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老三为啥一会儿要求贺龙坚持江南，一会儿又催着他北上 -- 忘情

曹甸战役：黄克诚提出正确意见，为何战后却被陈毅刘少奇撤职？

老刘读历史

2023-04-07 05:35

我们丰富的情感时常左右着我们的行动，比如我们在取得一点成绩后就容易骄傲自满，而遭遇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丧气，我们经常说要保持理性，但是我们却无时无刻不被感情所左右，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行动。

能够一直保持理性，最大限度的不被情感所左右，能时刻保持清醒地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就是人类中的佼佼者，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很少有人不被情绪所左右。

虽然说时刻保持理性很难，但是这种人并不是没有，开国大将黄克诚，就是一位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理性，进行独立思考，不被情绪所左右的一位正直的人。

黄克诚将军眼睛高度近视，带着一副近视眼镜，离开眼镜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在军队中获得了一个“黄瞎子”的外号。

陈毅元帅曾经这样评价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

“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可看得远哩，是千里眼！”

然而就是这个被陈毅称为“千里眼”的黄克诚，在第二次和陈毅合作的时候，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那是在曹甸战役发起之前，黄克诚强烈反对发起曹甸战役，让陈毅第一次领教了黄克诚这个爱唱反调的“右派”的倔强。

1.八路军新四军会师

1940年10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从华北南下，和刘少奇会合后，从阜宁经盐城前往海安，会见时在海安的陈毅和粟裕。

刘少奇是中共中原局书记，陈毅和粟裕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黄克诚是八路军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他们这次会见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

八路军和新四军会师，华中的力量增强，但是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都属于我党的部队，但是确是两个系统，如果要高效的作战，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在刘少奇的推荐下，中央同意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呵呵）

就这样，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其所辖部队有陈毅兼指挥的苏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的江北指挥部、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及黄克诚任司令兼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

从这个时候开始，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正式归陈毅指挥，这并不是黄克诚第一次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在红军时期，陈毅就曾经当过他的领导。

两军会师，实力增强，所有人都十分高兴，黄克诚又一次在老领导手下工作，心情也是十分愉悦的，但是很快他就和老领导在作战问题上发生了争吵。

2.打韩德勤

在两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刚当上总指挥的陈毅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在两军会师之前，陈毅和粟裕刚刚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胜利，歼灭韩德勤部1万余人，俘虏3000多人，韩德勤狼狈退回曹甸。

陈毅决定挟黄桥决战胜利之余威，一举消灭韩德勤在曹甸的余部，打垮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按理说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为在黄桥战役时，以少胜多尚且能够取得胜利，现在两军会师，实力大增，又是乘胜追击，取得胜利应该是小菜一碟。

陈毅踌躇满志地把作战计划在会议上提出并讨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次稳赢的仗，都觉得可以一举消灭韩德勤部，当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取得下一个胜利的时候，经常唱反调的黄克诚站了起来，又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黄克诚不反对打曹甸，但是认为现在不是时机，他坚决反对立即攻打曹甸的韩德勤部，并给出了几条理由：

第一、在政治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破裂，而日军进攻日益猛烈。黄桥决战是韩德勤主动来犯，我军是被动还击的，而现在主动进攻顽军，则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危及到统一战线的维持。

第二、我军刚到苏北，这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等到我们把在苏北捣乱破坏的地痞、流氓、反动地主武装统统消灭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了，再去打韩德勤也不迟。

第三、曹甸是韩德勤的老巢，经过长时间的苦心经营，已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我们想要吃掉他估计也没有那么容易。

黄克诚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分析，认为暂时不应该打曹甸。黄克诚的发言无疑给陈毅泼了一盆冷水，让陈毅体会到了这个传说中经常唱反调，脑后长反骨的家伙的厉害。

对于黄克诚的“反调”，陈毅当即进行了批评，认为黄克诚犯了“右倾”保守错误，驳斥了他的建议。

刘少奇也十分赞同攻打曹甸，不仅是陈毅和刘少奇，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赞同这个作战计划，因为很简单，黄桥决战已经和韩德勤交过手，并且以少胜多，这次两军会师，实力加强，又是挟胜利之余威，打一个败军之将，怎么会失败？

这即是人被情绪所左右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黄克诚能够理性且冷静地分析问题，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条理清晰的建议并不能被采纳，反而被认为是“右倾”错误。

作战计划上报给中央军委，很快就被批准，陈毅立即决定集中部队尽快攻打曹甸。

3.进攻受挫

黄克诚虽然在攻打曹甸这件事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上级一旦下了命令，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他组织八路军第五纵队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支队参加攻打草甸的战斗，并做了战斗前的动员，为攻打曹甸积极准备，黄克诚的举动充分提现了一名合格的军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陈毅和刘少奇十分重视这次战役，他们把华中指挥所从海安移到盐城孔庙，陈毅作为总指挥专门做了战前动员：

“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从陈毅的战前动员以及之前会议的决心可以看出，这次打草甸的韩德勤是志在必得。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韩德勤第89军猝不及防，遭受重创。

