退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文明扩张的严峻现实任务。

它们在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少数冒险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据点。象皮萨罗那样一个连队征服一个帝国的奇迹，固然能激励殖民者疯狂冒险，但终究是不可复制、难以再现的偶然事件。

时代大潮下，有全球眼光、有新时代战略格局视野的耶稣会士们，冒险在大明帝国内策划制造王恭厂爆炸。进而多管齐下，借助特殊时势，广泛深度参与干预，同样最终摧毁了一个强大帝国。

站在西方文明立场角度观察这次冒险，它大大拖延了华夏文明发展前进步伐，改变了华夏文明历史进程。

甚至是从根本上铲除了西方文明一个潜在的最可怕对手，为西方率先进入近现代文明时代奠定了最坚实根基。

他们创下的这一历史"奇迹""成就”，与皮萨罗毁灭印加帝国相比，不遑多让。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无不及。

仅仅凭借此次冒险一击，在荷兰、英国等等新教徒随后二百多年里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尝试入侵征服之前，罗马教会就已经抢先一举颠覆了一个帝国，已经彻底撼动了、改变了中国与全球的文明发展进程。

王恭厂大爆炸摧毁了中国类近代军工体系。此后中国陷入长期战乱，最终沦为满清八旗铁骑统治之下。

中国历史进程再次陷入传统农业社会治乱循环、低增长慢发展旧模式，中国也在近代化道路上被西方越甩越远。

站在华夏文明立场角度观察，中西文明的碰撞纠缠对比，从王恭厂爆炸发生时起，就正式奠定西方文明牢牢掌控主动的大格局。

这一格局在此后三百年内一直沿着这种基本态势不断延伸发展，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操于西洋文明之手。

对于这一格局态势，华夏文明甚至长期都整体处于蒙昧状态，对此无所感知。

到了近代更由于彼此差距已然过大，只能被动承受落后挨打，一再被侵犯掠夺。

当然，即便三百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达到了这一历史进程顶点。但西方殖民者依旧感叹无法完全占领、彻底征服统治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

何况三百年前耶稣会士们这样一支殖民开拓先锋队？

能制造岀王恭厂大爆炸，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洋文明几乎彻底征服控制了除中国之外地球其它所有文明区域，但却始终未能完全掌控征服中国。

即便西洋文明对华夏文明的控驱达到顶点时，中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内生生机。

反倒是达到顶点仅仅十多年后，西洋文明影响控制主导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三百年大格局，就迅速陷入了崩溃走向终结。

三百年中西文明碰撞纠缠历史上客观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导，迅速崩溃于一战西洋文明内乱，彻底解体于中国加入联盟共同赢得二战。

此后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逐渐复兴、开启融入后主导全面全球化新进程。

五、结语

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事件，都对中古华夏文明历史进程，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决定性影响，先后影响造就了中古时代两次千年未有之变局。

分析研究寻找这两次大事件的发起者嫌疑者，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特征。它们在过去也都几乎从未进入过相关历史研究者的观察视野。

这两次事件都距离今天已经时隔久远，短则近四百年前，远则一千七百多年前。

相关证据，其实几乎无从寻找。

对于两支中古时代的宗教名人团队乃至史上有名高僧、圣徒，数百千年来，从来就无人怀疑他们与两次事件有牵涉。把他们当作暴恐性质大事件作案嫌犯，自然更是难以找到证据自圆其说。甚至会引来耻笑批评，愤慨讨伐。

虽然即便没有摊上洛阳武库大火这起事件，佛图澄恐怕也难逃纵火幽州欺世盗名的真相被揭发。但耶稣会士们与王恭厂事件的关联，还是太过于踪迹渺渺了。

大火、大爆炸，它们本身就有销毁、消灭绝大多数证据的自带功能。

即便是当代最强国家参与、大量现代顶尖高科技协助，对于极端宗教暴恐分子作案，仍然是事前难以预防。事后大多也只有待其发表作案声明，才能知晓元凶。

当然，这也恰恰是它们成为最大嫌疑的最有力理由。

其它势力做下此等大事业，不会如此神秘。神不知鬼不觉，几百年千多年都无人察觉。甚至除非它们自承负责自揭谜底，否则外界永难知其真相。

这样的情形，只有极端宗教暴恐才向来如此、大多如此，通常也只有他们能够办到。

这两次事件如果不是自然因素偶然天灾所致，而是人为，那么就只会是某个势力单方面所为。

因为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来，两次事件都没有一点策划者的信息被记录流传出来。如果如此重大事件是某某双方，乃至某某等多方合作策划发动，在中古时代，根本做不到这样完全的锁死信息。

能做到将相关信息在超长时期内都彻底掩盖住、彻底锁死，也还说明这个单方面势力有超强的内部控制能力和对外保密锁死信息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在中古时代，恰恰又正是宗教型团队才具备的，乃至是它们所独有的。

后记:

对于五胡乱华与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且越找越多的地步。这也就陷入了一种成王败寇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历来研究者对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一、

对东汉三国魏晋时代传入中国的佛教而言，各方世俗力量权力争斗的结局，究竟是胡主中原还是汉人主宰天下，其实都并无实质区别。只有是否更有利于佛教传播，那才是他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

同样，对明末清初时代的西洋耶教而言，关内关外朝堂民间各方世俗权力争夺的结果，究竟最后是由鞑靼主宰中国还是大明国继续统治，其实也并无区别。关键只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天主教士传播主的福音、更有利于殖民者打开大门立足中国逐步扩张。

晋代佛教徒与明末天主教徒，在各自所处时代分别做了两件影响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从技术而言，在当时也都是具有操作可行性地。

西晋武库大火后，大黄弩、连弩车等等真正对胡骑有代差级压制性中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武备，从此不再见于史书。当时很可能连武器生产工坊、工匠、工具、技术图纸之类都一并烧掉了。换言之，汉民族整个军工后勤体系当时也崩溃了。

明末王恭厂安民厂炸后，同样不仅是几十百年积攒的对虏骑有级差压制优势火器军备军储一扫而空，当时的军工火器生产体系也基本毁灭。

明清两时代，倘若一直有类似于王恭厂的军工军火人才物资、生产体系完好无缺，还会那么看重红夷炮，不得不容许引进耶教洋夷势力吗？

往更远了说，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从夏商周三代起，整体上中原武备始终都是强于周边蛮夷。哪怕是春秋战国、王莽之乱、东汉末年大乱，周边蛮夷始终无能为力，很难进入中原区域。

洛阳武库大火之后，局势才彻底改变，入主中原成为常态。

洛阳武库大火，甚至可以说是华夏文明史上千年末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环节。

同样，王恭厂爆炸之前，汉唐宋明在对外交往方面，从来都是中华上国之姿。地理大发现，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王恭厂爆炸后，中国类近代火器军事生产体系完全崩溃，这才是中国军事技术彻底落后于西方的根由。 王恭厂损失的不仅是武器弹药，而且是整个生产体系。借机取明而代之的满清，更是以落后野蛮代替文明先进。他们重新将骑射为业的所谓八旗精骑当作政权生存立足根本，中国的科技树再次被拐歪，这才造成中国从此彻底落后西方。

因此，将王恭厂爆炸看作是中国近千年末有变局的源头，也并不为过。

两次大事变，都是让胡人骑射从被压制状态按地摩擦后又满血复活。让中国的科技树一再彻底歪向胡骑骑射。

两次大事变后，两大胡佛教洋夷教也才借机打破儒家独尊与宋明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真正在中国立住了脚开始广泛传播。

二、

将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大爆炸事件并列而观，放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发展史里，从全局角度去考量，把它们视为改变华夏文明科技、军事、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发展历史进程的大事变，是否有点言过其实？

是否有点儿"武器装备决定论"的思维不合理不科学倾向？

分析一场战斗、战役乃至战争，装备决定论的观察，确实总是会显得有失偏颇、片面。

但装备决定论也有量变与质变的区别。

质变性质的，尤其是洛阳武库大火式毁灭性打击式的装备决定论，当然有其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洛阳武库大火前后，中国范围内各主要势力之间的军事战争形态、规模、作战方式、装备技术水平，尤其是汉胡华夷之间整体的军事力量格局对比，都有了根本性改变。它确实导致了当时华夏文明的千年末有之变局。

这样的武器装备突发事件，就不能如通常情形，仅仅被视作一个战术性质变量因子。而是必须被视为质变性质战略性质的巨变因素。

王恭厂爆炸如果考虑到明代军火生产体系的破坏乃至瘫痪崩溃，同样不可以等闲变量视之，而是战略格局性质变化。

当然，王恭厂大爆炸声势虽更惊人堪比小型核爆炸，但在性质权重上，其质变程度远不及洛阳武库大火来得严重。

这两次特大历史偶发事变，一者长期以来被史书史学家们尽量淡化到无形，一者被各类野史小说家们变成各种玄幻色彩怪谈历史之迷？

说到底，历史发展如果是这种"偶然性"事件在起着重大作用，那各种大儒专家哲人们不辞辛苦去总结历史经验、规律，还有什么意义？

不同程度各类历史决定论岂非建在沙塔之上？

归根到底，这种历史偶然事件居然成了决定性环节，让习惯了读史可以知兴替，惯于将分析政治得失作为重头戏码的史学家也罢，普通人也好，实在难以接受。

三、

鸦片战争以来，西洋船坚炮利打破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骄傲自信。

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狂妄"，也曾一扫而光。

这两次沉重打击，也让当时一些人养成了凡事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谦虚习惯。直到把自己看得一无所处，除了仰望"强者"跪下臣服，他们甚至看不到一点岀路。这个好习惯，现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或许有人要说"总把原因推给别人，是容易的"，但真的吗？

千万年来，总把原因推给别人，那恰恰是强者的权利，正如当今的美帝。把失败者的原因统统都推给失败者自己，他们什么都是错的，这确实很容易。

总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自己，也是更常见更容易的，因为那本身就是弱者失败者的无奈选项。

五胡乱华之后，胡骑纵横中原胡佛教遍布中国几百年数千年。胜利者早就把华夏汉族失败原因，用成王败寇思维死死钉入一些人自身灵魂。以至于历史上，一些善于寻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几近自虐的聪明人，如状元秦桧，见胡骑即跪。

智慧生命的本能，让他们自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夏文明天然就该自信。然而，面对山沟里钻岀的落后野蛮凶兽，他们却又自动放弃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兽们身上。

汉魏西晋时代，佛教徒是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骄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狂热的开拓者。

这一特征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如岀一辙。

而西晋时、明末中国人，与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国人相似，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一无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国曾有最好的率先进入近代文明机会，但这个"机会"掌握在耶稣会士们手中。他们阴掉了中国人的机会，还把原因留给中国人自己。

隆庆时已经开边开海，大方向已经基本正确。嘉靖以来历次抗倭防虏，已让明朝高度重视火器军工生产、广泛日常应用于实战战场。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材，已为明军积累了对付海寇、虏骑较为丰富的火器作战经验。

大一统王朝只要方向正确，发展跃进速度远非碎片化西欧可比。

现代中国重新一统后，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历程。

明末中国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主要是被一群有"世界"、“全球"眼光的冒险家、殖民者开拓先锋们给阴掉了。

当一些人还在继续寻找自身原因毛病时，他们的眼光、格局、冒险精神(这些也恰是某些人们惯常赞扬敬佩仰望的)，使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两次击溃、打垮华夏文明的要害死穴。

精确定位精准打击，一击毙命。小成本获取巨额回报，这一直都是他们共同的手段方式。

皮萨罗绑架斩首印加皇帝，佛图澄火烧洛阳武库，耶稣会士炸掉王恭厂，都如岀一辙。

也都就是这么简单、直捷、有效、惊人。

四、

研究这两次事件，重点是将其一向被人忽略乃至掩盖的历史作用、影响、后果，从角落尘埃里提取岀来，而不是要去探究真凶是谁。

事隔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找到真凶又如何？还能把死人拉出来过堂？

西晋时的佛图澄、明末天启六年时的耶稣会士，当他们面对西晋一统后的所谓太康盛世、朱明政权朱由校坐稳宝座后整体上形势已逐步安定，他们该如何破局入场？

只有代入他们的视角，才能真正触摸到这些有"世界胸怀、全球眼光“的开拓者、冒险家、真正的胜利者，才能真正切身体会、真正了解他们当时所想所为。

所谓全球眼光、睁眼看世界，不仅是要学一点西方"先进文明”，用它们来对比比较观察自己的种种落后封闭，找差距不足。还要代入当时拥有全球眼光的开拓者、冒险家，想想、看看他们当时本来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否则就永远是师夷长技，跟在别人后面"象我者死"，甚至常被老师教训打死、不许学。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学我者生，青出于蓝。

张新泉

甲辰立秋於龙江鸡西虎林

一、后果

对于西晋时期发生于首都洛阳的武库大火，史书上相关记载颇为简略。

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所谓水火无情，这场大火直接后果便极为惊人，能够装备二百万人的军器一次性全部毁灭。这数量自然远比二百多万件军器火毁更为惊人。

大火不仅烧毁了汉末以来从魏蜀吴三国，以及各地军阀世家贵族、庄园坞堡地主乃至民众手中收缴上来的各种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下来的武器和文物。

在这次大火事件之后，史料中就再也不见有“大黄弩”、“连弩车”、“襦铠"等等武器了，这些对于胡骑真正有代差级压制性中远程覆盖式连续打击能力的重装利器，一扫而空。

洛阳武库大火，对军事战争的影响最直接，也极为显著。

短期内，西晋边军与西羌等边境部族作战结果，就由此前常胜鲜败军功累累，迅速转为因装备供应不足而越来越不利，屡战屡败连年告急到处失守。

中长期而言，洛阳武库大火给中原汉民族带来的军备不足影响，在此后中国境内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普遍地大范围地存在。

总体上对于胡汉军事格局而言，更是根本性颠覆。事件发生二十来年后，一统三国的西晋王朝便灭亡了，此后胡主中原五胡乱华长达数百年。

事件发生近百年后，东晋王朝与前秦苻坚打淝水之战时，还有明显影响。从双方到各方，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几场动辄斩俘万计的后续战役。战后胜利方统计所得军备战果，常常都是不过数百具装备。

事件发生二十年后，中原汉族偏安南渡后刚刚建立起东晋王朝时，也曾开展过一些战略性政治军事行动。这类“北伐中原"行动开展时，封官划地、给人给粮给钱都还行，但器械军备，常常是明确记载无有。主持"北伐"的带队将帅，他们需要自筹武装另想办法。

"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

什么都可以给，就是明明白白地专门记载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可给，"不给铠仗”。

二、影响

洛阳武库大火是最终造就五胡乱华、胡人入主中原的最直接军事原因。

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原王朝与草原牧骑或周边蛮夷之间的战争，几乎立刻就退回到石器木器时代水准。军事战争技术长时期内都是大倒退，战争野蛮程度则急剧上升。

当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落后野蛮屡屡战胜文明先进才成为可能。

事件发生前的数千年内，中原王朝对比周边蛮夷始终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尤其是此前四百年汉代，对外战争频繁，中原王朝军事优势更明显。所谓"一汉当五胡"、"三胡"，都是常态。

即便到了汉末乃至三国乱世时期，虽然瘟疫、灾荒、内斗、战乱不止，接二连三恶性循环，但汉人军事装备水平及战争技术仍然始终维持较高水准，遥遥领先于周边。

汉末经历瘟疫、黄巾大起义、军阀战乱，整个王朝上上下下乱成一团。

汉人内部打得昏天黑地，连洛阳、长安都曾尽被烧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天下人口，十存一二，国力实力潜力丧失殆尽。

然而，即便内部破坏如此严重，西北东南周边的匈奴、乌桓、鲜卑、西羌、南蛮、山越等等，仍然被公孙瓒、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中原势力死死压制。全都被打压臣服而始终无法反抗。

因为当时华夏文明汉民族手中数千百年所累积军备，仍然分散掌握在各个大小割据势力手中。汉民族内部分散在各武装集团手里的百战之兵，尽管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却都依然具有对周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但洛阳武库大火造成汉族军备毁灭性打击后，汉民族与周边蛮夷都回归到木器石器战争了，汉人军事优势终于彻底丧失。

西晋末年，史料常见汉族各方势力集团，动辄抓丁拉夫拼凑起数万、十数万、数十万所谓"大军"。但他们却在与胡人遭遇后，大多一战乃至一触即溃。其根源正是晋代洛阳的中央武库装备毁灭后，只有地方武库残余装备的少数精锐所拉起拼凑的这些庞杂乌合之众，根本毫无战斗力。

从前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军事，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司马衷"何不食肉靡"、外戚干政、贾南风胡作非为、八王之乱，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将关注重点放在政治举措得失、制度设计缺陷、政策决策失误上，忽视了洛阳武库大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意义。

历史真相都在细节中。

对比而言，八王之乱无疑更能引人关注。

它持续了较长时间，政治角逐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帝王将相历史名人主配角走马灯快速换场。各种阴谋诡计层岀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堪称是一场戏接着一场戏，没完没了的颇为罕有的历史长镜头。

至于空前绝后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

它似乎只不过是一场已成既定现实，无法改变的短促而盛大的烟花烟火。它注定只是一个静态的既定事实，只能作为分析历史事件时的一个参考因子、固定因素。自然也就常常因此被人们忽略不计。

它似乎只是个历史视野中的客观物件。其起因尚不明，甚至有可能不过是偶然因素引起的自然天灾。

一句话，它只是个"死事件"，而不是一场场能够鲜活起来的历史人物戏剧。

然而，相对于八王之乱这样的历史大戏活剧而言，死气沉沉乃至几近无人关注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恰恰就是一件真正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

当然，就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来说，佛图澄等佛教徒以及其它历史人物的各种反常活动，自然也是更具体的细节。

人们透过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能看清更复杂的历史真相。

这是由洛阳武库大火独特的历史作用后果地位所决定地。洛阳武库大火，对于当时及此后数十百年乃至千年的中国军事、政治乃至宗教文化及文明发展历史进程，都造成了极重大极关键乃至决定性作用影响。

客观而论，八王之乱从早期宫廷内的宗室、外戚之间朝堂权斗宫廷阴谋，发展到后来任何一个旁支远亲乃至阿猫阿狗，手里有几千人地方武装就敢拉壮丁扯队伍下场去参与真正的冷兵器军事战场博杀。

这其中的转折关键，正是由于洛阳武库大火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拥有对于其它势力绝对性压倒性的优势。

当年，司马懿用几百近千死士僮仆，出其不意抢占了曹魏的洛阳武库，就一举奠定了司马家族篡夺曹魏政权的根基。司马氏统一天下后，更是收聚天下武兵而集中于洛阳武库。

而到了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短短十几年，便国破家亡，扮羊扮狗臣仆于胡人。

司马氏之天下，得之于洛阳武库，也失之于洛阳武库。

此后，周边及内迁的长期臣服于汉魏晋朝廷的五胡诸族，之所以能够借机而起，从卷入参与到晋代司马氏家族的朝野争斗，快速发展到取司马氏灭晋而代之，进而持续展开抢夺问鼎中原资格的战争。其根源也在于洛阳武库大火后，汉胡力量对比根本改变。

五胡你来我往，把草原游牧习俗、战争规则搬到中原农家沃土。化中原汉家富饶故土为胡骑逞威战场，任意驱驰杀戮汉人以之为两脚羊而血沃中原祸乱华夏。

五胡乱华能够愈演愈烈持续数百年，仍然是因为洛阳武库大火后，汉人无论中央朝廷还是地方王候、世家、军阀，再也没有任何一支势力还有压倒性军备优势，从而能够继续压制他们。

