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七） -- 区块碳链

中国的文化界，对于毛主席的悄悄话是最多的，反毛的言论，基本出自文化界。

文化界对于毛主席说过的话，也有认可的地方，比如，毛主席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于这个评语，没有人反对，反倒是纷纷赞同并引用。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后，广罗人才，兼容并蓄，倡导思想自由，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培植了无数革命青年。蔡元培在文化界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替代。

关于蔡元培的著述不少，这些著述大多认为蔡元培是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等。事实上，他还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推手，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幕后操盘者。

蔡元培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绝非个例，1901年，康有为就创作过《大同书》。而梁启超则是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由于梁启超的工作，大家才知道第二国际的存在。甚至是杨度这样的保守分子，在李大钊被捕以后，也倾其所有（包括卖掉住房）来营救李大钊。

我们不妨开列一个小名单，看看有哪些人，曾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03年开始，马君武、朱执信、宋教仁、震述、刘师培、成舍我、陈博生等，就开始以不同的形式介绍马克思主义。

我们屡次提到的谭平山，在1919年，就开始介绍《共产党宣言》了。大家熟知的张闻天，也是在1919年，写文章来介绍《共产党宣言》。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同时，戴季陶、陈独秀、邵力子和沈玄庐等，均热心于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

而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放弃了自己传教的主业，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这多少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在这种大背景下，蔡元培也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信奉共产主义，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904年的大年初二，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小说《新年梦》。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时他提到：

文字虽然不多，但是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蔡元培在1904年就知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他已经在思想上朦胧地感觉到该以何种态度来推广共产主义思想。虽然，他彼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比较初级。

关于蔡元培思想转变的诱因，可能就是晚清的腐败和无能吧。

戊戌变法时，杨锐等人邀请蔡元培参加，蔡元培拒绝了，他认为：

应该说，彼时的蔡元培非常稳重，从后来他谋划和孵化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来看，他也确实做到了老辣深沉、有章有法和进退有度。

蔡元培思想转变的过程，则和他的社会交往有直接的关系。

戊戌变法的当年，他就辞官回乡了，这不是选择逃避，而是要亲自践行通过教育来推动革命的设想。

当时，出入上海滩和江浙的日本学者为数不少，蔡元培多有结识。盛宣怀也视蔡元培为大才，时常邀他一起参加一些中外文化名流的聚会。1901年，蔡元培应盛宣怀的邀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黄炎培、邵力子和李叔同等，都曾就读过南洋特班。

蔡元培和创立震旦中学的马相伯也交往频繁，马相伯的家族，在明末就开始信奉天主教了，是资深的宗教世家。

1902年，蔡元培和吴稚晖专门去日本游历过，又接触了不少日本的文化友人和在日的中国学者。

马相伯出身宗教世家，和西方的教会关系密切。盛宣怀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华的代理人，他也是李鸿章的金主。而哈同夫妇呢，也是蔡元培的好友。一个日常往来都是这些有特殊背景的人，蔡元培慢慢信奉了被精心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就一点不奇怪了。

看好蔡元培的品行，大家认定该重点保护和培养他。

例如，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他就提前得到了消息，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当时清政府电告上海道，要抓捕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和黄宗仰等6人。这里面，年轻气盛的邹容是主动去投案的。最初，判定章炳麟和邹容无期徒刑，而后租界出面进行了干预，改判章3年，邹2年。不过，邹容直接牺牲在狱中。

从《苏报》案可以看出，活跃在租界里的革命志士，其实并不孤立，他们和租界之间存在着隐形的默契。

蔡元培表面上在教书育人，在幕后，他是一个地道的革命者，他加入过暗杀团，跟着日本人学习过制造炸弹。王小徐、孙少侯、刘师培、章士钊和陈独秀等，就加入过他的暗杀团。他甚至要在他创办的爱国女校中吸收女杀手，不过，这个想法应该是没有付诸于行动的。

1904年，陈自新和万福华要暗杀在上海的王之春，这个王之春在任广西巡抚的时候，曾准备借助法军剿灭广西的革命活动。陈自新拿着章士钊的新手枪，万福华拿着张继借来的一把旧手枪，设好了局，要暗杀王之春。不过，暗杀没有成功，万福华被捕了。第二天，章士钊去探听消息，又把他们的秘密会所的地址暴露了，导致章士钊、黄兴、陈天华和张继等11人被捕。这得营救啊，蔡元培又是一通忙活。

暗杀并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蔡元培又想到了买官，他找到了绍兴巨富许在衡之子许仲卿，由他出资，为徐锡麟和陶成章买官。有了钱，陶徐二人，先往日本学习陆军，因为近视眼等原因，不能进军校，只得学习警政。最终，徐锡麟以候补道到安徽，管理警政，而陶成章呢，居然未能入官。貌似，买官这个做法也难以速见成效。

影响蔡元培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并没有告诉蔡元培，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才是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基础，舍此，别无他法，后来毛泽东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从马克思到鲁迅，他们都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那就是，不能把革命的思想写成了文字，就算完事了。底层的无产阶级其实并不认识字的，需要马克思或鲁迅们，脱了西装或长衫，放下架子，深入到基层去，把革命的道理分享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能跟着他们起来革命的。

