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五月卅五 -- 本嘉明
89年那个事情,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大概比有些河友了解得更多一些。事情本身,我以前说过一些,就不多说了。本来我的想法,今年关于这个日子,啥都不说了。但是有些傻逼又来骚扰我,那我的原则是一贯的:你来骚扰我,我就随手一张二向箔,去调戏你的领导。调戏到你们领导酸爽得受不了,再施恩给你减减薪、加加刑,三国四方就都满意了。你们诸位求锤得锤,莫要怪我;你们闭嘴,我肯定乐得安静,明白了?
那个事件中,有几个要点,其他文字一般讲述中会忽略,我要提一下。
第一个是4月18日。4月15日前总书记胡病逝,18日北大率先向政府提出7点要求。当时,不论是外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员圈子,和国外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学生的行为将是无力的:凑不起游行队伍,或者游行很快被武警的人墙冲散。后来的情况出乎意料:学校师生坚决、市民高度支持、当地强力部门普遍躺平。
第二,在4月--6月初期间,北京新闻界(纸媒、电视台等等),进入空前绝后的自治状态,甚至超越北洋时代。
第三,整个事件期间,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都卷入了,而尤以香港普通市民阶层的反应最为广泛、热烈、执着、令人感动。
今天我只代表我自己,要感恩一批人,就是89年,到内地报道事件的香港记者群。不管后来他们是如何说服了自己或者拒绝说服自己,去自洽于一个“废纸一张”的故乡,作为一群普通的受薪打工人,他们在那个夏季领了任务,奔波在祖国各地,返回香江后又有自发自费的诚实,这代表了他们每个人的体面和对历史的道义。这是一种逼格。
当时香港报章,除了少数英文报纸的派头大,专雇摄影记者外,华文报纸多数是文字记者兼摄影,省钱么。
这群人中,有不少人在今天已经不愿意再重提旧事,我们完全理解。在这里,只是记录他们当时在祖国的行程,与各人当时的表现、以及日后的政治站位,均无关联,特此说明。
(一)
大公报
《大公报》一直是左翼报纸,解放前以“派员深入报道”见长,比如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派驻萧乾,在太平洋战场派朱启平随军。事件期间,该报赴京三人:
1,陈杰文:才子,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后出任“大公网”总编。
2,翁惠玲:后转入香港有限新闻(i-CABLE News Limited)任首席编辑。
3,陈木南:摄影记者,当夜在北京饭店被便衣人员打趴,没收相机和胶卷。
(二)
文汇报
1,陈建平:曾任文汇报驻京办主任,与港澳办交情尤深。97回归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特别助理,服务于董伯伯起的4任特首。
2,陈玉华:当时比较资浅,后又在文汇报内部工作了很长时间。
3,黄勤带: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时年32岁,已是资深“突发报道记者”。他4月来北京报道体育活动,发现学潮酝酿,遂按报社计划返港后以休假方式,自行回到北京,全程参与。
上图:黄老师尤擅长黑白摄影
4,叶英杰(Bobby Yip):专职摄影记者,也曾任职路透社摄影记者。
5,刘锐绍:时任文汇报驻京办主任,时年35岁,外号“夫子”,后长期在香港任时事评论员。
(三)
明报
1,李念慈:明报女记者,88年到当地报道了海南建省全过程,随后赴京。
2,林翠芬:至今活跃在香港文化界。
3,陈天权:现专注于香港古旧建筑和民俗整理
4,黄汉军:83年入行,任大公报记者,88年转任明报中国组资深记者。当夜与很多外籍记者被堵在北京饭店无法外出,次日探访了协和医院太平间。
5,曾伟珍:不详
(四)
亚洲电视
1,徐佩莹(Trinni Choy Pui Ying):时任亚洲电视新闻部采访主任。后来为捍卫新闻自由而形成的“亚视六君子”之一。
2,梁宙然:后转入“无线电视新闻部”和“港铁(公众关系总监)”任职
3,陈润芝:时任亚视记者,当夜在北京饭店客房的阳台拍摄长安街,被便衣闯入阻止。
4,谢志峰:时任亚视采访记者,时年34岁,据说是“当夜最后撤出广场的香港记者”。后成为知名电视主持人,主持特首候选人的辩论。
(待续)
