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笨狼河友谈粟裕说新中国建立 -- 真离

米士奇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社会背景简单纯粹，刚好适合担任主席的速记员。

随后，米士奇于1965年8月23日顺利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那么在这之后，米士奇又是如何与王洪文扯上关系，并且代替对方实行通电夺权计划的呢？

原因就在于米士奇本人的优秀，让他只用数年的时间就成了中办厅秘书处的文件副组长。

而当时正值王洪文春风得意之际，米士奇的出色也很快被对方注意到。

一纸调令下达，米士奇便被安排到王洪文办公室做协助工作人员。

就这样，米士奇自然而然地成了四人帮基层人员。

等到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再也掩藏不住内心的野望。他命令米士奇不以“王办”的名义发出消息，而是以中办厅的名义向全国各地下发一条指令。

指令内容为：毛主席逝世后，期间发生许多重大问题。



全国各地有任何需要请示的事情，都可以打到这个电话中来。

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王洪文借着中办厅的名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夺权。

好在王洪文的阴谋行动还没开始多久，中央便及时察觉并将其粉碎。

而此时米士奇也第一时间站出来，将王洪文曾经所有的犯罪证据进行整理并向中央揭发。



在他的主动揭发下，针对王洪文的审判过程更加简单，米士奇也因此在1976年12月印发的中央文件上被称为“米士奇”同志。

最终，米士奇于2010年去世，享年70岁。相较于其他四人帮基层人员而言，也算是个十分不错的结局。

1998年，沈阳解放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江泽民主席亲临会场，与沈阳人民一道庆祝这一伟大的盛事。

活动结束后，江主席热情会见了来自沈阳各界的人民代表，其中还有一位曾经的副国级领导，后来被下放到糖果厂劳改，她就是曾经著名的“劳模”李素文！



李素文是来自人民群众之间的一位非常年轻的同志，她193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当时的东北沦为日占区，日本侵略者将战火肆意蔓延在东三省的土地上，出身贫寒的李素文饱受战争的折磨。

21岁那年，接受到新思想教育的李素文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进入了沈阳副食门市部当营业员，说白了，就是一个卖菜的，但毕竟是国家部门，所以李素文是有编制的。

李素文虽然年轻，但是对待工作态度认真，丝毫不敢有半分马虎，对待任何顾客都很有耐心，甚至为了更好地售卖蔬菜，专门去学习了农业种植知识。

皇天不负有心人，兢兢业业的李素文很快就被选为了沈阳劳动模范，她的故事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为了表彰沈阳的工作展开，主席特意接见了李素文。



在全国第三届人大会议上，李素文将自己的工作感受整理成一篇名为《为革命卖菜》的文章，得到了周总理和众多中央领导的欣赏。

很快，李素文的大名就传遍了全中国，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十年动乱”开始后，李素文当选为沈阳革委会副主任，正式开始了她的“开挂之旅”。

身为全国劳动模范，李素文还荣幸地跟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1975年的时候，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从一个卖菜的营业员到副国级领导人，李素文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这样的进步简直太可怕了。

身居高位的李素文仍然不忘初心，她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不管身处什么级别，她每个月都只领取62元工资，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连身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只能和别人借着穿。

在工作上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疏漏，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身处政治漩涡中央，李素文还是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



当时全国都掀起了“批邓”的狂潮，李素文一时糊涂，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批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李素文因为支持“批邓”，被下放到沈阳一家糖果厂劳改，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副国级领导沦落为糖果厂工人。

如此巨大的落差，换成谁都承受不了，但李素文很快就坚强起来，在糖果厂努力工作，从一个普通工人干起，后来竟然当上了副厂长，再次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李素文的一生经历大起大落、辉煌传奇，1998年纪念沈阳解放50周年的活动上，江泽民专程接见了李素文，高度肯定了李素文辉煌传奇的一生。

