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宿命难逃，命运玩笑 -- xx28

参战人员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收缴的毒品胜利回营。

这次缴获的三包毒品属丁副班长身上那包最大，还有两包，但没这包重。大概武装毒贩为保毒品不失，让携带毒品的匪徒先撤了，要不该有更多的缴获，否则不会出动如此规模的武装护卫人员。而携带毒品的都是毒匪骨干分子，在战场上能够表现得不胆怯，不犹豫，见机而动，只是我们动作快才弄到了一个大包，而那两个小包是在另一个毒匪身上缴获的，也是我们5班动作快，被班长带着王强和另一个战士截住。

所以我们缴获的这些毒品虽然仅十几公斤，仍算是重要的战果，也是作战追求的目的之一，得到上级和缉毒部门的重视。5班受到缉毒部门上级的特别表扬，全班战友很是激动自豪。

遗憾的是对内包围圈没能擒到国内的贩毒集团派出的骨干，让这伙狡猾的家伙溜掉。据上级估计，国内毒贩与附近寨子里的人有勾结，是他们能在伏击区边上我们却发现不了的地方进行了监视，把发现及时通报给那些等候境外运送毒品入境的黑社会贩毒核心骨干分子，帮助他们仓皇逃窜。

贩毒分子特么的太狡猾，一帮该死的东西！

边防军已经做了极大努力，可涉及到地方，就不是军队能解决的！地方公安和边防武警在这次行动中是有任务的，可为了保密，团首长为伏击成功不可能向地方泄露很多的行动方案。团的侦察员为此费了无穷心力体力，不能再功亏一篑了。

这是矛盾所在，社会情况如此，部队有过教训，战前做过详细沟通，双方协调后感到万无一失才费力出兵，可消息仍被泄露，最后造成无效用兵。

不过这次打掉境外贩毒武装大部，而境内毒贩却没遭到打击，希望会让境外的毒枭产生错觉，怀疑是境内的贩毒集团内有人出卖，造成他们之间的狗咬狗才好。

这个边境伏击贩毒武装的战斗，是边境剿毒斗争中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正规战，其用兵规模之大和指挥层次之高颇具影响，引起了各级各方面的介入，总结作战经验，掌握边境缉毒斗争的态势，并且有京城来的总部首长了解战况，慰问部队，表彰立功者和抚恤牺牲烈士、慰问伤员。活动很多，也很隆重，热烈！我们团的指战员都处在巨大的兴奋和荣誉中。

我们班荣立了集体功，个人立功也很突出，全班就一人——徐立非常沮丧，未能参加此次打击境外毒匪的战斗，让他悔清了肠子。但他凭着个人的资历和全面过硬的军事技术调到6班任副班长，6班副班长单涂调5班继任该职务，他是在此次作战立功人员。

但立功受奖，祝捷庆功，对我无感，沉浸在老丁牺牲的沮丧中，参加那些仪式像是木偶般跟着走了一遍，不再激动于头戴光环。而烈士追悼仪式，那种凝重沉痛的氛围，战友、家属表现的悲切，让我更加心痛心苦。此战五个牺牲烈士，我们5班有两个，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消沉，沉默寡言，常失神望向不知何处。

连里的指导员被安排去老丁家，处理烈士的后事，我很想去，但我知道自己没这个资格，干部去烈士的家，是工作，一个很难做的工作，哪能让我这个小兵卒子去发泄情绪呢！我只得悄悄找到指导员把身上800块钱全部交给他，请指导员把我这份心意带给烈士的家庭。我很惭愧才能拿出这么点钱，这是我入伍以来存下的全部士兵津贴了，其中还有600元是团里补偿给我的。雇佣兵把我们4班营帐里的物品基本烧光，上级登记损失情况时，我报的是攒下的津贴费600元没了，最后全都返还给我，否则连这点钱我都不能拿出。

指导员理解我的心，钱大概对我不是那么重要，可内心的心安对一个大学生士兵更重要些，劝了我几句后，见我的心诚，便答应一定让烈士的父母知道在部队有他们儿子的好战友关心着烈士的家庭。

丁大哥是和我一起行动阵亡的，听去他家慰问回来的干部说，他家在黔南山区，家里很贫苦，现在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他们家的希望没了。我很痛苦，担心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妹妹，不知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战斗中，我不知道他负了重伤；战斗结束找到他时，老丁的血已流尽，无法挽回了。我总是认为老丁是替我牺牲的，不是他的81步枪在敌侧后打得那么积极，对敌威胁太大，毒匪只得用三四个家伙集中对付他，而我的策应也不够奏效。后悔啊！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从指导员那里问清丁希盛同志家的详细走法，下决心以后一定去他家，替这个大哥尽份孝心，不然寝食难安，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

我的情绪有问题，赵干事也知道了，把我叫去，让我看战前巡逻时拍摄的战士在任务中的照片。他的摄影技术没的说，通过自己的武器——相机，把边防战士在边境巡逻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拍得很充分，都是上乘的作品。就是自己在溜索时的形象有些不够坚强，但那个列兵的肩章，让读者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新兵。赵上尉说：“发表时我会配上这样的文字：‘一个新兵的初体验’，你说好么？”

我说：“如果不觉丢咱们边防军的脸，那就发表吧。”

“怎么是丢脸呢？你的思想可不对。”他调笑地说：“看看这个小白脸新兵背负着如此多的装具和物资，在如此惊险的环境下溜索，精神和艺术的感染力得多大。和平时期的士兵看上去有些孱弱，可还是咱们解放军的后来人，解放军的精神和传统得到了继承，就是说‘父老乡亲，咱新时期的人民子弟兵是能信任的！’多好。”

突然，我看到了那张我给丁希盛照的悬崖绝壁攀登像。老丁那个笑脸，那个战后我看过无数次的相片，让我一下怔住，见我没说话，上尉说了，“小伙子，别说你这张照片真是主题突出，取景完美，应该是这批照片最棒的一张，看这光线和人物神情抓得多好，不可多得的艺术、新闻相统一的佳作。你对摄影有研究，嗯，不错。”

他又说起那张满是血迹的相片，“你这张照片还没发表，就成了更大新闻价值的作品，我们看着难过，可是放到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那就是教育。我们边防军人不仅有平日巡逻的危险，也有战斗中的英勇牺牲。”

我的心已经不在赵干事所说的上面，看着老丁的笑脸，就想起来班后他对我的好，不觉泪流满面……

我陷进一种迷茫，想着我给身边战友带来的是什么啊？牺牲，阵亡，多么痛苦的命运安排。我心中有苦无法说出，钻进了牛角尖，总是把他们牺牲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按理我应该明白，他们的牺牲都是境外敌对武装侵犯我国边境向我军动武造成的，只是他们牺牲而我活下来罢了。

无论是否有我的责任，我该做的就是为他们报仇，狠狠打击入侵我国边境，危害我国和平建设的凶残的敌人，把他们打得不敢再到中国捣乱。——这是指导员对我的开导。

或许这个目标难以实现，至少也应摆脱那种不良心理才好，可我没有做到。我曾满怀悲痛写下：二十年来对和错，参军打仗全看破，袍泽手足离我去，永远难补我的过！

这时我再也没有了当兵前那种飘飘然，以为当个特种兵从天而降是份潇洒，实际是血里火里滚过；羡慕大军统帅的气势汹汹，原来是士兵的尸骨生命凝成！什么没有出路就去当兵，这特么的是无法驳斥的草率！

当兵是什么？是奉献和牺牲，是并肩而战的弟兄，倒下后就再不能吹牛扯淡。没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然，当兵就是看到弟兄牺牲而迈不过去的那道坎。

说这些，不是我后悔当兵，而是我成熟了，却是道不出的成熟，不能引以为傲的成熟，只能是慢慢舔舐伤口的成熟。不这样我还能怎么着呢？——实际还是不成熟！

我沉默，我勤奋，多做勤务，让自己不得闲，心里才好受。

在纪念离开战友的活动中，在悼念牺牲烈士的仪式上，反复播放了一些歌曲，烘托气氛，寄予哀思，那首著名的《血染的风采》始终拨动着我的心弦……

这次边境战斗应该说是一次少有的较大规模的边境作战，然而，我们在边境与境外毒匪毒枭的斗争仍在继续。对方不断派出极具战斗经验的几人小组越过国境线，到中国境内搞破坏，进行报复，制造紧张气氛，更是掩护其向中国输出毒品的勾当。尤其是不甘失败的毒匪，与我们团展开了游击战，专用冷枪和地雷杀伤我军人员。

上级十分重视我团所掩护国境段的打击武装毒贩的斗争，派军区副参谋长下来坐镇，军区特战大队都派出力量参加边境的交战，实施有针对性的反击，采取跟踪阻截对抗，均是以小对小、以精锐对精锐，甚至是越境打击。

在这期间，我们10连全部配属特战大队，跟着他们行动。在跟随特战大队的行动中，我学到了很多本领，尤其是潜伏观察、定点狙击、跟踪反跟踪、布雷排雷方面进步极大，丛林作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以伏击和跟踪追击为方式的对抗，采用多种技术兵器布置关键地点，狠狠打击了境外贩毒武装势力的气焰，敌人胆怯了，大大减少了越境袭扰。

特战大队完成任务撤回去。

边境斗争形势虽有和缓，我们10连仍是高度警觉，保持着对边境地区的监视，并成为这段国境线上对敌斗争的主力。

连队以班为单位组成小分队，监视着边境地区各要点，继续实行小组作战。

这时我的求战欲特别旺盛，就想打！打！打啊！

边防连队有被地雷炸伤的消息传来，为我们10连在边境上打击越境制造恐怖的行动蒙上一层阴影。

我们这段边境以前是因地形地理的复杂使得边防巡逻异常艰辛和危险，但是现在就不止是自然的危险了，加上敌方设置的爆炸物，误踩中就是非死即残。

随后，我们团各连队全部开展了探排雷的巡逻，在巡逻时更加注重探雷，要求杜绝战士踩上地雷的现象发生。

因为这种巡逻，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上级有计划地缩短了巡逻的距离，增大了巡逻小组的密度，保证有兵力对国境线进行持续的监视，不使对手的“游击战”——恐怖战得手。

