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5（上） -- 狂草舞茅
这篇咱们聊聊士绅在清末和民初发挥的社会作用。
时间跨度从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士绅重构乱世农村开始，到湖南自治运动结束。分六个部分：
（1） 从左宗棠治湘到士绅阶层重构咸丰同治时期的社会秩序。
（2） 战后清朝各利益集团的博弈。
（3） 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湖南士绅从忠孝节义的自我鼓吹到反思自身不足，走向维新与改革。
（4） 戊戌变法与庚子国难：从打破政治禁忌到一地鸡毛，清朝各利益集团全部惨输结局，走向满汉排斥，南北对立
（5） 从立宪到共和到帝制（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再到湖南自治运动，士绅在中国作为列强左右的半殖民地大环境中各种挣扎与尝试，直至传统士绅的最后绝唱
（6） 小结：清末历史其实是广东--江浙—湖南三个武林流派的互动，广东人负责制造灾难（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汪精卫），江浙人负责伤口上撒盐，湖南人负责擦屁股。三大流派互掐与互动共同推动了历史进程。举个例子吧，孙中山联俄时，其实俄方是有控制外蒙、中东路的期望值的，蒋介石把条约做死了，外蒙独立，中东路和旅顺大连有特权。毛泽东在莫斯科耗了两个月才收回了中东路和旅顺大连特权。这就是孙中山制造灾难，蒋介石撒盐，毛泽东擦屁股。种种历史事件，大概类似，并不局限于此。
先说说为什么以湖南自治运动为结尾。因为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士绅阶层最后一次发挥重大作用。在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中，士绅阶层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他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省宪法，下放了选举权，并进行了选举。不仅如此，可以说士绅们把戊戌变法以来积累的各种积极思想都拿出来尝试重构湖南社会。但是，时代在前进，士绅们能拿出的最积极的东西也赶不上时代大潮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全程参与了湖南自治运动，与湖南许多开明士绅进行了密切的互动。毛泽东本人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北京对北洋政府发起了请愿。但是湖南自治运动的结果是令毛泽东非常失望的。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君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究其原因，毛泽东主张“湘人自治”，“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而士绅谭延闿把“湘人自治”搞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
此后，毛泽东从改良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走向了俄式社会革命的道路。他在1921年出席了中共一大。1923年毛泽东领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建工作，使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优异的业绩使毛泽东获得孙中山赏识，于1924年被孙提名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前往上海工作。于1925年获得汪精卫赏识，任命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整理党务案后，负责领导中共和国民党的农民运动，于1926年和1927年分别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屠杀以及7.15事变之后，一贯主张和平主义、以理服人的毛泽东被迫走向了武装割据、暴力革命的道路。