书本上的革命道理，和现实中思想的传播，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例如，作为革命者的鲁迅，他一方面在作品里哀叹阿Q、祥林嫂和闰土们愚昧不幸，不懂得抗争。在现实中，他却没有从自身做起，来解放和发动闰土们起来抗争。直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从基层做起，这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开始。

和无产阶级保持着体面的距离的蔡元培，在现实中只能不断碰壁的，他决定去德国留学，他要去学习军事，然后指挥着千军万马，或许就能把满清的腐朽统治迅速埋葬了。最终，蔡元培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不过，他不是去学习军事，而是去研究哲学。

犹太精英们在欧洲孵化资本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在哲学方面，却遭遇到了瓶颈。

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是东方知识分子的重要行为准则。

在东方，修身所累积的经验，可以运用到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中；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所总结的规律，又可以反过来，用来指导自身的修身，这种影响是双向和可逆的。

犹太精英们在欧洲孵化资本主义，归纳了一大堆的经验和规律，可是，这些归纳，无法应用于自身。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其精神世界就越是贫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土壤，好像只能催生丑陋的罂粟之花。

修身，所总结的，属于哲学。

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所总结的，也是哲学。

这两个哲学体系，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东方社会体系的运行，暗合人体的自我调节，这才是东方文化最玄妙的地方。文明演变至今，人类社会无论如何变化，从没有打破这种映射的关系。

历代的知识分子，能参透这两大哲学体系玄妙关系的，大有人在。

犹太精英一直为西方的哲学无法修身而苦恼，他们认定，在清末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就是像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和严修等人，或许能够帮助西方哲学提升到可以修身的境界。

蔡元培就是带着这样的课题来到了德国求学的。

蔡元培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张申府等则是这个课题的接棒人。用总理的话说：

为了能拿出阶段性的小成果，张申府在数理逻辑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罗素超级推崇的原因，因为后者在数理逻辑方面颇有建树。而数理逻辑的基本定理，和西方哲学所总结的基本规律，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难住了蔡元培的哲学课题，最终被毛主席解决了。只是，他的解决方案融合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完成理论的提取。或者说，毛主席将大道至简成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们才能在精神层面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只有以侍奉上帝的态度，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西方犹太精英们才能在精神层面实现飞跃，舍此，别无他法。现实中呢，从西到中，精英群体们依然在藐视和蔑视人民，也就是在骨子里轻视无产阶级，所以，他们永远无法和天道同在。

为了讲好蔡元培的故事，我们先打乱时间的顺序，把目光转向1920年。

1920年的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了中国，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了上海，劝说陈独秀挑头组建中国共产党。这年的8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了。

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材料均力称：是位于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聘请张申府去教逻辑学。而张申府在乘船赴法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后者委托他在赴法的学生中组建共产党。张申府去了法国，就组建了中共的旅欧支部。

逻辑貌似挺通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张申府怎么有能力组建旅欧支部呢？要知道，组建党组织和开展活动，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张申府只是一个庞大的赴欧团队中的一员，这个赴欧团队的主角是蔡元培。

1920年的11月23日，在上海，北大旅沪同学会在一品香西餐厅给即将赴欧的蔡元培一行设宴送行。陈独秀是送行宴会的主席，致欢送词。蔡元培和汤尔和则分别致词。在这样的场合，张申府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11月24日，大家登上了法国客轮Cordillère(高尔地埃)号，除了蔡元培、罗文干、汤尔和、陈大齐、张申府、李阐初、徐彦之（赴英）和陈博生外，还有刘清扬、陶尚钊和王慰真等人。

当时的驻法公使陈箓曾经透露过：

对于蔡元培而言，陈箓不是外人，而且，他的身份摆在那里，中国驻法的公使，所有在法国的活动，没有陈箓罩着，一定会很麻烦。

去法国建党的内容，也被记录在徐彦之《从上海经过法国到伦敦》中，他的原话是：

一个如此庞大的团队去欧洲，所借用的名义是司法考察。除了罗文干一人和司法有关之外，其他人等，基本都是出自北大的，或者和北大有关系的。而刘清扬和陶尚钊，则是总理在觉悟社时的战友。

蔡元培这次去欧洲有几个目的：考察总理和组建中共旅欧支部；处理赴法勤工俭学管理机构的巨额财务亏空问题；和法国共济会接洽，商谈法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等。这几件事，其实是一回事，拿到退款，才有财力来组建中共旅欧支部，才可以让赴法学子在法国能够呆下去。

我们再疏理一下陪同蔡元培出行的相关人士的身份。

汤尔和，后来依附侵华日军，成为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和蔡元培交往甚密的，以后变成汉奸的，不在少数。汪精卫，褚民谊，周作人，以及上面提到的陈箓和汤尔和，等等。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

汤尔和是推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推手之一，他也是筹划组建中共的幕后人物。

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就包括汤尔和。当然了，陈独秀早年就是蔡元培的追随者，一起研制过炸弹，一起搞过暗杀活动。

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是因为后者的《新青年》的影响力太大了。《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级刊物，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汤尔和把一个这样的陈独秀推荐到北大，仅仅是为了搞文学研究吗？

而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陈独秀和胡适是蔡元培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左右两大先锋。