此外，他还重申了邓小平说过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左”的理论。

那么，这四份万言书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江泽民的回应有何深意？



四份万言书

第一份万言书在1995年初开始流传，主要讨论的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这份万言书把“社”与“资”变成了“公”与“私”，并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改革开放是否将给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它的表达方式和以前不同，这个观点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中有所暗示，也从来没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突然就在社会上流传起来了。



它的主旨很明确，就是想全面地证明改革开放会导致中国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和执政党都会发生变化，私营经济的发展会在中国滋生出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种威胁在1992年以后更加严重了，并且已经全面占据上风。

根据这份万言书题目的选择和行文的风格来看，它明显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动机，所以很多人将它看作是一份左派纲领，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檄文。



第二份万言书从国内外形势出发继续探讨了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出现在1995年夏天和秋天之间。

这份万言书和第一份万言书的主旨一样，都是在论证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不过这次却是以和平演变为纲，将焦点聚集在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之后的国家形势，提出没有必要对传统的体制和观念进行改革。

文章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阶级斗争发生了的重大变化对我国很不利，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虽然没有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走资派还在走”，但却处处透漏这个观点。



第三份万言书对我国的经济所有进行了探讨，在1996年底问世。

该文指出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分歧就在于是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绝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为了维护所有制结构，我们必须要重视国有经济，保持统一完整的体系。

还要保持公有经济在各主要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中都占优势和主导地位。其次，除了港澳台之外，其他地方都应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例外。

文章还对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小的国企也不能放，必须要保住所有的大中小国有企业，这样才能够维护公有制地位。



第四份万言书探讨了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于1997年初开始在社会上流传。

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报刊，每天静心研读，找出他们觉得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全部摘录下来，形成了“走资派”名单录。

在这份名单录里，包括了很多著名媒介和著名人物，万言书要求对名单里的媒体和人采取惩治措施。

该文认为1992年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强劲，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经逐步占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他们将这些“党内改革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作和言论罗列出来，是为了纠正当前各级党委没有破盘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



针对这四份万言书，有一本名字叫作《交锋》的书对其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它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四份万言书是在否定改革，否定邓小平理论，削弱党中央权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后来，江泽民主席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上表达了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认同，也算是对万言书的回应。



其实，万言书主要针对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关于江泽民主席否定万言书的原因，首先要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看。

在文革期间，邓小平因受到错误批判被革除职务，下放到江西农村进行劳动，在1975年又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政治动乱，全国都受到了冲击，邓小平临危受命，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对国家各项工作进行了整顿。

在整顿期间，邓小平就率先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有关思想。

邓小平的整顿工作，虽然导致他再一次被批判，但促使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是邓小平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奏，不仅恢复和坚持了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还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



“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主持党内进行了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进行了一场全方面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还意识到世界在发展，中国不在技术上前进，就会赶不上去，更别提超过了，这是真正的爬行主义，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将其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讲话内容包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现代迷信，坚持实事求是等方面。

1978年10月，他在同外国人谈话时指出中国对世界做出过贡献，但是后来发展很慢，长期停滞，是时候要向先进国家学习了。



针对中国原有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情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

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对已经制定好的政策加以完善和改进。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要大胆地汲取和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东西。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有着客观的社会依据和理论基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会如万言书所说，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意义

万言书在对邓小平改革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提出，改革开放会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和发展。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了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是必要的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在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的过程中，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创造能力。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历程中，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也找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的正确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生产力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了大解放和大发展，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走向现代化，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使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出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是邓小平为中国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理论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并不断发展起来。

邓小平路理论是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了中国开放时代一系列重大问题，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结语

历史和人民能够证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是正确的，万言书脱离了法治和实际，也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方向上是迷茫的，在政治理论上是混乱的，它们高喊的政治不过是“左”的表现，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对症下药，所以注定要被否定，被抛弃。