韩德勤不得不将残军收缩到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企图进行顽抗。而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参战部队乘胜追击，切断这三个据点的联系，并迅速完成了包围。

战役开头不错，怎么看都是一场胜仗了，但是韩德勤在曹甸还有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

黄克诚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

由于攻击受挫，战役到了僵持阶段。

本来很顺利的战场形势突然遭遇了挫折，陈毅闻讯后立即赶到前线，到达距离曹甸仅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察看地形，研究突破的战术。

陈毅回到指挥所后，决定仍然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向纵深发展，一举拿下曹甸。

4.黄克诚的建议

黄克诚在得知曹甸的情况后，觉得战事不顺的原因是曹甸系水网地带，打进攻战十分不利，更何况韩顽没有退路，凭借着坚固堡垒拼死抵抗。

黄克诚觉得猛攻猛打不是办法，于是他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向陈毅提出了攻打曹甸的战术性建议：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不但反对陈毅猛打猛冲的战术，建议采用持久战的方法进攻，还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几点战术建议：

一、首先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筑构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烈攻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陈毅在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认为黄克诚把敌人估计的过于强大，有意夸大了敌军，而自己过于保守，对黄克诚予以严厉斥责，下令继续对曹甸实施强攻。

然而战事并没有像陈毅预想的那样进行，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勇猛进攻，但是敌人也依靠地利优势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打了18天，曹甸仍然没有被攻克。

战斗中敌人虽然有较大的伤亡，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有2000多战士牺牲。

由于曹甸久攻不下，且部队出现了较大的伤亡，陈毅于是下令撤出战斗。战前预想的是手拿把攥的战斗，没想到最后打成了这个样子。

刘少奇在曹甸战役后致电中央军委：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毛主席在接到刘少奇的电报后，也默认了这样的结果，并且安慰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的斗争，要有耐心和决心。

5.黄克诚被批判

曹甸战役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战役的结果，陈毅和刘少奇所不能满意的，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的会议。

战后的检讨很有必要，因为从失败之处学经验，是避免下一次失败的有效方法，会议上对战役的指导思想、战术的确定原则以及两军部队的协同指挥与作战风格的统一、缺乏攻坚武器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等进行了总结。

但是说到曹甸战役失败的原因，刘少奇和陈毅认为主要责任在黄克诚，他一开始就反对攻打曹甸，在战斗中又一次提出反对意见，还把电报捅到了中央军委，正是因为黄克诚不想打这一仗，所以消极作战，才造成了曹甸战役没有达到预期。（呵呵，我个人估计有）

这样的说法让黄克诚十分吃惊，同时又十分不服气，他极力同陈毅和刘少奇进行争辩：

“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然而如同战前的争论一样，黄克诚的争辩并没有得到刘少奇和陈毅的认可，他们仍然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责任在黄克诚，于是撤掉了黄克诚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黄克诚由于过于右倾保守，不适合领兵打仗，只保留他第五纵队政委一职。

黄克诚除了被撤销司令员一职之外，还被要求在大会上做检讨，他感到无限委屈，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一向耿直和倔强的黄克诚还是在大会上做了检讨。

在会议过后，黄克诚专门找到陈毅，对于自己“不服从指挥”的论调问陈毅：“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道：“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回答道：“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然而黄克诚如何争论，也改变不了陈毅和刘少奇的认识，不过他虽然被撤销了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位，但是兼任司令员的陈毅由于太忙，根本就不能到任，所以第五纵队的事情还一直是黄克诚在管。

6.陈毅和刘少奇的道歉

在草甸战役2年之后，陈毅才慢慢看清当年曹甸战役失利的真正原因：

“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陈毅的这些话算了还了黄克诚一个清白，当年的曹甸之败并非是因为黄克诚，相反，黄克诚在战前和作战中提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对的，而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参战部队作战也十分勇猛，战后对黄克诚的批判也是错误的。

1945年，黄克诚带着早已改编的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途径临沂的时候与陈毅相见，陈毅提起当年的曹甸战役，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对黄克诚做出了诚恳地道歉：

“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

事情已经过去了2年了，而作为大领导的陈毅竟然主动因为2年前的事情，当着政委的面向自己道歉，这让黄克诚十分感动，接着陈毅又说道：

“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刘少奇在几年之后也认识到了曹甸战役的失败并不是黄克诚的责任，对黄克诚的处置是错误的，他在1944年专门就这件事向黄克诚发了电报进行道歉：

“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当时刘少奇已经不在华中工作了，所以才发电报向黄克诚进行道歉，这份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和胸襟也让黄克诚非常敬佩，同时这份电报也让黄克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释怀。

因为在1944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有人由把黄克诚在曹甸战役时的处分拿出来进行责问，而刘少奇的电报在关键时刻给黄克诚解了围。

曹甸战役是一场错误的战役，黄克诚在战役发起前不盲从，能够理性的分析问题，并提出正确的意见，在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还能在战事不顺的时候提出正确的建议，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