蔡元培被称颂为人世的楷模，这不代表他不会玩花活儿，为了把陈独秀和胡适引入北大，蔡元培对他俩进行了系统的包装，陈独秀成了东京日本大学的毕业生，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也拥有了博士头衔。

蔡元培要在北大搞新文化运动，那么，势必和北京城里的保守势力产生冲突。后者为了把蔡元培撵出北京，首先把他的左右先锋定为打击的对象。

而陈独秀和胡适两个人，在个人操守方面，也不怎么检点。明面上，胡适仅仅是倡导白话文，而陈独秀呢，则是在搞共产主义。所以，打击的火力首先集中到陈独秀的身上。

陈独秀是否嫖过娼，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当1919年陈独秀的嫖娼案闹的沸沸扬扬的时候，北大没有替陈独秀进行反击，那就说明可能确有前科。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貌似就不宜呆在北大了。

之前，有北大的英国教员，带领学生流连北京的红灯区，蔡元培直接将对方开除了。对方搬出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后者威胁蔡元培是不是不想干北大校长了，蔡元培则根本就不鸟对方。

蔡元培到了北大，为了整治风气，专门成立了进德会，重点就是一个师德和操守的问题。现在，自己选定的文学院长出了问题，既然有英国教员被开除的先例，直接解聘陈独秀就是了。

按理说，陈独秀在北大的去留，这是北大内部的事情。而蔡元培却为此去了汤尔和的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讨论陈独秀的问题，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商讨的结果是，陈独秀不宜呆在北大，要舍陈独秀这个车，来保蔡元培这个帅。他们认为陈独秀应该去上海，毕竟，蔡元培在上海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为了让陈独秀能继续做革命的闯将，北大将继续支付陈独秀一年的工资，毕竟，单靠《新青年》的收入，陈独秀很难坚持下去。

汤尔和这一次和蔡元培一起赴法，是参与对总理的考察。

汤尔和的民族气节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他曾经的这些活动，都记录在日记里。文革中，制造混乱，借机查抄汤尔和的日记就是必须的。文革中，到底是什么人要销毁这些证据，是江青和四人帮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陈大齐，是搞心理学研究的，他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研究室的创始人。后来转为研究西方哲学，以及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诸子百家。

陈大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新青年》杂志的政论作者之一，五四爱国运动的赞助人。

张申府，关于他，我在前面已经做过简述。看到了这里，大家还会相信，他是受陈独秀的委托去法国组建旅欧支部吗？蔡元培才是真正的主事之人，张申府不过是个前台的奔走而已。

李阐初，没有找到这个人的详细资料。

徐彦之，新文化运动骨干之一，是中国男女同校的首倡者之一。

1918年在北京大学，徐彦之与李大钊等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徐是成员之一。

陈博生，是五四运动前后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入中国的重要人物。1919年4月，他在《晨报》上发表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晨报》有连载他的译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的骨干，是总理的好朋友。

刘清扬为什么要出现在蔡元培赴法的行列中？这多少有点违和。

1920年的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个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党小组。随后要发展的对象，就是刘清扬，但是刘清扬拒绝了。

一个对共产党还没有浓厚兴趣的人，两三个星期之后，却随着蔡元培赴法组建中共旅欧支部，这多少有点奇怪的。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蔡元培赴法的一个重点，就是面试总理，如果刘清扬能提前入党了，对总理也是一种促进。

彼时，刘清扬对共产主义并不太了解，总理也是如此。

不得已，在赴法的旅途中，张申府就对刘清扬发起了爱情攻势，很显然，蔡元培对这些事儿，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相反，他可能是相关爱情活动的鼓动者。

刘清扬是在赴法的旅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非抵达法国后，才入党的。后来之所以把时间模糊了，就是要让某些革命活动看起来更纯洁和更高尚。

陶尚钊，是总理的同乡加亲戚，又是年轻时在南开的好友，同时，两个人都是觉悟社的成员。

大部分的资料都说，陶尚钊是和总理一起赴法的，这个说法是有误的。陶尚钊和刘清扬随蔡元培赴法时，在船上有过合影，这说明总理和陶尚钊是分批赴法的。总理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启程的。而蔡元培和陶尚钊，则是11月24日在上海启程的。

陶尚钊之所以和蔡元培同行，也是为了做总理的思想工作的。不过，陶尚钊在法国期间，因失火而意外丧命了。

还有一个王慰真，她是谁？

王慰真是北洋军阀安福系的要员王士源的侄女，在家里闹革命，因此随着蔡元培去法国读书躲清闲。在旅途中，她帮助蔡元培誊抄过文件。

这群人，毫无疑问是北大所聚拢的，且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蔡元培陪着罗文干到欧洲考察司法，需要带着这么一群共产主义分子吗？

就像陈箓所说的，蔡元培带着这么一大群要么是研究共产主义的，要么是赞同共产主义的人去法国，就是要在法国建政党的。而这些人在欧洲的活动，重点就是为了培养总理。

现在公开的说法，张申府去法国，是到里昂的中法大学去教逻辑学。可是中法大学的创立者，就是蔡元培，在蔡元培的北大聘任一个教师，去中法大学任职，蔡元培怎么会不知情？

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经济来源，都直指法国的庚子退款。而在其中穿针引线对接退款的，就是李石曾。