八王之乱大剧能持续展开，能愈演愈烈，五胡乱华能延续几百年，显然都与洛阳武库大火所造成的军事形势格局有重大关联。

而五胡乱华之后，佛教才真正昌盛起来。

原本汉人有儒学独尊与敬天法祖宗法祭祀、本土道教等文化信仰体系。佛教虽然从东汉初年就已东传中原，但一直很难真正立足广传。

五胡乱华后，佛教借助胡人政权力量一举登上中国舞台。避乱江东的偏安南朝也从佛教寻求安慰。

追根溯源，公元295年洛阳武库这场大火，不仅重创了汉民族军事经济政治，也改写了华夏文明的宗教文化文明版图与历史进程。

洛阳武库这场大火究竟是偶然因素引发的自然天灾，还是某些势力蓄谋已久所致的人祸？

如果是人祸，又究竟是谁主持策划制造？或暗中推动？

按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谁最反常谁最可疑等等范式去推断，以前从未进入历史观察视野的一些人物、势力，现在恐怕都得重新给予审视考量。

尤其是佛图澄团队为首的佛教势力，他们在这起事件前后各场合的表现，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三、推理

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最有名和尚除了后期的达摩、鸠摩罗什等，在前期首屈一指的，就是佛图澄(公元232一348年)。

史料记录的佛图澄生活年代，其实与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并不相合。

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发生时(公元295年)，他大约六十余岁(?)，虽是盛年(据说他活了一百多岁)，但那时候他甚至尚未抵达中原。

然而，关于他的一则故事，却很能让他获得人们的关注。

分析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这则故事能让人把他及他的团队纳入研究分析视野。

《高僧传》书中这样记述：

一次，佛图澄与石虎共同坐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中堂上，谈论经法。佛图澄忽然吃惊地说：“糟了!糟了!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他拿起酒瓶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才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火灾已经救灭。”

石虎觉得这件事有点奇异，不太相信。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幽州去验证。

使者回来后，对石虎说：“那天，火从幽州四大城门烧起，火势很猛。忽然，不知怎么就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佛图澄这位大佛，九十来岁老迈之时，随手就能灭火于千里之外。

那么，他在六十多岁的盛壮之年，会不会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西域河西某地，主持策划给洛阳武库放一场空前绝后历史上最盛大烟火呢？

他在襄国石赵朝堂上略施小技，覆灭数百里外幽州大火时，还特意用酒来施法。

信不信当时就是没净水？信不信他还很从容地"过了很久"才笑告石虎自己确实厉害？

这番操作，真地很有技巧。

用酒而不是用水去灭火，这是什么神操作？

这欲盖弥彰的蛇足马脚漏洞，是否又太大了些？

单就这次大展神通操作而论，襄国朝堂上作法施酒而浇灭幽州大火，至少透露了以下关键信息：

首先，佛图澄及其团队，对当时天气状况细节信息，有详细情报了解、把控能力，也对相关信息有绝对掌控技术。

其次，他们当时有能力在较大城市内布局，同时在四座城门一起纵火。

四门起火，这火也太"自然"而"绝非人为"了？

再次，就整起事件始未而论，他们的势力能量，显然已经能渗透整个后赵政权石虎朝廷的宫廷内外。

这样一个明显有人为痕迹、事涉军事重镇安防、非同小可的烧城事件，最后居然能被巧妙地演绎成佛图澄大展神通戏码，令人不寒而栗。

佛图澄及其背后团队，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周密布局数百里外大城纵火大阵仗，确实值得注意。

当然也令人怀疑，他们本就是有过类似乃至更大纵火案经验的熟手。

幽州这场戏，不过是他们照葫芦画瓢、精益求精之后，又一次牛刀小式。

为展示自己千里外洒酒救火神通，甚至不惜在大城四门纵火。单以这种操作论，甚至可把佛图澄与后世那些暴恐头目等同起来。

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极端主义宗教分子，向来都是这么胆大残忍而又精致。

当然，也必有痕迹。

那么，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有无可能正是这个纵火团队第一次试验这种酒水灭火的大型宗教表演时，搞砸了才发生地?

也许二十多年前洛阳武库事件，他们当时对具体风雨天气的气候细节，掌握还不够精准。对纵火規模、具体环节步骤，掌控也不周密细致准确。……

于是，事件最终失控！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大可能性。

他们早就研究过，找到了抓住了看准了当时西晋朝廷与中原武力的最大弱点、死穴。他们是蓄谋已久一击致命，要就此开启五胡乱华佛门登台的乱世。

佛图澄及其中亚胡人弟子，以及同样来自西亚中亚地域的石勒石虎等等这些后赵羯族政权骨干，他们所宣传信仰的佛教并非原生印度佛教。而是掺杂了大量中亚袄教、拜火教等等成分，是由各种极端分子拼凑而成的变种佛教。

尤其是"拜火教"这名称，实在有必要引起关注。

此前，佛门在中原传播虽然无太大进展，但毕竟到洛阳立足后，已有近三百年根基。

他们已能渗透到河洛地区，从宫廷到奴婢各个社会阶层，初步完成了全覆盖。无论是人力储备、组织体系、物资准备，还是信息情报体系等等，都足以支撑佛图澄团队去开展一场宗教表演或纵火阴谋了。

佛图澄等人所组成团队，甚至只需要对具体纵火事务有丰富经验就行。而这恰恰正是佛图澄等人具备的，有些技能还是他们独有的、特别擅长。

佛图澄等变种佛教拜火教徒，长期生活于严重干旱的中亚地域。他们对干旱、风雨气候等天气变化，比中原汉民显然有更强更灵敏感知。

此外，一些中亚地区猎手驯练金雕之类飞禽，已有数千年历史，经验丰富。这为他们远距离掌控情报、传递信息提供了可靠保障。

中西亚地区是地球上石油最富集地区，早期猛火油等特殊物质的发明使用，也正是由中亚地区拜火教徒变种佛教徒率先采用。

按有关史料记载，洛阳武库大火的发生与最后失控，恰恰正是与意外出现在现场的大量来历不明神秘火油有极大关联。

尤其是从相距仅仅二十来年后的那场幽州纵火灭火案例来看，佛图澄等人对具体细节能熟练操作，对于各环节有周密掌控，技术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当时最强。

总之，佛图澄等极端变种佛教拜火教徒，既有"开启乱世，为传播佛教拜火教创造更好环境条件"的明确目标，有强大动机驱动，也具备最充分作案条件。

一些必须条件，他们独有而其它势力团队完全不具备。二十来年后的施法洒酒灭火幽州，表明他们是惯于此道的熟练老手。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他们是幕后策划与实际操作的最大嫌疑人。

四、结语

虽然确实能找岀佛图澄等人作案明面上相互关联乃至足可形成锁链的证据。但在内心里，因为始终难以排除某些极端道教势力、归降吴人中某些反晋复国势力……等等嫌疑，总觉得佛图澄或其它极端佛徒嫌疑或许应减小。

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发生时，距吴国归降不过十五年。当年吴主孙皓受降后表现还很硬气：亦虚此座以待。

三十年前归降的蜀国刘禅：此间乐，不思蜀，与之相比，相去甚远。

而且吴国归降前已历三世，所谓"恩泽犹在"。那些归降才十五年、被迫迁居洛阳的吴人中，意图借司马氏内乱图谋复国者，恐怕并不在少数。

比如，最突岀的孙秀（？~301年）。他是归降吴国宗室，信奉五斗米道。跟随赵王司马伦，工谄媚，擅书疏，颇得宠。一直为司马伦谋划，离间废太子，杀贾后，帮司马伦登帝位。玩权贪秽，睚眦必报。

他策划火烧武库大案，就既有动机也有能力。

佛图澄等羯胡族佛教徒拜火教徒，即便作案动机目的鲜明、证据链条完整，也很难让人完全排除洛阳武库大火是由孙秀等人或其它势力所发动的嫌疑。

附录:

一、

历史上，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收天下兵铸为铜人；

元朝灭夏金宋一统中国后，收天下兵器至老百姓几户共用一把菜刀；

西晋司马氏篡魏灭蜀降吴统一天下后，也收天下兵器入洛阳武库。

长期战乱后建立的这三大王朝，在统一天下后，都采取了极端武器管制措施。

然而，就是这种相似政策背景下，反而又都是一旦条件成熟，散乱无组织的民众立刻就能遍地烽火，蚁賊蜂拥而起，最终也都成功推翻了这三大王朝。

中国历史上唯二成功的秦末、元末两次农民起义，都是如此。

而汉晋时代的所谓五胡，在当时就更都是比汉族农民更低等的奴隶阶级。他们一旦反叛，也成功反杀。

五胡乱华如果撇开民族矛盾背景，与秦末六国遗存下来的贵族游侠小吏们带头起义，其实没什么区别。

秦失其鹿，六国遗民群雄共逐。晋失其鹿，五胡共逐。

极端武器管制之下，民众与政权之间力量悬殊更大。手持利器的统治者，横征暴敛更普遍更深入更无所故忌更随心所欲，腐化堕落也更迅速更惊人。

于是，一旦条件成熟，反抗也更普遍更激烈更摧枯拉朽。

二、

司马家之天下得之于洛阳武库，故而高度重视。虽分封八王于外，但武库却集中在中央手中。

八王压制地方不服、屏卫洛阳。而洛阳武库在手，八王也无人敢起异心。

有异心也没事，肉终归是烂在司马家自己锅里，肥水还流在家族田里。

但再好的制度设想，终究对于洛阳城内身边的外敌、宫内萧墙内的祸乱准备不足，更挡不住外来者别有用心者的觊觎、蓄谋已久。————谁能想到人家只想一把火烧光你家的东西，彻底砸掉锅！根本不给你司马家肉烂在自家锅里机会。

汉代武库一半留中央，另外分散设置四库于四方。

为何袁绍一开始就要抓住渤海太守一职？

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有当时的第二大武库，能装备五十万人的武库。

袁绍一跃成为诸候盟主，压得曹操等人臣服。不光是因为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还因为他手中掌握的硬家伙太多了，别人没法比。特种兵大戟士之类的，为何独无仅有？因为只有掌握了大武库的他才装备得起。

汉代将武库分散设置，结果是十八诸候并起、天下三分。

西晋是惩前之蔽(包括自家从曹魏手中夺武库而得天下的经验教训)而有修正地。

但后来的具体实践、操作，显然诸多低级幼稚。

比如，十月武库大火，十二月就从诸候王手中大调武器。明白告诉所有人，阿猫阿狗都有机会了。

————当然，既然是外人蓄谋已久要彻底砸锅，他们当然不可能让司马家再有机会"团结″起来查明真相一致对外。

三、

僧法诚者，西域羯胡属，太康中入洛。嗜酒，每日但卧寺中。天久旱，诸寺观奉诏祈雨，皆无所应。寺中众僧以法诚率性任酒，数责之，如是十数日。

是日晨，愈热。法诚忽起，频呵役者，又告众僧：未时，将大雨。诸僧皆笑之，后乃验。

有异之者，以告张华。华云：是僧，吾知之。自西域来洛，步千里而足俱废。不良于行，每日但卧寺中。洛地寒湿，久之，腿寒疾。素日饮酒，乃稍瘥。天将雨，必大作，人不能堪。

僧法应者，佛图澄弟子属，善调鹰，常自言能千里视。勒每战，法应皆预告敌所在、兵将粮草大略，皆验。勒奇之，问右候。宾曰：诸地僧众，每有大事，书密信系鹰足。千里之外，旦夕能知。百里之内，无所不晓。

洛寺有长明灯，其油非寻常，胡僧多用之，或谓之西域猛油。

除开洛阳武库大火这一超级变量造成的客观条件，晋代的赵王司马伦与千多年后的明成祖朱棣相比，甚至他显然具有更充足条件去完成夺位任务。

然而，成王败寇之下，谁还会花心思去对比分析、“发现"这些？谁还去比较分析后，"发现"洛阳武库大火对后来各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进程的关键性影响决定性作用？

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佛图澄千里洒酒灭幽州火。

蓄有浓密长胡须的佛图澄，真实年龄或永远成谜。

《高僧传》原文

澄又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四、问答资料

问:

允烈网友

《晋书》志第十七：“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

《博物志》（张华）卷之四：“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积油所致。”

《梁书》卷第十九列传地十三：“时长沙宣武王将葬，而车府忽于库火油络，欲推主者。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焉。”

据现成资料统计，222年~580年可见火灾记录就有225次。还是在政治动荡、政权不稳、战争频繁导致资料不全；规模较小的火灾少见；皇宫、都城和附近州县以外罕有记载的情况下。例如：

《南史》卷八：“丁酉，大风，城内火烧居人数千家。以为失在妇人，斩首尸之。”

《梁书》卷三：“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

《晋书》志第十七：“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

《晋书》载记第二：“聪所居螽斯则百堂灾，焚其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聪闻之，自投于床，哀塞气绝，良久乃苏。”

古代严重火灾发生多发，当代安全生产和防灾措施是血与泪的教训积累而成。对火灾摧毁武备导致军事实力下降，进而带来和周边势力强弱变化的连锁效应的可仔细考量。不过忽略全局会成盲人摸象，连锁推理环节越多，链条就越脆弱。

答:

张华的卸责之辞，可信度也比较低。

最开始写此文，怀疑对象除孙秀外，也包括张华。

因他表现有些反常。

你所摘引张华说辞，显然也是真相无法查明时，对所有可能被追责之人来说都是最佳选择的卸责之辞。

油自己就烧了，大家也就都不用担罪了。

然而，万石自燃既无先例，也根本经不起细推敲。它只是听起来"好有道理"，"可惜谁也没想到"的想当然耳。

对张华这个说辞，当时就意识到他是在卸责，也怀疑他是要为某些人掩盖。

至于后来的人以此为案例来为其它人免责找证据，那就更可笑。居然还"验之"果然，被夸赞。

火灾虽多，武库大火却几近唯一。

自然天灾意外，本文也从来没排除。

本文主旨也不是找真凶追责。

这些都在后来的文字里几次提过。

洛阳武库大火发生之前几十年，拜火教徒在西亚烧过罗马驻军大城，有成功经验。

几十年后又精细地举办了扑灭烧幽州城门大火消防演习。

武库大火如系人为，他们的嫌疑当然最大。

问:

允烈网友

尽管洛阳火灾发生的分析不是帖主想说的重点，但有几处依然值得念叨。

“疑有乱”导致火情加重，如认定其为托辞，可疑之处就更多了。延迟救火造成损失加重多少无从知晓，但不能排除是酿成大祸的重要原因。且张华与孙秀、赵王伦不和众所周知，忽略重要当事人的疑点不谈是过不去滴。

乐蔼例子中强调检查“库若有灰”，不排除自燃可能性。

仅论原理并不可笑，勘察准确性、是否该相信前人的说辞、火灾损失责任判定是另一码事。此后怀疑自燃的屡见不鲜，不是没有缘由只为托辞。

《棠阴比事》（桂万荣）：强至祠部为开封府仓曹参军，时禁中露积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应死。至预听谳，疑火所起，召幕工讯之。工言制幕须杂他药，相因既久，得湿则燔。府为上闻，仁宗悟曰：顷者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尔主守者。遂比轻典。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所致，是也。

……

何况【那么，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有无可能正是这个纵火团队第一次试验这种酒水灭火的大型宗教表演时，搞砸了才发生地?】的推论极不坚实。尤为关键的一点，“噀酒（水）救火”是东汉起流行的道教方术。 它不是洋人玩意儿，与道教兴起有直接关系。当西洋景去发掘，方向上南辕北辙~

《后汉书》卷第八十二：㈠尝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后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

㈡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

张华等的说辞谨慎处理是合理的，但同时对《梁传》情节不加考量全盘接受就很奇怪。就不说《梁传》传播版本校勘细节了，佛图澄故事中为宣教本土化改造迹象突出，比如其死亡后的小故事。

人地两生是佛教初入中土面临的实际状况，初期有依附本土道教(原始宗教、巫术)传播的过程。面对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上层通过“格义”传授义理，《梁传》：法雅，河间人，凝正有气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谘禀。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而面对没受过教育的下层用大众熟悉的道教方术作为一种传教工具是显而易见。

通过改造陌生的外来思想与重新建构本土化故事，才能对中国的信仰世界进行渗透。借助上下层原有熟悉的故事加以传播是有效拉近信众距离的方法。所以幽州灭火的故事是佛图澄等外国团队秘密实施犯罪纵火行为，还是佛门为宣教移花接木道教方术呢？《梁传》此条自注为据《本传》。忽略《后汉书》、《神仙传》栾巴记载异同比较是说不过去的。况且觉得噀酒救火存在人为全盘操纵、真实发生，也是一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先入为主。

【火灾虽多，武库大火却几近唯一。】是哪个维度几近唯一？ 武库起火古代发生过多次，其他种类影响时局的重大火灾也发生过不止一次。

《后汉书》志第十四：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库火。是时，羌叛，大为寇害，发天下兵以攻御之，积十余年未已，天下厌苦兵役。注引《东观书》曰：烧兵物百二十五种，直千万以上。 远比西晋元康五年早，同样损失巨大。如想贯彻武备损毁导致时局剧变的思路，得该先把这件案例纳入视野范围吧。

既然重点非分析火情发生过程、找出真凶，着眼于这场火灾造成损失扭转华夏和周边军事实力对比，则没必要花颇多笔墨推断啥作案合理性（还建立在不牢固的逻辑链上）。暂且抛开“武器决定战争胜利论”的反驳……要想立住脚需对武器、军事、战争史详加梳理。没人能否认重大灾害对时局影响，但定性不能忽略定量。比如同样这场火灾，政治思想史关注点是汉魏、魏晋禅代象征被火灾烧毁带来后续整体思想巨大的转变影响，立论同样有理有据的。想说明西晋此次火灾造成连锁反应之大几近唯一，同样是有槛的。随意定性，轻率还原历史建模是我认为学界中人的一大弱势所在，如果只换一种角度，但不改变这方面的弱势，只会得出另一种方向不同、同样缺陷巨大的结论。

答:这个不错。

如果是某个道教派系(五斗米？)弄地，目标可能是传世传国之秘宝、王莽头骨之类东西了。

孙家弄传国传世秘宝有渊源呵。孙坚就拿过所谓传国玉玺。

孙坚孙策孙权都不太象华夏乃至地球原住民。这是很有点古怪的一家子。

--

张新泉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作者按:

商作为职业、社会分工、种族部落群体、阶级，其源起自然与祀、士有别。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形成有祀商一体、士商一体、儒商一体等特殊型态。如犹太族犹太文明就长期商教一体。

中国历史上的殷商之世，也是祀商完全一体，当时，祀、士与商是利益高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春秋时代，儒家逐渐兴起。

究极起源，主体就来自殷商后裔，尤以祭祀贵族(祀、士)为其中坚。

他们大体包括三部分，掌握宗教文化传承的祭司家族、主持商务及公关"外交"的富商家族、维护安全的武士家族，它们分别对应几百年前殷商王朝统治集团三大支柱。

儒家本源既是如此，自然也就并无所谓向来主张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是战国商鞅变法时，法家最先开始大力推行的主要政策。

由于秦灭六国历史性巨大成就，这一条才变成了后来历代王朝普遍的所谓共识。

先秦之儒家从其根本而言，是反对抑商地。相反，他们虽然身处春秋姬姓诸候环绕包围监控之下，不得不打出"吾从周"旗帜。但从本质上观察，他们是"打着周旗反周"，一直秘密从事反周复殷大业。

经历战国之大争乱世，秦汉之后的历代儒家，自然没必要继续反周复殷。

他们虽然也附和迎合亚细亚生产方式小农经济体系内帝王君主必然的农本思维，但历朝历代儒生官僚更多地还是经常强调反对与民争利。

说白了，其实就是仍然主张兴商而非抑商。

一、现象

孔夫子《论语》中厚子贡而薄樊迟。

筑庐守孔子墓三年，是子贡。为纣王作翻案文字，是子贡。盖棺论定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还是子贡。