湖南自治运动是个分水岭。之后就是国共合作和北伐。在4.12屠杀、7.15事变及宁汉合流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政权并渗透至县、区，传统士绅阶层便被排挤出局了。没错国民党左手杀共产党，右手排挤传统士绅。随着传统士绅的出局，国民党政权彻底走向黑帮化、买办化。这意味着中国传统体制带给农村的最后一丝积极因素也不再存在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只有疯狂掠夺，没有丝毫建设。在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农村经济普遍破产，耕地价值狂贬，地主苦不堪言，而农民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全球科技在快速进步，而此时中国生育率很高，人口却没有增加，人均寿命在降低，农村识字率甚至低于清朝！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才给了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机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脱下皮鞋，穿上草鞋，带领中国最广大的阶级—农民，掀起了一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把古老而高尚的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强大而光明的国度。
（1）士绅重塑咸同社会
今天咱们要讲这么一个宏大的故事，却是从一枚小小的铜钱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飞涨。清代初年，每两白银可抵制钱1千文左右，而咸丰帝登基前银价已经涨到了1两抵2300文。
咸丰是个苦逼的皇帝，一上台就面临着太平天国叛乱，军费激增。到了咸丰三年（1853）六月，户部存银已从咸丰初年的850万两降低到“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22万7千余两”。 同时，清政府以往倚重的滇铜（云南铜料）因道路阻隔而中断，造成铸钱原料不足。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决定发行虚值大钱，继而发行铁钱、铅钱、宝钞和官票。
清代一文铜钱平均重一钱二分。清代1斤约为596.816克，合16两，即一两约为37.301克。也就是一文钱平均重5克，含铜量大概在2.5-3克左右。在祁隽藻、彭蕴章、翁心存这帮人捣鼓之下，咸丰批准发行咸丰重宝（当五十）和咸丰元宝（当百）等大钱。其中当百钱含铜大概1两5钱，也就是大概55克，含铜量仅为普通铜钱的1/5。后来还发行宝钞（纸币）。不仅由户部主办，还引入了若干私人钱号参与发行。这一蠢举造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自然若干满汉官员是赚的盆满钵满。后来肃顺追查户部宝钞案，快查到翁心存的时候，户部莫名失火，把货币发行账簿烧个一干二净。于是翁心存得以保全清廉名称。何止翁心存，清代江浙文臣除非个别被抓了现行的，比如于敏中，都有极清廉的名声。谁让人家江浙文人喜欢著史呢？
问题是，当时的清朝不是康雍乾的鼎盛时期，咸丰初年的清朝已经接近明末气象了。这几枚铜钱几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是啥气象呢？两个字：土崩。
具体而言：出现大规模造反，反贼加上土匪，造成民众无法生存，形成流民。流民象蝗虫一样，吃光一个地方，把新地方的老百姓也变成流民，形成更大规模的流民队伍，吃向下一个地方。政府财税枯竭，不得再不苦一苦百姓，增加税赋。于是少数安静地方，浮收也翻倍式增长，地主和农民无法承担，普遍抗税，形成新的起火点。地主普遍筑寨设团自保，但这些武装并不一定忠于朝廷，一旦政府兵败，就会跟风倒向反贼（如江浙团练），也可能割据一方，反复无常，阴谋称霸（如苗沛霖、李昭寿），还可能表面维持治安，暗通反贼（如淮北大量通捻圩寨，以及湖南征义堂）。土崩的末期阶段，政府军，地主武装，以及叛军都靠抢劫获得后勤补充，人口大量死亡，直至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出现。
咸丰时期，这些现象都存在。另外还加了五个新因素：土客矛盾，五花八门的帮派会党，少数民族反叛（尤其云南、陕甘、新疆回乱，试图杀光汉人，在云南、陕甘、新疆建立伊斯兰国），帝国主义入侵以及朝廷与士绅互不信任。
或许有人质疑了，士绅是皇权的基础，咋能不信任呢？呵呵，这种互不信任是普遍且合理的。皇帝远在北京，地方的皇权无非体现为官与兵。八旗兵人数少，且驻防少数位于交通要道的大城市，不经常出动，而绿营和官勇（如臭名昭著的潮勇）战斗力极差，扰民却远甚于太平军。经常的剧本是：土匪和会党邀请太平军攻打某地，好借机大肆抢劫。官军不敢打太平军，也抓不住土匪，就抢劫地主和农民。士绅对于官府的能力很存疑，有事不向官府报案，而是靠自己组织人械斗解决。
至于官、绅之间，关于税赋问题已经是争斗无穷，如果士绅有了武装，则绅害官、官害绅都是家常便饭。有安徽巡抚翁同书纵容苗沛霖杀害团练士绅，有绍兴团练王履谦处处掣肘，以致杭州粮路断绝，浙江巡抚王有龄兵败自杀，有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营救义宁州团练，导致义宁被太平军屠杀数万人。