而在战役结束后，黄克诚遭遇了错误的批判，但是他仍然能够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做了检讨，并因此被撤职，背着错误处分仍然忠心耿耿的参加革命，充分显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品质。

这种情况下几乎没办法，陈毅，粟裕，彭德怀等人的神机妙算都是建立在有卧底和破译国民党密电码的基础上完成的。

毛泽东的指挥问题我都在上面的长文里说了几步臭棋，大军溃败，要么像叶挺一样被俘虏，要么逃走。

项英毕竟是政治局常委，如果被俘那么麻烦更大，被叛徒打死对党来说不算最差的结局。

12月18日、12月20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立即过江，“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

（这步棋错了，让周恩来去找蒋介石认错服软，给蒋个面子，按照蒋的性格，能饶过新四军）

这之后，毛，刘少奇，陈毅，粟裕都给项英发电，要求赶快北撤。

12月25日，叶项请示下一步办法

12月26日，毛对项英发了火。

1939年，周恩来前来皖南视察司令部时也已经发现了问题，“这个地方三面都被国民党包围，要是国民党军队想要对你们进攻，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们可要万分小心呐。”

但是当时的项英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国民党想要来打我，那我就打回去，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为了巩固在皖南的根据地势力，项英多次给在长江江北的苏南的粟裕发电报，想要从他手中借兵，项英甚至还指明要粟裕手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团。

驻扎在皖南的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蒋介石想要一举歼灭皖南共产党军队的意图昭然若揭，局势十分紧张，危机一触即发，共产党上级领导人向皖南根据地下达明确的命令：立刻撤离！

但是项英却不愿意撤退，他不甘心就这样看着皖南拱手让人，于是再次向粟裕发电报想要借兵，粟裕不出意外地再次拒绝了。

没有达到目的，项英又气又恼，在他看来，如此危急存亡的时刻，两军队理当团结一致，但是粟裕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实在不是仁义之举，于是，项英一封电报发到了中央，想要中央领导支持自己的决定。

粟裕也当仁不让，随即也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两封电报同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看着两份意见完全不同的电报，毛泽东在详细了解过原委之后，急忙发了一封电报：“粟裕一兵一卒也不准动！”

毛主席的话重如泰山，任凭项英再怎样不甘也只好作罢，只好带领着根据地的军队撤退。

此时据中央第一次下达撤退指令已经过去了多日，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聚集，就等着时机成熟将皖南共产党军队一网打尽，项英的大部队已经失去了撤退的最佳时机。

被情绪冲昏头脑的项英紧接着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撤退是临时决定的，所以他没有提前规划好合适的撤退路线，也没有提前研究过国民党军队可能行进的路线。

面对严峻的战略形势，陈毅、粟裕深入研究并提出：“分兵皖南、苏南会分散我们的力量，合作发展苏南将能打开新的局面。”

因此，他们建议：“应暂时放弃皖南，集中所有力量发展苏南，直到海边。”如果我们在皖南和苏南两处分别应敌，就会疲于应付，根本不是明智之举。

更重要的是，苏南的敌情与皖南截然不同。苏南位于敌后，国民党军队一般不敢去，至少是不敢大规模派兵前往。如果只派少量部队的话，一旦发生摩擦，新四军完全能够应对。

然而，项英此时的主张是：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主要还是由江南加强皖南的力量。

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时，我们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显然，项英与陈毅、粟裕的意见相左。

此外，粟裕制定了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计划，如果项英下决心，双方对接就没问题。然而，项英主张向浙闽发展，陈毅、粟裕坚决反对。

他们甚至这样发电向项英表示：“皖南部队企图于顽方进攻时长征闽浙，不可轻试”。为了迎接项英和新四军军部来苏南，陈毅、粟裕一方面多次打电报力请项英东移，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做好迎接军部东移的有关准备。

为更好地向军部说明陈粟的想法，陈粟主动派人与军部取得联系并汇报想法；为快速对接，粟裕命吴肃与李志高分别从江南和皖南对进勘察行军路线，吴肃受领任务后顺利完成并向粟裕作了详细汇报；为应对可能遇到的敌情，粟裕制定了详细兵力使用计划，并拟定“派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作战计划”。

但项英始终不愿离开苏北，无奈之下陈毅、粟裕只好渡江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

陈毅和粟裕分析认为，如果不跨江北上，新四军将面临被国民党军包围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于1940年6月15日向中央、项英和胡服发电报，表示必须集中力量在苏北攻击韩德勤或在苏南打冷欣，否则将对苏北和苏南造成巨大损失。

陈毅和粟裕决心转移到苏北，并要求皖南军部尽快做出部署。然而，由于军部东移计划迟迟未能实现，陈毅和粟裕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陈毅于6月28日先行过江北上，而粟裕则于7月8日率领江南指挥部主力成功渡过长江。最终，陈毅和粟裕在江北得到了大发展，而新四军军部则因为“皖南事变”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参考文献包括《陈毅传》和《粟裕传》。