参考资料：

理论视野：四份万言书背后的较量

马立诚 凌志军：四份万言书与第三次思想解放

张松涛：学习回顾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

林玲 郭芹 陈晓莉：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历史回顾极其重要意义

九兵团入朝时间仓促，1950年10月宋时轮收到了中央要求该兵团入朝的电报。宋时轮收到命令后，立即动员全兵团，提前结束了在山东的训练，全部开赴东北。

山东的气候不比东北，气温相对暖和，尤其是到了冬季，气温差异十分明显。九兵团从山东开拔时，全军基本上都是单衣单裤，没有准备冬装棉袄，冒着刺骨的寒风抵达东北。

东北负责后勤的贺晋年等人一看九兵团全军单衣，他也是吓了一大跳，告诉宋时轮只要部队在沈阳多停留几日，自己能够凑出冬装，供兵团战士御寒。贺晋年劝宋时轮全军在东北休整数日，进行补装，从某种意义来讲，贺晋年这么说是正确的。

宋时轮考虑到中央要求他尽快入朝，担心自己因为部队在东北停留数日会违抗命令，没有听从贺晋年等人的建议，火急火燎地赶往朝鲜了。

贺晋年等人也不好强加阻拦，尽最大努力在短时间内凑出了五万套冬装，许多后勤同志见九兵团战士穿着单衣去朝鲜，非常不忍心，将自己的棉衣脱下来强塞给入朝的战士们，但数量有限，根本无法补齐十万套棉衣的巨大缺口。

因为九兵团缺乏御寒装备，再加上那年朝鲜的天气格外寒冷，连美军陆战一师也出现了因为太冷而冻伤冻亡的情况，何况是在雪地里穿着单衣的九兵团志愿军呢。

整个长津湖战役，九兵团非战斗减员四万多人，伤亡了三分之一，损失太大了。这个责任，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是无法推脱的。

当然，不少人会说宋时轮执行上级命令，没有什么错。可作为前线十几万大军的主官，对具体情况没有充分考虑，机械执行上级命令，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向上级反映，或者是没有拿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令人有些遗憾。

实际上，从解放战争开始，中央给地方野战军下达的作战命令，多数情况下，并不会非常具体，而是给一个大目标或者作战任务。

中央要求九兵团快速入朝，只是给了一个作战任务，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下一级的指挥员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照搬或者机械执行一条指令而忽略了实际情况中遇到的困难。

马后炮一下，如果宋时轮下令九兵团在东北补装，耽误个两三天时间，这样大致能保证全军冬装供给，又能避免志愿军战士在盖马高原埋伏时间过长而导致的伤亡人数增加的情况。

因为九兵团入朝进入长津湖地区埋伏后，美军行动缓慢，小心谨慎，迟迟没有进入九兵团预设的包围圈中，志愿军战士在雪地里埋伏了六天时间，如果再晚那么两三天到预定地点埋伏，或许既能保存战士们的体力，为后续追击敌人提供更强大的火力，又能减少非战斗人员伤亡，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谁都无法预料美军到底在哪一天到达我军预设包围圈中，九兵团不能去猜测，去赌，志愿军司令部也不能去冒险，执行上级命令是较为正确的一种选择。

第二处：对美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在安排上略有轻敌

解放战争胜利后，各大媒体对美军和蒋介石的部队宣传明显缺乏事实根据，说什么美国军队的纸老虎，不堪一击，和蒋介石的部队一样，这么一说，许多人就信了，包括一些高级将领。

实际上，美军的战斗力不是蒋介石的部队可比的，经历了二战的洗礼，美军单兵作战能力出色，兵员素质高，且配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先进的武器，论同等兵力交手，当时的美军恐怕没有对手。

长津湖战役，宋时轮对美军陆战一师的战力估计明显不足，认为凭借两个军的兵力，可一举吞掉美军一个师，没有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战斗一打响，负责围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两个军伤亡严重，缺乏追击力量，让已经进入包围圈的美军陆战一师绝大部分能够较为顺利地撤退。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未能完成预期的歼敌目标，犯了对美军作战力量估计不足的失误。第二次战役，各大兵团的高级将领应该会牢记这个教训，对美军的战力要改变看法，不能听信宣传的那一套。

