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老三为啥一会儿要求贺龙坚持江南，一会儿又催着他北上 -- 忘情

1940年8月19日，日军对重庆进行惨烈轰炸，日本海军出动140多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

1940年8月25日，周恩来携具体方案返重庆谈判。

1940年8月28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议将山东划属中共战区范围，各游击部队留原地作战。蒋反对“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到黄河以北，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共产党如果听命令有诚意，则抗战必胜。

1940年9月5日，经延安同意，周恩来提出新方案：1）扩大二战区至山东及绥远；2）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级游击队全数发饷；3）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左钊界线。

1940年9月13日，【新四军占领姜堰】。为争取民心，后将姜堰归还给陈泰运部（韩德勤和陈泰运不和，原姜堰属于韩德勤部驻扎）。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940年10月2日，日军决定发起长沙战役，为了牵制驻河南的中国军队南下，日军进攻郑州。日军从琵琶镇等三处开始了强渡黄河。天还没亮，日军突然发动奇袭，渡过黄河和黄泛区，向南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的渡河行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中国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在琵琶镇登陆后一举占领姚店堤，并在早上7点攻占高地庙。中午的时候日军占领荥泽。

194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韩（德勤）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借以警告国民党当局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1940年10月4日，郑州沦陷。日军攻入郑州城区，国民政府在华北最后的据点沦陷。

1940年10月4日，中央向黄克诚部发出指示，电令其立即南下阜宁，并向盐城挺进，迅速驰援陈毅。

1940年10月4日，【黄桥决战】，韩德勤意图收复被新四军占领的黄桥等地，驱逐新四军。被痛殴，李守维、翁达等战死。

1940年10月5日，中原局也向黄克诚部发出了《为配合陈毅部消灭顽韩的政治动员令》。

1940年10月7日，卫立煌在密县召开长官部会议，专为调解孙桐萱、汤恩伯纠纷。

1940年10月8日，延安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渡江到皖北；

1940年10月8日，占领郑州的日军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力图短时间结束战斗，全歼孙桐萱部。日军集中炮火，出动飞机数十架，对第三集团军阵地大肆轰炸，装甲车、坦克配合步兵，连续发起猛攻。第三集团军官兵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与敌展开血战，迭次击败日军进攻。激战持续多日，日军锐气大减。

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黄克诚的八路军在东台白驹会师，苏北军力对比发生逆转。

1940年10月12日，担心黄桥战后会招来蒋、顾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电报提醒新四军军部迅速过江，以皖东根据地为据点。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要求“始终不提反韩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摩擦”。

1940年10月14日，14日，毛、朱、王再次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认为： “估计到韩与蒋，顾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

1940年10月19日，皓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皓电全文：“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1940年10月20日，延安电报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部，方有文章可做”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德、意、日不久必有大规模行动”，英美和日本都在拉拢蒋介石，国民党正“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 “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940年10月28日，叶挺应邀会晤上官云相，叶向种养汇报：“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

1940年10月31日，占领郑州的日军不堪不断骚扰，传出消息要退出郑州。日军却纠集步、骑、炮、机械化及骑兵部队万余，由中牟、郑州、旧荥泽县，分股向张庄街、南曹、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镇发动猛攻进攻。各师奋起迎击，激战至当日晚10时许，日军开始后退。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分析给前线部分将领的电报中指出：”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

1940年11月3日，中国军队组织了全面反攻，一举收复郑州，日军在占领郑州一个多月后光复。除中牟县城及黄河南岸邙山头的日军桥头堡外，日军被驱逐到了新旧黄河的对岸。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明确表示为延缓反共战争爆发，中央决定“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至此，新四军在北移问题上不应再有其他想法。

1940年11月4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的要求被中央以争取事态向有利于团结方向转化的理由暂时拒绝。

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指示并转季米特洛夫，称“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

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等人的电报中直言不讳的说“蒋介石准备投降”。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公开宣布皖南部队遵命北移。

1940年11月10日，柳梢齐致电延安，力主发动曹甸战役。中央不同意进攻韩德勤，就在刘少奇一筹莫展之时，霍守义师的南下和莫德宏师的东进，让刘少奇找到了解决韩德勤“先发制人”的理由。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称“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部，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愈难应付。