1939年9月20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以极为严厉的口气下达命令:“新四军在江北活 动之部队撤回南京、芜(湖)附近(该)地区地境内担任作战。”---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

1939年9月21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 “新四军各支队非有本部命令，不得擅进金、镇线以东地区活动。除饬俞总指挥严密监视外，请电 该军长遵照，并撤回第六团，免滋纷扰。”

1939年10月3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查新四军团长王必成等，竟率部秘密东进，与匪联络。应严令告 诫，并立即制止其敌对行动……梅光迪匪部既无悔意，应立即剿办，以遏乱萌。并将办理情形随时 具报为要。”

1939年10月3日，顾祝同致电向蒋介石请示:“新四军游击区之划分，经以八月虞未及效酉布电请示在案，迄未奉复。该军游击区应如何划分，乞规定。”

1939年10月7日，蒋介石回电顾祝同:“查修正划区案已将新四军划归该战区第二游击区内，由战区直接指挥，该军活动区域即由战区酌定具报。”

1939年10月，韩德勤率部进行苏北反扫荡作战。

1939年10月22日，第23集团军《战斗详报》记述，顾祝同“划定镇江、句容、溧水、高淳、南京、江宁、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十一县为新四军活动区域。”

1939年10月25日，江南行署主任冷欣收到王敬久的电令：“邓本殷 之收编主任名义着即撤销，结束具报。”---来源：张衡《邓本殷与“江抗”东进》

1939年10月27日，军政部何应钦给冷欣的批复：“查梅光迪现部既不可靠，邓本殷支江南行署借款又未事前呈， 是项收编费自难照准。”而说白了，这笔借款不合手续，不能下拨。邓本殷听到风声后， 便来了个不辞而别，回上海称病不出了---来源：张衡《邓本殷与“江抗”东进》

1939年11月4日，刘少奇到达新兴集。不久，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依此，他分析形势，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意见，重要一条就是“创造苏北根据地”。---来源：来源：红色雨花石《刘少奇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9年11月8日，第176师《阵中日记》这样记载:“密奉永座( 徐永昌—引者) 转奉委座……查新四军近来擅自扩军 ……尔后如发现有其组织部队……着视匪伪即立予剿办，以遏乱萌。”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创造苏北根据地”的意见。

1939年11月14日，江南指挥部第4团团部及2营组成为苏皖支队，为迷惑国民政府，2营长张道庸改名陶勇。 苏皖支队陶勇部借为“两李”运送子弹之际过江 ,此后叶飞率挺进纵支队从扬中北渡到达苏北的江都 。-------江北开始有成建制的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开始执行向北发展的计划！！！

1939年11月19日，延安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从此开启了皖北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之路。

1939年12月27日，延安决定抽调2万八路军南下苏北，支持建立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的八路军第5纵队开始南下之路。

1940年1月19日，延安强调“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挺进苏北 ,上升到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 。苏北的国共摩擦开始。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并转东南局的电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问题： “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哪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1940年2月上旬，李本一致信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称新四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擅自扩大游击队，阻碍国军征兵等等，并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即开调江南，回到新四军防区。

1940年2月23日，张云逸复信李本一，坚决拒绝新四军南调。李本一接信后甚为恼火，从此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

1940 年 3 月 22 日，张云逸的夫人、孩子 “从江南来到江北，携款7 万元，也联同护送人员 20 余人，长短枪11 支，在无为县之襄安被当地保安第八团所逮捕，至今尚无下落”。后经周恩来、张云逸向蒋及李宗仁抗议，李品仙才释放了张云逸的家人，但杀害了随行的 20 余人。

1940年3月22日，在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军令部拟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密令李品仙、韩德勤、李明扬、李仙洲等部“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

1940年3月23日，叶飞率领挺纵1团和4团各2个营出发，经邵伯湖西渡运河，横跨天长扬州公路，遭遇100余名日伪军。

1940年4月6日，叶挺、项英致电军令部：说明江南狭小，渡江困难，且兵多土著，希望批准已过江北的部队不再南调。

1940年4月6日，徐永昌复电叶挺、项英，该军类属三战区战斗序列，任务即经确定，自宜切实履行。近据报所属部队仍源源不断擅开江北，所谓天堑不能飞渡及士兵多属土著，当不尽然。

1940年4月11日，袁国平赴上饶谈判，经项英同意答复：同意叶飞部南调，四五支队尚需说服；军部在苏南扩大区域，增加经费；开拔费二十万元。顾祝同坚持四五支队、叶飞部队等必须全部南调。

1940年4月19日，刘少奇电报中央，反对叶飞部南调。

1939年4月20日，中央致电项英：叶飞、张道庸（陶勇）及四五支队决不能南调“现在和将来，一部或全部均不能南调。。。。故目前对顾可用各种方法借口延搁之”。

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皖南军部移苏南，随时准备过江北上，项英也同意（说明粟裕、陈毅准备放手一搏）。