可长津湖战役，宋时轮安排了两个军去歼灭美军陆战一师，明显兵力不足，在排兵布阵中，将预备队26军放的位置太靠后，导致后续阻击战中26军赶不上，在行军过程中因追求速度暴露了目标，惨遭美军飞机狂轰滥炸，伤亡不小。

第三处：缺乏担当，推诿责任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26军军长张仁初与宋时轮理论，相互推诿责任。26军军长张仁初认为，宋时轮将26军放置的位置太靠后，导致后续自己无法赶上前线拦截溃逃的美军。

面对张仁初的质疑，宋时轮也气在头上，因为26军没有完成作战任务，军长被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在训斥中，宋时轮要撤掉26军番号，张仁初一听觉得过分了，他据理力争，拿着指挥棒在地图上指出宋时轮在战术上的错误，并且态度坚决地表示：这番号你无权撤掉。

就在双方相互推诿责任的时候，彭总站了出来，他批评了宋时轮，说了一句“错误面前没有真理，不要狡辩了！”

当第九兵团的列车抵达沈阳短暂休整时，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看到他们不少人还穿着单衣薄裤，连忙惊讶地跑去跟宋时轮商量，让第九兵团在沈阳暂等几天，有一批棉衣裤正在调来的路上，有了御寒之物再去作战也不迟。

宋时轮其实一到东北也察觉到了天气是个麻烦事，可志愿军司令部接连发电催促，42军已撤离黄草岭，美陆战1师也开进了长津湖地区，军情如火，不能耽搁啊。所以他回绝了李聚奎，很快就带领第九兵团开赴盖马高原。

宋时轮在此战中的指挥受到一些质疑，他本人当年也为部队的严重损失而自责检讨，自言“无法向陈老总交代”。人们批评他主要有三点：

一是对严寒天气的困难估计不足，冬装配发不到位，导致部队非战斗减员太多；

二是把预备队26军放置在了距离战场太远的地方，以至于无法及时投入战斗（未听从毛主席指导）；

三是没有正确选择美军的薄弱点作为突破口，兵力使用不集中，几次更改作战意图后部队指挥出现混乱（下竭隅里关键点把握不到位）。

战斗正式打响后，志愿军西线部队频频传来捷报，彭老总很是高兴，11月30日时下令第九兵团进行配合，力争全歼被围之敌。宋时轮连忙让26军出发直插五老里，填上包围圈的缺口。

12月2日，中央再次致电第九兵团，要求部队尽快赶到，在合攻被围之敌的同时也要加强黄草岭一带的防守，阻隔敌人企图来汇合的援军。中央和志司都如此重视，可见此战的紧要。宋时轮也调整了部署，命令26军在12月3日晚进攻下碣隅里。

但，26军由于先前的作战任务，下辖的几个师距离目标位置都有60公里左右，部队情况本身就不太好，还经历了连番征战，26军军长张仁初就请求能推迟一天发起攻击，以便麾下三个师有时间部署。

宋时轮经过一番考虑还是同意了，不过他下了死命令要求26军在12月4日晚7时一定要准时发起攻击。

志愿军此时调兵遣将还是比较从容的，美陆战一师就没那么好过了，被围在下碣隅里的大部队伤亡惨重，只能依靠武器装备在坚守，还能机动作战的人员少之又少。外围虽然有两个团正在赶来，但也在面临着志愿军的围追堵截，短时间内这两部是无法汇合的。

如果26军能按时、按计划到达地点发起进攻，那下碣隅里内的美军大概率会被歼灭，但真正的战争有时候就是充满了未知性，26军随后的行动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12月2日晚，26军军长张仁初、政委李耀文接到新命令后连忙调动76师、77师、88师前往预定作战位置，只是那天风雪很大，只有76师坚决执行了命令，另外两个师都是在3日下午才出发。