这个时期，我变得有些疯狂，或说真的不怕死，在小组巡逻时，我常抢着走在队伍前面，承担起探雷的责任。我的说法是：“我是特种兵训练出来的，有探雷排雷的实战经验，就连诡雷都发现过，你们应该先跟我学学。”

而且，读者可以记得，那时我带小组进行探雷训练一路是多么专心，弄得总教都着急，最后获得他 “值得信任”的评价。所以，我对在巡逻队前头探雷挺自信的。

当我拿了根尖尖的木棍在前面带队而行，边走边小心地探路，那个动作，那份专注，让战友看到就明白了我说的不假。我还按照战斗搜索的方式布置巡逻小组的队形，大多采用双尖兵的队形，并向同组战友讲解从特种兵那里学到知识和战术动作。真是多训有多训的好处，可以在边防团嘚瑟了。

战友的反映是：“小晨，你当个副班长能力上有富余，为什么辞掉呢？”“你要知道把你的能力发挥出来，对我们班完成边防勤务和作战任务是种保障啊！”

战友对我都是肯定和鼓励的话语，我对他们说：“我还要学习，还要熟悉边防，才能承担你们说的责任。”“你们看到了我的优点，可我也能发现你们的优点，等我达到你们的成熟度，就会有自信承担起上级赋予的责任。”

反正我的战友对我是更加信任了。

反而是我多想了，在巡逻中惟恐对手在埋雷之后再设伏，紧张于当我们在排雷时搞个突袭，“妹的，敌在暗，我在明；敌设陷阱，我们来钻。这边境巡个逻还复杂了。”

边境上的危险当然不是只让我们士兵承受，很多时候都有军官带队，排长啊，连长啊，甚至团部的参谋、干事也下到基层带队巡逻。部队的军官勇于负责好啊！

对于机关的军官参加边境巡逻，我们是欢迎的，对他们也是爱护的。但人家也有自我要求，下来参加巡逻都是有特定的任务，所以每次他们都是带队走到队伍的前列，排在最危险的位置上。这就是我军的传统！其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团部军务参谋孙培下到我们班，在重要的边境线上，带一个小组实施了“卡口控道”的巡逻，目的就是检验新的巡逻+战斗的战术有效性。

对手提高他们的骚扰战术，比如在我们的巡逻路线上埋个地雷，开始是限制我方巡逻速度，如果爆炸还能起到预警的作用；我们同样升级自己的防卫能力，小组布控巡逻线，为对手设下陷阱。

我参加了这次巡逻，不过我却走在巡逻队的后面，前面有孙参谋和李班长。孙参谋持手枪探路，李班长持自动步枪在旁充作尖兵，巡逻小队就五个人。选择这次巡逻的时机，就有想碰碰对手的意思，当然得撞大运了，因为对手敢不敢与我们如此小的兵力相碰是个问题。

途中遭遇下雨，孙参谋带我们到一处从境外能够进入的地段设伏，雨中巡逻效果不会好，而设伏则有可能捞草打兔子碰上越境的毒匪。寒雨中，我们伏在地上，警惕地透过雨幕，用看不远的视线监视着前面。

雨下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一无所获，就在孙参谋要鸣锣收军时雨停了，林中的视线好多了，但目及之处都是那么青绿，静静的，又是清新的，虽然我们雨衣内的军装已经湿透，可仍享受了这片刻的宁静与安然。

一场雨过后，孙培上尉下令重新走上巡逻的路，我们五人从一棵大树下出来，而当他拿着地图环顾四周确定坐标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孙参谋身体一倾，右脚踏出山路，一声清脆的“咔嚓”声让人头皮发麻，他不慎踩到地雷。

“我可能踩到地雷了！”孙培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句话。“孙参谋，千万别动……”一旁的李郁春班长迅速探身，扒开孙培参谋右脚边的泥土，只见一枚老式松发式地雷不偏不倚被孙培踩在脚下。他们两人目光再次交会时，都看到了对方脸上豆大的汗珠。

地雷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危急时刻，李郁春脱下装具，拔出军刺，一边让战友避开，一边指挥大家脱下迷彩上衣，用来装填泥石。随即，他用军刺一点点挖出地雷四周的泥土，确认地雷下没有特殊装置后，他要亲自动手排雷。

这时，我拉住他，“班长，请让我做下面的事，我有多次排雷经验，更有把握。你在现场指挥吧，这也很重要，你是班长责无旁贷。”

排雷、撤离是个系统操作，哪个环节都得有序衔接地处置好，如果一个处置不当就会增大地雷爆炸的可能，所以现场指挥与直接排雷相比同样重要。

孙参谋和李班长相互又看了一眼，明白对方都有让我排雷的愿望，班长对我说：“小晨，那就拜托你了，我们都祝你成功。”

“班长，”我自信地叫了他一声，又把脸转向踩在地雷上正紧张的孙上尉，“孙参谋，请相信我能完成任务。”

我将两把军刺依次横着从孙培脚下穿过、压住，手上的劲使得十足，从军刺尖触到压发头就全力使其保持着原状。一个战士小心翼翼地解开上尉的鞋带，李郁春班长扶着孙参谋，催促他抬脚离开，而我通过双手把全身力气都压在两把军刺上，压力稍有降低，后果不可想象，然后心里默念：“道祖保佑，千万别爆。”全身冒汗，咬牙坚持，万分紧张。

当孙培参谋把脚从作战靴中抽出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不堪回首啊！

万幸的是，地雷被我死死按住，没有爆炸。随后，李郁春班长指挥大家将用迷彩服制作的5个泥石包逐个地、迅速地、稳当地压在鞋上，我能感到军刺上的重量越来越重，但没有压力的冲击感。老李班长仔细检查了重物压在地雷上的情况，示意我可以退走。我屏住呼吸，快松手、猛后滚，然后，看到地雷依旧静静地呆在那里。

不要说我好战，不要说我不怕死，在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就想躲过地雷的爆炸。那全速全力的一滚，让我狼狈透了，浑身裹满了泥，脸上、头上，嘴上都有。

孙参谋光着一只脚，赶快过来拉我，怕我滚出个伤来。不过这一滚，又滚出个三等功。

战友们都过来看我，可我却是不好意思了。

我们守在这里，派了一个战士回去报告，等带来了衣服和鞋子，才班师回营。我们觉得自己有些狼狈，可回到营地，团长、政委都出来迎接，把我们当成了得胜的英雄。让仍处在心悸状态中的我们，情绪好了许多。

孙参谋向团首长汇报了巡逻中发生的事情以及踩雷后的险情，他对我主动挺身而出的行为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在他的讲述中，团首长们都对我捏了把汗，如果孙上尉踩爆地雷，损失的是一条腿，牺牲的可能会有，但伤残的结果更大；而我排雷，一旦引爆，重伤的可能小，阵亡却很难避免。

为了避免重伤的发生，其实谁也不愿眼睁睁和毫无作为地等待它发生，在解放军中一定是要千方百计地去救的，即使出现更大的损失也在所不辞。李班长和我，还有其他战友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义不容辞的事情。

结果是好的，就足够了。

像这样的排雷方法，在影视作品和各种小说中都有描写，那是松发雷可排，如果是后来的压发雷，根本没有机会排除，一脚踩上，“轰”就爆了，根本来不及反应。可是谁叫那时是90年代的上半期，又是些毒匪，不像正规军队，有充分的地雷来源和使用的训练呢，即使设个诡雷也难的！所以，我只能非常俗套地记载下这段排雷的经历。

我不是想让排雷过程打动读者，而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的战斗经历了解我的心路发展脉络，一个大学生偶去军营，便遇到了那么多的生死磨难，又生出种种的感怀。

像我们处在前线、前沿的边防军人，处在作战状态下的军人，很多士兵都遇到过生生死死的经历，在我身边出现了那么多的牺牲与伤残，而我只不过遇到些危险，并未有实质性的负伤，不是很幸运了么，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说得那么惨？或许读者有如此的疑问。

我不希望读者误解，我只是希望读者，身在和平环境中的读者，知道中国的边防军人遭遇过什么，他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什么，而不是我个人。我其实是很渺小的，在边防的时间也不那么长，是忍一忍就过去的事，不像那些老边防十数年地熬在边防线上，就连数年间浸在边疆的那些老兵，我也根本无法相比。他们在那如原始的地方生活、战斗，抛家弃妻，照顾不了孩子，而外界却是一日千里般的发展，生活的质量和条件如万花筒般的灿烂，当他们离开边防，人老了，劳动能力也难适应快速发展下的应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职业。我想他们很多人，即使是退役军官，也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照顾。

我就是想让和平的人们，你们能尊重些边防军人，有些崇拜他们的付出，记住：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

11月中旬，我们班被安排进行边境巡守。为隐蔽执行这个任务，全班人员都换上了当地百姓的衣服，白天或是能见度不高的时候，比较不引人注意。

这一日夜里，新任副班长单涂带王强和我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出动，在边境一处可秘密潜入地带巡逻、蹲守，警惕境外武装人员窜入，或是埋雷，制造陷阱。

长期在这一带活动，使我对这段国境线的地形掌握得比较清楚，因此在巡逻中我向副班长建议偏离原定的巡逻路线，露出一点漏洞，看是否有境外武装匪徒趁机作乱。

“嗯，你主意是好，但我们要加强对那个空隙进行监视，不能真正成为漏洞。”副班长有经验地说。

“班副高明！”我故意吹捧。

“别酸，行不？”王强不爱听。

“都别啰嗦，现在是隐蔽巡逻。”老单制止道。

我们不在意地打趣，是不是有些松懈？松懈是会招祸的！

我们三人静静地伏在草丛中，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克制着困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时已是旱季，夜里气温不高，到是还好受些，不过一阵阴风吹来身体也会产生寒意。我们不能说话，联络需要手势，精神稍微不集中就可能忽视副班长的手势命令，造成不利的后果。

此时，全国大多数人都是在熟睡，过着安逸的和平生活，只有我们边防军人才如临大敌，严密地防守着祖国的边防线。吃苦受累的军人，受到死伤威胁的军人，和平的人们，你们爱他们么？你们尊重他们的付出么？我有些开小差地想着。

在夜深人静时，我，或者我们大多数执行任务的军人，这样想想也很正常。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了近一年兵的我，从舒适的环境，来到这荒凉偏僻的边境，人生的翻覆不可谓不大，几番生死考验深刻地改变了我的心境、思想，让我不再任性。

