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 三分

郑必坚后面还做过胡代宗的秘书和助理，其间大力鼓吹“补课论”，否定计划经济。

龚育之的父亲是龚饮冰，儿子是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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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紫峰，他是开国中将。他对彭总动手，因为受不了彭总这种批评人的性格。大家知道，彭总是刀子嘴豆腐心，也是一个直肠子，有问题当面就批，不管你是谁，批得都很凶，而且一点不留情面，常常让人很难堪。

王紫峰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彭总没有交集，也不了解他的脾气。后来，他作为66军政委，带领部队入朝作战。可是，在第一次战役中，由于他们行动迟缓，放跑了敌人，彭总大发雷霆，在总结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王紫峰，而且批评得很难听，甚至有些粗暴，让王紫峰下不来台。

严厉批评还不算完，彭总还让他和军长多次作检查才算过了关。为此，王紫峰对彭总产生了怨恨。

实际上，了解彭总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批过了就过了。可王紫峰却认为，彭总的这种批评是对人格的侮辱。因此，心中的梁子也就结下了。

后来，66军打得越来越好，彭总在大会上也是经常鼓励表扬，但王紫峰却认为，这是彭总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根本不领情。他认为，当初彭总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不应该这样侮辱人。

回国后，王紫峰先是担任山西军区司令员，后来又任北京军区副政委。这期间，彭总是国防部长，位高权重，他也不好说什么，也没有什么来往。

彭总受批判后，王紫峰也被要求参加批判会。在会上，看到许多将领发言批判，想到自己在朝鲜战场上受到的侮辱，王紫峰越想越生气，轮到他发言的时候，直接走到彭总面前，拿起一个废纸篓就扣到了彭总的头上，并大声训斥。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虽然彭总此时受批判，但王紫峰这样做还是遭到了大家的不满，也认为他心胸有点小。

第二位对彭总动手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一次，批斗会放在北京卫戍区礼堂，李钟奇也被要求参加会议。批判开始后，彭总一言不发，就在那里听着。

与会者都开始发言，有些人的批判还是很尖锐的，当然也有人捏造一些问题，彭总有时皱皱眉头想申辩，但这个场合他无法说话。

彭总毕竟年龄大了，听着听着额头冒汗，会议主持人提出大家休息一下，彭总也走出了会议室，想到旁边的休息室清静一下。

可是，就在走出会议室门的那一刻，李钟奇也走了出来。当他看到彭总以后，顿时来了一股无名之火，走上去就给了彭总一拳，彭总没有准备，瞬间被他击倒，李钟奇感觉不解恨，又走上去准备动脚，被别人拉了过去。

他上前指着彭总骂道：“没想到啊，你也有今天。”彭总看了他一眼不作声，默默地走了。那么，李钟奇为什么对彭总有这么大的怒气呢？这还得从他任职训练总监部时说起。

李钟奇原来是训练总监部的二级部副部长，而训练总监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委下面的几大部门之一，主管全军的训练监察。

1958年，训练总监部被指有教条主义，因此受到了批判，而主持这次教条主义批判的正是彭总，大家自然都与彭总结下了梁子。

刘伯承、萧克等人都受到了批判，李钟奇作为训练总监部组织计划部副部长，因为坚定地支持萧克等人，自然也受了牵连，最后降为军副参谋长。

这是一个巨大的职务落差，从训练总监部的二级部长降为了军副参谋长，这是一个正师职岗位。因此，李钟奇一直对彭总有怨气。

这一年，李钟奇重新提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正好有机会参加批判彭总。他没想到，在他受批判一年后，彭总也受到了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一直在持续。

李钟奇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因此，他对彭总做出了过激的举动。当然，很多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妥，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专门找他谈了话，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

晚年，王紫峰和李钟奇两位老同志都对当年批判彭总的过激行为有过反省。但此时，彭总早就过世了，他们的反省彭总也看不见了。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到农村做调查研究。10月下旬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央办公厅给彭德怀派了临时秘书金石，协助他调研、整理材料。10月30日，彭德怀从北京出发前往湖南。11月3日，彭德怀一行人抵达家乡湘潭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12月24日，彭德怀与随行人员结束调查启程回京。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举行。

从次序上说，七千人大会是陶铸在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建议召开的。当时会上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遇到困难。陶铸提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

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并中央常委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说：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

　　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

　　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

　　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关于上述四条，我们书记处要负责的，影响到下面出毛病。

北京中央的这些情况，当时人在湖南湘潭老家的彭德怀是否清楚，目前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章。猜测以当时彭的身份，直接的电报电话通信可能都是受到监视的，是不是有其他的信息渠道就不得而知了。

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严格解剖自己。他曾几次主动地向党校的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我现在认识到，我这个人迟早要犯错误的，不犯错误才奇怪，因为我参加革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参加革命前，在我的思想上，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的思想，而且还有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是我强烈的愿望。但是如何才能求得真正统一，我是不清楚的。我没有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前，我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根本改造，仍然用旧观点和旧经验看待新事物。他又说：在旧军队时，我一不搞女人，二不搞钱。我搞政治，别人要搞我，都没有把我搞倒，于是，我产生了自信心，把这种自信心带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错误的。这种自信心带有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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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自遵义会议重新掌舵乃至树立威信之后，更是如此。正如抗战时期陈毅对黄克诚说过的：“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为什么能不贰过？太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太祖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也是彭不能比拟的。

只是一味刚直不阿或自我批评，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会是怎样？彭与总理就是鲜明对比。刘卫黄之流做过自我批评吗？

在思想上有一些自己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