李石曾和蔡元培，在1902年上海的一个文人聚会中，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李石曾，是第一次赴法，要在上海乘船。之后，两个人好像连书信往来都没有，至少《蔡元培长年谱》中不见记载。

1907年，随驻德大臣孙宝琦一同去德国的蔡元培，刚抵达德国，李石曾就获得了消息，随即就从巴黎赶过来。

谁在这两个人之间负责信息的传递？应该是孙宝琦。1902年，李石曾是随着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的。

到德国看望蔡元培的李石曾，已经在法国加入了共济会了。第二年夏天，蔡元培又到法国回访了李石曾。

彼时的李石曾已经得到了内幕的消息，西方列强，可能要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了。列强的们的退款怎么利用，要由背后的共济会来设计方案的。

李石曾在法国期间，在农业方面投入精力较多，尤其对于大豆的功用。他感觉法国人喜爱的Fromage（奶酪）和中国的豆腐在外观上是那么地相似，他认为西方人一定会喜欢中国的豆腐。他专门开了豆腐公司，可是，感官相似，并不代表法国人一定会接受豆腐。他的豆腐公司没有赚到钱，甚至有倒闭的可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需要大量的的中国劳工参与开挖战壕等后勤工作。李石曾就参与过相关的劳务组织工作，也就是和北洋政府争夺劳务输出带来的利益。李石曾利用他的共济会身份，通过军方拿到了豆腐制品的订单，为背井离乡的华工提供家乡的食品，李石曾的豆腐产业暂时转危为安。

而蔡元培呢，从1907年开始，就读于德国的莱比锡大学。传说马克思曾在该校读过研究生或博士，翻阅史料，好像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而在1953年到1991年，莱比锡大学甚至改名为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不知道是何缘故。

在求学期间，蔡元培写过《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过之后，写了《心之力》一文，杨昌济则给了100分。

1916年的年底，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

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长一职，表面上是搞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要掩护的，就是孵化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首先传播到了日本，然后再进入中国的。而绝非今天所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889年，《万国公报》就开始刊登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个《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刊，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最初是用来宣传宗教的。1874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在幕后指挥过戊戌变法的李提摩太等人，也参与《万国公报》的编撰工作。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西方的教会，既在中国传过教，也在中国推动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甚至参与了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宗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犹太精英群体的一气化三清。

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及其他一些持特殊使命的人士，在中国培养了蔡元培、梁启超、严修和马相伯等一大批国产的同盟者。之所以组织一个庞大的联盟，是为了确保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按照既定的剧本推进，而不能出现其它的意外。

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后，不出一年，从俄国传来了好消息，十月革命成功了，这就变相在迫使蔡元培加紧筹划中共的组建工作。在处理完陈独秀的嫖娼危机后，维经斯基就到了北京，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

由于嫖娼案，以及在建党初期表现出现的幼稚性，寻找替代陈独秀的新的领军人物，就显示出迫切性，治军必先选将嘛。通过筛选，最佳的替代人选，就是总理，千年难得一遇的杰出青年，德才兼备。

选定了总理，面试也合格，自然要对总理进行综合的培养了。动用欧洲的特殊关系，一个综合的培训计划就形成了。背后的故事，总理自然是不知情的。一切就如同过山车一样，刺激有趣，吸引着总理，他甚至在1921年撰文批判李石曾，他和他的战友们也曾开除过他们的指导老师张申府，等等。

总理那时候还年轻，甚至很冒失。例如，他委托章士钊利用外交身份把禁运的印刷机由法国带到德国，幸亏章士钊就是圈子里的人，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就是说，在总理的身边，有一群的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配合着他，替他化解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危机。

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组织的华法教育会，组织了大批青年来到了法国。为了方便广大学子，专门成了一个小信用社。按照设想，大家在法国可以作工赚钱，如果大家把国内带来的钱和作工赚的钱都带在身上，这样会很不安全的，放到小信用社里，还能起到共济的作用。一战后，法国的经济是每况愈下，学子们打工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么，大家自然就要动用本钱来谋生的。可是，当大家到小信用社取款的时候，却提不出来钱了。既没有收入，还拿不到自己的钱，自然就出现了矛盾。最终，华法教育会赔了60多万法郎。

毫无疑问，李石曾的运作失败了。就在这个时候，中法大学也筹办完毕，要开始招生了。这时候，居然不允许已经赴法的学子入校了。大家就开始造反，最终的结果，是大批的学子被遣返回国了。

李石曾和蔡元培办的这个大学，应不应该对学子们免费开放？完全应该，参照的标准就是美国庚子赔款的运作，当时赴美的学子就是利用美国的退款完成学业的。而在法国，居然出现了要入大学，还要再交学费的丑闻。

法国支付庚子退款，不是一步到位的。而华法教育在欧洲则参与了很多业务，甚至包括军火的采购，那么，资金周转困难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赴法学子难以勤工的背景之下。

处理了华法教育会的一摊子乱事，也精心设计对总理的培养计划，拜访过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等欧洲科学界的名流之后，蔡元培又去了美国，然后匆忙返回国内，他要搭救陈独秀。