至于那些忠诚又能干的士绅呢？朝廷历来是猜忌汉人的。仅以曾国藩、胡林翼和骆秉璋（左宗棠）而论，这种猜忌无处不在。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军西征军，收复武汉，朝廷委派他的政治对头陶恩培当湖北巡抚。胡林翼头上始终压着一个官文，而且在胡林翼多年苦战，再次收复湖北，攻克九江并把湘军扩到6万人之后，清廷不让胡林翼当两江总督，把位置给了实力相对较弱的曾国藩。骆秉璋、左宗棠在宝庆会战完美地击败石达开之后，朝廷和官文就借口樊燮案，迫使左宗棠离职，之后把骆秉璋赶去四川，脱离湖南基地。谁先出成绩谁先遭朝廷排挤，就是清朝的现实。只是在江南大营第二次溃崩情况下，清廷才不得已启用曾国藩和左宗棠。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和左宗棠以四品京卿襄办曾国藩军务的任命，前后不过差一天而已！
咸丰初年的湖南是在末世的大混乱中开场的。太平军在湖南征集了大批粮食和军需品，焚烧了许多孔庙、学宫，获得了数以十万计的青壮年加入，依靠湖南煤矿工人建立了土营，专门爆破城墙和堡垒，在岳阳缴获了数千艘船舶，吸引了上万水手加入，甚至还搜出了吴三桂时期的火炮。唯一侥幸的是在左宗棠的精心指挥下，长沙未被攻破。
太平军开往湖北之后，情况一点也不乐观。大批湖南土匪、会党异常活跃。各地团练倒是办了许多。但士绅和老百姓普遍不信任团练，尤其害怕将来被太平军和土匪会党报复。一些披着合法外衣的团练，其真实身份是天地会等会党，例如前文提到的浏阳周国虞征义堂。周国虞是罗大纲的铁杆朋友，而罗大纲是投奔太平天国的最能打且有战略眼光的天地会成员。浏阳征义堂从1834年就开始运营了，到1853年已经活动了将近20年。1840年代就开始办团练，后来形迹可疑，被勒令停业，太平军一来，又合法恢复了团练。征义堂成员高达2万多人，其中有不少公务员，甚至包括省政府的公务员。周国虞和罗大纲书信被另外一个办团士绅王应萍截获了，周国虞居然直接带队伍杀掉了王应萍。除了浏阳周国虞征义堂，还有巴陵晏仲武征义堂。此外还有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等会党，以及无数土匪、抢王。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希望太平军再杀回湖南，好大肆抢劫一把。
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情况是，正规军尾随太平军开走了，而省库见底了，存银不到3万两。此时，湖南官、绅、吏关系极其恶劣。正常情况下，湖南全省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00万两。此时财政亏空极为严重，浮收加剧，士绅普遍抗税闹漕，丁、漕能收上来的，不过10%。连湖南巡抚骆秉璋都对清朝的前途绝望了，幻想着早日平安退休，静待改朝换代。
咸丰的愚蠢通货膨胀政策，是对湖南财政的另外沉重一击。清政府铸造大钱的命令下达湖南后，由于大钱的面值大大高于本身的实值，私铸大钱有利可图，不久，长沙府官员便与铸币工头勾结，大量私铸。私铸钱的数量竟占到官铸钱的80%。他们将私铸钱按面值减半卖给钱庄，钱庄又大量抛向市场，套取制钱和银两，造成金融恐慌，致使大钱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商店纷纷倒闭，长沙商民罢市风潮有一触即发之势。同时，各州县官府趁机舞弊，向人民征收赋税只收银两，而上交省库者，则用大钱交兑，致使省库存银尽化为大钱。
多么熟悉的节奏—没人比1948年的蒋校长更懂这些路数了。
但是呢，蒋校长没有咸丰幸运。两个人的及时出现，挽狂澜于既倒，不仅重构了湖南社会和经济，还改变了湖南乃至清朝的命运。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是左宗棠。
现在提及曾国藩，一般说他是湘军领袖，善于识人用人。其实在湘军出现之前，曾国藩已经毫无疑问是清朝最有胆识的汉族官员了。他有几个常人不及之处：
（1）在清代万马齐喑、一味软熟的官场环境中，敢于不停地、以极其尖锐的语言向皇帝提意见：从批评官场作风、要求改革军制、财政、吏治，直至指摘皇帝人格。他并非空谈。曾国藩的早期奏疏，尤其关于军制的，是他后来在湘军身体力行的。清代异族高压统治之下，早已没有这么血诚的汉族官员。如果一定试图找到类似憨直愚忠的官员，恐怕要到明朝翻翻海瑞的奏章了。对比一下道光朝一位谥号也是“文正”的官员，曹振镛。这位曹文正公“无它，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道光帝喜欢大臣穿打补丁的衣服，有次问曹振镛，你朝服上的补丁花了多少钱啊？曹振镛说花了3钱银子，道光帝说，宫外物价就是便宜，我衣服上的补丁花了5两银子。随后又问了一个问题：“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吓得曹文正说，臣自小就有病，吃不了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格。在当时一个鸡蛋差不多是三四个铜板，那么内务府给道光吃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呢？三十两银子一个。
