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泽民巧施“空城计”，关键时候红3军团雪中送炭 -- 忘情

作者：忘情

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有赖于双方经济实力的比拼。早在井冈山时期，因为当地“产谷不足2000担”，为解决经济困难，红军除了下山打土豪，还必须发展红军对白区贸易，以输入根据地无法自产的重要物资。

要贸易，就必须有钱。红4军苦于现款严重不足，遂创办了第一个红色造币厂，用打土豪得来的银器铸造墨西哥鹰洋，并在上面刻上“工”字以示与当时其他地区仿造的鹰洋区别，史称“工字花边”。

因为含银量足，“工字花边”在井冈周边地区的信誉度很高，极大促进了边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过，这个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案有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得掌握有足够的白银才行。因此到了中央苏区时期，随着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的骤增，这个办法便不再适应新形势了。

从1929年1月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因为赣南、闽西根据地还不够巩固，无法统一财政金融，因此各根据地和游击区都曾发行过自己的纸币，甚至在纸张极度缺乏时，还发行过布币，这虽可解一时之需，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一栋砖木结构的普通农家小楼里正式成立。行长毛泽民以下，只有4个人和几把算盘，全部备用金仅有20万大洋，堪称全世界最“迷你”的中央银行。

毛泽民能担任此职，绝非因为他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亲弟弟，而是因为他是我党历史上首位金融专家。早在1922年秋，毛泽民接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后，他便利用规模采购优势压低生活必需品进价，然后凭票供应工人，既保证了广大工人得到经济实惠，又避免了少数人多买多囤，还让消费合作社扭亏为盈，得以逐步发展壮大。为筹集工人运动经费，毛泽民还首创在工人中发行合作社股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是党在经济领域的首次大胆尝试。

国家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印制发行苏维埃纸币（简称“苏币”）以及铸造铜制辅币，以取代当时尚在中央苏区各地流通的150余种纸币和10余种布币，以促进生产和对外贸易，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印钞所需的特种纸张和特殊油墨，敌人是对苏区严密封锁的，就算我们能通过秘密渠道少量弄到这些特殊物资，也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于是，毛泽民和造纸工人们一道摸索，用掺入少量细洋毛的树皮、毛竹和棉絮，造出了具有韧性、适合印钞的纸。用松脂配熟桐油，调配出了可供印钞的油墨。1932年7月初，国家银行开始印制“苏币”，各地苏维埃政权根据统一号令，限期兑换回收此前发行的各种杂币，以统一金融财政。

不过，敌人是不甘心看着中央苏区金融稳定的，他们派特务进入苏区，千方百计打探“苏币”所用纸张的制作方法、印刷油墨的配方以及防伪手段，并鼓动、支持反动地主武装制造假“苏币”以扰乱苏区金融市场。

一时间，中央苏区内部假币泛滥，谣言四起，“苏币”信誉面临空前挑战。苏区政治保卫局立即将此列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依靠广大群众查抄了几个造假币的窝点，公开处决了一批造假、贩假分子，震慑了阶级敌人，刹住了这股妖风。

不久，更大一场“苏币”信用危机袭来。根据经济学基本规律，银行发行纸币是需要准备金的，而且需要和硬通货挂钩，以取得信誉。同时，这纸币还要能切实交换到民生所需各种物资，方才能被使用者接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就只有20万大洋的家底。银行成立后，苏维埃政权规定，红军、游击队及各地方政权所有缴获的黄金、白银、银元、首饰，甚至铜器都要送交国家银行，作为“苏币”的发行保证金，以及稳定币值的“压舱石”。有了这些实物储备，国家银行才敢对群众承诺：随时可以拿“苏币”来兑换银元。

不过，“苏币”要真正被群众接受，还得兑换到物资才行。中央苏区经济无法完成封闭的内循环，诸如食盐、细布、西药、煤油、火柴都要靠白区输入。当时，敌人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的经济封锁，上述物资进入苏区变得极为艰难。一些奸商趁机哄抬物价，并规定非银元不收。于是，越来越多的群众拿着“苏币”来找国家银行兑换银元。

国人有个特点，凡事爱跟风。尤其是兑换钱这种事，不仅消息传得飞快，而且传播过程中极易衍生出无数版本，越传越邪乎，从而加重人们的恐慌心理，造成恶性循环。很快，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银元库存就要见底了，而闻讯赶来兑换的群众依旧络绎不绝。