上海的租界逮捕陈独秀，是要禁止他宣扬过激主义。过往，上海租界对于蔡元培及其团队，总是有意偏袒的，为什么这次要找陈独秀的茬呢？

从分析“过激”这个词入手，就容易搞清楚原委。

在【六】中，我们提到了孙山先生、庆龄先生以及邓演达等对未来中国国体的设想，也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陈独秀呢，自从1920年和共产国际接上头，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所宣传的，自然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是要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样就出现矛盾了。由此，我们就就可以推知，租界所谓的“过激主义”，就是禁止陈独秀宣扬“过激（的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控制陈独秀推动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推动新一代的接班人的上位。1924年的下半年，在张申府和谭平山的运作之下，总理顺利地加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他的革命生涯。

大家知道，1920年，维经斯基来中国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他是带来了大笔的经费的，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援，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运作是难以想象的。

同理，总理在欧洲领导的旅欧支部，其运营的费用，绝非是张申府在中法大学的那点薪水可以覆盖的。期间，张申府不止一次向蔡元培申请过资金的支持。所以，不能把中共旅欧支部轻巧地说成是张申府教书之余的意外成果，没有蔡元培领导的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和支持，没有蔡元培借用欧洲庚子退款所提供的经济支持，中共旅欧支部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例如，邓小平最初是真心实意地去法国打工赚钱的，由于年纪小，是由他远房叔叔陪伴的。法国经济持续的恶化，找不到工作，导致了邓小平只能向总理靠拢，毕竟，靠总理发放的经费，他就能生存下去。文革中几经沉浮的邓小平，对于早年总理经费的来源，应该是思考透彻了，所以，他断然不会接受主席的独立自主之路。

1922年的8月，苏联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到北京，表面上是处理苏联与北洋政府的外交等事务。事实上，他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使命，他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合作落实到实处，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国共必然的合作。

8月18日，李大钊宴请越飞，作陪的有蔡元培、陶梦和、李石曾、蒋梦麟和胡适等。很显然，李大钊不是这次宴会的主角。10月4日，蔡元培专门拜访了越飞，进行过长谈。11月7日，蔡元培专门出席了越飞组织的十月革命5周年的纪念宴会，并作了支持苏联革命的发言。这期间，越飞和中山先生是通信不断。1923年的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正式发表了，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正式合作开始的重要标志。为了保密起见，随后，越飞和中山先生的代表廖仲恺去了日本，在日本敲定了合作的细节。

毫无疑问，蔡元培深度参与了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合作的筹备。而中共的组建，以及旅欧支部的筹划，都离不开蔡元培的领导。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号称国民党的四大元老，彼时的蔡元培，才是彼时中国政治的精神领袖。

然而，到了1927年，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1927年的3月21日晚间，蔡元培、卲元冲和马叙伦等到新新旅馆访张静江，张静江告诉大家，蒋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也就是说，有一拨人马专门在做蒋介石的工作，让他充当剿共的打手。

3月24日，蔡元培又协同张静江、卲元冲、蒋梦麟和马叙伦等同车赴南京，下午到前敌总指挥部，会晤白崇禧、潘宜之、张定璠、黄郛和王伯群等，后加入的吴稚晖和李石曾则誓言要与中共决裂。

3月26日傍晚，蒋介石到了枫林桥上海交涉使署。晚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和卲元冲等一起找蒋介石磋商。因为杨杏佛等在场，不能尽言，约好明日再谈。

3月27日，蒋介石来接大家，同往总部行营，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决裂的办法。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由蔡元培任大会主席，马叙伦记录，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提案的内容就是分共和反共。

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前，这批人几乎天天碰头集会，商讨反共，很显然，蔡元培是主角之一，而并非配角或被胁从。原因很简单，中共的创建，他的贡献最大。

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袭击苏联驻华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李大钊及革命师生60余人，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人被绞杀。这说明，这次剿共，是全局性的。

4月18日，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南京丁家桥举行迁宁成立典礼，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而由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随即，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定都南京的宣言。蔡元培发表重要讲话，内容是否定共产主义，曲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即使是川剧的变脸，也跟不上蔡元培世界观的变化，是什么促使了蔡元培由一介封建儒吏，转而信仰共产主义，随后又迅速彻底抛弃，弃之如敝履？

例如，在1926年的2月，严慎予将其所记载的蔡元培的谈话，刊载在《国闻周报》的第三卷6期上。其中就谈到了共产主义，蔡元培的观点是：

这段话，说明了蔡元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1926年还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他脑子里的共产主义是修正和改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他所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用时下通俗的话讲：先富起来的，很难去带动还没有富裕的。

1927年的1月，蔡元培还在上海的《国民日报》上发表《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文章不错，平实易懂。

由此看来，从1904年公开声称自己信奉共产主义，到1927年支持剿共，这说明，蔡元培可能一直都没有吃透什么是共产主义，他的所有行为更像是在执行特殊的政治使命，虽然，他也曾写过《洪水与猛兽》这样脍炙人口的文章。

既然反共了，既然反苏联了，那就该一反到底，可是，在1931年，他又参与了牛兰夫妇的搭救工作。这种前后矛盾的表现，让人怀疑蔡元培在精神方面，是不是有严重分裂症都不为过的。