（2）敢于破除清朝制度。前文提到曾国藩私设法庭“审案局”，不走司法流程捕杀会党、土匪乃至胥吏。他只是“帮办团练”，却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成立了一支水陆兼备的湘军军团。
（3）竖起“卫道保教”的意识形态大旗。他写的《讨粤匪檄》虽然可指摘之处甚多，却抓住了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以拜上帝教反对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那么曾国藩的目的实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始终得不到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也就导致不能在占领地区建立有效统治，最终走向灭亡。
（4）抗压能力。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既定策略，排除来自朝廷、敌人乃至朋友的任何干扰。说白了就是安庆、天京二战役，围点打援，逼着太平天国把最精锐的部队一波波往敌人最坚固的工事前面送。安庆之战消灭了陈玉成全部主力，而天京之战耗光了李秀成精锐部队。
（5）远见。曾国藩曾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幕府之盛，多达四百余人，其中成为封建大吏的有数十人。但这只能说明他善于识人用人，还不足以说明其远见。他的远见在于派遣数十名少年留美，可惜人亡政息，留学政策被终止，已派出的留学生也被提前召回了。30年后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下诏令天下督抚推荐西学人才。结果推荐出来的不是老吏循吏，就是康有为这样的冒牌西学。由此可知，真正的人才是不能随时招聘来的，而是需要提前培养的。如果曾国藩的留学政策一直持续下去，至少在人才储备方面，中国绝不会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国运也就可能完全不同。每读历史，总感慨于曾文正公的谨慎和魄力。谨慎是指，他拒绝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作序，魄力是指，他悄不作声地开始为后续改革储备西学人才。对比之下，翁同龢把《校邠庐抗议》推荐给光绪帝阅读，把康有为作为顾问推荐给光绪帝。一部三分之二复古、三分之一改革的沽名钓誉之书，一个居心叵测、不中不西的半吊子野心家，暴露了名臣和庸臣之间的差别，何其之大！
在治理和事功方面，胡林翼和左宗棠都不逊色于曾国藩。我们此后会详细介绍左宗棠治湘和胡林翼治鄂，而曾国藩治理两江和直隶政绩比不上胡、左。左宗棠武力值堪称清末第一。胡林翼也毫不逊色。湘军大部分能打的将领都是在胡林翼指挥和提拔下建立功勋并成名的。甚至在残忍方面，曾国藩也比不上胡林翼。胡林翼在任湖北按察使期间，为建立保甲制度，仅在鄂南就逼迫当地族人交出3000多亲属，并作为匪类处决。在战争善后工作方面，曾国藩、李鸿章也远远比不上左宗棠。浙江大战之后不到50天，难民赈济，农业复产，豁免赋税，工商恢复都已安排得妥妥当当，甚至已在准备海塘修复工程了。而战后三个月，江苏苏州常熟等地死尸还没掩埋完毕呢（曾老九的金陵咱就不提了）。所以当时浙江战后善后工作公认为全国第一，浙江士民对左宗棠颂声不绝于耳。
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仍是湘系名臣中，当之无愧的领袖。这个领袖地位不是来自于才具，而是来自于上述五点表现出的领袖胆略和远见卓识。
咱们再聊聊左宗棠。前文讲了，曾国藩在安庆、天京二战役，结硬寨、打呆仗，消灭了陈玉成和李秀成主力。或许有人会问，太平天国为啥这么傻，不能绕过湘军的硬寨，打运动战？很遗憾，答案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有左宗棠，具体而言是因为左宗棠开创了湖南治理模式并被胡林翼推广到湖北。
自古反贼，无非两种，一种是流贼，一种是窃号之贼。流贼好理解，就是流窜抢大户，吃完一个地方，吃下一个地方。窃号之贼就是有根据地的反贼。
太平天国既有流贼的成分，比如前期从广西打到江苏，再比如石达开流窜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四川，也有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如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
对付流贼很简单，守住关键几个方向，坚壁清野，让他们攻不下物资聚集地，抢不到东西，然后集结精干善战的军队不停地予以打击，则流贼迟早因饥饿和疲惫散伙。
对付窃号之贼则是长期斗争，比拼的是双方的组织度和长期战争实力。