1940年11月1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1940年11月11日，延安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

1940年11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催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

1940年11月13日，项英复电中央表示：“我们赞同北渡方针，并正作如此准备”，但同时又强调“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全部实现这一方针”，而“坚持皖南阵地”，则有一定的把握。 不合时宜地表示了留恋皖南不想北移的思想。

1940年11月14日，徐永昌在拟呈蒋介石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是一份很全面的剿共方案，一旦实施很有可能会造成国共破裂。蒋介石深知此时国共联合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没有签署这份计划。

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怕我们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活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15日，毛致电周，“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

1940年11月18日，霍守义部于奉命南下途中向八路军黄克诚部驻地逼近。霍守义部南下接近黄克诚部驻地，黄克诚沉着冷静主动退出，由其接防；韩德勤见黄克诚示弱，便立即命令第33师出车桥到达风谷村、益林附近接应霍师。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指示黄克诚第五纵队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击霍守义师，但前提条件是需待胡宗南部向关中用兵后，再有理由的向霍部发动局部战斗。

1940年11月19日，延安指示华中总指挥部积极整军，同时要黄克诚待命进击霍师。黄克诚在复电中认为东北军武器好，战斗力强，建议以小部钳制霍师，以华指主力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1940年11月21日，华指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并决定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中央数次否定刘少奇的请示，可苏北这边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11月21日，以陈毅、刘少奇为首的华中指挥部向各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命令，并指示“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

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叶、项：“你们可以拖１个月至２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940年11月22日，刘少奇将部署汇报中央，中央仍旧坚持要等待国民党军大举东进才允许解决韩德勤。

1940年11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叶、项，告以苏北部队拟在12月中旬动手解决韩德勤，“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等于否定了前电“拖”的决定。

1940年11月22日，项英复电延安，认为：“我们意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1940年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孔庙。刘少奇、陈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决定于25日准备完毕后发动攻击。

1940年11月24日，毛泽东接到项英要求“留”的电报，感到问题严重，急电叶、项：“（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1940年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发一电给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从以上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立即就改变了原来“拖”的指令，口气相当坚决，不给项英留下一点幻想。

1940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电报延安“进一步加强巩固国共统一战线的来”以及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 府的消息，使毛泽东相信蒋介石不可能再投降，从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来源：于慧铎《从皖南事变看国共关系》

1940年11月26日，毛、朱、王再次复电刘、陈，指出： “我们正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汤（恩伯）、李（品仙）调动莫（德宏）、霍（守义）进攻等准备政治理由。你们则把实行攻击时间推到下月上旬。

1940年11月26日，就在延安拒绝进攻的同一天，华指向各部发出进攻命令，要求“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

1940年11月26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央表明态度： “不管胡宗南是否向陕北进攻，因桂军向皖东进攻很急，我们可以增援皖东理由向沙沟、射阳、安丰、平桥推进，并占领该地区。” 就这样中共中央终于同意了刘少奇的部署，但仍强调“不得攻击兴化，对东北军之进行自卫反击”

1940年11月29日，项英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新四军意图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引起三战区重视，白崇禧、顾祝同调兵支持韩德勤，曹甸战役消灭韩德勤目标没有达成。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复电项英说，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鼓励项英尽快率部北移。

1940年11月30日，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张冲约见周恩来、叶剑英，转达蒋介石意见：《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新四军北移部队可暂缓，但至12月底为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至一月底，新四军全部移至黄河以北。

1940年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徐永昌的亲笔函中就指出：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应要求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军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并且强调“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940年12月3日，曹甸战役发生后，叶挺、项英等收到密报称：“顾电各进攻新四军主力于十二月底过铜繁、高邮”， “如该军故意不动，即予以彻底解决等情”，与此同时还得到了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从此时开始，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的神经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月13日，项英致电毛泽东等说明北移消息泄漏，皖北、苏南敌伪封锁增多，并称“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移”。

1940年12月4日，徐永昌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以及韩德勤《卅电》起草了一份签呈，并得到蒋介石批准。