面对这空前危机，毛泽民深知这关口要是宣布停止兑换银元，不仅“苏币”信用将毁于一旦，而且将引发空前的社会危机，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稳定。于是，他立即请政治保卫局护送可靠的挑夫队伍，将藏在深山里的历年积存金器、银器、首饰和铜器悉数取出来，运往国家银行所在地。

按常规，像这样的金融押运任务，自当越隐秘越好。但毛泽民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挑夫队伍专挑人多的时候穿集过镇，并由负责武装押运的政治保卫局沿途公开宣传，以收稳定人心之效。此外，他在挑夫队抵达前，用竹篾扎了许多三角形的竹笼，待金器、银器、首饰到了后就往上挂、往上堆。这样，一担的金银器就可以堆成几堆，使之看上去比实际数量还要多得多。

于是，前来兑换银元的群众看到了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画面：国家银行里居然有金山、银山，而且就堆在离自己仅有几米处，看得真真切切。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还漫不经心地透露：库房里还有的是，堆不下了。

消息以光速传播开来，此前生怕兑换不到银元的群众便再也不着急了，排在国家银行门前的长龙也慢慢散去。这一招“空城计”，算是涉险过关，但却非长久之计。关键时候，前方传来好消息，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一举歼灭中央军3个主力师，其他各路敌军吓得撤围而去。红军在反攻中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而且缴到了大批食盐、细布、肥皂和火柴等民生物资。

不久，红3军团派部队将这些苏区稀缺的民生物资送到了毛泽民处。毛泽民立即下令以平价对外销售，具体规定了普通群众能买多少，军属烈属能买多少，还明确只收“苏币”。这一下，不仅苏区高涨的物价得到了有效抑制，而且此前兑换了银元的群众又纷纷来国家银行将其兑换成“苏币”，苏区市面上的银元得以重新流回国家银行。以毛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成功打赢了中央苏区金融保卫战。

他的经济才能在我党首屈一指，加之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这让他在建国后的地位事实上是无可代替的。如果不牺牲，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会少走很多很多弯路。

TG的根据地一水儿的穷乡僻壤、穷山恶水，最高的工业化水平大约就是手工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临严厉的经济封锁，还要连年征战，养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百姓还倾心支持，根据地连年扩大，这个经济管理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河里有帖子说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经济已经碾压国统区经济。

作为唯物论者，任何的政治实力都需要生产力实力作为支撑，宣传上的意识形态只是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包装，建国前后都是如此。

最早认识毛泽民的才干是了解到安源工人运动背后的工人合作社，那时才恍然大悟，工人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光靠意识形态的口号就能发动起来的。

最近的电视剧《追风者》据说有毛泽民的原型。

TG在政治、军事上的历史了解的人比较多，但经济这条线上的历史和成就却知之甚少，这也导致了一些人对新中国TG经济建设工作的怀疑。

在《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里有一半的篇幅是讲解放前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就的。

否则国际帮能一直掌权？直到长征了实在指望不上了才把权夺回来。

到了延安确实好些了。 但是也还是要靠几个比较富裕的根据地的黄金才能维持下去。

不像蒋管区那么惨无人道，但是也不是那么温情脉脉的。 毕竟是生死存亡之际，太仁慈是不行的。 当时是25%的收成给佃农留下。剩下的75%地主和中央分。 严格来说，有些蒋管区原则上佃农留下的会更多一点，但是通过巧立名目，可能农民不但剩下不了什么，辛苦一年还需借钱过活。 而解放区这25%是实在的，也就导致了农民实际生活要好很多。

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没有短板。

如果认可共产党有经济建设能力，那么资本主义的道义性荡然无存。所以历史和现实的印象，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搞得好的，越南院府之争亲美派失利后，也失去了替代中国的明星光环，谈当下中国经济，必然是私企力代表，实在绕不过去，比如高铁，就是刘志军的个人能力从国外搞来的技术，

共产党有经济建设能力是不可能的，怎么样都不可能的。

没看到过上海给江西送钱。苏联给中共是有资助，但很有限。不够上海中央用的。所以，江西要给上海送钱。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条专线。

江西筹集了120两黄金送往上海，结果没送到，护送人员在最后一站失踪，成为一庄悬案。缺了这笔钱，牺牲了很多本可以救出的同志。建国后查办此案，过程极为曲折，最后破案。这案子查办过程足够拍一部大片。

他害怕组织上处分，就躲起来了，最后建国初居然被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