如果根据地组织度高，则敌人在根据地内是结不了硬寨、打不了呆仗的。就像国民党军在解放区遇到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典型战例是粟大将的苏中七战七捷和毛主席、彭老总的转战陕北。
然而，太平天国的组织度固然高于普通农民起义的组织度，却低于湘军，更是比我党差几十条大街。具体表现为：
（1） 虽然太平天国号称农民起义，却从来不重视农村根据地建设。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从来未执行过，换言之也就是从来没有进行过土改。后勤物资来自于所谓的“打先锋”，其实就是对富人们进行收刮。在一些控制较稳固的地区，太平天国的确建立了乡官制度，但这种乡官制度类似于包税制。旅师以上的乡官经常用一些土豪、劣绅和旧胥吏，目的是如果从农民手里收不上来赋税，就由乡官来包赔。
（2） 既然用了这些土豪、劣绅和旧胥吏，就必须照顾他们的利益。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初期，号召佃农们直接交赋税。佃农很积极地交了赋税，却又被告知，赋税之外，还要向地主交租。正常情况下，是地主交赋税而佃户向地主交租。而佃农的理解是交了太平天国的赋税就不必再交租，所以非常失望。
（3） 土豪、劣绅和旧胥吏对农民盘剥越来越重，引发各种抗税斗争。
（4） 土匪、会党们很喜欢太平天国，原因是太平军把清军赶走再撤离某地，他们就可以大肆烧杀抢劫了。太平天国却对土匪、会党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太平天国基本上不组织大规模剿匪，毕竟土匪给太平天国提供大量当地情报，乃至物资。然而，土匪对经济破坏性太大，根据我党经验，不剿匪就不可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另外一方面，太平天国对土匪、会党又抱着一种轻蔑的合作态度。轻蔑程度视土匪、会党的战斗力而定。
（5） 太平天国不重视知识分子，基本上把知识分子作为文书使用。也搞过一些科举，基本上能交卷就能考上。文官，除非肩负宗教或者军事职责，在太平天国治理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毕竟，太平天国是个神学政权，又是个枪杆子里建政的组织。
（6） 太平天国虽然也通过乡官组织民众，但总的来说不太重视民兵。当清朝团练向太平天国投诚的时候，太平天国并不积极对其进行改造，只是确保该团练地区向太平军缴纳足够的赋税而已。
（7） 太平天国异常重视贸易。他们保护贸易，向西方输出丝茶等产品，购入大量的军火。同治元年（1862年）4月，上海的一家洋行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向太平军出售3000支枪械、近800门火炮，还有近2万发子弹和近500桶火药。李秀成部装备了数万杆洋枪，其卫队清一色最新式来复枪。
（8） 太平天国注重把关键城市如九江，安庆，庐州，杭州，苏州，天京军事要塞化。主要方式是驱逐消耗粮食的普通居民，留下军队、家属、工匠和文书等有用人才，大量筑垒。通过这些据点，控制贸易线路。
（9） 天京作为小天堂被赋予神权上的特殊意义。洪秀全宁吃草根也从不考虑撤出天京。天京粮食则主要从安徽供应，一旦长江被湘军水师切断，则粮食供应必然出现大问题。
总之，太平天国不是一个全面渗透农村的政权。它是一个把城市要塞化以控制贸易、获取西方军火供应，在农村采用包税制以获取粮食和赋税的神学政权。安庆和天京是最关键的两个点，只要打击这两个点，太平天国只能不惜代价地反复来救援。因而，曾国藩可以结硬寨、打呆仗，围点打援，反复地把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消耗在湘军的深壕高垒之前。
历史充满了各种迷思。我始终不明白太平天国既然定都天京，为什么不学习朱元璋。朱元璋搜罗了大量读书人治理打下来的每个州县，慷慨地给予垦荒农民土地所有权，让大量军队屯田以减轻农民赋税。朱元璋甚至在与张士诚对峙的最前线也大搞屯田，并把当地百姓赋税降得很低，以至于民众自发抵抗张士诚军入侵。而太平天国的神棍们宁肯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坐在城市中“讲道理”，除了“打先锋”和搜刮赋税，绝不往农村多瞅一眼。他们敌视读书人，打下城池之后无人治理、又无法分兵固守，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结果象狗熊掰棒子一样，打来打去手里还是那么多要塞化的据点。
而湘军则不同。只要清政府舍得赏出地方大权，多数情况下湘军都能逐渐巩固已占领的地方。尤其是左宗棠出山之后，其办理善后能力超群，两三个月就能把他在湖南搞的那一套复制到新占领区，一旦治理体系成型，社会秩序恢复，太平军几乎再也没有可能重新夺占左宗棠控制的区域。左宗棠就这么一路从江西打到浙江，福建，广东，一路打仗，一路办善后，最终把太平军数十万余部清剿得一干二净，一点死灰复燃的可能都没有。
那么左宗棠是怎么治理湖南的呢？