在油管上看的。 好像邓丽君一件白背心就上去了。周华健也去了。但当时他还不出名,说了句:大家不用管我是谁,我的心情就在歌里了(大概是这么一句话)。
一帮歌手唱“血染的风采”。 这首歌好像后来就喜提禁唱的待遇,可怜。
侯德健在广场最后一晚上即兴创作“爱自由的中国人”,确实时间太紧,词不押韵,调子也比较简单。但吉他弹出了似古筝般的悲凉之意。
80年代的人,两岸三地,还都是有点理想的。
以前香港人每年六四晚上都在那乜鬼广场搞活动,年年都有十来个人要送去玛嘉烈急诊。
原以为是有人挑衅香港爱国青年啦,结果某年路过时被人拉进去一看,叼,原来他们一堆堆人的在玩滴蜡,烧伤了又叫白车来,真是浪费社会资源。
很感谢大家,此楼无草。
政治是块孬地,无论你播了几茬龙种,能破土的都是跳蚤。我们不否认,假如那次事成了,中国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大号的菲律宾。
对于历史,我们不做臧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那些年轻生命的强行定格,实际效果是把他/她们封神。人性必有弱点,他们还没来得及展示出随着青春折旧而掩饰不住的疲态-----怯懦、贪婪、背叛、猥琐、拜金等等----就已经凝固了。作为加速发动机的总设计师,邓公把他们推上了中国人文历史上仅有的“完人”天台,跟卫国壮士们比肩。
于是尴尬的是我们这些活久见的人。不论你是在呼和浩特中路举起二向箔的后一代,还是处心积虑要踩烂这些稚嫩二向箔的专政打工崽,比起35年前的完人,比起35年前的大时代,一切还是差得太远。
(五)
《英文虎报》(The Standard,Hongkong Standard),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1,邱诚武:除了虎报,先后就职于香港电台、经济日报。2010年代任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
2,范卓云:前后担任“政治记者”七年,后转入金融界工作30年至今,在投行声名响亮。
3,马妙华:后担任香港教育学院教务工作,其丈夫为《星岛日报》某编辑。
4,梁美芬:读书时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学生会会长,毕业后进虎报社任记者。2010年代曾任立法会议员。
5,梁锦雄:2010年代于《都市日报(Metropolis Daily)》任高层。
6,张永翔:87年中文大学毕业,1992--1998在伦敦BBC工作。
7,杨慧敏:不详
8,郑伟鸣:后任《虎报》执行总编辑、《香港慈济世界》总编辑,出尘念佛。
9,谭卫儿:2010年代就任《南华早报》首位女性总编辑至今。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其实就是总编俱乐部)主席。
(六)
星岛报业
1,老冠祥:2010年代活跃于香港基督教媒体,出尘念阿门。
2,冼伟强:当时“坦克人”六个照片版本之一,出自他手。现任加拿大《星岛新闻网》负责人。
3,梁慧珉:1992年涉入“十四大报告提前泄密案”在北京被捕。其丈夫是司徒元(见下,89年《新晚报》记者),司徒元父亲司徒强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副部长,司徒强的哥哥即司徒华。
4,蔡淑芳:号称“最后一位撤出广场的香港记者”(号称“最后撤出”的,有几个不同版本),回港后受心理创伤后遗症的长期困扰。
(七)
南华早报
1,何安达:普通工人家庭出身,靠读书好出头。2006年年初加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办公室任新闻统筹专员。
2,李婉贞:不详
3,林和立:时年37岁,现为香港活跃时评人士,反动派。
4,杨健兴:2010年代下半期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现活跃于油管自媒体,反动派。
(八)
无线电视TVB
1,何展鹏:直至疫情期间仍在《明报》任职。
2,徐忠明:1980年加入无线电视新闻部任实习记者,89期间担任中文主播及记者。
3,陈慧儿:现为独立制作人。
4,张志刚:由梁振英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已任满)。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社会誉之为:“又红又左”。
5,杨明龙:1981---2002在无线新闻部,最后做到助理总编,后回到报社和社区大学教书。逍遥派。