真的是不再任性？接下来就不是了。

午夜后，2时时分，我们发现了数个黑影越过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我们立刻向非法入境者靠拢。有四个不明身份人员，携带有长短枪，悄悄潜行，不时地伏下身向我国国境内观察，然后再向前进。他们间隔有10米远，一个打头，二人居中，一个在后面消除痕迹，明显地是受过某种特种作战训练。

此情景与“八一”那夜如出一幕！

单副班长示意我和王强向非法越境人员两翼迂回，形成一个三角包围。我一手持枪，侧身匍匐，无声地向入境武装匪徒身侧潜行，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终于被我们逮住了匪徒行踪，我又要开枪了！

射击已经成为点燃报复欲的“导火索”。

我远远看到我的战友与我同样的兴奋，匍匐的姿势都有些变形，担心他弄出些响声，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幸好这样的情形并未发生，那几个境外匪徒依然谨慎地往中国境内前进，持续侵犯着中国的领土。

看到我们到位后架起了武器，副班长抬起身，向这伙武装人员喊话，“现在你们已非法进入中国国境，警告你们，停止对中国领土侵犯，放下武器，接受中国边防军的处置。”

这几个匪徒非但不听中国边防军人的劝阻，反而猖狂地抢先开枪，一串子弹射过来将副班长打成重伤。

当我看到敌人枪口闪出的火光，立刻瞄准好向头一个敌人开火，他是打伤副班长的祸首。我用的是连发模式，一长串子弹打出，从前打到后面。老王把最后的那个匪徒打掉，而抢先开枪的匪徒很有经验，躲过大部分射向他的子弹，只负了轻伤，逃跑回去。妹的，我竟失手！

逃跑的匪徒跑得很干脆，在发现自己处在三面被围的局面下，极果断地弃下他人，以还能施展的最快速度退走，长枪扔下，只带短枪护身。

我要老王到躺倒的匪徒处查看，我接受教训，赶忙跑向副班长单涂。到了副班长的身边，一摸他的脉搏还有，让我心中大喜，赶快查看了伤口，是贯通伤，不过臂膀后面的伤口较大。我赶快为副班长进行了止血和包扎，由于没有光亮，无法实施缝合手术。这时老王查看了敌人情况后回来，告诉我那三个越境者两个被打死、一个负重伤，发现敌人携带有爆炸物。我要他照顾副班长，等候救援，而气愤的我不顾王强的劝阻，为逮住凶徒没有命令私闯出了边境。

我带了缴获的一把M1911手枪和一支AK74步枪，带了百多发子弹，从敌人潜入我国的路径进入了邻国，沿着匪徒滴落地上的血迹，紧追那个逃掉的匪徒，看他究竟窜回哪里。这个匪徒也不知察觉到是否有人在后面追踪，竟在自己国土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进到自己的匪巢。这个匪巢后来得知深入到缅国内地近30公里远。

那个匪徒负了伤仍如此小心地兜圈子，想必他回去身体会消耗很大，伤口也会发炎，估计他一时半会得呆在家中。

我在匪巢附近隐蔽观察，争取弄清里面的人员数量、建筑布局、护卫状况，并用心地记下匪巢内外的哨位，哨兵数量，准确的位置，并判断那些哨位的视野，耐心观察了两天才探得一条能够从镇外潜入且能隐蔽到达那个匪徒所住建筑的路线。两天两夜我都睁大眼睛，盯着那个负伤的匪徒，从他出去治疗伤口，回到自己家，时刻留意那处房舍，确定匪徒是在屋里。他因伤，每天都要去换药，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进出。

我不吃不喝不动，死死地观察，闷闷地分析、判断，谨慎地制订行动计划。这是在敌后，没有援兵，没有帮手，一切全靠自己，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四日夜，我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开始了行动。在行动前，我行了一遍功，恢复身体的灵活度和灵敏的感觉，以保证行动的顺利。

我埋伏在路旁直到深夜，有幸干掉一个出来的匪徒，换上他的衣服；然后把匪徒尸体藏好，留下我的AK74步枪，带上他的西格-绍尔P230手枪。这支手枪不错，估计他是匪徒中间的骨干分子，不知半夜独自出去干什么坏事。

我从他的来路接近了镇边，在事先看好的地方像灵猫般敏捷和悄无声息攀上一所高房，再从高房下到镇上，接近匪徒的住所。夜深人静，我施展了快速的身法，通过无人的街道，如计划的步骤，停在匪徒住所门口。

我静静听了里面的动静，除了三个呼吸声，里面一无声息。两天过来，匪徒大概见没有什么动静也就放心地将养伤口。匪徒的家甚是简陋，没有费什么劲就翻到后院，用刀割开灶房柴门，再进到屋中。先摸进匪徒住的房间，用刀捅死他们夫妻二人，然后去了另一住人的房间，将匪父干掉。

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略微休息片刻，舒缓刚才一直保持的高度警觉，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匪徒家中已无威胁，我没急于退走，仔细搜查他的家，竟让我发现了他藏匿财产的密室，抄清里面摆放的翡翠、宝石、象牙和黄金制品，还搜出一包超过一公斤重的白粉，装进了匪徒家的一个双肩背包。在藏钱柜子里有一沓钞票，里面美元、港币、人民币都有，也不知多少，当即就塞进了衣服兜里，到时背包可甩，但这些钞票不能舍弃，都是救济那些牺牲、伤残战友的资金。即使那些有价值的物品拿回去，也是为了他们的家庭，我自己是不在意的。

我把匪徒一家的尸体都藏到杂物间，却没动他的武器，造成一种单单劫财的假象；又把镇外所干掉匪徒的上衣扔在尸体上，装成内部人的行为。一切做好，才在探清外面街上情况后离去。

此刻是黎明前的黑暗，适合我安全离开，而且身上有负重，从镇内相对容易离开的位置出镇，会行动迅速些。所以没有再从高房撤离，而是看清一处比较易翻过去的墙，搭手一跃而起，伏身过墙，出了匪巢。

我取回长枪，又把尸体上的有价值的物品收归自己，然后速从山中向国境线方向前进。最近的路我不知道，只好按照自己的理解朝着东方走去。

天亮了，我更加隐蔽自己，穿林过崖，悄悄回到国境线。但我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在国境线这边对中国方向进行观察，最后选了一处隐蔽且较为易行的地段避开缅军和我军巡逻，迅速回到国内，在境内也没被边防哨岗发现。

这令我大喜，于是先到国内纵深有15公里远的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把带回的东西和西格-绍尔手枪、子弹包裹好藏在那里，外面做了记号。然后带了出境时的武器，忍着饥饿劳累，翻山越岭又进入了邻国。

尽管我感到又饥又渴，疲乏得很，但报了仇，还颇有收获，心情轻松了，根本没有想到回到部队会遭受到的那番困境。

我是次日天蒙蒙亮时才从原路撤回国内，但一进到境内就被团里守在那里的干部发现，要把我带回团部。在自己人面前，我一屁股坐了下来，喘着气说：“能给我些吃的喝的么，我五天未进粒米。”

虽然我的行为给团里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但那位干部还是颇为同情和理解我的，命人取来食物和开水，就在边境附近让我吃了，然后避开边防连驻防地，悄悄带我回去团部。

路上他什么也没问我，也不让其他人跟我说话。没有这些对话，发生的事情就不会乱传，可以不声不响地尽量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对我、对团里都好。

我闷闷地随着那位军官和押解的战士回到团部，我从未想到是这样的情况，似乎是被扣押了。虽然没被铐起来，但是不能随意活动，被指令待在被关押的屋子里，门口站有哨兵，吃喝拉撒睡都在屋里。甚至连军装都没让换回来，穿着那身便装，我倒像个越境分子。

当天，团长、政委对我进行审问，命我交代出境后的所有活动。

夜里我被噩梦惊醒。

我梦到战场上一支枪对着我，持枪者模模糊糊看不清。在枪口前，我立刻紧张起来，想要躲避，可是怎么也躲避不开，最后身体竟然定住，不能动了。眼看对方的枪就响了，我吓得大喊一声，醒了过来，只感觉汗湿透了背心。

噩梦连续做了几夜，每每惊醒后心情极为沮丧。白天吃饭时，看见菜里的肉，仿佛被我击中的敌人尸体血淋淋地让人恶心，使我无法进食。

在对我审问时，审讯军官看我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满头虚汗，停下讯忙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把出现的情况对保卫军官说了，他急忙找来医生为我检查。团里的医生说这是参加战斗后的心理反应，并说我的反应强烈了点。没有几天，我就口唇干裂、精神萎顿，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团里军医对我印象很好，拉着审讯我的军官对团长、团政委汇报了我的病情，用专业的口吻说：“首长，对小晨处理不好，战后综合症会给他带来终身的伤害。”

“你必须采取必要的救护措施，别让他再严重了。”政委给军医下达命令。

更上级的首长得知后亦很重视，立刻命令：“不论晨旭犯有如何严重的错误，解除对其的关押，立刻安排专人把他送到昆明的医院，交心理医生治疗。”

“就他三次战功就该获得医治的机会！”团长如是说。

我是从团部的禁闭室乘车离开的，离开前指导员给我送来了换洗的衣服，安慰我说：“小晨，不要有思想负担，好好治病养病，然后回连队好好干，连长和我都信任你，你心里一定有这样的信念，自己是个好兵。”

指导员的几句话，说得我流泪了。几天都是保卫军官冷冰冰的脸，让我内心极为压抑。所以一听指导员的暖心话语就格外地感动。我没想到的是离开团部就再也没有回来，无法实现指导员让我“好好干”的希望，就连负伤的单涂副班长都没看到，不知他的伤情如何。以后我也不知他的消息，一直是我的遗憾，我特别想亲口对他说，打伤你的匪徒，被我杀死，为你报仇了。

脱掉执行任务的便装，换回军装，让我感觉稍好，那种犯人的形象不在，像个病人了。这是一种良性的心理解压，也让我在行为上有了更多的自我约束。

吉普车从镇康出来，经瑞丽、龙陵去的昆明，我特别观察了进出瑞丽的路线和地貌，这里是从缅甸来的翡翠原石集散地。不过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事，而是对瑞丽的感觉很特别而已，像是从荒蛮进到了古代。似乎时空的变幻，使压在心上的沉闷有一丝松弛。我是用此分散一阵阵的紧张带给我的不适，我也不想陷在疾病中沉沦。