春秋时国际商业巨头子贡，才是儒家"圣彼得"。颜回子张曾子……，马太之流耳。

孟子荀子董子朱子王阳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之流耳。

至于荀子弟子李斯韩非之辈，犹大、马基雅维利之属耳。

《论语》中孔子给众弟子下考语，唯樊迟问农艺事而被论定"小人哉"。

何为小人儒？夫子早有定论。

孔子问志，最后来一句“吾与点也"。

那么，曾点理想生活是什么呢？他向往的日常生活状态，古今中外，哪种人能活成那样？什么人是那个样子呢？

两种人，一为祭司教士之流(包括诸位象牙塔中人)，一为附庸风雅财务自由之商人。

秦汉以来之历代王朝，赵宋一朝最得儒士心。无它，"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

儒、商在赵宋都如鱼得水。

元末，士人多厚张士诚而薄朱洪武。亦无他，张以贩盐起家，朱以农夫起义。

朱元璋重视儒士却多用武力强绑强拉，张士诚重商而士多自归。

朱明建政后，多有儒士以大元遗民自傲。亦无它，蒙元虽蛮夷而重商，朱明虽复汉官威仪而重农抑商。

近现代士人多爱自由，自由者，商人之最爱也。

《三国》与《水浒》都算是儒生之大作、名著。

《三国》主要倾向是拥刘反曹。

曹操重农，而刘备起于织席贩鞋，桃园三兄弟都是小商贩。刘关张三人第一次出山登场，就是找了大商人投资。

后主刘禅舅家，更是汉末两大巨富豪商之一糜氏。他们家也一直是刘玄德最倚重对象，所谓"位在诸葛、庞统卧龙凤雏之上。"

《三国》书中拥刘反曹，与其作者现实历史中拥褒张四九贬批朱重八，立场态度取向一致。

《水浒传》号称为农民起义作传记演义野史，却不见几个农夫。头领大都是大小市民大小商贩商户。替天行道，为谁辛苦为谁忙？

《水浒》开局就有少华山，没农夫么？朱武(朱洪武)、杨春(常遇春)、陈达(徐达)，是褒是贬，作者自个知道。

儒生作者眼中，有农夫么？

汉高承陈胜吴广之余绪，明祖亦以农夫为根基。两人皆鄙儒而用之，儒生亦鄙两人而投之。强扭之瓜两相厌弃而无奈相合。

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就是个买卖人，卖的就是肚子里那点墨水或黑水坏水。

儒有显著特征叫变色龙，商有鲜明特点叫软弱性。

汉、明皆要到中后期，儒生方得畅快。无它，商渐兴而农益微。

历代流民起事，唯黄巢流窜败亡之中亦时有士人随之。

黄巢，是农夫吗？

半似士人又半似商贩，独独不是农夫。

观其所为，待农夫如驱牛马如宰鸡羊，与历代其它起事者大相径庭。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大多非为工农谋，皆非真革命。大多投合士商之所求，只求改家换姓。汤武革命且如此，后世更等而下之。

唯汉高、明祖依重于农，差强人意。光武借绿林赤眉之力，再差强一筹。

五千年来真革命，唯百年以来。

商六百余年，宋三百余年，明嘉靖后百数十年。

周八百年，汉四百余年，唐?二三百年，明正德前百数十年。

五胡、五代隋元清民国，胡夷虏洋或主之或杂之。

姬周稷周，殷商儒商，劳力劳心，食货祀司空，士商工农，资本劳动……

儒就是商？

为何孔子《论语》里却要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处境最艰难时，面对子路公开质疑拷问，羞恼地给出上述回应。

怎么理解？君子儒不是大豪商吗？怎么会落到断粮七天，穷困到如此地步？

孔子当年这趟旅行，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向诸候们推销自己，找机会，也可看作一次商业行为。

他们自信满满，以为自家商品品质高，又是主动推销送货上门，肯定有很好市场前景，会被热销抢购。

没想到，一路上都是遭受冷遇、讥讽。目标大客户无人问津，偶遇市场同行大都经常夹枪带棒，最后还搞到山穷水尽。

这种情形下，安全总监子路公开提岀质疑：好商品也会根本卖不动？

孔子这时候的回答就有些勉强：

好商品品质高价格高，市场定位通常是最顶层消费者，卖不动是常态。即便这样，也要坚守顶级商品的定位，绝对不能自降身价迎合市场。

这与低端市场廉价商品不一样，那些商品如果卖不掉，就会各种烂招泛滥、无所不为。什么“王八蛋厂长黄鹤带小姨子跑了，""店面明天到期跳楼清仓大甩"……都会出来。

你们永远要记住，我们是最顶级奢侈品，绝不能自降身价。半年乃至半辈子不开张，那都是常态。我们一开张，那就能管一辈子甚至几代人，这也是常态。

我们绝不能用那些廉价商品的滥招。大家再坚持一阵子，我们就可以"下周回国"，迎来"生态化反"的春天，创下能吃几辈子管几代人的大业……

到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脸盲不知妻美“、"对钱不感兴趣最后悔就是开创xx"、教导别人要"大家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写本书《精养……》细致分析详细讲解努力呼应一下"唯女子与小人……"……

二、重读

孔子是殷商祭祀贵族后裔，是殷商遗族们推选培养岀来的先知、救世主、祭祀教主。

孔子在周礼旧秩序最顽固森严的鲁国，不得不打着"吾从周”旗号。同时，他又东奔西走广泛联络各方殷商后裔以及各阶层反对力量，到处渗透安插自己人。努力破坏周鲁旧秩序，争取复兴殷商。

打着周旗反周，是孔子一生写照。

《论语》开篇另类解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我们学习了理解了掌握了殷商先祖圣贤们的伟大思想、经验、优秀传统、技能、文明文化，还要经常回顾、不断实践、努力传扬它们。这样，我们才能在周鲁姬姓诸候们严厉管控的残酷现实下，立足扎根生存下来，最终实现殷商复兴，真正得到解脱。

这样反复学习、不断实践的过程，难道不真正才是拯救继承发扬传播复兴先祖们那伟大殷商文明文化的正确办法、方式、道路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对于鲁国内周礼旧秩序下近乎窒息的生活，我们早已忍无可忍。“八侑舞于廷，是可忍孰不可忍，"？每天都被强迫着安排去观看学习周鲁姬姓贵族们表演周代礼乐乱七八糟烂演岀，实在让人太难受了。

殷商先祖们那更灿烂辉煌文化何时才能公开传扬，迎来复兴?

我们热切企盼着来自远方的殷商后裔同志战友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新信息好消息。想到他们马上就要来到，我们无不雀跃鼓舞，忍不住高兴得时刻都要跳起来。

《潜伏》等谍战剧中余则成们，他们要是忽然见到了"从延安来的同志"之类，那些场面表演，语言神情动作姿态，确实让人深刻领会到什么叫"不亦乐乎"。

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著作述作，用字遣词一向很讲究，所谓"笔则笔削则削"。

"有朋来，不亦乐乎"其实就已很好。特意添加“自远方来"，内涵自然很可以更加丰富。

既透露出身边斗争环境艰难复杂，朋友在远方。

孔子身边环境？说到辛酸处，四顾皆茫然。

"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子曰：‘吾道穷矣！’"。生存斗争环境恶劣，希望渺茫。

其实，(周王鲁公？)西狩获麟，而孔子却叹气，"吾道穷矣"。

单从这事，就不难分析岀孔子究竟是干什么干了一辈子。

《潜伏》有这么一段，胡宗南打进延安，余则成陪同天津站上司同事旁听收音机广播，还表情僵硬地附和应付几句。但关上门，就身体几近失控。回家后，始终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当天打破秘密工作规矩主动找到"掌柜"，直到听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才安定下来。

这段剧情，完全可与"(姬姓王室公族周王鲁公?)西狩获麟，子曰：吾道穷矣！"对照着阅读理解。

有朋自远方来，也显示了殷商后裔们的力量。我们的组织遍布五湖四海，相互联系密切，革命友谊深厚战斗感情浓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艰难困苦的敌后潜伏战场，我们始终保持着积极奋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些殷商贵族后裔们不了解我们的秘密身份，但他们接触到注意到观察到我们从事的各种各样"反叛"事业后，却从来不生气不愤怒不批判，更不会报告给那些周王朝姬姓族人。这些人，难道不也是我们尚处于黑暗中的未来同志战友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能不断反复学习、理解继承牢牢掌握先祖们的殷商文明文化，还能根据现在的形势，找到新的传播发扬方法，带领大家找到、走岀新的复兴殷商正确道路。这样的人，就可以做为复兴殷商的骨干力量担当起领导责任，培训教导岀更多人为复兴殷商而奋斗。

“克己复礼"

我们要完成复兴殷商的伟大事业，在目前现实形势下，既要看到腐败的周礼旧秩序已经礼崩乐坏，我们的事业前景光明。也要认清这些周鲁姬姓敌人们力量仍然强大，我们还要长期坚持地下斗争，韬光养晦，夹起尾巴做人，积蓄力量。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中抄录孔子语)

我们殷商人丧葬祖先、祭祀鬼神都是很虔诚地，"敬神如神在”。他们周鲁姬姓在葬礼上做些个人俑，算怎么回事？那不是骗鬼吗？

"人牲"，祭祀丧葬要搞，就得来真地。

周鲁姬姓这样唬弄他们的祖先神灵，他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唬弄他们。最开始废除殷商祭祀丧葬礼仪，用人俑唬弄他们祖先的周鲁姬姓，自己也必定享受不到后人的祭祀。

"富贵于我如浮云"

现在周鲁旧礼制旧秩序尚未崩溃，在这种形势下，富贵对于我们这种殷商后遗而言，神马都是浮云。可望而不可即。

以上这些解读比常见通行解释，更贴近孔子所处时代、身份、所作所为。

主流通行解读，似乎一直流于"听其言"，只是古人文言字词的现代白话翻译。而这种解读，更重视发掘孔子所处时代局势及个人家族身份背景，重在"观其行""考其实"。

年轻时读《论语》，总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棒，零散琐碎跳跃极大。

开篇《学而》三句，就彼此几乎不搭调。排比句放在一起，就有些奇怪。总感觉似乎缺少根线，需要一根总线索才能把它们串起来。

这些解读，就是试图寻找到这条线。

有这根线，开篇三句就不再彼此跳跃不搭调，而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而且，这根总线极大概率正是孔子一生活动与思想的总纲。有这条线，才能把《学而》开篇三句串起来，不至于东一榔头西一捧。

《论语》是语录，但有其总线索。如同毛语录，虽每句每段都独立，时空跨度几十年、几千里，但又共同服务于革命这根总线。

宋代赵普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一生功业几件大事：帮赵大以宋代周，结束五代武人争夺乱世。帮赵二解决皇权继承。赵宋开国就兄终弟及，后来又有几次兄终弟及。这是殷商继承制度而其它王朝罕有，尤其为周礼所反对。…，这些都可算是“类革命"，赵普算半个革命家。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正确解读就是：赵普学用《论语》一辈子，从至少一半《论语》文字里只读岀两个字："革命“或“造反"。

赵宋代柴周，实现以宋代周，赵普也算是另类形式完成反周复殷。商、宋、殷都是同义代码。赵宋的祖宗，名字就叫赵弘殷。

宋代是秦始皇以来历代王朝中唯一公开宣扬"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命延三百年始终偏安未曾一统，半享殷商六百年、天下共主之地位、岁月。

赵普高举《论语》，也可谓名正言顺由来有自。

孔子《论语》是半部革命、造反语录，亚圣孟子呢？

《孟子见粱惠王》，算是儒家《四书》《孟子》里的关键章节。战国第一嘴炮在这篇文章和同期其它篇章里火力全开。

望之不似人君，内圣外王，王道霸道，天时地利人和，民贵君轻，土地制度，理想国模型……肚子里存货全都岀来了。

孟子要干什么？

回到公元前362年这个大背景，可谓一目了然。

前362年，梁惠王称王，正式结束周王一王天下、华夏共主时代。

当时，魏武卒横行天下，打得秦国望风而逃。秦孝公一上台就毅然决然重用商鞅，坚决变法图强求存。

这一年，整个周王天下世界都乱了套。卫、燕、秦，三家换了当家人。秦国、韩国这两家魏国近邻，都吓得要学李悝吴起，跟风变法图强。变法风潮在列国成席卷之势。

孟子这时候"当时周天子尚在，何事纷纷说魏齐"，跑到魏国开嘴炮。他鞍前马后奔走蹦跶，为谁辛苦为谁甜？

当然不是为了周王。

实际上他既是为梁惠王称王叫好、捧场、站台，试图投机下注。又暗藏"二次革命"意图、贩卖私货。满口王道、仁政、爱民，背后全是政治算计。

把周王与溥仪未代清帝类比，把粱惠王与袁慰廷划作一类，就不难理解两千年后的孙文孙大炮为何那样推崇孟子了。

两人完全是玩地同一个套路。

孟子当然要支持鼓励梁惠王们，要"利用"他们去扳倒打破周王天下的旧格局。当时诸国里头魏国最强，只有梁惠王有这实力，还公然率先称王。孟子自然要去站台、游说、投机。

后来，他拜见粱惠王儿子梁襄王后，却又明确宣扬“望之不似人君"。

只因那时梁魏国力已经削弱，不如先前强势。孟子见风使舵功力，亦可见一斑。

从后世孙文之手段，可窥其中奥妙。

孙大炮先是与袁慰廷妥协，携手逼清帝退位。又随时准备批斗袁慰廷"窃国”，号召诛“一夫"，发动二次革命。

孟子预埋"民贵君轻"诛一夫民贼等旗号，就是为二次革命，为彻底完成复殷大业留下后手、旗帜。

积极投入参与辅导引导周代同姓异姓诸候乱世争霸，在重建秩序过程中上位获取若干权柄地盘。再在合适时机用"诛一夫，除民贼"之名义，领导完成二次革命，复兴殷商。

周王朝与宗亲诸候们长期监管的殷商后裔孔孟这些人，要代入犹太后裔摩西、耶酥、彼得这些出身地位情形相近的人物对比分析，才能真正掌握他们思想主张的原本起源。

三、析原

汉代之孔氏、孔子后代，曾有推举姬周后代入朝为官。似乎孔氏后人与姬周后代之间，彼此友好得很。

但那时代的孔氏，距离春秋时代孔子，已相隔四五百年了。经历了战国秦汉长期战争天下大乱，他们与孔子时代的人观念上已完全不同。那时候，连周朝都灭亡一二百年，孔家人还反什么周？

然而，在孔子春秋时代，那时人们观念中，总共才经历过夏商周三个朝代！

而夏商周三者相比，有六百年历史的殷商文明历史最悠久，国力更加强盛。其辉煌灿烂荣光，远非夏周可比。

所以，春秋时殷商后裔们对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于祖宗六百年我大邑商天下共主的光荣历史，当然还是很怀恋崇尚、仰慕追思。

对他们而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都不过是以武力暴力甚至是投机取巧压服殷商。所谓"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周王朝灭商后仅仅二三百年，就已经前有周昭王南征淹死，后有周幽王烽火戏诸候被狄夷杀死。

周王朝这类统治无力表现，与大邑商六百年赫赫武功高光闪亮相比，不值一提。经历了周平王东迁后，到孔子时，周王朝更是已经礼崩乐坏。

可以说，孔子生前所知的周代这四五百年历史，与大邑商六百年赫赫武功相比，实在太过不堪了。

殷商后裔们当然因此会对祖宗更念兹在兹，而根本没有什么理由要对周朝产生崇拜臣服心理。

春秋时代的孔子与殷商后裔们，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只知道有夏商周，是一群真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商代遗民。

平素里，他们大多是"商民犹记亡国恨，喜闻姬周马上崩"。就象现在某些海外民国遗留，天天靠你唱我和"中国崩溃论"混日子。

毕竟，当时华夏文明历史还仅仅只经历夏商周三个朝代，殷鉴尚且不远。而征服统治管控着殷商遗民的周朝，表现却又各种糟糕。

孔子是以天命凤凰之子自视的圣人、智者。

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被父系殷商后裔族人们灌输教导。他那时就萌发有反周复殷思想，这不足为奇。

孔丘本人生来又是那么人高马大骨胳清奇，脑前脑后放肆生长地都是各种反骨。形貌比较不同寻常乃至反常，大概也因此更受殷商祭祀后裔们重视，也因而获得更多关注与资源投入。成年后，他就被培养推选为秘密教主救世主先知，私下里秘密地打着复兴殷商旗号，啸聚殷商后裔以图复辟。

细究孔子成长家族背景时，可以对比管仲。

按文史资料记载，孔子十分欣赏推崇管仲。为什么呢？有没有特殊因素可发掘？

管仲父系家族是周王室姬姓后人，他是齐国贵族。他们家族与另一个齐国贵族鲍叔牙家族交往较多。

鲍氏家族并非周王室姬姓或齐国姜姓诸候的直系旁系，但却是与姬姓、姜姓惯常相对固定联姻的外戚贵族。就象后世一些蛮夷王朝，诸如辽代的萧姓、满清的佟氏、纽钴禄氏等等，家族就盛产皇后嫔妃。

历史上从上古到夏商周代，早期华夏文明也有很多例似情形。

而鲍叔牙父系族中，虽然会有不少女儿们嫁给了王公诸候家族(极可能就包括管仲这种姫姓旁支)，但父族的男孩们，却大多只能在低于自己家族等级的贵族中找寻合适配偶。

因此，鲍叔牙的母族妻族，很可能来自于地位相对低下的殷商贵族后裔。

鲍叔牙与管仲都岀生于安徽颖上。春秋时，这里属宋国楚国地盘，即殷商后裔主要生活区。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区、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区等。

管、鲍家族居于颖上，类似于辽代某支耶律氏萧氏旁支贵族，任职守护居住在女真、奚人等依附部落区，监管该地。

管仲幼年丧父，少年经商。他的岀生地域与幼年人生经历，显然说明他与殷商贵族后裔有极大关联。

管仲年轻经商时，鲍叔牙经常不计利益地多次投资给赚不到钱、分利润还强占大头的管仲。这背后，大概率是鲍家的殷商后裔母族妻族在运作，是一种长期曲线投资交好。

管仲被鲍叔牙推荐，受到齐桓公赏识提拔。执政后，大兴工商，整军经武。这些举措，与周代当时主流治国执政经验明显区别。好比秘密信仰犹太教的某位贵族信徒，在中古欧洲小国执政后，颁布政令推行各种有利于犹太商人利益的政策，破坏封建采邑庄园旧制度秩序，与中世纪主流执政经验相背离。

与管仲受母族恩荫与殷商后裔有很深渊源不同，孔子的母族颜氏，却是周公旦鲁国姬姓公族旁系后代。

孔子对母亲族系的态度，虽只有委婉提示：唯女子……。但也从中可见，孔子对母族态度并不热衷。

孔子地位提高、条件改善后，对颜氏一族似乎也不真心实意有所关照。他声称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孔子母舅族人)，日常生活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最后饥寒贫病很早就死了。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食割不正不食，比较讲究，但他却老是夸赞颜回的安贫乐道。让人总感觉他似乎在骗颜回，是所谓的捧杀?

