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4)（下） -- 狂草舞茅

近年来有一种风气，鼓吹小政府，由乡贤们代替政府实行基层自治。那么，在绅权扩张的晚清，湖南和江南士绅基层自治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模式。在明清两代，皇权是不下县的。民国时期，则分为两阶段。北洋军阀时期基本上是清朝体制的延续，后期国民党政权下延至区公所一级，也就是最基层的区公所负责若干个乡的行政事务。国民党统治时期，封建社会的士绅阶层因为科举制度的解体早已不占主导地位。国民党起源于会党，本质是黑社会+买办，自然不遗余力地排斥任何稍有传统道德的阶层，包括封建士绅。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区公所往往为土豪劣绅、土匪恶霸所把持，欺男霸女，横征暴敛，农村秩序大坏，甚至不如清朝，导致农村经济凋零破败。而我党的触角则延申到每个自然村，甚至根据人口的不同，把壮年，青年，妇女，儿童都全部组织了起来，重新构建了农村秩序，经济、文化、道德均获得复兴。在基层对决中，国民党可以说是完败的。仅以财政动员能力而论，解放区1946-1947财年的税收总额折合约80亿斤粮食。国统区同期政府收入仅为2亿多美元，折合约为73亿斤粮食。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具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实际税收能力居然高于具有3亿人口且控制着绝大部分通都大邑的国统区。考虑到国统区实际税率远高于解放区，显然国统区大量的财政收入在低效率的管理模式中消耗掉了。这场效率竞争决定了谁来主导神州大帝的命运。

回到明清。既然皇权不下县，基层该如何治理呢？大体有三种并行的模式。一是保甲制，保长、乡约等由政府任命，保长完成赋役，乡约力行教化，可称为准官吏，但不属于公务员系列，不领官俸。理论上讲，以村落为基础的“里”在完成其赋役征收功能的基础上也具有一定的村落自治功能。尤其太平天国大乱之后，清朝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尝试恢复保甲制度。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保甲制度的运行是没有效率的，甚至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原因在于，保长、乡约虽然受政府委托，但没有可支配的资源，更缺乏足够的人望。基层事务繁杂，如果认真实现政府期望的职能，所需开支并不小，但是保长、乡约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均低于士绅，即使划分出一部分“公产”作为其公共事务的经费，其支配权往往低于士绅。但士绅又不屑于充当地位卑微的保长、乡约。所以，保甲制度在资源错配的情况下，是必然失败的。

那么士绅能否担当起联结皇权与农民的重任呢？如果能，则今天的“乡贤”或许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不能，则“乡贤”无非是民国土匪恶霸控制基层社会的前奏。本人研读清末历史发现，不否认在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士绅的崛起的确有重大政治和经济作用，然而长期来看，无论是湖南还是江南，绅权要么是一种无效率的存在，要么是上噬皇权，下吃农民的膨胀势力。那种父慈子孝、岁月静好、安于联结皇权与农民的绅权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恐怕也只存在于某些居心叵测的学者臆想之中。原因在于，绅权一旦放虎出笼，就有足够的影响力左右基层政府，而政府却无能力约束士绅。结果就像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描述的“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紳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 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今不但官与紳不洽，即民与紳亦不洽。且不但民与紳不洽，即紳与紳亦不洽。以致渙若散沙之弊，全实惧焉”。换言之，绅权扩张的长期后果必然是，官绅不和，绅民不和，绅绅不和，导致基层社会成为一盘散沙。

第三种途径是胥吏。胥吏的优点在于作为官员的下属，理论上是要执行官员的意志的。但缺点是，有利时执行有力，无利时阳奉阴违。清代条例繁杂，外来的官员既无法掌握规则，又不能及时更新信息（如土地产权变更信息，水旱灾情信息），而胥吏往往世袭许多代，又是本地人，具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官员为了完成业绩考核，往往受制于胥吏。此一现象被称为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清代为限制胥吏的作用，对吏人差补、解试出职和停降都作了细致的规定，但效果甚微。士绅阶层中，不肖之徒会和胥吏勾结，鱼肉百姓。有操守有理想的士绅则又会对胥吏非常敌视。江苏士绅冯桂芬曾请求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士绅替代胥吏，曾国藩虽然对冯桂芬客气又尊重，但对此提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那么，从政府官员的角度看，既然保甲制度不靠谱，那么士绅和胥吏两者该选哪一个呢？胥吏贪蠹害民，而士绅不受官府约束。