随着吉普车的颠簸，我竟在车上睡着，没有做噩梦，是十天来睡过去的头一次，而且好像梦到了妈妈，就是看不清她的脸，让我着急，想要告诉她我受的苦和遭的罪，可一晃就看不到妈妈了，心里特别特别地难过。我形容不好那种强烈的难过难受的心理感触，也不知道读者是否理解我当时的那种深深的内心的痛楚？

或许这是城市兵的软弱吧。

住进了昆明的军区医院，那里的医生常年面对因战斗杀敌而引起的心理问题，更有经验，也更有办法。

初次诊疗时，是个30多岁的女军医给我作诊断。她面容清秀，目光深邃，好像能看到患者的心里。

在她面前，我心砰砰地跳，不知不觉地就出了一头大汗。面对焦虑中的我，那双渴望减轻病痛的眼神，医生也感觉我的病情特别，与别人不一样，需要更多的了解发生过程，不由得对我大为关切。

医生让我躺在诊床上，浑身放松，闭目回答她的问话。她用一种和言悦耳的音调对我说话，使我心头升起一团暖意。

我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参加的几次作战其全过程一点一点地向女医生吐出，从第一次用刺刀捅死越境匪徒说起，也说了用缴获的枪打中了敌人的兴奋，可是看到外国雇佣兵打死了自己班排的10个战友后情绪就不由自己了，充满了愤怒，充满了羞愧，全班战友都牺牲了，只有自己活着，所以自己对死已经不怕了，而是复仇，对着一切侵犯祖国边境的敌人开战。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一直战斗到亲身刺死打伤副班长的匪徒止，也包括了新兵特训时艰难的巡逻和参加作战任务时的排雷，让医生认为我长期高度紧张和因战过度疲劳。

当我一个一个地讲述完自己打中的敌人，让那个女医生大吃一惊。这是一个新兵，是一个全神贯注于消灭敌人的士兵啊！她详细记录了我说出的杀敌人数有20人之多，杀敌方式是刺刀捅、步枪打、手榴弹砸，用敌人的手枪近距射击，在匪徒的巢穴中对敌割喉，一个新兵能用的杀敌方式全用上了，甚至有了嗜杀的倾向。

女医生将诊疗记录给了医院院长，里面是她记载下的我详细杀敌和作战过程。这个记录也交给一位心理医疗专家，他认为如果确实如此，患者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频繁作战、频繁杀敌，心理高度紧张和持续身心的疲劳，加之身边牺牲负伤的战友太多了，所积累的负面感觉和情绪是极为庞大的，又是在精疲力竭后发作，会是重度战后心理综合症。他要求对我要格外重视、格外保护，小战士还不到20岁，一旦陷在严重心理病症中，他的一生将被毁了，况且他的表现极为突出，是需要好好保护的。

他在电话中和我的主治军医交谈、嘱咐用了40分钟的时间，对控制病情的方方面面都做出医嘱。

当然，作为一份详细的作战记录，医院也交给了负责案情的保卫干部，由他判断我在国外的活动是否如实。因为这份病历中还涉及了以往历次我参加的战斗，分送给了我们边防团和有关特战大队，尤其是云南军区的首长都审阅了。

当有关部门看了这份作战记录般的病历，也被我的战斗经历所震惊，一个列兵，一个初对战斗和死亡的新兵，在四个月中经历如此多的激烈搏杀，多次处在死亡的边缘而没有被打死，可真不容易。关键他还多是独自作战，以一敌多，以弱胜强。

一个特战大队的作战专家否定了以弱敌强说，“虽然他是新兵，可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好兵，我们的特种兵都没让他吃过亏。雇佣兵强，呸，我看是不如这个小子。”他还对特训营考核被我水路逃脱的事耿耿于怀。“这个姚参谋说他会影响队友，把个杀神拒之门外，可惜啊，苍天不开眼，把个优秀战士毁了。”

上级审查了我的档案后，知道我是个边防军人的后代，都是搞边防的，谁没点恻隐之心啊！部队的首长对我非常同情，此时已没有追究我的想法了。我的团长就说：“战斗还没停止，有个国境线就把敌人放跑？难道我的战士就只能挨打，不能还手？”

政委用合乎规范的话说：“这个战士具有高度的战斗责任心，不消灭敌人，决不罢战；只是作战范围扩大了而已，自然作战范围应该同作战进程相一致才对。”

他们还有些相互指责，说什么没有采取合适的方式，把个好兵给逼成了这样，怎么向人家家长交代，云云。

这些事和首长说的这些话，我那时是不知道的，过了许多年，我在缅甸作战时，一个知道当时各方反应的首长才把这段往事告诉了我，我才知道自己的团长、政委是爱护我的。

我也知道了部队其实反映很大，一个列兵竟敢私自出境杀敌，还滥杀平民，应该严肃处分，否则不好教育部队。那时听到这个说法，我很惭愧。

从医生处回到病房，我感到身心轻松了不少。自从患病以来，我都拒绝用药。我怕那些用于神经系统的药物会损害我的反应、判断力，一直坚持通过练功改善心理状态。成效没有多少显现，可我依然坚持不用药。

为了我的治疗，医生决定采取放松注意力的方式帮我摆脱恶魇，安排了女护士陪我到昆明的名胜地方游览，去了滇池、大观园、五华山等处。这些历史人文景观没有特别的吸引我，对我的病情好转没有什么作用。

我是在心理有病的状态中游览的昆明，那种感觉并不好，不过是从古代向前走到了近代，压抑的感觉依然没法摆脱，不时地叹着气。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在公众的场合，我是努力要求自己要有军人的模样。这样的坚持，禁锢了心理的问题，白天不发作，夜里照常。

夜里，值班医生数次见我猛地从床上坐起，伴随着大汗淋漓、心慌气急、面色苍白种种问题。坐起后，我双眼怔怔地，空洞、绝望、无助，看得女医生对我无比的同情，过来搂着我，轻轻拍打着我的肩头安慰我。男医生则轻轻地呼唤：“小晨、小晨，醒醒，快醒醒，有什么不愉快和我说说。”

医生们对我的关怀我至今记得，也是他/她们不断地抚慰我受伤和痛苦的心灵，让我的病不再发展。

但我发病时的表现，把原来同病室的病号吓得不轻，影响了人家的康复。为我能有一个较好的休养条件，医院让我住进单间，夜里值班的医生都陪我睡，仔细观察我发病的情况，为我找出走出精神桎梏的途径。

主治军医了解我入伍的动机，是想当特种兵，新兵训练时没有被挑上，颇为遗憾。从这个角度去治疗，看有否机会，便联系了特战大队。

特战大队那边对医生的想法很支持，同意把我接到他们那边，协助治疗。

一天，我在病房读书时，一个特战军官走了进来。他就是陪我去境外救“国安”的那位特种兵，我很高兴地迎接了他。他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叫梁震，猎鹰特战大队的一名上尉军官。

他说：“小晨，别在病房躲着了，到训练场上，什么心理问题都好了。”不由分说，他拉着我就去和医生要求出院。

我就这么着第一次出院了。

特战大队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心理医生求他们帮助治疗我，便为我大开绿灯，让我随同他们训练。

在去大队的路上，梁上尉仔细问了我发病的原因和状况，对于战后综合症这种病，在特战大队并不新鲜。当听到我说五天没闭眼没进食，他说道：“你的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了，老弟，你是个军人，有感情，有义气，有担当，不错。可是如果你能全部都按你策划干掉那个毒匪那般理智，该休息一下，该调整一会，就不会出现这个状况了。永远记住：你是个军人，面对一切复杂、危机的情况都要冷静，采取正确的处置措施。”

上尉说的很入我的心，可我明白了，却已晚矣。

我们边行车边聊，很快我就梁哥梁哥地称呼他。他的话能给我解惑，让我感到心安，可谁让我没进特战大队，没有遇到他们这些能人的！

梁哥是个很热情的老大哥，到了自己的小队，就向队员们介绍：“这位是晨老弟，和我一起救打‘毒蛇’雇佣兵那位咱们的老战友，大家欢迎欢迎！”

那些特种兵很配合自己的小队长，巴掌拍得山响。

“这小兵厉害啊，两个‘毒蛇’的老兵夹击他，都拿他没办法。这是老战友说的，如果没有晨老弟，他就得交代在那边，更别说完成任务了。”

特战队员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或许是看我肩上的列兵标识，我腼腆地对他们一笑，“各位大哥好，我上学时就对特种兵很崇拜，没想到今天我也能置身在你们身边，嘿嘿，我很高兴啊。”

梁哥手下的队员看了我这副傻劲，哈哈笑起来，挨个和我握手。我就住进了梁小队的营房，特战大队给了我新的被褥，新的训练服，让我真的是高兴，有点成为特种兵的感觉。这个时候，我真有点好像摆脱了病症，为自己如愿以偿地置身在特种兵中由衷满足。

姚参谋也来看我了，他多少知道我一些病情，用很亲切的语调和我说话，问了我到边防团的经历，最后他说：“你小子没让我挑上，不也变成了‘杀神’，有种啊！或许，你现在的状况也有我的责任，到了特战大队好好干。”

原来就和他很熟，现在听他的话，我就后悔了，对他说：“姚参谋，我真想倒退回去，你咋说，我咋做，在当新兵时就到特战大队，遇到你们，我恐怕就不会落成现在这样。”

姚参谋像是给我拉仇恨，对房间里的队员说道：“这小子手上的功夫，估计你们也拿不下他。人家把解放军的捕俘拳练得少林、武当的来了也没辙。”

他的话把特种兵的情绪调动起来了，都给我下战书，要和我比试。梁哥很好奇，拉着我就到了兵房外面，和我比划。这让我好生为难，我到人家这里是来学习的，哪有一来就向人家挑战的，“姚哥，你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嘛。”

姚参谋拍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你的本事，就按你对我的那套来，不用杀气外露。”

我明白姚参谋所指，活动了下身手，就跟梁哥飙上了。没有什么套路，简单的捕俘拳的动作，就是用劲巧、用劲准，梁哥几次想制住我都被我用招数破解，当然还有我的身形快。同样打了20分钟，同样梁哥也拿我不下。

打了20分钟，肯定招来不少人围观，见一个列兵和队里的小队长对拳，小队长使出了全力竟拿对方不下，说风凉话的就来了，“老梁，你这还是捕俘拳么？花拳吧！”