事实上，蔡元培没有精神分裂症，而是他背后的操纵者在惊慌失措的，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可能失控了。

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如果能控制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可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与其等待无产阶级起来裁决自己，还不如奋起自救。

我想很多人能背诵《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段话：

事实上，不但是欧洲的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激进派和警察都联合起来了；美洲的土著屠夫、黑奴主、华工贩子和鸦片商，也加入进来了；中国的那些渴望做皇帝的、各地的军阀、地方的地头蛇、边远地区的奴隶主、西方遥控的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各类买办、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食利群体，甚至是黑社会，也加入进来了。

这个全球的反动大联盟也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与其蠢笨地围剿共产主义，还不如由我们来组织共产党，由我们来遥控领导全球的共产主义！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至今还没有团结起来，而全世界的反动阵营，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实现了大团结。

这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超级复杂的世界局面！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特权，四海之内的兄弟们，抱成了团。

相关的反动努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时下，雷同的故事依然在上演。

这些抱着不同目的而混进革命队伍的代理人，有的人，慢慢转变成了真正的革命者；有的人，只是在长期的潜伏，等待着唤醒他们的信号。

回过头，再回味毛主席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何鉴别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谁是革命队伍里的潜伏者？

毛主席给了劳苦大众一面照妖镜，这幅照妖镜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法宝，一切的伪革命者迟早会显出原形的。所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地就说出来的。

就是因为中西方的反动势力抱成了团，一直在试图窃取中国革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所以，中国革命中出现了各种在今天看来还是让人莫名其妙的稀奇古怪事儿。

仅以此文及随后的两个分享，来纪念毛主席130周年的诞辰。

也可见当时一些人的激进。

关于马克思与鲁迅不知深入基层，恐怕两位完成理论时所处地位已不宜深入基层了。

关于马克思，可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关于鲁迅，可参考他一篇写刺客的小说，从中可见，他是不以上层路线为然的。

蔡元培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也认为蔡元培没有搞懂共产主义。

说建立共产主义是为了围剿共产主义，不是说没这个可能，蔡元培能看到这点？还是感觉奇怪的。

这得对共产主义很信任，很期待啊。

这话不假，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的言论你也听不见啊。老百姓大字不识一个，反毛怎么能形成可以传世言论呢？

但是广大群众，不管识不识字，用实际行动对他投了反对票。整个文革的过程，就是毛思想彻底破产的过程。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文科生，毛没有坏心，他想要给大家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当然是善良的发心。但是他忘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他咋不问问人民群众要什么？人民群众不要平等自由，要钱，要吃肉。

所以毛泽东死后尸骨未寒，老百姓就敲锣打鼓买三公一母的螃蟹蒸着吃了。邓小平要剥削，要奴役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但是骂完，老老实实跟着小平走了。为啥？因为吃肉的吸引力太大了。

刚走的文科生总理，作为底层一路考上来的平民学霸，我不怀疑他是好心。但是，和毛泽东一样，他误判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什么民族尊严这些，都是他们不接地气的文科生在乎的。老百姓在乎的就是钱，吃肉比脸面重要。让老百姓吃肉，你搞三妻四妾没人在乎；但是让老百姓吃糠，哪怕你也一起吃，人民群众也弃之如敝履。

习主席是理工科教育，承袭邓小平的务实衣钵，带领人民一路投美吃肉，大得人心。在他的旗帜下，人民已经集结，就等他求来订单，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最能说明问题。

主席和总理一个人写正面，一个人写背面。

颇有山河表里的感觉，中国没有第三个人有此资格。

人民英雄纪念碑也代表中国革命的气运，新中国的国运。

都到第7集了。还是没有看出总理有啥背景，让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培养他？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总理就是一个大管家的能力，1921年建党的时候也就23岁，也没有多少在全国有影响的活动啊？到底有啥背景呢？

章土钊为主席筹集了2万大洋是因为有杨先生的推荐信。

有克总理作为77级北大学子，22~27岁被当做了奇货，说的过去。

唐生智把他谁也管不了的弟弟唐生明送到主席当老师的学校读书，也说的过去。

即使这样，主席还是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山大王做起。经过井冈山、瑞金苏区的多次沉浮，才在遵义会议上成为均是领袖，延安整风后成为党的领袖。

都是一群民主共产党人士，他们虽然推动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其实大概率是不符合党员定义和基础、标准的。

民主人士吧，可以统战。

共产主义的早期意识形态，确实包含许多前卫、激进、理想化的内容，这些理念在当时相对传统的社会中传播，加之很多人理解的片面性，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的认识与曲解，如果叠加上有意的宣传，甚至出现误解与谣言，也很容易。

你说的“马主义废财产废婚姻”，换成更直白的说法，其实就是“共产共妻”，也叫“共产公妻”。

很多人以为“共产公妻”之说是国民党用以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其实此说法的出现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1913年12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说： “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 ” 那时，“共产共妻”被视为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张申府在1928年讲过“自从 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 ”而到了大革命失败后，这个说词才成了中共的专有污名，而且流毒甚远，一直到建国后。

究其来源，从清末到民初，“共产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政治人物、舆论领袖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共产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而部分新思维人士也以秉持此种思维作为反叛的标志，也助推了这种印象。当然其间也收到了刚刚成立的苏联的影响。当时的苏联，主张女性性自由的“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