1940年12月4日，刘少奇、陈毅又致电项英等称“国民党故意在各方宣布和宣传我军北移”，北渡更加困难，大大渲染了叶、项此时的紧张情绪。

1940年12月4日，中央为了安抚叶、项，回电： “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并且指示“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

194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还指示华指： “只待曹甸、安丰、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

1940年12月7日，当蒋介石得知中共再次攻击韩德勤挑起曹甸战役的消息后，仍然留有余地，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暂缓，需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1940年12月8日，得到延安“尽量拖延”指示的周恩来、叶剑英面见刘为章表示，请求补发饷弹等尚未得到解决，让项英来渝直接交涉等等。

1940年12月9日，刘为章答复：蒋介石对于项英来渝表示拒绝。停发军饷等系军令部下令的，现因新四军已经遵命北移，同意发放饷弹至1月底。

1940年12月10日， 徐永昌再度请示蒋介石称： “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徐永昌认为现在批准此命令，到真正实施也就是12月底之后，若那时江南新四军没有北移，也好有个准备。

1940年12月10日，刘为章谈判中，发现周恩来、叶剑英始终对新四军、八路军北移问题含糊其辞，不予明确答复，这种交涉达不到目的，向蒋、何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明确主张“尔后除按既定计划外，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至谈判，似无继续之必要。”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又批准了徐永昌11月14日签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致电顾祝同： “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于同日签发军令部一厅一处草拟给顾祝同的电报：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从拖延20余日才批示“暂缓下令”到最终的“勿再宽容”，蒋介石的态度骤变，足可见曹甸战役对蒋介石产生了多大影响。中共中央并未事先料想到国民党会更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而曹甸战役前的毛泽东还曾答复叶、项等：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顾、韩会要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中共中央对曹甸战役的影响显然是低估了。

1940年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和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 吴信容在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的策划下裹挟八个连叛变，投向国民党汤恩伯部。彭雪枫向中共 中央报告称“700余人随刘叛变”。---来源：《彭雪枫关于耿吴刘叛变报刘少奇、陈毅并中央军委电》（1940年 12月 18日），中共永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选编》第 3册。

1940年12月13日，项英向中央报告，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渡，欲以不发饷弹即不开动为理由拖延北移。

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

1940年12月11日， 中央再发指示： “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并急切询问战斗“何时结束？能于10天内结束否？能早结束则早结束为妙”

1940年12月16日，叶、项在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国民党交涉补给的情况后称，顾祝同“提出走苏南过慢，应赶于年底渡完，并指定由皖南北渡皖北（走繁昌过江）一线”； “苏北霍师及韩部不能解决（曹甸未下），张云逸、罗炳辉无信心坚持皖北，胡服已决定放弃路西，使我们将来无法过皖北”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刘少奇已经通知皖北偷渡困难，淮南路南日军大批“扫荡”，而顾祝同不让走苏南，反要求改道铜、繁北渡。从这一刻开始，皖南新四军原本“大部密渡皖北”的计划开始发生改变，北移决心更加动摇。在随后致中央的数封电报中，叶、项频繁表示桂军在江北堵击，日、伪在铜繁间加筑封锁，且“友军调动甚忙”， “一三八师及五十二师已集中泾县”等无形之中给自己和全军将士增加了紧张情绪，这似乎也可以解释项英为什么从1940年11月底曹甸战役开始前至皖南主力决心开拔这段时间，始终犹豫北移的原因。

1940年12月24日，项英电报延安，借口北渡危险，强调交通困难，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940年12月25日，项英再次向中央请示以后行动方针。

1940年12月25日，蒋介石专门约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告周：“你们一定要按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不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新四军八路军还不都是我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摘自《周恩来致中央电》，1940年12月26日。

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对其错误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0年12月28日，项英召开军分会，决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麓宁国郎溪再进到溧阳地区，待机北渡。实际上以上路线为皖南北移的一条备用线路，还不是最后决定，故未上报。

1940年 12 月 28 日，守备江北的桂军主力 176 师作战日记记载: “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由。桂系开放渡口。---来源：黄昊《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1941年1月1日，项英电报延安，“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没说具体路线。