梁哥一听，二话没说，挥拳向那人打去，他们打起来倒是劈啪作响，脚也踢上对方，拳头都打在了身上，那人吃痛，跳出场外，“嘚，梁哥，咱们就别打了，兀的让大家笑话，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列兵吧。”

梁震收了手。被姚参谋一激，下场与我比划，没落好，心里暗气老姚下套，便对周围站着的军官士官说：“各位，这个小伙子就是救‘国安’那位战友的边防兵，大家以后可要帮我照顾好他。没有他，咱们老朋友那条命兴许就搁在了境外的荒野。姚参谋还说人家会害了队友，可在战场上可没哪说法啊！”说完，老梁又有些故意地对周围的特战队员扬了扬手，口中挑衅地嘚瑟了一声：“是不是啊？”

梁哥高抬我，把我说成是救“国安”的功臣，我知道其实不是。

“你个老梁，不识好人心，没我你知道人家的本事么？”原来，姚哥是在给我立万。

还有人想上来比试，被梁哥、姚哥拦住，说以后吧，“小晨刚到，先熟悉一下，大家就别太积极了。”

我在这里才知道那位“国安”原是梁哥的老战友，很亲密的那种，怪不得当时他一听到“国安”受伤严重就那么着急呢。

为了保密，特战队员谁都没提那个“国安”的名和姓。

因为我的病，梁震严格要求每天只安排一个队员与我比试捕俘拳，那些普通队员打来打去都不及梁哥和姚哥，这事传到大队的格斗教员那里，他新鲜，也来与我对拳。

格斗教员是从名门大庙有内功的师父教出来的，靠着雄厚的内力，在特战大队打出的名头。与我打斗，摸我能耐，那招招奔着要害，拳拳重且狠，把我的戾气激起，暴起杀手，让边上的人看得那个惊心动魄!

此刻，我们拼的都是内力了，教员胜在了招数娴熟，临敌经验丰富，而我则是内力见长，破不了我的内力，他就降不了我。他用套路，我就巧用捕俘拳破他的套路；他用内力，我就把捕俘拳的杀招狠砸，二人斗得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把特战队员看得眼都直了，从来没看到过如此凶狠的捕俘拳相斗。

如此狠斗，把我的病激得犯了，不再控制，涌出了浑厚的内力，将格斗教员震开数米，用了他自己“千斤坠”的真功夫才立住，踩进土里半个脚面，然后，他发现我的眼神不对，用了“狮子吼”才把我唤醒。

这个场面被新任大队陈参谋长看见，奇怪什么时候大队有新队员能把格斗教员这个老鸟给镇住了。他走过来，叫住格斗教员：“老邵，你这是怎么了，使这么大劲，脚都踏进地里。”

邵教员苦笑地说：“我不是想看看这小子的真实实力么，倒叫他给破了，他的内力是我仅见。”

“这小子是谁？”陈参谋长看向了我。

“梁震带回来的。”

“原来是他。”参谋长知道我是哪个了。

“报告参谋长，他就是出境打雇佣兵的晨旭。”梁上尉向前对参谋长介绍，说是带我回大队训练来的。

“你们也别训练他了，让他给队员们讲讲打捕俘拳吧，我看他有独到之处。”参谋长下了指示。

中校的指示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啊！

我用了两个半天给大队200多个队员讲我打捕俘拳的心得和技巧，给我做示范配合的是邵教员，我是真用劲，用真功，把他打得龇牙咧嘴，摔得浑身是土，这场面大队长、大队政委、参谋长等都到场听和看了。

我的倾心传授，大队给予了好评，让特战队员们看到了捕俘拳加内力，打出的气势，打出的威能。

対我这份真诚，特战大队对我也没藏私，给了我很专业的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基础科目，包括战术理论、战斗技能、机动技能、观察潜伏等，给我安排的科目并不多，却多是新的内容和新的技能，是医生交代让他们能用新的东西分散我的注意力，促进病状的改善。

特种兵训练综合性强，要求严格，每天训练下来，虽然我费尽了全身力气，一个多星期仍未有效改善我的症状，夜里仍然出现梦魇的状况，不仅影响自己的体能，也影响同室的队员。因为特战队员睡觉时是很警觉的，我从梦魇中惊醒时在床上的动静，能一下把同室寝友全都惊醒，然后他们纷纷过来安慰我。特战大队的心理医生赶快停下了我的训练，又把我送回医院。

尽管我在特战大队训练的时间不很长，但是我的战斗技能却大大提高。夜里我发病，发病后我就运行功法，到早晨特种兵集合，我的精神面貌就能恢复，以最认真的态度和特战队员一起学习训练，凭着我的理解力，能够获得很大的进步。最有进步的是运动中射击、手枪快速射击和打近距运动目标。以前自己没有接受过这样高等级的射击训练时间很短，可在梁震大哥的倾心传授下，很快让我掌握了运动射击的理论和他的一些专属窍门。打了好几百发子弹，在特战队员的指导下比当年在俄罗斯打的效果更好，比在特训基地打得更准，切实地让我掌握了数种枪械在运动中射击和打移动目标的方法。

我的天分，掌握特战技能的天分，让他们刮目相看，说我是“天生的特种兵坯子，不能成为特战大队的队员有些可惜了”。

开车的技术也是在这个星期掌握的，以前是我的薄弱环节，人家上来就教我高等级的驾驶技术，学的是漂移和越野的动作、技巧，但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才练熟的。

我以前想当特种兵不成，可在我最不适合到特战大队时，却接受了特种兵训练，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我无法驾驭这种开玩笑的命运。

在我离开特战大队后，陈参谋长埋怨了姚参谋，“你把这么好的苗子拒之门外，现在他算是毁了。唉，来咱们大队怎么也不会落成这样……”

再次回到医院，我的心情依然沮丧。

回到医院，医生观察了我的病情，虽然因为训练身体疲劳，可是精神上的病灶依旧，该发作时仍旧发作，感觉不能任由我如此继续下去。

看着医生为我着急的样子，我心里都过意不去，似乎也在加重着自己的病情，外界的一丝刺激对我来说都是对心理的不良刺激。

医生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和控制方法，仍在积极地思考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我，想到我是大学在校生入伍的情况，主治医生向京城的专家询问如果让我回学校继续上学会不会是一个正确的医治或是矫正我心理问题的途径。

专家肯定了这个方式，但还要军区医院的医生对我负责，在我回学校后再继续坚持观察我一段时间，并把我的情况反馈给他。专家说：“看晨旭回校重新读书会不会有好转，如果不行，也不能把个病人甩给人家大学。这么个立过大功，完成了重大任务的优秀士兵，咱们军队还是得保护啊！”

专家们议定后，就让医生把我找到，而见医生时我心想又会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呢？没想到她问我回学校学习是否更好。我想了想，也觉回学校继续上学，离开目前的处境，可能有效，就点头同意了。可是想到这是不是逃兵呢？我又犹豫了，希望心理医生给我解惑。

心理专家向有关首长提出了这样的转移医疗建议，同时也提出这样的方法已经引起患者的彷徨，对提前退伍有极大的排斥感、耻辱感。但医生认为可以利用患者的这种心理，以更强的心理暗示法——让我在意识中总是认为是被赶出部队的，在心理上生出来要和军队做个彻底切割的指向，尽快让我摆脱这种难以医治的局面，否则这个年轻人就有可能完了。

部队首长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专家组的建议，并为我的治疗拨出专款，对于后续的安排，也同意不见效就安排到京城的军队医院，由高级治疗中心的心理专家接手。

此时，我国在缅的侦察人员证实了我的所为，更由于我当时的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影响，故对我为战友报仇的战果予以认定，决定不予表扬和奖励；对发生其间的非理智残杀平民行为，因心理疾病引起，亦不予另外的处分。连长专门来医院探望了我，告诉了我这个决定。实际这个决定还是鼓舞了我，让我感到出境追击的行为会处以较轻的惩罚。

然而，我不知道的是：上级机关为尽快使我恢复正常，采取了心理专家的提议，借口我没有命令擅自出境作战，私自在境外逗留五天时间，是严重违反纪律，故给予我提前退役的处罚，并剥夺军衔。实际这是对我的医疗干预措施，根本没有让我知会。

在看到下达的处分命令时，当我读到“剥夺军衔”几个字，确实愤怒了。我就是个列兵，没有军衔呢。本来会在12月份授予我上等兵的士兵军衔，还没到时间就被关押起来，也就没有授予我上等兵的军衔和肩章，那个“剥夺军衔”的说法实在是恶心人。万幸的是没有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回到地方大学还有转为正式党员的机会。

边防团派了一个干事把我在部队的全部物品带到医院，让我清点，需要上交的就留给来人。那个干事对我态度很好，说我是士兵的楷模，团里的干部、连队的战友都祝福我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大学，学好功课，以后会有比军队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赵干事为了让我记住自己当兵时的光荣，把他为我照的艺术照的底片托这个军官带来，送上他对我的祝福和嘱托。

那个军官还给了我团里补助的2000元钱，让我觉得团里对我有几分关心，留份香火情。可此时我要的不是钱，而是内心中的一些企望——“别让我这样灰溜溜的。”

我摸着那把授予我的M1911手枪，在上交物品清单签下自己的名字，双手依依不舍地捧着交给了他，像是将军人的荣誉推了出去，心就像抽空了一样，手都有几分颤抖。那个干事见到我激动难过成这样，用他的手抚摸在我的手上，给我安慰。

在收拾自己的物品时，看到二枚三等功、三枚二等功奖章的盒子和证书，让心里有一丝暖意。我抚摸着被火熏黑的军功章盒子，眼泪扑簌簌地掉落，多少次的出生入死啊，今天竟是这样的结果。

旁边的医生、护士和病友看到我不停地伤心落泪，纷纷地出言劝我，“你一个新兵能立下这么多次的功，你有大功劳啊！”“回去上学好啊，怎么也是大学毕业，今后的发展肯定比当兵强。”她们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难过，考大学因救老人，就没考上理想的大学；到了部队一年下来又是这样的结果，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呢？