曾大人本人对此态度是异常矛盾的。

在曾文正还是个愤青的时代，那还用选吗？答案就是士绅。我们此前提到，曾国藩作为在籍士绅，私设了一个叫“湖南审案局”的法庭。这个法庭不看证据，不遵流程，只要士绅看谁不顺眼，报案给审案局，就基本上没有活路----砍头，杖毙，鞭刑，站笼，总之，有杀错没放过。抓的什么人呢？按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有教匪、会匪、盗匪。但是呢，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居然光明正大地承认：“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两名，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吏、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皇帝啊，我在长沙住所设了一个私人法庭，叫审案局，我聘请了两个靠谱的士绅作为法官，抓到匪徒，立刻严加审讯，[不仅教匪、会匪、盗匪死的很惨]，就算普通的坏人，如奸诈的书办，贪污的小吏，包揽诉讼之徒，还有诈骗犯，我都加倍严惩，完全不顾我大清刑法的有关规定。谁敢说曾国藩不诚实呢？

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之后，以左宗棠、黄冕、郭嵩焘为首的湖南士绅们，基本全盘控制了湖南的丁、漕、厘、捐、盐、茶、军需、粮台，政府官员拱手签字而已，胥吏敢反对，下场可能是“就地正法”。那个湖南审案局呢？继续营业，不过继任者没有曾大人头铁，业务范围缩小了些，改为“发案局”。

业务范围窄了，但营业地域扩大了。湘军到哪里，发案局就跟到哪里—比如江西。江西士绅们一方面给湘军募捐，一方面仿效湘军办团练。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寅恪的爷爷，维新派人物—就是江西士绅，和其父亲一起办团练，获得了曾国藩赏识，踏上了升迁之路。

曾国藩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理由之一是非法拘禁团练士绅彭寿颐。陈启迈撤职。

曾国藩参劾了安徽巡抚翁同书，理由之一是纵容苗沛霖杀害团练士绅。翁同书判斩监候，也就是秋后问斩。后来他爹帝师翁心存病死，朝廷加恩改为充军，死在充军途中。

曾国藩指责多隆阿，理由之一是多隆阿凌辱皖北士绅。多隆阿不愿意跟着曾国藩混，去陕西了。战死在陕西周至。

那么湖南有没有因为士绅掌权而变得更美好呢？许多湖南人做了官，发了财，淳朴的风气不再，霸蛮攀比之风盛行。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为例，他捐了个监生，在家管理团练，性格霸道，不但出入衙门自由，还私设公堂，手段狠毒，逼着县令按他的意思杀人，激起民愤，还代人追债。可谓恶行累累，连李鸿章都看不下去，投诉到曾国藩那里。

固然财富与权势打开了三湘四水的眼界，丰富了湖南人的思想。但是人们忘记了带来财富和权势的创业者们—罗泽南、李续宾等等，大多数是穷书生。这些人有不少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已死在十余年的内战之中。后来湖南第一流门阀的第一流士绅，如谭延闿，固然门第傲人，拒绝当黄埔军校校长，拒绝娶宋美龄—换言之，蒋介石所追求的，他全拒绝了。但其真实水平也就那么回事。湖南后续第一流的人物，如蔡锷、毛润之，彭德怀，粟裕多数来自中等或贫寒人家。

曾国藩本人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大权之后，对绅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他反对江南绅士办团练。他说：“团练之法，只能防小支千余之遊匪，不能剿大股数万之悍贼。其练丁口粮若太多，则与募勇之价相等，不必仅以团名；若太少，则与兵勇之价迥殊，不能得其死力。其团局经费，若取之於丁、漕、厘、捐四者之中，則有碍督抚生财之道；若设法于丁、漕、厘、捐四者之外，則更无丝毫措手之处。事权既无专属，刚柔实觉两难。”在他的建议之下，撤销了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和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的职务。

