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当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教员处理起来一点也不手软 -- 忘情

作者：忘情

写在前面的话：

昨日在龙门客栈发出《看到这份材料，教员勃然大怒！》后，有河友留言“高价卖垃圾能成交，难道不是买家责任更大吗？现代法律，都是行贿轻罚，受贿重罚。可是整个文章的板子，最后落在资本家身上，在为谁遮羞？”

呵呵，遮羞？教员啥时候需要遮羞了？去查查历史，当年针对党员干部的“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12月1日，而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26日，可见教员对个中轻重主次还是拎得清楚的。昨天的文章只是讲了硬币的一面而已，今天放出的文章讲的是硬币的另一面。你可以看看，教员是对黑心资本家狠，还是对变质的老革命们狠？上一篇文章为什么就不能把板子落在资本家身上呢？因为他们现在成了统战对象，所以说不得，碰不得，难道他们当年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就不该受到惩处？就不该被人说道？

闲话少叙，以下是今天这篇文章的正文：

众所周知，教员他老人家一生俭朴，严于律己。哪怕是全国解放后，条件允许了，他也依然如此，衣服鞋袜都是补了又补。用完的火柴盒也舍不得扔，还让工作人员买来散火柴，放在里面接着用。至于吃，那也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本色。每顿少不了辣椒，吃碗红烧肉就算大餐，就算一种奢侈的享受。

前些年风气不正，各路公知大V以竞相抹黑教员为荣。有人晒出一张西餐大菜菜谱，污蔑老人家在全国人民都在共渡时艰的三年困难时期，还在享用山珍海味。可是，谁能相信一个嗜辣如命的湖南人，会对西餐那种鸟不拉屎的清淡做法感兴趣呢？更何况只是张菜谱，又不是教员实际享用过的食谱。像这种下面的人或出于敬仰，或为了拍马屁，竭力想讨老人家好的事，难道还少吗？那个特殊的十年期间，不少地方大建“行宫”，老人家别说没住过，很多连听都没听说。某地为表中心，为他烧制专用瓷器，当地至今仍拿这个当卖点，可这却非老人家授意，老人家那么忙，那么多军国大事要处理，恐怕压根就注意不到这些事。某地拿造飞机的铝合金铸造老人家巨幅塑像，老人家知晓后怒批：“还我飞机！”

1950年2月，教员访苏归来时，顺利在哈尔滨视察。当时恰逢胡志明也在哈尔滨，黑龙江省委便一带两便，给教员和胡志明张罗了一顿便宴。说是便宴，实际上搞得很丰盛，连熊掌这种珍稀的食材都上了。碍于友党领袖在场，教员在宴席上倒是没说啥，只是仅仅在两三个盘子里夹菜，吃了半碗米饭，熊掌之类的珍贵食材连碰都没碰。饭后，他私下批评时任哈尔滨市长的饶斌：“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就可以嘛。”

这一次，教员还算比较克制，而下一站到了沈阳，怒不可遏的他终于发脾气了：“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说着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尽管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运动重要文件下发全党。尽管在进城之初，教员就警告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不要贪图享乐，滋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尽管教员率先垂范，三令五申，但还是挡不住党内有人，而且还不是个别人想当刘宗敏。到1951年下半年，党员干部中的贪腐现象越来越严重，有关部门查出的贪腐案件越来越惊人。

1951年11月，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腐案东窗事发。教员获悉后非常重视，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人递报告上来，而是于11月27日亲自去了趟天津，实地了解张刘案的具体情况。

刘、张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但是解放后他们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在短短1年的时间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侵吞大量的救济粮、治河民工口粮和工资及重点工程建设资金等共计155亿元（旧币），用于个人挥霍，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教员极为愤慨，在11月 29日返回北京的当晚，他批示将关于张子善、刘青山案件的新闻稿在第二天见报，彻底揭露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教员将张、刘二人与延安时期的黄克功相提并论，张、刘二犯的老上级、老战友们见势头不妙，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同的场合为张、刘二人求情，要求看在他俩革命有功的份上，给他俩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不过，教员的态度很坚决。他毫不犹豫地就将华北局呈送的“原则上同意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中的 或缓期二年执行”一笔勾掉，他说：“他们都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做资产阶级的俘虏，不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人民。这样的人不除，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

非但如此，教员还决心在党内开展一次大清理，把这些贪污腐败的毒瘤割掉，免得他们继续侵害我们党和新生政权的健康肌体。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决定”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教员多次起草电报，指出要发动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广大群众，对党的各级干部实施民主监督，鼓励大家检举揭发一切贪腐行为。

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清查和打击严重贪污分子的阶段。当时提出划定“大老虎”的6条标准是：个人贪污1亿元（旧币）；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以上，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相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这6条成为罪大恶极应该判处死刑的标准。

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着实让党内风气为之一正。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参加“三反”运动审查的共有850万至900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近400万人，共查出有贪污行为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10万多人。