看着一个大小伙子的难过样，一个平常关系挺好，特别关心照顾我的女护士还陪着我落泪，其他医护人员亦是唏嘘不已，恨自己不能将我医好。

那天晚上，我从噩梦中惊醒，站在窗前，推开了窗扇，绝望地引吭高歌，就是那首李双江的《怀念战友》！

每当我在国境线上巡逻的时候

就想起了壮烈牺牲的战友

我们曾在战壕里一起唱歌

我们曾在密林中并肩行走

啊……战友……亲爱战友

松涛是你杀敌的怒吼

山岗是你高挺的胸口

你那闪闪的红星已化作天空中明亮的星斗

每当我在月光下站岗的时候

就想起了亲密无间的战友

我们曾在炮火里冲锋陷阵

我们曾在沙场上严惩敌寇

啊……战友……亲爱的战友

鲜花是你年轻的笑脸

山泉是你清脆的歌喉

你那鲜红的热血己化作大地上奔腾的河流

战友们啊！你们是天空中的星斗、大地上的河流，而我呢？却是个被军队清除出去的“污兵”，我有负于你们啊！

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这里是医院，纵情地高声唱着，歌声里饱含痛苦，蕴藏愤怒，还有那无尽的与战友分别时的不舍！

歌声唤醒了熟睡的病号，唤起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我的主治医赶到病房，从门上的窗户看着我的背影，挺直的背影，和我在扶窗而唱的激动。歌声中感情的浓烈，歌唱出的悲情高昂，是她仅见。医生被我的歌声感染了，不愿我的歌停下，她对过来想要干涉的医生和病号，一遍遍央求，“让他唱吧，让他唱吧，他明天就会离开，你们忍忍，就当帮他恢复。你们看他多可怜，还差半个月当兵才刚到一年，就因为严重的疾病离开部队了。”

几个护士也帮医生说话：“你们听他唱的多好啊，多感人啊，你们听听，就理解战友之间的感情是怎样的深厚了。”

“他就是个边防战士，他的哨所一个班11个干部战士遭敌所袭，就剩下他一个。听他是怎样哭他的战友的，让他哭吧！”

这时我唱得已是泪流满面，声音呜咽，眼前的黑夜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幕布，上面满是我的战友，牺牲的战友的模样。他们看着我，就是像平常地那样看着我，可我感觉他们那是怨我，怨我为什么离开。我惊慌失措地解释：“我没有，我是违反了纪律，被军队开除了。”当我说完，他们的面孔一闪而过，就在我的眼前消失。

我眼怔怔地毫无办法阻止他们的离去，当眼前再是黑色的夜幕后，我的歌声也戛然而止，反身趴到了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嘟囔着：“他们怨我，他们怨我……”

医生进来了，护士进来了，病号也进来了，看到我的样子，听着我的呓语，病人又离开，只剩医生和护士默默地在旁边陪我。

或许有人说：城市兵就是软弱，大学生士兵怎么这么失态。可是在一唱一哭之后，我的负面心理得到宣泄，我的压抑得到缓解，那一晚的后半夜我在抽泣中熟睡，踏实地睡到天明。

生物钟让我按时醒来，这是我在部队的最后时刻了，尽管是部队的医院。

我闷闷地拿了装了我在部队物品的旅行包，穿着剥夺了帽徽、领花的军装，背上背包，低着头灰溜溜地离开部队医院。其实是有许多医生、护士、病号出来送我走，我都不敢看他/她们。我就隐约听到有人说：“他就是昨天夜里唱歌的战士，他唱得不错嘛，很有专业的味道……”我大囧！

离开医院大门的瞬间，我想回身向军医院敬个军礼，告别部队，告别战友，可是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穿的是剥夺军人标志的军装，行军礼已是条令不允许的，大家知道我共同条令学的不错。

我深深地叹息一声，重又低下了头……

在心理医生的陪伴下，我乘火车前往西京。在火车上，心理医生问我：“你歌唱得挺好，以前受过专业训练吗？”

我这时心情满放松的，有些自豪地回答：“我有一个海城音乐学院教授，他教我唱歌；还有一个演艺公司要和我签约，可我来当兵了。”

医生要我看她的眼，然后含有一种力量地说，嗯，能直入人心，“我给你下最后的医嘱，记住千万不要去作艺员，那种工作情绪起伏太大，对你身体和精神恢复很不利。”并用一种催眠的口吻要求我：“答应我，晨旭。”

……

火车轰鸣着向前奔驰，是往北行，一年前来的路。

坐在硬卧车厢的我，看着绿色渐渐褪去，越走车窗外的景色越是发黄。

我从上车时的异常沮丧，还是无法入睡，在眼睛随着车窗玻璃外的景物一晃而过时，像是有一股力量去拽出内心的惊涑，让自己陷入沉默。

那种恐怖的浓绿不再，让我有些轻松，不知怎么竟对着我的医生说：“我再也不用在国境线上巡逻，在月光下站岗，可以过没有战火硝烟的和平生活了。”说到这，我苦笑了下，接着又说：“我从荒蛮原始的地方，回到了现代，再也没有有毒的动物、虫子，也不会被瘴雾毒害，可我就觉得怎么也迈不进去文明的社会啊！”

“你是‘战神’嘛，最适合你的就是铁与火的战斗。”她忽然发现自己好像说错了，像个少女般捂住了自己的嘴。

我是笑着听她说的，突然看到这个模样，仿若是我的姐姐。我的心中有种激动，心里揣摩着：“如果是怡娴，她会怎样？她会把我搂在怀里，或许是吧。”我好像是把军医当成了姐姐，这不对吧？我努力地让我从幻觉中挣脱出来，就听医生说：“晨旭，刚才你怎么了？”

“我把你当作了我的姐姐。”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记得你是家中老大啊。”女军医好像熟悉我的家庭情况。

“我在沪上认的姐姐，她给我引导很多，从一个乡下小子转变为城市的学生。”

大概这是她对我的新发现，于是说：“你就把我当成你在军队认的姐姐吧，我也想把你从个残废军人转变为合格的大学生。这是说真的。”

按照我的病情，是可以评残的，但部队为我着想，至少目前未做此事。如果我持续不能好转，就会送到京城医治，那时很有可能会给我挂上伤残军人的名头，我可不想这样。

“希望不会很难。”我冒出来这样一句给军医姐姐信心的话。

“你真会安慰姐姐，在部队你要能这样说多好！”

听了军医的话，我眨眨眼睛，有些不理解。

就听她接着说了，“晨旭，有时间，有机会，以后我会到学校看望你，你可得接待好姐姐啊！”

“姐姐，我会的。”我对军医很有好感，立刻答应下来。

“那你答应姐姐，在学校也要做到最好，成为个大学问家，至少毕业后也会是个优秀工程师。”我的医生，她的话语里，不，是话音里，有温暖，有力量，让我不答应也不行。我记住了她的话，回到学校后，很努力地学习。

火车是不会跑不停的，火车到站，我短短一年的行伍经历就结束了。回来的日子比走时离年底还早两天。

当兵才360天！就像表上的时针转了一圈划个圆，又回到原地。

睹物思情，当时我的心情很是复杂，走进没啥变化的西京火车站，仿佛感受到那些固化的建筑在“多情应笑我”；而走出火车站，旅途结束，心绪变成“一樽还酹边月”，越是往学校走，天越是变暗，越是忘不了照了边疆无数年代的那一轮明月的升起。想想在放夜哨的时候，在草丛中趴伏，通常是看不到月下自己的身影，就只有一轮明月陪伴着我这个小兵，都难以“对影成三人”；而现在回到了城市，只剩下“对酌无相亲”了。

这般孤零，又是近乡情怯，我有些挪不开步，不敢往学校走。

军医姐姐看我不走，问：“晨旭，你怎么了？”

望着她垂问的眼神，我心虚，不知该如何回答，思忖着是不是告诉军医姐姐我不大敢回学校，不好意思回到老师同学中间呢。

心理医生看着我这副模样，欲说又吞，没有催促我回答，仍然用关心鼓励的眼神安慰我，等待我的主动回答。

我有些害羞地口吃地对她说：“我，我心苦，特别怕别人问我什么；也有点害怕，不知该、该怎么样面对老师、同学，也，也有点舍不得你离开……”

若问服役的一年苦不苦呢？固然在山中的训练基地很艰苦，大体力特训很辛苦，在那原始荒野的边境更是苦不堪言，可真正的苦是心苦，先是苦在对自己的草率决定是那么后悔，当兵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当兵的决定却是那般地说不出，幼稚、置气，我知道自己不是小孩子，可做成的事却是孩子气了！这就是苦，说不出的苦，只能咽在肚子里面。后是失去战友兄弟的苦，别人都牺牲了，自己活下来，有些汗颜，遇到他们的家长，怎么面对呢？这样的苦亦是在心底里生根，亦是难以对人明言。现在生出了严重的心理疾病，睡不好，吃不好，精力集中不了，可怎么得了呢？折磨得我是苦恼之极，苦于无法克服疾病带来的痛苦。

这些苦，在列车停到西京后，能消失么？看样一时是无法摆脱的。

“这样啊，原来你还是个孩子，好吧，姐姐今天先不带你回学校，先去找个旅馆住下，晚上姐姐再陪你一晚。”“对了，明天你可不能再撒娇了，不让姐姐离开。”

军医姐姐如此说，顾及了我的面子，说得又很亲密，让我笑了，“谢谢姐姐，我想明天会好的。”

心理医生就开了一间客房，我们两个住到一起。这个住，不是像人家说开房那样的，而是她给我做一次心理治疗，一段时间以来最后的一次。在医院，她也在夜里陪过我，给我安慰，让我摆脱梦魇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

我的心理医生大姐洗过澡，就穿了里面的衣服，并没在意我这个快20岁的大男人，我是这样认为的，医生是想创造出一个温暖和没有距离感的环境，让我好好听她的话，或是让她对我的倾诉更有治疗作用吧。

她给我讲了战争创伤后遗症治疗专家法兰克·普思来克所说的一些话，让我知道这样的症状，是从战场回来的人常有的现象。现在我回归了社会，去大学复学，听听那些话，在心里琢磨下会有所觉悟。

按照医生的说法，首先社会上的人面对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症患者，是不能理解的。有人能够去用理解心对待那些回来的老兵，但他们理解不了，对老兵们来说，一切都无法回到从前。老兵从他们扳动枪机开始，那一发发子弹就如同打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烦扰一生，甚至导向毁灭。外国战争创伤后遗症治疗专家认为：老兵们所经历的一切无法改变，凭着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是无法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中消除这一段记忆的，这段记忆永远都在。