至于江南士绅办的团练，可谓一言难尽。在江南大营垮台之前，他们主要任务是背靠江南大营贪污团练经费。在江南大营垮台之后，主要工作是勒索富户财产。太平军占了上风，大量团练投靠太平军。清军杀回，他们又抛弃太平军投靠清军。

其次，曾国藩拒绝冯桂芬建议，用绅士取代胥吏征收税收。曾国藩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曾国藩的幕僚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阜宁县令请求丁日昌派炮船去收税，原因是当地士绅手里仍有团练武装，拒绝交税。丁日昌说哪有派炮船打士绅的道理。县令只好与当地士绅好言商量。士绅骗县令，说县令大人你先委派士绅负责征税，我们就完税。县令听从，签发了委任书。然后士绅有了委任书，就变成了合法的包税人，反而拿委任书和县令讨价还价，要求县令以旱灾的名义申请税收豁免，县令被挟制，只好听从。自然，穷人的土地是拿不到免税的，而士绅的土地肯定要免税的。税收豁免成了士绅兼并土地的利器。

实际上曾国藩根本不敢信任江南士绅。他让郭嵩焘来两江负责漕务和盐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然，郭嵩焘背后是曾大帅的湘军，所以才能成绩斐然。他后来去广东就栽了大跟头。

李鸿章是受上海士绅的邀请接收上海的。但到了上海，他就斥逐了邀请他的士绅，选择了一批与他亲近的士绅合作。苏州，常熟等地的善后也需要当地士绅。这些士绅最热衷于报复曾投靠长毛的包税人，即所谓的长毛绅士。最初是杀掉这些包税人，然后发现太亏。后来就逼迫这些人献出家产，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抢夺汉奸资产一个德行。虽然从长毛乡官手中搜刮的金钱“盈千累万而亿万，悉充善后经费”，但这些经费大多数进了善后局士绅的口袋，但饥民连口稀粥都喝不到。以常熟为例，李鸿章只得“立拿善后局董事李孙兰、王雨梅、钱竹菴、钱仲謙四人，周沐潤亦撤回。局务实已糜烂”。之后善后局归翁同龢的侄子翁曾荣负责，翁的风评是“倚势骄横，贪酷成性”，常熟善后局则 “刁劣董事，如蔓草生枝，层层剝削， 差役穷思极想，百計搜罗，实未办得一樁善后公事”。

同治三年，常熟善后局改为清粮局，负责征收地租。其中有一位非常奇葩的局董莫钟琳。咸丰十年常熟失守，莫钟琳家属曾报其殉难，获得朝廷抚恤。 常熟收复后，莫钟琳又“死而复生”，自称城陷当日”帶勇竭力抵御，寡不敌众，右腿左胁均被枪伤，昏倒在地，经民勇抢救，抬至寿兴沙，数月伤平，复患怔忡之病，医治经年始痊“。得知家属误报殉难，莫钟琳请求朝廷撤销抚恤。朝廷上諭：“莫钟琳既经遇救得生，何以迟至数年始知家属误报阵亡，所称养伤患病之处，殊难凭信。除將该員卹典撤銷外，其有无規避捏飾，仍著李鴻章确切查明，与江苏失守城池人员案內一并从严参办。”但李鸿章不仅不追究，反而把莫钟琳委任为清粮局委员。

薛福成給曾国藩上万言书，其中说：“今苏常松太各属，每县各有善後局，局数十百人，平居皆习为奸利，至无行义之辈。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乡党亲故，莫能相禁。以故岁糜巨万，报销于上官，不啻以一为五，道路嗟叹，以为不如其已。由此观之，孰若悉罢此輩，以节浮費而济事实哉。“

但是曾国藩又能拿自己提拔的李鸿章怎么样呢？弊端何止善后局/清粮局，战后江苏贸易越来越繁荣，许多地方厘金收入却越来越少，显然是贪污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知其中弊端，却碍于李鸿章的面子，无法深究。