最离谱的是77师，3日下午4点开始行军，入夜后竟然迷路了，兜兜转转走了60多里最后还迷失了方向。无奈之下只能在4日天微亮时折返回了出发地，重新规划好路线再次出发。60多里啊，不迷路他们都已经到达作战地点了。

这一耽搁，26军的进攻时间就又推迟了一日，计划于12月5日晚7点开打。但只要出现了意外，意外就会接踵而来。

时间到了12月5日早上，77师只有一个团赶到，88师有两个团也还相距20多公里，本来全军减员情况就不乐观，这么多人又没赶过来，仗没法打，进攻时间再往后延了一天。

整个节奏这么乱，各部就别提准备是否充足这类的事了，6日晚上发起进攻没几个小时，匆忙而上的26军大部就丧失了战斗力，还能机动追击的就只剩下了77师231团。

231团不愧是77师出来的，发挥相当稳定，再一次迷路了，等先锋2营靠近美军时，时间已来到了7日凌晨3时。因为天一亮美军就可以利用空中优势进行轰炸，所以26军下达命令时预定的战斗时间是6日晚7点到7日早上6点。

可231团2营刚跟美军接触，团长就下达命令撤出战斗，因为他发现其他兄弟部队都没跟上来，独自交手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干脆撤离减少一些损失。但他没想过的是，上级要求6点才能撤，此时还相距三个小时。

不仅仅是231团乱来，88师263团团长也觉得命令执行起来太困难，所以选择了延迟执行，这就使得26军整个都是混乱的状态，错过了绝佳的歼敌机会。真的很难想象，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也曾是王牌，表现非常亮眼，可到了朝鲜战场却太让人失望。

宋时轮在兵团部迟迟没收到26军的战报，心中也很焦急，而另一边的美军已经开始了突围。为了补救，宋时轮急忙命令20军58师、60师去加强阻击，26军则继续追击。

原先在西线配合的正是20军，58师先前已经血战了七天七夜，宋时轮担心他们久战疲惫，这才让26军前去接替，没想到最终还是要20军来顶。

可高度机械化的美军已经做好了突围准备，志愿军根本拦不住也追不上，而且77师231团追击时竟再次迷路，同样的错误能连续犯并一直不改，这也是一大奇事。

更恶劣的是，231团下一个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为了避战，竟在快要与美军接触时，率部跑了。临阵脱逃，这放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因此宋时轮在战后总结会上下令将那个营长和教导员枪毙。

但宋将军和入朝的许多军长一样，盲目低估陌生的美军，二来没不下功夫摸清敌情，对这三部美军懵着头仓促攻打，“各个歼敌”，同时下手。更匪夷所思的是，分兵三处已显单薄，却还留下4个师当预备队。全兵团3个军，先让1个军（26军）留着当预备队。剩下2个军共8个师，又把其中1个师（94师）摘出来做后备，只拿7个师共21个团上去打。

作者：精中之弩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0098783/answer/2647091176

这21个团，像胡椒面一样，以5个团打新兴里；10个团打最硬的柳潭里（其中又有4个负责外围），只拿出6个团去下碣隅里，而且就这6个团还再分出一半去阻援，剩下3个再留1个当预备队，也就是说，全兵团35个团，只有2个团去攻打悠关整个战争成败的下碣隅里。处处下手，处处拳头不硬，除了啃掉一半的北极熊团，该拿下的都没拿下，该挡住的都没挡住，还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

美军战后曾心有余悸的说，要是中方一开始把兵力全部囤积到归路上，那么美军陆战1师“将永远也逃不出去”（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

宋将军的安排令对手百思不得其解，在战史里写道：

“如果中国军队在这之前占领了下碣隅里，美军的2个团战斗群恐怕不能完整的从柳潭里撤到下碣隅里。下碍隅里的补给品可能成了中国军队绝好的补给品来源了”（日本陆战史普及会《朝鲜战争》）