而且，当老兵回来之后与以前绝对是不一样了，会被虚无和内疚吞没，就如我在想：“为什么只有我活了，而他们死了！”这种内疚会导致如我总有的意识：“你还活着，这一点足以让你去死。”活着，在我这样的人的思维中已是一种罪过。

心理医生此时强调：“晨旭，你这样的情绪很强烈，必须改变。”

我是想改变，但正如那位专家说的，“你可以改变他对于这个记忆的情绪，感受，可是永远改变不了这件事对他生命的影响。”

怎么办呢？

医生大姐指出：我们只能够让创伤在生命中客观存在，成为一个历程，想办法支持自己支持别人，让创伤的模式与能量，变成下一段生命中可能生长或是催生变化的资源。

生命，或许是本无意义的单个现象，如果说有意义，都是人为加上去的，拿我们军人来说，在一支军队中大家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是军人这个群体薪火相传的东西，是生生不息、前赴后继所传递的东西，这是军人生命上附加的意义。

她说：“战后的老兵，最大的问题不是情绪，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如果人生没有意义，同时也没了情绪，这跟行尸走肉有什么两样？”

这时她注视我的眼，看得我低下了头，心里清楚自己就有一种“行尸走肉”的心态。我的医生大姐，收回了她锐利的目光，带有几分感慨地说：“飞行员总是处在飞行的危险中，但他们又总是心系蓝天；潜艇船员同样总处在幽闭的环境中，危险重重，可他们亦总是情系海洋深处。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同时清楚地认识到死亡、危险时时笼罩在头上，所以他们有比平常人更深刻的对于死亡、对于别离的认识，那就是军人，生当卫国拼命，死亦守我国家！生与死，都是军人担负职责的状态。”

她郑重地说：“晨旭，你懂了么？你虽然是个边防军人，平时所处的危险，没有飞行员和潜艇船员多，并不是死亡时刻威胁着你。但你却遇上了飞行员、潜艇船员所时刻等候的危险和死亡，并导致了你的心理创伤，然而你没能像一个成熟的军人那样去面对战友的牺牲和离去。”

这是种“隐喻治疗”，让我能看到生命的新希望的“治疗”，让我把自己的生命去赋予更高尚的意义，让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虽然生命终结了，但他们的魂魄已经是我们这支军队军魂的一部分。

心理医生姐姐要我，虽然重新成为一个大学生，但该牢记自己曾经是个卫国奋战过的军人，切换的只是从军人到平民的角色，所以最该保持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和使命，魂系边关，魂系军旗，以军人攻坚克难的决心与胆气在大学里开辟一番天地。

不好意思，医生还劝戒我改变嗜杀的心理习惯！

医生的开导和鼓励，让我心中好受多了，那一夜我没有睡觉，想着今后怎么办；那一夜心理医生姐姐也没睡，一直关注我的状况。

天明了，我们从床上爬起，我对她笑了笑：“姐姐，早上好！”

“嗯，早上好！气色不错。”

“那，姐姐你先洗漱，我去外面活动活动。”

……

严重的心理疾病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摆脱的，我心里有苦，脸上就是一付苦样，是萎靡不振又羞羞答答地回到学校，去见师长和同学。

现在想想还挺不好意思。

第一次入伍只是主人公精彩的军旅经历的序曲，从第二次入伍开始才一步步展开雄伟险峻壮丽的巨幅全景军旅画卷。

军医姐姐说的对，“你是‘战神’，最适合你的就是铁与火的战斗。”

中间插这一段大学生活篇幅有些太长。（其中我觉得和倩的爱情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有些突兀而且很遗憾，特别是对倩。与莺的那段情感似乎是节外生枝，另外后来和凝那段更是节外生枝。）

我建议想看大学生活这一段的朋友可以移步《边防战士》

军旅部分我基本都读了两遍以上 - 非常精彩过瘾！其他部分很多我先是跳着看，然后有空再回去找着看的。

更期待能早日读到巨幅画卷的下半部。

感觉情节上已经和前面的叙述连接起来了。

转折变化写好很抓人的，

与丁叔丁婶告别后，我往贵阳火车站走去。

烈日当头，街上的行人都少，却看到街边坐了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瘦瘦的，个子也不高，眼睛都浑浊了。而且这位老人左臂吊着，许是早就残废了，很可怜的。老人家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作《父亲》。那位街边老者就如画中的人物像那般，历经沧桑，饱受苦难。让人痛惜的是，他佝偻着身子在颤颤巍巍地要饭。

看到这般情景，我走不动了，想要为他做些什么。

我到旁边的小卖铺为他买了个面包肉肠，还有瓶装水，拿到他的身前递给他，“老人家吃我买的食物吧。”

老人感激地对我说了声“谢谢”，接过了我手中的食物。我顺势坐到他的身旁，“家里没有人照顾您么？这么大岁数，这么大热的天，出来要饭多辛苦啊！”我同情地对他说。

老人家先是喝了一口水，喉咙发出“咕咙”的声音，可见这口水得有多大，而老人得有多渴。

“老人家，慢慢喝，不急，别呛着。”我赶紧劝慰老人。

老人喘了口气，脸上身上表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衰老态尽显无遗。

他也没有理我说的话，又喝了口水，撕开面包的包装，咬了一口面包，嚼嚼咽下了肚子，再啃一口，又是嚼嚼便咽下去了。

许是吃了两口面包、喝了两口水，老人肚子舒服了，精神也好了些，回答起我的问话，“独自一人，又没收入，还是残废，不要饭咋个活子嘛？”

他叹息了一声。

“你老慢慢地吃，不够我再买给您。我在这里陪您。”

我把老人搀到树荫下，坐在阴凉地上，这才舒服了些。

看了老人左胳膊上的伤，是战伤，爆炸炸的。于是，我问：“以前当过兵，打过仗？”

“是啊，当过兵，打过仗，打了半辈子。最早当的是红军，后来抗战又当了官军，临解放算是起义了。叫啥子事嘛！”

见老人开口了，便和他聊起来，他看有人愿意听他摆龙门，慢慢地回忆着过往，徐徐道出。看他说累了，我问他喝啤酒么，他说“要的”。我跑去给他买了两罐让老人试着喝，能喝就多喝两口。

老人喝了口啤酒，也不说好不好喝，咕嘟地往肚子里灌，灌完说的事让我震惊。老人说自己曾经参加过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那时他才17岁，刚当兵半年。当了兵就随贺龙军到湘南、湖北、江西，然后在南昌跟随共产党起义。那时他们在脖子上系了块红布条，以区别国民党的军队。

我在南昌起义纪念馆里曾看到过介绍，说是“八一”南昌起义，有很多的贵州籍军人参加，他们基本是贺龙20军的军官士兵。正是他们在大革命失败时的勇敢，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贺龙麾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贵州籍军官士兵对中国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的，有功劳的。

起义失败，部队打散，那些散掉的贵州籍起义者有流落他乡的，也有返回原籍的。一些人后来还去湘西找过贺龙组织的红军，跟随贺龙打回了贵州。当年年轻的红军战士，幸存者到这时已经是耄耋老人，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政府的优待，反正我是如此认为的。

老人说当时自己是欧百川的兵，跟着他参加南昌起义，并且很自豪地说：“虽然欧师长拉是贵州人，我们也是贵州人，可我们的长官，不，是军长，拉是湘南人的贺龙。”

我问：“您知道贺龙是干什么的？”

“拉是共产党，后来组织了红军，我还跑到湘西的大庸投奔老长官，当了红军。”

“您是老红军？”

“不算吧，就当了两年红军，后来跟着红军回省打仗，我负伤了，跟不上队伍，红军给了几块大洋就不要我了。”

这是个问题，我想确认老人离开红军时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如果他是逃兵，我要不要帮助他呢？

“您当时是负伤了，那是红军不要你呢，还是您不要当红军？”我不好意思地问。

“你娃子，不懂那时候的事嘛！红军搞肃反，杀了那么多的自己人，也少有红军战士逃跑的，我怎么会不要当红军呢！只不过红军到处打仗带不了伤兵，我才离开部队。”

是这样啊！可以想象的出：当年红军一直处在流动状态，负伤的战士行走不便，只好安置在老百姓家里，伤愈后那些外地来的红军很多留在当地，也有流浪到他乡的。而这个老人因是黔省人，带着伤回到家乡。

回去后，我查了下欧百川，这个贺龙部的师长，解放后曾任黔省的副省长，看样党是记得他的功劳的。

后来，我又问：“你怎么参加国民党军的呢？”迫切地想知道他怎么能参加对手的军队。

“抗战了，日本鬼子都占了大半个中国，我这个当过红军的人能不爱国么？再说了小日本从缅甸打到了保山、腾冲，再不坚决抵抗，中国的抗日后方，也会被鬼子占领，洗白老，哪个有谁干子哈！”老人的黔省话说得很干脆。

“那时红军不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了吗？怎么拉改行，我当国军打日本就不行呢？我始终想不明白。文革时批斗我，我把胳膊给拉们看：这不是红军炸的，也不是国民党炸的，是日本鬼子炸的！为什么炸我，因为我抗日，打鬼子！怎么成了罪过了呢？！我不服！”老人耿耿于怀的劲头至今我记忆犹新！

老人当年当红军，受地方恶势力的迫害，没有成家；后来抗日残废了，也没能成家，但在黔军中还有口饭吃。解放后没有人管了，一直孤苦伶仃地生活，现在已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有脾气地面对自己的一生，仍没有一丝后悔，老人身上军人的架势一点也不落。

我怀着深切的同情，带他去民政局询问，像他这样的离散老红军，政府能给他些帮助吗。接待我们的干部问我和老人是什么关系，我对他说：“我是个西京的大学生，在街上看见老人讨饭，他那么大的岁数，身体还残疾了，问了问他的情况。听他说自己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在贺龙的红军中打过两年仗，是负伤才被红军留下的。”我说：“我是大学生士兵退伍的，退伍时部队对我有照顾，对于他们这些老兵，也觉得国家该有优待政策的，很想让他享受上。”

那个干部说：“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政策，如果老人说的是真的，理应得到照养。可是怎么认定这样的情况呢？大几十年过去，他的历史怎么得到确认呢？”