太平天国期间，江南士绅组织了各种团练，军需局，劝捐局，善后局，厘局，绅权不可谓不扩张。但无一事不是弊端百出。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幕府内招募了数以百计的江南士绅，李鸿章更是和江苏浙江士绅大肆勾结，左宗棠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李鸿章有盛宣怀，左宗棠有胡雪岩。固然，盛宣怀于江南士绅渗透层面更广更深，胡雪岩则是商人，不入诗书攒缨之家的法眼。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江南金石学家、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澄葬送了老湘营的最后余脉，而湖南人谭嗣同和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常熟人翁同龢居然混成一个阵营。此时的湖南士绅，除了战死沙场的数百理学穷书生，和江南士绅又有多大区别呢？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黜，士绅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数年中回光返照，但接着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黑社会的斗争加剧，以及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登场，士绅的时代遂一去而不复返。清末绅权扩张最终带来的是官绅不和，绅民不和，绅绅不和，导致中国基层社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彻底沦为一盘散沙。

靡不有初，鲜有克终。在湖南理学读书人打起卫道大旗，对太平军挥舞屠刀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谭嗣同会改宗心学，和两广人站在一起批评自己的父辈贪婪好杀。曾国藩何尝想到自己招募的湘军裁撤后和太平军老兵一起成为袍哥，混迹于哥老会。自律向上堪称国人楷模的新建陆军到了国民党时期成了堕落、贪腐、淫邪、寡廉鲜耻的黑社会打手和买办帮凶。

鼓吹乡贤的大咖们，你们知道乡贤们怎么被国民党黑社会斗垮，导致中国农村彻底衰败，而衰败的农村又如何孕育出一共，一共又是怎么甩国民党反动派三百条大街吗？

可惜你学术根基太浅，也只能是撒苏马前卒的下场。你师傅当年就是这么败走的。

多补充一句，你没资格扯上一共。

千百年的农业社会造成这个地方的人，思想不太可能大变，湖南人“蛮霸”这个特点好像一直存在。

应该说西南地区这个特点一直存在，无非就是出产少，为了一点利益大打出手，比较原始而已，到了后期，都发财了，就要向心学靠拢，向江南人富裕的那一套靠拢了。

后面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生产方式的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自然也决定了管理模式。

说个不客气的话，中国没有搭上工业化的车，若还是以前手工农业生产那一套的话，我党理想主义消退后，可能仍然是封建王朝末年那一套！

周期律最根本的原因，竞争机制消失造成的。其实看宋朝，虽然弱，一直遭北方追着打，南北宋加起来好歹也319年，不比明朝和清朝差，而且内部商品和文化都是封建社会高峰，怎么说呢，可能还是外部有压力造成的！

所以，还是要走开放社会的道路，同时保持主体民族的稳定性！思想邻域乱不得！

治国不易！

鼓吹乡贤，未必是放权给乡贤，其实是吸纳乡贤来做事。虽然都叫乡贤，但此乡贤非彼乡贤也，党对于权力还是看得很紧的

我以前对乡贤二字也很反感，后来稍微了解了一些情况，觉得也未必是坏事。至少有可能把它变成好事的。

说得好听点，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说得难听些，给点甜头给我做事不能造反，亦即政治吸纳

现在的二共，跟主席不一样，主席是理论大家，从大本源到路线到具体操作，都是非常系统的，逻辑一致的。现在的二共理论，看着有用就行，什么都拿来改造一下，于是成四不像。比如现代化理论，有段时间我很反感现代化理论，它不是故意跟革命理论唱反调吗？后来细究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对于二共来说，这个现代化也只是招牌，跟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差距甚远

这个乡贤，可能也可以做如是观

清朝在太平天国冲击之下，社会基本秩序已经彻底崩溃，进入类似明末的恶性循环。

是士绅重构了社会秩序，延续了清朝寿命50年。对中华民族肯定是有利的，否则印度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分七块还是几块看运气。

迟至在1920年代，湖南士绅还联合民众发起了自治运动，制定省宪，开展选举，谭延闿和毛泽东都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不知你肯不肯相信，许多传统型士绅是支持湖南农民运动的。例如，谭延闿和毛泽东之间的良性互动维持到马日事变的爆发，而马日事变本身是国民党右派以金钱和权位诱惑发生的。事变之后，谭延闿这样的传统型士绅是被国民党右派边缘化无害化的。毛泽东在建国之后还对谭延闿感念不已，找到谭的侄子，给了一个文史馆专员职位。