美军认为，宋将军不至于看不到如此清晰的软肋，一定是被种种客观条件限制，比如险峻的山路不利于大部队快速抵达。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后来宋将军要求整个26军4万多人以两天急行到下碣隅里，可见这一理由并不成立。退一百步说，宋将军即使不能派大部队去下碣隅里，至少在打新兴里、柳潭里的时候就该全力以赴，绝不能让4个师当看客。说到底，还是对现代化军队缺乏认识。幻想着凭一群饥寒交迫、轻武器为主的志愿军去飞蛾扑火，就能达成歼灭。

本来由59、79、89师专打柳潭里的，但把59师调去切断敌人后路，89师又被美3师吸引，只留下1个团，等于只剩79师为主一共1万5千人强攻1万美军。开打之后，种种问题暴露出来：“战术盲目，不讲究队形及攻击方法，各部之间不协调”，以至第一夜进攻，就造成“全师损失了5个主力营的兵力”（见《咸南战役：新兴里、柳潭里战斗详报》）。但不论如何，79师毕竟是27军的部队。

打到这份上，兵团首长们见新兴里敌少，决定先集中力量“捕熊”，从起先的三点全攻，改为“逐个歼灭”。这样一来，进一步放松了对下碣隅里的拳头，竟让他们改为“钳制”，以配合新兴里作战。（此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第42、43页）

战后的总结是，27军“大多数分队没有把接敌运动时的队形和冲击时的战斗队形区分开”。

当27军三个主力师在浴血死拼时，另一个“预备”师却在角落里干蹲着－－－从原32军编入的94师，被视为“外来户”，还没开战就被打发当预备队。直到宋时轮屡次受挫后，才迟迟把94师提上来，结果仓促奔命，疲兵作战，连战失利，又兼冻馁，部队发生逃亡现像，甚至包括连排干部，全师掉队不归建的有132人。

可惜，本来是20军一剑封喉的任务，却上来就被宋时轮分兵，第59、89师被派去柳潭里，60师派去南边打援，只剩一个58师强攻下碣隅。

到了长津湖也没把对手放在眼里，开打之前，58师甚至向伪装成百姓的韩军特务夸口，要一天拿下陆战队！在进攻开打时，只以172、173团进攻，居然还把174团留下当预备队。

18门82迫击炮和54门60炮做开场白，上来就找准守军要害，轻取一个陆战连，拿下最关键的东丘阵地，如同一把尖刀抵住美国佬的脖子：东丘是整个下碣隅里美军环形防线的制高点，一旦攻克，机场、补给物资就是囊中之物，陆战第1师恐怕真要成为历史名词了。

美方记载，58师的一些战士甚至已经冲到机场上！由于预定防守的陆战1团G连迟迟不到位，美方不得不临拼凑织工兵、通信兵和一群韩国新兵的混合部队来反击，结果不值志愿军一扫，我军将美军全部赶下山顶，扩大了关键突破口。

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共军指挥官并不知道他们已取得完全突破，因此没有立即派来后续部队利用这一战机”，而是“仍然滞留在陆战队环形防线里”(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380页)。“中国军队已经在东丘占据牢固的地位，如果投入兵力一举扩张战果，突破山麓的防御线进入环形阵地内，进攻补给品堆积和师司令部，看来是很容易的。为此，美军增加了警卫师长的兵力，然而，中国军队似乎满足于占领山顶，没有进一步扩张战果。这是中国军队的助攻方向，可能缺乏足以维持冲击力量的纵深战斗力”（日本陆普会《朝鲜战争》下册第47页 国防大学版）