管仲家族背景与人生成长经历，决定了他很重视母族妻族。但孔子，却明显更重视父族。

同样是幼年丧父，同样是岀生于母亲族人所在国度，也似乎都是由母族养大。凭什么说管仲重母族妻族，孔子却更重父族呢？

这并不是双标，他们是有内在一致性，是相互统一的。

孔子与管仲的一致性在于：管仲母妻族鲍叔牙家族的母妻族、孔子的父族，他们都是殷商后裔。

他们这些殷商后裔，才会更加重视这种跨国族界限婚姻所生的后代。因为他们才可能需要凭借这种联姻，才更需要依靠这些后代去改善处境、提升地位。

反过来，孔子母族颜氏，本就是鲁国公家贵族。管仲、鲍叔牙父系，同样本就是齐国贵族。他们这样的家族，也就反而会轻视与日益败落的殷商后裔贵族之间联姻，他们也会看低这种婚姻所生后代。因为他们会降低家族的声望，损害家族的利益。

这种跨国族界限婚姻内，地位不同的父族母族，对于后代们各自具有不同态度。

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管仲与孔子都成为了更多地受到殷商贵族后裔支持照顾培养的杰岀人才。他们的根本立场态度，也会因此更倾向于殷商后裔。

他们取得一定地位能发挥社会影响后，就都站在肯定扶持容纳殷商这一边。也经常否定周代当时主流体系，直至秘密地致力于推动复兴殷商。

管仲打着“尊王"旗号，孔子打起"吾从周"旗号，但却都不同程度地照顾发展壮大殷商后裔、破坏周代礼乐秩序。

管仲作为姬姓旁支，却大兴工商，辅佐姜氏诸候齐桓公称霸。不但破坏齐鲁经济旧秩序，也进一步摧毁周王天下旧礼制秩序，加速开启了争霸之世。

管仲身为姬姓旁支后代，都可能因为殷商后裔长期投资交好拉拢，走上资敌挖姬周墙角几近投敌反姬周道路。何况身为殷商后裔中杰岀人才，甚至私下很可能被秘密奉为祭祀教主的孔仲尼？

孔子"述而不作"，改造周公礼为孔礼。(孔鲤者，孔礼乎？)到处联络诸候及各阶层，哪里有乱子，他就往哪里跑。累累如丧家之犬。

四、结语

孔子真实人生，可参考同时代及稍后以色列大卫王所罗门王后裔摩西式、耶稣式的先知、救世主，大体类似。

他主要生存活动于春秋中晚期周代东方诸候国地域。这是殷商传统统治的近中心地域，也是周代殷商后裔被迁移编管时主要生活区域。周公东征大清洗后，安排了众多王室宗亲功勋诸候严密监管这一区域。孔子及其门徒以及诸子百家不少开宗立派者，在这一区域内，都属于被监管阶层。他们的地位与埃及统治下的摩西，罗马统治下的耶酥相近似。

孔子是殷商后裔，他对发展工商业、武装掠夺有爱好。这些技能才是殷国商族建国立族的根本、遗传。他对周朝建国立族的根本，对农耕文化兴趣不大，骨子里极其鄙视厌恶。

这与经后世歪曲后的儒家以农为本、崇尚安定和平等等思想，可以说完全相反。

孔子很欣赏管仲大兴工商扫除夷狄富国强兵，经常吹捧，也有很深研究。

他最喜欢的弟子，其实是子贡与子路。他们一个是大商人，一个是武夫。这两个最有本领的弟子，对他也最崇拜忠诚。他能长期彻底忽悠住国际知名大富豪的钱袋子和牢牢掌控住自家团队中的刀把子枪杆子，显然投注了更多心血。

他常挂嘴边自称最喜爱、树为门面招牌的弟子颜回，其实只是他用来对外挂出的道德幡子。颜回可说是被他捧杀，其实竟是穷困而死!这样的最喜爱，真让人唏嘘。

他另一个农业科技研究员弟子，则被他当众公开骂作"小人哉"。

孔子生活在所谓周王天下的春秋时代，尤其是他主要生活在创制了礼乐文明制度的周公旦直系后裔所主宰的鲁国。这样的生存背景下，他只能高举"吾从周"政治正确旗号。

但他所作所为，其实一直是到处串联殷商后裔。他试图借助东周王朝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的大背景，实现反周复殷。他表面上只是整理周故系统编纂周代文化典籍"述而不作"(好象清代文字狱背景下学者们只搞点考据之类)，其实暗中却搞了很多文化清洗。汉代孔宅墙壁出土的蝌蚪文古文经，(《死海古卷》?《约柜》?)才是他真正的事业。

孔子是很敢打敢杀，很富有冒险投机精神的。

在春秋时期层层封建世卿世禄的现实制度下，他没有多少出头上位机会。他一生辗转于各国，哪一国发生国际争端、诸候宗族争位、贵族下克上之类的外斗内乱，出现了政治投机机会，他就往哪里去。即使被围困很危险，他也能耐心等候。甚至底层贫民奴隶流亡造反，他也主动与之联络，试图寻找利用机会。

孔子父亲是殷商没落贵族祭司武士，后来勾搭上了一位鲁国公室旁系远支贵族家的庶女。他会成为有块小土地的乡镇奴隶主庄园主吗？

恐怕不会。

春秋时，土地世袭层层分封，孔家殷商后裔宋国人身份，没落贵族地位，都不可能在鲁国搞到土地。当时还没有土地自由买卖，有钱也买不到一亩地。

孔家当时的身份职业有两种可能，一是殷商祭司阶层派驻到鲁国乡村的小祭司(类似西欧某封建主公国伯国侯爵领地上一个犹太教堂里的小教士，或一个乡村天主基督教堂里的神父之类)，而且还是有地下传教嫌疑的秘密宗教小头目。

其二就是开了几个孔家连锁书店之类的小文化商人。这是殷商族人老本行，就象欧洲犹太人，专干这个。形成排它性组织团队，也发展得比其它人要好。

所以，打倒孔家店这口号是有渊源根据的。孔夫子家很可能就是开店铺的。只不过到孔子手里，他比较厉害，把卖(南子)人体艺术陶盘木雕、宋国人体艺术年刊系列杂志的连锁小书店，发展成新东方教育集团了。

孔子思想中，其实商人意识很浓地。

比如大商人吕不韦组织人编的《吕氏春秋》里，就记录有一则故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这则记录明显是推销商人思维模式。

子贡赎人子路拯溺故事，究竟是杜撰还是实有其事？

《论语》里孔子否定"以德报怨"，明确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这观点而论，恐怕故事是真实地。

等价交换的商人思维模式，一直都在孔丘思想体系中。甚至是其思想体系中基础性质原发性质思想，因为这是殷商后裔的必然本能。

一东：原来孔子也卖过盘？

周游列国(岀国商务旅游)时，孔子见南子(苍老师)，是去宋国(日本)谈肖像版权收费？

孔子运气好，有子路这样得力安全总监保证他完美避开钢琴师仙人跳……

俞精养：原来孔子也做国际高端人口贩卖生意。……

张新泉

2021立冬修改于浙江杭州钱塘

2024立秋改定于龙江虎林

一、孔子入周问学老聃考析

公元前520，周景王去世。

他死前因各种原因，一直打算废嫡立长、贤，改立庶长王子朝(姬朝)为太子。但他死得太仓促(或因此而被干掉)，还没来得及换太子。只是留下诏书让顾命大臣宾孟拥立王子朝。

但大夫单旗、刘卷认为若立王子朝，他们必然失去权势。于是派剑客刺杀了顾命大臣宾孟，立正妃所生嫡子猛（姬猛）为王，是为周悼王。

单旗、刘卷违先王遗诏，刺杀顾命大臣宾孟，引起满朝文武的愤怒。尹文公、甘平公、召庄公集合家兵，以南宫极为帅，攻打单旗、刘卷。姬猛命令平叛，但他不得人心，刘卷率领的王室军队很快被击溃。姬猛逃出洛邑，向晋国告急。

诸大臣立王子朝为王。

晋国闻周王室大乱，遣大夫籍谈、荀跞率军队渡过黄河，直逼洛邑。王子朝见晋师威猛，无法取胜，遂带百官迁居于京（今洛阳西南）。晋国军队护送姬猛入居王城。姬猛借兵复辟，不得人心，一日三惊，当年冬天忧惧而死,谥号悼王。

单旗、刘卷又拥立姬猛的同母弟王子匄（姬匄）为王，是为周敬王。

晋国军队撤退后，王子朝率军攻打王城，周敬王派兵迎战。周敬王的军队不堪一击，王子朝入居王城。

敬王逃到狄泉（又作翟泉，今孟津金村附近）。周王室两王并立，人称王子朝为西王，周敬王为东王。东、西二王互相攻杀，数年不决。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的大臣召庄公、上将南宫极相继去世。周敬王使人散布谣言，称王子朝之乱，使上天震怒，南宫极是被天雷劈死。于是王城民众人心悚惧。

周敬王复请兵于晋国。晋国遣大夫荀跞率兵入周。

王子朝率众拒守，城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文公等携周之典籍奔楚。周敬王入居成周。

至此，王子朝之乱初步平定。

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王子朝的党徒作乱，周敬王又逃奔到晋国。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晋定公终于护送周敬王进入周都。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春天，周敬王乘吴国攻破楚国的机会，派人刺杀了姬朝。

《左传》则记载：“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春天，周敬王派人在楚国刺杀了王子朝。

孔子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还是周王天下时代。周王室内部当时发生这样一场历时十五年以上的巨变，对他们的人生当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王子朝被晋国逼迫，携带全部王室典籍重器，逃奔蛮夷楚国避难。这件事对于老子、孔子来说，关系当然就更重大。

老子身为周室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长乃至王室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孔子身为殷商后裔祭祀教主，身处这种历史大事件身为局中人，当然会牵涉其中留下诸多痕迹。两人也正是因此背景，才在历史上产生了交集。

孔子入洛邑问学于老子一事，得到了儒家、道家共同承认。

虽然双方就时间地点、事件具体经过，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坦诚对话友好讨论及各自多次发表多种声明，但双方一直始终坦率表达各自对于事件始末的认识而从未达成一致。

这如同老子化胡一事。

同样得到佛胡与汉道汉儒们共同承认，同样虽然双方就事件具体经过，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坦诚对话友好讨论及各自多次发表多种声明，但双方一直始终坦率表达各自对于事件始末的认识而从未达成一致。

老子西行化胡，除了老子据说在母亲肚里超长待机，时长空前绝后、佛陀一出世落地就能口吐狂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以及老子往西去、佛门自西来，这些信息似乎"这个吧，可以有″等若干相关联系之外。

双方身份上又还都各自位列道尊佛祖，功能上技术上换个脸换张身份证游戏人间也不存在难度。

双方理念上也都是讲求所谓出世、空无，操作上又都一样是"我们不差钱、不爱钱"，"非要给钱、送钱，我们也都能给出高回报，都是各种超乎想象地始终只能想象"。

当然，除了这些子虚或乌有，就没有别地了。

孔子入洛问学于老子一事，双方更加有名有姓(这里的老子显然是周室世袭之史官老聃，而不是来历不明去向不定、指李树而姓、孕期超长等等形迹近妖之属。)，各自都有比较可靠身份证。

时间地点、事件经过及内容、后果，虽然存在争论，但都相对清晰有始有末。

且他们又不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化胡""狐化"之类大变活人，仙家手段演出佛门神通展示，自然也就更具可靠性可信度。

主要问题是双方既不承认师徒或师兄弟的名份，也其实并没有具体学术项目公示。

事后既不象学界大佬互抬身价商业互吹的正常套路，又更象各自忌惮各怀鬼胎地话里有话互相恐吓或细思极恐。

这就有点儿古怪，会让后来人难免要疑惑其事件经过更具体真实情况，甚至要努力找寻蛛丝马迹以求合理解释、发覆真相了。

因为说到底，事情发生于王子朝之乱、周王室典籍宝器出逃这么个大背景。老子是周王室文化典籍方面事务的负责人，孔子当时表面上是入洛邑访问学习旅游考察，但他实际身份是殷商余孽头子，携带的队伍庞大此行目的也复杂。

最后结果是，老子出关西行溜之大吉，孔子满载而归后，回鲁国大办新东方广收门徒有教无类。

当然，庄子在《天运》中，记载的是孔子五十一岁(约公元前502年前后))时到沛地(大概是老子故里鹿邑附近)找老子问道。

那时候王子朝刚被他的好二弟刺杀死了一两年，王室典籍重器大概也刚被老子这些臣子们瓜分各自散伙跑路。

孔子这时候就赶紧跑到老子老家里去找他求学、问仕么道？

盘他的道还差不多。

儒家版本里，孔子十几岁在鲁国都还没混出个人样，就已经不远千里跋涉万水千山跑到洛邑，还能找上门去跟老子问礼聊天打屁，那当然可信度极低。

反倒是《庄子》的记载时间、地点更可信。

公元前502年前后，王子朝都被杀一两三年了。老子当然不会还在几经兵火一团乱糟典籍早已流落四方的洛邑，去等什么孔丘来参观旅游访问考察。

但庄子说孔子向老子学道，那一大段对答，大约也全部都是曲笔，要另行译读。

孔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子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姑妄剧本之:

孔子及弟子到老聃家中拜见，拿出呈上几片蝌蚪文字木简，请老聃指教。

孔子:先生，这是我的弟子子贡从一位燕国商人那借出来的。这上面的文字大家都没见过，都不认识。不知道你在洛邑国家图书馆博物馆里，有没有见过类似东西？

请您鉴别一下。

老聃看清木简文字后眼神一亮，随后又若无其事地说道:这种文字很奇怪啊，我好象从来没见过。

又问子贡:它是那个燕国商人家里家传祖藏的？

子贡:燕国那个叫马末知(字"都卖")的商人，说是他自己做生意时买来收藏的。据他说，是去箕子朝鲜国那里买皮货时，从一农户老太手里淘来的，只用了一把豆子就换到手了。

老聃微微一笑:来历很神奇啊。这种竹木简你们手里还有多少？要不都拿出来，咱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子贡:我只借了这两片，借时就和那位"嘛都卖"说好了，下午回去就得还给他。

先生你也没有见过这种文字吗？

老聃:可能是几百年前你们殷商人用过的，但我没见过这种。仲尼，你们应该比我更熟悉它们吧？

孔子(周星驰旁白:想学吗？我教你呀！):我们也是这么猜测，已问了不少人。但大家都说没有见过。

辞别老聃回到住处后，孔子与弟子们商量起来。

子路:怎么样？我觉得这老头儿应该是知道地，他那眼神我看明显是认识这些文字。

孔子:我也觉得这事可以确定了。大家说说，怎么办？

子贡:本来我们就是不管他们家是否知道、知道多少，都要动手消除这个隐患。

这次难得他们家全族都跑回来聚在老家，还可以斩草除根。我看可以下决心。

子路:在城内动手只怕不好撤离，影响太大。楚国这里我们这些年布局的人手不多，这事办完了恐怕还全都得撤走。

孔子:子贡、曾参……，你们几个明天多找一些人，把我给老聃的这个评价尽快宣扬出去:"其犹龙乎……"，让楚国这边上几座大城的人都知道。

仲尼与弟子走后，老聃立即把家人召集到一起。

除了留下长子撑门面装样子，其余人连夜携带典籍分散往西(陇西李氏)、北(赵郡李氏)方向而去。

王子朝之乱前后，孔子西行入周，求教于老子。与西汉初年，晁错求传抄隶书今文《尚书》于伏胜父女、司马迁求学蝌蚪文字古文《尚书》于孔安国，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尤其是与司马迁求学于孔安国相比，简直是两场互为双距四百年的完美反向操作，仿佛是对镜子操作。

目的一致，身份相似，剧情如有雷同却完全不属巧合。

三个场景，至少有五方学术大佬，全都是奥斯卡影帝级高手。

只有那个自己强行混进片场，后来还在别的片场玩掉了身体零件的司马家小子，演技全凭拼爹及官方背景，疑似仅够地区奖项金马提名入围级别。

二、都尉朝考析

从西汉时期的孔安国开始，蝌蚪文字古文《尚书》就有了清晰的师门传承。

但在一开始，这师门传承里就混进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人，史书记载为"都尉朝"。

他是孔安国之后，传承蝌蚪文字古文书经的第二代，也是独一无二单传之人。

蝌蚪古文尚书第三代传人大小蚂蚱三四五个，第四代第五代就开枝散叶到各地了。

但第二代，就只有这么一个"都尉朝"。

孔安国也教了别人，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里就自称专门去求教学习过。但司马迁和别人都学不了学不会。只有一个都尉朝学会了，然后传了一大堆徒子徒孙。

有意思的是，后世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姓氏(应有所据，即历史上有这么一个都尉朝家族曾经存在过)，而不是姓名之全称或官职加名字之合称(如后世"正钢少将、立军局长、本山营长或台长、得肛社长"之类圈内人之亲切称呼)。

中华姓氏来源中，确实有这么一类来源各有各的奇特之处姓氏。

那么，"都尉朝"，它是怎么来地呢？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何孔安国单单只传授蝌蚪文字给他呢？

都尉之名，按官职名称而论，其来历颇为纷杂，有一大堆"都尉"。

但与孔安国、《尚书》都能勾连起来，则是汉景帝时，改主爵中尉为都尉的这个都尉。

这个都尉比较特殊。它分管诸侯事务，与鲁王、孔宅壁、孔安国、蝌蚪文字、都尉朝，都能建立起一点联系。

不止于此。

景帝初年，因骤然削藩而致七国之乱。战乱初起，主张削藩的晁错就被杀了。

他被诛杀始末过程比较戏剧性，史书记载有些离奇地莫名过于详细。

比如腰斩于市这段:

"袁盎请求单独奏对，向景帝秘密献策斩晁错以解危局。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

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他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中尉、上朝议事、朝服。

都尉朝如果真是姓氏，那么设立此姓氏以为纪念，所需要的、该有的元素似乎都有了。

虽然复阳候陈嘉这个中尉，是所谓"执金吾"，相当于西汉都城长安的卫戍司令兼御林军统领兼公安局长，远非后来改为都尉的立爵中尉可比。

从史书记载之详情经过，不难推断，景帝所派中尉陈嘉，应是晁错、汉景帝君臣师徒之间非常熟悉之人。三方也都是互有数年十数年君臣师徒与小圈子同僚情谊，相互间彼此有最高信任值之人。

十几年前，晁错以代表汉室的官方身份，被汉文帝派往儒家推出来献《尚书》的伏生那里，去学传隶书今文《尚书》残本。回来后，他就被安排到景帝身边做太子管家、师傅，也被景帝倚为智囊。

汉室与儒家围绕着《尚书》征求，有一系列持续数十年、几代人的往来互动。

倘若不知其背后根由，对于晁错的这段人生经历，读史者大都会随意放过。乃至只知伏生父女而不知晁错者，恐怕比比皆是。

然而，知晓了秦皇汉帝们收集、禁绝、征求《尚书》的背后根由，就不可能忽略、放过晁错这段人生经历。

晁错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他在汉文帝、景帝父子那里的特殊价值，有人可以替代吗？他有被诛杀、腰斩的可能性吗？

收斩晁错(时任御史大夫)这样位列三公的大臣，起码应经由廷尉下狱论罪程序。但却宛如精心设计过具体细节步骤的戏剧一般，景帝、陈嘉、晁错每人都在按剧本演出。

由此，有个大胆假设:

晁错当时其实并没有真地被杀死。

景帝、晁错、陈嘉只是联合布设了一个骗局。针对的除了发动七国之乱的朝野对手、敌人，还包括大概率已参与、卷入七国之乱，且很可能手中握有历代传国秘宝或知其线索、实情的儒家、孔安国家族。

因七国之乱骤起，汉廷、景帝君臣应对起来确实显得颇为仓促，一时间内外压力很大。

代表七国势力的袁盎(此人在七国之乱及削藩风波彻底平定后，即被梁王射杀。同年，丞相陶青免。他是否如汉武帝时被免丞相一般例行自尽，未知。)，公然向景帝献上所谓密计，要求回应七国叛军"诛晁错"之旗号，景帝、晁错、陈嘉反复磋商后，定下了这个剧本。

为缓和局势，为了麻痹七国及朝野叛乱势力，为了争取更多时间，晁错可能甚至主动提议接受七国叛军条件。

虽然事起仓促猝不及防，应对也就慌乱失措。政治效果、实际后果也远不及预期，试图缓和拖延之目的，与叛军反而受到鼓励变本加厉之结果相距甚远。将计就计的策略，实际上是一场完败。

但计划既已确定，剧本已经演完，当然也就无法更改。

倘若计策成功达到了效果，反倒以后晁错还有复活机会。一场君臣都大丢其脸的"妙计"，是没法子翻案地。

此后，晁错就从正式舞台上消失。

汉廷宫内、景帝身边，则多了一位姓"中尉朝"或"都尉朝("晁"字之"错"乎？)″的侍从(汉武帝之前，宫内并非尽是宦官太监)。他出谋划策协助景帝，快速处理了七国之乱及一应乱后安抚事宜。