真正反对农民运动的，是国民党右派。他们的起源是帮派与会党，他们的角色是买办和帝国主义帮凶，他们的财源是帝国主义分赃之后留下的关税盐税和附带政治条件的各种借款，他们阻碍中国的工业化，他们对农村从来只有搜刮没有建设。

随着国民党党部渗透县区两级的基层政权，传统士绅统统边缘化了。实际上类似于陈炯明和谭延闿这样的传统士绅是和国民党人渣是无法混在一起的。只是陈炯明选择了有限反抗，而谭延闿选择了美食。

土豪劣绅、兵痞土匪取代了传统士绅在农村的地位，进而导致对农村的搜刮和破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村经济彻底破产，反而给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留出了空间。越是国民党掌权最彻底的区域，比如浙江，农村衰败倒退越严重。国民党搞的浙江的农村改革随着国民党省党部对基层的渗透彻底失败了。

国民党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邪恶最反华最反动的存在。可以说没有做成过一件好事，而中国人民所有的大灾大难都和这帮人渣脱不开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短短四年内就被中国人民彻底抛弃。

用历史的名称必然会受到相应的牵连，以现在党国高层这么喜欢顶层设计，发明几个新称呼不要大简单，估计乡贤的顶层设计者自己都认为这里的乡贤就是那种旧社会的东东。

国民党左派的构成和渊源，若底层的开明或进步士坤都不见容于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又如何在国民党内存身？

所谓当政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其中很多人未必清楚。

另外，乡贤，似乎还没有写进中央文件罢，应该是有些人在鼓吹，多数未必抱有什么深刻的动机、路线和方向，只是看着有用就行

其中附带的条件之一是按列宁党的模式改造国民党。

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进行了组织改造，吸收了大量左翼青年学生。这些学生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此外还有农工干部。

整个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工作都是共产党帮着建立的。蒋介石搞不清谁是共产党，就统统地杀。比如看发型，大背头就杀。

此后，左翼青年大部分退出国民党，一部分参加了改组派。蒋介石对改组派还是杀。

因为屠杀导致国民党员数量大幅下降，就招收参与大屠杀的黑帮分子和农村土豪劣绅入党。搞党务的cc派做法全是陈其美的帮会做派，增加了特务手段，派系林立，内斗不止。

孙文首先和苏俄多方联系，试图和苏俄攀上关系，但当时苏俄看不上孙文，而是找了北方的北洋政府，包括实权派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

但南北两个秀才军阀吴佩孚和陈炯明都是民族主义者，都坚持苏俄退出外蒙古和交还中东路。也就是兑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

该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个协约国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旧俄“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包括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并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要求中国政府驱逐前俄政府的驻华公使和领事，与旧俄政权断绝一切联系，立即派出代表与苏方谈判建交。

俄国人靠得住，母猪能上树。事实证明这个宣言是个吸引眼球的大骗局而已。吴佩孚和陈炯明都严词拒绝了越飞的诱惑和拉拢。

但对于孙文而言，卖不卖国从来就不是心理负担。从东北到海南都能卖给日本，还差了外蒙古和中东路么？于是越飞为了交差，就和孙文一拍即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然后就派了鲍罗庭来建立合作。虽然中国国民党员人人都要打指模、烧黄纸向孙文个人效忠，但孙文搞不清楚国民党员有多少。有说6000的，有说3万的。鲍罗庭于是告诉孙文国民党作为一个组织，并不存在。

以后就是苏俄出钱，中国共产党出人，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章程等文件，都是共产党帮助搞的。象国民党在北京天津湖南的党组织，都是中共亲手建立的。尤其是青年学生工作，国民党那些老会党分子和五四洗礼的青年学生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何谈在青年中发展组织？

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很多地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组织工作，比国民党更清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对国民党基层情况根本不清楚。蒋介石就靠军队和黑帮杀害青年党员。基本上看着穿着时髦，梳着大背头，看着斯文，就杀头。绝大部分被杀掉的，还真不是共产党。