据有的记载，天下第一团团长吴国祥请示师副政委朱启祥，是否向下碣隅里发展进攻？据说朱启祥也没意识到胜利在握，指示先不要贸然进攻，先停下巩固阵地。（周明《冰血长津湖》）当天午夜，三支美军援兵赶到了形同虚设的下碣隅里（陆战1团G连、7师31团B连，另有美英混合特遣队400人）。58师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若一开始就下决心突击到底，三团齐上，历史就将改写。万幸的是，58师还有一张牌－－－手里有至少4门75毫米山炮！（此据美方记载）当时“环形阵地内到处都堆积着弹药、石油和燃料，这是最脆弱、最有效的（射击）目标”、“如果命中就有因诱爆而发生大爆炸的危险”。为此，美军D连的6门榴弹炮在战况最紧张的时候不敢开炮，生怕招来炮弹把周边点燃，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只将一门炮挪到150公尺外才射击。（均见日陆普会《朝鲜战争》下册 第48页）可以说，一发炮弹，只要一发炮弹就能终结陆战第1师。然而，志愿军饥寒交迫，怎么也舍不得向那些珍宝一般的物资开炮，炮火始终只向美军步兵射击。美军三个步兵连抓住机会 ，一个多小时，砸下去6000多发炮弹，不要说一般的步兵，第一团的炮兵阵地直接给弹雨埋进去了。58师就在各种错失战机之下，被密集弹雨一次次无休止的浇淋，硬是拼光了，还出了杨根思那样最后关头跟敌人同归于尽的英烈，最终不要说从根本上阻挡美军陆战师，连杀伤都有限。

打援的60师也不给力，没拦住美方援军。

联军在仓皇之中，临时从南边组成了一支922人的美英混合救援队“德赖斯代尔特遣队”，11月29日，这支拥有29辆坦克的特遣队遇上了占据有利地形的60师。虽说60师杀伤和俘虏了300多人，其中俘虏241人（美军160、英军22、韩军53、台湾特务2、日本伪军3人），并迫使200多敌人返回出发地，但还是让400多敌人成功冲入下碣隅里，加强了防守力量。使58师的进攻终被当住。

89师本来安排打柳潭里，可他们偏又被撤逃的美3师引诱了，以2个团追到西大同江的黑水里，一仗击毙美第3步兵师第7步兵团2营53人（主要是F、G连），于大局毫无益处。

59师负责切断陆战1师的后路，也受限于兵力问题，战果小，代价大。

26军88师，这是全军唯一由苏北人组成的部队，做为“外来户”，受到不公平对待。之前26军本就放在后方当预备队，而88师又处于歧视链的最底端，当板凳队，放在更靠后的位置，离战场最远。现在要打恶仗了，军里却让88师不但要超越各师，还要超越下碣隅里，爬冰过雪穿插到陆战队的前边，再掉过头来阻击。

路最长，时间最短，根本不考虑88师的实际情况。幸亏吴大林力争一番，多要了一天。为了赶路，无数人倒在路上或掉队，还被军里逼着白天急行军，让美机炸了一路，躲都没地方躲。师长吴大林座车被炸，电台被炸，警卫员被炸死，炸成了光杆司令，副师长王海山心灰意冷，借口防空，躲到废弃坦克里，三天不出来指挥部队。这样一来，88师在路上就给废了，主力团的262团出发时有3500人，炸完后仅存750人，打头的1营780人被炸得只剩5人，营长和营指导员都牺牲了。

战后，兵团把责任推给26军，军里再把责任甩给没后台的88师，结果吴大林和政委均被撤去职务，该师番号更被撤销！可以说，如果兵团部一开始就让26军跟随20军一同压向下碣隅里，是不可能落得这种结局的。

26军没有时间去总结前边的教训，20、27军屡屡犯的不讲队形，盲目一窝蜂冲锋的错误，轮到26军上阵了， 依然还在贸然密集冲锋，被敌军描述为“像蚂蚁一样的纵队”（日本陆普会《朝鲜战争》），自然是横尸遍野，不少“营连部队初次接战便伤亡殆尽”。说实话，打了这么多天，仍如此机械的犯重复错误，确实痛心。

宋说："你们26军打的什么仗呀？你们不是解放战争的英雄吗？怎么现在不行了？我要撤销你们军的番号！"。本就一肚子窝囊气的军长张仁初拍案而起，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棒在地图指点一番后，说道："此战，我们26军是没有打好，但是兵团先把我们作为预备队放在100公里以外，然后又命令我们仓促上阵。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他们坐着汽车跑，我们的两条腿能追上汽车轮子吗？26军的番号是主席定的，26军的番号不能说撤就撤！""你说了不算！"后来27军的同志也出来帮着打圆场，毕竟饥寒交迫的急行一百多公里去打敌人，再强的部队也难做得更好啊！ 此事才算过去。宋、张争论事见：http://www.sohu.com/a/251468716_100144728