6,谢彩云:不详
7,苏凌峰(未赴京):当时已是TVB重量级主播,1990年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OMNI电视台接着当粤语主播。他离开香港3年后,民调仍是最受欢迎主播TOP3。
(九)
经济日报
1,黄慧日:现为《经济日报》副总编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司库(财务长)
2,罗绮萍:后发展为香港著名财经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十)
新晚报:为大公报旗下的收费晚报。
1,司徒元:后执掌《有线新闻中国工作组》,因坚持报道自由,全班人马辞职转入《众新闻》,任中国组总编,2022年1月《众新闻》停刊。因为父亲司徒强和三伯父司徒华都跟共产党走,他6岁被送回广州,直读到大学毕业才回港。反动派。
2,陈少强:不详
3,梁家权:当时在木樨地。
(十一)
天天日报(Tin Tin Daily News):曾是香港首份彩印报纸,已经停刊20余年。
1,梁淑英:不详
2,崔丽容:当时与严家其往来密切,大事件后参与协助“落跑人士”。后一直在新闻界,反动派。
(十二)
快报
1,林静洁:现为香港大专院校高级讲师,主讲新闻及传播。
2,梁耀荣:不详
3,蔡秀霞:此后因工作关系辗转内地与香港,每年此日,在北京则去广场散步,在香港则参加晚会。
4,颜婷:不详
(十三)
东方日报
1,黎锡勋:不详
2,罗国威:不详
3,林社炳:人称“炳哥”,81年开始当前线记者,当了37年才退休,是真爱这行。89年5月进京采访,后按报社安排回港,错过。
(十四)
新报
1,麦燕庭(女):1984年加入新报当记者,2007--2008任“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反动派。
2,张炳玲:当晚在木樨地。后成为仅有的“香港三大战地女记者(张翠容、闾丘露薇)”之一。2000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反动派。
(十五)
百姓半月刊
1,张结凤:83年新亚书院毕业。当夜在现场,本人于天安门城楼外中弹。现专注香港的艺术发展。
2,冯伟光:当时同步在香港采访,未赴京。97年起以笔名“卢峰”在苹果日报写社评,2021年6月在机场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逮捕。
(十六)
成报
1,廖美香:后来曾任《南华早报》中文网副总编,《信报月刊》副总编。
(十七)
亚洲周刊
1,潘洁(Kitty Poon Kit):64年出生于杭州,幼年移居香港,在《明报》、《亚洲周刊》当了7年记者。在特区第一届政府的环境局任副局长。
(十八)
信报
1,卢永雄:现为《巴士的报》社长。
(十九)
香港时报
1,蔡詠梅:后来担任《开放》杂志编辑,现为活跃的自由撰稿人。
(二十)
华侨日报:二战后香港最大的三份报纸是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均反共亲蒋。97回归前,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因经营不善而结束。
1,彭士雄:不详
(二十一)
香港电台
1,邓祥儿:93年赴美,在《美国之音》当编辑,业余修成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她是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卫炳江的夫人。
2,马文敬:5月在京,5月31日返港休息充电,错过历史时刻。
(二十二)
无挂靠单位
1,陈宝珣(也可说挂靠于《信报》)。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89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顺便兼任《信报》驻京特派记者。1990年底发表了小说《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子弹》影射大事件。2015年发表小说《没岛恋曲》影射香港占中运动。
2,黎佩儿:伦敦大学传播学博士毕业,97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此后于澳门地区和日本的大学任教,2009年出版专著,记录香港1967--2005年的传媒界发展历史。