1940年4月24日，刘少奇获悉顶英已答允顾祝同先着叶飞、张道庸（陶勇）两部先行十分惊讶，立即电报中央：“江南谈判，已允许叶飞部南调，并决定从5月起增加经费3万元。…若叶飞部不在苏北打日寇，我四、五支队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打韩，八路军更没有什么理由去打韩。”“究竞对于此事如何办理，请示。”

1940年4月24日，陈毅也发了一份电报致中央和项英说苏北敌进攻高邮，正与韩德勤激战中，现岩木师团已大部移驻江都、六合，有大举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不能支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因此，我们始终认为，叶飞部必须开回大桥，才能有利发展苏北。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枣阳、宜昌。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开始执行《101号作战》计划，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湖北为基地，海军以汉口为基地轰炸重庆，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1940年5月4日，延安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胡服：“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1940年5月17日，刘少奇电报毛“项英相当固执””所 以 对 中 央 的 屡 次指示、命令不能完全执行”。“叶 飞 亦说，为 顾虑军部，在苏 北 不 敢 放 手行 动。”

1940年6月6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提出发展华中的战略意见: “首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然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北问题。

1940年6月15日，陈毅、粟裕将商讨后急电延安：“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北上）。”（真离注：巩固江北的战役）

1940年7月2日，7 月 2 日，国民党提出两个划界方案，均要求新四军不能驻留江南，在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规定八路军、新四军：遵照陆军法规办理，经费暂以军为单位，直接向军需局请领。对于所属官兵之待遇，须遵照中央规定之饷章，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

1940年7月5日，新四军主力会师郭村。粟裕率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在郭村南部的塘头与陈毅率领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师。取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以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将塘头会师队伍合编为三个纵队：一纵司令员叶飞、二纵司令员王必成、三纵司令员陶勇。

1940年7月16日，《中央提示案》拟定。20日发出，21日送达周恩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原有编制是5.5万人，调整为按10万人编制发放军饷。（八路军刚成立时4.5万人，新四军刚成立时9千人）。

1940年7月20日，刘少奇在致陈毅并转黄克诚等人的电报中认为，解决苏北问题对长期坚持华中抗战“有决定的意义，现在必须以全力完成这一任务”他要求陈毅部主力坚持在苏中泰州以西、扬州以东地区发展，继续扮演“孤军”的角色，吸引韩、李集中部队向自己进攻，并等待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共1万余人组成的强大增援部队赶到进行决战，一举实现发展苏北的计划，可以看出此时刘少奇以“衅自彼开”为先决条件的苏北战略已经成熟。（也是为军部北上创造空间）

1940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有条件地同意国民党划界方案。条件除合法党权、游击权、行政权、军需自主和发展权，再就是“足够的战区（华北五省）”。（北上可以，范围也可适当接受，但是打法需要自主，同时和华北相结合）

1940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性方案：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划分作战区域可以同意，但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主席要由中共保荐，要保证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权。对八路军、新四军要与国军同等待遇，并允许补充。 [3] 具体的同等待遇以八路军3 军 9 师和新四军 3 师计，经费共200 万元。

1940年8月28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议将山东划属中共战区范围，各游击部队留原地作战。蒋反对“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到黄河以北，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共产党如果听命令有诚意，则抗战必胜。

1940年9月5日，经延安同意，周恩来提出新方案：1）扩大二战区至山东及绥远；2）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级游击队全数发饷；3）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左钊界线。

1940年9月13日，【新四军占领姜堰】。为争取民心，后将姜堰归还给陈泰运部（韩德勤和陈泰运不和，原姜堰属于韩德勤部驻扎）。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94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韩（德勤）

在这北移的关键时刻，项英虽为主要负责人，但处在随时离职的情况下，故在工作上有许多顾虑，特别是怕北移中部队遭损失而担责任，所以有犹豫不决和不敢大胆决策的思想表现

1940年8月19日，日军对重庆进行惨烈轰炸，日本海军出动140多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

1940年8月25日，周恩来携具体方案返重庆谈判。

1940年8月28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议将山东划属中共战区范围，各游击部队留原地作战。蒋反对“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到黄河以北，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共产党如果听命令有诚意，则抗战必胜。

1940年9月5日，经延安同意，周恩来提出新方案：1）扩大二战区至山东及绥远；2）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级游击队全数发饷；3）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左钊界线。

1940年9月13日，【新四军占领姜堰】。为争取民心，后将姜堰归还给陈泰运部（韩德勤和陈泰运不和，原姜堰属于韩德勤部驻扎）。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940年10月2日，日军决定发起长沙战役，为了牵制驻河南的中国军队南下，日军进攻郑州。日军从琵琶镇等三处开始了强渡黄河。天还没亮，日军突然发动奇袭，渡过黄河和黄泛区，向南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的渡河行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中国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在琵琶镇登陆后一举占领姚店堤，并在早上7点攻占高地庙。中午的时候日军占领荥泽。

194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韩（德勤）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借以警告国民党当局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1940年10月4日，郑州沦陷。日军攻入郑州城区，国民政府在华北最后的据点沦陷。