对战役影响很大，其教训是深刻的，由于侦察不确实、言语不通,不能及时掌握当面情况变化，仅靠谍息情况，缺乏对敌情的正确分析及对敌现代作战装备、战术特点的细密研究，致影响兵力部署、战术的运用。

从上至下均有轻敌思想，如整个部署只有一个方案（要求—夜解决战斗），而无予定方案。

气候严寒（作战时为零下廿七度），武器打不响，迫击炮百分之七十打不出去，炮手倒炮弹时，手因冻而黏下一层皮，马克辛重机枪灌进水即冻结不能连发，战士手冻扣不出弹弦。以上情况，一方面事先缺乏硏究，多想办法。另一方面，确因天寒，有的武器不适用，影响战斗中火力的援助。

通讯联络不畅，报话机仅与兵团、炮团、五九师可通，且夜间均不通。电台夜间亦不通畅。积报过多，电线每日断多次。柳潭敌人溃退时，因七十九师电话一夜未通，贻误战机，影响指挥。

后勤保证工作与战斗需要相差悬殊，粮弹供应不上，主要是缺乏运输工具（仅赖二分部几十台车子），交通困难,敌空军封锁,只能夜间运输。第一线部队实际得到补给太少。战斗开始两天，部队即饿—天（有的两天），只吃一顿结冰的高粮米，直接削弱战士体力和耐寒力。伤兵收容保暖等工作，除客观条件限制外，主观上缺乏组织计划、调度使用运输力，致使冻伤冻亡严重，仅七十九师即达一千二百五十九名。

七十九师攻击柳潭，在战役上虽分割了敌人，但二三六、二三七两团，均未按予定部署坚决达成迂回切断敌退路之任务，在战术上未能分割敌人，致造成正面阻、正面推的不利局面，攻击数日，伤止很大，未达全歼目的。

我攻击部队队形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火力组织运用不当，前后纵深火力均较薄弱，不能压制敌人，密切与突击结合。当攻击接敌时,为敌强烈短兵火力及坦克火力所压制，我则不能发扬火力，突击力受损失。

敌以战车配合进攻时・我二四二田九连，曾于阵地前以一个小组从侧翼接近敌战车，用炸药击毁其二辆，故部队有信心打垮敌坦克进攻。敌防御时以战车编成阵地，利用战车火力为骨干，以短兵火力补助之，而我攻击部队事先未作准备，且缺乏战防火器，致遭过大伤亡。

搜索不严，我第一线部队已占领之阵地，敌仍潜伏射击我之侧背，有一个房子曾被我攻破五次，才肃清房内敌人。

中央军委决定，第9兵团入朝担负江界、长津方向作战，目的在于转变战局。毛泽东要求宋时轮去江界指挥，彭德怀指示宋时轮：“东线战场宋兵团应诱敌深入至旧津里、长津线，以消灭美陆战1师两个团为目的。美陆战1师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

我军以4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

应有1至2个师做预备队。”

1950年10月24日，毛泽东召见宋时轮的时候就当面交代过，第9兵团的任务就是占领有利地区，隔断敌人东西之间的联系，以消灭美军两个团为主要目标，特别是以打美陆战第1师为主。

1950年11月27日24时，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打响。初始一夜，担任主攻的第27军第80师减员1/3；第79师减员1/2。主力部队的主力师仅十余小时损兵折将近半，这个数字让宋时轮很吃惊。

就在此时，按捺不住“我们不遥制”的毛泽东致电宋时轮，称“此次（11月28日）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

毛提醒宋时轮改变打法。

三、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四、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

陈邓

戌冬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