不过，由于教员发动“三反”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最终杀的贪官并没有他一开始所警告的“要杀三、五万人”那么多。包括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内，全国枪毙了42个大贪污犯，另有67名大贪污犯被判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的共计9942人。其余有问题的干部，得到的是党纪、政纪处分。

经过“三反”运动的洗礼，当时国内、党内的风气为之一正，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中共的执政基础得以极大地巩固。

• 现在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或者说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正是源于那时

论初心，有的人是为人民服务，有的人是打天下坐天下。保持初心，保持哪个初心？

走资派后来对教员反攻倒算，大肆污蔑。但是人民看清楚了，走资派们老子当无产阶级革命家，子孙当资产阶级富豪寡头。名利全占了。给人民留下新三座大山。

恐怕没人会想到自己能活着看到革命胜利的，他们的初心当没啥问题。这与建国后入党的，不可同日而语。

我在这里的核心问题在干部，而不是资本家问道

你的回答居然是

这个文品很不好。没人认为教员需要遮羞，你左躲右闪就是不肯回答问题，甚至试图把脏水往教员身上引。我的问题是，你在为谁遮羞？如你所说

既然先针对党员干部“三反”，可是后来的黑心棉等腐败事件依然发生，志愿军战士依然大量非正常死亡，责任该谁来负？这些有能力和教员对着干，依然采购黑心棉等伪劣物资的人是谁？

既然先针对党员干部“三反”，可是后来的黑心棉等腐败事件依然发生，志愿军战士依然大量非正常死亡，责任该谁来负？这些有能力和教员对着干，依然采购黑心棉等伪劣物资的人是谁？

这是你的原话吧？但是你没有证据证明你这句话，即三反开始后，黑心棉事件依旧。你贴出的志愿军归国代表在武汉谈黑心棉问题不足以为证。以下是百度出来的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情况：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邀请，先后两次派代表团归国，向祖国人民汇报朝鲜战场情况，介绍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英勇事迹。第一批归国代表团10人，由第38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柴川若率领，于1951年2～9月，先到北京，后赴全国24个省，172个市、县作报告，听众达4475万余人。第二批归国代表团170人，代表团团长为第39军政治委员李雪三，于1952年1～5月，先到北京，后赴全国6大行政区，28个省（市、自治区）、1054个县（市），390个乡镇，作报告5589场，听众达3660余万人；组织广播大会335次，听众1534万人。同时，在31个城市举办了从朝鲜前线带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实物和图书展览，观众220万人。

也就是说，第一批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所知晓的，能谈及的只是1951年2月之前的事情。哪怕是第二批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归国谈及的也只是1951年年底之前的事情。而而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26日。这显然不能支持你所谓五反运动开始后，有人照样我行我素，导致黑心棉事件依旧发生的结论。

你所贴出的人民日报1952年2月17日揭露黑心棉事件，同样不能被认作是五反运动开始后黑心棉事件依旧的证据。理由很简单，签订单，进原料，生产，发货，货物集结到鸭绿江边，运过江，进各后勤分部仓库，再逐级下发，送到医院出事，这个流程所需时间很长。而发现线索，追踪源头，搜集证据，审讯终结，定案，上报，到人民日报作为典型事例刊出，同样需要不短的时间。在当年那种运输条件，通讯条件及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上述两个过程的。所以，195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的这个案例，只可能发生在五反运动开始之前。人民日报是在运动开始后，从已经审结的案件中挑选典型案例刊出，为五反运动造势。

你说我试图转移话题，试图把脏水往教员身上引，嘿嘿，怕是以已度人吧？我只知道凡事应该先有事实，再依据事实作结论。而不是先有成见，再去拿着放大镜试图寻找支持这种定论的所谓依据。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找出的所谓依据，就像你上面列出的两项依据一样，是经不起分析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你自己这个帖子，一会三反，一会五反，前后话题都不一致。

我再重复一遍：既然先针对党员干部“三反”，可是后来的黑心棉等腐败事件依然发生，志愿军战士依然大量非正常死亡，责任该谁来负？

你这篇文字70%以上又转移话题到“五反”，这之前是大量无意义的纯复制粘贴。我从不觉得中国资本家有什么特殊问题，狗要吃屎，狼要咬人，都是自然现象。我从头到尾关心的是，有没有把狼狗关到笼子里的问题，为什么狼狗没有被关到笼子里的问题。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是资本家当家做主。那替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没有失职？简单说，为什么三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事实上，志愿军的军需采购，仅仅是个开始。

都是成年人，你装模作样复制粘贴无关信息，什么报告做了多少场之类，不管有多少数字，都是回避问题的遮羞布而已。把“三反”、“五反”混淆起来，搅成一锅粥来迷惑群众，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新中国建立以后，一部分人要做新的四大家族。三反就是毛主席号召大家向他们发起进攻，来清洁革命集体。在这个过程中，工商业者的举报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而“五反”中，这些已经腐化的官僚，搞扩大化，对举报自己的工商业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报复。事后，再拿那些被他们自己错误打击冤死的工商业者，给毛主席抹黑。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五反”行为，就是在反“三反”。所谓的通过“打死老虎”来转移自己身上的问题。