(二十三)
路透社
1,曾显华:时任路透社摄影记者,长驻曼谷。“坦克人”的照片有6个版本,其中一个是曾显华的,一个是星岛冼伟强的,但最出名是最早见于报道的美联社版。6月3日他上街拍照时,因为与洋记者同行被发现是外国人,被示威群众打伤,同行的外籍记者表示“我不是为了到你的国家捐躯(而来的)”就先跑了。受伤的曾显华返回北京饭店后被公安人员堵着无法再外出,就在阳台上拍了一些照片。
(二十四):(对上一个帖子的补漏)
亚洲电视
1,劳家辉:时任亚洲电视摄影记者,在场。
2,叶绍麟:资浅摄影师,当夜在广场,所拍胶片藏在饼干盒里带回香港。
明报
1,李以庄(未赴京):后追访到自某戒烟部队退役后出国定居的尉级军官。
(二十五)
这里专门开一节,说说司徒元这厮。
司徒元是“港生红二代”,他父亲加入新华社后,1960年代香港暴动,1969年他6岁,回广州从小学读起,直到大约85年暨南大学毕业,才回香港进入左派报社工作。事件那年他26岁,可能是大事件期间到北京采访学运时,留下了不良记录,1997年报道回归,他随同有线新闻的报道团队到天安门广场现场报道,其他记者都被准许进入广场,只有他被“拒签”了。这批“港生红二代”,大概有20来人,在两边都是挺有优越感的,在广州他们是有背景的港崽留学生,在香港他们又是有阿爷背景的新新人类。被拒后,他反正“上边有人”,就找港澳办的“阿叔”去疏通。阿叔把他留在外间,在里屋很不避嫌地拍了桌子:“你说他不可信?他是自小被送回内地当人质的!”
司徒元这一下就破防了,原以为自己是两边通吃的贵公子,却只是恩来腾资安排下的人质!他在2021年5月接受一次采访时回忆到此处,脱口来了句金句:"我猛然醒悟!X!我个身分原來係返去做人质!"
这个X呢,应该就是汉水东流兄笔下的“叼”了,但是粤语古风盎然,言出必绕梁而走,九转大肠,带有一种恍然大悟之韵律美,所以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很长的长音:滴-噫-呃-嗷,假如你此时胸臆还剩点余气,不妨再带出四字“....雷个XX”。
这个司徒家族的人,上半场爱党,下半场反党,属于家族遗传病。
(二十六)
1990年前后,香港是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报业发展迅猛,对记者的需求大,待遇也很不错,基本是9000港币/月,有报销,有能力的还会在不同报社兼职(因为自有的消息渠道、人脉),能超过市民收入的中位数。银纸不少还能装理想主义的逼,算是名利通吃。
那年,因为还没有数码技术,照相得用胶卷。5月起怎么样把胶卷送出境外,是个很大的难题。有些人是用传真机,多数香港记者则是到北京机场,堵回港的香港人,托他们冒险带回报社;西方大报社据说是走私人关系的外交包裹(倒不一定是美领馆的)。
大事件之大,就是有这么多侠之大者,默默无偿地做一点,再做一点,结果一看,叼~~~~~~~!
64就是上层斗法。
上层忽悠一群蠢货能改变世界,蠢货们因此而自信心突然爆炸,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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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64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些人都考上大学了,为啥还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64前,赵紫阳从大官倒赵公子的父亲和保护伞,到民主领袖的180°大转弯,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产生了“可笑世人多愚昧”的心态。
话题变了。
他也外访躲了一下,冷静期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似乎只能从槲寄生的书里,梳理一下时间线了
猜想,某些人乐得那些激进不知深浅的领袖们跳出来吧
挺可怕
也许从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还不是,但又如何呢?
老本其实认识很清楚啊:假如那次事成了,中国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大号的菲律宾。对于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还有比这更坏的吗?难道还要把100年前的悲剧再重演一遍?