没多久，他又以主爵中尉更名后的都尉这一官方身份，随平定七国之乱后由淮阳王改封为鲁王的皇子，到达鲁王的曲阜封地。代表汉室，就近主持办理与儒家、《尚书》相关一切事宜。

他此后人生经历，与明成祖朱棣时的大臣胡濙有颇多类似之处，可以互相比较、联想、印证。

儒家残余、孔子后人很可能也有参与七国之乱，其把柄已掌握在一直关注着他们的都尉朝(晁错)手中。

毕竟，七国之乱初起之时，声势很大。他们主张复周礼分封古制、反对行郡县暴秦乱制，吴王楚王都重视商利，这些主张更合乎儒家、孔氏口味。参与牵涉其中，也不奇怪。

晁错以此要挟孔氏、儒家，要么交出传国传世秘宝或其线索，要么再遭受一次更彻底的"坑儒"。

孔氏、儒家迫不得已，不得不交出孔宅壁内所有秘藏。同时，又以蝌蚪文字为孔家独知秘传为倚恃，反过来要求汉室、都尉朝(晁错)让步、妥协。

传国传世秘宝或线索究竟是从此落入汉室之手，还是早已被纣王焚于鹿台、箕子等埋入甲骨坑之下、被秦皇随葬于秦陵、散于其它殷商后裔之手世代保管(鬼谷子之流、殷商祭祀武士团后裔？)，暂时无法确定。

但禹碑及蝌蚪文字、金册玉牒，东汉时已有文字资料记载，宋代以来更有实物传承至今。那么，它们此前就被焚、埋的概率甚小，落入汉室之手概率却很大。

由于蝌蚪文字是孔氏独门绝学，汉室不得不妥协。当时书籍、人才又极为稀缺，为了安抚儒家招为己用，也要给予相应礼遇。

但为防止孔安国继续留存秘密家族私传，可能藏有传世之秘的蝌蚪文字古文《尚书》，它的学习传承，就不能象隶书今文《尚书》残本那样，公开广授。它只能掌握在汉室手里，只能传授给汉室指定的都尉朝。

孔安国传授蝌蚪文符之字面文章给都尉朝时，是否仍保留了最隐秘之不传之秘？

大概率是有所保留。

但蝌蚪文经已全被汉室拿走，表面文章也全都传授给了都尉朝。留在孔氏家族手里的，也仅剩一点只可世代口耳相传，可以不必、也不能行之于文字的最后秘密了。

或许，它也是历代孔家传承真正的最后依赖。

都尉朝掌握了孔宅壁蝌蚪古文《尚书》，经汉室审查后，又传授给了汉室认可的官方博士。继续研究，以求发掘内中传世之秘。这些人就是西汉末、新莽、东汉时期，古文《尚书》派的来源、主力。

他们一代代研究的成果，也是东汉各家书经、易经、谶纬、《说文解字》文字学之类学说的滥觞。

都尉朝:夫子，你认识我吗？

孔安国:晁错！此"朝"非彼"晁"，只是彼"晁"之"错"？

你搞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了什么？

都尉朝:为了什么？为了完成先帝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不负先帝、陛下两代帝王的信任、重托！

孔安国:……

上述推断，可以澄清一些历史谜题，也有一些合理性。

当然，证实证伪，难度都比较大。

汉代学术，都是家族世袭掌握。晁错既学传今文《尚书》于伏生，十几年时间，晁家亦可成为汉室所倚重信任的学术家族。

也许，晁错当时真地被斩了。都尉朝就是这一家族中学问最高的晁错亲属后代。

景帝为了纪念主张削藩、被自己在紧急时刻枉杀错杀的晁错，特改主管诸候藩国事务的主爵中尉为都尉，赐姓"都尉朝"以示不忘其功、不忘己过。

如果是这样，这位"都尉朝"与孔安国之间的后续互动，恐怕就没有晁错去主持时那样强势了。

总而言之，都尉朝，大概率与晁错有关联，甚至很可能就是晁错。

姑妄言之，聊备一说，且供参考。

附:

晁错、都尉朝，都是代表汉室同儒家就《尚书》直接打交道的人。

换言之，他们都是知道《尚书》背后有什么名堂的人。

这样的人，与后来那些传习《尚书》的普通官方博士、儒生、子弟完全不同。

虽然也许晁错、都尉朝他们同样并不知道传国传世之秘宝，具体是些什么样的内容。但仅仅是他们知道《尚书》里头有名堂，他们就与其它一无所知者完全不同了。

他们很可能生是随侍汉室历代帝王宫内之士臣，死也是陪葬刘家世代帝王陵侧之鬼仆。知道太多，也就没有太多自由可言。

由此，晁错、都尉朝及其家族，到汉武帝时非宦者不能入宫侍帝王左右后，或许又有一分支变成了世代宦者，被赐了"曹"姓。

汉末之曹腾，或许即是此族之人。

曹(此沛国谯曹与都尉朝、晁错之晁，也太牵强了！)魏、晋司马氏(此温县司马与韩城司马，又不知曲折关联几何？)，也都与孔安国、《尚书》有关联吗？

凡与《尚书》关联，《诡秘之主》小说所谓的非凡特性聚合效应就会显现？

三、贾谊之"贾"

西汉汉文帝，曾指派晁错代表刘汉帝室前往伏生家里，去学传伏生述献的汉隶今文《尚书》。

同时期他这位史上公认的"圣主"又"屈贾谊于长沙"，还指派贾谊去当时属蛮荒长沙国。召回贾谊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天问鬼神"。

晁错与贾谊，都是当时汉文帝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信任、也被公认为最有智慧的两大才子。

晁错，上文已有对"都尉朝″的考析，大体推断了他与《尚书》蝌蚪文字之间相关的来龙去脉。

那么，"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呢？

他被汉文帝派去长沙国担任长沙王吴著太傅(这职位在汉初比二千石之郡太守高、比诸候国相地位也更尊贵)，吴著是西汉最后一任异姓诸侯王。

此后，长沙国就成了汉景帝儿子，东汉皇帝们始祖长沙王刘发封国。

西汉文帝时，长沙国是惟一异姓王吴芮及其后代的封国，早期曾领有长沙、豫章、南海、桂林、象郡五地。后三郡当时其实是南越赵佗地盘，豫章郡后来也是九江王英布所有。

长沙国的长沙郡、豫章郡是衡阳衡山、潜山天柱山(古南岳)所在地。吴芮之"吴"姓，其始祖可追溯到商周鼎革时代之吴泰伯(文王姬昌之伯父、武王姬发之伯祖)。

从地理与历史、宗族渊源、关联上来说，长沙王吴氏在汉初时代，已是最可能与禹碑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发生关联，有最多相关信息联结嫌疑的人选。

汉文帝夜半虚前席召贾谊问鬼神，问的是什么鬼神呢？从把贾谊派往长沙来看，"圣主""屈贾谊于长沙"，其实是有鲜明指向，是指派有任务地。

单以后世长沙国相老婆辛追墓中考古出土之帛书文物来看，贾谊当时恐怕其实是担任了两千多年来第一代"《尚书》专案组"的副组长兼首席专家。

他到长沙国办差事，应该是没能完成任务。

贾谊后来又被派给梁怀王去做太傅，因为梁怀王堕马受伤去世，他也因负有教导上的连带责任忧俱而死。三十多岁就英年早逝。

这就完了吗？

贾谊后代贾徽，精通今文、蝌蚪古文《尚书》，是汉字"六书"理论创始人。

这就完了？

贾徽后人贾逵，东汉通儒，两汉今文古文《尚书》之集大成者。

其弟子许慎，著有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这回，就该完了吧？

贾诩，贾谊后代，东汉三国时之鬼才，汉室覆亡之最大祸手(董卓、郭傕李汜之谋主)。

曹魏代汉之首批功臣、篡汉的魏文帝曹丕最主要的智囊。

晁错→都尉朝……→曹腾……→曹魏

贾谊→……贾徽→贾逵→……贾诩

汉室帝王所倚重、信任的两大《尚书》家族，至此合流。

已经麻木了！这就完了吧？

贾充，晋司马氏篡代曹魏之首席功臣，晋武帝伐吴，天下一统之前线战场总司令。

其女贾南风，洛阳武库大火当事人，八王之乱肇始人。

西晋之兴覆，贾充父女一家分任之。

终于完结了吧？

曹寅，康熙玄烨之奶兄弟。

清廷派驻江南之特务头目，世代职掌清廷"《尚书》"专案组组长。他是清廷研究《尚书》《易》经的专家级学者，著述颇多。

其孙曹雪芹著《红楼梦》，原名《石头记》！

主角姓贾！名叫贾宝玉！衔通灵宝玉而生！

开篇就点出石碑蝌蚪文字！

这曹家、贾家，世世代代大才子辈出，竟然与一块石头较了两千年劲！

强悍！

显然，大文学家纨绔子弟曹霑，成年时家道已中落。他虽然已不知核心机密，但也能从父祖辈日常言行中窥知其中一二玄机。

他大约也知晓曹家、贾家，世世代代是为什么辛苦为哪件事忙！

由此，历代帝王，哪怕是由东北野人山野猪林下山出林后入主中原的满清蛮夷，他们对传国传世之秘宝，都一直至少是"略知一二"，并且都一致地"一直在保持关注"！

另:

错，合九州之铁，难铸此大错。早期它是货币的别称。

贾，本来就是商的另名。

贾谊姓"贾"，晁错名"错"，单从这两字来看，他们的家族也是殷商余孽？

汉文帝一开始就选他俩为《尚书》专案组组长，仅仅是巧合吗？

虽自然不是与虎谋皮，但岂非与狐谋皮？

贾谊因梁怀王坠马而陪葬早死，晁错更是腰斩东市。

曹寅家族最后是抄家，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尚书》专案组这活真不好干。动不动就是"知道的太多了。"

种种匪夷所思，亦由来有自矣！

大学时，翻《红楼梦》十几遍，历年来购阅各家《红学》研究刊、著数十百计。

当时所为莫名其妙，如今思之，亦非偶然。

晁错，第一任《尚书》专案组组长 。

曹寅曹頫，最后一任《尚书》专案组组长 。此"曹"若是彼"晁"之贾、错，则晁、曹之世代相继，亦可谓有始有终矣！

晁盖，名列天罡地煞镇魔碑下的天书榜单。虽是小说家言，但也不是毫无丝缕关系。

汉景帝时诛晁错的丞相陶青，他的后代就有汉末时的徐州牧陶谦。陶谦部下劫杀曹腾养子曹嵩抢走宝物数十车，引发曹操徐州大屠杀。

陶青杀晁错，陶谦杀曹嵩，虽然似乎都是别人借刀杀人，但也算有始有终。

陶者，夏、越之臣陶朱公的后代吗？

安倍晋三的祖先安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又作朝衡。

晁、朝，古代就是互通可假借的。他们家族之本来，是否晁错之后代、分支？

张新泉

2021年小雪作于武林龙湖

2024年立秋改于龙江虎林

我以前看“不见冢”大墓，推测是王子朝的墓地。

其中说“不见冢”所在的地方，是晁姓的发源地。晁姓是王子朝的后裔，“晁”是朝的异体字。

-------

支持你的推理：晁错和都尉朝可能是一个人。

都尉朝=都尉晁

一、伏生献今文《尚书》、孔宅出蝌蚪古文《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儒家还没有摆脱战国竞争时代，各国为招揽人才而礼贤下士的那一套旧的入仕晋身、君臣互动模式。

他们试图继续用老一套售卖手段，玩各种前倨后恭、阳奉阴违、制造舆论施压等等骚操作。结果却踢到了铁板，惨遭"暴秦"降维毁灭性打击——"焚书坑儒"。

秦末大乱，汉初也不太平。

吕后死后，朝局动荡。汉文帝是宗室、群臣会商共议后所立，底气有限。

在秦始皇以来的几位皇帝(包括吕后)里头，他的真实地位恐怕连汉惠帝都不如。他的实际权位，甚至与秦二世胡亥情形大体相似。

外有匈奴连年侵逼，内有诸候王、老臣宿将指指点点。

焚书之后残存的儒家主力，一直没有参与秦末战乱。

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外围非主流儒生，在汉初虽然混进了队伍也拿到了饭票，但并没有什么太高地位。

秦代法家那一套虽然在汉代已不再通吃独赢，但其势力仍然不小。汉初时的黄老道家则方兴未艾乃至制霸朝堂，要到武帝正式亲政之后，他们才渐渐失势。

所以，汉朝廷汉文帝向天下征求书籍时，儒家的反应很谨慎。

尤其是汉室皇家下诏求书求贤时，再次将重点直接钦定到《尚书》这套儒家最重要经典上，他们的反应更是如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

儒家派出了一个九十岁老头子伏生，让他去献上据说是当年冒死私藏在家宅墙壁里的，用当时流行的隶书所抄录的《尚书》版本残篇28、9篇。用这套残本去打前站试探、观望风色。

九十高龄的伏生，自然已经记忆不好口齿不清方言太重。他给汉文帝指派来的晁错讲《尚书》残篇时，别人甚至根本听不懂。必须要经由他那能听懂的女儿去转述。

这番操作，可谓极尽小心谨慎之能事，已经尽最大努力把所有可能风险都降到了最低。

精心挑选出来的残篇，大约都是经过反复挑检审核。甚至多有被再次"述而不作"过，表面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

当年那些曾引起所谓儒法斗争，据说直接引发焚坑惨剧的论述，诸如尊君集权与复礼分权之争、封建与行郡县之争、世卿世禄与军功爵禄及选拨官吏之争、周官周礼与秦官秦法之争、井田农商并举与废井田重农抑商之争，等等之类的，必定经过多次讨论后，很是花力气已经"笔笔削削"了一番。

九十岁老人，记忆缺失、口齿不清，又是经过弱女子之口再转述出来。万一还是有问题，也有足够推脱卸责的理由、纠正挽回的余地。

就算真地又有问题，就是秦始皇再世，大概也不会给九十岁记忆不好口齿不清老人、中间转述的女子定罪。更不至于牵连到还来得及澄清细节、再次划清界线的儒家主力残余吧？

总之，从伏生献书的各种细节来看，可轻易透视到焚书坑儒后，儒家劫后残余惊弓鸟们的万般谨小慎微。

那甚至已远不是后世历代儒家给予精心保护保存文化典籍的老学究伏生，那些各种美化褒扬所能掩盖得了地。

毕竟朝堂局势复杂多变，新君汉文帝虽然已逐渐打造出"喜爱读书、仁善温和、体贴臣民"人设形象，也颇符合儒家所谓"大有明君之相"。似乎值得下大赌注去投资、靠拢。

"望之颇似人君″的圣主下诏征书求贤的机会，不能不抓住。但是，惊弓之鸟们还是不敢直接拿出压舱家底，更不敢献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

伏生献书后，汉廷的赏赐很丰厚。

伏生的弟子都被请到长安授予学官，得到了近侍帝王、大批招收王公大臣弟子授徒传学机会。

所谓的今文《尚书》学派，由此奠定根基。他们也终于直接大口喝到了权力的鲜美头汤。

当然，随着汉文帝杀妻儿、亲舅证道；在细柳营阅兵时惨遭当面打脸，失尊损威还得唾面自干捏着鼻子认下；在朝堂形势复杂、诸候王蠢动背景下，召见写下两汉第一雄文的贾谊入宫，却不得不传出虽然"夜半虚前席"却"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不知谁更"可怜″；岁中数迁，最终却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

而后又是汉景帝即位、七国之乱，当年派出来征传《尚书》的晁错背黑锅被借头一用；内战一场平定七国乱后，又是废太子、诸姬争后诸子争位、太后景帝梁王"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来回讨论昔年之诺……

种种眼花缭乱，儒家惊弓鸟们羡慕嫉妒恨伏生门下今文《尚书》派获得完美开局之余，恐怕也在不无心惊地为自己当年的谨慎频频点赞。

当然，到了汉景帝晚年时，如果不看朝堂细节而只从总体上观察，那么天下其实已经安定休养生息了数十年。

国力早已恢复成长，盛世已然可期。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室威权日盛，朝堂格局也渐已稳固。

这种整体安稳大局下，在诸姬争后、诸子争立的关键时刻，如果再不出场，将来不要说喝剩汤抢骨头了，恐怕连屎都吃不上一口热乎地。

于是，儒家劫后残余终究决定孤注一掷，弄出一场鲁王修宫拆迁工程坏孔子宅壁大戏。

新瓶旧酒套路，再次墙里开花，又出土了一大批儒家蝌蚪文字古文经典籍。直接向汉室皇家展示:库存底货，全在于此！

夹杂在众多典籍中的蝌蚪文《尚书》，一经抖落灰尘，便直扑前线引发争议。以古文古本高贵姿态，把今文《尚书》往食堂餐桌外面推挤。它们不但量大管饱多出十几篇经文，而且全是用蝌蚪文字所书写。

绝对不是今文《尚书》派土包子们能看得懂的高级货。

选择从鲁王下手出场入局，既有孔子圣人居宅之地利方便，也许还经过反复权衡。

汉景帝诸子中，鲁王既稍长，又与长沙王等关系更亲密(长沙王母唐姬曾为鲁王母程姬宫中侍婢，程姬还生有江都王、胶西王，似乎也很受宠)。虽然有口吃小毛病、好声色犬马等正常帝王通病，但似乎有更多一点争位优势。

一旦鲁王最终成为太子，他与古文《尚书》发现之功这段故事，就可变成圣人垂青、渊源深厚的佳话。

万一他落选，治宫室而坏圣人居宅，又可变成跋扈违制、肆意不法的切实罪名。可以变成向新太子告发站队投机、政治碰瓷踩一脚，抬高古文《尚书》声价的退路。

然而，谁都万万没能想到，包养主人翁的长公主在后宫争位诸子争立斗争中，为了一句"金屋藏娇"而上下蹦跶并主导了全局。

年幼的刘小猪(比鲁恭王小，比长沙王大几个月)，与曾为人妇生有女儿的人妻、入宫后极谦卑的王绿茶，最后竟然杀出重围双双胜出，成功地传奇上位。

当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圣人诚不我欺！

千谨慎万小心，诸多权衡反复考量，终究还是竹篮打水一片痴心错付。

二、秦皇汉帝，所禁绝、征求的究竟是什么？

在儒家版本秦皇汉帝们围绕《尚书》与儒家的各种互动中，有一个根本问题长期都被儒家所消解、掩藏。

什么问题呢？

两三千年、几千年来，历来被视为夏商周历代传国传位宝器的夏鼎、金册玉牒，究竟被这帮殷商余孽们给弄到哪里去了？

站在帝王角度，无论是秦皇还是汉帝，他们都是不用管中间曲折复杂过程、各种阴谋算计虚假掩护地。

天下归一后，夏鼎、金册玉牒的最终下落，当事人与知情者，追根溯源，不在周王宗室姬姓、六国诸候贵族手中，那就只会在殷商余孽手里！

一个简单的事实:

秦皇禁书焚书后，为何到了汉初求书，其它书籍都不征求，唯有《尚书》似乎"已被禁绝"，单单专门下诏征求？

因为只有《尚书》里才有线索！

什么线索？

禹碑蝌蚪文字、尚书洪范文本、金册玉牒夏鼎之关联及背后秘密被彻底揭晓前，后世人尤其是近现代人已经完全不知晓。

但是，距离夏商周最近的当时人，秦皇汉帝们，他们可绝不会完全不知晓！他们也绝不会装聋作哑装睡装瞎从不过问。

围绕着《尚书》，儒家历来都有各种诡异表现，争斗激烈。

他们真地只是文字、学派及权位之争？皇权总在他们背后挑动，所为又何来？

甚至历朝历代诸如唐代韩愈、宋代王安石、朱熹等这些当时的真儒大儒们，他们都到处找蝌蚪文禹碑，也根本不是文字考古猎奇。

身为朝堂与儒家最顶层成员，他们大概率也意识到了其中真正奥妙所在！

秦皇的焚书坑儒，除了各种儒法斗争等等之类表象，背后显然还是以最严厉措置手段，要逼出殷商余孽们手里的底牌。要为天下一统、政权道统合法性去锦上添花或消除隐患。

如果实在逼不出来，那就干脆彻底埋葬好了！不交出来它们来，尔等就全给它们陪葬吧！

千古一帝也可以不太在乎这些个所谓天命象征的古董。没有它们，重新制作受命于天的传国玉玺与各种传国新典章制度好了，照样传之万世！

然而历史事实却证明，这个问题上，秦皇他太想当然了。

一些"亡秦者胡也"之类的政谣符谶、鱼帛狐篝这些鬼画符，在动摇人心、啸聚山林、亡国灭族上所能起的作用、后果，只可高估却不容忽视。

汉帝在天下安定朝堂安稳后，有空闲可以腾出手来时，想要锦上添花或消除这些道统传承、政治合法性上的潜在隐患，也要有针对性地专门特别下诏，点名征求《尚书》！

伏生献书为何要被设计得如此曲折离奇、传说神奇？

因为汉室与儒家残余心中都你知我晓心知肚明，《尚书》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引得帝王不能不特别下诏！

汉初是黄老道家当权，这是比法家更让儒家头疼、更需要小心谨慎应付的对手。

法家只是一帮从儒门分离出来的，只是大略知晓《尚书》里头有鬼有线索，但却不并知其所以然的埋头实干糙货。但表面上逍遥自在的道家，却是一群源传自上古，历史更加久远，连儒家底裤是什么颜色都门儿清的真神假仙。

孔子入周问道于老聃，回来后与殷商后裔们议论老聃。孔子明话说的是:"其犹龙乎？……吾不知也"。翻译过来就是:"那个老泥鳅太滑不溜手了，他们家到底知不知道当年的隐情、知道多少？我探不出真实情况。"

孔子学问没有老聃大？

这真可能是最大笑话。

孔子宅壁蝌蚪文经，为何只有孔安国能读懂？天下其余的儒、法、道，有一个算一个，不是针对谁，你们大家全是垃圾，你们全都不认识！

老聃就认识吗？

与埋在殷墟里的甲骨文相类似的文字文章，老聃知道吗？见过吗？

只有一部《道德经》传世，修身养性问神仙，可以养生，可投其所好侍帝王权贵。

这样的老聃，比孔子学问大？所以折服了孔仲尼？

当年老聃与孔子经过一番你来我往讨论学问、试探与反试探、侦察与反侦查之后，孔子交待出了"其犹龙乎"的定语。

这明白实黑的话语若是细究起来，其实狠辣得很。它完全可以说成是让那些殷商后裔听众们去仔细权衡得失，要不要施屠龙技宰了那条老泥鳅。

老聃见完孔子后呢？

果断出关西行，果然滑不溜手不知所踪了。

周室日渐衰微，连尊王攘夷的诸候争霸都已然到了尾声。殷商余裔蠢蠢欲动，势力早已不可小觑。

姬姓诸候环控监视之下，宋襄公居然竟然意图争霸。殷商余孽祭祀教主孔仲尼，居然在创造周礼的周公领地鲁国混到了司寇大位，上台就诛杀对殷商余孽构成威胁的少正卯。

来者不善，世袭王室史官微薄禄位已不值得冒险。

孔丘人高马大，虎父无犬子，都是祭祀武士团成员。做了教主假装斯文后，身边保镖头子子路也是猛男。

怕了闪了，告辞不约，后会无期！

老聃西行，退入到周族祖居地。周王室再衰微，殷商后裔势力再大，祭祀武士当年威名再大，也伸手不到这里来。

等到老聃家族以道家创始人身份再出场时，甚至祖籍身份也改成殷商故地了。

大家都是殷商后裔了，就不要内部消耗。打打嘴仗就好了，动刀动剑伤到花花草草，有违道法大自然哦！

至于你们儒家那点秘密吧？究竟有没有那个什么东西？上古老祖宗们究竟有没有传下来什么话？你们继续猜？

汉初时的黄老道家，有留候张良这样祖上五世相韩、流氓头子汉高祖钦定汉初三杰的功勋重臣、显贵世家作为后盾担保。

劫后之余的儒家，惹是惹不起他们地。

若再考虑到以造箭技术闻名于世，方才跻身战国七雄的韩国。而五世相韩的张良家族，其始祖张挥公为当年辅助颛顼帝的世袭重臣，正是弓箭、夏历创始人。那么，张氏家族可谓夏国所遗巨族。

汉初时，他们这批传自上古的道家，与老庄这些周室所遗贵族拼凑出来的新道士们，已经勾结到一起。

对于殷商余孽的儒家而言，他们甚至都可谓是沆瀣一气的累世之仇。

在汉初黄老当道之时，儒家是不可能确定道家、汉室究竟知晓多少实情的。

汉帝既然放弃了秦皇用过的威压手段，而改用了利诱方式，那么儒家再一味对抗也就没必要了。那就响应征诏，多少送呈一些应付一下再试探试探。

道家反应平淡，汉室亦很安静:我们不急，请继续你们的表演。

看来他们确实也只是怀疑而无法确定，那就再上一点干货，先抢几口热乎的！

附:

一、后羿姓什么？

黄帝之后的先秦时代，世官世禄，职业、专门技术技能都是家族部落世代沿继的。

黄帝后裔青阳氏族，从张姓始祖挥公制作弓箭，成为颛顼重臣赐姓张氏开始，一直到五世相韩以制箭工艺闻名战国的张良家族，都世代牵涉乃至职掌道家宗教事务、弓箭制造。

可以说在先秦时代，但凡涉及到道家、弓箭的历史大事件、名人，必然都会与张氏家族有所关联。

后羿以善射闻名，又有以重臣夺夏国而致少康失国之记载。

大约篡位后，因天下大旱他还有所谓神箭射日的壮或蠢举。

其行为大约与后世山东军阀张宗昌炮轰龙王爷类似？

他老婆嫦娥则偷了他的不死药，飞升奔月了。这些传说、野史虽然是不经之谈，但却也表明他与古代的道家宗教有所关联。

显然，他也有很大概率姓张。虽然善射与善制弓箭，老婆偷吃不死药奔月与他射太阳修仙都不是一码事，最多只是相关性比较大罢了。

从黄帝至满清，五千年里，张姓从始祖挥公辅颛顼帝开始，如张良家族世代相韩，到满清时以"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知名的张廷玉父子齐相。

历朝历代，张氏名相辈出，数量之多，远超所谓的南陈北裴。张姓名将也不乏其人。

但历代以来，张姓作为人口最多的姓氏之一，却极少称王称尊者。这种客观事实，从概率学统计上论，甚至算是一个有问题的谜题。

五千年里，也只有疑似张姓的后羿(及寒浞，亦善射，但据说是车正世家。儒家六术射、御者也)、五胡十六国时尊奉东晋为正统的前凉张氏称王(其家族故事，也颇有类似后羿寒浞之处)、金灭北宋后短暂立张邦昌为楚帝(逃出见赵构后立即奉还)，再就是明末造反头子所谓的大西皇帝张献忠了。

最有意思的是五代后周北宋初年时的张永德。

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与柴荣有争位资格而不争。甚至据说他早就知晓赵匡胤有帝王之相，反而屡次示好照顾提拨帮忙。

北宋建国后他受封国公，安享富贵直到赵匡胤赵光义都死了，到宋真宗时活了七十二三岁与孔子同寿才善终。

穿越小说中，那些各种骚操作、努力奋斗后好不容易才见得到他一面的穿越者，与他聊天后大约都得羞愧死。

穿越者:"你不知道柴荣、赵匡胤将来都会当皇帝吧？我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张永德:"可是我早就知道啊！我没有什么想法！"

据说是因为玉皇大帝姓张，张姓在人间就不可再为君王。

张家人只要混到了一定级别，就都知道这款《地球文明》三维真实游戏里这个游戏规则设定。

二、司马迁与孔安国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记载了汉代初年今文、古文《尚书》的始末由来。

他还自述了一段亲身经历。他专门跑到孔府去，向孔安国请教过学习蝌蚪文字。但他学习了几个月后，结果仍然是茫然不知所谓。

孔安国:这些是能让你学会去地吗？那才是真怪事了！

世袭史官什么的，咱们孔家人最警惕最讨厌你们这帮子大小泥鳅地了！

司马家现在派来的这只小泥鳅，身上那呼呼往外直冒的傻乎乎气质，根本都掩盖不住，完全一点也不象是装地。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你丫就是个将来注定会扑街、没准哪天会被人割掉身上啥零件的傻蛋，但那也不能让你知晓一丁点儿情况。

当年老祖宗就曾拿了几根蝌蚪文木简，去周室洛邑找老聃那老泥鳅探底。人家那才真叫深藏不露滑不溜手，见风使舵脚底抺油那叫一个快。

连老祖宗也自愧不如，后悔顾忌太多当时没有下决心不留隐患。最后还不得不公开宣扬，捧杀以"其犹龙乎"。果然那老王八立马就溜了，传留下来的一帮泥鳅，到现在还整天阴阳怪气地直戳人心窝子，说什么满口仁义礼智满肚子阴谋诡计。还不能反驳，只能陪笑脸装没听见。

司马迁:夫子，夫子……，小子愚钝，至今不悟。昨天又接到朝廷召令，不能早晚侍奉请教了。今日特来请夫子允辞。

孔安国回过神来，满眼不舍:真地这就要走了？再留几天吧？

咱俩再研究研究，也许这个字就可以确定下来了。反正它不是"龙"字，就肯定是"鳅"字嘛！只是这个"鳅″字，怎么会好象少了一点？……

司马迁大汗，躹躬揖手叩首退出。

孔安国微笑着用关爱目光送行:真是个可爱的小子啊，可惜了。也不知他将来会耍丢掉身上啥零件……

王子朝的后代都尉朝(晁错？):老师，你上次不是跟他说，这个字不是"木"就是"太"吗？

孔安国扔掉手里的蓍草，目光猥琐起来:是啊，看起来木头木脑挺可爱的一个小正太，将来怎么会弄丢了那根小不点零部件呢？真地有点可惜啊。

都尉朝局部一紧:……。

晁错的晁姓，来自王子朝，是王子朝的后代。

朝、晁作为姓氏，古文里是互通。

汉室派晁错去学传今文《尚书》，指定都尉朝去学传蝌蚪古文《尚书》，也算是让晁家拿回自己家的东西。

结语:

此文以禹碑蝌蚪文字与《洪范》《尚书》文本关联紧密，及镌刻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夏鼎为历代传国宝物这一推论为前提，对秦汉时期围绕《尚书》各件大事作出推演，尝试给一些历史谜题以合理化重新解读。

聊备一说以供参考。

张新泉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十三、浅谈上古夏商周历代的传国传世秘宝

一、关联

现存传世的《易》经又名《周易》。

据说是姬昌姬旦父子传录伏羲八卦，在夏《连山易》、商《归藏易》基础上推演六十四卦后，整理了上古及夏商《易》经卦辞附证，增添商周以来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内容，重新编纂而成。

春秋中晚期，孔子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则笔削则削，又增加自己理解思考以及武王伐纣以来若干新内容附证录入。

传世《尚书》与《周易》，都是孔子"述而不作"笔笔削削、重新释读后整理汇编上古至西周早期经典而成。

两部经典不可避免也就都有孔子个人风格及春秋中晚期典籍时文特色渗入。

虽然具体文本内容都以上古至夏商周旧典籍为主而各有其专属领域，掺杂孔子个人与春秋中晚期因素又都细微且有差异，但风格相似还是比较清楚。

马王堆帛书《易经》

《书》与《易》内容上虽各有专属领域，但也有一些联系。比如涉及上古及夏商周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社会风俗等内容，就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证之处。

尤其是《尚书》《洪范》篇内，本来就有专讲"卜以稽疑"占问吉凶段落。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将伏羲八卦、夏《连山》、商《归藏》直至《周易》，上古至夏商周以来由巫、祀阶层历代传承的职守、技能，从整体系统角度给予概括总结，并纳入洪范九畴之内。

综上，《书》、《易》既各自独立又有更紧密关联，不但《尚书》《洪范》文本已与夏鼎金册玉牒、禹碑蝌蚪文字、河图洛书相互联系，《易》经亦然。

由此，金册玉牒、夏鼎及其所镌刻范铸的四十五或七十七个蝌蚪文字符，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历代之传国至宝，不但因为其可演绎的《洪范》文本所包罗的字典政典百科全书性质内容，具有文明文化精华保存传承意义。也还因为它们又与《易》经也可关联，也就必然与祭祀宗教相关联。

尤其是关联到卜筮所涉及所谓"天命""气数""吉凶″之类，更是直接牵涉到政权合法性、稳定性、持久性、连续性等根本问题。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从殷墟甲骨文庞大数量丰富内容，以及它们在最危时刻受到的保护等级来说，从秦汉以来史书中鱼腹书、陨石字符、谶纬、政治童谣、推背图……等等历来受到的重视而论，足以证明这类涉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现实及未来时势判断的归纳总结演绎应用、方式方法"技能技巧"，都是历代帝王必须牢牢掌控于自己手中的传国至宝传世之秘。绝不容漏泄而操于他人之手。

否则，极易谣言四起人心动摇，乃至涣散分崩倾覆瓦解。

二，举证

《易》经卦爻辞中，有不少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之概括、规律之总结，具有传国之秘传世之宝性质。

兹举二例。

其一，夏《连山》、商《归藏》与"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夏《连山易》、商《归藏易》之卦爻辞，涉及到的社会历史乃至一些自然事件、现象规律，都有其当时特殊性。这些事件、现象、规律往往极其著名、重要，而非阿猫阿狗诸如李四家婆姨丢了铜饰，可到隔壁王六家炕底找寻，被祭司占卦卜算出来并预断以"奸近杀"、"凶″之类事情。

比如《坤卦》之"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在数十百件可与之类比挂钩事件中，只有颛顼"绝地天通″，才更可能被选作附证。

从原始公天下时代至夏王朝建立，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与三星堆祭祀宗教中心间的各种变迁与后续影响，以及夏族部落国与商族部落国由此而来的系列变化与长远后果，以及华夏文明发展路径、方向的选择，都与"绝地天通"相关。

只有这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才更有记录附证以衍解卦象的价值。

由此，在商、周时期没有更著名更重大事件能与之媲美时，这句卦辞最大概率就是对"绝地天通"系列事件及其影响的归纳总结、概括。由于这句卦辞只在颛顼、夏族部落国立场上成立，而站在商族部落立场上，甚至后果、结论相反。

据此，此则记录大概率为夏代《连山易》坤卦之附证卦辞，而非后来商、周人所总结或旁观之结论。

由此，亦可证周代《易》经，卦数固然推演扩大为六十四卦，伏羲易连山易归藏易也因之消失。但前三易之附证，却也已然吸纳融入《周易》。

前人认为夏《连山》商《归藏》均已失传，周《易》是文王被囚羑里推演伏義八卦而另行重新撰制。现在看来是错误地。

《易》经之中，如"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这类夏代《连山易》原有附证和其它应属商代《归藏》易原有内容者，应该还有不少。它们能保存传承录入到《周易》，或是因为所揭示关联历史人物、事件、规律极重大，如涉及王权与宗教祭祀神权、重商抑商等等之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决策。

这些上古至夏商数千年经验总结、规律性质的论断及其吉凶成败判断，当然就有传国之宝传世之秘的地位、身价。

其二，孔子笔削《易》经及嫡长继承制度

春秋时孔子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削《易》经时，除直接撰写《易传》附入，在卦爻辞里也掺入一些自己理解思考及文王之后的若干事件作为附证。

以《损》卦六三爻之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为例。

"三人行，则……"，这种文句习惯，显然并非佶屈聱牙之夏商周代早期文字风格。类似此句之文风而更有名到妇孺皆知者，即孔子语录《论语》中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两句文字，在熟悉春秋时代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之后世学习者眼中，甚至有如文字密码。更广为人知浅显易懂易熟记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能提醒孔子之后某些特别选定的阅读、研究《易》经者。帮他们从众多佶屈聱牙卦爻辞中，迅速关注到这句"三人行，则损一人"，着重研究《损》卦六三爻。能让他们意识到这则卦爻极端重要，以至于孔夫子不得不采用"明码呼叫"直白手段。

当然，这显然尚不足以证明它必然是孔子所书写的自家理解思考心得。

这句爻辞的注解，同样不能用阿猫阿狗，诸如陈五埋银三百两被人偷挖，须到隔壁赌棍王二家找寻、"赌近盗"之类事件去附证释译。

《损》卦是《泰》卦之变卦，其六三爻是由《泰》卦九三爻损下益之上而变得。

《泰》卦卦象是上坤下乾而天地交泰，是革故鼎新之后出现的首卦，往往指示开国建国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局面，其乾、坤也可直接象征开国君臣帝后。

《泰》卦其九三爻如为主爻，则需与六四爻、六五爻合为《震》卦。此爻也可与九二爻、六四爻合为《兑》，但《兑》卦主爻就不是九三爻，而是六四爻了。

故《损》卦里六三爻所谓之"三人行"，即指其变卦《泰》卦卦象所包含的乾(父)、坤(母)、震(长子)三人。以《损》卦六三爻指示的《泰》卦九三爻，则此《震》卦主爻所象征指示的就是长子、太子、储君之类。

这句爻辞，其实是总结历代开国君主继位的特殊规律！

把《泰》卦九三爻损下益之上，就变成《损》卦六三爻。其爻辞所谓"三人行，则损一人"，则指明被损者恰是《震》卦之主爻。

即开国君主，其继承者大多不是长子、太子。上古至夏商周，延及秦汉至元明清，乃至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这则《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究竟是谁写的附证呢？所据为何？

也许是周文王推演《损》卦《泰》卦时，伤感长子伯邑考之死，总结前朝历代类似事件后所作，且另有文字(非"三人行")附证。

当然，它更大概率是孔子思考后所作。

其一，随后之"一人行，或得其友"卦辞，更可能是指周成王得周公辅政以及桐叶封弟这些事件。虽也有夏之少康失国中兴亦可附证同解，但更大概率是以成王周公及封弟为例证。若是以周成王这类″一人行"事件为附证，则非姬昌所能知。

其二，变卦、对卦这些规则，是孔子在《易传》中所详细总结讲解阐发地。虽然文王推演时必然已使用(否则六十四卦出不来)，但孔子完整总结系统阐发，却是在文王之后四五百年间经几代十几代人反复运用后集体经验智慧之凝结，而非文王一人初创初演时之生涩乃至或有谬误可比。

上述情形，文王之时，或许也能有一、二亦可成立。但综合比较，出自孔子之手概率显然更大。

最致命证据其实并非这些理由，而恰是这句爻辞所揭示的规律本身。

周文王周公旦时，如果已总结出这个规律，并将它看作《损》卦六三爻最明显说明、附证，他们又怎么会改变商代"兄终弟及"已稳定传承了六百多年的继承制度？为什么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代之以"立嫡以贵不以长，立子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他们明知嫡长子继承结果，大概率不是被"则损一人″，就是甚至"克父克母克贤"才能偶尔"或得其友"，为何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根本说不通。

所以，周文王周公旦父子要么都对这个规律认识不够，只是抄录了《归藏易》原有附证这一爻所标示"太康失位，伊尹放太甲"之类文句，添加商周以来诸如标示"太伯迁吴"、"伯邑考被杀"之类文句作为新附证，但还没有上升到王权继承规律高度给予重视。

要么，文王姬昌或许已知其真义，但死前交待给武王姬发时并没有讲清其中关键。武王姬发去世仓促，摄政周公旦只能从文王所遗文字(并非"三人行")字面揣测，且又误解文王本意，以为父亲姬昌是遗憾伯父(吴泰伯)、长兄(伯邑考)当年之失位不立。为解决这个遗留问题，他就立下嫡长继承制这一宗法规矩。