这样的事情，在反右、四清、文革中又来了一遍遍。毛主席说要打走资派，那些走资派就去打“地富反坏右”，并且趁机扩大化，之后再用自己的罪行来给文革抹黑。

当然，资本家黑心，“地富反坏右”反动都没有错。只是这不是政权的核心，核心是政权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新中国统治集团真的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这些狼狗就会被关上笼子，无法兴风作浪。如果市场上出现把屎当金子卖掉的情形，买家一定出了问题。

但凡做过几天管理工作的都明白，要对抗上级怎么办。不是直接反对，而是拿一个肯定不会错的帽子，去扩大化地打击，搞一些冤狱出来，再顺势把脏水泼到领导身上。用“五反”来反“三反”，用“反右扩大化”来反“反走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而已。

直到今天，“黑心棉”、“黑心食品”问题也没有解决，难道还能怪到毛泽东身上？不客气地说，今天的统治集团主体，就正是毛泽东的敌人、被“三反”的那些人及其徒子徒孙，甚至包括血缘上子孙。

把元勋换成烈士，那差不多

人家已经反复把三反五反的时间写出来了，还能问出这种问题来，不觉得好笑吗？

而你所谓的黑心棉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比较著名的奸商有卖药的王康年、卖黑心棉的李寅廷，52年2月的报纸已经刊登了他们被抓的新闻，而上面写的他们卖给志愿军物资的时间是51年。

可以说稍微有点中文阅读能力的人，都会分辨出卖黑心棉在前，然后是三反、最后是五反。

而在你的回复中，不停在纠结的就是一句话

你这不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吗？“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开始，他们52年2月17日之前就被抓了，可以说对他们的侦办更是早于2月17日，他们的犯罪行为都是在51年11月之前，到你笔下怎么就出来了“后来的黑心棉等腐败事件依然发生”？在他们被抓之后，你还能找出卖黑心棉的商人吗？

基本的事实你无视，自己编出个“后来的黑心棉等腐败事件依然发生”的话题，然后一个劲在帖子下面跳脚，是不是给人一个小丑的既视感？

至于你后面说的

更是属于倒打一耙的说法，把个别黑心商人的不法行为，怪罪到买家身上，怪罪到政府上，这不是典型的颠倒黑白吗？

你买到了假酒、黑心食品，不去怪罪不法商人的逐利失德，反而怪罪作为买家的自己出了问题？这脑子里要进多少水能得出这种结论。就是那些不法商人，都不好意思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吧，他们要是听了你的话，估计都得感谢你八辈祖宗，居然能想出这么奇葩的理由来。

不要混淆个人消费者和国家采购。

个人消费者没有鉴别能力，上当受骗难以避免。但是国家采购拥有远超过商人本身的质量监督能力，和个人消费者怎么能一样？

小偷偷了你家当然是小偷的错。

小偷偷了公安部，难道不是公安部的错？

抗美援朝战争，六子几乎是唯一参战并牺牲的高层子女。查了一下，似乎还有一个中将，一个少将的孩子。这个是很让人惊讶的，数以百计的开国将领、封疆大吏，难道都没有可以上战场的子女？总司令远亲近亲搞到北京的将近10个，人呢？反倒是”高山下花环“里大肆鞭挞的官员走后门的自卫反击战，参战的高干子弟数以百计，其中牺牲的至少几十个。这个拧巴啊，呵呵。

多个出处都是语焉不详？到底是谁呀？除了杨和汪还有谁呢？

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没有子女；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1924年出生，39年就去了苏联，57年才回国，从未进入部队；次子刘允若生于1930年，抗美援朝时才20岁，从未进入部队；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生于1944年，抗美援朝时6岁；

10大元帅中：

朱德长子朱琦生于1916年，因在部队身体残疾，48年就从部队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

彭德怀没有子女

刘伯承儿子长子刘太行1939年出生，抗美援朝时11岁；

叶剑英长子1924年出生1050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作，从来没有进入过部队；次子叶选宁1938年工作，抗美援朝时12岁；

贺龙独子贺鹏飞1946年出生，抗美援朝时4岁；

罗荣桓长子早夭，次子1939年出生，抗美援朝时11岁；

聂荣臻只有一女；

徐向前独子徐小岩，生于1947年，抗美援朝时3岁；

陈毅长子陈昊苏生于1942年，抗美援朝时8岁；

林彪独子生于1945年，抗美援朝时5岁。

这些都是开国领导人及元帅，要么是儿子小，要么是在地方工作，你要求他们的子女参战是不是强人所难了？

相对那些将军，这些人的岁数都是大的，子女也相对出生早一些，那些将军的子女更不用说了，没几个更大的。所以开国将帅子女参加抗美援朝的少，这是很正常的事。

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帅子女都成年了，并且在军队的多了，自然有很多参加了自卫反击战。这有什么拧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