第一，收回并销毁咸丰大钱，拒绝承兑户部宝钞。全国通货膨胀了十几年，湖南通货膨胀了9个月。之后，湖南成为全国货币币值最稳定的区域，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稳定了政府财政收入。
第二，矩阵化的保甲团练政策。既有以农村士绅（指秀才以上功名的读书人）为主办的地方团练，也有以宗族为基础编制的保甲。保甲与团练互为基础，互相加强，形成矩阵模式管理。而且是刑罚利诱+政治思想教育。农村士绅本身就是宣传忠孝节义思想的大咖，整天絮絮叨叨着忠臣孝子，搞得农民们中午多吃一个菜都思想压力巨大，别说外出当反贼了。整个湖南农村，就像我党的解放区一样，每出现一个陌生面孔，就马上迎来无数的怀疑目光和团勇的查询。但团练受到各种严格的约束，并不敢骚扰合法客商，所以工商业还是非常欢迎这种安定的治安环境的。至于真的抓住了各种盗匪和会党，有曾剃头开创的伟大先例，士绅就可以自主决定抓捕，并送到当地州县就地正法，司法成本那是空前的低廉。
第三，税赋征集全面由士绅处理。政府制定一个高于中央政府税率的名义税率，明确规定军队、州县、国库的分享比例，但不允许州县官员和胥吏的私自加收一文钱。州县官员违反者立即参劾革职，胥吏则没那么麻烦，当场乱棍打死。嗯，这又得感谢曾剃头的先例。如此，地主、农民负担下降了超过一半，而政府丁、漕收入翻倍。此外，湖南把铜钱和银两比值定得有利于农民，并允许以铜钱交税赋，进一步降低了实际税率。自左宗棠的丁漕改革之后，湖南极少出现抗税情形，地主农民积极完税，政府财政收入大增。
第四，变相承认私盐的合法性，允许从四川和浙江购入食盐，但加强食盐税收管理。
第五，加大湖南茶叶出口力度，一方面用茶和浙江交换食盐，另外鼓励湖南茶叶经过广东出口西方。后来湖北仿效此做法，汉口茶叶出口俄罗斯，甚至有俄罗斯人在汉口投资办了茶砖厂。
第六，加强军工产品和军需产品本地生产规模，长沙建立了大量作坊和工厂，生产火炮、抬枪和其它武器。
第七，重农但是不抑商。湖南厘金比其它省税率要高一些，主要是要拿出部分税率用于湘军军费，前期有东征局（支援曾国藩东征江西、安徽），后期有西征局（支援杨载福西征陕甘）。但由于货币稳定加上安全有保障，商人们还是喜欢到湖南经商。
第八，捐纳收入。除了湘军创建初期，基本禁止了对富人的勒索派捐。而湘军作为士绅政权，后期在湖南以及其它控制的地方是禁止勒索富人尤其是士绅的。曾国藩在奏折中指责已故浙江巡抚王有龄，其中一个重要罪状是向士绅大量勒捐（胡雪岩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所以和浙江上层士绅关系不算好）。湖南也不怎么出售官职。湖南吏治考核严格，官员徒有虚名，权力都在士绅手里，地方官员橡皮图章而已，所以即使卖官也卖不出好价钱。湖南的捐纳收入主要靠出售学额—地方上生员录取名额。一个永久学额大概价格1万两。也卖文凭。但周边省份都盯着湖南的文凭定价，价格总比湖南定得低一些，逼得骆秉璋不得不通过朝廷协调。
总之，在左宗棠治理下，湖南经济出现了战时繁荣，与江浙的惨状形成对比。湖南的丝茶和其它产品大量输出。湖南的大米，大炮、抬枪、小枪、火药、炮子、战船与湘军一起出现在周边各省及长江上下游。湖南财政收入提升接近4倍，战争期间累计提供了约3000多万两军费。
石达开后来带着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几十万大军流窜湖南。由于湘军在外作战，省内非常空虚。但左宗棠指挥着遍布各州县的士绅团练，石达开在湖南基本上无法攻克什么有价值的城市，也无法在乡村获得足够补给。最后石达开兜来兜去，找了宝庆这么一个硬茬。宝庆是什么地方？也就是邵阳。如果说湖南人在全国以霸蛮出名，那么宝庆人在湖南人中以霸蛮出名，宝庆勇在湖南团练中是一流战力的。石达开怎么可能打的下宝庆？打不下来，就学习曾国荃围安庆那种层层堡垒、壕沟的长期围困。但是不久刘长佑和李续宜大军先后杀到，这些都是湘军中的精锐老队伍。二话不说，上来直扑石达开堡垒，连续攻克100多座，一下子就打通了和城内的交通线。石达开大败逃窜，主力尽失，从此一蹶不振，最后毙命于大渡河。
我有时候在想，为啥石达开要往湖南跑？往北方走不挺好么？经过陕西、汉中一样可以入川啊？
在左宗棠治理之下，湖南团练有多强悍？左宗棠获得朝廷任命襄办曾国藩军务后，回湖南招兵。一个月招了5804人。又训练了不到两个月，就带着新组建的楚军开赴江西战场。首先遇到的不是太平军，而是5-6万从广东进入江西的天地会军。左宗棠上来就开干，杀死大概5000-6000天地会，俘虏几千人，另外抓获并释放了天地会大批家属。楚军伤亡多少？3人。一个军官，两名士兵，如此而已。为什么楚军战力如此强悍？楚军中，有老湘营，有湖南各地团练选出的最凶悍老兵。左宗棠在湖南做了7-8年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和军事指挥官，各地团练都是他的老部下。左师爷回来招兵，哪个团练敢不把最好的兵员给他？他的楚军是新军，却绝少新兵蛋子。而且楚军有个特点，那就是楚军的运输兵（长夫）也是能打仗的，当战斗兵伤亡，运输兵马上补充进来，战力丝毫不减。
基本上，湘军所到之处，都是左宗棠湖南治理模式的粘贴复制，只是成绩不同而已。后续我们会再讲一下胡林翼治理湖北。