同时，"恐惧流言"的周公旦当时确立嫡长继承规则还有现实背景，既是对周成王地位进一步强化，也是明示自己会忠心辅佐以安抚"流言"下的人心。

基于这些理由，这句很有孔子个人特色的"三人行"爻辞，可以确定是孔子后来所补充，而非文王易中原本所具有。

更有甚者，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则笔"地加入这句爻辞时，极大概率还"削则削"，砍掉夏《连山易》商《归藏易》所原有及文王推演后所加写的附证。把这句"三人行，则损一人"变成"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明码语录所标示，仅为殷商后裔、儒家所挑选核心成员才能知晓掌握其中真义的不传之秘。

问题来了，孔子明知、掌握了这个规律后，却还一再颂扬赞美周公，把周公所确立典章制度吹捧得无以复加，并隐藏其中真义只留下密码文字供特定人员掌握，他所为何来？

历代儒家更是将"嫡长继承"当作不可更易的周、孔宪法，违背者就是"非汤武薄周孔″乱臣贼子，帝王欲更改就会动摇国本、天下不宁生灵涂炭。

这些岂不是很荒谬？

当然，抛开这些疑问，仅仅以《泰》卦九三爻与《损》卦六三爻互变后，附证这则"三人行"爻辞所指示出君权继承规律的极端重要性而论，《易》经能成为儒家最重要经典也就理所当然。这样一条关系王朝根本的制度"规律"，当然具有成为传世之秘、传国之宝价值。

《周易》里，还有多少这样的规律、总结？

三，释疑

前文提到的疑问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三人行则损一人"的继承现象、规律是否成立？

其次，造成这些现象、规律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本质或要害又是什么？

第三，孔子、儒家核心成员知晓掌握这些现象、规律后，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又是什么？

最后，这规律与后世儒家实际操所做所为，后果、影响如何？

从夏商周直至元明清的四千多年里，大大小小或统一或分裂割据的历代几十个王朝王国，其开国君主实际继承者，高达九成以上比例都不是其长子、嫡子。

唯二、三例外，一是西汉惠帝，一是西晋惠帝，还有一个勉强也算的是明惠宗。

这三位以嫡长子(孙)身份继承了开国君主皇位，成为各自王朝第二位君主。

但其它王朝以非嫡长身份继承皇位王位的第二位君主，都被尊为太宗。他们都不是。

史书中他们存在感极低，有其位而无其政，且全都在位短暂不得善终。

综上，开国君主传位非嫡长甚至已不是统计学上有价值的现象，而是一种规律乃至必然。

"三人行，则损一人"作为对此规律的总结概括，从历史实证角度可说是完全成立，甚至准确到精确。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普遍历史事实、规律呢？

嫡长子身份唯一性、无可替代性，决定了他离王权皇权最近。欲戴其冠，从他出生落地就注定确定。但最终却是未戴其冠先承其重，然后就是过承其重不得其冠，而成"则损一人"。

开国君主革故鼎新，他们手中的王权皇权威力往往是各王朝内几代十几代帝王中最大者。同时，他们往往还是各王朝诸帝王里承受风险最高、处理危机最多、承担责任最重者。

身份唯一、无可替代的嫡长子，往往未得其权、利，就已分担了王权皇权带来的责任、风险，要代受各种危险直面各种危机。他们常常被王权皇权运行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压力交集于身，却又无实际王权皇权抵御护佑。责、权、利长期高度失衡不对称，成为最危险职业。

他们成为被"损一人″概率极高，古今中外历史事实证明，概率高达九成以上。

王朝统治秩序稳定后，后来的君主在更和平安稳环境下交替权力，以嫡长子继承者也常常被各种偶然危险、突发矛盾因素而成为被"损一人″(典型如明光宗、胤礽)。

何况是最高风险的开国时期？

"三人行，则损一人"揭示的开国君主嫡长子继承王权皇权风险极高规律，是成立地。

这是由嫡长子唯一性、不可替代性所决定的"未戴其冠，过承其重"，是责、权、利长期极不对称所必然导致的高风险性结果。矛盾冲突更激烈更频繁危机更严峻责任更重风险更大的各王朝开国时期，其嫡长子幸存机率低到可忽略不计。

这一规律本质或要害又是什么呢？

其本质或要害就是世袭制家天下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后，在皇权王权继承问题上，不应采取最极端最僵化最教条的嫡长继承制度，其风险极高危害极大后果极严重。

一言以蔽之，就是否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度。

世袭制家天下已将权力继承限定在极小范围，已较大程度有效避免了统治集团整体上系统性阶级阶层层面层级的内部分裂、内耗内斗风险。如此，就不宜再继续进一步限定在最小范围乃至无可替代。那就彻底丧失了最低限度灵活性，变得教条僵化，反而成为最大风险。

一言以蔽之，嫡长子继承制是风险更高、危害更大的继承制度，不宜采用。

历史实践证明，王权皇权继承，越具有某些王室宗族范围内适度竞争优先的制度，越有利于王朝长期政治稳定。

嫡长子继承制度断绝了中国历代王朝对于继承制度探索改进完善的尝试，使得中国历代王朝都始终不必要地不断反复承受王位皇位更替过程中最高程度的风险。

西周仅传承两三百年，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王室及姬姓诸候无不礼崩乐坏内斗内战日益激烈残酷。

秦代以后，历代王朝即便一再层层递进不断强化君权，也依然避免不了继承制度重大缺陷带来的反复冲击严重内耗。

没有一个王朝能打破两三百年治乱更替宿命。商代兄终弟及制度虽然未必最佳，但它所创下六百多年强势天下共主延续纪录，甚至没有一个王朝能望其项背。

"三人行，则损一人"大概率本就含有孔夫子对嫡长制的鄙夷嘲讽，而"一人行，则得其友"也蕴含孔夫子对于殷商"兄终弟及"适当灵活继承制度的肯定。

周代以来三千年的现实历史中，兄终弟及制度被历代儒家批评，嫡长制被颂扬受到极力维护。究其根源，当然有周公旦制定嫡长制作为周代宗法制度最关键准则的因素，也有周王朝在商周鼎革中是胜利者、成王败寇思维主导的原因。

但孔子明知其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后世儒家将此遗祸三千年之制度奉为万世不易法条的重要根源。

孔子及后来儒家核心成员，之所以明知嫡长继承会承担"损一人"高风险，却一再维护、反其道而行。原因有二:

春秋及战国时代，孔子及儒家早期核心成员都是殷商后裔。周王室及姬姓诸候越是因糟糕的继承制度而内耗内斗内乱加剧，尊尊亲亲名存实亡礼崩乐坏，也就越有利于"打着周旗反周"的殷商后裔们完成复兴殷商。

秦汉之后，知晓其中奥秘的儒家核心成员，自然不用再坚持"反周复殷"。但他们继续宣扬复周礼维护嫡长继承制度，才有更多机会、更大把握在复杂斗争中始终选择正确立场，确保自己更大概率站在胜利者一边。只要嫡长制不废除，站在看上去赢面最大的嫡长子阵营对立面，胜率往往总是更大，回报也会更高。

比如，明初政治投机赌徒姚广孝，如果读透了《易》经、或各种原因知晓了总结出这条"历史规律″，他甚至会在朱元璋长子太子朱标还活着时，就在朱元璋其它几个年长皇子中去观察比较、挑选出末来的所谓"真龙"。

他后来那些看似神奇的各种预知、算定，说穿了不过是预先知晓了概率最大结果，再努力利用各种条件使之逐渐变为现实。难度当然会降到最低。

谁能想到朱标可能早死？

但知晓嫡长子"则损一人"规律的姚广孝，他却很早就可以把这种可能性作为前提去制定一整套预案，随时不断完善补充。

历代王朝不乏这种似有"先见之明"的投机者，究竟其中有多少只是身不由己而"意外"捡漏，又有多少却是掌握了这条不传之秘"历史规律"而预先布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嫡长继承制大大加剧了秦汉以来封建制度整体上系统性僵化程度，大大增加了历代王朝内耗内斗内乱风险发生的频率、烈度。持续坚持这一制度，缩短了各王朝预期寿命，增加了各王朝治乱循环更替的频率、发生概率。

周秦以来，华夏文明发展陷入缓慢停滞、反复循环的怪圈，这一延继了三千年的制度内在重大缺陷，即便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极重要根源。

须知，继承制度上多类殷商兄终弟及的赵宋王朝，后宫外戚宦官干政、父子兄弟相残、宗室内斗内耗等等嫡长制王朝频发多有的这类各种内乱，就极其鲜有，几乎从未发生。

赵宋王朝少了皇权继承高风险体制所致的严重内斗内耗，即便面对辽夏金元这些一个比一个严重的外患，三百年王朝却依旧能逐渐积累起拥有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早期阶段的最低限度资本、财富。

四，周延

范畴镌刻有蝌蚪文字的夏鼎、金册玉牒，都是上古帝王世代传承的传国至宝。其上所镌蝌蚪文符与《洪范》、《禹贡》等《尚书》篇目文本相对应，保存传承了历代文明结晶文化精华，是传国之典。

它们所间接关联的《易》经，卦爻辞更是附证有历代大事件之吉凶卜占总结和重大制度之规律结论，当然更是必须掌握在帝王手中不容漏泄的传世之秘。

然而，商周鼎革之际，金册玉牒实物原件或已为殷商后裔秘藏。周秦交替之际，夏鼎实物亦没入河淮波涛。《洪范》《禹贡》文本，箕子传授解读于武王姬发时或已有删减、歪曲，只讲述字面文章而隐藏其中真义。历代《易》之卦爻辞附证本据，亦随数万数十万甲骨之秘埋而真意留存所剩无几。

传国之宝、传世之秘，数百年间皆失散无传。殷商后裔、孔子所传儒家，或知其大要而世代隐传其秘，或知其线索而隐其实情。周代世袭史官及其后裔所传之道家，亦或也略知其中奥秘。

战国之时，百家之学乘时而起，亦多系殷商之后裔。《洪范》五行之秘要真义，即演绎成阴阳家之学说。其余兵家、名家、纵横家……无不各据《洪范》文本表面文章诸段落背后之秘要，而各成其一家之言。

此可谓殷商后裔掌握传国秘要之证明。

赵宋王朝开国之首要功臣赵普，亦赵宋典章制度之主要创作者。他的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其中真意何所指？

从现在各种隐秘揭晓后角度观察，他指出了世人所读字面文章《论语》，其实只是半部以"吾从周″为旗帜掩饰、可明示世人的《论语》。

还有半部透露寄托了孔夫子反周复殷真意的《论语》，则须凭"三人行"之类文字密码，从孔子韦编三绝过、"述而不作″的《尚书》、笔笔削削的《周易》中去摸索找寻。

此亦可谓孔子及儒家知悉传世秘宝真义之证据。

至此，从河图洛书而伏羲八卦、蝌蚪文符，而金册玉牒夏鼎，而《洪范》《尚书》《易》经传，而禹碑，诸般符号文字、文物之内在勾连，串成一线。

其中秘密，亦大体捋清揭晓。

传国之宝传世之秘，何以历代帝王孜孜以求？其中最近真实最合情理之原由，至此方才清楚。

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夏鼎、夏代文字、金册玉牒等等实物之真实情况，自然意义重大、研究价值非比寻常。

此外，无论是推进文字起源与甲骨文研究、上古夏商周历史研究，还是重读孔子儒家，明晰两三千年学术流变，都要以华夏文明文化之根基主干为对象，作发现性质探索研究，而非发现基础上之发明创造创作。

经由禹碑蝌蚪文字解读，溯源追踪而得的上述这些隐掩三四千年之秘被揭示，可为相关历史研究、文字文物研究及考古工作提供线索、指明方向乃至标示相关人、物、时间地理方位。

此外，《易》学研究发现夏《连山》商《归藏》，揭示孔夫子笔笔削削刻入"三人行″明码呼叫，自然有必要对《周易》研究作根本改进。

要摆脱汉宋明儒字面考据旧窠臼，另起炉灶。以找寻上古夏商周重大历史事件、变革之概括及重大典章制度运行运转效果后果之规律总结为主，求其线索，判其年代。或归入夏之《连山》，或纳入商之《归藏》，或断之孔仲尼之述而不作笔削功夫，归类分解。

先易后难，积少累多，研究其中差异，再反向互证，求能终至尽皆复原。

使孔子整编后的《周易》所掩所隐，大体都能显现。还原传世之秘数千年规律总结之本真面目，尽洗江湖术士《诈欺手册》积年之尘垢。

复次，甲骨文研究。

一方面，要剔除蝌蚪文字因保密、传承、神圣化需要而做的艺术"加工"、祭祀宗教因素"加持"，还原其早期象形文字符号面目。

再与甲骨文、大篆等后期常用文字作对比研究，找寻出早期上古至夏代文字传承演进流变之线索。

另一方面，过去以为夏《连山》易商《龟藏》易均已散失无存。殷商占卜之甲骨文，与《周易》当然无涉。

现在既然已知夏连山、商归藏卦爻辞录存于《周易》，那么甲骨之归类整理，当然可以依据《易》经、尤其是其中伏羲八卦部分来作大致区分。也可与《连山易》《归藏易》之附证卦爻辞分析研究互相比证，互相发明，互相推进。

这两方面也是互相联系地。

商代甲骨文字、占卜内容，与上古至夏代常用文字、伏羲易连山易也可能存在许多关联。

过去以为甲骨文字记载的全是商代内容，现在看来，夏代之内容有一定概率亦可传录于商，复制保存于商之卜甲卜骨。

尤其是无烧灼痕迹之摹刻纹孔、无刻纹孔纯文字"仿制"甲骨，它们是传录自夏代的概率当然更高。

此外，随着《尚书》《易经》的发掘，上古至夏商周的历史研究，亦可不断有新的各种大发现。

尚书、易经、古史的新发现新读译，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思想与《尚书》、《周易》之关联，互相比较亦当有新发现得一新天地。

道家与儒家之关系，也可沿新方向开发新领域课题。

殷商后裔、孔子儒家思想及其潜流研究，当然也要重新开展。

汉代以来围绕《尚书》各种争论、斗争研究，也将进入新阶段获得新角度给予新观察带来新发现。

《尚书》《周易》终究是华夏文明文化总根源，对它们分析研究所取得的任何"新发现"，意义影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五，结语

此文立论前提与预设有二:

一是禹碑蝌蚪文字之解读与《洪范》文本、金册玉牒夏鼎，进而周《易》之层次递进重新阅读。由此而来一系列建构于残缺历史信息、尚待定论之考古发现等等基础上，以合理化推导为主要手段的"新发现"。可谓假设、推断之大集合。虽有合理化之框架，但终究尚待更多文史资料、历史研究成果、考古成果去证实、证伪。

其二就是对孔子及其儒家早期学说，尤其是《尚书》《周易》及《论语》作了全盘解构。将孔夫子明言公示自我标榜的"夏无文商少典，……吾从周″根本立场，作了彻底解析推倒翻转。

儒家学说、经典所绘制的上古及夏商周历史，明显与其它各家所述有异，也与实际考古所揭示历史越来越颠倒。

在汉武以来两千年儒家"独尊儒术"主导下的华夏文明现实进程中，儒家学术、经典在历史实践、实际运使过程中所表现的字面冠冕堂皇，理论脱离远离实际乃至完全颠倒、背反，也都越来越显明越来越严重。

追根溯源，不能不怀疑孔夫子之《论语》，传世字面文本确实只是半部，内中还另有半部。

与儒家在华夏两千多年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作用相较，基督天主教会在西方文明中之情形大体相近。字面意义上的《圣经》，固然也立意良善、胸怀博爱仁慈。但究极本来，却是以犹太遗民复国理念意志为其原始内蕴。

秦汉之后，周已覆亡四五百年，后世儒家弟子儒生儒士自然没有必要念念不忘反周复殷。

尤其是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历代文物典籍宝物付之一炬。五胡乱华中原沉沦南渡衣冠沉迷玄谈而佛经广传。秦汉之前古史旧事，均成过往云烟。儒家经典自然也就只剩下字面意思上可见之圣贤胸襟、理念，全无丝毫玩政治者皆肮脏、各种阴谋诡计之踪迹。

一如《圣经》到了中世纪，已全都是代上帝立圣言，谁还知晓其原本为星散欧陆犹太民族复国理念之寄托、集成？

这两个前提与预设，现在看来根基实在很浅，似乎一推就倒。相反立论则已延传千年数千年，根深枝繁叶茂。

然而，随着甲骨文字研究的深入、商周战国文字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的深入，两者的证实与证伪，形势必然越来越逆转。

无他，凡存在必有其"合理"。反之，更"合理"者，其存在过、发生过，概率也会更高一点。

后记

己亥清明解读禹碑蝌蚪文字后，至今已有三十余月九百多天。常自谓捡到本世纪乃至数百年来文史领域之最大漏，亦常自吹其意义重大。

现在回顾，却惊觉过去以为高估了其价值，很可能还是低估。过去以为不无狂妄之语，很可能竟还是伪作虚谦。

当然，这篇文字写完，由禹碑蝌蚪文字研究开出的这片天地，最大瓜果乃至较大瓜果就已采摘完。作为"发现者"，这也当仁不让理所当然。

两年来所写文字，大致分三部分:

一是禹碑蝌蚪文字而《洪范》文本而金册玉牒而夏鼎夏代文字而《易》经连山、归藏，直至此文彻底揭示其中各种关联、内中隐秘。

以《长沙岳麓禹碑蝌蚪文字解读思路》及《洪范禹碑解读》，进而《洪范九畴金册玉牒考证》《发现夏鼎夏代文字》，进而《略谈夏无文商少典》《"绝地天通″与连山归藏》《易经密码本半部论语考证》等等，最后以此文《传世之秘传国之宝考证》作结。

一是孔子及儒家思想之解构重读。

以《儒本是商，商就是儒》作一小结集。

一是上古夏商周至明清之古史重构重读。

以《中国史上七个666年》《西晋洛阳武库大火研究》《明末王恭厂爆炸研究》等文章为框架，粗略试构一历史新范式。

张新泉

2021立冬浙江武林龙湖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十二、浅析半部《论语》中的《易》经密码

世传《易》经又名《周易》。

其来历，自春秋之后皆以为周文王被囚羑里时所作。姬昌推演伏羲八卦成六十四卦，并重新添注卦爻辞附证卦象爻象，集之而成《易》经文本。春秋中晚期，孔子又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笔削削，并增写《易传》附之以作解读。

抛开卦象爻象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对应变化推演技巧，单单只考察《周易》文字之风格。其文风则与春秋战国时典籍文章更近似，与商周之际周鼎殷盘之佶屈聱牙不相类。

帛书《道德经》

诸多卦辞爻辞，常与道家之《道德经》、《逍遥游》自由恣意更类似，而与儒家之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端庄严肃装模作样冠冕堂皇儒八股文字风格颇有不同。

历来道家把《易》作为自家经典、道法道术本源之一，并非偶然。

王子朝之乱后，周室典籍流落列国。孔夫子这时候才拿到《文王易》，感叹"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再考虑《庄子》言孔子五十一岁到沛地问道于老子，则孔子、易经与道家的关联已更清晰可互证。

孔夫子晚年学易玩易，大约受了原来周代世袭史官所传《易》经文字自由风格一些影响，于是才"从心所欲"起来了。

孔子重新编整后传承至今的儒家《周易》版本，道家风味仍然很浓厚。

当然，孔子的个人风格也比较显眼。

《周易》的卦爻辞，写有大量不同时期自然社会历史现象、事件、规律，把它们作为相关卦象爻意的附证。

从其时代特征及其它特殊性，可以大体判断其写入年代，是分属《连山易》、《归藏易》还是周文王周公旦父子以及周代世袭史官补录的内容。

孔子整理时，当然也有写入自己的归纳总结。因为某些卦爻辞关联事件、规律、典章制度极其重要，他还在日常传授时，留下了特殊"密码"作为对应。

孔夫子日常传授时，常有名言警句。弟子们后来把它们整理归纳起来就成了孔子语录，即《论语》。

《论语》中就有不少可以和《易》经中一些极重要卦爻辞明显对应关联的语句。

古代的所谓通儒，就常用《论语》等四书里的内容、义理，去解读《易》经、《尚书》、《春秋》里的卦象、史实，所谓微言大义，互相发明相互印证。他们这种熟背如流后的炫技，发覆圣人微言大义的效果往往还技惊四座、一鸣惊人。