理工领域也好、政治也罢,最优解大多数情况都是得不到的,次优一般就是最优。最优解可以努力追求,可不能一味责备执行者为啥没有拿到最优解。
这里有一个链接,有位海外博主,提到了一本当年的画册。我留在这里,作为一个资料收集。国内的河友如果打不开链接也无所谓,看不看到没什么差别。
这本画册里,有一幅照片,是大事件时,航天部一院的横幅,正好最近一院有次运载火箭试验失败,我就在这里一并说说。
天龙火箭(仿猎鹰-9)的子一级(第一级)的9个液体燃料发动机,捆绑热试车-----就是把整个带了9个推进器的第一级箭体,固定在试验中心的发射台上,进行静态点火试验。结果点火很顺利,共产生820吨的推力,没想到的是这货一下子挣脱了与试验台之间的连接,擅自升空。
这次失败,网友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重大疏失,试验队伍负有责任。二,科研中难免有失败,今后改善就是了。
上图:天兵公司的声明
上图:在天兵公司声明下,网友的两种看法
几年前,猎鹰-9在进行同样的热试车时,会先做一个“钢笔帽”,把第一级箭体套上,再用粗钢索把“钢笔帽”系留在地面,然后试车。而天龙火箭,没有抄“钢笔帽”这个作业。
上图:这是2016年7月的一次试车
“钢笔帽”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在热点火后“摁住”箭体,不让它起飞;第二是防止箭体在起竖后(未点火、点火后)向任一方向倾倒。
既然没有用“钢笔帽”,把天龙火箭固定在试验台上的“箭体与试验台连接处结构”,显然就是一组“钩子”,环绕一圈,至少有6个以上的“钩子”(甚至数十个都是可能的)。这样既系留了箭体,也保证了起竖后/点火前,即便遇到任何方向的强风,也不会被刮倒。
如果热试车时,某一个或少数几个“钩子”,发生意料之外的断裂(比如铸造件内部有气泡没有被发现,削弱了抗拉伸强度),而其他“钩子”仍有效,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箭体会以仍然有效的某个“钩子”为支点,像一根雪茄一样,啪地拍在地面上,剧烈爆炸----想升空也升不成,会被绊倒。
就是说,这次箭体能升空,证明全部的“钩子”(不管一共有多少个),全部“失效”------所有的保险,都出人意料地打开了,都放行了。这不可能是某几个“钩子”被强行拉断能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是一次低级错误,有人为疏失。
刀再快,削不了自己的把。导弹能不能瞄得准腐败还不好说,导弹自己被腐蚀了----倒是有这个危险。希望航天人吸取教训,再创佳绩!
有慧根的人经历过一两件事就能迅速领悟,没慧根的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领悟,跟学识高低关系不大
北京时间9月2日下午,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网站发布了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List of American Anti-Japanese Aviation Martyrs》。
这次发布,在互联网上引起一些反响,某些键政解读为中国有意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平头百姓,不懂这些字缝里的幽深。我们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为这些抗日英烈得到一个正式的纪念,感到安慰,都是勇敢、有正义感的好孩子。
管理局在整理资料时,90人为一组,按英文字母排列。当阅读第一组时我就纳闷:万一26个字母不够用呢?
果然,网上各处报道,都说最后共有2590名美国籍牺牲者。等编到Y组,编撰人员发现尴尬了,于是Y组只有37人;Z组扩编为Z1到Z5共5组,其中首4组仍是90人,最后一组44人。另外有些组其中有跳号。
遇到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在文史资料整理工作结束后,推倒重来,更改分组规则,改为每组100人,一次过彻底解决问题;如果因为资料细节的分类,有些组必须不满90人,那就放弃用英文字母来命名各组,改用阿拉伯数字分组,这样顶层设计,即便将来名单再怎么拉长,都能照顾好。表格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在我看来,干工作马虎潦草了,反正假如我是终审领导的话,肯定退回去要求重做。
几分钟里就可以改到完美的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一级领导抬抬眼皮,就推出来面对公众了,我觉得这工作干得,说儿戏是过了,属于不怎么上心吧------还不能肯定是平躺,至少是个斜躺。
我只能道声:牛屄!
由政府最高人在广场下跪求和解。
民国的学生是人上人,共和国改革几十年后的学生是韭菜。
不在台湾争取自由,到大陆来帮大陆人争取自由,是够理想的。
"我还是认为共产党反对的318民国政府处理的好",你这个318民园政府处理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