感觉那个干部也很为难似的，理解他的话就是：老人是回乡红军，该照顾。可谁也无法认定，在制度上他也没办法。当年黔省落后，啥记载都没有留下，政策上难办。

我失望地离开民政局，看到老人模样，他已经很麻木了……

出于一个因病离队的前士兵，心怀的那份袍泽之情，让我对这个老人寄予无限的同情，可我的同情有啥用呢？

要回西京了，又不能带老人回去啊，让我矛盾极了。我只好把老人带到丁叔丁婶那里，托他们照顾老人一下。

“叔啊，婶啊，这位老人家，是老红军，打过日本鬼子，伤残了，现在孤苦一人，我现在没法照顾他，想给你们添麻烦，帮我一个忙，给老人一口饭吃。”

丁叔丁婶对我的托付是不会拒绝的，问清老人住在哪里，要是不远就到家里吃饭，反正就是多做出一口的事。

我向老人介绍，这是我牺牲战友的父母，都是好人，您别客气，就到他们家吃口热饭，别再去要饭了。

烧了热水，在厕所我给老人擦了身子，让他清洁清洁，还给他买了新衣服换上。我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可老人感动啊，还要给我磕头。那哪能行啊，我扶住老人，对他说：“您老可别这样，这不是羞煞我麽。”

待老人情绪平稳下来，我为他号了脉，给他扎了针灸和做了按摩，调理他的身体。可调理这一次也起不了多大用啊！

为老人做了这些，我心里才舒服了些，临和老人分手时，因时间来不及了，只把身上有的500块钱全给他了，我想想觉得挺惭愧的，这时我有能力，却没有给他最大的帮助。

开学后，我对小倩讲了老人的情况，想让她问问父亲，这样的老人该怎样救助。可救助什么的，已经晚了，那位老人当年就默默去世了，丁叔丁婶也没能照顾他多少时间。

丁叔知道我重情，帮助料理的老人后事，丁小妹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我。读了信后，我燃起蜡烛，遥望南天，默默为那位老兵祈祷，愿老人能和那些九泉之下的战友会合一起，无论红军、黔军，总是有个照应，比凄惨无助地活在这个世上，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想：老兵，你为了人民解放，为了民族救亡，已经献出了一切，我们都受到过你的恩泽，你的历史功绩总会有一天被国家承认！

有个美国将军说过：“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人的凋零，就是老兵的命运！

这一章是必发的，因为涉及到我的一次亲身经历。

我记忆深刻的是很早以前在紫竹院附近吃早饭，饭桌在室外，早餐摊旁边，是和一个老人坐同桌。老人看上去近70岁那般老，但坐姿挺直，身形壮硕，表情严肃，目光似实。一口一口地吃，嘴里不发声响，也不旁顾，根本没瞄我这个同桌食客一眼，有种被训练过的感觉。可他就是一个老农民，脸上皱纹深而多，面庞黑且粗，衣着破旧，不知穿了多少时间，可能是尽量归置过，依然皱巴巴。大约是初春时节，衣服厚着呢。那时不是70年代中，就是80年代初，北地的人还很穷，华北大演习时村姑都想跟当兵的走嘛。

反正当时我注意到这个不像农民的老人，不像老人的茁实汉子，可人家目不斜视，我也没打算与他说话，可旁边有人主动与老人交谈，是两个当兵的，也注意到老人的不一般，张口就问：“老大爷，当过兵吧。”

老人没有回避，答道：“年轻时在归绥干过军队。”

老人精，用“干过军队”表示自己不是士兵。是不是他面对士兵自视高呢？

我在旁边插了句：“是傅作义的军队吧？”我明白人家是说自己不是八路军，也不是解放军。

老人有些窘，没有说什么，却看了我一眼，目光似乎是表达：“那怎么滴！”应该也有这个意思，”即使俺不是解放军也不容小觑！“

神色上有几分骄傲呢！他应该做了比较，解放军的小兵哪有什么军人气质！因为那俩的样子确实没当兵的味，军帽没戴，风纪扣没系，坐姿随意。

这回是我大囧，虽然我坐得正，吃得规矩，却没老人那般严整。

哈，被个前国军教育了。

被压迫了30年，可人垮架不垮，仍在维护自己一个前军官的尊严……

清明的第二天，有个老人费了大气力爬山，筋疲力尽且气喘吁吁地找到我，请我去给他们的一个老场长看病，说是“救救他吧，他是个好人，他也是对革命有功的人。”

他是山下一个部队农场的人，看样子有超过80岁了，其苍老我都不好意思描述。

这是怎么个情况？看老人那种既焦急又无奈的表情，我不禁恻隐之心产生；况且，出于一个退伍战士的身份，我对所有在人民军队中干过的人都有一份感情，他们虽然大我好几辈，可仍然把他们当作我的士兵兄弟，于是随他下到山外。

在路上，我问这位老人：“您怎么知道我会看病的？”原来，他也是听山上的一个乡亲无意间说的，说是山上有个小道士，跟着老道学了不少年的医术，虽然现在下山了，可是时不时地回来。这不我回山了，乡亲知道，碰巧遇上老人，便告知了他。

老人来自山下原属部队的一个农场，是那个老场长在战争年代的老警卫员，可谓对他忠心耿耿。虽然已经脱离军队很久，是个职业的老农民，可一个老战士的风骨仍在，在我面前腿直直地站立，有些佝偻的背尽量挺起，目光中是祈望，而不是祈求。

我们二人自然只能徒步行走，他也是个好老的老人了，再怎么保持一个老兵的习惯，岁月不饶人，步履很慢。我只好把老人背在身上，在他的指点下，赶快赶去农场，我能留在山上的时间也不多。

老人伏在我的背上，不禁和我聊了起来，从他话语里我知道他是1935年当的红军，在湘鄂边坚持游击战争，因为作战勇敢，被选为首长的卫士。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坚持在家乡，在游击队中打击日本鬼子。自己的首长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带领游击队与日伪军奋战，实是九死一生。

老人一直片片段段地诉说自己的战斗生涯，除了参加红军能够明确他的身份，后来抗日那一段就有些躲闪了。可当时我没意识到他在躲闪什么，觉得这个老兵游击战术挺不错的。他们坚持抗战的地方多小湖泊和湿地，游击队将鬼子往那里引，利用地形熟悉，在水乡中伏击日军。愚蠢的日军经不起刺激，向为数不多的游击队员追击，误入沼泽，被泥浆吞噬了十几人。在鬼子救陷入沼泽中的同伴时，他们远距冷枪射击打活靶，加大日军的伤亡，而鬼子对他们无可奈何，最后狼狈撤回。

说到此，背上的老人得意地笑了。

我见到了病人，是个年龄已经高寿的老者，瘦骨嶙峋，花白的胡子，呼吸沉重，散发出老年人身体内部腐败的气味，就是呼出的气很臭。我上前为他号脉，脉搏很弱，感觉他身体已经很弱了，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发出喃喃的声音，开始我没有注意，却是在思索他身体状况的时候，听出几句，感觉其中的话语都是不甘心的意思。

老人坚持活下去的动因是在等待组织上对他的重新结论。

原来老人姓项，曾任鄂东南地方红军的师长，因与上级争辩革命的策略，受到有组织的批判，愤而私自脱离了红军游击队。然而他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日盛的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才提出改变坚持三年的做法，把革命的重心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转移到组织民众进行抗战救亡救国上去。这个主张与党中央是不谋而和的，却遭到当时因受到国民党军极残酷的屠杀迫害而充满仇恨的同伴不认可。

只是私自离队，便在抗战中不能被组织接纳，他组织的抗日武装要加入新四军都不行。解放后仅安排个农场副场长或副科长的职务。虽然给他了离休的待遇，耄耋年龄时他渴望组织上认可他是革命的一生，没有伤害革命事业的一生。

面对这个老人，我感觉他参加党的初心一直未变，革命的理想一直坚持着。但组织上如何面对这个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为党的工作和战斗做过贡献的老兵，在他离世前如何重新评价，我无置喙的余地，能做的只是对他的这份信念表示尊重，为他减少几分身体上的痛苦。

让我受到教育的是，他在面临去世时，对组织并无怨言，对组织仍持有期盼。妹的，联想到自己，可不是这样。我也算是被军队处理的人了，离开了部队，我很痛苦，想必这个项姓老人当时也是如此吧？而我总是心里有个过不去的“梗”，让我时不时地想起而愤怒。看到老人的那份执念，让我多思索了几回，那种“愤怒”减去了几分。

在给他医治后，在他身体有几分好转，精神颇旺时，我把自己的情况对他说了。老人笑了笑，对我说：“小伙子，多想想自己的因素，不要沉沦就好。”

项老兵，姑且这样称呼他吧，并没有说更多的话，在他的潜意识中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条件或资格可以给面前这个医治他的小医生以教诲，就说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我启发。他九十年的生命，已到返璞归真的程度，已用不到什么深刻，亦没有什么言之凿凿了。

临别时，我向这位躺着的行将就木的老人行个军礼，看到我的这个动作，老人眼里闪出了一丝光芒。我想他如果等不到组织上对他的重新评价，有我这个对他革命功绩的尊重，也应安心些了吧。

然后，我又向那位忠诚的警卫员敬军礼，口诵：“老兵保重！”那个光头的老兵，眼含热泪佝偻地回礼。多少年了都没再行过军礼，临了临了，心中的火热又被燃起，嘴角哆嗦着发出声音，“新兵蛋子走好！”那苍老的声音说出“新兵蛋子”，让我只觉亲切。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不禁想，如果项老兵一直留在革命军队中，活到了建国后，按照他的资历应该授个中将，至少将军是跑不掉的。那他在人生终点的时候，该躺在大城市的医院中，有医护人员的护理，有完善的医疗设备保障，享受革命胜利的果实；可现在他躺在昏暗的旧平房中，只有个老警卫员相伴，其它的就什么都没有了。革命倒是参加过，可革命的果实，只好看着了，甚至果实是什么样的，都没看到。

命运啊！

我对他同情，那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让他再无力于自己的发展，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同时也为我庆幸，我没有“沉沦”，如老人所指，我仍能在对国家更重要的领域里东山再起，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人的一生，总有几条路可以走，你要想明白该走哪条路是最正确的啊！”这是我对自己的告诫。

有了人生的目标，就不再“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