1941年1月2日，中午，叶挺电报顾祝同，要求“分兵走苏南”。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回电项英，表示支持北移，希望项英尽快率部离开皖南险地。

1941年1月4日，傍晚，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开始南下之路。

1941年1月4日，上午，我们接到军部下达的行动命令，整个皖南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我新一支队，包括老一团、新一团和一个特务营，共约3000人，编为第一纵队，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为参谋长，都是新一支队原班领导。按照12月28日军分会决定的路线，本来第一纵队应该朝茂林方向前进，但为牵制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军部命令第一纵队改从泾县向宣城、宁国方向前进。---《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16点，新一支队按照军部的这个部署，以老一团为前卫出发。---《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先头营刚翻山行至泾县县城附近，我们突然接到军部电话，在事先没有通气的情况下，决定派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部队停止东进，改往茂林方向走。他说：这是军部决定，那就得服从。当时天已很黑了，部队摸黑前进，细雨霏霏，寒风凛冽，泥泞路滑，走了一夜，才到青弋江边。因河水猛涨，涉水过不去，就赶到章家渡，想从浮桥上过江，不料浮桥已被大水冲断，全体指战员只好在水深齐腰寒冷彻骨的河流中涉水而过。---《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顾祝同把叶挺2日电报报给蒋介石。

1941年1月5日，顾祝同电报蒋介石，新四军在云岭构筑工事。

1941年1月5日，各纵队在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结果直至下午15时才到齐大家都非常疲劳，还要烘烤衣服，军部决定在茂林地区停留一天。我们一纵队就在茂林附近的大康王休息待命。---《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5日，晨，毛泽东获悉皖南新四军行军至茂林并在原地休整时，就感觉到军部对北移路线的选择以及部队在茂林停顿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毛泽东急电叶、项：“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枪声打响。

1941年1月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下一步走向。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军部首长都到了，一纵队由我和傅秋涛两人参加会议。赵凌波虽己任命为一纵队副司令员，但没有通知他到会。会议气氛很严肃，因为当天上午已经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第四十师攻击我搜索部队的“小接触”。接触虽“小”，但国民党七个师包围我皖南北移的新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会议决定，三个纵队分三路会攻星潭。第一纵队的任务是7日拂晓攻占裘岭，然后会同其他两路纵队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向东挺进。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最后一次参加军部召开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将军和项英同志。---《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 年元月 7 日，不知新四军已开拔的李品仙仍向 176 师发出指令，“指定: (一) 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 (指皖南新四军———引者注)上陆地点。(二) 姚沟沿河名河东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集结地点。(三) 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出不得借故逗留。”

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陈毅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即在盐城成立，军部机关设在盐城文庙（今江苏省盐城市建军西路126号）。不久，敌机在军部驻地附近投弹轰炸，新四军军部由文庙移至盐城以南的熊家祠堂。

1941年7月初，日伪分别从泰州、东台等地增调兵力向盐城方向集结“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刘少奇、陈毅根据形势，决定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主动撤离盐城，跳出敌人包围圈，实行战略转移。

1941年7月9日，新四军军部离开盐城泰山庙向阜宁地区移动。

1941年7月11日，新四军军部到达建阳（今建湖县）以北的左家庄（今江苏省建湖县建湖镇），

1941年7月21日，新四军军部到刘家舍（今江苏省阜宁县南部）。

1941年7月29日，新四军军部迁驻阜宁县董村。这天上午，敌机对董村进行了偷袭扫射，军部由此又移往殷家桥。

1941年7月30日，新四军军部移驻阜宁小兴庄附近的北路马。

1941年7月31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主要领导在北路马聚会。根据反“扫荡”斗争的需要，刘少奇和陈毅分开行动，刘少奇负责华中党政军全面工作，陈毅专门负责军事指挥和军部工作。会后，刘少奇、赖传珠等人由北路马出发，沿黄河堤到达大高庄宿营;陈毅负责的军部工作人员仍然驻在北路马。

1941年8月2日，赖传珠致电陈毅，华中局拟与其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