历代的所谓真儒大儒，往往正是个中高手行业翘楚。顶尖高手更经常就是用这手段去推销新学说，开宗立派，大搞什么托古改制变法维新。

《易》经中这些卦爻辞所涉及的问题特别重要，也比较晦涩隐秘。《论语》中的相关语句则极其易记易懂几近妇孺皆知，往往还被孔子弟子安排在《论语》文本最显眼位置。

给人什么感觉呢？

当年，孔子弟子也许感觉《周易》太佶屈聱牙晦涩难懂难以掌握领会，孔子用春秋时代文字风格作了译读编辑整理讲解后，大家仍然担心一些关键要点被遗忘。

春秋时代帛书、竹木简牍书籍的获取、传承都极难，口头传授记忆仍然比较普遍。

在此背景下，把《论语》中孔子日常口头那些易学易懂易记名言，用作那些最重要卦爻辞的提示密码，就有现实需要很必要了。

记忆不牢靠时，别人提示一两个关键字词，还是很有帮助地。

兹举几例，姑妄言之。

一、《学而》开篇的三连"乎？"

《论语》的开篇《学而》里，上来就是"不亦乎？"排比句三连。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书首篇首文首的位置很醒目，又朗朗上口，易学易懂易记。

而且，它们也都与《易》经《坤卦》相关联。

儒家门徒都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后，要辅助君王治国平天下地。

《坤》卦当然也可以看成是讲述为臣之道的最重要一卦，不重视行吗？

《坤》卦之中，也恰好有一些卦爻辞、某些特殊重要字眼可以与"不亦乎"三连相互对应。

学而时习之，要点是"习"字。

《坤卦》卦辞里，就有一句极重要的"否(不)习，无不利″，与之对应。

什么意思？

《乾》卦在很多时候，可以被视作是对历代开国君王一生历程的概括。

比如，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经历，就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朝乾夕惕→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卦爻辞所显示的发展过程比较类似。

开国君主通常要革故鼎新破旧立新、大破大立治乱世用重典，也经常会纠枉过正把XX进行到底。

《坤》卦有时候，有时也可视作继承者、笫二位君王。那么，他们大多数是继续开国者那一套纠枉过正把XX进行到底？还是调整改革乃至适当反其道而行之呢？

从历朝历代实际操作运作来看，大多是调、改、反。

一条道走到底的，真地就很快到底了。

否(不)习，无不利。

不重复，没有什么不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样做，往往事半功倍，因为它符合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事物一般发展规律。

一代君王有一代的使命。

做过头了的，后来者就要及时转向。辅助君王的人，也必须要时刻牢记这个规律，过犹不及。

有朋自远方来，要点是"朋"字和"远方"。

对应《坤卦》卦爻辞中的"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虽然此"朋"非彼"朋"，但用来做提示密码很合适了。

"东北""西南"不是你房间、卧室、双人床的东北、西南方位上的隔壁老王家、林妹妹闺房，而是"远方″，很远的远方。

一是中原区域千里外东北牛梁河方向、女娲庙，殷商祖居地、历代商王母妻族祭司所在地。

一是中原区域千里外西南三星堆方向、嫘祖庙，夏后氏母妻族居地。

这句卦爻辞，概括了颛顼帝"绝地天通"大改革。揭示了"绝地天通"主要内容与改革前后重大变化，也总结了改革对于夏族部落国的影响。

因为"朋"利益上的得失，完全是基于颛顼帝与夏族部落立场而作出结论，所以这句卦爻辞必定出自夏代《连山易》，而非后来商《龟藏》或周《易》。

这句卦爻辞涉及到的信息内容这么多，意义这么重大。既难记忆掌握又必须记住，当然需要对应"密码"给以提示。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的特点是十一个字里用了三连"不"。"不亦乎"排比三连，也总共用了五个"不"。

不不不，何其多哉！

然而，透彻理解坤卦，就是要从"不""无″"空"这些字面、形象上去下功夫。

坤卦的卦象就是六根阴爻整齐排列，显示出中"空"之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不知而不愠，宰相肚里能撑船。

士大夫、宰相掌握的信息知识量是远超普通人的，在他们眼中，除了君王，其余人都是"不知″"无知"，信息不够充分之人。

没必要因为这些不知无知之人的批评攻击而生气，要肚量大一点。

坤卦卦爻辞里，很多都是直接用上了"否(不)″"不""无"。

没有直接用"不""无"地，也都间接肯定了低调、谦卑恭顺、安平处下、不争等等。

比如这一卦的六二爻，才是它的中心爻。

这一爻处在倒数第二的底位，却用了"黄裳，元吉"。

排名第二位，却有六五爻的上位者呼应，实际上"我说了算"，大吉大利。

《学而》"不亦乎"排比三连，居《论语》文本书首篇首文首，可见它们在孔门弟子中之地位。

就这三句本身的字面内容来说，它们配得上这个地位吗？

但如果它们是用来作提示《易》经《坤卦》最重要最难记规律总结、历史大事件始未、特征的"密码"呢？

那它们就完全配得上了。

当然，它也说明《易》经的卦爻辞所包含信息量之大、价值之高。也似乎还说明这门课程对于孔门弟子而言，学习掌握难度普遍偏大。乃至考试不及格者太多，经常需要准备小抄本的现象很普及。

学而时习之，孔夫子笑眯眯:不亦乐乎？

七十二贤者时间太长:我们有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

二、"三人行"

《损》卦的六三爻，它的爻辞是"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三人行，则……"，这种文句习惯，显然并不是夏商周早期的佶屈聱牙文字风格。

与这一句文风类似，但却比它更有名到妇孺皆知的，就是孔子语录《论语》中那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易经》与《论语》中的这两句"三人行"文字，在熟悉春秋时代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后来其它学习者眼中，就如同文字密码。

更广为人知浅显易懂更容易熟记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能提醒那些孔子从弟子、后代中特别挑选出来去研究传承《易》经者，能帮他们从几百句佶屈聱牙卦爻辞中，迅速注意到这句"三人行，则损一人"，关注到《损》卦的这个六三爻。

为了能让他们牢记这则卦爻的极端重要，孔夫子甚至不得不采用了"明码呼叫"的直白手段。

当然，这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它就必然是孔子所特意书写的自己读《易》的理解思考心得。

对这句爻辞的理解，同样不能用阿猫阿狗诸如陈五埋银三百两被人偷挖，要到隔壁王二家去找寻之类事件去附证、释译。

《损》卦是《泰》卦的变卦。

简单来说，这两卦卦象只有第三爻、第六爻不同。泰卦第三爻是阳爻(九三)，损卦是阴爻(六三)；泰卦第六卦是阴爻(上六)，损卦第六卦是阳爻(上九)。

《损》卦的六三爻，是《泰》卦的九三爻"损下益之上"后变得的。泰卦九三阳爻"损"了后就变成了六三阴爻。益之上后，阳爻跑到上面把最上面的上六阴爻给"益"成了上九阳爻。而其它爻不变，只有这两爻变动后，所构成的新卦象就是《损》卦。

《泰》卦的卦象又是由上坤、下乾两个主、客子卦组合的。坤卦阴气向下而乾卦阳气向上，所以阴阳互动而天地交泰。

往往意味着革故鼎新后"扶犁黑手翻持笏""黑手高悬霸主鞭"翻身做主后，新王朝开国时万象更新。

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们冒政治风险，娶黑五类昔日高门大户小姐，反而成了普遍社会现象。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算是其典型特征。

社会各阶层流动性因此大大增加，社会结构也就不再一潭死水，而是充满生机活力。

而《否》卦与《泰》就相反，它是上乾下坤，阳气往上上天无门，坤阴往下也下地无路。两极分化而阴阳不交失调失和。

它往往意味着王朝末世各种固化、僵化、极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联姻垄断一切，穷人卖儿卖女做奴婢求活而不可得。

社会阶层流动基本停止，渐渐变成一潭死水。

否极泰来，中间要经过革故鼎新。当然，也可以用诸如反腐加扶贫、普及教育公平考试等等损上益下之类办法来增加流动机会，缓解否极的熵增趋向。

《泰》是革故鼎新后出现的首卦，往往指示着开国建国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局面。

它卦象中的乾、坤两个子卦也可以直接象征着开国君主夫妇或君臣父子官民富贫等等。

《泰》卦里还有《兑》、《震》两个子卦。

《泰》卦的九三爻如果作为主爻，就需要与六四爻、六五爻合起来组成为《震》卦。

九三爻当然也可与九二爻、六四爻合起来组成为《兑》，但《兑》卦的主爻就不是它九三阳爻了，而是六四阴爻了。

所以，《损》卦里的六三爻，爻辞中所谓的"三人行"，"三人"就是指它的变卦《泰》卦的卦象所包含的乾(父)、坤(母)、震(长子)这三人、这三个子卦。

而后面的"一人行"，也就正是剩下的那个子卦《兑》卦。与《震》卦被损不同，卦象上按阳爻向上行、阴爻向下行等运转规则分析，它是被其它爻、子卦所照应呼应着的。所以，它的爻辞，也就是所谓的"则得其友"了。

《损》卦的六三爻，对应着《泰》卦的九三爻。而九三爻作为主爻，指示的是《震》卦。也就是说《损》卦的六三爻所象征指示的就是《震》所代表的长子、太子、储君之类。

"三人行，则损一人"这句爻辞，《泰》卦九三爻"损下益之上"变成了《损》的九六爻，而九三爻的位置"损"后，阳爻变成了阴爻，成了《损》卦六三爻。爻与卦的这一系列变动，以及各爻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揭示的就是开国太子的命运。

本质上而言，它其实也就是总结历代开国君主继位者的特殊规律。

《泰》卦九三爻损下益之上后，就变成了《损》卦六三爻。而其爻辞中所谓的"三人行，则损一人"，被损掉的恰恰就正是《震》卦主爻九三爻，就是震卦所象征的长子、太子。

也就是说，开国君主的继承者大多不是他的长子、太子。

历史事实证明，从上古到夏商周，延及秦汉至元明清，乃至古今中外，确实大多如此。

开国君主继承者不是其太子长子的实际占比，高达九成以上！！

那么，这则《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究竟是谁写的附证呢？所依据的又是什么？

也许，它是周文王推演《损》卦《泰》卦时，伤感自己长子伯邑考之死，又总结前代历代类似事件而作。甚至原本它还写有若干其它文字、事件，作为附证。

当然，它更大概率是孔子自己研究分析思考后，专门笔笔削削了一番才特意写下这么一句。

一则，随后的"一人行，或得其友"卦辞，极可能就是指周成王得周公辅政以及桐叶封弟这些事件。

西周早年，当时对这些事件的占卜结果出现了《损》卦卦象，于是作为附证就写了下来。

虽然历史上可能还有夏之少康失国中兴等事件，也可能作为附证同解，但更大概率却是以成王辅周公及桐叶封弟为例证。

在上古到夏商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能用"一人行则得其友"归纳总结而又牵涉到王权继承问题的，并不多。最典型的，其实莫过于周公辅政、桐叶封弟。

换言之，这句爻辞早先可能并列了类似少康中兴、周公辅政之类事件作为附证，且后者概率更高。

也因此，这句爻辞，更象是春秋时代的后人所归纳总结。

二则，变卦、对卦这些规则，是孔子在《易传》中所详细总结讲解阐发地。

虽然文王推演时就必然使用了(否则六十四卦推演不出来)，但孔子完整总结系统阐发，却是在文王之后四五百年间又经数代十几代人反复运用后集体经验智慧之凝结。而非文王一人初创初演时的生涩乃至或有谬误可比。

《损》这两句爻辞，只从《泰》封、《损》卦及各子卦、各爻的相互关系、变动来看，当然也可以成立。

《文王易》原本的爻辞是否就是这两句？或是后面还有这些事件作为附证，似乎并不能确定。

即便有上述事件作为附证，在文王推演或姬旦时期，他们归纳出这两句爻辞也能成立。

当然，如果原来是有上述事件作为附证，出自孔子之手的概率显然就会更大。

最致命证据并非这些理由，恰恰是这句爻辞所指示的规律本身。

实际上，如果把"三人行则损一人"看作历代开国长子、太子命运的概括总结，从而也是对嫡长继承制的否定。

那么，"一人行则得其友"就有对于"兄终弟及"与"母妻族顾命乃至临朝"的认可含义。

"一人行"的"一人"是《泰卦》中另外内含的子卦兑(少女)卦(由九二爻、九三爻、六四爻组成)。

兑卦这个子卦，往往可以被视为象征着王权皇权结构及家族体系中的王弟、皇子、皇妃乃至外戚、顾命重臣等等。

"一人行，则得其友"，也就意味着继承制度上，兄终弟及、太后垂帘、周公摄辅，都是可以地。

周文王周公旦时，如果他们就已经总结出了这个规律，并把它看作《损》卦六三爻最明显的说明、附证，他们又怎么会去改变商代"兄终弟及"这一稳定传承了六百多年的继承制度？

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代之以"立嫡以贵不以长，立子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

他们如果明知嫡长子继承结果，大概率不是被"则损一人″，就甚至是"克父克母克贤"后才能偶尔周公恐惧流言地"得其友"，为何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根本就说不通。

所以，周文王周公旦父子要么都对这个规律认识不够。只是抄录了《归藏易》原有附证这一爻的标示"太康失位，伊尹放太甲"之类文句，添加了商周以来诸如标示"太伯迁吴"、"伯邑被杀"之类文句作为新附证，但还没有上升到王权继承规律高度给予重视。

要么，文王姬昌或许已知其真义，但死前交待给武王姬发时并没有讲清楚其关键。而武王姬发去世仓促，摄政周公旦只能从文王所遗文字(应当并非"三人行"之类)字面揣测，且又误解了文王本意。

他以为父亲姬昌是遗憾伯父(吴泰伯)、长兄(伯邑考)当年之失位不立。

为了解决这个遗留问题，他就立下嫡长继承制这一宗法规矩。

同时，"恐惧流言"的周公旦当时确立这个制度规则还有现实背景，既是对周成王地位进一步的强化，也是明示自己尽心辅佐的本意，以安抚"流言"之下的人心。

基于这些理由，这句很有孔子个人特色的"三人行"爻辞，基本可以确定是孔子后来所补充，而非《文王易》中原本所具有。

而且，更有甚者。

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则笔"地加入了这句爻辞时，极大概率还"削则削"，也砍掉了夏《连山易》商《归藏易》中原有及文王推演后所加写的附证。

他把这句"三人行，则损一人"变成了明码语录"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标示的，仅能被殷商后裔、儒家所挑选出的杰出门徒才能知晓掌握其中真义的不传之秘。

三、归妹

隋文帝杨坚利用自己的北周女婿皇帝死后，女儿、外甥过度依靠自己，最终才掌握了朝政，完成了废立、改换朝代。

那么，大隋朝建国后，会堂而皇之地大书特书老杨家与宇文家当年这段政治婚姻吗？

这样就能更彰显老杨家得国之正，更有利于维护大隋王朝政权合法性正统性吗？

反过来，丢了政权的北周宇文氏家族呢？

他们会不会把这个教训留于文字传之子孙，以便后人牢记？

但据说是周文王周公旦撰写的传世《易》经，就不但把"帝乙归妹"商周婚姻政治堂而皇之写入了卦爻辞，把这场政治婚姻种种不妥、严重后果公然昭示以各种不利、凶。

它甚至还是唯恐世人注意不到，直接把这一卦的卦名冠之以《归妹》。

在《周易》一堆高端大气上档次、不知所云不明觉厉的卦名中，《归妹》卦这卦名就浅显直白到近乎野蛮地强行混入进来。它甚至可谓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整部《易》经的格调，就是那么显眼、荒谬、格格不入。

初学《易》经的人，很多卦名都未必记得住记得牢，但《归妹》卦这么个卦名，却总能让人因为莫名其妙的易懂好记而很难忘记。

这样就够了吗？

那就太低估"帝乙归妹"这场政治婚姻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了，也太低估它留给殷商后裔们的心理创伤、惨痛记忆了。

在孔子门徒所收集汇编的孔仲尼语录中，在一片煌煌圣言、谆谆教诲里，也同样有一句拉低整本《论语》格调、与其它子曰风格完全不同的家常白话，让人耳目一新。

没错，就是孔圣人所有语录中最为妇孺皆知的那句:"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子曰″之于《论语》，与《归妹》之于《易》经，可谓完全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效果。同一个手笔，一样的味儿。

单从《归妹》卦的卦名而论，就可以论定这是孔夫子强行笔削过的。也可以判定，《论语》中有大量用于《易》经解读的密码。

古代尤其是汉宋明的那些大儒通儒们，他们的那些所谓融汇五经贯通四书，尤其是用《尚书》《周易》与《春秋》《论语》之间的互相发明去解析微言大义，有很多内容恰恰也本身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种密码的真实存在。

当然，汉宋明代的大儒通儒，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微言大义，极大概率在方向上是错的。

场景再现:

曾参讲完周朝版本武王伐纣与殷商后裔传讲的更完整真实经过后，又结合《归妹》卦总结了帝乙归妹这场商周政治婚姻的严重后果。

子贡:唉！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

孔夫子: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子思磕头后挥舞拳头:爷爷、大师伯、师父，小子我记住了！

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指的是《论语》密码本所标示的《易》经中那些卦爻辞，是它们所概括的重大历史事件、规律。

那么，他就并非虚言了。

另外半部《论语》何处寻？

一是指表面文章的《论语》。

一是指殷墟所埋甲骨文中的，关于历代商王征伐四方的军事记述、规律总结。

这部分《武(丁)墓遗书》过于重要，商周鼎革时被匆匆掩埋。也许后来除了少量被鬼谷子、孙武师徒等兵家凭记忆有所传承，大部分都失传了。

由此，殷墟之甲骨文，相当部分或许应与《易》经的《师》卦等卦爻、早期兵家的著述相互对照，以求有所发现。

半部论语，赵宋王朝的三百年寿命、与夏辽金元并立地位，也是殷商六百年、天下共主地位之半。赵宋王朝之文弱，则与殷墟掩埋大半《武(丁)墓遗书》若相关联。

殷商的母妻族，多妇好之类的悍将母虎。

妇好墓持戈武士——孔丘先祖？

赵宋的后宫，早期也多有武勋之贵女。后宫妇人所谓贤母德后之多，女中尧舜之多，也是历朝之冠。

民间传闻则有所谓杨门女将制霸四方，这都是其他王朝所罕见、没有的。

虽然只是野史民间传说，也是赵宋诸多历史异常现象中的一件。

姑妄言之，聊备参考。

后记:

最后接触《易》经，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当年学易时，曾经几乎有一整年时间在玩《易》经。不同作者的大部头都买过四五本，批注了一大堆。

但几十年来，从来就没有用《易》经卜算过任何事。甚至对于各种易经卜算，心理上第一反应是鄙薄。

现在回顾起来，当年甚至连卜算之类这种念头、想法都压根没有生发过。当然也有个人对卜算"技巧″心诚则灵的"荒谬"，本能的反感因素。

如今想起来，当年如痴如醉，纯粹只是要熟记文本文字、某些卦爻辞字面内容罢了。 这种玩《易》，恐怕古往今来，除孔子外，别无他人。

倘若不是如今写文章要用到当年一些最迷惑的卦爻辞，另辟蹊径。当年的所作所为，简直纯粹是浪耗时间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北大张新泉

2021年立冬浙江武林龙湖

2024年甲辰立秋龙江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