而当年很多中共早期人士包括留苏学生，很容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共产党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翻看当年那些人的回忆录，不难感受到这点。

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

刘仁静回忆1927年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

陆立之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这种杯水主义的思潮也是一同带来的。感兴趣的翻看中共早期人物的感情史，就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李一纯，是杨开慧的好友，杨开慧有一诗云：“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1918年嫁给了杨开智，1921年杨开智考取了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大前身），便偕同妻儿一块到京居住。1922年湖南老乡李立三到京暂住杨开智家，不久回湖南，李一纯也因不太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环境，也要回湖南老家，杨开智便决定让她随李立三一同上路，以互相照应。而在一同回湖南的路上，李一纯同李立三的感情迅速升温，回到湖南后不久就向杨开智提出了离婚。李一纯同李立三是在1923年1月结婚的。同时李一纯还将妹妹李崇德嫁给了前夫杨开智。1925年10月，李立三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李一纯随行，同去苏联的还有蔡和森夫妻。结果是在和蔡和森的频繁接触中，李再次离婚，嫁给了蔡和森。同时又把妹妹李崇善嫁给了李立三。李立三同李崇善于1926年结为伉俪。同年，李一纯同蔡和森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蔡牺牲后，李到延安还有了第四次婚姻。

再有曾志，也是有多次婚姻，在其回忆录里也明确写过

由此可见，那个时代敢于挑战传统婚姻观念无疑都是带有革命标签的，所以不管男女很多行事是很激进很先锋的，都不会受到太多指责。

而到了常凯森那里，给共产党扣上个专有罪名，那更是小菜一碟了。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导中，“共产”“公妻”是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

只能转进农村。尔后是主席领导下对旧军队的改造以及之后的土改一点点扭转过来的。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变化很大的阶段，学术思想，政治纲领，革命指南。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宣传介绍共产主义，是作为学术思想，具体而言就是翻译马列著作，写文章宣传，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比如蔡。少数走到第二个阶段，结党。代表人物是陈李（大钊），包括一大代表的李达，参加一大的邵力子，最初党员的沈玄庐周佛海陈公博。后来要么继续坐在书斋里度过一生，要么叛变革命。其中走到第三个阶段，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付诸改造社会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主席总理，革命过程中牺牲的几百万共产党员，甚至包括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

这三个阶段，每进一步，难度都是几何级数增加，需要的智慧眼光意志毅力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今天追溯历史，可以尊重当年介绍理论的进步性，也要认识到革命不是写文章开会，更不是举起屠刀屠杀革命者，那是反革命。

当时的中国社会情况，大概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分配不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层地位有巨大差别，所以共产主义的理念能够被认可，特别是在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共产主义和儒家的一部分“水开可载舟，亦可覆舟”，以及当时农业社会，家庭、家族历代集聚有相当程度的集体意识，都有相同之处。

但是对不满意表达牢骚，写写文章说说话容易，但真要改变起来，历来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变法都会遭到巨大阻力，下场不好的也不在少数。动起手来，就会触动某些利益。这些利益后面的人反扑的力量也不会小。

能够有想法，并能最后坚持实施下去，确实不容易，被骂也会最厉害。

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无论怎样，都得把这个确认为一种信仰，西西河里的党员都还有这个信仰吗？

我是不大信的，因为都在谈共同体，他们已经忘记了初心。

最讲究上下尊卑封建等级的孔子也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反映了只要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现实，不管统治阶级愿意不愿意，都会有反抗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客观上就会有追求社会公义的要求，聪明的统治阶级会主动抓住话语解释权，带节奏，带方向。一味的否认压制，只会让自己失去道义制高点。

早期基督教，早期伊斯兰教都有教内平等，简化等级，共同幸福的口号和做法。这些人类早期的淳朴“初心”跟现代的共产主义核心理念有相通的地方，但整个理论框架最上面都有阶级社会的大前提，是为了维护宗教和世俗统治者的利益。一旦势力做大，拿到了精神和世俗社会的统治权，就开始宣扬教会才是得救的唯一途径，琢磨起牧民的法门了。

现在中宣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拼命找共产主义理想成分，表面看是异曲同工，本质上是李代桃僵。

张闻天简历，确实太简单了，其实真不够。

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 [1]。这段经历应该很重要。看他的简历，来自书香门第人家。选择了革命道路，并且身体力行，还是很不错的。

之所以出现感想是看了这两天的一些讨论，如下：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3241633

这个帖子其实有对有错，从他的经历和周总理的经历来看，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人，你要说张闻天傻也可以，但是他还真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

他是一个纯粹的教条主义者，号称背诵马列极其擅长，我们都知道，虽然周总理也是博闻强记，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官方说法说周总理擅长背诵马列，宣称周总理总犯方向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等等等，其实这已经揭示了张闻天和周总理的分歧。

当然了，张闻天肯定是不擅长打仗和工作的，尤其是政治和军事。

这不重要，因为周总理军事也不行，问题在于，长征清算博古，其实更应该清算周总理，就是周总理借用自己的地位压制中央总是盲目要和红四汇合，而不是毛主席只是作为军事战术目的进行忽悠。