1940年10月4日，中央向黄克诚部发出指示，电令其立即南下阜宁，并向盐城挺进，迅速驰援陈毅。

1940年10月4日，【黄桥决战】，韩德勤意图收复被新四军占领的黄桥等地，驱逐新四军。被痛殴，李守维、翁达等战死。

1940年10月5日，中原局也向黄克诚部发出了《为配合陈毅部消灭顽韩的政治动员令》。

1940年10月7日，卫立煌在密县召开长官部会议，专为调解孙桐萱、汤恩伯纠纷。

1940年10月8日，延安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渡江到皖北；

1940年10月8日，占领郑州的日军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力图短时间结束战斗，全歼孙桐萱部。日军集中炮火，出动飞机数十架，对第三集团军阵地大肆轰炸，装甲车、坦克配合步兵，连续发起猛攻。第三集团军官兵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与敌展开血战，迭次击败日军进攻。激战持续多日，日军锐气大减。

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黄克诚的八路军在东台白驹会师，苏北军力对比发生逆转。

1940年10月12日，担心黄桥战后会招来蒋、顾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电报提醒新四军军部迅速过江，以皖东根据地为据点。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要求“始终不提反韩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摩擦”。

1940年10月14日，14日，毛、朱、王再次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认为： “估计到韩与蒋，顾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

1940年10月19日，皓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皓电全文：“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1940年10月20日，延安电报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部，方有文章可做”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德、意、日不久必有大规模行动”，英美和日本都在拉拢蒋介石，国民党正“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 “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940年10月28日，叶挺应邀会晤上官云相，叶向种养汇报：“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

1940年10月31日，占领郑州的日军不堪不断骚扰，传出消息要退出郑州。日军却纠集步、骑、炮、机械化及骑兵部队万余，由中牟、郑州、旧荥泽县，分股向张庄街、南曹、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镇发动猛攻进攻。各师奋起迎击，激战至当日晚10时许，日军开始后退。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分析给前线部分将领的电报中指出：”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

1940年11月3日，中国军队组织了全面反攻，一举收复郑州，日军在占领郑州一个多月后光复。除中牟县城及黄河南岸邙山头的日军桥头堡外，日军被驱逐到了新旧黄河的对岸。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明确表示为延缓反共战争爆发，中央决定“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至此，新四军在北移问题上不应再有其他想法。

1940年11月4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的要求被中央以争取事态向有利于团结方向转化的理由暂时拒绝。

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指示并转季米特洛夫，称“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

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等人的电报中直言不讳的说“蒋介石准备投降”。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公开宣布皖南部队遵命北移。

1940年11月10日，柳梢齐致电延安，力主发动曹甸战役。中央不同意进攻韩德勤，就在刘少奇一筹莫展之时，霍守义师的南下和莫德宏师的东进，让刘少奇找到了解决韩德勤“先发制人”的理由。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称“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部，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愈难应付。

1940年11月1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1940年11月11日，延安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

1940年11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催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

1940年11月13日，项英复电中央表示：“我们赞同北渡方针，并正作如此准备”，但同时又强调“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全部实现这一方针”，而“坚持皖南阵地”，则有一定的把握。 不合时宜地表示了留恋皖南不想北移的思想。

1940年11月14日，徐永昌在拟呈蒋介石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是一份很全面的剿共方案，一旦实施很有可能会造成国共破裂。蒋介石深知此时国共联合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没有签署这份计划。

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怕我们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活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15日，毛致电周，“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

1940年11月18日，霍守义部于奉命南下途中向八路军黄克诚部驻地逼近。霍守义部南下接近黄克诚部驻地，黄克诚沉着冷静主动退出，由其接防；韩德勤见黄克诚示弱，便立即命令第33师出车桥到达风谷村、益林附近接应霍师。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指示黄克诚第五纵队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击霍守义师，但前提条件是需待胡宗南部向关中用兵后，再有理由的向霍部发动局部战斗。

1940年11月19日，延安指示华中总指挥部积极整军，同时要黄克诚待命进击霍师。黄克诚在复电中认为东北军武器好，战斗力强，建议以小部钳制霍师，以华指主力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1940年11月21日，华指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并决定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中央数次否定刘少奇的请示，可苏北这边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11月21日，以陈毅、刘少奇为首的华中指挥部向各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命令，并指示“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

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叶、项：“你们可以拖１个月至２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940年11月22日，刘少奇将部署汇报中央，中央仍旧坚持要等待国民党军大举东进才允许解决韩德勤。

1940年11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叶、项，告以苏北部队拟在12月中旬动手解决韩德勤，“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等于否定了前电“拖”的决定。

1940年11月22日，项英复电延安，认为：“我们意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1940年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孔庙。刘少奇、陈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决定于25日准备完毕后发动攻击。

1940年11月24日，毛泽东接到项英要求“留”的电报，感到问题严重，急电叶、项：“（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1940年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发一电给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从以上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立即就改变了原来“拖”的指令，口气相当坚决，不给项英留下一点幻想。