总之，湖南更是清代士绅掌握政权的大本营。而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搞农民运动的，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后续会分析。
阁下当得起国史第一，雅俗共赏，现今能你耐心看完全文的年轻人应该不多了。
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重新审视历史，会有不同的心得。
举个例子，我写此文参考了刘江华《从清宫档案看左宗棠樊燮案真相》。刘江华经过缜密地分析清宫档案，完全推翻了清代各种笔记史料说法，而这些说法为今天市面上绝大多数书籍所采用。
刘江华考证出，左宗棠没有辱骂或殴打樊燮；樊燮也没有控告左宗棠为劣幕；咸丰更没有给官文下令，如果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以就地正法。
事情很简单。湖广总督官文推荐永州镇总兵樊燮署理湖南提督，也就是代理湖南省军区司令。咸丰批准了这个任命，并允许樊燮进京面圣。
湖南巡抚骆秉璋不可能不考察一下这个即将成为湖南最高级别武官的樊燮。但樊燮经不起在放大镜下看，各种腐化劣迹暴露了，被骆秉璋上了一个《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咸丰帝下旨：“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
樊燮不仅没升官，原来的职务也丢了。自然不服，就京控，也就是向中央政府申诉。樊燮诉状说，骆秉章之所以要参劾他，是因为贺炳翊的诬告。贺炳翊是樊燮的下属，任职永州镇中营守备。贺炳翊伙同永州知府黄文琛"滥邀保举"，也就是没立相应的战功却得以被奏报请赏。贺怕樊燮告发他无功受保，便与黄文琛串通先发制人。樊燮指责会审各级官员为了迎合骆秉章而逼其改供认罪，又指责骆秉章在一个多月之内没有调人证前来，只是凭帐簿就将其认罪。
有没有涉及左宗棠呢？有。樊燮诉状说：“（贺炳翊）并商同巡抚署左幕友最为亲密之前署永州镇中营游击侯光裕，通知左幕友”。即贺炳翊通知侯光裕，侯光裕通知左宗棠，左宗棠告知骆秉章，最终致使骆秉章参劾他。
那么左宗棠的角色仅限于传递信息。谈不上樊燮告发左宗棠是“劣幕”。
咸丰帝派了钱宝青会同官文调查此事。官文是想把左宗棠牵扯进来的。他在一份密折中说：
“伏查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奴才等一面就本案供情留心根究，一面仍加密访。如其形迹与此次折件稍有干涉，即当遵旨会同复审。如查系昔日劣款，与此折无干，即由奴才官文另行专折参奏，断不敢稍涉偏徇。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换言之，即便左宗棠在樊燮案没有把柄可抓，官文也要秘密调查是否左宗棠存在以前的劣迹，另案参奏。这一做法，咸丰很赞同，在该奏折上批了“甚是”二字。
最终有没有查出什么劣迹呢？刘江华引述官文后续奏折：
“再，前经奉密查之件，奴才等业将查无确据情形附片密奏。连日明察暗访仍无端倪，现正案已结，臣钱宝青例应于拜折后起程北上，应仍由奴才官文另行专折奏覆，合并奏明。谨奏。”
也就是说，官文并未给出左宗棠为劣幕的证据。当然，这个过程很曲折，肯定涉及钱宝青，可能涉及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乃至肃顺等许多人。但说法纷纭，且缺乏刘江华这样缜密的考证。就不再赘述了。
至此，专业历史学家的任务完成了，该咱们民科上场了。民科考证不了细节，只能看大轮廓，而时间线是最好的大轮廓。
樊燮案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在曾国藩从江西溜回老家守孝这段时间，骆秉璋和左宗棠派出多支军队援赣，彻底扭转了江西战局。骆秉璋/左宗棠组合，不仅替代了曾国藩对江西湘军的指挥，还发挥非常出色。在曾国藩回到江西之后，石达开带着三十万人进入湖南，骆秉璋/左宗棠在宝庆之战中打垮了石达开主力，石达开部下要么被歼灭，要么脱离石达开，致使石达开逃窜到广西后，身边只剩下1万人。
宝庆之战的庆功宴刚散，樊燮案就爆发了。很显然，骆秉璋/左宗棠功劳太大，风头太盛，招致了满人猜忌。我官文偏偏任命你不喜欢的人当湖南提督，你干掉我推荐的人，我就秘密调查你的师爷此前“劣款（迹）”。而皇上明白着呢："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鉴之中"。
樊燮案结果很清晰：左宗棠被迫辞职，骆秉璋因为和官文不合，坐不稳湖南巡抚了。
虽然官文并没有上奏什么左宗棠的劣迹，但左宗棠还是被迫辞去了师爷职务。左宗棠在一封信中大意说，我在湖南触犯了那么多官员胥吏的利益，谁知道什么事冷不丁冒出来，搞的象樊燮案一样，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牵扯进去。