张闻天此时的会师需求是被周总理点燃的，如果周总理退后，那么局面将会更好。在这里张闻天的确比较单纯。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当他是最高领导。对于这点，张闻天多少也有感觉，毕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确实对未来一塌糊涂。

在这里，中央的权力调整确实复杂而低效，毛主席，也没办法。

那么张闻天的成长道路确实多少导致了他这种性格，自大而单纯。张闻天对革命还是相对负责的，这点他本来是真正的教条派，也因为苏区失败而对博古和周总理都产生了不满。所以在这个时期，他逐渐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第一人，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妥协，恰恰此时把他推了上去。

由此他对王稼祥产生了不满，庐山会议，他也是在彭老总之外有自己的目的，而复杂的是，庐山会议，毛主席不仅是单纯警告彭德怀，为了团结向亲苏派屈服。

但是张闻天其实是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利益，因为，他也对周总理不满，毛主席当然要趁机警告周总理派系，但是还要干掉对周总理亲苏派的不满的张闻天。

这确实是相当复杂的操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确实的走上了几乎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发展之路，为此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因为新中国的初级工业化也基本完成了，虽然有一些损失，但是值得！！！

所以不管怎么说，周总理这个亲苏派和真正的28个半其实也是有分歧的，尤其是还有张闻天这样的捣乱份子。

总的来说，说张闻天是反对五风，也不能说不对！！所以周派确实比较疯狂的打击了张闻天，因为实际上他能力是有限的，他远远不如康生。

显然不是这样，就是毛周之间才有分歧，而张闻天只是周总理的一个支线罢了，他更会同意周总理的亲苏方向，而反对周总理的一些形式问题罢了。

其实，周总理一直在走周总理自己认为正确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道路，而不是共产主义道路，依据的恰恰是苏联给中国的空间，民主联合政府！！！

并不是周总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是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周总理的道路几乎就和第三党道路一样，没有任何前途！！！今天要试图走这条路也是没有希望的，哪怕现在国力强大了很多。团结人民不是问题，如何区别对待才是进步的基础，盲目的混淆实际存在的巨大的矛盾没有任何好处！！！

这里就是吹牛了，如果周总理真有效，就不可能发生飞机上丢笔记本和南委事件错误了。

张闻天能力是不行，但是周总理也是一塌糊涂。哥儿俩谁也别说谁，张闻天倒是占了一个单纯的名声。

下面说图160，这本来是我的感慨，结果遭到了yg1993河友的吐槽，接连发了两贴，哈哈哈，我的回应，大国，中国需要这个，而且，就在当时，中国也不差这点钱。

还有一位河友说是俄罗斯不让乌克兰卖，其实那时中国俄罗斯是一对棒槌。俄罗斯的意图很明显，想廉价买下来，乌克兰确实不干，中国其实也没那么多钱，但是关键其实在美国，不在其他三个当事国，所以这个飞机必然被销毁。

维护昂贵吗，当然，这是战略轰炸机，其实适合核武器一样的，大国需要这个，虽然不好看，但是我个人认为，直到今天中国还在依靠轰六才更难看。

对于我个人来，进口图22生产线、进口图22MS、进口图160都是好办法，因为中国只有轰六（图12）！！！

维护的那个钱，根本不是没有，这点大家心知肚明。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94663

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沙钢集团（最大民营钢厂）掌门人沈文荣去世了，这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农民企业家，才78岁，真的很年轻了，之前的大长江村李良宝更年轻，74岁去世，永联村吴栋材还健在，84了。

比较三个村子，就可以看到三种模式，

是不是惠及村庄是最重要的，后面两个村子也是集体化，村民都有股份，但是，联兴村没有。也许有（在这里？32名其他股东持有约41.58%股权。），不确认。

如果有，估计这个赞美文章估计还是要表彰的，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有不写。

当然了，沙钢的发展确实给当地村子带来了好处，也是属实。可能是利税的方式，一定的公益，也没看到，资料里涉及很少。

永联村和长江村就不同了，大张旗鼓的夸耀自己的村子享受的福利。

这就是集体所有制的不同。

当然，背后的是人才，他们都是纯粹的农民，学历也不高，成长为一时风云，虽然有点站在了历史上风头的感觉，但是个人的能力绝对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他们比张闻天都厉害。

达雅说应该给功勋后代一定的福利保障，也许达雅的意思是差不多就行，和我一样，也许要求更多，哈哈哈。

我是赞成沈文荣的后代享受这个世袭的成果的，虽然不是集体制，但是也可以继承，因为沙钢的贡献的确也不小。

沈文荣搞到的沙钢的确是占了集体制便宜的，一个是壳子，一个自然是官方提供的贷款资金，这点很明显，挂靠县企业轧棉花厂（应该是国有的），必然是集体所有制。国家不可能给钢厂编制。

@审度

总之，我说的还是人才的问题，虽然有一些特殊和奇迹，但是我还是相信姜萍很有可能具有这个能力，看吧。

就是有足够的人才发展理论，给世界带来不新的但是合理的发展模式吧。

@hwd99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94635

我从第一贴就明确说了，真也罢假也罢。我一直说质疑合理，对于姜萍是否天才，我并没有判断，我只是对质疑作出判断：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