1940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电报延安“进一步加强巩固国共统一战线的来”以及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 府的消息，使毛泽东相信蒋介石不可能再投降，从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来源：于慧铎《从皖南事变看国共关系》

1940年11月26日，毛、朱、王再次复电刘、陈，指出： “我们正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汤（恩伯）、李（品仙）调动莫（德宏）、霍（守义）进攻等准备政治理由。你们则把实行攻击时间推到下月上旬。

1940年11月26日，就在延安拒绝进攻的同一天，华指向各部发出进攻命令，要求“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

1940年11月26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央表明态度： “不管胡宗南是否向陕北进攻，因桂军向皖东进攻很急，我们可以增援皖东理由向沙沟、射阳、安丰、平桥推进，并占领该地区。” 就这样中共中央终于同意了刘少奇的部署，但仍强调“不得攻击兴化，对东北军之进行自卫反击”

1940年11月29日，项英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新四军意图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引起三战区重视，白崇禧、顾祝同调兵支持韩德勤，曹甸战役消灭韩德勤目标没有达成。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复电项英说，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鼓励项英尽快率部北移。

1940年11月30日，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张冲约见周恩来、叶剑英，转达蒋介石意见：《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新四军北移部队可暂缓，但至12月底为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至一月底，新四军全部移至黄河以北。

1940年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徐永昌的亲笔函中就指出：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应要求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军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并且强调“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940年12月3日，曹甸战役发生后，叶挺、项英等收到密报称：“顾电各进攻新四军主力于十二月底过铜繁、高邮”， “如该军故意不动，即予以彻底解决等情”，与此同时还得到了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从此时开始，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的神经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月13日，项英致电毛泽东等说明北移消息泄漏，皖北、苏南敌伪封锁增多，并称“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移”。

1940年12月4日，徐永昌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以及韩德勤《卅电》起草了一份签呈，并得到蒋介石批准。

1940年12月4日，刘少奇、陈毅又致电项英等称“国民党故意在各方宣布和宣传我军北移”，北渡更加困难，大大渲染了叶、项此时的紧张情绪。

1940年12月4日，中央为了安抚叶、项，回电： “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并且指示“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

194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还指示华指： “只待曹甸、安丰、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

1940年12月7日，当蒋介石得知中共再次攻击韩德勤挑起曹甸战役的消息后，仍然留有余地，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暂缓，需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1940年12月8日，得到延安“尽量拖延”指示的周恩来、叶剑英面见刘为章表示，请求补发饷弹等尚未得到解决，让项英来渝直接交涉等等。

1940年12月9日，刘为章答复：蒋介石对于项英来渝表示拒绝。停发军饷等系军令部下令的，现因新四军已经遵命北移，同意发放饷弹至1月底。

1940年12月10日， 徐永昌再度请示蒋介石称： “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徐永昌认为现在批准此命令，到真正实施也就是12月底之后，若那时江南新四军没有北移，也好有个准备。

1940年12月10日，刘为章谈判中，发现周恩来、叶剑英始终对新四军、八路军北移问题含糊其辞，不予明确答复，这种交涉达不到目的，向蒋、何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明确主张“尔后除按既定计划外，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至谈判，似无继续之必要。”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又批准了徐永昌11月14日签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致电顾祝同： “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于同日签发军令部一厅一处草拟给顾祝同的电报：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从拖延20余日才批示“暂缓下令”到最终的“勿再宽容”，蒋介石的态度骤变，足可见曹甸战役对蒋介石产生了多大影响。中共中央并未事先料想到国民党会更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而曹甸战役前的毛泽东还曾答复叶、项等：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顾、韩会要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中共中央对曹甸战役的影响显然是低估了。

1940年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和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 吴信容在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的策划下裹挟八个连叛变，投向国民党汤恩伯部。彭雪枫向中共 中央报告称“700余人随刘叛变”。---来源：《彭雪枫关于耿吴刘叛变报刘少奇、陈毅并中央军委电》（1940年 12月 18日），中共永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选编》第 3册。

1940年12月13日，项英向中央报告，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渡，欲以不发饷弹即不开动为理由拖延北移。

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

1940年12月11日， 中央再发指示： “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并急切询问战斗“何时结束？能于10天内结束否？能早结束则早结束为妙”

1940年12月16日，叶、项在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国民党交涉补给的情况后称，顾祝同“提出走苏南过慢，应赶于年底渡完，并指定由皖南北渡皖北（走繁昌过江）一线”； “苏北霍师及韩部不能解决（曹甸未下），张云逸、罗炳辉无信心坚持皖北，胡服已决定放弃路西，使我们将来无法过皖北”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刘少奇已经通知皖北偷渡困难，淮南路南日军大批“扫荡”，而顾祝同不让走苏南，反要求改道铜、繁北渡。从这一刻开始，皖南新四军原本“大部密渡皖北”的计划开始发生改变，北移决心更加动摇。在随后致中央的数封电报中，叶、项频繁表示桂军在江北堵击，日、伪在铜繁间加筑封锁，且“友军调动甚忙”， “一三八师及五十二师已集中泾县”等无形之中给自己和全军将士增加了紧张情绪，这似乎也可以解释项英为什么从1940年11月底曹甸战役开始前至皖南主力决心开拔这段时间，始终犹豫北移的原因。