咸丰十年六月，骆秉璋被任命为“督办四川军务”，率湘军入川追剿石达开。注意：不是四川总督，而是督办军务，也就是没有地盘、没有实权的客军指挥官，类似于曾国藩在江西的角色，权力其实比湖南巡抚小多了。咸丰十一年骆秉璋才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转机来自于江南大营溃败。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二十日，左宗棠被任命为四品京卿襄办曾国藩军务。为啥不是骆秉章或者胡林翼？因为骆秉章坐镇宝庆之战，胡林翼指挥九江之战都太牛逼了，不如找一个近期风头偏弱的好控制。
总之，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民科也是能发现一些规律的。如果线条再粗些，还能梳理出更多的脉络。晚清历史好在足够近又足够远，不至于为屁股所累，又不至于完全无关痛痒。更足够曲折精彩，我鳖从晚清到民国，啥思想没尝试过？啥幺蛾子没见过？果粉洋奴有啥好得瑟的？
从历史回忆录来看，民国早期，北洋军曾经打到过湖南，甚至重创过湖南土匪。
非常善于挖湖南乡下财主的窖藏，撅走财富无数。
这可能是“湖南自治”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一辈子最大的噩梦就是中国回到北洋时代。毛主席作为一个和平主义活菩萨，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是湖南师范学生军对抗傅良佐溃兵。他在学生时代就是湖南驱逐张敬尧运动的领袖人物，而驱张的后续就是湖南自治运动，毛主席作为湖南人民代表前往北京请愿。
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问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毛泽东认同邓小平的回答，同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同理，彭德怀作为军头在庐山会议挑战毛主席挑选的文官接班队伍。尽管彭德怀的万言书内容是对的，毛主席对彭的意见也是认可的，而且打压彭会造成党内力量失衡，毛还是坚决打压了彭。黄克诚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北洋时代军人干政顾忌之深。
刘少奇看到了这一点。在庐山会议上火力全开，实际上是逼迫毛主席在军人干政与文官政体之间二选一。他赌对了，毛站在了他的一边。刘的官僚派系势力大增，逼迫毛主席发动文革，予以反击，试图以群众运动和三结合避免周期律的出现--也就是前苏联和今天俄罗斯的悲剧。
算什么回答，简直恶心。
万言书可算对，但是后面代表的意图不能说对。正好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
见后。
https://www.talkcc.org/article/4861509
再用符合逻辑的推导再现历史轨迹的必然，所以很牛逼的说，光挖坟算不得真本事，你这可是真本事。
我就不信，你们湖南没出过汉奸。
内藤湖南算一个吧？
彭可是写的私信，不是公开。
认为彭对，干嘛任彭总文革中遭迫害？
他是一大代表又是大汉奸.
陈公博不是湖南人，但他老婆是湖南人。她是李达老婆王会唔的闺蜜。李达老婆负责一大会务工作。已婚的陈公博一边开会一边追求这位闺蜜，两人私奔留学了。陈公博还把一大文件作为附件发表在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中。
这个论文保存了一大核心文件。否则就遗失了。
不引入林，怎么反击刘？
后来林彪邓小平之间，毛也没有支持林啊。最终林出局。他不出局，邓哪有机会？
林71年9月倒台。。。
邓73年4月才复出。。。
林邓之争？！
若非无人可用，哪有邓的机会。。。
连续搞掉对自己有威胁的太子/继承人。。。
最后选择一个弱太子，试图建立几方制衡
（华国锋，江青/四人帮，老功臣，象不象司马炎给傻太子的部署）
幸好没有儿子能继承，否则老功臣们真活不了了。
1955年邓小平林彪同时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唯二的增选，两人此时党内起点差不多。
之后邓小平任政治局常委，而林彪还是委员。但林接替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还是半斤八两。
打到刘少奇之后，邓小平的地位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刘少奇开除党籍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遭遇。
之后林彪火了一段时间，但在中美开展外交活动之后，林因为与苏联关系比与美国关系密切，必然靠边站。林头铁，不愿意低头，出逃了（也可能是被裹挟）。而邓曾与康生合作，搞了中苏论战，显然更适合未来的政治格局。
毛随后给了邓复出机会，邓和林一样头铁，坚持了他原来的政治立场，又被撸下去了。之后毛逝世，老干部复辟，中间华国锋过渡了一下，很快老中青三结合和左右平衡格局被打破，邓清洗了文革新提拔的干部，又借口干部年轻化让老干部靠边站，组织了新的寡头分享权力格局，成为最大的受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