1940年12月24日，项英电报延安，借口北渡危险，强调交通困难，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940年12月25日，项英再次向中央请示以后行动方针。

1940年12月25日，蒋介石专门约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告周：“你们一定要按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不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新四军八路军还不都是我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摘自《周恩来致中央电》，1940年12月26日。

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对其错误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0年12月28日，项英召开军分会，决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麓宁国郎溪再进到溧阳地区，待机北渡。实际上以上路线为皖南北移的一条备用线路，还不是最后决定，故未上报。

1940年 12 月 28 日，守备江北的桂军主力 176 师作战日记记载: “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由。桂系开放渡口。---来源：黄昊《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1941年1月1日，项英电报延安，“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没说具体路线。

1941年1月2日，中午，叶挺电报顾祝同，要求“分兵走苏南”。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回电项英，表示支持北移，希望项英尽快率部离开皖南险地。

1941年1月4日，傍晚，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开始南下之路。

1941年1月4日，上午，我们接到军部下达的行动命令，整个皖南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我新一支队，包括老一团、新一团和一个特务营，共约3000人，编为第一纵队，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为参谋长，都是新一支队原班领导。按照12月28日军分会决定的路线，本来第一纵队应该朝茂林方向前进，但为牵制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军部命令第一纵队改从泾县向宣城、宁国方向前进。---《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16点，新一支队按照军部的这个部署，以老一团为前卫出发。---《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先头营刚翻山行至泾县县城附近，我们突然接到军部电话，在事先没有通气的情况下，决定派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部队停止东进，改往茂林方向走。他说：这是军部决定，那就得服从。当时天已很黑了，部队摸黑前进，细雨霏霏，寒风凛冽，泥泞路滑，走了一夜，才到青弋江边。因河水猛涨，涉水过不去，就赶到章家渡，想从浮桥上过江，不料浮桥已被大水冲断，全体指战员只好在水深齐腰寒冷彻骨的河流中涉水而过。---《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顾祝同把叶挺2日电报报给蒋介石。

1941年1月5日，顾祝同电报蒋介石，新四军在云岭构筑工事。

1941年1月5日，各纵队在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结果直至下午15时才到齐大家都非常疲劳，还要烘烤衣服，军部决定在茂林地区停留一天。我们一纵队就在茂林附近的大康王休息待命。---《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5日，晨，毛泽东获悉皖南新四军行军至茂林并在原地休整时，就感觉到军部对北移路线的选择以及部队在茂林停顿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毛泽东急电叶、项：“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枪声打响。

1941年1月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下一步走向。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军部首长都到了，一纵队由我和傅秋涛两人参加会议。赵凌波虽己任命为一纵队副司令员，但没有通知他到会。会议气氛很严肃，因为当天上午已经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第四十师攻击我搜索部队的“小接触”。接触虽“小”，但国民党七个师包围我皖南北移的新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会议决定，三个纵队分三路会攻星潭。第一纵队的任务是7日拂晓攻占裘岭，然后会同其他两路纵队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向东挺进。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最后一次参加军部召开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将军和项英同志。---《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 年元月 7 日，不知新四军已开拔的李品仙仍向 176 师发出指令，“指定: (一) 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 (指皖南新四军———引者注)上陆地点。(二) 姚沟沿河名河东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集结地点。(三) 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出不得借故逗留。”

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陈毅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即在盐城成立，军部机关设在盐城文庙（今江苏省盐城市建军西路126号）。不久，敌机在军部驻地附近投弹轰炸，新四军军部由文庙移至盐城以南的熊家祠堂。

1941年7月初，日伪分别从泰州、东台等地增调兵力向盐城方向集结“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刘少奇、陈毅根据形势，决定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主动撤离盐城，跳出敌人包围圈，实行战略转移。

1941年7月9日，新四军军部离开盐城泰山庙向阜宁地区移动。

1941年7月11日，新四军军部到达建阳（今建湖县）以北的左家庄（今江苏省建湖县建湖镇），

1941年7月21日，新四军军部到刘家舍（今江苏省阜宁县南部）。

1941年7月29日，新四军军部迁驻阜宁县董村。这天上午，敌机对董村进行了偷袭扫射，军部由此又移往殷家桥。

1941年7月30日，新四军军部移驻阜宁小兴庄附近的北路马。

1941年7月31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主要领导在北路马聚会。根据反“扫荡”斗争的需要，刘少奇和陈毅分开行动，刘少奇负责华中党政军全面工作，陈毅专门负责军事指挥和军部工作。会后，刘少奇、赖传珠等人由北路马出发，沿黄河堤到达大高庄宿营;陈毅负责的军部工作人员仍然驻在北路马。

1941年8月2日，赖传珠致电陈毅，华中局拟与其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